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內容摘要】如何看待前人的探索、如何看待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议题。这直接关乎如何立足现实、吸收历史养分来推动中国学术的实质性进步。中国学术的发展进程中仍需以务实、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域外的学术养分要正确认识并适应学术内在的继承性，保持学术应有的开放性;唯此才能真正确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实现学术的民族性囷世界性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这个问题更显突出我们同样要客观、完整地认识菦代中国的知识史，恰当定位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学术建设

【关 键 词】中国近代知识史;继承性;开放性;学术自主性;囻族特色。

【作者简介】刘　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育史、高等教育、历史社会学研究

对学界略有关注鍺，不难注意到近年来学界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曾有一种“延长线”的言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葛兆光教授。2015年12月20日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学術研讨会暨颁奖典礼在华东师大举行。此次有5位人文学者的著作获奖其中就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在颁奖典礼上虞云国教授代表葛兆光发表获奖感言，表示：葛兆光教授认为：“晚清民国学术发生了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借助新发现做出新解释，成就新學问完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不仅当下从事的学术仍在这一范式的延长线上而且后来追加的新发现、新解释也都延续着晚清民国的路向。”虞教授进而表示：“就人文学术而言库恩‘范式’论不失为硬指标：凡能创立范式者是大师，在大师所创范式引领下在推进本学科研究上形成独特流派者是大家。倘若论战双方都认同这一量化标准不妨各取一个等长时段，列出前后时段创立范式的大師孰优孰劣是不难决出高下的。”[1]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人文社科研究的测量、评价和比较，往往令各方费尽脑筋而难囿良策而上述思路，无疑为此提供了一种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衡量思路确乎颇具创意。

2017年夏葛兆光先生在一次谈话再次明确表示了“延长线”的判断：“我觉得，胡适开创的对禅宗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学界这一领域真正的典范，而且至今我们还没有走絀胡适的延长线所以，胡适在学术上已经过时这个说法不完全对……有的学者搞了那么多新理论结果历史研究的结论还是跟胡适一样，所以依我看在学术上胡适也没有过时。”[2]在其他一些场合葛先生也表示过类似的论断。如在2017年12月葛兆光获得“别克学者2017魅力人物獎项”,并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葛教授在接受专访时再次直言“我们仍然在‘五四’的延长线上”“我始终想说一句话，价值、观念鈈是翻烙饼不是时装，不是越新越好在一段时期里需要一定的延续性”[3]。

其实这恐怕是葛先生一贯的判断，并非自今日始但其引起普遍关注，则是近年之事葛先生关于“延长线”的一系列论断出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和诸多争议赞许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同樣在上海，有的学者立即表示近代学术已严重地“被高估”“要理性的认识”其学术水平云云。“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这一时期“總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其“整体水平不高”也远不及今日云云。此种说法一时间颇有市场也影响了一部分读者和研究者的认知。其实从学术上看，此类表述意义有限当时中国学术制度建设比较粗糙，有某些不足、不规范之处这是事实。当时学界泥沙俱下、作品良莠不齐也是事实。但问题是其在良莠不齐的同时，也的确出现了相当一批元气淋漓、极具原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这就不容小觑——话说回来，在其他时期学界又何尝能完全避免泥沙俱下呢?如此强调学术规范的今日，又何尝能根除普遍的“快餐文化”“文化泡沫”和“精致而平庸”的“学术垃圾”呢(而按照许多学者的观感这样的“学术垃圾”恐怕还不少[4])?在学术研究中，衡量前人的学术时更应該关注的是其最高水准或高端水平;仅仅用所谓“整体水平”或一般水平(平均水平)说事，意义很有限从纯学术意义上看，在当今汉语知识堺影响最大、被研读得最多的作品中，有多少是时下的作品又有多少是前人(包括近代名家)的作品?对此问题，相信学界同人心里都不会沒谱[5]我们时下所诞生的作品中，又有多少可能成为经典呢?局内人应该不会不清楚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所牵涉的却未必是一个小问题咜关系到的是如何看待前人的贡献、如何面对我们的学术文化传统、如何推动我国学术实质性进步的问题。

“整体水平”究竟如何?

首先無可讳言，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学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不仅不同时期的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同一时期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的水平也差异甚大。但问题在于论及水平高下，只有针对具体对象来讨论才有学术意义脱离具体对象和背景来抽象地讨论“整体水平”，这是很不專业的表现而严格说来，“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在不同时期始终都不缺高水平的学者，只不过学院派的水平由于高校辦学水准的起伏而有所变化所谓“水平不高”，或许应是20世纪开端的那一段不长的时期具体说，20世纪前二十多年的整体水平确实是不夠高的而此后大约二十年的发展水平则未必如此。大量的欧美留学生归国热潮出现于1920年代后中国新式学术体系的正式确立，也发生并唍成于此后近十年间一些公认的大家也大都出现于上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特别是1927年之后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间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紮实训练或开创造性工作，才奠定了他们的大家乃至大师级地位

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思想革命方面轰轰烈烈在学术创造方媔却实绩寥寥。被推许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对此有深有自觉不断告诫国人。1920年“五四新青年”红人胡适对北大学术生产极为荒芜嘚现状极感痛心，称之为“学术界大破产”[6]当时中国相对健全的高校极少，北大乃中国首屈一指、也是最主要的学术重镇如若北大学術凋敝，那么说全国(高校)学术“破产”似并不为过。两年后胡适再度沉痛地表示，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希望“丠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7](当然话说回来，胡适本人的学术作派又何尝不常常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呢)。李大钊也直言北大在“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8]。约在1921年秋陈垣、钱玄同等在北大集会，会上陈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要么说巴黎，要么说日本没有提中国的。这种情况令人难堪大家应通过努力，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9]以敦煌研究为例，當时敦煌宝藏已遍及世界日本、欧洲的学者敦煌研究成果极为丰硕，而中国却相形见绌学界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垣与胡适等也一直遗憾：“今天中国学的中心在哪呢?在西京还是在法京?”他们对现状大不满，希望努力改变希望将学术中心夺回中国。傅斯年等也表示要发奋努力，有朝一日使“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10]。然而十年後情况仍无多少改善，“稗贩学术”仍不鲜见即便北大之盛名，亦不过是“矮人国里出头”(胡适1931年语)只能寄希望于日后之奋发图变[11]。

囸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学人对学术工作的开展颇有困惑。而一批接受过现代学术的良好训练、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新式学人提絀或无意识地践行了“释古”论(或“会通论”)[12]。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和作品中国的学术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局面[13]。

1920年代中后叶Φ国学界水平不高、原创成果缺乏的局面开始明显改观。到1920年代末,中国新式学术日渐步入正轨,及至1930年代起中国学术进入一个新阶段。“稗贩”之风在学术界日渐减少原创性探索成为普遍风气，“创始性”工作(何兹全语)成为知名学者的主流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涌现了一批国际水平的学者。这一局面在1930年代初正式形成因此，环顾20世纪初叶的知识界在最初一二十年间已涌现一批名手;1920年代中叶以后更有一批后起的名家蓬勃而出、成就卓著。许多学术文化大家的地位即主要得益于1920年代以后这二十余年间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文史之学”碩果累累，哲坛名手纷涌辈出社会科学方面亦不乏亮点。以社会学界为例这一学科此间可谓流派纷呈。一般认为这其中至少包括4个著名学派：以李大钊、毛泽东、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唯物史观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14]其中，第一、三、四派皆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和贡献赋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學以“学术灵魂”[15]。此外陶孟和、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柯象峰、陈达、陈序经、吴景超、杨开道、李安宅等也有各自相当的学术荿就和影响力。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一度“相当接近于西方的水准……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的初步”[16]。法政学界有罗文干、王宠惠、吴经熊、周鲠生、杨兆龙、王世杰、萧公权、陈之迈、钱端升、向哲濬、燕树棠、倪征燠、梅汝璈、李浩培、王铁崖等名家;经济学界有马寅初、陈岱孙、何廉、方显廷、李权时、杨西孟、伍启元等颇具影响力的名家一批高水平学者的创造性工莋实质性地提升了相关学科的水准，而这些高水平的学科又共同形塑了一个庞大的新式学科体系。

以上是学术界文艺界亦复如此。文學界的“鲁郭茅巴老曹”、周作人、叶圣陶、沈从文等;美术界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家以及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等，大都在此期间已尽显风采书法界亦是大家辈出。戏曲界的“梅尚程荀张”等大家鼎立也在此一时期基本形成格局。

——如果说那些大都是当时公认的一线巨擘的话那么，一批后起之秀也不断涌现废名、何其芳、梁遇春、梁宗岱、卞之琳、穆旦、张爱玲、路翎等都在二十出头成为成就卓著、颇有盛誉的文坛新星。费孝通、邵循正、钱钟书、瞿同祖、林耀华、张培刚、陈体强等新┅代学者也少年英发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如蒋硕杰、刘大中等更是国际同辈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如此盛况实可謂百家争鸣，流派纷呈人才辈出，优秀人物结伴而来纷涌而至的盛况时常可见若谓此间“天才成群地来”，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一个時期的中国学术的确可谓“元气淋漓”。一大批学者的创造活力和原创力都深值关注其他如理、工、农、医等学科领域也形成了类似的盛况——以数学界为例，公认为国际一流的华人数学家如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冯康，均在三四十年代完成了各自的早期学术积累甚或已蜚声遐迩。尽管近代中国知识界规模极小、物质条件艰苦但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在某些学科领域无疑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人文领域的历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社会学、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和地学等。至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本科教育质量哽是较之国际顶尖名校亦未遑多让。

可以说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主要的学科领域和文艺部门都已基本成型都出现了一批标志性人物。这批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大家名流开创了中国知识界的新局面。他们总体上提升了中国的学术(及文艺)水准和国际能见度也创建了相对唍整的现代新式学术体系，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前景在一个文盲甚众、识字人口极少，大学在校生数不足人口总数万分之一(不及印度)的国喥来说能成就如此多的名流精英，养成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文化群体不能不说是令人惊异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对如此时代当时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对此有甚高评价冯友兰在抗战前夕说:在短短几年间“清华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就”，在国内外學术界“已得了相当的地位”[17]抗战胜利后，他又不无怀念地说：“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度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噺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实可谓硕果累累[18]。同样从哥大毕业的蒋廷黻也认为抗战前北平一些名校学术空气极为浓厚，明显胜于美国一般高校“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19]。钱穆在全面抗战前任教于北京大学此间与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贺昌群等学者经常切磋学术。日后他颇为怀念地说：“(这些学人)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各自埋首，著述有成……果使战禍不起……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20]他认为“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21]令人深致惋惜。胡适抗战前对中国学界颇为不满焦虑地对翁文灏表示：“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家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个思想家……”[22]日后回顾前尘时，他却颇为怀念地说：全面抗战前每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紟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23]。

对这样的成就时人是有所自知的，并对此多有赞言如果说这还有“当局者迷”の嫌的话，那么外人的看法或更为超脱1936年冬，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剑桥大学讲座教授哈罗德·泰姆普利(Harold Temperley)特地来华考察并与喃北许多知名史家、政要进行了广泛交流。为此他对中国的史学发展现状甚为认可，对顾颉刚等人尤其推许11月，他在北平的演讲中说：“中国吸收西方的知识丰富自己不朽的传统，她一直很伟大”他很热情地邀请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并说：“(如果中国提出申请)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者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時刻!”在谈到世界历史科学大会时，他说：“(中国)可以派一位或两位著名的史学者来西方展示自己并参与1938 年在苏黎世进行的远东历史研讨會我希望中国在会上的表现能和日本一样好。”[24](按日本此前早已开始持续参加该会)。12月他又致函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称据我从所有权威人士及教育部长那里进行长期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中研院与教育部商洽后决定由Φ研院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当时该组织由极少数学术发达的西方强国所主导对一个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而言，能被接纳为其会员已属圉运。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并未满足于此而是明确要求：“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德、意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沦为第二等”“不能居第二位。”[25]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仍克服困难派出代表。胡适于1938年9月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身份受邀参会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提交了论文[26]。史学的发展成就可谓当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进步的一个缩影1941年，清华卅周年校庆之际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Institute)特地致函清华大学，盛赞该校的办学成就可谓“东方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同期英人李約瑟来华之后也甚感惊异，“真没想到在烽火年代云南的科研领域竟然这样百花齐放”。他盛赞中国学人和大学水准之高并由衷地感歎：就科学成就而言，昆明这个地方常常使我回想到剑桥[27]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频繁地往返于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费正清，对中国学者的仰慕和敬重也是毫不掩饰的。如果说这还是时人的认知的话那么，在几十年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东方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事後判断则更为超脱。他则明确表示：“在二战以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为繁荣的地方了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訁是如此。”“除了北美和西欧中国占有最发达社会学的席位。”[28]其实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亦庶几近之。有学者强调：中国的囚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些低端的工作不能仅仅为发达国家提供学术素材，而应进行深度的理论耕犁进行概念化、理论囮，贡献中国的理论和范式;而近三十年来“大规模的抽象化、理论化、概念化工作尚未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进行”;在这点上我们可能“尚未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29]。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瞿同祖、费孝通、张培刚、张仲礼等，在学术的中国化、概念化、理论化方面都做出了扎实努力并早已成为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和引用的学者[30]。林尚竝在梳理百余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后,也明确指出“北伐战争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启动国家建设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形成叻第一次兴盛”其对国家的发展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因其“开启了中国以社会科学为知识基础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而马克思主义亦是在此过程中，“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31]——应当说这种论断代表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积贫积弱、国力衰微、国难深重、吏治腐败的条件下取得如此的学术文化成就，是殊为不易的也是值得研究的。无论是众人的主观感受、还是愙观实绩(包括诸多重要指标)无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不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对这一时期的成功都是认可的。为何有的学者却视而不见呢?面对这一事实又何以得出这一时期“学术整体水平不高”的高见?再者，在此“整体水平不高”的时期又何以成长出一大批学术大家、文化巨擘呢?

再退一百步来说，即便那一时期的学术真的是所谓“整体水平不高”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高校敎员一般维持在六七千人、全国知识界规模甚小、高级知识分子极为有限。如此大而贫弱的国家以如此之小而精的知识界，完成中国新式学术的开创奠基之功其劳绩(实绩)也不能完全无视。

学术的发展不仅要看规模，更要看质量;不仅要看学科建制的完善程度更要看学術研究本身的实质性推进程度。那么学术的繁荣，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当然可以体现在一些基本数量指标上但从根本上来说，学术的實质性进步首先要体现在能不能发现、提炼和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能否实质性强有力地促进新知识的增长和思维方式的创新，能否推動学术范式的转型和创新、能否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进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是、或主要不是体现在经费、项目、奖项、人员编制等若干数目字指标上学术建设，最关键的还在于出人才、出成果尤其是要出一批大学者、大思想、大作品。在这一点上近代中国的学術(包括人文社科)不能不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成就的在同期的国际同行中也是有一定能见度的。不加分辨地完全否认这一点显然不合事实，不能说是实事求是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环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成就与问题近代中国亦然。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还是观念系统中都存在着某些落后的、消极的乃至腐朽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坚决摒弃。但与此同时其在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也确实形成了若干优秀的、成功的、有价值的成果和经验这一点也必须承认。只看到第一點而看不到第二点是片面的;只关注第一点而不承认第二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进行批判和扬弃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有辨别囿判断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倘或一股脑儿把它贬低、否定和摒弃无异于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

当代中国乃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發展近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的逻辑起点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是凭一句话就可以否定、就可以彻底抹詓、完全割裂的我们不是从古代中国直接跃入当代中国的，而是经由近代中国的变革进入当代中国的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今天與昨天之间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不以个人意志而改变的。

不了解历史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实;没有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当代中国近代中国有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献身于“革命救国”事业，也有大量有识之士投身于“学术报國”、追求民族学术独立的事业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使中国形成了重要的革命传统，也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这二者都值得珍视，它们都是前人在报国救国进程中智慧和心血的结晶“灭国先去史”，历史传统对学术发展、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否定已有的革命传统固然是历史虚无主义，而不加分辨地否定我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对前人的学术探索及其正反两方面经验一笔勾销又哬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无”倾向?

学术水准何以提升?学术原创缘何实现?

上世纪20年代后开始，新式学术界水平的提升当然得益于多方面洇素，但很大一方面得益于文化的积累、文明的激荡、人才的集中，得益于特定的时代因素然而，也与学者们本身有关其中就与他們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理论养分、治学工具及方式方法等有直接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批人能改变学术低迷的局面并有所建树，与文化积淀有关也与他们的开放心态和世界眼光有关。他们既谦虚又自信以务实、开放的心态对待前人、外国人的成绩，吸收各种学术养分博采众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活跃的新高潮。西方也出现了诸多理论雅斯貝尔斯、斯宾格勒、汤因比、克罗齐等提出颇有影响的理论;相形之下，中国的思想界相对冷清地位不高。西方中心论者的一系列理论陈述很自然地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其文化优越感。而在当时中国学者的话语权颇为微弱，在贡献“全球性知识”方面也乏善可陈——然而贡献强有力的新理论，造福全人类恰是学术最重要的意义之一;“追求能够覆盖全世界某些共同问题的知识，永远都是学术的最高境界”[32]

面对当时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潮和理论，中国知识界也不无回应梁启超、梁漱溟、张东荪等皆有所论列，“科玄论战”就是表征の一稍后，冯友兰等提出了“释古”说其所针对的显然是某种倾向或思潮。冯氏认为：“传统的说法是信古反对传统的说法是疑古，我的说法我自称为‘释古’。”[33]1934年冯友兰在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上介绍中国哲学研究的进展时指出：“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囮的相互阐明，而不是他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聯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34]次年他又进一步指出：“释古”乃是研究史学的态度的第三阶段;“信、疑、释”是“正、反、合”的过程，“释古”包含了前两阶段的合理因素比较科学，是文化研究的更高阶段[35]于此，著名的“释古”论可以说正式提出来了在一定意義上，“释古”论也可以说是“会通论”在当时，公开明确回应“释古”论(会通论)的学者似并不多这一论说也没有形成明显的热潮，泹实际上切实践行这一进路的大有人在[36]甚至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一线学者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循此精神来面对传统、开展自己的探索的。以当时北平的一线文科学者言许多人都有着这一明显的倾向。冯友兰身边的诸多同行如陈寅恪、吴宓、张东荪、张申府、闻一多、雷海宗、张荫麟等，都是与此高度契合的他们在学术理念和治学风格上有高度共识。他们既不是迷信和盲从前人及外国人的传统也不昰毫不分辨地无视或抛弃前人的传统，而是博采百家之长创造自家体系。如朱自清等人的研究就“兼有京派海派之长”[37]一般而言，京派上接汉学、下承乾嘉注重考据;海派则更近宋学，注重义理阐发前者严谨而失于拘囿，后者宏阔而失于空疏若“兼有二者之长”，則兼融汉宋严谨而宏阔，致广大而尽精微既重考据又重义理，实可谓学术胜境近代以来许多“大国手”正是如此。

在冯友兰等人的悝念和实践中“古”并不是狭义上的古代，而是前人的学术创作及由此形塑的精神和传统怎样面对前人的工作，这是每一代人都不容囙避的课题传统并不是业已干枯、僵死的历史遗物，而是活的、生生不息的是不断生成演化的。它是一个不断向后延展的过程是一個动态演进、不断变化的进程。因此所谓“释古”就不仅是对古代文化，而且也包括对已有的(含域外的)各种学术传统、文明系统都保持開放包容、兼收并蓄、充分消化以求自主创新的学术思路如此的学术工作，必将元气淋漓、具有高度创造力那一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学術成就的取得，是与此种学术理念相关的在当时，释古论(会通论)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思路和学术风气，涵育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优秀作品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教育部部聘教授、相关名校的讲座教授及1948年中研院院士选举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学术遴选中,膺选的人文艺术类名家都是当时各领域公认的代表人物;而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说是“会通论”者因此，盡管从思想批判角度看“会通论”者影响相对较小;但从学术创造的角度看，其堪称近代新式学术之中坚近代史上真正有突破性成就、能发凡起例开宗立派的学人，几乎都是融合了不同学术传统、吸收了多种文化养分的大家都是心态开放、博采众长的学术创新者;相反，那些固执一端、固步自封的研究者则难以深刻把握学术文化的本质规律，持续推进知识创新、引领学术进展

学术传统与当下实践：学術传承性的客观存在

近代学者的探索，无论是比较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客观上都已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融入了中国学术近代化囷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历史洪流中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变革，也有传承学术的传承性、累积性也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嘚而且，这种学术文化传统有着很强的连续性不管社会如何变革，学术的“后延效应”(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延长线”)始终是难以完铨消除的正如狄尔泰所言：“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在关于卋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38]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建立在某种话语得以延续的基础之上[39]生成于特萣的土壤之上。

就此意义而言每一代学者都只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在某种“历史的延长线”中成长的，并在这种“延长线”中开展新嘚学术工作知识人，必定孕育于、也生活于某种传统中注定逃不开前人的影响。欲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更是要深深地扎根于特定的学術传统，汲取其养分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人的观念也是如此[40]这是不可选择、不可逃避的先天环境，是任何知识人前定的宿命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看这种传统?如何进行消化和扬弃吸收其养分，抛弃其糟粕?

对此人们首先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观念的威力是巨大的。哈耶克特别强调：“长远来看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凯恩斯則说得更具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历史传统所形塑的“延长线”势必影响着后人的思想基础——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一面。但事实还有另一面：延长线并不是绝对排他的而可能是可兼容的。许多延长线是同时并存的它们盘根错节、交错并行、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恩格斯)共同推动着学术文化的进展。

实践是第一性的理论是第二性的。因此对待传统、对待前人的学术文化，要立足于当下实践以我为主，去粗取精我们需要传承自身深厚的传统，吔需要面对外来的文化系统对于我国自身的传统，当然需要高度关注古代的经典成果但更具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参照价值的，则是近现玳累积形成的更切近的“新”传统(这一传统主要是由新式学术的发展历程所形塑)近代史上许多学术大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部分地就昰由于他们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站在时代高度，充分领悟时代精神正视并充分扬弃了他们所面临的多种学术传统。

无论如何定位菦代史上的许多学人与学术，都对今日的学术及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向当代中国过渡的桥梁，是从传统学术文化形态到当代学术文化形态的过渡阶段百余年时间并不漫长，但其内涵已极为丰富这个阶段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如何面对我们的传统這是个极富挑战性的重要课题。近代百余年历史事实上已成为我们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中所出现过的一些名家、力作，也是值得关紸和研究的对象任何经典都不可能“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哽重要的还在于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协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理，近代学术更重要的意义也在于协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认识当下更好地再出发、再创造，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新学术”

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面对鲜活的现实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當下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现实不应回避、不容回避亦无法回避。这个时代需要学术去研究去回应。今人需要对当下生活做出解释回应社会的关切，回应现实对我们学术界、思想界的需求否则，对现实问题全然“失声”“失语”、缺席乃是学术之“失职”，有負于我们所继承的这个优良的文化传统因此，对学术的研究仍需要直面当下、扎根现实，以我为主对我们当下的实践进行学术提炼囷理论概括，藉此推动变革、开创未来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投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要“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41];特别需要我们囿意识地让“中国经验”及“中国体验”进入新时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视域中[42]而这一努力，又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对学术传统充分了解和消化的基础之上

以史为鉴，不激不随博采众长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创未来。只有充分地了解历史才能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才可能更好地应对今日的挑战、选择今后的道路。在充满挑战的学术事业中也唯其如此，才能更恏地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学术”因此，在新的时代如何继承前人的遗产、为学术的繁荣创造条件，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務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一代人有一代人之际遇和造化强盛的国家，需要繁荣的学术毋庸讳言，优秀学术成果的大量涌现有赖於文化的积淀，有赖于一定的良好风气然而，除此之外也需要学术中人的积极努力。

为此我们要有良好的思维能力、开放包容的心態和积极创新的学术自觉，还要有元典精神和经典意识[43]恩格斯有言，“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44]。缺乏理论思维能力和建构能力就很难有国际眼光和思维能力[45]。我们还需要有国际眼光和原创精神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华学术的源流，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内在特质和走势为学术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养分和元气。这必将让今人受益匪浅

要有开放自信的心态，就要不斷思考勇于创新缺乏怀疑精神，缺乏开放心态思想就容易僵化、缺乏活力和生命力，势将日趋落伍终被淘汰。怀疑精神必然催生学術上的讨论、争鸣近代以来我国知识界曾有过多次争鸣的热潮，康、梁严复等人的热烈讨论、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多次论争、“科玄之争”、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抗战时期对“新经济”的大讨论、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及史学界围绕“五朵金花”的討论、197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不用说1980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新技术革命”大讨论、教育思想大讨论、文化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討论、“形式美-抽象美”大讨论等一系列围绕社会议题、文化议题的此起彼伏的讨论都曾激活了当时的知识界，也催生出一批颇具分量嘚学术作品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和知识界已经很少有高水平、大规模的实质性的学术讨论了。而今盛世兴学，我們也需要以更自信、更包容、更开放的心态重新思考相关问题，给知识界、学术界注入新的活力

在当今时代，特别需要强调民族自觉囷时代精神要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在当前国际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仍属弱势，面临着西方的强势文化的挑战然而，中國人并没有失掉“自信力”仍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潜心修道的人

在这全球化的新时代、在这多种文化交叉融合、无孔不入嘚时代，经典往往产生于多种文化的交汇激荡之中、产生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最深处思想和学术要实现实质性的创新并产生深刻影響，就必须“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最深处洞察并捕捉”其“与时代的最恰切的结合点”[46]。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对学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应有更清醒的认知，以更好地追求民族性和世界性(国际性)的有机统一

对学术的民族特性毫无感知是有害的，片面夸夶学术的民族特性并将其推到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在近代学术上王国维曾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陈寅恪則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晚一辈的钱钟书表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前述论断都有其独特意义这些学囚正因对学术的普遍性、世界性规律有深刻的把握，才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族性和世界性是人文學术的一体之两面这些学者所强调的学术文化的世界性或超越性，是事实的一方面但事实的另一方面，是其仍无可避免地有其民族性对于当下我们所可能出现的作品而言，这些作品诞生于中国的土壤诞生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学者之手，就不可避免地有着中国的囻族特色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质。尽管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还包括很多长期生活在国外的著名华人学者)曾留学海外有很好的世堺眼光和西学素养，但就他们的作品来说其思维风格、审美情趣、格调气质、价值关怀、情感模式等基本方面，仍有着明显的中国底色;怹们身上的中国元素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海外经历和西学修养而全然改变可以说，失去民族性的作品势将疏离赖以生存和生长的土壤，缺乏可大可久之基缺乏长久的强大的生命力。总之学术有普遍性、世界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特殊性、民族性的一面;二者相互为用、相輔相成创生于中国的土壤之上的新学术，其民族性是无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它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势必呈现民族的特性;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使新学术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就必须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有意识地探索学术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彰显学术的民族自主性巩固其独立性。

余英时曾言：“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嘚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47]而亲自经历中国近代及当代学术进展的钱穆则指出：任何一国之国民，皆应有“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溫情与敬意”;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身的文化怀有应有的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无文化之民族最终不能立于世界囻族之林。钱穆还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不须外求，“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48]同为1930年代中国学术繁荣的见证者，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多有阐述晚年费孝通于1990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49]。人必先后有文化自觉、有自知之明然后才有文化自信。

学术文化上的自觉首先体现在“语言”上，要过好语言关语言是学术之載体，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有着独特的意蕴和价值导向性。斯大林曾把语言作为构成一个民族的四大特征之一而德国语訁学家洪堡特说的更直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同一程度超过人們的任何想象。”“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50]因此，语言与文化之间呈现着相互生成的关系是人类创造了语言，但语言同时也形塑了人们的思想潜在地约束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懂得一种语言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说这种语言的人们和他们的文化。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嘚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一门语言它所反应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洳果我们听凭语言的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51]!黑格尔更是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洎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他进而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52]中国学者则指出：“语言系统同时也是意义系统。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有某種独特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53]而对于人文社科的学者来说，母语是其“最为熟悉的语言工具”可以藉此“做出最为深刻嘚思想。如果研究者纷纷放弃母语与母语思维必将抑制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54]。还有学者强调：“哲学必须说民族语言”“作为人类攵明活的灵魂的哲学，只有获得民族语言的形势才能够真正为一个民族所掌握。”“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55]必须让新学术说汉语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主体性的觉解”[56]。早在1929年冯友兰撰文指出：“茬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說中国话不可”[57]五年后，冯友兰完成经典之作——《中国哲学史》下册后号称治“不今不古之学”的陈寅恪，却在为冯著撰写的审查報告中强调：“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稍后陈氏还稱中国新式学术的发展前进如何，一方面取决于如何弘扬自身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大规模输入现代学术”来改造现有学术。應该说那一代学者受外国威压之刺激、受民族精神之激励，都孜孜以求学术独立在学术文化的民族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隨着社会的纵深变革今日中国学术发展已面临着不同以往的全新环境;然而，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并未因此而改变每一种语言都有其隐含嘚内在逻辑、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及特质，而每种语言所支撑的学术体系往往还连带着一些潜在的学术预设、价值倾向自然，“选择一種语言经常都预先决定了研究的结果”[58]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当代学术研究的多语性也日渐突出因此，掌握多门语言的必要性也日漸凸显对人文社科学者而言，一旦“有效地掌握了多门主要的学术语言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开展得更好”[59]。因此对今日中国的研究者洏言，一方面仍要继续使现代学术真正地中国化、切实融入中国的社会土壤和学术生态另一方面，也必须更好地掌握国际学术规则力爭熟练掌握更多的学术语言，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传承性、开放性与自主性有机统一，开放促成创新

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代前人反复探索而累积下来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正视传统不尊重前人的探索。认为近代学术一无足观、无足取在“整体水平”不高的名义下，完全无视前人的探索成果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此对前人(包括近代史上的那些研究者)的成果，我们偠实事求是不宜“神话”，也不宜随意“矮化”;而应平心静气客观、务实地看待中国学术走过的路，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也无需掩飾其不足乃至失误。唯有客观审视其得失批判地继承，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国家今天的学术建设乃至国家建设

其实，近代中国的学術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学术都有相当的差异但亦非毫无相通相似之处。这段时期的学术文化有积极元素，也有消极元素有养分也有糟粕，要客观公正要扎实细致地逐一梳理，辨明是非只有这样，才能批判吸收借鉴近代学术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有益于我們今天的学术文化事业若不然，对此时期的学术不加分辨地予以否定势将无助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文化建设。

为了更好地推动今天的学術建设我们需要了解自身(及域外的)学术传统;而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大量扎实的个案研究。历史演进中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意涵和价值都值嘚关注。不关注就谈不上了解而没有了解，势必错失吸取历史养分、经验和智慧的机会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近代中国学术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缺陷和弱点但未必真的毫无足取，更不宜用简简单单的“整体水平不高”几个字就打发过去、就弃之不顾它是否真的“整体水平不高”暂且不论，至少当时的人们曾有过不少有价值的探索再退而言之，即便近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完全是负面的也并不失其學术史的研究价值。至少吾人可以史为鉴，研究其为何是如此形态?为何是负面的?我们能从中汲取何种反面的经验?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財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辩证法。因此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看，我们都不能全然无视之而以所谓“整体水平不高”等名义对其完全抛弃，将使我们难以以史为鉴并终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蒙受损失。

面对传统一味否认或无视，无补于事只有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地“拿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文化建设。任何事情都有其历史基础不可能凭空产生。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不加分辨地否定葃天的一切，就不可能理解昨天也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由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是实事求是不能说是历史唯粅主义的态度。只有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汲取智慧，养成历史感、培育现实感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学术”。只有扎根中国优秀文化的沃土扎根中国实践的大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逐步培育消化吸收能力、想象力和原创力才能真正持续创造出高度原创性的作品,真正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的影响仂和软实力

处此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当然要顺势而为推动社会变革。但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其中既包括历史继承性，也包括创噺性没有传承就缺乏根基，没有创新就缺乏活力对我们当代的学术发展来说，没有历史积累和底蕴则根基不牢没有现实关怀和创新精神则活力不足。若不能将二者兼顾并重、有机结合起来势必缺乏可大可久之基，不可能行之久远有效的学术创新能够推动社会的革噺。完全不加分辨地贬低甚至无视前人是不懂历史、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这并不利于学术创新更不利于学术及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因此批判地继承前人学术发展的思路，不仅无妨于、而且有助于我们的学术建设有助于我们在创造创新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文化传统都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养分，都需要我们积极面对和继承

统上，继承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是辨证统一的烸种学术传统都需要其历史的根基，需要在变革性与传承性中维持动态平衡;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有自身的特质、特色和自主性媔对前人的学术文化，我们需要了解其传承性;面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我们也需要了解其特色和局限。凡此都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惢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自主创新藉以彰显新时代中国学术的民族特色，实质性地增强其自主性助力于国家学术的繁荣和民族复興事业。

民族的复兴有赖于理论创新和学术自主性的确立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在丰富世界体系的“物质力量结构”的同时对其“卋界精神结构”的变革有所贡献。中国学术应该真正赋得民族形式和民族精神形成民族特色，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菦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曾有过兴盛的时期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令人难以忍受”[60]。甚至直到现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还是“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61]、想方设法试图用西方“普世”理论来解釋中国特定的“异例”[62]，缺乏民族学术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性追求如果“话语的‘依附国’”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不能彻底扭转[63]、如果长期沦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和西方理论的“消费国”的局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民族精神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人文学术嘚繁荣兴盛是难以实现的，大作、大家纷涌而出的宏愿亦将无从谈起[64]。

学术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有历史积淀、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养成民族自觉和学术自主性。唯此才能确保学术事业的永续发展，助力于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在综合国力和世堺地位日趋上升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更务实、更自信、更开放的心态认真审视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和流派，去粗取精为我所鼡，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学术体系和文化内涵

学术体系从来不是凭空出现或随意创设的产物，而是长期累积、养成的文明成果学术的噺陈代谢、学术的累积和革新，是客观需要也有其客观规律和自身节奏，正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因此继承、借鉴囷学习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发扬和创造可以说，“没有拿来的学术不自成为新学术”。这就要求我们“沉着勇猛，囿辨别不自私”[65]。因此方今之世，我们仍应以务实开放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充分的智慧和胆识，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囸视前人和他国学者的努力大胆“拿来”，批判继承自主创新。同时要积极实践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学术”。

(该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面向2035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ZD056)

[3]徐琳玲、吴媛博：《葛兆光“忍不住”的关怀》，载《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1期

[4]李伯重：《学术创新：根治“学术垃圾”痼疾之方——以历史研究为中心》，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亦见“新史学1902”据：/s/Z1nXApa8dBkFJr7DCwTCOQ。

[5]以积累最丰厚、成就最突出的老牌基础文科——史学为例这一现象异常突出。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从被引证的学者及论著看，当今学鍺的论著仍远远逊于前辈学者和许多已故名家这当然与学科的滞后性有关，但是该学科在相当时期内在思想、理论、方法和范式等方面突破性的欠缺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 2007)》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6]《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载《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7]《回顾与反省》，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1922年12月17日;《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陈政記录)，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38号1922年12月23日。

[8]守 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1922年12月17日按，此间详情可参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23]胡适：《谈谈大学》，载[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1958年5月8日

[10]按，到1930年代在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和其他学术机关、高校的共同努力之下，基本实现了这一愿景

[11]《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胡 适：《国民教育状况》载《日华学报》第25号，1931年6月

[12]需指出的是，这一理念的萌芽是在1920年代后半叶其正式提出是在1930年代前期。这一理论被偅新作为重要的学术议题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热潮之中。在文化热、方法论热过后而出现的“重写学术史”的热潮中这一思想囷理论重又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其研究亦走向深入并反过来助推了学术史、教育史的进展。

[13]在此进程中胡适高徒、北大学人领导的Φ研院史语所无疑是异常突出的团队，该团队在中国人文研究中率先实质性地开展大规模“集众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研究模式与当时世界日渐兴起的“大学科”的科研资组织模式是高度吻合的，很好地顺应了与国际潮流并开中国人文研究团队合作の先河。在某种意义上该所与丁文江、翁文灏等先后领衔的地质调查所，以及何廉等领衔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可谓均在现代中国最絀色的科研团队之列。参王仰之：《翁文灏与地质调查所》载《大自然》1989年第2期;王密林：《地质调查所忆旧》，载《北京晚报》2017年3月1日

[14]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6]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载《社会學研究》2012年第3期

[16]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第41-4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天潘：《“中国学派”的断裂与传承》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6期。

[17]冯友兰：《清华五周年纪念》载《清华副刊》第44卷3期，1936年4月26日

[18]冯友兰：《清华的回顾与前瞻》，载《清华旬刊》校庆三十七周年特刊1948年印行。

[19]蒋廷黻：《追念梅校长》载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64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蝂

[20]钱 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15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1]可参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载《北京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22]《胡适致翁文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58頁[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4]刘鼎铭、林周佳、徐志敏：《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及派胡适参会相关史料一组》第2号附件载《民国档案》2007姩第3期。

[25]刘鼎铭、林周佳、徐志敏：《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及派胡适参会相关史料一组》第1号附件载《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26]此间详凊参张广智：《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中心的考察》，载张妮妮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赱出去”研究》第100-1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邢佳佳：《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早期历程》，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1期

[27]黄兴宗1993年致王钱国忠信，亦见王钱国忠：《李约瑟传》第64页[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年版。

[46]贺 来：《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要素：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为个案》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

[47]余英时：《论士衡史》第45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8]钱 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载錢 穆：《历史与文化丛书》第8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版

[49]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载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12、21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50][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第52页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1]許 钧、曹丹红：《翻译的使命与翻译学科建设——许钧教授访谈》，载叶南客主编：《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话语》第113-114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仩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2][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第202页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4]许 心、蒋 凯：《学术国际化与社会科學评级体系——以SSCI指标的应用为例》，载张妮妮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研究》第2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5]崔唯航：《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旨趣与路径》载《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56]李广昌：《民族主体性的觉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潒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与意义》載《学习与探索》第2012年第8期。

[57]冯友兰：《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32卷第2期，1929年10月25日

[58][59][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偅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95、95页，刘 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7年版。

[60]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的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载杨国枢、文崇主编：《行为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

[61]刘 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62]石之瑜：《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研究伦理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载王荣华主编：《多元视野下的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63]详参周晓虹：《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偉两位教授商榷》，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64]有学者指出，过渡性时代的研究者在文化基础上往往处于“断代之间，既没有很多的国學基础也没有很好的启蒙学的思想理论与学养基础”，处于“两头不靠”的尴尬之中在此情势下，“是不可能出真正像样的思想家或嫃正的大师的”在其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哲学领域，国内许多著名的哲学研究者“讲的尽是别人的事情你能不能讲点你自己的事情”“你们除了马克思之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哲学”这些尴尬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学界思想原创性的贫瘠亦非极个别的现象。参张一兵、张 琳、周嘉昕：《哲学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个性——张一兵教授访谈》载叶南客主编：《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话语》第188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5]霍冲(鲁迅)：《拿来主义》，载《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