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价值2亿余元的国有煤矿卖了37.5万元》的帖子在网络风传。该帖称，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南河沟乡扒楼沟村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下简称晋保煤矿），在2007年被保德县经贸局(后改名经信局)以37.5万元的萝卜价“贱卖”给了领导的亲戚，两年后这位亲戚又以2.6亿元的价格转手。

　　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来公众的强烈质疑：国有资产被贱卖是否存在官商勾结或官亲勾结的背景？这样一个贱卖2亿国有资产的“大案”，何以经得住5年时间的“历史考验”？

　　当地政府表示，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其间有怎样的官商勾结内幕？尚没有准确消息。可是，该煤矿所涉及的至少三个村庄的居民，多年来却身陷煤矿开采带来的诸多困局。

　　晋保煤矿2亿煤矿卖37万，是否“贱卖”尚无定论，可当地百姓生活却已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61岁的王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晚年的生活竟然要寄居在女儿家里。

　　多年前，王丰自己亲手盖起来的4孔窑已经无法居住，从2006年起，原本干燥的窑洞开始逐渐潮湿起来。2011年4月份，窑洞内更是“像温泉一样”，从屋里的地底往外冒水，家里存放的70多袋黄豆，开始长出豆芽。

　　与王丰家里相似的，还有周围的邻居们。房子开裂冒水，其原因并不复杂，王丰等人认为：正是晋保煤矿的大规模违法开采，导致了如今村民们的生存困局。

　　据本刊记者实地了解，地处晋西北的保德县，“一黑两红”是传统支柱产业。

　　“一黑”为煤炭，“两红”为红枣和海红果。

　　保德县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分布面积为560平方公里，具有煤质好、埋藏浅、杂质少、易开采等特点，已探明总储量为127亿吨。山西省煤矿兼并重组后，该县保留了11座煤矿。2011年，该县财政收入20多亿元，煤炭收入占大半以上，属于典型的煤炭财政。

　　南河沟乡是保德县一个偏僻的乡镇，扒楼沟村在南河沟乡算是资源最丰富的村庄，主要有扒楼沟煤矿和桑塔则煤矿等。

　　土地的贫瘠使得当地的多数人在数年以来，均靠在煤矿打工为生。

　　45岁的李可从1990至1993年，在乡办的桑塔则煤矿任会计。在他的记忆中，桑塔则煤矿筹建于大办乡镇企业的1985年，办矿资金由乡政府的贷款300多万元与村民部分集资组成。

　　李可告诉记者：“当时全乡才3000多人，集资了30多万元。扒搂沟占全乡人口的一半，有500多户，1500多人。有十多户参加了集资。”

　　当时李可的父亲也在煤矿上班，任主管生产的副矿长。从1985年一直干到1996年去世，每月工资600多元。矿上正常生产时有130多人，月工资200多元，加上奖金300多元，超过了当时城里人的收入。在彼时，这种模式既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又不耽误农耕。

　　1999年，桑塔则煤矿因经营不善，加之当时煤炭市场疲软，无钱及时更换煤炭生产许可证而被吊销相关证件。此后，该煤矿一直未开采。

　　桑塔则煤矿的奄奄一息并没有影响到一河之隔，直线距离仅600余米的扒楼沟煤矿重现。

　　让当地村民没有想到是，因为“贱卖”，上述这座毫不起眼、深藏在晋西北黄土深沟中、已改名为山西忻州神达晋保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达晋保）的煤矿，经媒体曝光后，竟一时招致记者云集，受到世人关注。

　　为了解该矿“贱卖”的过程，记者近日专程来到保德县，试图揭开遮盖在它身上的神秘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神达晋保的“前世今生”。

　　据相关资料显示，2002年2月20日，保德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决定正式设立全民所有制“保德县扒楼沟煤矿”，由保德县经济委员会以房屋、机器设备等实物出资208万元，张明孩任矿长，产能3万吨每年。

　　此后，安静的林遮峪河畔，进入了机器轰鸣车流如织的时代。

　　到了2007年11月8日，扒楼沟村发生了一件大事——扒楼沟煤矿，这个供给着诸多村民的国有煤矿，摇身一变，成为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

　　让国企转眼之间变成“私企”，完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其代价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字——37.5万元。

　　从本刊记者独家获得的资料中，通过梳理发现，其“变身” 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惊讶。

　　2007年10月15日，保德县经贸局委托忻州宇升拍卖有限公司以底价37.3万元拍卖扒楼沟煤矿，得出这一数字的是山西天华财务咨询评估有限公司的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称，扒楼沟煤矿总资产3563.42万元，负债总计3526.12万元，净资产37.3万元。

　　2007年11月8日，兰金明、徐建军、张怀宝以37.5万元竞得该煤矿。

　　成交前6天，2007年11月2日，经山西省工商局批准，保德县扒楼沟煤矿变更名称为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

　　成交前13天，2007年10月25日，保德县国土资源局向山西省工商局出具的《占用土地的证明》中，已称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原保德县扒楼沟煤矿）。

　　成交前24天，2007年10月15日，保德县扒楼沟煤矿向山西省工商局提出改制申请，变更名称为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1156万元，变更股东为张怀宝、徐建军、兰金明，张怀宝任执行董事。

　　拍卖成交当日，2007年11月8日，保德县经贸局与张怀宝等三人签订了净资产转让协议。

　　同日，保德县经贸局发出了《关于保德县扒楼沟煤矿明晰资产的决定》，将该矿资产明确为个人财产。

　　同日，保德县经贸局批准扒楼沟煤矿改制，变更为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

　　同日，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

　　让人生疑的不是保德县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之高，而是在拍卖成交之前，甚至在委托拍卖之前，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而且做了很多企业改制的工作，并且连注册资本和股东名称都已经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了变更。

　　这就意味着，竞买者张怀宝等人早就知道其一定会竞买成功，而且连成交价都已提前知晓。

　　尽管诸多声音将5年前的那场转卖，呈现出斑驳的颜色，不过，作为忻州市政府在10月份就表示：在整合市纪委派驻保德督导组和县委、县政府调查组力量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始调查，调查情况将适时向社会公布。

　　但截止到本刊记者发稿前，官方仍未对是否“贱卖”给出结论。

　　事实上，在2007年那场“贱卖”之后，有关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的戏，不仅没有结束，甚至一曲接一曲，越唱越精彩。

　　2009年2月24日，徐建军、兰金明分别转让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的股份给李爱军、江硕夫，由江硕夫担任总经理，张怀宝任执行董事。

　　2009年7月23日，经山西省工商局核准，山西晋保煤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西忻州神达晋保煤业有限公司”。同年8月31日，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批准山西忻州神达晋保煤业有限公司进行兼并重组整改，将该矿区面积由原来的3.529平方公里扩大到10.0724平方公里，该区域包括了与原扒楼沟煤矿毗邻的桑塔则矿的开采区。

　　通过此次整改，山西晋保煤业从原来的一个接近枯竭的贫矿，眨眼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富矿。

　　据当地煤矿老板告诉记者，在当时山西全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改制“国进民退”的大气候下，一个民营煤炭企业能够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实属“罕见”。

　　2010年7月24日，张怀宝、江硕夫将其在煤矿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晋龙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李爱军个人。

　　有趣的是，本刊记者从相关材料上发现，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盖章，也无人签字。469万的股价到底是何人付款，不得而知。而此时，距离晋保煤业变更名称为神达晋保已经有一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7年，负责将扒楼沟煤矿“贱卖”给张怀宝等人时任保德县煤监局局长的李新生，此时已调任忻州市煤管局的副局长，而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忻州煤管局下属的国有企业。

　　山西晋保煤业更名为山西忻州神达晋保煤业有限公司之后，又从一个私企戴上了国有的“红顶”，此间有何关联，不能不让人深思。

　　2011年8月10日，山西晋龙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李爱军又将其在山西忻州神达晋保煤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质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换取借款共计人民币7亿元，用途不明。

　　在几天矿区的调查中，记者脑中虽然装着无数的问号，仍然无法查清皑皑白雪下，神达晋保煤业那“谜”一样的历史，却不得不每天面对着矿区百姓艰辛的生活。

　　扒楼沟村村民赵明今年61岁，他的家紧挨着公路，距离晋保煤矿约500米。这个赵明20多年来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在2011年4月9日晚，“突然听到墙上传来像老鼠咬东西的声音，天亮起床一看，地下掉了不少墙上的石灰和泥土，过道门也打不开关不上了。水泥地上，从门槛到后墙出现了一条长达九米，宽二三厘米的裂缝。”赵明回忆。

　　家里在一夜之间成为危房，第二天赵明老俩口就搬家了，不敢继续住下去。

　　与众多居所被毁的村民一样，赵明也认为与晋保煤矿的大规模开采有直接关系。为此，赵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找晋保煤矿的两个矿长不下二三十次。

　　第一次找到矿长刘存祥，他让技术员来看了看赵明的房子后说：“经过技术测量，超过煤矿200米的地方，与我们就没有关系。”赵明让他写保证书，保证他们一家出了事与煤矿没有关系，但晋保煤矿拒绝出具任何书面材料。

　　看到煤矿置身事外，赵明又找到乡政府，乡政府与县政府倒没有不理不睬，不仅乡干部多次来现场查看，连县政府能源办的白贵生主任也曾来过，乡县两级多位领导最后给他的答复是：“这事我们也做不了主，你找煤矿去吧！”

　　尽管政府方面如此答复，但实在没有办法的赵明还是坚持去找政府，希望自己的虔诚能感动政府，促进事情的解决。十几次交涉后，赵明能记住的只有一句话：“你先回家，这事要慢慢解决。”

　　11月25日，下午四点多，在距晋保煤矿北边一两公里处，张来富家的山地里，记者随处可见深一米多，长十来米宽达半米的裂缝。而在槐树坪，四五十亩曾经生产着土豆、黄豆等粮食作物的山地，已经无法耕种，成了一两米高的塌陷区。

　　不仅如此，距离晋保煤矿不远的流经南河沟乡的大河，从2006年开始，流量年年减少，到目前，已经处在几乎断流的程度。偶尔出现水流，也是从煤矿抽出来被污染的黑水。

　　晋保煤矿不断地扩建，对煤矿来说是好事，对村民们来说，是灾难。

　　晋保煤矿认为，在自己经营屡攀新高的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实惠”。据了解，煤矿开采这么多年，村民们得到的福利是：扒搂沟村民每户一年三吨煤，刘家坡和南河沟村每户一年两吨煤，杨家沟每户一年一吨煤。因为有了晋保煤矿的“恩赐”，原本由县里给予村民的煤炭，则自然被取消。

　　虽然每年冬季，每户村民会分得数量不等的煤炭，但村民们也开始忍受数年来房裂、地陷、山塌、水干。对于塌陷的耕地，晋保煤矿每亩补贴200元，可村民们失去土地，不得不去城里租房打零工。这些微薄的补助，对村民们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赵明告诉记者：“我没啥大的奢望，能有个安全的房子住，生活能保得住吃喝就行了。”就现实而言，赵明的确是在奢望了。

　　记者在当地调查了解到，原来是村民们吃水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三四年没水了，2011年不得不打了三百多米深的水井。

　　为了能给自己的生活争取多一点的希望，扒楼沟村100多名村民，在2012年的5月份，自发把煤矿往外运煤的公路堵塞了两天。第三天，县里来了20多名警察，把村民们赶到乡政府会议室，说开会解决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县能源办的白贵生主任、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和乡里的霍乡长。这些领导要求，村民要赶紧把路让开，至于生存问题，政府会帮村民们尽快解决。

　　其实这是村民们第二次堵晋保煤矿的大门，早在2011年七八月份，几十名村民已经堵了一次。当时煤矿的大老板郭绪田承诺：“把村里的荒山栽上树，好好绿化一下。”结果到今年春天，郭绪田也没有给村里栽上一棵树。

　　相信了政府官员们承诺的村民们，不再去堵路，可再去县信访局、土地局等相关部门，与领导们继续沟通时，却很难见到领导们的身影了。

　　刘家坡村51岁的马兴，全家9口人，2011年上半年搬到县城，现在靠给车充气补胎生活。马兴更愿意回忆：以前在家里养猪放羊，还有一个加工厂，日子过得很红火。而现在，他的两儿一女都租住在城里，2011年煤矿只给了6000元，远远不够付房租。

　　往常这个季节，正是马兴这些庄户人家最为忙碌的时候：打谷子，打黄豆，磨土豆粉，地里的玉米早掰下来了。可记者在晋保煤矿附近的几个村庄走访时，偶尔还能看到雪地里大片的玉米尚未采摘，而马兴告诉记者，他家今年啥都没种，地都塌陷了。

　　从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记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一起塌陷的，还有这些村民们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希望……

　　本刊对此案将继续关注。　（文中村民均系化名）

　　“镇上要封山禁牧，限我10天内必须把羊卖掉，否则就要罚款”

　　7月11日，农民陈齐（化名）决定“豁出去了”，他要赶着羊，逃出蒲县。

　　陈齐是山西省临汾市蒲县黑龙关镇的村民。5年前，他因为腰伤严重不再外出打工，开始在村里靠养奶羊过活。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奶羊的数量从最初的30多只发展至如今的150多只，陈齐心里高兴，觉得日子有了盼头。

　　然而，今年6月，村主任的一个来电，几乎碾碎了他想靠养羊致富的念头，陈齐整个人都变得惶恐起来。

　　“镇上要封山禁牧，限我10天内必须把羊卖掉，否则就要罚款。”陈齐说，突如其来的“卖羊令”，令他无法接受，“封山禁牧查的是山羊，我养的是奶羊，都是在荒地、河滩里放，又不进林子，为啥也要卖？”陈齐告诉记者，虽然奶山羊是山羊的一种，但一上山就自己往下走，主要吃草籽。

　　然而，村主任、护林员还是一次次催他卖羊。没过几天，他被告知，查羊的人已经到了镇上，“你想办法吧”。

　　“我除了养羊干不了别的。”在陈齐眼里，这些羊就是他的命。

　　再三思量后，他回家打好了铺盖卷，带着老伴儿、儿子，赶着羊，躲进了蒲县周边的山里。“出了蒲县地界，只要在其他县封山禁牧区以外的地方放羊，人家并不管。”陈齐说。

　　当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辗转联系到在山里放羊的陈齐时，一家人和羊已经在外躲了26天。据陈齐说，目前他们和羊蜗居在几间废弃的连排土房中，屋小顶漏。那里曾被用来养殖孔雀，没有羊圈，人吃的水要靠骑三轮车下山拉。

　　“实在忍不了了，和羊住一起太脏太臭，现在雨水多，屋子还漏水，整日就是在泥里过活。”陈齐告诉记者，自己的腰疼病犯了，疼痛难忍。因为山上可饮用的水源不多，房子又小，不少羊现在水土不服，上火起了口疮。

　　“你能不能帮忙问问，让我们回去？”陈齐一家想要回家，又怕被查，“现在实在不是卖羊的时候，如果确实不让放，至少让我们熬到秋后，羊价起来些马上卖，以后再不养了。”

　　和陈齐一样，蒲县农民席全保也接到了镇上要求10日内卖羊的通知。

　　据席全保回忆，2014年县里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他和外甥张建平因此萌生了养羊致富的想法。当时县里还出了鼓励政策，养羊户可携相关手续在农村信用社办理贷款。席全保家拿出5万多元积蓄，又办理了5万元贷款，还向亲戚朋友凑了两万多元，建起羊圈，买回80多只羊，成立了蒲县建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两年多来，尽管羊价并不尽如人意，可羊养得不错，席全保也干劲正足。然而，镇里通知他开的一次会，让他傻了眼。

　　“镇上要封山禁牧，限制我10天内必须把羊卖掉，后来又交代要一周内卖光，否则就把羊拉走，还要罚款。紧接着没几天，镇政府、林业局就有人到了家里，催我卖羊。”席全保说。

　　席全保想不通，他养的羊大多都是绵羊，又有正规的合作社手续，“为什么必须卖掉呢？”

　　他找到镇里，提出将绵羊圈养，保证不在野外放牧，也遭到拒绝，得到的答复是：“圈养你肯定不达标，就不要想着圈养，想办法赶紧卖”。

　　近日，记者在蒲县走访时了解到，不少村庄的养羊散户都接到过通知，有的还被叫到镇里开会，限期10天内卖掉羊。

　　记者在一份蒲县关于加强封山禁牧的通告中看到：“严禁任何人在野外放牧山羊”“凡在野外放牧山羊的，每只羊处以100元的罚款，并限期变卖处理”。其中明确指出，“禁”的是山羊，而未将绵羊等品种划入禁养范围。

　　然而，记者在对蒲县黑龙关镇南湾村、化乐村委柳沟村民小组、黄家庄疙瘩村、西沟村委高那凹村民小组、黑龙关镇碾沟村前屯里和后屯里等多个村庄的养羊户走访后发现，除养殖山羊的散户外，绝大多数养殖绵羊等其他品种羊的养羊散户也都接到了镇政府、村委会限期10日内卖羊的通知。

　　对县里的做法，不少养羊户抱有疑问：为什么县里两年前鼓励养殖，如今却要限期卖羊？县里的封山禁牧公告写明了严禁在野外放牧山羊，并未涉及绵羊等羊种，为何绵羊养殖户也被通知要限期卖羊？

　　针对以上困惑，记者向蒲县林业局了解情况。该局副局长张强告诉记者：“蒲县全行政区域都是封山禁牧区，没有牧业用地或者牧草地，都不能散养羊。”

　　据张强介绍，蒲县属于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县域东面是黄河一级支流兴水河的发源地，县域西面是残垣沟壑区，基础条件不适合在野外放牧，生态承载能力有限。该县封山禁牧工作并非一时兴起，早在2000年就已展开。

　　蒲县新闻办提供的资料显示，禁牧10多年来，蒲县全县林木覆盖率从2000年的31%提高到现在的53.5%。近年来，蒲县部分群众放养山羊的现象出现反弹，野外放牧毁林事件时有发生，对蒲县造林绿化工程和“两个十万亩（十万亩核桃、十万亩马铃薯）”富民工程形成威胁，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问题有所抬头。

　　“老百姓都知道在封山禁牧区放牧不对，可是养羊户内心并不认可。”“对于圈养，2014年蒲县出过封山禁牧的实施细则，里面明文规定，符合规模的圈养，政府可以在棚圈建设等方面给予适当补贴。”张强说，之所以让部分绵羊养殖户卖羊，主要是因为很多农户散养绵羊达不到县里规定的养羊标准，比如圈舍不配套、饲料储存条件不达标等，“这个肯定要取缔”。

　　对此，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刘文忠教授说：“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封山禁牧是针对规划的林地、草地禁牧，对于除此之外的农田、草地、坡地等不算林地的，不应该属于封山禁牧区，可以放牧；山羊的脾性是放牧为好，绵羊圈养效果要比山羊的好，但也并非山羊就不可以圈养。”

　　价值9万多元的羊，被两万多元贱卖

　　关于绵羊养殖户所说限10天内卖羊的事，张强表示，自己并未听说这一说法。

　　“我们会给老百姓一定的期限，疏堵结合，我们有个专项行动文件，行动为期4个月。人们所说的10天卖羊或者7天卖羊，应该是摸底时间，最后才是行政强制执行。”张强同时表示，基层工作要落实，“基层干部会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避免上面安排下来的工作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状况。

　　记者在蒲县林业局看到了这份《关于开展“封山禁牧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专项行动从2016年6月23日起到10月31日结束，分3个阶段实施：6月23日至6月30日为调查摸底阶段；7月1日至9月30日为集中整治阶段；10月1日至10月31日为巩固提高阶段。其中在整治重点中明确写道：“对羊群品种不适宜圈养，不具备养殖条件，既没有充足的饲草，又没有标准圈舍的养殖户，必须限期取缔。”

　　“有的老百姓10天内卖了羊，是因为封山禁牧不让放了，他觉得早晚也是个卖，索性就卖了。”张强说，“现在有些养羊户，羊价涨的时候他往里买，羊价跌了他又舍不得卖，养了几年赔钱赔得不行，政府现在让卖，就卖了算了，大部分养羊户都是这种心理。”

　　对于张强的说法，不少养羊户并不认同。在此次的事件中，养羊户最难接受的就是不得不把羊贱卖，难以承受经济损失。

　　据记者采访了解，近年来受市场因素影响，羊价确实不高，但是不少养羊户表示，无论价格怎样变化，他们都不会选择在夏季卖羊，一般要等到秋季才卖。到那时天气转凉，羊肉市场较好，羊价也会有所上涨。

　　蒲县周边的羊贩子很多从电视上看到限期卖羊的消息便闻风而来，席全保说：“他们把价格压得很低，七八百元一只的羊，二三百元就收走。”

　　眼看进价1000多元一只的绵羊，在乡镇干部的督促下，被羊贩子以均价不到300元的价格成车收购拉走，那一刻，席全保觉得，自己靠养羊致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席全保早在两年前就已价值9万多元的羊，在几天之内，被两万多元贱卖。得知席全保卖羊的消息，当年曾为他借款、放贷的人，纷纷找他催债。为了还钱，如今他已出门在外打小工多日，他说：“不管咋样，借的钱总得还。”

　　蒲县西沟村村民赵胜林养的羊，是此次封山禁牧的“主角”山羊。60岁的赵胜林2014年开始养羊，家中养了130多只山羊，其中有20多只还没断奶的羔羊。

　　他说，最近羊贩子在村收羊数量大，整车整车地拉。知道赵胜林急着卖，收羊的时候羊贩子丝毫没留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100多只成羊一共才卖了两万多元。”

　　“家里剩下的20多只吃奶的羔羊，羊贩子不要，留在院子里，没几日就都饿死了，老伴儿心疼得吃不下饭，天天哭。”赵胜林说，没想到，养羊白受了3年罪，还赔了钱。

　　对于养羊户提到的经济损失，张强表示，搞养殖需要承担政策、经营、市场三方面风险。

　　“就像过去挖煤的黑口子，投资3万元买了发电机，供电局把你的电掐了，你说让你再干几天，把3万元再挣回来，可能吗？不可能。”张强举例说。

　　“封山禁牧其实是利益再调整，少数人通过散牧羊获得了利益，却牺牲了生态，牺牲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张强说，“如果站在生态建设的高度看的话，这一切都好理解了。”

　　蒲县一名护林员向记者证实，他所在的村有4个养羊户，督促卖羊的事由他具体负责通知：“镇政府、县林业局都给我们开了会，让挨家挨户全得说到，一个礼拜内必须卖（羊）。”在他通知大家卖羊之后，其中养殖山羊的两个养羊户为了躲避卖羊，赶着羊去了外县，说是等8月底羊价起来，卖了再回来。剩下的两户尽管不想卖，但还是按照通知在规定日期内卖掉了羊。

　　记者从蒲县新闻办了解到，在此次蒲县开展的封山禁牧专项行动中，全县摸底共有散养山羊2.7万余只。截至目前，迁移出售2.4万余只，现保留符合圈养条件的20余户、3000余只。

　　达到县里圈养标准配套至少需15万元，散户拿不出

　　那么，蒲县的养羊户为何不把羊留下走圈养这条路呢？不少养羊户向记者表示，县里定的圈养标准太高，他们根本达不到。

　　张强告诉记者：“蒲县还是倡导畜牧业的，但是要求必须有规模的圈养，什么东西都需要规范。散养羊形不成规模，最终老百姓得不了益，所以政府通过上规模、上档次的圈养标准真正把畜牧业规范起来。”

　　记者通过县新闻办从蒲县畜牧局获知，该县养羊的圈养标准为：养殖羊数量要达到100只以上，其他标准均须达到国家相关规定。县里同时要求，圈养羊需要配套建设厂房、消毒室、清除池、堆粪厂，以及必要的附属设施等。依照这一标准，除了买羊钱，圈养羊的配套设施投入需要20多万元，最低配套标准需15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很多养羊散户都存在贷款养羊或借款养羊的情况，要令其购买、饲养上百只羊，再花15万元建圈养设施，这样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讲很难达到。

　　关于羊的圈养标准，刘文忠介绍，国家提出规模化养殖，应该是以点带面，逐渐引导散户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最终由地方政府出规划形成园区模式。对于蒲县畜牧局所提供的圈养标准，刘文忠表示：“不知这个标准从何而来。”

　　对于养羊户提出的牛和羊一样都是食草动物，为什么只管羊不管牛的问题，张强告诉记者，目前来讲，牛对生态的破坏轻一些，蒲县也有养牛的传统，容易圈养；山羊则天生就适合在野外放牧，绵羊必须圈养，否则会对水源造成污染。

　　“养羊确实会破坏植被，尤其是山羊。”山西省农科院畜牧所副所长陈哲告诉记者，对于蒲县畜牧局所给出的圈养羊的标准，如果不是承担了省、市或者农业部、科技部的某些特定项目，其中对于种群数量有所限制，农户是可以养羊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蒲县有关部门正和相关科研单位接触，有发展养牛业的意向。

　　《山西省封山禁牧办法》中明确规定：“封山禁牧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划定的林地、草地等区域进行封育并禁止放养牛、羊等人工饲养的草食动物的管护措施。”“应当坚持统筹规划、以封为主、禁牧与圈养、恢复生态和保护农民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截至发稿前，记者还陆续接到蒲县养羊户的电话。有的在电话中再三说自己在卖羊那几日的痛苦回忆。有的则在询问，县里最近是不是查得不紧了？能不能回村养羊？还有人问，他的羊是卖了，可还有别的散户扛着没有卖，县里是不是还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