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有8026万党员。90年前，党的“一大”召开时，中共所有党员不过50余人。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全党人数为994人。这一年5月30日，为抗议日资企业枪杀为工人请命的共产党人顾正红，上海各界大游行，怒潮席卷全国、震惊世界，是为“五卅运动”。中共党员人数随后迅猛增长，年底已近万名。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先辈筚路蓝缕的开创艰辛，历历在目。人民英雄纪念碑设立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运动”两块浮雕，不为无因。
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发起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千余名中共党员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方向？鉴往知来，意义巨大。然而遗憾的是，在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最早的千余名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没有活到中年，留下入党告白自述者十不余一。今天我们刊出的是19位“五卅”前中共早期党员的入党自述。
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赴日留学，宣传反清。后创办《新青年》杂志，入北京大学任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1920年初起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一至五届中共中央负责人。1927年解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捕，入狱五年，获释后辗转入川，直至病逝。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辩诉状，1933年2月，《陈独秀文章选编》）
河北乐亭人。早年赴日留学，后入北京大学任教，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1920年初起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指导北方工作。中共二至四届中央委员，国共合作后，是国民党一至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被捕就义。
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狱中自述，1927年4月，《纪念李大钊》画册）
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20年春参与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任中共旅欧方面负责人。192５年因意见不合退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加入民盟。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0年摘帽，1979年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各阶层群众参加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工人参加了斗争，显示出这个阶级的巨大威力。“五·四”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
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所以这样讲，我理解一是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了解情况，认识的人也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宜于谈此事，况且建党一事又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大时，和大钊、我接触较多。那时，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我除了教书，也在图书馆做点事情。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彼此的观点许多是一致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大钊和我经常投稿。1918年底，我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工作接触多，关系也很密切。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所忆》）
浙江义乌人。早年赴日留学，《共产党宣言》中文译者。1920年夏在上海参与发起建党，1922年退党。长期在高校任教，从1952年至197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57年重新入党。全国人大一至四届代表，全国政协二、四届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五·四”后，除北京外，中等学校以长沙和杭州的知识界最活跃。
我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后回国，就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那时，新旧冲突很厉害。不到半年，浙江教育厅查办一师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个国文教员，罪名是：“非孝、非孔、公妻、共产”。（实际上，那时我们只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一师校长经亨颐不接受教育厅的命令，教育厅便撤去经的校长职务，另派校长到校，一师学生关起铁门拒绝新校长，政府当局派军警包围一师，以刺刀威胁学生，甚至有学生被殴伤，引起全杭州的师生公愤。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一师，支援一师同学。这种反抗旧势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没有的。外界人都以为学生内部有什么组织，实际上当时杭州学生还没有组织。
“五·四”前，新文化内容很杂，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受到欢迎，认为是“新”的。那时候，只问新旧，不管内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外来的思潮，同被列为新文化。后来，部分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看问题。同时认识到空谈的无用，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建立经过：上海本来有一个《星期评论》，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办起来的，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那个时候也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文章也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叫他到广州去（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意识到国民党无力，要吸收新的力量），他们就叫我代替戴的位置，参加《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
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年6月，《“一大”前后》）
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毕业。1920年秋在北京参与发起建党，先后领导青运、工运和湖北、湖南党组织。是三至六届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1931年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出党，在武汉大学等校任教。1979年起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中俄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于是一九二〇年五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到北京。
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需要的。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份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椿园载记》）
湖北黄冈（今团风）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0年9月在武汉参与发起建党，先后从事工运和军事政治工作。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27年脱党。1957年至1979年任国务院参事。
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建立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当时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陈独秀从北京到武汉讲演，以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加强斗争。五四运动期间湖北群众曾向督军署、省政府请过愿。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他到武汉后住在文华书院，在文华书院讲演了几次，讲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要自由、平等。
那时我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一年多了，当新闻记者。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路。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来武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让他来找我。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
刘伯垂回到武汉以后即开始物色同志，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约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
我在旧社会里是个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人。从学校出来，过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好象是水上的浮萍，大海的飘舟，不知向哪里去抵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经过了转弯抺角，才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我认识了我的前途，增加了我的力量，我再不是一个孤苦零丁的人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大转变！（我所认识的陈独秀，《包惠僧回忆录》）
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0年秋在湖南发起建党。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45年至1976年任中共中央主席。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斯诺谈话，1936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
女，回族，天津人。直隶女师毕业。五四运动在天津的领导者之一。1921年初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1961年重新入党），后加入民盟。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天津的文化本来就较北京落后，帝国主义侵入后，天津成了商埠，是买办资产阶级发财的地方，所以这里的绝大多数青年容易接受先进思想，而且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当时，天津青年的革命组织，也正是由这些先进分子首先建立起来的。
一九二〇年七月，天津“觉悟社”决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和我出国学习，九月间周恩来先出国了。这时，李大钊通过张国焘给天津写信，约我到北京谈话。我到北京见了李大钊，他说，北京已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希望我成为一个妇女成员。但是我拒绝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拒绝的原因是我和张国焘有一个感情上的沟壑。五四运动时，我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这个会是由天津发起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学生出席，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他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大约是在五四运动接近结束的时候，他向我提出恋爱要求。本来我们“觉悟社”的社员是不能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的，因而严肃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这时李大钊提出要我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因为张国焘也在小组里，我怕他再和我纠缠，就表示拒绝了。我对李大钊说：“我是要坚决革命到底的，但我还不懂得共产主义（当时我的思想认识水平确实很低），所以我必须学习懂了再入组，好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这次谈话之后，我就和张申府一起出国了。张申府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出国的路上，他给我讲苏联革命的概况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我的认识。因为张申府出国前已与李大钊商量好，要在法国成立海外党支部。我们到法国巴黎后，在一九二一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这时，我就加入了海外党支部。（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文史集萃》第一辑）
江苏淮安人。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早年赴日留学，1920年赴欧，在巴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中共五至十届政治局委员及常委。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1946年９月，《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
广东高明人。北京大学毕业。1921年3月在广州参与发起建党，从事宣传工作。1927年脱党，1945年恢复党籍。1952年被开除出党，1979年平反。
一九二〇年秋，我在“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为着贯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宗旨，曾与“北大”同学谭平山、陈公博等三人共同创办了一间日报社，名为“广东群报”，以宣传新文化，改造旧社会作号召，获得社会一般的拥护，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在我们的周围。
一九二〇年冬，陈独秀奉广东政府之命来广东主持教育委员会，同时负有华南组党的任务。原来他是五四运动时“北大”文科学长，与我们有师生关系。他到广州后，了解我们在广州领导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他常常向我们提出关于领导民众运动的意见，指出组织领导比个人领导的重要。他有一次特约我们谈话，指出我们以小集团是担负不起领导民运的任务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同意了。乃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广州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陈独秀为支部书记。从此以后，我们（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正式决定把我们原来的“广东群报”改为党的机关报，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发布第三国际及各地的工人农民运动与其它群众运动的消息情况。同时开办了一所工作干部学校，名为“宣传员养成所”，用以训练工、农、妇、青运动的干部。从此，我获得了党的领导，工作更加开展了。以上是我个人开始参加革命和入党的经过。（自传，1951年，《“一大”前后》）
湖南宁乡人。长沙育才中学毕业，1921年赴俄入东方大学，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一九二○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布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为纪念七一而举行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政协学习座谈会上所作报告的提纲，1948年、1951年，《刘少奇自述》）
四川仪陇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赴德，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54年，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34年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七届、八届、十届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九届中央委员。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
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同威尔斯谈话，1937年5月，《续西行漫记》）
四川江津人。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毕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领导军事工作和秘密工作。七至十届中央委员。1956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1959年至1975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沙洛瓦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学生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在法国时要好，还能经常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我的体质增强了。在这里，也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按说可算是“如愿以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使我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补习时，我同刘伯坚等同志接触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我们虽在异国，但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前，我的思想已经起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坚同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回来同我谈了会议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对我的思想发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少共”成立不久就向刘伯坚同志表明了希望加入“少共”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当时“少共”有个规定，为了保密，每个人都要有化名，互相通信或发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化名叫“向上”。
一九二三年初，我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法勤工俭学，《聂荣臻回忆录》）
湖南长沙人。木匠出身。1924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苏入中山大学，后从事秘密工作，专攻通讯机务。1959年被划为反党分子，1964年摘帽，1976年后平反。
我在十九岁时加入过湖南劳工会，常看见《劳工》周刊所鼓吹共产主义者，如一切生产机关归公家管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土地分给农民、减少工作、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等等……，由此我就趋向共产主义，但不知有个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所参加的运动，如五一黄、庞的一月十七在工厂中五十人罢工，这个罢工是无政府党所指挥的，以至到后来他给我两本书与我。一本《互助月刊》，一本广东茶居酒馆工人俱乐部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界说》。甚么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法、毁坏世界的疑案，意思是说在黑暗世界须要制造一个很大的炸弹，将地球毁坏。这时候我已在上海了。我夜间还在平民夜校读书，这时有学习英文，想高尚生活地位。学校有蔡林蒸、李成等同志与我谈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共产党互别，这时候我才知道罢中所指挥的是无政府党人。
我由这个罢工中所得来的痛苦是很多的，失业三年，家中困难饥饿不堪。后得友人介绍来沪始得减轻。我在十三至十七岁时的思想，不过是谋得衣食住算了。我自加入湖南劳工会以后就趋向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个人经过及思想的变迁的大概。
我自到上海来不久，就往平民学校读书。在读书的时候，有郭景仁、李成、蔡林蒸与我谈及工厂工作情形与厂主的掠削和压迫，我们工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如最近所需要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其利用本国军阀摧残民众，操纵经济权，宣传基督教，创办教会学校，以极恶的方法来迷木人民，使我国人民不觉，以便将中国变成殖民地。又谈及俄罗斯的工农执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工农阶级得到怎样的保障等等……而我们中国工农阶级的青年应如何努力达到最后的目的。当时我非常喜欢，因为又有几个与我表同情的人了。在这几天中，使我在学校中更有趣味了。最后又与我谈到俄国工人的专政背后有个党，就是工人的政党，共产党。他说我们中国非要有个共产党的组织不可。我就问他，我们要组织共产党要怎样起首呢？他说共产党中国也是有的，但是加入共产党不容易的，有许多条件。他是兵队的组织，铁的纪律，要个个党员能守绝对的服从，不雪露党的秘密。我当时问他，我们能不能去加入。他说将来给我一个一个介绍。过了几天就有地方通过到会，这就是我先不明白共产主义之后还有共产党，也从此明白了。我自去年五月加入以后，在上海杨树浦与各同志共同组织杨树浦工人进德会，当选为候补委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1925年11月，《党史研究资料》总第198期）
四川东乡（今宣汉）人。早年从军，参加辛亥革命。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5年在汉口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军运。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袁世凯复辟称帝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全国讨袁风起，袁世凯不久倒台。可是全国人民仍被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和官僚豪绅们所统治，在重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各派军阀都和外国帝国主义建立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联系，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各个军阀独霸一方，为争夺势力范围常年混战不已，弄得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惨不忍睹。这使我非常失望，原来抱着打倒封建、实现民主、救民于水火的理想已成泡影。于是我决心弃职离开四川，径直赴上海寻找出路。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也使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便立志到苏联学习。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发生，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中国人民中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在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下，我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五月），经朝鲜金笠和李某二同志介绍，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并答应我去苏联学习，当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于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回到家中，不上三天母亲就逝世了。把母亲安葬后，我留在家乡创办宏文小学，意为革命培养青年干部，招有学生三百余人。一九二五年初，中国大革命蓬勃发展，组织上电催我速去汉口。我走后宏文小学交王波办。后来由于王波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等，遭有具有封建意识的学生家们反对，于是学校便被豪绅地主们夺去。
我于一九二五年春抵汉口。由于我一九二〇年加入的是朝鲜共产党，到此时才由组织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回忆，1962年5月，《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
河南光山人。直隶一女师毕业。1924年入团，1925年3月在天津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妇运和秘密工作。七届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
我在1919年反对亲日派的五四运动中非常活跃，并领导学生同一些反动教师进行斗争。天津的学生5月7日行动起来了。我们把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头组织起来，因为要让男女学生一起行动是更困难的事。我们的组织是妇女爱国联合会，我们同男学生合作，其中就有周恩来。在这群情激奋的时候坐下来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我们把一位日本老师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材——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了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后来在天津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开始组织了一个大约有二十名领导人参加的组织，名叫觉悟社。我们在这个组织里谈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我们讨论俄国革命，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当时陈独秀刚刚开始组建共产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学生有郭隆真和马骏。今天这个组织里唯一活着的人可能就是我和周恩来了。这个时期为后来的活动打下了基础，对新思想虽然认识混乱，但至少教育我们要憎恨中国的旧制度，以及为改变这种制度要进行斗争。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
在北京呆了两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天津，在一所小学当教师。这时我的朋友全都受到了更进步的思想的影响。1923年，我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不久我就结识了好几个共产党朋友。在北京，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已经开始活动，我们在天津也同样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为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平等而斗争。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运动。在1924年以前，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1924年天津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在第一场会议上就加入了。我们成立了宣传部，我是领导人之一。入团三个月之后，我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妇女书记。（同威尔斯谈话，1937年5月，《中国新女性》）
四川荣县人。早年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发起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4月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统战和教育工作。1948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及其前身华北大学校长。六至八届中央委员。
布尔什维克解答了我多年对无数主义对于组织问题的疑问
当我在一九一九年初得读日文的《过激派》（布尔什维克）时，使我非常高兴的是解决我多年来不能解决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我常感觉中国直接生产者只有乡村中蠢蠢无知的农民，知识分子即所谓士大夫之流都是坐而论道、不事生产，这且不用说，而社会中稍聪明点的人，都不愿从事田间作业，情愿游手好闲作都市的无业游民，因而造成了广大的流氓无产阶层。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使我常常未能想出一办法，看到布尔什维克主张“不作工者不得食”的原则，这就解决了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中国官僚政治之腐坏几乎令人不能想像。民国以来，情形更坏，口仁义而心盗拓，把先民一点仅存的道德都抛弃无遗，如前面我遇到的就是一个例子，即使有一、二好处也不能挽救数十年来一天一天变本加厉的恶习，如胡适所说的“好人政府”在这社会中终究是废话。我看到布尔什维克主张必须粉碎旧政治机器代以新机器才能铲除一切污秽，这真是治疗中国官潦病疾的圣药。
第三是我在一九〇三年看了日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非常喜欢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我同李石曾等喜欢克鲁泡特金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时对于法国的合作主义也认为是到社会主义之路。我常同李石曾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有力的组织。”李说：“无政府主义是不要组织的，只须从教育方面多感化一些人就好了。”但我总是怀疑这样是很难有成效的。我看到了布尔什维克要以革命职业家来组织坚强的、战斗的党来消灭人类的敌人，改造成没有人生迫人的社会，这就解答了我多年对无数主义对于组织问题的疑问。
因当时省议会国民党占多数，对于刘湘等军阀不满意，故我怕刘湘利用此会来与省议会对立，而取得民选省民的地位。果然开会十余日，杨森等即派人示意要我将此会作为制省宪、选省长的机关，如果同意，他们以金钱来支持此会。我说：“选举省长应由省宪制定后，依法选出选举机关来产生，不能以此会来选举省长。”他们看我不能为他用，就用金钱来收买这些代表，有一、二最卑鄙的人已经被他们收买，事事和我捣乱，我就和省议会商议，把选举起草宪法委员会之权，由自治会议决交由省议会迅速执行，即将此会解散，以免为军阀所利用。刘湘因此极恨我以至于通缉我。这事又给我一教训，使我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铁的纪律的政党组织，临时结合的团体是不可靠，而军阀统治下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以实现的。因此，我就有组织共产党的企图。
一九二二年我被聘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这里能乐育英才，又有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因我年龄不合不能加入青年团。当时李硕薰、余泽洪两同志在第一中学，童庸生同志在高师，恽代英同志在泸州为杨森办学校，杨给以数千元到省外去购买新书及仪器，待其买得归来，杨森已失败出川，当其在途中时，有人劝代英：杨已不在，或运往他处，或据为己有，何必再运往泸州。恽代英同志说：“我为地方人民作事，不是与个人作事，必须运到学校去。”这种高尚的道德思想，表示了我们共产党员的纯洁。
代英同志到沪州后，地方军队把他关在监牢里，我大为愤激，严电斥责驻军，并请代英即日来成都任高校教授，驻军与我相识即让他来成都，代英同志极受青年欢迎，其在川中的影响极大，约一年后代英同志出川。当时四川与外边交通断绝，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我就与杨闇公同志等二十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赤心评论》杂志，组织工会、农会。
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到北京，见到童庸生与赵世炎同志，我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我去信四川要他们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外边已有更大的全国的组织，我们就该立刻取消以保持党的统一。（六十自述，1940年，《重庆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湖北黄陂（今大悟）人。窑工出身，1925年4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从事军事工作，先后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十五军团军团长等。八届、九届中央委员。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吝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月8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月。（生平自述，1965年1月，《人物》1981年第3期）
四川广安人。广安县中毕业。1922年在巴黎入团，1925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后赴苏入东方大学。七届中央委员，八届、十届政治局委员，十一至十二届政治局常委。1956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的痛苦，于是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1926年1月，《邓小平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