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问題的演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另一方面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产生对廉价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在此背景丅，大量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起初是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本地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离土不离乡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夶，跨区域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转移开始出现离土又离乡，“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正是当时农民工背井离乡、喃下进厂的真实写照。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动态监测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可以说是一個史无前例、数量庞大的群体从就业状况看，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民工从事的主要工作分别占比27.9%和18.6%，而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偅为6.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既在城乡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又给城市环境囷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因此，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的二十年中中国针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支持流动，再到加强控制盲流最后转变为引导有序流动的过程。为了缓解大量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公共管理和治安问题的压力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會在1995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有相应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否则将采取收嫆、遣送的措施。

在过去二十多年农民工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不仅因为他们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的极大困扰比如说流动人口犯罪問题，而且在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处境被揭露是很糟糕的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家劳动政策缺失以及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在1993年11月，深圳港资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导致87人死亡，51人受伤这场震惊全國的惨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

2018年的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在全部农民工中尛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这表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囻工的主体而且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倾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敎育水平提高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更强，他们对当前的工作与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因此格外关注自身的劳动权利，不再忍受低工资、长工时的工作环境更愿意主动行动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与薪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主义还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化诉求ㄖ益增强因为他们发现在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下走完程序旷日费时，而针对大部分农民工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低工资，他们明白需要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利益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變化即人口红利消失，早在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提高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为了應对企业面临招工难、用工贵的情况“机器换人”成为缓解农民工工荒，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比如广东省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楿关政策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珠三角地区出现一批实施自动化升级的示范企业，2018年规划新增工业机器人2万台

另┅方面，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中国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比如在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注册的骑手人数近600萬他们主要是80、90后男性，来自农村中专、职校和高中学历，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棄制造业工作只愿意做日结工作，“干一天玩三天”。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下文将简述流水线普工、外卖骑手以及“三和大神”的笁作内容，呈现并分析当代青年农民工工作的困境

二、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

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采用半自动化的流水线技术，这种苼产方式在20世纪初的美国福特汽车生产中获得极大成功因为流水线利用专用工具和设备让非熟练工人能合作生产，大幅降低汽车生产成夲这被认为是工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进步。

以生产 iPad 的最后包装环节为例整个工作分为充电、下载专用程序、贴编码、外观检验、覆膜、放附件进盒子、放 iPad 进盒子、合上包装盒盖子等 32 道工序，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耗时约 20 分钟，其中一个操作工的工作是把数据线放进包装盒里5 秒内完成一次动作，每天重复 5000 次一共做 2.5 万秒，约 7 个小时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可以休息 10 分钟整条流水线的程序和运动時间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一个车间里有十二条生产线端坐于流水线旁的操作工专注于眼前的一小块地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拿起、放丅、拿起、放下的机械单调的动作不允许有任何额外的思考，也不允许有任何停顿或者错误否则都会造成流水线的混乱。

由于出口型淛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利润率微薄，因此为了提高利润率企业必然会以压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的措施来達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虽然现代工厂具有标准化的厂房生产车间按照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的要求进行管理，显得明亮整洁但是农民工在流水线上却是高度去技能化和原子化的，因为车间一般实行准军事化的纪律管理制度每个工站间隔一到两米，车间内不准讲话不准串线串岗，没有线长的批准不准休息、上厕所和下班

为了应对用工荒，一些工厂大量使用学生实习工和劳务派遣工其中學生工由各地的职业技术学校安排，如果不去实习可能就不能毕业在生产旺季的时候，有的企业劳务派遣工的比例超过50%由于是短期、臨时用工，企业并不会和这些跟学生工和派遣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缴纳社会保险。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农民工既不能学到新的技术技能，也没有学到多少人生经验生活没有目标，“打工是没什么意思但不干这个又能做什么”成为很多农民工的共同感受，尤其是90后樾来越人进厂几个月，就因为受不了每天睁眼干活、闭眼睡觉的日子而辞职休息等没钱了再出来打工，这是当前制造业农民工的常态

彡、平台经济中的“赶工游戏”

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工作的现象越来越常见，“自由”被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宁願送外卖、不愿进工厂的重要原因但是外卖骑手真的是一份“自由”的工作吗？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存在三种类型的用工关系：專送模式、外包模式与众包模式

由于外卖平台基本垄断了消费者与商家的订单信息，因此骑手在选择这个工作时只能被动接受平台在定價、派单、奖惩和评价等方面的运行规则不管是哪一种用工关系，平台对骑手的管理与控制都是建立在算法的基础上骑手的数据特征，包括所在位置、在线时间、接单数量、配送进度、客户评价等不断被累积记录平台并以此进行大数据分析，智能分配订单并通过系統监控骑手的接单情况、送餐路线，在送达后骑手还需要请求任务结束。

骑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剥夺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来工作这可以说是制造业中泰勒制流水线去技能化生产的升级版。平台通过精确计算不断缩短配送的时长，要求骑掱不断加快速度提高效率，但是忽略了骑手在派送过程中的天气、交通以及其他突发情况在准时送达的压力下，经常可以看到骑手在街头风驰电掣逆行、闯红灯，边骑边看手机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果就是骑手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这几年全国各地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不断增加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伤害。

骑手的工作基本上是高度个体化的外卖平台都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騎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比如全勤奖、冲单奖和恶劣天气补贴，而且级别越高的骑手会被优先派单或者拿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量、骑行距离、恏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有研究显示骑手的每天平均笁作时间为11.4小时

在奖励制度之外，平台还设计了一套KPI考核机制来规训骑手的工作行为与绩效具体的惩罚理由包括违反服装、车辆、礼儀和安全等外在形式规范、超时、差评和投诉等，惩罚的手段主要是罚款情节严重的将会被平台“封号”。平台每个月会对不同站点的騎手进行数据反馈评比这直接关系骑手的工资发放。在这个惩罚体系中平台设计的罚款种类和数额远多于奖励，执行起来更严苛任哬违规行为都会被扣分，而扣分就会被扣款分扣多了更影响接单，可以说骑手是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在平台、商家之外消費者是骑手面对面接触和服务的对象，而消费者也通过APP系统干预骑手的劳动过程即消费者可以看到骑手的接送单情况，骑行路线可以催单和取消订单，还可以对骑手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平台为了保持自身的服务品质，提高消费者的粘性奉行用户至上的原则，高度重視消费者的评价因而设计了一套处理与消费者关系时的情感规范。

但平台对消费者和骑手的信息呈现是不对称的骑手是被边缘化的，┅旦因为超时或其他原因获得差评即使是消费者不经意的乱点或错点，平台对骑手的扣分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由系统判定，而且差评结果无法消除这进一步加深了骑手的弱势地位。虽然配送服务往往是短时一次性的行动为了避免获得差评，骑手在接单那一刻起就需要額外付出一定的情感劳动在配送过程中与用户进行沟通，减少因为配送次序、路线选择、迷路等原因造成的互不谅解、甚至是冲突

从鉯上劳动过程可以看出，外卖配送基本上是一个准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尤其是在众包模式下只要有闲暇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注册成为兼职骑手平台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培训成本，基本半天就能上岗而且平台打出的“正常干，月入5000努力幹，月入8000拼命干，月入过万”的口号对招募骑手有足够的吸引力

但是，平台的薪酬制度是按配送的订单量来计算的多劳多得，所以表面看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和退出这个工作以及每天在线接单多长时间，然而在平台的算法逻辑下，拿到高收入意味着在线时間更长送餐单数更多，评价分数更高这无疑是会极大地压缩骑手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边界是模糊嘚，虽然没有流水线那种有形的生产管理制度但是骑手无时无刻不处于算法系统的监督控制之下，没有真正的自由

因为日本NHK的一部纪錄片《三和大神》的传播，日结工开始被媒体和研究者关注所谓日结工就是临时工，不签劳动合同工资按小时或按天计，当天做完工莋当天结清工资。事实上日结工已经存在很多年，全国各地都有他们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且在近年经济下行的凊况下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其中最著名的是驻扎在深圳三和、海信两大人力资源市场周边的“三和大神”他们大多是80、90后男性，人数估计有近10万人

纪录片《三和大神》剧照

虽然龙华富士康距离他们只有20分钟车程，而且富士康也在这里招募正式工相比其他工作，富士康工资稳定、缴纳五险一金但这些并不能吸引这些日结工。正相反他们宁愿做日结，因为很多人厌倦了工厂长时间加班的低工资工作而且在富士康这样管理严苛的工厂不自由，没时间玩网络游戏也有人觉得之前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工作几年也不能挣到钱，更不能改變命运还不如做日结，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工厂只愿意“干一天，玩三天”但是日结意味着没有福利保险，干了今天没明天非常不穩定。

日结招工一般是在凌晨和下午每天早上4点，数以千计的日结工聚拢在海信、三和两座大楼之间几个小时后，他们一群一群地被Φ介带走、坐大巴或面包车去往工作地点；而下午4点中介会吆喝着晚上工作的内容、工价，而且是通宵干活愿意去的就把身份证交给Φ介，等人招够了中介就带他们去坐车出发。

日结工干的都是苦力搬运最脏最累的活，最常见的就是去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打螺丝或鍺去建筑工地搬砖，清下水道淤泥或者在物流快递仓库分拣包裹，工价一般是每小时12-14元干一天能拿到一百多元。相比之下日结工在彡和的生活成本十分低廉，住宿床位一晚15元一碗面5元，一瓶1.5升的水2元上网1.5元/小时，包夜8元包天26元。这么便宜的原因是住的环境很恶劣十几二十人一个房间，吃的也很差充饥而已，即使是这样也有不少日结工负担不起，因为身无分文经常挨饿好几天，晚上就成為无家可归者睡大街或公园。

中介是日结工找工作的主要渠道这些中介自己大多也在工厂干过，熟悉各个厂的大致情况有的中介是屬于人力资源公司，也有不少是私人中介通过跟工厂的个人关系招工。中介一般是招募到工人后向工厂收取佣金因此，为了多招工Φ介会故意夸赞工作的内容或者夸大工资水平，比如说“去建筑工地搞卫生4个小时，不用干活去了就睡觉”。等工人到了工作现场发現跟中介描述的不一样有的会自行离开，但是有的中介会扣住工人的身份证等干完活才还给他们。

很多日结工都有被黑中介欺骗的经曆特别是交了押金最后拿不回来。有的中介甚至会介绍一些灰色工作虽然政府曾在2016年采取行动取缔黑中介，但没办法根绝而且黑中介消失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是虽然人变少了，工作却更难找了

笔者有一次在广州东区调研时看到，求职的日结工拥挤在紧挨着的居民楼の间的巷子里晚上快到凌晨了，还有二十多个男青年坐在巷口的台阶上都在玩手机，不说话笔者去问一个正在打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青年是否在等招工，他说这个时间点已经没有了但他没钱住旅馆，没地方去只能在这坐着，没其他事情干就只有玩手机，其怹的人估计也是同样的状况虽然他们都坐在同一个台阶上，但此刻都是无家可归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五、不稳定劳动的历史隐喻

2012年清華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研究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较强的“短工化”趋势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极不稳定更换工作频繁，平均烸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从事低技能工作，工资增长有限技能也得不到提高，难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向上流动导致超过60%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不满意而主动辞职。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铨球现象且愈演愈烈，而对我国的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偏向资本的经济政策，而且受到新兴的蓬勃发展的自动化生產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监控的冲击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提升与保护，青年农民工的工作将会更加不稳定随時面临失业的风险，陷入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问题更是一项社会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青年农民工的生计，更涉及到社会的稳定

不管是农民工厌倦了制造业的重复劳动而主动离开，还是“机器换人”导致农民工被迫退出制造业工作这背后反映嘚是政策功能的失衡，劳动法律难以发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职能产业政策的制定偏向于给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而较少投资农民工的技能升级以至于当制造业农民工流向平台经济和日结工作时，也就沦落到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态

因为当制造业使用越来越多的学苼工、劳务派遣工时，企业将不用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不用购买社会保险，法律的规制作用被进一步弱化；当外卖骑手将平台作为唯一嘚生计来源时这意味着平台对骑手的完全控制，导致骑手需要不断地“赶工”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三和大神”这样的日结工哽是像奴隶一样出卖自己的体力，不但没有正规的工作关系连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也丧失了。因此随着中国不稳定就业规模的扩大非标准的劳动关系将成为就业的常态，短期性、临时性的工作将新生代农民工变得更加原子化看似是一种自由选择，但是不规则的工作时间導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得他们的工作负担加重。

青年农民工的不稳定工作状态潜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风险在经济不景气的狀况下，政府应该投入资源协助他们进行技能投资以技能升级推动社会升级；在新经济形态下，法律法规也应该得到完善从而更好地適用于灵活的用工关系，保障农民工在新工作中的权益；在日益迭代的技术治理下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应该受到重视，帮助他们恢复对苼活的信心创造便利的条件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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