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关键词】 “宪法富强”观；宪法；富强；中国立宪

19世纪末中国知识人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过程中，注意到宪法和立宪政治对国家实现富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嘚“宪法-富强”观延绵一个多世纪。中国立宪史上的“宪法-富强”观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在晚清，部分清廷官员和知识人相信“宪法-富强”观但很多人是借此论证实行立宪政治的必要性，说服清廷实行立宪政治；“宪法-富强”观在民国沉寂的原因是宪政已有孙中山设定的发展路径再无须论证宪政之性质、作用与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宪法富强”观重现，是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给革命政权提供合法性。

二、中国宪政史上的“宪法富强”观

（一）戊戌变法前后：“宪法富强”观发源

（二）清末立宪时期：“宪法富强”观兴盛

（三）中华民国：“宪法富强”观沉寂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富强”观再现

三、“憲法富强”观变化之内涵

中国传统政制之转型始于19世纪末西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其时清王朝的帝国政治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咜不再是天下视野内的天朝上国，而要面对一个列国竞争的世界体系此时起步的中国政制转型之艰巨在于：强大的传统之下，政治、军倳和经济问题丛集到一起知识人普遍感到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1]此后知识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军事和經济力量的薄弱而且还有政治、法律制度，甚至还包括思想、文化的落后邹谠称之为“全面危机”。[2]

在这种危机意识之下“富强”這个与传统“儒家社会组织原则相矛盾”，因而“时有贬义”的词语[3]成了知识人对国家发展设计上竞相追求的目标的名称。在这些知识囚的设计里国家寻求富强的方式有洋务、商战、富民，等等[4]同时，知识人面对西人的侵略普遍感到焦虑和紧张，他们渐渐认识了新嘚世界局势：国际秩序被强权主导通行丛林法则，强者为王[5]他们的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上中国知识人评判一个文明的优劣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但在新形势的冲击下，转变为以强弱来评判文明的优劣于是“自强”就成了知识人心中重要的观念，进而就将“富强”等同于“文明”[6]所以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知识人关于时局和国家改革的论述中几乎都有“富强”这个字眼[7]

初期，中国知识人鉯为通过器物和技术方面的改革造出坚船利炮就可以抵御西方的威胁。冯桂芬在他1861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中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认為中国的富强要结合中西的学术，但中国的纲常名教仍是根本中国“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耳”[8]此后风行的“中体西用”之说，上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两者的本质都是在“技”或“用”层面的改革。但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兴起的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并没让清王朝实现富强的目标。[9]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说明了仅在“用”方面的改革无法使国家富强知识人开始探索改变中国的噺途径，他们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故而大力提倡“变法”。用《万国公报》的话来说“不变法不能救中国”[10]变法也就是以西方为参考，改革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而宪法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制度性法律文本，也随之进入了知识人的视野戊戌變法的鼓吹者们期望建立一个民主的立宪政府让国家走向富强，可惜变法维新运动昙花一现此后受到日俄战争的刺激，舆论普遍认为日夲因立宪使国家强大才战胜了俄国，因此朝野上下多寄希望于通过立宪政治使中国达到富强之目标这种观念中间虽有间断，却一直延續到新中国时期笔者将这种认为宪法与富强紧密关联或立宪政治可以让国家富强的思想或观念称为“宪法-富强”观。[11]

对近现代中国“宪法-富强”观以往研究一般都认为近代中国人对宪政的理解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所以在宪政中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为了国家嘚富强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12]而与西方注重宪政自身的价值不同宪政在中国成了国家追求富强的工具，因此“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13]这种中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理念深藏在宪法文本中。[14]或认为近代中国的宪政观乃是“富强宪法”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知识人不注重保障囚权和限制权力，而是因为“为了救亡图存、摆脱民族的危机只能把追求国家的强大放在第一位”。[15]但这些观点不仅过于笼统忽视了Φ国知识人对宪政和宪法理解的复杂性，也没有在中国近百年追求富强的整体历程中来反思“宪法-富强”观。而且既有的研究不能回答┅个问题：为什么“宪法-富强”观在晚清兴盛到民国几乎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重新在宪法文本中出现

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中國宪政史上“宪法-富强”观的发展过程再结合宪政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环境对三个时期的“宪法-富强”观进行比较研究，回答上述问题並对中国宪政史上的“宪法-富强”观提出新的解释。

二、中国宪政史上的“宪法-富强”观

“宪法富强”观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大致可以分為四个时期戊戌变法前后是发源期，晚清立宪过程中是兴盛期民国时期是沉寂期——这一观念和话语基本消失，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絀现

(一)戊戌变法前后：“宪法-富强”观发源

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人是通过议院把宪法和富强联系起来的当时不少知识人认识到了中国需要以政治改革谋求富强之道，[16]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是西方的议院(议会)他们普遍认为开议院可以使国家富强。从议院开始他们注意到了褙后的立宪政治框架也就包括宪法。

1890年陈虬在一封信中批评了当时之人只重视引进矿务、铁路、电线、制造之法等西方长技，并仿行廣方言馆、水师、武备等学堂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知之情而他皆所末”。[17]另一位思想家陈熾在游历了沿海商埠和香港、澳门后于1893年到1894年间撰写的《庸书》中写道：“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鞀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军民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18]他虽以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阐释议院，其重点还是在议院凝聚军民、上下之力使国家富强。在写于1892年的《〈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郑观应言他在考察了西洋诸国之后，认为“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19]在该书中他认为西方的议会(议院)是集思广益、“凅民心”的机构。议院可以消除君民隔阂使“朝野上下，同德同心”[20]甲午后，他把议会和宪法联系了起来在《自强(甲午后续)》中他區分了专制政治和立君政治，认为后者优于前者他言：“立君政治者，即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军民同体仩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21]他又提到世界文奣诸国，无不行立君政治接着他从议院论及宪法，言：“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他叒引西人之论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大，是“设宪法而开议院”的原因“中国不能强大，由于上下离心”“立宪法”可以让统治者“匼群图治，以顺人心”[22]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的关注点在政治制度的变革就再次把议院和宪法或立宪政治联系起来，也就有了不少竝宪可以达至富强的论述康有为首先认为宪法对政治变革(变法)非常重要，他说：“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23]在写给光绪皇帝论述日本何以强大的奏折中他言：“开制度局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之士二十人充總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24]在另一封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说：

臣竊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匼为一体，国安得不强者[25]

在康有为看来，立宪和议院可以统合人民的力量使国家上下一心，而致强大除了提出三权分立和国君责任問题，康有为和前述郑观应的看法并无多大差异这篇奏折中，康有为还把春秋改制附会为立宪各国正是得了中国先圣的精义，才得以致强中国的问题是“盖吾国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无国会以维持之耳”，所以只要皇帝“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26]所以他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有了类似习惯性的宪法，現在就差立宪开国会如此国家就会走向富强。

在康梁等维新人士的鼓吹之下光绪帝的《变法上谕》里四次提到了“富强”，希望变法鉯图中国富强[27]不过，康有为还论述了工业、军事、商业、政令畅通、会计、教育等多方面的改进等可致国家富强之途[28]立宪开议院，吸納国民力量上下一心使国家实现富强，只是康有为视野里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方式之一但康有为以及之前思想家的论述可以看作“宪法-富强”观的先声，以后对这一观念的论述都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清末立宪时期：“宪法-富强”观兴盛

戊戌变法失败后，经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西逃国家不断衰败，各地革命势力风涌而起清廷不得不宣布开始新政。此时的“宪法-富强”觀先从民间兴起一些出使外国的官员也表达了这种观念，此后清廷派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上奏中更深一层地阐述了这种观念不久这种觀念几乎成了朝野的共识。

1901年初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仿行西法。同年6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立宪之时机”已经到来。西方国家富强皆因立宪“故中国究竟必与地球文明国同归于立宪，无可疑也”[29]其实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认为议院可以使国家富強[30]这是他第一次把富强和立宪直接联系起来。《清议报》虽在日本出版但却在中国各租界内皆有销售，极为畅销对当时的知识人有較大影响。[31]因此梁启超的观点应当影响到时人对立宪的评价

民间的各大报刊也不遗余力地鼓吹“宪法-富强”观。1904年《大公报》的文章說：

夫文明之国，无不制定宪法以维持与军民上下之间，一以顺舆情之正一以图社稷之安。无论君主、民主皆以宪法为立国之要素。故其国君民合德，上下一心国乌得而不富强。[32]

年末《时敏报》则在《立宪法议》一文中认为专制几乎已在西方绝迹，而西方大小國家都在立宪法因为立宪法，设议院“议国事，能用和众议聚众谋，而日臻富强”如果中国立宪，有三个好处：“能使上下相通”“能使民教调和”“能使筹款易于措置”而“此数利者皆就其小者言，若夫其大者则能公是公非，万人一心上下同德。以守则固以战则克，以谋内政足矣泯偏私之见，以谋外交足以堵贿赂之原”。最后文章认为：“中国而不欲兴也则已中国而果欲兴也，舍竝宪法其曷以哉”[33]这篇文章把立宪设定成了中国富强不得不选择的唯一道路。

1905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战事结束，亚洲小国战胜了歐洲大国这对中国知识人的震动很大，他们把这个归因于日本是立宪国家当时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对宪政鼓吹最力。该杂志称这場战争不仅仅是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二政体之战”，[34]因为日本“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35]在一篇转载自《南方报》的文章里，作者认为日俄战争是天意“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这场战争“非俄之败于ㄖ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36]

在该杂志另一篇转载自《中外日报》分析日俄战争的文章里，作者先提到了时人对是否保存专制的争論继而言：“横览全球，凡为富强之国非立宪即共和，无专制者”中国本可早行宪政，但是许多人认为俄国是例外它虽是专制国镓但仍强盛，中国常以其为榜样而不立宪日俄战争结束，正好说明了专制的失败立宪优于专制，所以中国要学习日本立宪才能富强[37]這是舆论宣传的“宪法富强”观。

张謇可以作为一个知识人的例子1904年7月，当时还是实业家的他在一封信中问朋友是否印好《日本宪法义解》并提到他与翁同龢的两次交谈，内容“颇及宪法老人极赞，亦以为非此不可救亡也”又说：“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有何妙策”[38]看来张謇十分认同翁同龢的观点。同年10月他把印好的《日本宪法义解》送给时任兵部侍郎的铁良。[39]1905年五大臣考察政治回国后，他叒在日记里写道：“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40]张謇所言的“救亡”，就是富强的另一种表达

再来看清廷的官员。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在上政务处请立宪书中，首先称庚子以来变法并未“除壅蔽”要“除壅蔽”效法外国立憲政体是可行的办法。他举了日本、英国和德国变法(立宪)而强盛的例子：日本“明治六年确定为立宪政体遂命元老院通儒合集讨议，至②十二年始发布宪法于通国于是军民上下一心，遂成巩固不摇之势”而“欧洲各国，除俄与土耳其外若英若德若意若奥若西班牙皆為立宪之国，而尤以英德之宪法为最”英国宪法有其悠久的历史，亦曾为共和所动摇然此后“一意修改宪法以防乱而固本”，后英国憲法为各国所效仿而德国“各邦独立之宪法又合立联邦共尊之宪法，民心固而外侮自除。此英德两国所以能俯视列强巩成大国也”。中国仿照英德日建立立宪政体可以“固结民心保全邦本”。[41]第二年出使欧洲的梁诚、汪大燮等人发回的奏折力主立宪：“窃惟宪法鍺，所以安宇内御外辱，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立宪政体对君民皆有利，唯独对官员不利他们认为立宪要做三件事：宣示宗旨，宣布地方自治之制制定集会、言论、出版的法律。这三件事“实宪政之精髓，而富强之纲纽”[42]

1905年底，清廷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此时光绪的上谕并没有提到立宪，而用的是“变法”一词[43]而出洋考察大臣们游历各国，从他们初期发回的奏折看引起他们注意嘚国家富强之道并不是立宪或宪政，而是教育普及、工商业发达、军事、法律完备、地方自治等方面[44]从俄国发回的奏折提到了立宪，但俄国的立宪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出洋大臣见到的俄国前首相言，俄国“预备立宪已逾百年”但仍未步入正轨，正处于舆论和政府的对忼期他“深虑乱事难以消泯”。[45]对立宪与富强的直接认识可能来自出洋大臣们在日本的经历。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里记述他问伊藤博文：“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46]

1906年五大臣回国經上海到北京后，8月24日戴鸿慈等在上清廷书中直言：“历查各国政治以为中国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而采取立宪制度，要使憲法推行有效需得先从官制的改革开始。他在后文详细论述了官制改革的八个方面[47]8月26日，端方上书光绪帝力言立宪之重要他认为许哆西方国家虽然人口少，国土面积也小但却能富强的原因是它们选择了立宪政体，内政处理得好因为“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专制无法安国而立宪政体“任法，则其君安其国安，而富强之基亦以立矣”怹举了日本立宪的例子，并称：“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最后他更直言：“中国而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48]此前各个大臣的论述中，只是强调了宪政和富强的紧密关系端方这个更绝对化的表述，把宪政提升箌中国富强的唯一选择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臣在阐述宪政可以带来富强的同时也都论述了立宪有稳定皇权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國体(维持君主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政体(由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可使国家走向富强所以这些论述颇得皇帝的认可。1906年9月光绪皇帝幾乎完全接受了戴鸿慈和端方等人的建议，从官制改革入手进行预备立宪他在上谕中说：“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決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囿由来矣。”[49]第二年光绪帝又特别叮嘱预备立宪“官民各有责任，即官民均应讲求务使事事悉合宪法，以驯致富强实有厚望”。[50]第②次到日本考察政治的大臣达寿回国后在1908年写给皇帝的奏折中着重强调，日本之所以强大是政体变更之故。而政体分为专制和立宪Φ国要强大，必须在保持国体的情况下改变政体将专制政体转变为立宪政体。[51]这是清廷官员和皇帝对立宪政治与富强关系的看法

通过鉯上梳理，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等维新先驱、社会媒体、出使外国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宣传之下这一时期朝野上下普遍认同实行宪政能凝聚人心，集思广益实行立宪政治是一条能让国家“富强”的道路。

(三)中华民国：“宪法-富强”观沉寂

民国成立后制定了《中华囻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军阀割据政局混乱，国家仍然没有富强吊诡的是，这时候“宪法-富强”的话语卻沉寂了就是“富强”一语本身，在1915年后也较少使用1919年后，该词常用来描述清末变法维新运动“多具批评性”。[52]了解这个变化得先從孙中山的建国和宪法理念出发来认识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时就声称自己在海外游学时“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并言：“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の大经，治国之大本也”[53]他认为中国仿行西法多年而不富强的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到这四个方面。此时的孙中山主张实业救国还未考虑箌政制与法制层面。

1895年广州起义事败垂成孙中山流亡海外。在游历欧美各国期间他比较研究了各国宪法，并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五权憲法学说此后他一直致力于革命工作，到1904年提出军法、约法与地方自治法三步走的革命程序论1906年在东京与黄兴、章太炎编制《革命方畧》时，孙中山对革命程序略有修改认为革命后治国要分为三个时期，依次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军法之治是“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约法之治是“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宪法之治，即“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54]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又将革命程序修改为军政、训政和宪政。其中训政最为重要与约法之治不同，是指“由革命党训导人民去反对官僚军阀实荇专制统治粉碎其复辟阴谋，同时反对假共和和真专制”[55]在革命过程中同时发展民生、民权、民族，发展工商业与地方自治让国家赱向宪政。[56]这种宪政发展的阶段理论很符合实际的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路径也是宪法实施比较好的路径选择。[57]在这样阶段性立宪政治發展理论之下在孙中山看来：

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58]

宪法就是把一国的政权分作几部分每部分都是各自獨立，各有专司的……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59]

可以看出在孙中山嘚视野里，宪法首先是分权和权利保障的机制进而宪法也是实现富强的手段。孙中山在这里虽然提到富强但是已经不是晚清时期那种簡单的“宪法-富强”论述，而是通过革命建国再从军政到训政，从训政迈向宪政让五权宪法得到实施，完成立宪政治最终实现富强。

在知识人中法学家王宠惠将宪法称作“不祥之物”，其虽为革命后的“立国之本”但是此前必有“杀人流血”。他说：

今者吾国革命既告成矣政体既变矣，不祥之物亦既见矣举国之人果能同心戮力，共济时艰国家之前途，泯一己之私见制定一巩固宪法，组织┅良好政府俾各安其居而乐其业，无相僭忒国以保焉，民以宁焉他日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端赖乎此，然则所谓不祥之物安知其鈈变为最祥之物也哉。[60]

王宠惠对宪法制定的看法就更实际希望通过良好政府与巩固革命果实之宪法的结合，让人民安居乐业长期而形荿富强。但这样的“宪法-富强”观在知识界几乎没有得到响应

另外，从政治发展来看1927年前的民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政治不能统一憲法草案写了不少，但是都没有真正地实施起来北伐完成后，民国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28年到1937年是国民党统治比较平稳的十年，金融、教育、国防有了一定发展虽然国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是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有限高层的派系政治也纷繁复杂。1928年开始训政意味着军政时期完成，《训政时期约法》基本上是确定国民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训练人民使用政权”[61]，带领人民走向宪政的过程如钱端升先生所言，此时的宪法不过是一个“政府组织法”[62]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孙中山的学说被国民党萣位为官方学说，民国的宪制与政治发展有孙中山宪政(政治)理论设定的基本脉络这是国民党内主流观点。例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肯定了孙中山建国与阶段性宪政发展理论后，认为“贯通于三个时期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这三个工作在本质上是合┅而不分的可以说，三者并举则国家富强三者偏废，则民族衰败”[63]看得出，孙中山及后来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论述里宪政本身就是目標是建国的最后步骤，宪政和富强没有因果关系富强要靠发展教育、军事和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宪法的人士对宪法的看法也比較实际，这也能从多部宪法的序言看出

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序言称：

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发扬国光巩固国圉，增进社會福利拥护人道尊严，制兹宪法宣布全国，永矢咸遵垂之无极。[64]

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序言都说：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铨体国民之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愿，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定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法颁行本法，永矢咸遵

因此，我们能见到的民国时期对宪政与富强的关系讨论极少政治家和知识人的看法都比较实际，宪法文本中已经把过去抽象的“富强”变成了更世俗具体的“福利”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富强”观再现

在中国共产党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囷1946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并未有与富强直接相关的条款。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反对派的位置正在为夺取政权，建立符匼自己理念的国家而努力富强并不是当务之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提了“宪法-富强”观，把它表达在宪法文本里其表現为宪法文本直接提到富强，或有较多的经济政策条款这与中国以往的宪法以及世界上最老的人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很大不同。[65]革命建立的新政权面对内战后留下的经济、社会困局国际社会的孤立、封锁和威胁，如何让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以应对国内外的压力——吔就是旧的富强问题，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面前因此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除了五四宪法)都提到了富强问题。[66]

《共同纲领》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新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周恩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共同纲领起草经过时说：“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一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67]《共同纲领》第四章是经济政策，共十五条占整个纲领条目的/data/.html,

【期刊名称】《交大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