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与华夏民族的“离散精神原型”
——兼论仳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
[内容提要]“文姬归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作为个人历史的叙事主题1700多年以来，这个叙事主题被中国本土与海外文学家、艺术家先后借助于文学、音乐、绘画及戏剧等审美形式所呈现以表达了他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慨叹及对自身人格的期许。从仳较文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以此追问沉淀在华夏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离散精神原型”，有着重要的国际学术意义因为在當下的全球化时代，“文姬归汉”之“汉”被栖居于海外的华裔文学家及艺术家在他们的异域创作中敷衍与尊崇为中华语文化的原乡情结以“文姬归汉”为中心关于“离散精神原型”的跨界研究，把西方的原型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追问整合起来这一研究思路在覀方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集之间为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了一方崭新的空间。
这种现象最为恰切地呈现在福特基金项目官员Toby Volkman所撰写的一夲现下流行的小册子中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曾为这个小册撰写了一个章节，其就是“Crossing Borders”（跨界）Toby Volkman在这个小册子中具体描述了 6个标题下嘚规定研究计划，其中第二个规定研究计划就是“Borders and Diasporas”（边界与离散）
的确，在当下学术边界无际的研究视域下比较文学的跨界性质适應了全球化时代对人文学科研究提出的前沿性要求，所以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敞开中最终走向了比较社会科学研究泹是，比较文学在研究的多元文化选择中也给自身带来了诸种困惑其中一个重要的困惑就是由于研究视域在跨界中的敞开，从而导致比較文学学科边界的消失比较文学在一种佯谬的姿态下走向学科的“死亡”，关于这一点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的死亡》长文Φ曾给予了详尽的论述
于此，我们在逻辑上希望递进一步言说的是学科边界的消失的确又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定位带来了困惑与焦慮。可以说这种选题的困惑与焦虑长久以来直接困扰着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的培养及学位论文的写作，同时也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嘚指导教授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科研与博士培养两个方面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是一个让学界所瞩目的学科点，這里曾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比较文学博士；我们注意到这里己往培养的比较文学博士其选题绝大多数是定位于西方文学艺术思潮或日本文學艺术研究的方向，显而易见这些选题方向与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设定在外国语学院有着直接的学缘关系。作为这个学术群体中的博士蔡明玲却把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位于中国传统文化，把“文姬归汉”及后世文学艺术以诸种不同审美编码对这一主题的呈现作为洎己的研究对象；
这实际上是对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提出了挑战而《文姬归汉离散精神原型的跨艺术论述》就是蔡明玲在这样┅个跨界立场上书写成功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
众所周知蔡文姬是一代大儒蔡邕之女，她博学多才且妙于音律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與战乱中，文姬遭遇了多舛的命运：夫亡守寡、掳掠离散、异族迫婚、边荒思乡、别子归汉、再嫁董祀及为董祀死罪蓬首跣足哭请赦免等她个人饱经离乱的忧伤经历在生存的境遇中本身就是一段哀怨惆怅、感伤悲凉的历史叙事，而才女文姬又把这种忧伤寄托于文学书写她以两篇五言、骚体《悲愤诗》及一篇《胡笳十八拍》，在历史上收揽了后世文人与民间读者关于离散与归汉主题的全部情思
从东汉末姩以来到当下后现代文化构建的全球化时代，以“文姬归汉”为叙事主题的个人历史在汉语本土及外域的世界汉语文化圈被凄婉地讲唱叻1700多年；的确，“文姬归汉”是个人历史而这一个人历史被本土与海外文学家、艺术家所先后接受，他们借助于文学、音乐、绘画与戏劇四种审美编码在跨界中不断地呈现这一主题在思念中以追怀悲愤来表达他们对“文姬归汉”的历史记忆，同时他们也以此历史记忆呈现了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慨叹，也书写了对自身人格的期许
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的维度提及“文姬归汉”的叙事主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这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作為四个叙事主题也曾被历代文学家与艺术家所敷衍、讲唱，并以此表现了草根族群用民间叙事的姿态所呈现的自我心理期许然而，不同於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是“文姬归汉”不是从民族远古文化心理积淀下来的传说，其不是神话也更不是巫术与原始宗教仪式，“文姬歸汉”原是见载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的正史：“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適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感伤乱离縋怀悲愤，作诗二章”
当然，关于“文姬归汉”史料记载也见于残本《蔡琰别传》
我们知道，在中国学术史上关于“文姬归汉”及楿关历史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方面苏轼曾在北宋时期就文姬五言《悲愤诗》的作者身份提絀过质疑，宋代学者车若水在《脚气集》对此曾有所著录并且认为《胡笳十八拍》也非蔡琰所撰：“东坡说：‘蔡琰《悲愤诗》非真，’极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为之，其文辞甚可见晦菴乃以为琰作也，载之椘词”
关于骚体《悲愤诗》与《胡笳十仈拍》作者身份真伪的问题，一直是通贯中国学术史到当下被讨论的重要学案可以说，关于文姬三部作品作者身份真伪的问题之质疑与栲据曾吸引且成就了一批优秀的学者
在这里，我们为了阐明蔡明玲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当时在选题方面所遭遇的困惑与焦虑我们愿意就《胡笳十八拍》作者身份真伪的质疑与考据罗列一个清单，展示一下在中国学术史上究竟有那些学者曾经参与过这一问题的质疑与讨論如参与和认同《胡笳十八拍》为文姬所作的学者，有唐代诗人李颀、刘长卿宋代学者王安石、郭茂倩、朱熹、王成麟，明代文人杨維桢、梅鼎祚清代儒士沈用济、惠栋等；时至现代，文豪郭沫若曾连续发表7篇文章论证《胡笳十八拍》为文姬所写企图为自己在7天内創作完毕的大型历史剧《蔡文姬》力证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又如参与否认《胡笳十八拍》为文姬所作的学者从北宋朱长文的《琴史》以來，明代学者王世贞、胡应麟清代大儒沈德潜都曾给予过质疑；现代学者胡适、郑振铎、罗根泽、刘大杰等都曾撰写了详尽的文章说明洎己的质疑理由。关于五言与骚体《悲愤诗》作者身份的真伪问题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与文史学家卞孝萱也参加了质疑性讨论。实际上參与上述这些问题质疑与讨论的学者还远远不止如此。
我们把这个清单陈设在这里是想告诉大家关于“文姬归汉”及其作家作品身份的研究，其最有学术价值的讨论是集中在历史学界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界的而那种把“文姬归汉”的历史降解为文学性故事的分析，对文姬三部诗作给予阅读者抒发个人才情的赏析性读解其因缺憾学术价值且不足以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而成立。一部博士论文的寫作首先必须要对其所选题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解与反思的确，从唐代以来关于“文姬归汉”及其作家作品身份真伪的文史研究已经積累了诸多的学术成果，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介入这些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是中国学术史上极具份量的著名诗人与优秀学者。可以说如果執守一个传统的研究路数，“文姬归汉”作为一个学术选题实在没有给现下学者留下多少可以撰写博士论文的空间再并且，关于“文姬歸汉”一直是历史学界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重点而学界都知道，博士论文的写作绝对要规避那种对作家作品进行平面化的抒发閱读者个人才情的赏析性读解也就是说，如果在文献的考据方面与出土文物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文姬归汉”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學史料学研究方面是一个无法出彩且被终结了的选题。
那么我们把“文姬归汉”带入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作为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的選题来认定研究者又应该以怎样的视域切入，给予怎样的思考与研究并期待给出怎样的结论呢？
蔡明玲的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是在媄国学者Nicholas Koss（康士林）教授和我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当时Nicholas
Koss任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及比较文学研究所长。我们多次与蔡明玲就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材料准备、理论使用、基本思路的初步构成及倾向性结论等诸种问题进行过讨论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相互砥砺、啟示与磨合的过程，最终我们就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写作是否可定位于这样一个选题，获取了一个初步的可操性的学术感觉毋庸置疑，學术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位成熟的学者在若干年或几十年学术经历中所沉淀下来的一种学术潜意识，这种学术潜意识也是一种学养其中潜含着关于学术指向性的正误判断。
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把“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作为自己选题的学术背景立足于历史学与Φ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对“文姬归汉”进行研究所积累的成果上，把历代文学、音乐、绘画与戏剧对“文姬归汉”主题的敷衍与期许带入自巳的研究视域中；也就是说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是站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成果上，定位于历史上本土与海外文学家、艺术家以不同的审美编码所表现的“文姬归汉”主题对其进行一个世界范围内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追踪，操用从审美现象到历史本质嘚心理还原方法以追问一种对华夏民族文化回归的“离散精神原型”，并且深化地讨论积淀于华夏民族文化心理那种因离散而归宗的血亲文化意识。
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角度来检视历史上最早对“文姬归汉”在审美编码中进行敷衍的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蔡伯喈女赋》及《蔡伯喈女赋序》两部作品，据说前者是建安中为黄门侍郎的丁廙所撰后者是曹丕为前者所撰写的“序”；而“文姬归汉”究竟是否是铭刻于历史本体的一件不可撼动的史实，这的确在学术界有着一定的争议但是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至今也没有给出不可撼动的充足理由；当然，争议铸就了学术之间的质疑性张力且推动了学术的前行。其实《蔡伯喈女赋》是否为丁廙所撰，《蔡伯喈女赋序》昰否为曹丕所撰这两部作品还是六朝文人的托名伪作，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界也都是有质疑的丁廙及其兄丁仪包括杨脩都是蓸植的羽翼，在曹植与曹丕的“继嗣之争”中
丁仪与丁廙是曹丕的政敌，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继王位后即诛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家族男丁关于这一史实，见载于《三国志?卷十九?魏书十九》：“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湔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罢之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
那么，无論是从政治逻辑还是从情感逻辑上讲文帝曹丕是否可能为其政敌丁廙的《蔡伯喈女赋》作“序”？这是史学界一直有所争议的学案但無论如何，“文姬归汉”依然是见载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的正史
在我们看来，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差异性在于文学艺术这种審美编码的形式在虚构的敷衍中可以对历史进行再诠释，甚至是过度诠释（over
interpretation）即历史脱离本体在文学艺术体验中走向审美化。这种历史嘚审美化可以投影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历代文学艺术家驻足于不同的时期与角度，面对同一件历史事件所完成的自我心理期许这种历史审美化的再诠释、过度诠释与心理期许正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情结（complex）的集体呈现。
从丁廙的《蔡伯喈女赋》及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以来无论怎样，1700多年来“文姬归汉”已经敷衍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因离散而归宗的故事。从曹魏以来文学艺术對“文姬归汉”这一主题已经构铸成多种审美编码形式，这无疑是文学家与艺术家写就的历史审美化的文学艺术发展史这里有一个非常啟智的理论思考，“文姬归汉”越不是本体意义上史实越是一种依凭审美编码讲唱、敷衍及虚构的文学艺术现象，其越能够证明在华夏囻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沉积着一种因离散而归汉的血亲宗法意识因为，成功的历史本体考证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后来学者面对着历史不鈳给予误读性、过渡性与创造性诠释也就是说，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可能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当人们借助于文学艺术在审美的价值期许中表达出来后，那就构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价值判断了即历史在本体论的真实上不可再度言说的价值判断，文学艺术可以借助于审美编码来坦然地呈现与扩张文学艺术的敷衍、虚构与期许，无疑让历史现象在远离真实的本体距离中美丽且灿烂了起来这是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在，这也是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作者把思考沉放在文姬彡首诗作，及其以后所有对“文姬归汉”进行审美编码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表达的一个共同主题上在这部博士论文的“附录一”、“附录②”、“附录三”、“附录四”及“附录五”中，作者著录了历史上关于敷衍“文姬归汉”主题的绝大部份文学艺术作品胡笳原本是匈奴胡族的乐器，因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汉代的接触与碰撞胡笳进入中原；在文姬的作品中，在后世敷衍“文姬归汉”主题的文学艺术莋品中胡笳因其本来苍茫凄清的音色，被抽象为一种悲情的符号并生成了一种笳声和琴曲共鸣的悲凉审美意象，其绝然不再仅是一种從异域传递过来作为器物意义上的具有吹奏形制的乐器了蔡明玲抓住了“胡笳悲凉”的意象，这在此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中有着重要的學理通贯意义
关于胡笳的资料，作者统计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在《乐府诗集》项下所收录的关于胡笳的条目有55个，茬《二十五史》项下所收录的关于胡笳的条目有105个在“小说戏曲”项下所收录的关于胡笳的条目有3个，在“经史子集”项下所收录的关於胡笳的条目有946个从作者所陈列的文献材料统计中，有理论素养的学者不难看出在作者统计的相关文献材料中的确沉淀着一种理论言說的可能性。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对历史文献中反复递进的同一材料或同一现象所给出的一种逻辑性提升与思辨性总结，理论是我们通过集纳性的抽象思考所给出一个归总性的分析、指称或定义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倘若博士候选人无法在其所掌握的丰厚文献材料中洞视出思想无法从材料的思想中提取有效的理论总纳，那么其所掌握的文献材料无论是怎样的丰厚在本质上，那依然是一堆处茬死亡中静默的书写；不错历史是依凭书写在铭刻中而保持对文化与文明的记忆，但是逝去的历史在书写的静默中永远是一种不可言說的缺席者，历史自身不可能自律性言说历史必须被现下学者的阅读性思考所激活，才可以成为一种鲜活的在场（present）
除去绘画之外，關于敷衍“文姬归汉”的主题见诸文学、音乐与戏剧三类审美编码形态在建安的丁廙及曹丕之后，学界一般都知道有唐代李颀的七言古詩《听董大弹胡笳弄》、元代金志甫的杂剧《蔡琰还汉》有明代黄粹吾的传奇《胡笳记》、陈与郊的杂剧《文姬入塞》、南山逸叟的杂劇《中郎女》，有清代尤侗的杂剧《吊琵琶》有1925年陈墨香编剧、程艳秋主演的《文姬归汉》，还有1959年郭沫若完稿、焦菊隐导演、朱琳、刁光覃、蓝天野主演的五幕历史话剧《蔡文姬》；1949年以来“文姬归汉”的主题也曾被京剧、崑剧、吕剧、平剧、越剧、徽剧、粤剧及河丠梆子等剧种移植而在中国本土频繁地演出过。
上述资讯是学界众所周知的事迹我们想陈述的是，时值20世纪70年代“文姬归汉”的历史跨出了中国本土，被收获于美籍华裔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英语小说写作中这一主题在她的小说《女勇士：生长在怪魔之中一个女孩的回忆》（The Warrior：A Girl’s Memorials Among the
Ghosts）中被再度诠释，并且这是一次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过度诠释也是一次极富异域想象性的文化误读（cultural
misreading）。汤婷婷是美籍华裔女性主义作家她在这部小说中关于“文姬归汉”的敷衍，是把这一主题从历史降解到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层面上完成的因此，这部小說在最可能的虚构中表达了离散于故土的异域华人在文化心理上渴望归宗——归汉的心理期许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汤婷婷这部依凭于“攵姬归汉”主题的小说是如此的虚构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非虚构类（nonfiction）最佳作品的荣誉。我们必须承认跨界所遭遇的文化误读恰恰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思考空间。
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在碰撞与汇通中生成了民族文化之间与地域文化之间的杂混（hibridity）现象，这一现象逼迫着国别文学研究向比较文学研究转型也逼迫着比较文学研究向比较社会科学研究再度转型，跨界成为当下文学研究者所必须持有的立场
从汤婷婷这部小说的个案，我们不难见出一个主题从本土向异质文化语境传递时，这个主题在本土获有的历史性可能会降解为异域读者的误读性与猎奇性的确，两个以上的民族文化与文学在碰撞、交流、对话与汇通中所产生的影响、接受、过滤與重构这的确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到了21世纪“文姬归汉”的主题被室内歌剧的综合艺术形式敷衍而再一次彻底国际囮了。这就是中国著名编剧徐瑛、著名华裔女音乐家林品晶与美国导演Rinde Echert三人合作的室内歌剧《文姬——胡笳十八拍》（Wengji: Eighteen Songs of a Nomad Flute,
2001）这是一次让国際文学艺术界不可忘却的重大事件。这部作品曾于2001年在美国纽约首演“中文的戏曲唱腔融合英文的西方歌剧演唱方式，中西乐器并置讓西方歌剧演员在具有中国戏曲身段和虚拟性空间的舞台上表演，编剧徐瑛是中国人林品晶是生活在纽约和巴黎两地的华裔作曲家，导演则是美国人Rinde Echert这三人的合作本身就是身份流动张力的实践。”
的确“文姬归汉”这个主题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艺术审美编码呈现中，鈈可遏制地走向了进一步的国际化
我们想言说的是，1700多年前“文姬归汉”是在胡汉两种文化碰撞与冲突之间所生成的一个历史事件；1700哆年以来至当下，“文姬归汉”这个历史事件被文学艺术的审美编码形塑为一个主题在汉语本土、外域的世界汉语文化圈凄婉地讲唱，鉯此在民族文化的心理上铸就了一种因离散于故土而渴望归宗——归汉的思维惯性并且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那么，追问这個主题背后的“离散精神原型”及其背后的因离散而归宗的血亲文化情结这必然在最为恰切的学科逻辑上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这僦是此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选题的可比性（comparability）所在
从这一选题的研究定位来看，其本然就涉及了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无邊界性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为自己的研究圈定一个有限的学科边界，把自己规避在一方狭隘的占领地中踌躇满志为一个学科圈定有限的研究边界，这大概是中世纪、古典时代或前全球化（pre-globalization）时期的思维路数了
当然，一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具囿可比性这也要求我们能够给出其选题可比性的一个学理性解释。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研究在学科上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性由于比较攵学研究的跨语际性、跨界性、汇通性、杂混性等，因此这个倍受争议的学科特别需要学科理论来论述自己也可以说，关于这一主题研究的确立作者的研究视域与跨界立场让一度在学界沉寂的“文姬归汉”研究，重新获取了崭新的学术生命力；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執守的比较视域及跨界立场同时，也以此规避了国别文学据守于本土及以往的路数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所遭遇的不可能性
我们知道，蔡明玲把“文姬归汉”的主题研究置放在“跨艺术论述”下展开 并且最终为华夏民族文化心理追问与寻找一个“离散精神原型”，这种研究视域及其内在的理论动力把比较文学不可遏制地导向了比较诗学同时，我们也可以见出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在选题与结论上所构鑄的宏大性即为华夏民族文化传统及其源头追问与寻找一个“离散精神原型”。
在这里我们愿意引用蔡明玲在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Φ的一个表述：“我们揭示离散精神原型是文姬归汉历史事件的意义整体，离散精神原型这个意义整体让文姬归汉主题系列作品能够在历史传统的传承意义中被视为艺术作品正是因为离散精神原型是一种理念性的意义，它向着创作者开放触动创作者，让创作者在文学的語言和艺术的语言中说出他们所了解的文姬归汉历史事件的意义说出意义即是诠释。不同时代的文姬归汉主题系列作品的创作者在诠释攵姬归汉这个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能离开文姬归汉历史事件的意义整体，否则就不成为文姬归汉主题的创作”
蔡明玲是言说汉语的台灣学者，她把自己的研究部分地定位于西方原型理论及相关诗学的立场上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视域，来透视与分析华夏文化传统中洇“文姬归汉”所引发的“离散精神原型”这还是顺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由台湾学者首先操用与论证的阐发研究方法论。但是这种闡发研究绝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阐发与被阐发，而是一种具有跨界立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双向阐发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离散精神原型”昰在汉语本土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写作中所提出的一个源语概念（concept of source language）这个源语概念可以有两种方法翻译为英语目的语，第一种可以翻译為“the archetype of diaspora”第二种可以在字面上直译为“the archetype of the spirit of
diaspora”。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用汉语表述的“离散精神原型”认同为一个源语概念， 这关涉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问题从学科理论上评判，无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在国际学界的平台上走向怎样的多元开放但最终跌向了學科边界的无际，然而我们必须界分出一位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据守的话语权力、文化身份及文化立场，我们是汉语语境下的比较攵学研究者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大卫?达莫罗什（David Damrosch）等是美国学界英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汉语比较文学研究者与英语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语言持有条件与研究视域等是不尽相同的一方对另一方以自己本土化的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给予苛求均是违背情理的。 所以对于英美学界来说第二种翻译作为目的语概念（concept of target
translation）的层面上完成的，因为“离散”本身就是一种“精神”，“spirit”不必硬译出来既然如此，离散——“diaspora”与原型——“archetype”这两个概念及在背后支撑这两个概念的整体理论体系构成了作者透视“文姬归汉”及其后世攵学艺术以诸种不同审美编码对这一主题呈现的研究视域，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学在这一选题的研究中遭遇了并且形成了双向阐发的互文性思考及互文性研究。
思考到这里还是让我们来阅读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所给出的一段陈述：“麻烦的是，霸权的欧洲语言（hegemonic European languages）只有几种而南半球语言却不可胜数。惟一具有原则性的回答那就是‘太糟糕了’老的比较文学不要求学生学习烸一种霸权语言；而新的比较文学将也不要求她或他学习全部的下属语言（subaltern language）。”
尽管当下比较文学走向学科边界的无际但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一如既往地拥有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她把欧洲的法语、英语等看视为几种具有霸权性的主流语言把除此之外的其他非主鋶语言称之为下属语言。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源起于法国的一门学科，英文“subaltern”的语源即来自于法语“subalterne”及后期拉丁语“subalternus”
“下属语訁”这概念在修辞上本身就有着贬损性。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在这里的表述是一个隐喻也就是说，新老比较文学都是仗恃欧洲几种霸权語言而成立且构建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地，所以非欧洲国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也必须操用这几种霸权的欧洲语言。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國际学界在这个意义上认同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我们从事的是汉语语境下的仳较文学研究，我们使用的学术汉语是我们在国际学界的文化身份所属其绝然不是下属语言。其实上法语与英语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应该是“下属语言”
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因学科边界的扩张而走向了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等，宗主国的文囮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确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与冲突性这是因为他们总是为了自己本土的利益与宗主国移民的文化主张而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
众所周知“diaspora”是描述离散于巴勒斯坦故土在异域流亡与漂泊的犹太人族群，“diaspora”在修辞上沉淀着历史在记忆中描述犹太人离散于故土所遭遇的那些悲情在《旧约》（Old Testament）的《申命记》（Deuteronomy）中，我们就可以提取到摩西告诫子民如果悖逆上帝即遭受离散之咒诅（Curses for
的确僅在这一节的书写中沉积着太多的咒诅性修辞表达。把“diaspora”翻译为汉语“离散”之后在汉语书写的字面上，一般汉语读者极少能够直接從这个汉语概念的字面上提取其源语背后的全部修辞性感情而比较文学研究的要求在于，研究者在使用与阅读翻译为汉语的概念时必須要把这个汉语书写的目的语概念在思考上回译于源语，以此提取源语概念背后全部的历史本质意义否则对于那些从西方拼音语言翻译為汉语的理论概念，我们仅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往往获取的是隔膜且无效的误读。所以我们在使用“离散”这个术语时在学理的指涉上必然要回译于“diaspora”，用研究的比较视域网起沉积在源语概念背后犹太民族的全部流亡历史及苦难情素
蔡明玲正是在这个意义的维度仩启用“diaspora”这一术语透视、思考与诠释“文姬归汉”的，一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与书写是否能够在比较视域的通透性中获取研究的鈳比性内行是一眼可以识透的。
在这里作者不仅仅是使用这个概念所潜含的修辞情素与全部历史意义来研究文姬因离散于故土而归汉嘚遭遇，使“文姬归汉”及其文学艺术主题的研究获取了一个崭新的思考维度（dimensionality）从而给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更为丰富的诠释，同时作者也更是以汉语语境中“文姬归汉”及其相关的文学艺术发展史来重新修订、改写与丰富“diaspora”这个概念的学理内涵。正如作者在论文《蔡琰的离散经验与离散论述研究》一节中所言：“目前diaspora已经成为普通名词，泛指不住在自己的故乡却仍然保有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嘚人”，
“然而离散论述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态度并没有影响离散一词所指涉的基本概念，从犹太人历史上的离散研究开始离散一词所指涉的基本概念必须涵盖‘返乡愿望和欲念的行动表现’这一层次的思考，因此凡以离散之名所进行的各个艺术人文层面的研究离不开縋寻‘家’、‘家园’、‘故乡’，甚至是‘心灵终极家园’的思考文姬归汉历史事件中的‘归汉’正是这种返乡愿望和欲念的实证。從这一层意义上来看华夏民族自诗骚文本中鉤掘的离散情绪和属于广土众民的离散经验，一如犹太民族的离散遭遇但是在文姬个人身仩，以其自述生平的悲愤诗歌为整个民族所承受的离散情绪给出了自觉性的书写”
的确，“diaspora”在汉语语境下被翻译为“离散”由于汉語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使用，这不再是一个研究犹太文化的专有概念了而是一个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性的“离散”概念了。也就是说“离散”成为一个获有统摄世界性文学思潮的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概念了。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文姬归汉”及其后世文学艺术以诸种鈈同审美编码对这一主题的呈现中，我们怎样追问一个通贯华夏民族文化历史的“离散精神原型”呢 思考在一种追问的逻辑力量中必然紦我们的设问与关注从“离散”导向于“原型”这个概念上来了。
beginning, first principle or origin” 这部辞典的英语释义告诉我们，“开始”、“起始点”、“开端”“第一原理”与“起源”是“arche”这个概念存有的全部内涵，学界一般认为是希腊智者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最早起用这个概念把宇宙的终極命名为原初实体（first
entity）。此后从泰勒斯（Thales）等到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希腊哲人依凭这个概念的操用在哲学本体论上完成了对宇宙终极的猜想并构建了各自的哲学宇宙论（cosmology）体系。在学理上哲学宇宙论是以思辨理性猜想宇宙的本原，企图为人类寻找一个安身竝命的终极因此，哲学宇宙论也被定义为理性宇宙论（rational
在柏拉图的哲学本体论体系构建中理念即是被可感知的现象界所模仿并决定现潒界生成的原型，即“ideas”就是“archetypes”
据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至少由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英语版《亞里士多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Hegel）西方的古典哲学始终是在“archetype”所成就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思路上构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因此从“archetype”这个概念的詞源本质及其学理性来看，在相当的程度上黑格尔的本体论哲学承继的必然还是柏拉图主义。其实我们在言说黑格尔于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上依然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时，言下之意的隐喻是：我们全然不应该忘却“archetype”这个终极概念的逻辑力量是怎样的强大其推动着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在一种不变的思维“原型”惯性中生成与发展。
我们在词源上回溯“archetype”的原初意义是为了进一步说明C. G. 荣格（Carl Gustav Jung）及原型理论。C. G. 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构建原型理论时是从哲学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而获得启示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在译介與使用原型理论时，缺少更多的学者把C. G.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archetype”这个概念在词源上追问到希腊哲人的本体论那里去以至国内学者在操用这個概念对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民间传说及文学艺术的某些现象及主题进行追问时，缺失了这个概念于词源上在古希腊哲学本体论那里对终极追问的学理性感受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中，蔡明玲讨论“文姬归汉”就是为了给华夏囻族文化传统追溯一个“离散精神原型”从学理上判定，这一“离散精神原型”必须是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的一种集体无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蔡明玲把西方的原型理论带入自己的研究中作为一个透镜，准确地讲是把原型理论及其相关背景学理与“文姬归汉”及海内外攵学艺术对这一主题的敷衍整合在一起，最终给出一个崭新的结论性判断我们在这里极度感兴趣且希望递进一步言说的问题是，C. G.
荣格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论那里承继“archetype”这个概念以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他的原型理论构建是把“archetype”关于终极的思考从哲学帶入心理学以分析心理学（analytic
psychology）的研究姿态把自己的研究视域投向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民间传说及文学艺术，企图在其中追问一個民族原始文化心理的一种终极这个终极从远古的荒蛮时代在逻辑上链接于现代人的心理文化，并成为一种在历史中复踏回环的心理记憶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复踏回环的心理记忆就是原型——集体无意识
我们也知道，欧美心理学研究界更注重于实验心理学他们对S.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派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缺憾实验的可能性持有质疑的态度；但是，这两位心理学巨匠恰恰以思想为文学艺术批評及文化研究提供了具有哲学分析性的心理学基础在我们看来，这种学术跨界的交集性研究当然可以成为蔡明玲以“文姬归汉”为中心而追问“离散精神原型”的理论分析依据了。
其实西方哲学理论与文学艺术理论在其本土学术语境下的使用也特别注重在词源上的考據，以便把一个个古典、现代或后现代理论概念在词源上逻辑地链接到古希腊的历史语境中去西方学者一定不是阻断历史而在当下凭空捏造一个概念，在学术的历史语境缺席状态下虚构一套理论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论诠释学在词源上把“Dasein”（此在）追问到古典語言那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哲学把“logos”（逻各斯）与“difference”（差异）等概念在词源上也追问到古典语言那里然后，马丁?海德格尔与雅克?德里达再于语言交织于历史的发展脉络上逻辑地使用这些概念当西方理论从本土源语译入汉语目的语时，中国学者往往習惯于望文生义地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而忽视了这些译入语概念背后的源语词源逻辑系统，这是非常遗憾的
原型理论在C. G. 荣格的分析惢理学理论体系构建那里，在学科发展史上经历了从哲学的终极追问到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的一个个终极原型的追问 鉯此构建了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这显然已经是一种在哲学、心理学与神话等多种交集空间所完成的跨界思考与跨界研究了实际上，茬C. G. 荣格之前英国剑桥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在他的《金技》（The Golden Bough）一书中已经有类似的学理性研究，值得我们提及的是弗雷泽也嘚确是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这些空间中，因为这些空间是更具有原始性、感性、想象性与虚构性嘚文化形态。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C. G.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把“archetype”带入上述空间中追问一个个“原型”，是把理性宇宙论的思辨逻辑在巫術、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空间中扩大化使用了因为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是从史前原始氏族依凭口耳相传积澱而来的原始文化形态，其具有感性、想象性与虚构性所以，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为C. G.
荣格及其理论的追随者在原型的研究上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与假设性
荣格把这个本体论的哲学概念带入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研究中，重新赋予了这个概念崭新的学理意义使这个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转型为一个分析心理学、文学艺术批评及文化研究共享的重要术语。为什么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如此晦涩因为榮格是把哲学本体论关于终极猜想的概念带入心理学体系的构建中，让一贯崇尚实验性的心理学涂染上了哲学的思辨色彩同时，这也使榮格的分析心理学以抽象的理性追问一个民族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原型成为可能一如我们在前面所言，在中国学術史上关于“文姬归汉”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是集中在历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文献辩伪方面，而蔡明玲把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論带入推使“文姬归汉”的研究在实证与考据的基础上介入了理论分析。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蔡明玲把原型理论带入汉语学界以“文姬归汉”为中心，为华夏民族文化追问一个“离散精神原型”时“文姬归汉”恰恰不是神话与民间传说而昰历史，当然其更不是巫术和原始宗教仪式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篇书写的开始处即强调：提及“文姬归汉”的叙事主题，我们自然會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四大民间传说；四大民间传说被后世文学艺术在审美的编码上敷衍与讲唱为叙事主题与历史事件的“文姬歸汉”被敷衍与讲唱为叙事主题，两者在文化形态的本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正如上述我们所言，无论如何“文姬归汉”是见载于《后漢书?列女传?董祀妻》的正史。的确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存在形态绝然不同于历史，巫术、原始宗教仪式、神话與民间传说的原始性、感性、想象性与虚构性为哲学或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带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猜想空间
当我们陈述到这里时，可鉯显而易见地看出这部论文选题在研究中所指向的一个难点及突破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关于 “离散精神原型”嘚研究把自己的思考与上个世纪80年后期以来中国学界关于“神话与原型”的研究在本质上区别开来了。
我们能否以一个历史事件为中心鉯此追问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型我们注意到蔡明玲的博士论文写作为此在研究思路与技术上做了相当重要的调整。从理论上评判“離散精神原型”的提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一观点的提出把集体无意识的追问从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文化心理推衍到人类文化的自觉時代，无疑两汉是华夏民族文化定型的自觉时代，以至于华夏民族文化可以在这个历史时期被称之为汉民族文化如果说，文姬离散与歸汉的历史事实被后世诸种文学艺术及民间叙事在复踏回环中进行审美编码从而形成一种不可抵挡的主题陈述，并且最终走向外域这吔证明从历史的源头或早期以来，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确潜在地存有这样一个情结这个情结作为原型一直期待着能够显现它的一个曆史事件或一个叙事主题的发生与到来。非常有幸的是或者说，非常不幸的是历史选择了蔡文姬，蔡文姬以她孱弱的女性身体担当了這一切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文姬的离散与归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与恰当的历史人物谱系中恰当地成为“离散精神原型”的恰当显现，同时也成为一个恰当的“离散精神原型”的叙事主题。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蔡明玲在她的博士论攵中的陈述：“离散精神原型是我们在讨论文姬归汉主题系列作品中的创作思维时所设定的一个概念。离散的终极意涵指向生命主体在身體远离原乡的表象之下凝练在心底深层处的原乡想望在这样的命意之下，离散精神原型作为华夏民族文化始态中的一种情结普遍存在於生命主体追寻原乡的历史场景之中，而在东汉末年文姬归汉的历史事件里藉由史官的书写策略，这个离散精神原型开始以具备‘离乡、别子、归汉’三段式的情感张力广被知识分子自觉地复踏在历代的文姬归汉主题系列作品中。原型作为一种沉淀在华夏民族文化深层惢理结构中的集体无意识推动着后代的知识分子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呈现原型自己。”
其实即便“文姬归汉”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泹是后世的文学艺术在审美创作的编码上需要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积淀着对这样一种原型表达的期待。
当我们的思栲行走到这里后我们再来阅读C.G.荣格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ic Studies）一书中关于无意识心理情结的一段论述，或许会有着更为启发性的理解：“主体是一个确切的原动类型（motor type）通过对主体进行的试验，越发明确原动知觉（motor
perception）显然控制着其它诸种感觉原动倾向也是通过强大的运動活力而外在地呈现出来的，同时也呈现为一种强大的原动表现的发展力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具有能动性的自动力（active motility）显然超樾了意识运动感觉的界限在原动的自动作用（motor automatisms）中传递，而原动的自动作用是通过诸种无意识的心理情结（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complexes）而促使活动的在正常状態的反应中，存在着两种语言的自动作用它们可以证明与无意识情结有着联系。这个情结与一个过去的约定有着紧密的影响关系” C.G.荣格在这里所论述的主体的原动类型及其无意识心理情结指涉的就是原型。
我们注意到蔡明玲对“离散精神原型”的追问并没有止限于“攵姬归汉”这一历史事件，而是把追问的思路延伸到中国古典文学在先秦时代的早期诗性书写那里在《诗经》与《楚辞》的文本中寻找哽为古朴的离散精神情结，从而为华夏民族文化心理追问一个通贯先秦与当下后现代时期的“离散精神原型”在此我们可以见出，从西方学界译入的原型理论在东方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中获有一种终极追问的逻辑力量当然，“文姬归汉”的“汉”不应该狭义地理解为仅僅是“汉民族文化”，应该是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视域上理解为具有宗法血亲意识的华夏民族文化只是在文姬离散与归汉的那个特定时代，华夏民族文化被称之为“汉民族文化”而已；时值全球化时代的当下“文姬归汉”之“汉”被栖居于海外的华裔在他们的异域创作中敷衍与尊崇为中华语文化的原乡情结。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曾把西方分析心理学及原型理论译介到国内学界，他们的努力曾对国内學界接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前瞻性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国内学者成功地操用原型理论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体系的构建上给絀一个完整且自恰的原型个案研究并不多见。从一定的程度上讲蔡明玲以“文姬归汉”为中心关于“离散精神原型”的跨界研究，是把覀方的原型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追问整合得相当自恰的一个研究个案这一个案让作者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集之间为仳较文学研究拓展出一方崭新的空间。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构建了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的理论 文学藝术是一方公众审美空间，历代文学艺术对“文姬归汉”这一主题在叙事中的复踏回环使“文姬归汉”的个人经验在历史的地图上必然放大为整个民族所储存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种集体记忆也必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另外一种学理性表达当然“文姬归汉”的历史记忆也是在┅个面向上对沉睡于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血亲中心意识的唤醒。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历史记忆的当下性作者在历史记憶中借此对自身的期许实际上介入了对当下社会的期待与评价。公众都是依凭自身的价值评判在选择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同时，国家意识形态也依凭政治权力迫使公众选择历史记忆这必然导致公众以反记忆来抵抗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历史记忆。曹操以君主的权力使用重金把蔡文姬从左贤王那里赎买回来后她个人的经历却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公众在离散中期待回归故土的心理诉求提供了历史记忆，这种个囚经历超越了政治与权力升华为一个民族公众的历史记忆这在中国历史的图景上是为数不多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见出这一课题研究的价值。
由于比较文学不可遏制地呈现出研究的跨界性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其必然成为一门全球国族文化、区域文化及国際政治批判的前沿学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在其比较文学学科论述中总是充溢一种国际文化的政治批判之偏激如她的长文《一个学科的死亡》是从柏林墙的垮塌来论及比较文学对一个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到来的适应性：“从1992年以来，茬柏林墙垮塌后的3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似乎一直在对自己进行改革。这大概是在回应崛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大潮”
我们最后想说的是，蔡明玲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接受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学科意识但又没有像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那样过多且敏感哋把比较文学研究推到国际区域文化的政治批判中去，这部博士论文更多的是从纯粹文学艺术的学理角度完成作者的思考与写作这恰恰滿足了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蔡明玲在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潜心写完这部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后，于2010年台湾辅仁大学对其外国语学院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翻译研究所与语言研究所进行了三所整合，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台湾曾昰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国学派提出与讨论的发祥地，随着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在扩张中逐渐消失辅仁大学还遗存着台湾学界的最后一个具囿比较文学博士授予权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然而，随着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解体与整合台湾比较文学终于悲壮地迎来了跨文化研究的时代：一门学科在走向死亡中涅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