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2018年10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两年多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有什么进展？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哪些成效？未来又将怎么继续加强？
在今天（2018年10月24日）上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2016年以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交出了答卷，发出了破解执行难题的“最强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2016年以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请审议。
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由来和任务目标
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整个司法程序中的关键一环，事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及时实现，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诚信基础，事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提升，事关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司法裁判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权利义务、实现定分止争，而执行工作则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诉当事人权益，最终化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因此，执行的过程必然是司法活动中各种矛盾剧烈冲突、对抗性最强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日趋活跃，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一些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被人民群众称为执行难，执行不了的法律文书被称为“法律白条”。长期以来，执行难不仅成为困扰人民法院的突出问题，也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将严重损害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影响党和国家形象，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
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来看，执行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查人找物难。相当数量的被执行人想方设法以转移隐匿财产、隐藏行踪等手段规避执行，甚至暴力抗拒执行，严重妨碍了执行工作开展。人民法院通过登门临柜的方式查找被执行人行踪和财产，不仅耗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能够覆盖的地域范围和财产形式十分有限。二是财产变现难。人民法院查找到的财产很多是房地产、车辆、船舶、股权、证券等，需要评估拍卖。鲜活农副产品、飞机、有毒或易燃易爆危险品、金融经营资格等特殊财产对评估拍卖的时限、方式要求更高。但传统拍卖模式周期长、佣金高、成交率低、廉政风险大，不利于财产顺利变现。三是排除非法干预难。长期以来，有的单位和个人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干预、妨碍执行，有的甚至截扣执行标的物、围攻执行人员。在防止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两个规定”颁布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但干扰执行的情形仍时有发生。四是清理历史欠账难。执行难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由于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缺乏合法规范的甄别退出机制，陈案越积越多，有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存在严重风险隐患。一些矛盾尖锐的信访老案化解难度很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予以解决。
执行难成因复杂，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交织的集中体现。从内部原因看，一是执行规范化水平不高。一些法院存在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及乱执行现象，违纪违法、徇私枉法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执行人员力量和能力不足。近年来执行案件每年都在600万件左右，执行干警年人均办案达150件左右，执行队伍的人员配备和能力素质不能充分满足工作需要。三是执行制度机制不够健全完善。法院内部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存在衔接不畅问题，评估拍卖环节存在较多弊端。四是执行工作管理不够规范。执行实施过程具有相对分散、节点多等特点，异地执行、现场执行等环节监督管理困难，存在较大管理风险。一些法院执行案件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执行管理失序。从外部原因看，一是社会诚信体系不够健全。一些公民的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不够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社会成员信用记录相对缺失，对多头开户、各种财产形式登记在他人名下等基础性信息缺乏有效掌握，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尚不健全。有的当事人规则意识淡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有的甚至通过虚假诉讼等方式，达到拖延执行的目的。二是执行依据复杂多样。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仅负责执行民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法院自身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还负责依法执行仲裁裁决、部分行政决定、公证债权文书、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境外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境外仲裁机构的裁决等生效法律文书。部分仲裁、公证行为引发当事人较大争议，被执行人不断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或异议，影响执行工作质效。三是执行标的种类繁多。当前各类新型金融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权益等财产形式日趋多样，但监管、登记等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隐名投资、股权代持等情况给财产查控带来障碍。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形式除金钱给付之外，还包括腾退房屋、赔礼道歉、赡养老人、抚养及探视子女等行为给付，执行难度较大。四是法律和配套制度不够健全完善。我国尚未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执行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仅有35个条文，很多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在配套制度方面，我国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与执行案件有关的救助制度也不完善。实践中对拒执罪适用较少，法院与有关方面配合形成合力不够。五是多种经济社会矛盾交织。执行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大量矛盾激化的群体性案件最终都汇集到执行领域，聚焦在款物分配清偿等攸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环节。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权、房产、股权等权属争议的案件，标的额巨大，往往关系到众多申请执行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权益，加大了矛盾化解和执行难度。
需要说明的是，执行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不具备执行条件，即使法院穷尽一切措施，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这类案件，一般称之为“执行不能”案件。近年来，我国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升，2016年、2017年分别为51%、57%，剩余40%多未自动履行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约有5%属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约有43%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换算下来，民商事案件中，约18%的案件是“执行不能”案件。这类案件所涉债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债务。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甚至处于无人员、无财产、无办公场所的状态，这些“僵尸企业”在执行中形成大量“僵尸案件”。另一类是自然人债务。一些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被执行人自始就财力有限，甚至“家徒四壁”，确无清偿能力。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认为生效法律文书是以国家信用作背书，只要有生效文书就一定要执行到位，要求法院兜底、承担化解一切风险的“无限责任”。从世界各国通例来看，“执行不能”案件都属于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并非法院执行不力所致，需要通过个人破产、社会救助等制度机制予以解决，不属于申请执行的范围，不能进入执行程序。但在我国，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并未置之不理，而是通过严格审查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纳入“终本案件库”管理，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有财产必须及时恢复执行，尽最大努力、穷尽一切措施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将解决执行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的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解决执行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与法治环境；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支撑；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在全国法院历年来执行工作基础上，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人民法院通过推动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加大强制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加快执行信息化建设、推动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举措，是有条件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因此，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确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四个基本”，即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现象基本得到遏制，人民法院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的情形基本消除，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的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行等相关配套机制应用不畅的问题基本解决，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基本执行完毕。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解决执行难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较多，人民法院不可能轻轻松松、轻而易举、和和气气就能解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坚决破除藩篱、攻克关卡，才能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围绕执行难问题的关键症结，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考虑执行案件数量和执行队伍现状，本着自我加压、倒逼执行质效，同时坚持实事求是、防止定出不切实际目标的原则，将“四个基本”具体化为“四个90%，一个80%”的核心指标要求，作为阶段性目标，即
90%以上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执结，90%以上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符合规范要求，90%以上执行信访案件得到化解或办结，全国90%以上法院达标，近三年执行案件整体执结率超过80%。目前，各级法院都在按照既定方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目标要求。
为客观准确评价“基本解决执行难”情况，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的4个部门、13家媒体、15名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团队，独立对“基本解决执行难”进行跟踪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于2017年对外发布了评估指标体系，今年5月又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完善，在执行实际效果、当事人满意度、社会认可度等方面增加了指标、加大了权重。目前，第三方评估工作正在陆续开展。
二、“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的进展及成效
2016年3月以来，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推进执行信息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深化执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改革，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刀刃向内，全面打响“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2016年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884万件，执结）。网站全面汇聚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司法政策、工作信息，为各级法院宣传执行提供“一体化”平台，为广大群众了解、监督执行提供“一站式”服务，是全景展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重要窗口和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平台。
1.网络查控系统助力执行邓某与王某、李某合同纠纷案
邓某与王某、李某合同纠纷一案，江西萍乡湘东区法院审理后判决王某、李某共同支付邓某5万元。判决生效后，王某、李某均未履行偿付义务，邓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向王某、李某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执行材料时，向其告知履行期限及法律后果。王某、李某迫于执行压力，主动向申请执行人邓某偿付了3万元，并承诺剩余款项在2个月内全部付清。但约定期限届满后，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官均无法联系上两名被执行人。执行法官随即到当地村委会调查了解，得知王某、李某已外出务工、去向不明，案件至此陷入困境。经财产调查，二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登记信息，该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案件终本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放弃，仍定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二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8个月后，当执行法官像往常一样再次进行网络查控时，发现二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足以偿付申请人邓某的执行款，随即通过网络冻结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并将剩余执行款2万元扣划到位。本案执行中，网络查控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已经终本的案件得以顺利执行完毕。
2.浙江某建设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招投标案
汪某与浙江某建设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安徽宣城中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浙江某建设公司一次性给付汪某工程款7万元。浙江某建设公司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义务，汪某遂向安徽旌德县法院（本案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向浙江某建设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告知其如不能按期履行，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该公司并未按期履行义务。考虑到该公司有还款能力但拒不履行义务，法院依法将该公司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冻结其公司账户。因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无法参加招投标，日常经营受到影响，该公司主动缴纳7万元执行款以及诉讼费、执行费，案件顺利执结。
3.杨某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被限制出境案
夏某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李某某、万某借款100万元，杨某某作为担保人。借款到期后，夏某某未能按照约定偿还，李某某、万某遂起诉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夏某某愿意在期限内偿还所有借款，杨某某承担担保责任。但夏某某、杨某某均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义务，申请人向四川射洪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多次电话联系被执行人，要求其主动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依然东躲西藏，始终不愿履行。当法院得知担保人杨某某购买了俄罗斯世界杯门票并办理了护照、准备出国看球后，及时与出入境管理部门联系，对杨某某实施限制出境措施。杨某某得知后，马上联系执行法官，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主动偿还了30万元。此后，四川射洪县法院联系出入境管理部门取消出境限制，杨某某得以赴俄观看世界杯。本案是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实行联合信用惩戒的典型案例。
4.波音747飞机网络司法拍卖案
某航空公司因巨额亏损于2011年12月26日停航，其主要资产为三架波音747货机及11台发动机。自2015年10月26日起，三架波音747货机在线下进行了6次拍卖，但均以流拍告终。2017年11月20日，在深圳中院指导下，三架货机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正式开拍，这是我国开展网络司法拍卖以来首次通过在线平台司法拍卖飞机。三架货机（含11台发动机）共约合人民币3.9亿元，起拍价分别为1.226亿元、1.34亿元、1.35亿元，保证金均超600万元。其中两架货机各有两名买家报名参拍，另一架货机有一名买家报名。此外，还有5000多人设置拍卖提醒，近80万人次“围观”。最终，起拍价为1.34亿元的货机，经过26次竞价后，被某航空公司以1.6亿余元拍得；起拍价为1.35亿元的货机，经过27次竞价后，也被同一家航空公司以1.6亿余元拍得。第三架货机由于处于破损状态，仅剩下机身以及3台发动机，导致其流拍。2017年12月22日，第三架货机（含3台发动机）再次在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起拍价为9800万元。经过49次竞价，最终被国外某航空公司以1.4亿余元拍得。
5.高速公路收费权网络司法拍卖案
2015年6月，湖南衡南县法院根据湖南高院裁定，立案执行申请人某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某基建公司、某高速公路开发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额本息逾7亿元。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二被执行人对外尚欠金融借款和各类工资、工程款等债务本息超过100亿元，其名下无其它大额财产，仅有某高速公路收费权可供执行。基于此，法院决定对上述高速公路收费权进行整体拍卖。2018年7月13日，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束，某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公司最终以106.24亿元的报价成交，创下网络司法拍卖开展以来单笔成交价的最高值。8月3日，在法院组织下，该高速公路收费权顺利移交。
6.手机号码网络司法拍卖案
2015年7月，山东阳谷县法院对邱某诉张某、金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后，败诉的张某一直以各种理由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法院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对其限制消费并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仍无法执行到位。在案件即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时，法院了解到张某正在使用一个尾号为“99999”的手机号码，遂立即查封了该手机号码并裁定拍卖。经评估，该手机号码评估价格为146560元。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中，有25人报名参加竞买，经过119轮激烈竞价后，最终以483300元成交，溢价率达到229.76%。
7.强制腾退王某占用别墅案
被执行人王某因欠债3500多万元10年不还，2015年被诉至法院，又因败诉后拒不履行，2016年4月被立案执行。王某名下有一栋700多平方米的别墅，位于当地有名的高档住宅区，安排其90岁的小叔等人居住。王某本人则拒不还款并隐匿行踪。法院对王某其他财产进行处置，但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2017年浙江诸暨市法院查封该别墅后，王某为抵制执行，非但不安排高龄老人搬离，又安排患有直肠癌的亲属入住。法院干警顶住各种谩骂、威胁，多次上门做工作，均遭到王家抵制，拒不配合腾退。2018年1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王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通过多种方式查找王某下落。2018年7月6日，法院出动100余名警力、16辆警车，联合公安、120急救中心、消防等对查封别墅联合开展强制腾房，并成功腾退。腾退中，在别墅中搜查出200个纸箱的物品，内含大量奢侈品，包括爱马仕、古驰、普拉达等品牌的衣物和家居用品。
8.万吨粮食异地协作执行案
北京丰台区法院在审理北京某粮贸公司与被告怀远某粮贸公司、北京某商贸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保全查封了存储于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小麦。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因怀远某粮贸公司等拒不履行判决义务，北京某粮贸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涉案小麦。由于涉案小麦数量巨大、易腐烂变质，且需跨省异地执行，因此执行工作时间长、难度大、风险高。在中央政法委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委政法委支持下，在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高院、郑州中院、新密市委政法委、新密市法院的密切协助和配合下，北京三级法院共同发力，历时34天圆满执结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案，共计交付小麦10629.55吨。该案件的顺利执行，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重要作用。
9.赵某与李某探视权纠纷执行案
申请执行人赵某与妻子李某离婚后因无法探视女儿，就探视权向浙江杭州萧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认为，该案因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如果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将孩子接至法院再由赵某接走探视，虽然能够保障赵某探视权，但对于年仅4岁的孩子来说，很可能造成情感伤害、产生心理阴影，也不利于两个家庭的矛盾化解。因此，执行法官选择通过调解方式促进化解纠纷。经与二人反复沟通，待双方情绪逐步恢复平静后，劝慰引导其从保护孩子健康成长角度出发正确看待探视问题，理性协商探视时间、抚养费用等。当双方在调解中对孩子参加多少培训班以及费用承担再次发生争执时，执行法官以一名孩子父亲的身份现身说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引发情感共鸣、解开双方心结，促进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协商确定，赵某看望孩子将提前以微信联系，李某主动配合；孩子参加培训班由双方协商确定，费用平均分担。本案最终以赵某撤回执行申请而终结执行。
10.杨某夫妇与杨某林、杨某平赡养纠纷执行案
杨某夫妇的三个儿子杨某林、杨某富、杨某平，因埋怨杨某夫妇财产分配不均、偏心偏爱而拒绝赡养老人。经云南开远市法院判决，三个儿子每人每月向老人支付赡养费150元。判决生效后，杨某林、杨某平未履行法定义务，杨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杨某林、杨某平拒绝接听法院电话，并将执行法官电话设为黑名单。经多次走访村委会、村民小组干部，法院了解到二被执行人家庭经济情况完全有能力承担每月150元的赡养费，同时考虑到，案件标的额虽小，但强制执行会加重家庭矛盾，这个月赡养费执行完毕，下个月又无着落，两位老人颐养天年更无从谈起，法院仍希望二被执行人能回心转意，主动履行义务。然而，经法官、村干部、调解员多方做工作，二被执行人仍拒不执行，拒接电话、拒收法律文书。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察院监督下，法院到被执行人杨某林家中强制执行，刚进入村寨，杨某林为抗拒执行而逃跑，其妻子以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没钱为由拒不说出杨某林行踪。执行干警依法采取搜查措施，搜查出两张4万多元的银行存单，杨某林妻子迫于压力当场履行赡养费150元。在对另一被执行人杨某平进行强制执行时，杨某平以老人财产分配不公为由，也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法院决定对其采取拘留措施。面对执行威慑，杨某平认真反省、主动承认错误，缴纳了拖欠的赡养费，并保证此后会按时给付。一直在外躲藏的杨某林得知强制执行结果后，也主动来到法院，缴纳了拖欠的赡养费。
11.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与文某等四人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不能案
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诉文某、王某、文某国、廉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山东德州陵城区法院调解确认：被告文某、王某欠原告本金30000元及利息，于2016年3月起，每月25日前偿还5000元，直至本息全部还清为止；被执行人廉某、文某国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因4名被告未履行调解协议，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被执行人报告了财产状况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文某家进行搜查，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另查明，该贷款为三户联保，被执行人文某、文某国、廉某分别以借款人名义从申请执行人处各贷30000元，共计90000元交由他人使用。借款人经商亏损后离家出走，一直未找到下落。而被执行人廉某已62岁，无任何收入，被执行人文某、文某国系亲兄弟，家里只有一亩多地，且兄弟俩均患股骨头坏死，不能外出干活，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偿还欠款。本案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被执行人自始就没有清偿借款的能力。但银行在放款时没有认真审核借款人经济情况，未进行充分风险预判。多户联保看似相互担保、每个债务人都有保证人，但有时各债务人都没有履行能力，实际上市场风险非常大。此类案件，即使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原告也无法实现债权。
12.深圳某实业公司执行转破产案
2015年5月，深圳某实业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件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深圳宝安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特别是459名员工债权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在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深圳中院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有关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处理。2017年6月，深圳中院依法宣告公司破产。因破产财产有限，按照分配方案，在支付破产费用后，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合法权益、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机制作用，一是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件，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打通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纠纷，避免职工集体上访情况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秩序；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困境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充分有效发挥。
13.潘某某申请执行北京某运输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
申请执行人潘某某是一名７岁男孩，５岁时由于交通事故双目失明，前额颅骨被取掉。法院判决肇事车辆所属的北京某运输公司赔偿潘某某各项损失合计167万余元。由于该公司拒不履行判决，潘某某父母向北京顺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法院启动涉民生执行案件绿色通道，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扣划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但仍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为进一步震慑被执行人，同时达到以案释法的目的，法院对该案现场执行进行了全程直播，2名北京市人大代表现场见证，1200万网友在线观看。执行人员现场搜查了被执行人办公室，查扣了5辆货车，并向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陈某讲清法律规定和权利义务，对申请执行人一家进行心理疏导。全媒体直播执行取得良好效果。直播结束后两天内，陈某将剩余案款全部履行到位，案件圆满执结。直播期间，很多热心网友参与评论，有网友说：“这是一场有力度、有态度、有温度的执行。”还有网友说：“不仅要把案款执行到位，还关注申请执行人一家的心理健康，这才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
14.陈某、徐某某串通案外人恶意转让财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2013年10月9日，陈某驾车将行人柯某、陈某撞倒致伤，形成纠纷。福建莆田荔城区法院判决被告陈某赔偿两名原告经济损失共计8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陈某未主动履行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依法立案执行，向陈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陈某仍不主动履行赔偿义务，法院也未查到陈某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后经法院进一步调查查明，陈某为避免名下房产被执行，伙同其母亲徐某某私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将陈某房产低价转让给徐某某，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未实际交付房款，致使判决无法执行。陈某、徐某某转移房屋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侦查后对陈某、徐某某采取了强制措施，陈某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根据公诉机关指控，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判处徐某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被执行人陈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以虚假交易方式将自身名下财产转移至其亲属名下，逃避履行义务，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不仅被执行人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外人也构成共犯。法院依法追究二者刑事责任，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惩治了恶意串通拒不执行生效裁判行为，起到良好教育警示作用。
15.朱某某整容、改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朱某某先后因数起案件被法院判决履行债务，总金额达3000余万元，均未主动履行。2017年3月，武汉中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立案执行。朱某某为规避执行，潜逃外地，采取整容、改名、以虚假诉讼形式转让房产等方式，千方百计给执行工作设置障碍。法院想方设法查人找物，根据群众举报，数次赴外地追堵朱某某，后通过多种手段精准辨认将其抓获。2018年4月20日，朱某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朱某某被移送起诉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先后以“变脸老赖”进行深度报道，引起强烈反响。网友积极转发，对人民法院穷尽一切手段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作作风、破除万难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的执行智慧给予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