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妇女儿童这个话题一直备受人们关注。近期，400余份判决书背后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买方7成获缓刑。报道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具体情况赶紧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公安部3月2日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要集中摸排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这是国家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展开的又一重大治理行动。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低刑是五年有期徒刑，高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因此不少学者、人大代表呼吁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量刑标准。

　　近10年逾400份涉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决文书发现，在刑罚方面，将收买被拐妇女罪与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因而刑罚较重的案件不占主流地位，绝大部分判决仅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一罪进行定罪处罚，量刑普遍偏低，且缓刑的适用率较高，约占7成。

　　对于此类案件中收买方量刑偏低，或者缓刑率较高的情况，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指出，这是司法案例中客观存在的现状，“出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考虑，另外还有避免打击面过大，避免解救过程中出现的暴力阻碍，这可能都是立法和执法者的一些考量因素。”

　　也有学者指出，收买行为本身的确只有最高三年的基本刑，但应全面评价，因为收买之后大概率伴随的犯罪都是法定刑极高的重罪，例如收买妇女后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按强奸罪论处最高可刑至死刑;收买后又出卖的，按拐卖妇女罪论最高刑也可至死刑。

　　另一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王志祥向记者表示，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作为拐卖行为的对合行为，收买行为在客观上极大地助长了拐卖犯罪的发生。因此，借“重典”的方式，配置较高的法定刑，既可以实现对部分公民错误婚嫁观念的纠正，也有助于司法机关重视对收买行为的打击。

　　(一)数据：对收买方量刑偏低，400余份判决书中缓刑占7成

　　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为关键词，红星新闻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检索到432份刑事案件判决书。2014年到2021年分别是30、34、49、72、95、63、62和11份，涉及全国24个省区市，涉及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云南等省的分别超过20份，其中安徽最多，达到119份。

　　根据《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记者梳理这些判决书时注意到，大部分案件对于收买方的刑罚较低，在一年或一年以内，出现缓刑的情况占大多数，涉及文书310份，约占71.7%。

　　如(2020)皖16刑终384号文书显示，被告人曹某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法院做出的解释称，“(被告人)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曹某某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可对其适用缓刑。”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向记者表示，对收买方量刑普遍偏低，或者缓刑率很高，是司法案例中客观存在的现状，“出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考虑，另外还有避免打击面过大，避免解救过程中出现的暴力阻碍，这可能都是立法和执法者的一些考量因素。”

　　受害妇女在被拐卖和收买后，若出现反抗意识，对方往往会对其会施加强奸、非法拘禁、虐待等一系列非法行径。这一现象在判决书中也有体现，也就是“数罪并罚”的案例，涉及判决书148份，占总数的34%。根据罪名的不同，对收买方最后的量刑增加幅度，也有高有低。

　　这些判决书中，非法拘禁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数罪并罚的情况涉及13份，合并决定执行刑期往往超过1年。如(2019)皖1221刑初645号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韦某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涉及强奸罪的有26份，多数收买方被判处强奸罪后，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数罪并罚后的量刑超过三年。如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有关赵某某、郭某某拐卖妇女、儿童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郭某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出现强迫卖淫罪的情况共8份，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数罪并罚后的量刑超过五年的情况较多。如(2016)浙刑终420号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黄某某、李某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强迫卖淫罪一案，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以强迫卖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以强迫卖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存在组织卖淫罪的文书有5份，最高刑罚可达到无期徒刑。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郑某某、吴某某组织卖淫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案中，被告人郑某某、吴某某先后从他人处收买了被拐骗的5名少女，采用言语威胁、殴打、限制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等手段，迫使卖淫，从中牟利。二审以组织卖淫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以相同罪名判处被告人郑某某无期徒刑。

　　(二)争论：“收买罪”与后续犯罪是否综合评价为重罪?

　　数罪并罚，让收买方量刑有了明显增加，甚至达到了无期徒刑，这也是部分专家提出“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后发生的其他犯罪综合评价为重罪”的依据之一。

　　收买被拐妇女罪的收买行为本身，的确只有最高3年的基本刑，但收买之后“极高概率甚至是必然伴随实施的各种行为”，都是法定刑极高的重罪。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不能仅仅着眼于《刑法》第241条第1款本身，片面地评价为一个“轻罪”，而要结合第241条的全部条款综合评价成一个重罪。

　　刑法第241条不只有第1款，它总共包括了6款，例如：

　　第2款规定，收买妇女后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按强奸罪论处，而强奸罪最高刑可以到死刑;

　　第3款规定，收买妇女后拘禁或者伤害的，按非法拘禁罪或伤害罪论处，两罪最高刑分别可以到15年和死刑;

　　第4款规定，构成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应当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数罪并罚，而非择一重论处;

　　第5款规定，收买后又出卖的，按拐卖妇女罪论，最高刑可以到死刑。

　　(三)买方：多“文盲”“小学文化”，目的多为婚配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五期曾刊载题为《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的论文，论文作者、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黄忠良等人对涉及拐卖妇女的1038份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案件的裁判日期介于2000年1月到2017年7月之间，共包含1850个拐卖过程(若一名受害人被转卖多次，则视为多个拐卖过程)，涉及1888名拐卖者(被告人)、1662名受害人(被拐妇女)、1785名收买者。

　　论文显示，绝大多数收买者为单身男性，占到87.8%，另有极少部分女性和夫妇。收买的目的，主要用于强迫婚姻(包括成为收买者本人或其亲属的妻子，比例达90%)，另有小部分用于强迫卖淫和进一步贩卖。对于购买被拐卖妇女的原因，论文指出，“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农村高价彩礼等原因，一些农村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很多男性长期娶不到老婆，退而求其次选择花钱买一个以实现传宗接代的目的。”另外一点，则是收买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也是犯罪”这一法律规定不了解。

　　上述情况在记者查询到的2018年至2021年裁判文书中也普遍存在。多份判决书中均显示，收买方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在身份介绍上，多出现“文盲”和“小学文化”字眼，如(2020)皖16刑终384号判决书显示，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曹某某为文盲。多数拐卖方通常以介绍工作或对象的名义，将受害者拐骗至偏远山村，或直接收留有精神障碍的受害方，再将其转卖给亲属或其他人，主要用于婚配。她们无法回到家乡，长达十几年。

　　《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指出，有77.9%的受害人在法庭审理之前已被成功解救，其余受害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留在收买者家中或下落不明。有448名妇女的获救所需天数被准确得到，介于0天到14.5年之间，有五分之一的受害人则需要等待一年及以上才能获得解救。

　　“应当看到以‘买媳妇’‘买孩子’的方式满足传宗接代的需求本身就与落后的观念有关。”王志祥建议，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手段使公民知晓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真实的社会危害性，对该行为具备相应的违法性认识。对于已发生的犯罪行为而言，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唤醒收买者的良知，有助于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令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自行返回居住地，还可以增强收买者周围居民对收买行为的抵触心理，增加举报犯罪的可能性。

　　另外，可以通过设立匿名举报奖励制度，从内部瓦解以血缘或地缘建立的掩饰犯罪行为的关系网。匿名举报犯罪奖励制度不仅有助于侦查机关充分获取信息，提升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发现及侦破能力，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而且有助于增加掩饰犯罪行为的团体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从而提高成员之间掩饰犯罪的合作难度，减小发现犯罪的难度。

　　综上所述，希望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可以得到抑制。如果你身边有发现存在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请不要袖手旁观，可以报警处理。可能你的一次小小的善举，拯救的是背后的一个家庭甚至多个家庭。以上相关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法律问题，欢迎咨询平台律师，在线律师会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央视网消息：近日，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成功侦破了一起拐卖越南籍妇女案，摧毁了一个以旅游、打工为名，长期从云南边境将越南籍妇女拐卖到内地的特大跨境、跨区域犯罪团伙，行动中32名被拐越南籍妇女获救。

　　2015年9月的一个上午，蒙自火车站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自河口开往昆明方向的K9828次列车即将进站候车。这时，进站旅客中一名年轻女子和她身后的男子引起了值班民警的注意。

　　昆明铁路公安局蒙自站派出所副所长 苟亚斌：他们两个穿着打扮和时令不符合，然后那两个的外貌体征不是本地人，两个人在一块儿呢，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一不像夫妻，二不像朋友，三不像亲戚。

　　出于职业的经验和敏感性，苟亚斌上前盘问，这一问又问出了更大的问题。

　　昆明铁路公安局蒙自站派出所副所长 苟亚斌：（我们问那名女子）你从哪来啊，要到哪儿去啊，这个男的跟你什么关系啊之类的，但是那个女的始终就不说话，表情是茫然的，两只眼睛的眼神也是很茫然的，后来那个男的就过来了，说那个女的，她不是中国人，是越南人。

　　一个听不懂汉语的年轻女子，一个语无伦次的外地男子，苟亚斌决定将他俩带到派出所深入调查。

　　昆明铁路公安局蒙自站派出所副所长 苟亚斌：经过我们的进一步盘查，后来他承认了他是在云南河口，通过一个一些骑黑摩的的介绍，以8万元人民币购买的一个越南妇女，买过来是带回老家做媳妇用的。当时呢，他就是到了蒙自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到昆明，然后从昆明坐火车回山东老家的，在这儿就被我们给查获了。

　　蒙自站派出所迅速上报案情，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立即对涉案男子进行突审并顺线侦查。令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这起看似简单的案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秘密的跨国拐卖链条。

　　涉案男子谭某，今年39岁，山东甄城县人。根据其提供的线索，侦查员在河口县将两名“黑摩的”男子抓获。两人交代，卖给谭某的越南籍妇女是向河口的一对邹姓夫妇购买的；并且，在云南中越边境，有多名中国籍人员伙同境外人员，长期从事将越南籍妇女拐骗入境后，再拐卖到内地多省市的活动。

　　当夜，昆明铁路公安局刑事侦查办公室内灯火通明，一个集中了刑侦、技侦、网侦等部门精干警力的专案组成立，并被公安部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第634号督办案件。

　　按照部署，专案组指令途经中越边境昆（明）河（口）铁路沿线各车站派出所加强站车查缉，及时发现和截获涉拐嫌疑人及被拐妇女。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 李明智：我们在蒙自站查获单案之后，没多久屏边站又查获一起单案，经过对两个单案分析研判，发现单案上来看，是个具有供求关系的犯罪链条；把两个单案放在一起，发现两个犯罪链条之间有横向的联系。随着越来越多的个案被我们查获，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犯罪链条在活动，这是一个组织精密、分工明确、跨省、跨境的庞大的犯罪网络。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 王曦：犯罪网络构成主要分了四个层级，第一个就是境外的上线供货人，就是越南籍的人员；第二层是云南省的上线供货人；第三层，是外省籍的中间介绍人，最后一层是下线收买人员。

　　侦查半年统一收网抓获嫌疑人75名

　　经过半年多的明察暗访、跟踪守候，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犯罪规律，也查清了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收网破案的时机到来。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 李明智：这个犯罪网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收买人找到省际中间介绍人，来到云南找到云南的上线供货人，跟境外上线供货人联系，找到越南妇女。收买人进行购买，带回本省。另外一种就是境外供货人手里有货（越南妇女），联系云南省上线供货人，云南省上线供货人找到省际中间介绍人，省际中间介绍人平时生活中会获取一些需求的信息，就能找到收买人。

　　前期破获的个案分析串并出的关系人员，以及整个团伙中的核心人物，是专案组民警的主要突破对象。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 王曦：当他们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跟踪蹲守，对他进行贴靠式的侦查，固定证据，然后在适时的情况下对他们的犯罪活动进行打击。

　　2016年4月中旬，根据“先重点、再统一”的部署，专案组决定先对云南省内该团伙境内外核心人员开展抓捕，防止其逃窜境外藏匿。

　　紧接着，公安部根据河南、安徽、山东、河北、江西、江苏6省对涉案嫌疑人和被拐妇女排查布控的情况，于5月5日集结优势警力，统一收网。这个罪恶滔天的拐卖越南籍妇女的团伙至此土崩瓦解。全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5名，包括7名上线供货人，18名中间介绍人以及50名下线收买人，解救越南籍被拐妇女32名，缴获赃款127600余元。

　　跨境跨区域犯罪“拐卖收”一体化

　　案件涉及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侦支队展开审讯。下线收买人为何要花钱购买媳妇？他们如何找到这些越南妇女？谁在中间牵线搭桥并牟取利润？

　　现年22岁的王某是河南省安阳人，眼看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自己还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父母和他开始到处想办法。

　　下线收买人 王某：我邻村有一个媒人，就是经常说媒嘛。他说他有朋友云南这边有认识的人，这边有女孩想往北方，想嫁到那边去，只要几万块钱的彩礼钱。

　　记者：别人是这么告诉你的？

　　下线收买人 王某：对啊。

　　记者：所以你当时也不知道（对方）是外国人，是越南人？

　　下线收买人 王某：不知道。

　　记者：跟你说要多少彩礼钱了吗？

　　下线收买人 王某：他说是十万左右。

　　王某在中间人的陪同下到了云南，和云南的省内中间人接上头，中间人很快给他带来一个女孩。

　　下线收买人 王某：当天他（云南省内中间人）就上山找人，第二天就领我到山上村子里面一户人家。先让我见人，然后回到住的地方，我们又取钱，我取完钱就交给我的媒人了。到傍晚他们就带女孩下来了。

　　王某买回家的越南媳妇，刚过两个礼拜就不见了踪影。当地的中间人答应免费再为他找一个，王某再次前往云南，并在交易后离开云南的途中被当地公安抓获。

　　王某两次的越南媳妇都经由云南省内中间人李某介绍，而家住云南建水的李某也是本案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云南省内中间人 李某：跑车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些帮他们介绍老婆，就参与上他们搞这个事情。他们（外省中间人）过来找到我，问我有没有（愿意）去北方的女孩，有的话叫我帮他们找一个，然后我就联系他们（上线供货人），他们（上线供货人）说有，我就带着他们（外省中间人和收买人）去家里看。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 许彤彤：“他在整个案件中相当于是信息的中枢点。外省的买家有买货需求会找到这个中间人，或者就是上线供货人这边有货（越南妇女）了，会找到这个中间介绍人，然后由中间介绍人去找买家。从前期的跟踪过程以及后期的审讯下来，发现从他手上被关被拐卖出去的越南妇女有20多个，他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央视记者探访：被拐越南妇女经河口入境中国

　　记者从开远公安处了解到，本案涉及的所有越南女性均是从中越边境的河口县偷渡进入中国。这些女性怎么会被拐卖到中国？谁是幕后黑手？她们被拐卖之后的遭遇又如何？央视记者专程前往河口县进行调查。

　　从开远市驱车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山路，我们抵达了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县。河口县交通便利，口岸经济贸易也十分活跃。

　　央视记者 程怡：位于河口县南端的这座大桥就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边境口岸，每天经由中国边检进出的人流量达1.2万人。本案涉及的七名上线供货人中有四名来自河口县本地或长期在这里生活。一方面，这里和越南老街省一河之隔，就是这条红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互联互通，一些当地人能够用民族语言和越南人直接沟通，这也方便了这些上线供货人向越南人贩子收买越南籍妇女。

　　精通越南语的河口口岸公安支队民警杨美钰，在本案的侦办当中负责为被拐骗的越南女性翻译。杨美钰在办案中了解到，这些越南女性年龄16到二十多岁不等，最初对她们实施拐骗的就是越南籍的上线供货人。

　　昆明铁路公安局河口口岸公安支队民警 杨美钰：这些越南女子在越南一般都成家，有孩子，都是以骗她们来玩，带她们来打工这些理由被骗过来，然后卖掉的。还有一些特别惨的就是被迷药迷晕了带过来的。

　　中越之间绵长的水路边境线上，有七八十个非法渡口，长期以来还有黑摩的、黑导游专门对偷渡的人进行接应。

　　昆明铁路公安局河口口岸公安支队民警 杨美钰：越南妇女被骗到中国来以后，一般就会圈养起来。时间短的话3-5天，时间长的话几个月。圈养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偏僻的小山村里面，一是便于圈养家庭对她们监视，让她们无法逃跑，二是让她们无法及时求救。

　　本案涉及的年龄最小的一名越南女性刚刚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在被收买人带回外省的途中被中国警方解救。

　　昆明铁路公安局河口口岸公安支队民警 杨美钰：我见到她的时候就跟我说特别想回家。后面跟越南警方确认了她们的身份信息以后，要把她们送回去的头一天，她们就欢呼，非常开心。

　　2016年6月到9月，所有本案中被拐卖的越南妇女分三批由中国警方交接给越南警方并与其家人团聚。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 王曦：拐卖妇女犯罪是以出卖为目的实施的拐骗、诱骗、绑架、收买、中转妇女的一种行为，它侵犯的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本案中涉及的境外供货人、云南省内供货人、外省籍中间介绍环节、下线收买人，这些人已经触犯了刑律，会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目前在全国还存在这种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我们警方会不遗余力对这种犯罪活动实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