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关键词】 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狭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因果关系；死刑裁量；保姆纵火案
不介入因素素是指介入到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并且可能影响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要素根据产生的时间不同，不介入因素素分两种：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包括行为时客观存在的特殊情况与行为后才产苼的不介入因素素；狭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只包括后者不介入因素素既可能影响事实因果关系，也可能影响法律因果关系还可能影响量刑。在实行行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而不介入因素素对危害结果的作用力较小的情况下虽然不介入因素素不足以阻断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但仍可以考虑在量刑上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在同时具备下列因素的情况下，可以不予从轻：行为人预谋犯罪手段极其殘忍，主观恶性极大；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介入因素素对于死亡结果的贡献微乎其微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往往不是仅仅由实行行为这一个原因引起危害结果行为时已经存在的特殊情况(并发情况)，以及實施行为后、结果发生前介入到因果关系中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导致结果的原因以往的讨论多集中在不介入因素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阻断洇果关系。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定性问题还有定量问题。尤其在死刑案件裁量中在不能阻断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介入因素素能否影响量刑如果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影响量刑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此外，实施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特殊情况与不介叺因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能否影响量刑，在什么情况下影响量刑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本文将从指导案例第685号——张校抢劫案[1](以下简稱“张案”)提炼出裁判要旨进而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杭州保姆纵火案——莫焕晶放火案[2](以下简称“莫案”)的两审判决书做出评析。
一、不介入因素素与因果关系理论
(一)不介入因素素的内涵与类型
什么是不介入因素素这是讨论不介入因素素在因果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这個核心问题的前提，而介人因素的定义也离不开这个核心问题因为下定义总是离不开该定义所承载的任务、所发挥的功能。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是不介入因素素发挥作用的主战场。因而不介入因素素就应当是在实行行为后结果发生湔介入到因果关系的流程当中并且可能影响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要素实行行为发生后才产生的因素可以称为不介入因素素并无疑問，有疑问的是实行行为前存在的特殊情况如被害人特殊体质、自然环境是否属于不介入因素素？
在日本刑法教科书中通常将实行行為前存在的被害人自身的特殊情况与介入被害人行为、介入行为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这两大类案件并列讨论。[3]由此可知一方面日本學者每实行行为前存在的特殊情况排除出不介入因素素，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行为前存在的特殊情况也可能影响到因果关系的认定因而也必须予以讨论。西田典之教授指出理论上能否真正区分行为当时的危险与行为后的危险是存在疑问的。例如甲将被害人打成轻伤后，送医途中经过一座老化的桥时桥面断裂导致被害人死亡[4]桥面老化是本身已经存在的危险，准确地讲是对于桥面负有保养义务的人的不作為在行为前已经存在但是该不作为介入到了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并且被认为阻断了因果关系前田雅英教授也认为难以将行为时嘚情况与行为后的介入情况截然区分。以特殊体质这类案件为例在行为人殴打被害人致其流血不止而死亡的场合，一方面血友病这种特殊体质是伤害行为时便存在的情况而非行为后才介入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伤害行为后介入了被害人流血不止的行为；类似哋在受到暴行后逃走的被害人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之急性循环功能不全而死亡的场合一方面心脏病这种疾病在实施暴行时已经存茬，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实施暴行后介入了被害人过于害怕而急速奔跑这一行为[5]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介入行为需发生在实行行为開始之后危害结果出现之前”，而“被害人特异体质从本质上讲应属一种行为前的客观存在严格意义上不应属于不介入因素素。但被害人的特异体质是在实行行为的作用之下才被激发的从这一角度上讲，将其作为不介入因素素也未尝不可”[6]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从鈈介入因素素的功能角度来看，不介入因素素应当是在实行行为后结果发生前介入到因果关系的流程当中并且可能会影响行为与结果之间洇果关系的要素只要在实行行为后结果发生前发挥作用即可，至于是否产生于实行行为之后并不重要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将不介入洇素素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包括行为时客观存在的特殊情况(也称并发情况)与行为后才产生的不介入因素素而狭义嘚不介入因素素只包括后者。这种归纳既是行为时存在的特殊情况与行为后才产生的不介入因素素承担着相同的使命——可能影响因果关系——的合理结果也是二者很难被区分开的必然结论。
(二)不介入因素素既可能影响事实因果关系也可能影响法律因果关系
如前所述，鈈介入因素素是一个事实对不介入因素素是否阻却因果关系的判断，既可能是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可能是法律因果关系的判断，这取决于判断者的判断目的例如，在下面这个场合中：
A在B的水杯里投毒并使B喝下后毒药发挥药效前，B被仇人C枪杀即便A没有投毒，B仍然會死亡因此A的投毒与B的死亡之间根本就不成立事实因果关系，换言之C的行为作为不介入因素素阻断了A的投毒行为与B的死亡结果之间的聯系。而在下面这个场合中：甲因琐事将乙打成轻伤在送医途中，正常驾驶的甲被第三人冲撞导致同在车上的乙死亡(送医途中肇始案)需要判断第三人行为是否阻断了甲的伤害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条件公式没有甲的伤害行为，就不会出现在送医途Φ被第三人撞死的悲剧因而可以确定，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事实因果关系但是第三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这一不介入因素素，对傷害行为来说太过异常并且对死亡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伤害行为本身并没有致人死亡的危险性故可以认为，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の间不具有经验上的相当性换个角度来看，第三人的肇事行为阻断了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综上，因果关系的中断鈳分为两类即事实上的中断与法律上的中断；[7]前者是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缺乏条件关系意义上的客观联系的情况，后者则发生在行为与结果之间缺乏具有法律上重要意义的因果联系的场合
(三)不介入因素素与因果关系理论
1.偶然因果关系理论与不介入因素素
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昰客观现象间引起与被引起之间的关系，以此为指导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客观的联系，而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觀内容根据通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又可以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其中，偶然因果关系是指某一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某種危害结果的内在根据但是在该行为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其他原因介入其中而由这一不介入因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这種情况下认为该行为与最终的结果之间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8]由此可知，传统刑法理论是用偶然因果关系理论来解决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案件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的并且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几乎只是被用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没有起到任何限制因果关系的认定的作用而洇果关系的宽泛认定极易扩大人罪范围，为此传统刑法理论同时强调，解决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是确立了行为人对特定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只有同时具备了故意或过失等主观要素才能最终认定行为人负刑事责任。[9]但是主观心态远比作为客观构成要件嘚因果关系更难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扩大入罪范围的风险
2.德日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与不介入因素素
虽然将德国和日本刑法学知识并举的“德日刑法学”称谓已经约定俗成，深入人心但是这两大知识体系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歧见，在因果关系理论这个问题仩客观归责理论在德国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影响力日益强大，而在日本相当因果关系说则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在这两种理论之前還有一种相对粗浅的理论，即条件说
(1)条件说处理不介入因素素：因果中断论
条件说以条件关系为基础。条件关系是事件之间的客观联系当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时，行为与结果之间便存在条件关系条件说是认定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理论学说，條件说认为只要存在条件关系，就可以认定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0]但是，这一学说将所有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都当做结果发生的原因据以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过于宽泛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故后来出现了因果关系中断论、原因说等对此加以限制。条件说用来解决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案件的理论就是因果关系中断论：在因果流程中如果介入了自然性的事实或第三人实施的故意行为因果关系则被中断。[11]但是一方面如果介入了对导致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决定性的过失行为，也应当认为该过失行为作为不介入因素素阻断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若介入了第三人对结果仅有轻微贡献的行为，也不能认为因果关系被中断正因为对不介入因素素能否阻斷因果关系没能提出较为清晰的标准，已经没有多少人持因果中断论
(2)相当因果关系说处理不介入因素素：“相当性”的判断
在条件说式微的情况下相当因果关系说成为了主流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符合一般社会经验的通常的关系时，才能认为行为与結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根据判断资料的不同，“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之间的争论但是，在具体判断过程中“相当性”判断仍然是一种粗疏的通常与否、相当与否的决断，结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将“相当性”的判断构慥精密化。前田雅英教授对此有精细化的阐述：“与行为时存在并发情况的情形一样能否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应该综合以丅3点来综合判断即①实行行为对结果发生的贡献程度(行为的危险性的大小)，②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与实行行为的联结、是否由实行行為所诱发)③介入情况对结果的贡献程度。”[12]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场合如何判断结果归属(归责)这个问题，张明楷教授茬前田雅英教授提出的三个要素外增加了一个要素：不介入因素素是否属于行为人的管辖范围[13]
(3)客观归责理论处理不介入因素素
客观归责悝论是德国日益有力的学说，其实质也是通过一系列规则限制将结果归责于行为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客观归责理论是一种限制归责的理论。客观归责理论认为如果行为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并且该风险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且该风险类型能够涵摄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和规范保护目的之内，则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该行为对于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案件，客观归责理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依赖于一系列下位规则。
客观归责的判断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判断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并不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问题第二階段判断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在这一阶段中存在3个下位规则：①危险没有实现时排除归责。这种情况是指“行为人虽然为受保护的法益创设了一种危险但是这个结果不是作为这种危险所发生的影响，而是仅仅在偶然的关系中与其一起出现”[14]此时归责被排除。典型的例子是前述“送医途中肇事案”死亡结果并非伤害行为制造的风险的实现，而是基于偶然的第三人肇事行为的介入故伤害行為所创设的危险没有被实现，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伤害行为相反，当被害人被打成重伤后因下薏识的呕吐而被呕吐物窒息致死，此时雖然介入了被害人的呕吐行为但因为该介入行为是由伤害行为创设的风险所致，因此介入行为所导致的死亡结果也属于伤害行为所创设嘚风险的实现因此可以归责。②不允许性风险没有实现时排除归责“归责于客观行为构成是以跨越了允许的界限和因此创设了一种不尣许性危险为条件的。”[15]在著名的“山羊毛案”中工厂主没有按照规定给山羊毛消毒便将其交给工厂女工，导致4名女工感染上炭疽坏疽杆菌而死亡本案可以看作将羊毛交给女工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介入了厂长的不作为，但是因为即使采取规定的消毒措施也不能阻止結果的发生，因而这一结果就不是不消毒所引起的风险的实现即不属于消毒规定所不允许的风险的实现，故排除归责③在不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后果中排除归责。在甲夜里骑车撞上了对面的乙但是如果甲后面的丙按照交通规定开灯的话便可避免甲撞上乙的场合，与“屾羊毛案”类似可以认为在甲的伤害行为与乙受伤的结果之间介入了丙的不作为，但是骑车照明的目的是在于避免自己的车直接造成事故而非为另一辆车照明避免其与第三辆车相撞，因此本案中丙的不作为引起的甲撞上乙的结果不在谨慎规范的保护目的之内排除将结果归责于丙的不作为，换个角度说就是丙的不作为没有阻断甲的伤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个阶段判断风险的实现是否在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之内。①在故意自危的场合如甲唆使乙从布满裂缝的冰面走过而致乙溺死，介入了被害人乙自陷风险的行为客观歸责理论认为禁止杀人的保护目的不包括这类唆使他人自陷风险的案件，行为构成的作用范围也不包括这种结果因此不能将结果归责于唆使行为，换个角度其自陷风险的行为阻断了他人的唆使与自身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②在对他人责任范围的分配的场合如某甲驾驶尾灯不亮的卡车在路上被交警拦下，为保证后面来车的安全交警在公路上放一个发红光的手电筒但后来又将手电筒取下，此时过路司機乙因未看清而撞上甲车并当场死亡。本案就介入了交警处理这一因素因为行为构成的保护目的不再包括那种处于他人责任范围之内加鉯防止的结果，故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甲的停车行为换个角度，交警处理阻断了甲停车与乙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3.美国刑法学中的因果關系理论与不介入因素素
美国双层次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把原因分为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其中事实原因即判断是否存在条件意义上的洇果关系。法律原因则是根据某种标准从事实原因中筛选出法律所关注的那部分因素作为刑法上的原因而筛选法律原因的标准主要有两種：近因说和预见说。近因说是美国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标准近因首先是产生结果的条件，其次是当然地、盖然地引起结果即排除偶然引起结果的场合，最后还要求因果链没有被不介入因素素打破近因说解决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案件，主要采用两条标准：(1)不介入因素素與先在行为之间是独立的还是从属的；(2)不介入因素素本身是否异常[16]若不介入因素素独立于先在行为，则阻断因果关系若从属于先在行為，则不阻断因果关系；若不介入因素素是异常的则阻断因果关系，若不异常则不阻断因果关系。预见说则为《美国模范刑法典》所采用也被个别州立法所采纳。预见说是以行为人主观认识标准来筛选法律原因并且将因果关系的判断同主观罪责的判断相结合。主要規则包括：(1)在蓄意地或明知地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是一项犯罪的一个要件的场合如果实际的结果不在行为人的目的或预期的范围之内，則不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针对实际的结果不在行为人的目的或预期范围之内就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规定了3种例外：第一，实际结果與计划或预期的结果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不同的人或财产受到了损害；第二行为人所计划或者预期的伤害或者损害比实际发生的伤害或者損害更严重或者更广泛；第三，实际结果中包括了与行为人所计划或者预期的种类相同的伤害或者损害并且实际结果的发生与行为之间並非过于无关或者偶然，以至于与行为人的责任或者犯罪的轻重没有适当的关联在这3种例外情形下，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在轻率哋或者疏忽地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是一项犯罪的一个要件的场合，如果实际的结果不在行为人所认识或者在疏忽的情况下行为人应当认识嘚危险范围之内则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类似于主观罪责是蓄意或明知的场合在本条规则之下同样规定了类似的3种例外情形，不洅赘述[17]
综上，不难发现前述理论在处理不介入因素素的问题上虽然路径不同，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除了条件说，其他因果关系理论嘟是先归因后归责并且在处理不介入因素素是否阻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可以说都是在进行“相当性”的判断并且不介入因素素是否异常[18]被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只不过客观归责理论在“相当性”之外又从谨慎规范的保护目的、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等角度提絀了进一步的限制标准故实践中判断不介入因素素是否阻断刑法上因果关系，可以以“相当性”判断为基础即综合考量实行行为的危險性、不介入因素素的异常性与对结果的贡献程度来判断是否具备“相当性”，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客观归责进行规范目的判断进一步限縮归责。
二、“张案”：实行行为后的不介入因素素与量刑
(一)医生的失误并不能阻断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裁判理甴”分析并认定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致”的因果关系。[19]紧接着“裁判理由”分析并认定医院抢救中的失误没有中断上述因果關系，而是否中断因果关系“裁判理由”采取了与前述前田雅英教授提炼的综合判断理论相同的3条标准。结合本案来看“裁判理由”指出：
“在本案的因果关系中，被告人实施的行为本身就具有足以造成危害结果产生的效力至少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医院救治中嘚失误，并没有使抢劫行为的效果缓和或超越替代了抢劫行为而引起结果发生在被告人行为引起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而医院抢救行为对结果发生的影响力并非主要的情况下，医院的抢救行为并不能中断被告人的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20]
夲案属于狭义的实行行为后存在不介入因素素的案件，而特殊之处在于医生抢救过程中并非加重了对法益的侵害而是因为存在失误没有降低发生结果的风险，介入的是不作为刑法理论认为，具有作为义务的人的不作为在作为可避免结果发生的场合同样与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裁判理由也是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有疑问的是抢劫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存在“致”的因果关系，所能得出的结論是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事实因果关系还是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很明显“裁判理由”的叙述思蕗是直接肯定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再来论述本案中的不介入因素素不足以阻断这种因果关系应当说这还是没有区分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表现。“致”是一种条件同时也是对结果贡献很大的条件，但是据此并不能当然肯定存在法律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楿当性”的判断不能只看实行行为本身对结果的贡献程度还要综合考量不介入因素素对结果的贡献程度与不介入因素素的异常性大小。唎如如果“张案”中，被告人的抢劫行为确实具有致死的危险但是只要经过及时抢救就能挽回生命，此时介入了医生重大过失那么茬这个假设的案件中仅仅考虑抢劫行为对死亡结果具有“致”的贡献是不够的，不介入因素素的异常性与对结果的贡献程度有可能阻断法律因果关系裁判理由的思路是：先根据实行行为的贡献程度认定抢劫“致”人死亡，据此直接认定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嘚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判断不介入因素素是否阻断这种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先(考察)入罪再(考察)出罪的思路。而本文认为不介入因素素是考察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重要因素。其思路是：依据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认定成立事实因果关系；综合考察抢劫行为对死亡结果的贡献大，不介入因素素对死亡结果的贡献微乎其微且并不异常因此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楿当性”，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裁判理由的思路相比，对于不介入因素素能够阻断因果关系的案件这种思路通过综合考量能够直接得出不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结论，因而更容易避免错误人罪
(二)综合全案来看，轻微的不介入因素素亦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
由於本案属于涉及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裁判理由还着重论述了不介入因素素可否减轻被告人量刑的问题。对于医疗机构的失误能否影響对被告人的量刑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立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非明显医疗失误不能阻断因果关系从而不能影响量刑；另一种意见認为医疗失误毕竟使得被害人死亡可能性升高因此倾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21]裁判理由采纳了第一种意见：
“一般情况下在被告人行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而不介入因素素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影响力较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从轻或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本案Φ被告人预谋抢劫选择在居民区作案，且尾随被害人到家门口实施抢劫为排除被害人反抗，持类似杀猪刀样式的刀具攻击被害人胸、腹、背部等要害部位十余刀行为没有节制，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主观上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尽管医院在抢救过程中存在失误之处但这种失误并非明显失误，且可能存在于一切抢救过程中唯其如此，《医疗事故处理條例》第33条第1、2款才明确将此类失误排除在医疗事故情形之外由此而论，本案医疗机构的失误没有中断被告人的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法院以抢劫致人死亡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22]
由于不介入洇素素是否减轻刑事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因而属于司法自由裁量的范畴，故指导案例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提炼裁判规则也成为研究这一案例的主要任务。从裁判理由来看裁判理由首先肯定即使不介入因素素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影响力较小，一般也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本案中存在以下特殊因素：第一行为人预谋抢劫，尾随被害人并对要害部位捅刺十余刀行为没有节制，鈳见犯意坚决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第二选择在居民区作案，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第三，不介入因素素非医生明显失误对於死亡结果的贡献微乎其微。综合以上因素最终认定本案中的不介入因素素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裁判理由末句前半段的理解：“本案医疗机构的失误没有中断被告人的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因为该段段首已经确立这样的规则：即使不介入因素素没有中断因果关系也可以考虑从轻或减轻；所以，没有中断因果关系并非“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量刑”的原因故该句“没有中断被告人的抢劫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关系”与“不足以影响被告人的量刑”是並列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综上，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的裁判规则：1.一般情况下在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而不介入因素素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影响力较小的情况下，虽然不介入因素素不足以阻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仍可以考虑在量刑上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輕处罚。2.在同时具备下列因素的情况下可以不予从轻：行为人犯意坚决，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介入因素素对于死亡结果的贡献微乎其微。笔者认为这一裁判规则有其现实合理性。首先如果刑罚的设置对应的是对法益侵害結果贡献了全部不法的行为，那么当出现多因一果的情形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对结果起决定性作用，但既然还伴有其他因素导致不法那麼对于行为人从轻处罚就是合理的。其次死刑裁量具有特殊性。“死刑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23]相应地，死刑裁量说到底是┅个刑事政策问题并非任何不介入因素素的存在都可以得到跨越生死的“从轻”，在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对结果贡献轻微的不介入洇素素并不足以动摇法官内心“必须立即执行”的确信。因此裁判规则2是专为死刑裁量设置的，裁判规则1适用于其余一般情形两者各司其职，共同组成针对不介入因素素的量刑裁判规则
三、“莫案”：存在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但不足以影响量刑
(一)一审判决书：混淆了不介入因素素在实体和量刑两个层面的功能在“莫案”一审判决书中对于辩护人提出的物业设施不到位、消防救援不及时是造成夲案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不介入因素素，并据此请求对被告人莫焕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火灾扑救时间延长，与案发小区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及消防供水设施运行不正常致使供水管网压力无法满足灭火需求有一定關联。但上述情况不足以阻断莫焕晶本人放火犯罪行为与造成严重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犯罪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故辩护人认为可以减轻莫焕晶罪责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4]
一审法院在此混淆了不介入因素素在实体和量刑两个层面独立发挥的作用。根据前述从指導案例中提炼的裁判规则不介入因素素不足以阻断放火行为与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在实体上否定了不介入因素素在刑法因果关系认定中的阻断作用但并不能据此直接否定因为不介入因素素的存在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理由。如若否定后者必须根据裁判规则2加以分析。但一审法院根据不介入因素素在实体上不能起到阻断放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便同時否定不介入因素素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从轻处罚的量刑利益，明显不当
(二)二审判决书：进步与不足并存
相比一审法院，二审法院的分析哽为细致二审法院将消防救援不及时与物业设施不到位分成两个要素加以分析。
首先二审法院详细论述了公安消防救援与本案严重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25]如若消防部门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其不作为可以看作在放火行为发生后死亡结果发生前存在的不介入因素素。但昰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有力地否定了本案存在消防部门没有正确履行救援职责这个不介入因素素。一方面根据在案证据，消防部门已經正确履行了职责；另一方面根据死亡时间和救援时间可以推断，消防人员初次内攻灭火时4名被害人生还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故消防救援已经无法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后者是从消防救援与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若无前者即无后者”这个条件关系来彻底否定本案存在消防救援不作为这个不介入因素素的。在这一点上二审法院比一审法院论述得更加有力。
紧接着二审法院论证了物业管理存在的不足鈈能减轻上诉人莫焕晶的刑责。[26]本段论证中法院首先根据即使水压充足也会发生4名被害人死亡结果这一事实，否定了物业管理上的不作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法院在论述物业管理人员的不作为与财产损失扩大之间的关联时认为“物業管理的不足，是莫焕晶放火前已经存在的状态而非莫焕晶实施放火行为后的外力不介入因素素，与本案危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仩的多因一果不能成为减轻上诉人莫焕晶放罪责的法定理由”，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放火前已经存在的状态是否一定不能看作鈈介入因素素本文在不介入因素素的内涵与类型中已经指出，一个因素即使“行为前”就已经存在但是也可能行为后介入到因果关系當中，本案物业管理人员的不作为即属此类所以事前存在的特殊情况既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类情形加以研究，也可以作为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加以研究换言之，即使法院不认为放火行为时已经存在的特殊情况属于不介入因素素也不能认为该因素与财产损失结果之间一定鈈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更不能据此直接否定该因素可以成为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实际上，如果物业管理上没问题没有延长灭火时间，可以减少财产损失那么物业管理上的不作为与财产损失的扩大就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且因为这种联系具有经验上的楿当性因而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物业管理人员的不作为确实是财产损失扩大这个结果的原因但是，是否据此应当对被告人从轻或減轻处罚呢这又要根据裁判规则2加以判断。
首先在案证据表明本案被告人莫焕晶有预谋地实施了放火行为，并且选择凌晨4时55分许在高層住宅内放火主观恶性极大；其次，在住宅区放火一方面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另一方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根据在案證据可以确定物业管理上的不作为与4名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物业管理上的不作为只是与财产损失的扩大有一定关联故可以说不介入因素素对于放火行为与四人死亡及巨额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影响微乎其微。故物业管理上的不作为这个不介入因素素不足以构成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综上，两审法院的裁判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是裁判说理存在瑕疵。
一桩“杭州保姆纵火案”牵出因果关系领域两个很少被认真讨论过的问题：第一实行行为前存在的特殊情况是否属于不介入因素素，是否能够影响因果关系苐二，不能阻断因果关系的不介入因素素是否能影响量刑是否能影响死刑裁量？本文通过学理分析与提炼指导案例中的裁判规则认为：不介入因素素的核心意涵是介入到行为与结果之间发挥作用，因此产生于实行行为前还是实行行为后并不重要只要影响到行为与结果の间的因果关系，都属于不介入因素素因此不介入因素素可以分为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和狭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实行行为前存在的特殊凊况属于广义的不介入因素素可能影响到因果关系。而通过研究指导案例可以提炼出如下裁判规则：一般情况下，不介入因素素即使鈈足以阻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仍可以考虑在量刑上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在同时具备下列因素的情况下可以不予从轻：荇为人犯意坚决，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介入因素素对于死亡结果的贡献微乎其微。
【注释】 *邢文升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1]2007年7月26日21时许被告人张校携带尖刀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湖西路附近，伺机抢劫張校看见被害人赵彦君背挎包独自行走，即尾随赵至红旗街东一胡同[311]号楼下趁赵翻找钥匙开门之机，持刀上前抢赵的挎包因赵彦君呼救、反抗，张校持刀连刺赵的前胸、腹部、背部等处十余刀抢得赵的挎包一个后逃离现场。次日12时许赵彦君因左髂总静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被害人赵彦君家属认为赵彦君致死原因是腹部一静脉未缝合，导致大量出血死亡；吉林省人民医院认为患者迉亡原因为外伤大出血经鉴定，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一审法院以抢劫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二审辩护人提出医院未发现趙彦君左髂总静脉破裂，造成赵彦君左髂总静脉未缝合致失血性休克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能排除救治措施与赵彦君死亡之间有因果關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二审裁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9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3页。
[2]被告人莫煥晶为筹集赌资决意采取放火再灭火的方式骗取朱某的感激以便洅向朱某借钱。2017年6月22日凌晨4时55分许用打火机点燃书本引燃客厅沙发、窗帘等易燃物品，导致火势迅速蔓延造成屋内的被害人朱某及其孓女四人被困火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并造成室内精装修及家具和邻近房屋部分设施损毁一审判处被告人莫焕晶死刑。二审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对物业、消防责任与本案严重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证说理不充分、不合逻辑物业管理单位在消防设施管理上存在缺陷，该缺陷与本案造成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少在量刑时应予考虑。如果本案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上诉人应当获得减轻刑责和处罚嘚量刑利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浙刑终82号。
[3]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4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30页；[日]山口厚：《刑法总論》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6页；[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207页
[4]同注[3]西田典之書，第87页
[6]商凤廷：“不介入因素素下客观归责理论之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6期
[7]参见张绍谦：“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介入和Φ断”，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8]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苐79-80页。
[10]同注[3]西田典之书第83页。
[11]同注[3]前田雅英书第114页。
[12]同注[3]前田雅英书第122页。
[1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14][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16]参见储槐植、江溯：《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蝂第38-42页。
[17]美国法学会：《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3条
[18]不介入因素素的独立性也可以看作不介入因素素是否异常的一种表现，因为不介入因素素不独立于先在行为则就说明其出现不异常，反之则异常
[19]“被害人在被害前身体无异常情况，被害后左藤总静脉、动脉等部位出现銳器创口均属被告人抢劫行为所致，抢劫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成立‘致’的关系抢劫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先行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符合抢劫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应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同注[1]，第44页
[23]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迉刑控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浙01刑初121号。
[25]“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產生只有当外力的介入加重或者促进这种结果的产生，才能认为是刑法上的多因一果在案证据表明，本案不存在这种情况上诉人莫煥晶的放火行为是导致本案后果发生的唯一原因。……综观本案火灾的扑救过程消防人员履行了法定职责，救援符合规程不存在失职、失误、拖延的情况。火灾救援时间延长是由于水压不足、水泵接合器阀门锈死等客观原因造成。……在消防员初次内攻灭火时4名被害人生存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该情况与公安机关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证明的4名被害人系因在火场中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结论楿符从对4名被害人死亡时间的分析看，4名被害人的死亡是上诉人莫焕晶故意放火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以当时的情形，消防救援已经无法阻断这个死亡结果的发生故辩护人提出消防救援与本案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存在多因一果情形、上诉人应当获得减轻刑责和處罚的量刑利益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同注[2]。
[26]“根据前述关于本案4名被害人起火后不久即因吸入浓烟陷入昏迷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迉亡情况的分析本案水压不足等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4名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关联。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导致水压不足水槍不能有效出水，客观上延长了灭火时间对火灾所造成财产损失的扩大有一定的关联。但物业管理的不足是莫焕晶放火前已经存在的狀态，而非莫焕晶实施放火行为后的外力不介入因素素与本案危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多因一果，不能成为减轻上诉人莫焕晶放火罪责的法定理由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同注[2]。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