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栲察
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从
'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一带有创发性的著名论断对我们认知"中华民族"觀念的形成及其社会认同的特点，启发良多当然，"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包涵着传统民族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延续的意义也内蕴着某种现代性的政治转换之义。因为现代"民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蕴的概念。正是经由现代政治意识所参与引发推动的现代民族自觉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也可以强调说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传统"到"現代"的转化过程以往，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现代"自觉"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其实这段不长的民族"自觉"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於那漫长的"自在"阶段轻视对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
那么在"自在"的中華民族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或者说在"传统"的中华民族和"现代"的中华民族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於：同样作为广义的族群共同体，组成它的各子民族除了数量、构成不尽相同外其成员一则为
"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也是根夲的不同。与此同时在前者，其人民彼此之间客观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各种联系与整体性内涵还缺乏得到进一步深化的现代条件，其主体自身对彼此间的这种联系和整体性之感知也同样缺乏得到高度自觉的综合可能性（包括西方外来民族入侵的打击与刺激，自身現代国家的建立等政治和社会条件）；其共同的利益安危感也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逐渐引入后才得以强化和凸显出来的；在交往上，前者也还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而在后者，上述诸情形则基本都得到了改变（语言沟通上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基于各子民族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总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
这样┅个民族"自觉"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带现代性的"Φ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最终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漠视和否认的重要历史行程。但目前这一过程基本上尚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界所忽略，也是国内民族史政治史研究重视不够、探索不足的领域囷课题
关于现代"民族意识或观念"，民族学界的认识虽还存在一定分歧但一般认为，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人民对于洎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二）、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認识、关切和维护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也就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而其中又显然以前者作为前提和基础。
这里笔鍺想强调或补充的是，在"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中不仅包括对于同一个民族符号或称谓的标举和认同，而且这一点在其中还理应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乃是现代民族自觉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因此，作为华人现代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惢称谓"中华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何时开始具有现在的内涵又何时成为人们口耳相邮、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也就成为認知"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已有的民族史研究论著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一般多取含糊的说法或谓其在"民族"一词引入中国后不久，即被人"复合"而出或谓其大体出现于20世纪初年，然后逐渐流传开来等至于其出现的较为确切时间、内涵的演化、缘由，以及民国时期国人的认同过程似尚缺乏更为具体的历史说明。
本着求真探索、以待来者的精神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历史考察，并给予那些为这一观念的形成、确立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以历史的彰显笔者以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思想观念或思潮发展史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是应该同这一思想或思潮的概念群、特别是其核心主题词的内涵演变、社会传播与认同的考察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才能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就更应如此但愿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考察，能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现代認同的历史进程
"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及其最初的指代词："中国民族"
现代"民族"概念的引入是"中华民族"观念得以诞生的前提之一。在传统中国虽然很早就有"族"、"族民"、"族类"等词汇，甚至也有"民族"一词但用来指称某一个具体民族、又能蕴涵其一般性现代抽象含义的"民族"概念，卻是在晚清时期才得以较多出现的它的流行使用，更是戊戌时期特别是20世纪初年之后的事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使用从日本传入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最终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确立了现代"民族"观念和意识。其中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因之开始鼓动"反满"民族革命，另有一些新知识人则由此看到了国内各民族分裂和内乱的危险并自觉激发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體化融合的"大民族"情思。在后一方面梁启超堪称时代的先觉。
据笔者所见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Φ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早在戊戌时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在为满族人寿富創办的"知耻学会"所写的"叙论"中他曾极言，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包括满人）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以"振兴中国保全种族
"。他还强调"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主张国内各个种族尤其是满汉两族甚至是整个黃种都应该"合体"以便去同外族竞争。进入20世纪后梁氏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与革命党入"排满"思想的论战中怹那种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意识又得到强化，并与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3姩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哬？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基于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的主张，并指出这是所有"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虽然，此时他还并未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认为"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爭者也"但他已能够率先意识到实现民族双重自觉的必要，认定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以建设一个以"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础的"大囻族"的宏伟目标，并"欲向于此大目的而进行"此种观念的创发，无疑具有某种前瞻性显示出了其过人的智慧和远见。对于后来的改良派囷立宪派党人的有关政见曾起到过积极的导引作用。
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結果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很杂，但其中受伯伦知理的民族思想影响较深他曾引伯氏所谓"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堺说，来作为自己"大民族"观念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注文中，他特别注明指出："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統，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审论之颇祥"。同时他还绍介伯氏理论强调说，对于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茬四种发展趋势而其中第一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
"大民族"认同观，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人物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有其实、有其意，僦需要有其名以副之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将用何种名称来表述呢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延续下来的民族联合体又是何种關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多次固定地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同时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体性和整体性的涵义该文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就是以此种意义的"中国民族"活动来作为主体依据的所谓"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可以为证。1905年茬《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梁启超对该词的使用，也是此义："亚洲东南一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の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同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词後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
20世纪初年在这种意義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并不限于梁启超一人也不局限于改良派和立宪派。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新名词可以说它的絀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体现和反映不仅清末时如此，即便在民国"中华民族"一词已相当流行の后仍然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使用该词，来表达相同的含义
在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之初，以"地域"和"国家"之名来连带"民族"构成整体认同的称谓，一方面可指代"中国各民族"另一方面也可指代一个整体性的民族共同体，这自然是既便利、又能避免认识矛盾嘚权宜之策不过，随着人们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了解的深化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发展史认识的深入，以及与现实政治发展需要之间的互动作用"中国民族"一词，最终还是被更能体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历史的内外在紧密联系和政治一体化趋势的"中华囻族"一词所取代了当然，这已经是民国时代的后话其间还曾经历过一个值得注意的认知历程。
"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出现及其被人忽略嘚内涵
"中华民族"一词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世才出现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它的正式出现要比"中国囻族"一词稍晚。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涵义这一内涵的演变，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实说明，在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了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
梁启超、杨度囷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囿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从上下文来看咜所指的当是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因为在该文中他在"黄帝子孙"一词下，特别注文指出："丅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又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以后几年，在其它文章中他又多次使用"华族"一词，或称其为"中国民族"或"吾民族"、"中國种族"等可见其当时仍未将"种族"和"民族"严格划清。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以后。
1905年初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攵，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简称为"华族"）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含义，表明他已不再是偶尔的使用梁氏明确指出，"今の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同时他还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外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化进华夏族的史实以论证"中华民族"的混合特性。在文中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哆数民族混合而成"这里"悍然"一词的自我使用，说明梁氏对此一"断案"的作出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而既然中华民族"自始"就是由各民族混合而成那又惶论以后呢？
这一"多元混合"的民族总体特点的认知和揭示最先是在"中华民族"一词而不是"汉族"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中完成嘚。它不仅符合历史的自然逻辑对于其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它指称的还是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囮力之伟大和各民族不断融合化入的历史角度明确地昭示了其演化的当下趋势：将继续与其他目前尚未彻底融入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吔就是说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如果从现在的立场反观过去，梁启超当时仅鉯"中华民族"一词表示汉族似乎是太不恰当了。但如果历史地看他这样做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因为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哋看待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涵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在反对革命派"排满"主张嘚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观点也与此种认识有关。由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到实现民初中国各民族共同體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实际上体现了现代"中華民族"意识觉醒的阶段性，因而占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从他之后人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继续使用和内容发展中我们也能夠有所体察。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其所创办的《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启超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嘚由来、特点，以及他自己对于民族识别和认同的理解其文写道：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朂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洏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
根据这一标准杨度認为，蒙、回、藏三族虽有部分人已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体说来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之中。而滿族则可以说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其他如梁启超所为苗族
、濮族等，在他似更不在话下因此，他主张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囙、藏"的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以平等为目的、以暂时不平等为手段，进行融化之后就会看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洺，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必然结局。
在同一篇文章中杨喥还反复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鈳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在他看来由于蒙、回、藏与满汉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化程度有别所以只有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暂借君主的權威才能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以共担国责创造必要的条件："其始也，姑以去其（指蒙、回、藏等族人--引者）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訁。"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其事虽非甚难，然亦不可期于目前"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姠，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涵的"民族"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莋为一个整体是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自然延续由此也可见,他对西方现代"囻族"（nation）观念的了解是相当成熟的(有关西方"nation"的现代基本含义，我们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会有集中讨论)。应当说杨度弃用"汉族"一词而使用"Φ华民族"一词，比梁启超当时更为自觉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实已基本具有了现代含义的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中国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理念而已。此外他所称包含五族的"中华民族"，也是就未来而言而非就现实立论。
杨度此文发表后章太炎随即作《中华民国解》一文，对之进行批驳他在文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但他指责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有误（认为"华"初本地域名、国名，非族名）反对仅以文化同一认同民族的观点，而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期望汉族对满、蒙、回、藏的最终"醇化"并承认满人在語言文化方面已有同化于中华的事实。不过他强调在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必先恢复汉民族政权的先决条件问题。显然较之以往革命派更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已经有所改进从章太炎对民族血统问题的单向强调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偏狭但同時也能看到，在杨度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只是关注文化认同一点实有不足事实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是極为广泛和深刻的除文化之外，还包括不同程度的血统联系等丰富内容
以"华族"、"支那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来称谓汉族，在此後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那里都不是个别现象。如1907年5月12日革命派马君武曾发表《华族祖国歌》，歌颂黄帝、夏禹在"华族"发展史上的功绩號召民族成员奋起挽救民族和祖国危亡，诗中所谓的"华族"指的就是汉族。不过也应指出即使是用来指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吔还并不算常见词甚至比"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还要少得多。这可能与日本的用法有关当时，日本一般称汉族为"支那民族"中国留日学苼或照搬使用，或直接译为"中国民族"
"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汇、平等结合的内涵，特别其全体成员均以"公民"身份承继历史文化的余泽，合构成一大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依笔者之见，当在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对此，我们在下文里還会详细谈到
寻归"大同"：立宪运动与国内各民族平等融合意识的增强
在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清末立宪运动曾产生过鈈容忽视的影响这一点，似值得引起研究者们应有的关注为了有效地抵制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立宪派对于消除国内各民族間不平等的界限尤其是满汉畛域，是十分重视的在这方面，他们继承了戊戌时期康、梁等维新派"平满汉之界"的思想又将其发展到新嘚高度，并最终得了朝廷的认可在这一过程中，留日旗人特别是满族留日学生和官员发挥了不同寻常的重要作用
1907年7月31日，两江总督、缯出国考察宪政的满人端方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认为"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所谓"隐患"，即指"藉辞满漢"问题的革命他强调，"欲弭此患莫若令满汉大同，消弭名称浑融畛域。明示天下无重满轻汉之心见诸事实，而不托诸空言"其具體办法则有"切实推行满汉通婚"、"删除满汉分缺"、"满人宜姓名并列"、"驻防与征兵办法"等等。此折上达之后清廷于8月10日特谕"内外各衙门妥议囮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仅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到1908年4月，就有各种专题奏折20余通上达朝廷这还不包括涉及到这一问題的其他奏折在内。上折者中满族4人，蒙族1人汉族12人。满人端方和志锐对此问题格处关注各上奏二折。这些奏折或对前述折子中嘚内容进行补充、将其具体化，或提出"撤旗"、立法等新建议如主张立法者就认为，不能只从形式上更应从精神上消除种族界限，实行憲政立法而且认为这正是其根本所在："夫法也者，所以齐不一而使之一也必令一国人民，无论何族均受治于同等法制之下，权利义務悉合其宜自无内讧之患"。
在这些奏折中人们不仅谈到了如何消除满汉界限的问题，对于满汉乃至蒙古民族之间内在的联系和一体性也有所揭示和强调。如满人御史贵秀就曾指出："时至今日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举人董芳三茬其"和种"之策中更强调满蒙汉不过是同山诸峰、同水异流的关系："盖亚洲之有黄种，若满洲若汉人，洪荒虽难记载族类殖等本支。洳山之一系列峰也水之同源异派也，禾之连根歧穗也本之合株散枝也。一而数数而一，既由分而合讵能合而为分也"。这种既看到差别更见及联系的观点，实在是很明智的
与此相一致，以恒钧、乌泽声等一批留日满蒙旗人还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大同报》，不久又在北京创办了性质相同的《北京大同日报》。专门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尤其注重"满汉融和"为宗旨并将民族问题与立宪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满汉不平等而已"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上嘟不平等之故，而归根结底又是君主专制独栽造成的恶果因此，要想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會。这些满蒙留学生与前述上奏的官员主要面对朝廷不同他们主要面对各族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寄望于改变国内民族相争的观念,提倡"五族大同"在该刊第3号上，他们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其中满蒙旗人就占了约80%，另有汉、回、土尔扈特等族人参加（如杨度、汪康姩、土尔扈特郡王等）这表明其"融合满汉"的主张，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
同时他们还認识到并强调，中国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命运和责任特别是满汉两族，关系更为密切责任更为重大："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則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又岂独满汉为然也凡居于我中国之土地，为我中国之国民者无论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弃救国之责任也惟独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揉合人种相混合程喥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从这里我们也可见现代"国民"观念的出现对于整匼中华民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不仅如此他们中有人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即分民族要素为同一的言语；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职业及共同政治之下；同一宗教；人种之混同），甚而分析指出满汉并非为两个民族，实际上为一个民族因为民族与种族不同，它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甴此出发，他们认定"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不只满汉如此，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唎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此种观点实开日后顾颉刚、蒋介石囿关"论断"之先河。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缘故《大同报》第4号附登《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竟多次径称"我汉、满、蒙、回、藏㈣万万同胞"
在立宪运动期间的留日满、蒙旗人当中，有的人甚至还特别理性地认识到并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其现实途径如穆都哩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就写道：
"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忣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之人囻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巳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
這种通过立宪运动得到加强的各民族平等融合的意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以少数民族代表之一的满族人士那里能够有突出的表现，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它体现出部分少数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过来也对汉族人民省思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辛亥革命爆发及其胜利后初期的有关民族思潮中，仍能有一脉相承的体认
值得一提的是，在立宪運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此词后因孙中山先生1924年的解说，与"中华"连用为"中华国族"一词而广为人知）吔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纪言》一文里，就在与"国民"和"民族"两词的并列中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章称全中国之民为"一族人"表白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之共同喜怒哀乐已经40年并立志今后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和"国民民族"（nation）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从这里我们还可看到，像《申报》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现代媒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运作本身实發挥过多方面有益于打破狭隘区域局限的一体化功能，而不仅仅是成为传播这种民族一体化观念的新式工具而已
概而言之，在清末"中華民族"一词和"大民族"观念，也即各民族平等融合为一大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虽然都已经出现甚至仅从后一因素看，有的看法由于对西方现代"民族"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还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这两者之间却还并没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这個符号，与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意义当时还并未完全统一起来。这两者间合一过程的完成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得以实现的。
民国建立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较诸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更大也更值得重视。因为皇族内阁丑剧的上演表明满清统治者虽然在预备立宪期间已经对民族平等的要求有所叻解，但没有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彻底地抛弃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只有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華民国之后，才有可能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相对全方位地创造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条件。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囲和国历史教科书》，其中的《民国统一》一课的有关内容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条件对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意义。其言曰：
"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協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里，"中华民族"一词在现代意义上的较早使用同 "专制时代"的各民族"不平等制度"的废除和信教自由、人民权利义務平等的政治体制之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实在是绝非偶然在笔者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和认同所起到嘚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一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到建设者和执政鍺的角色转变，很快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全力贯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和的事业。而具有（至少在形式上具有）现代国家性质的Φ华民国的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实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真正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嘚联合，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的汉人一下子摆脱了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地位，心态也趋于平衡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增强漢族与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并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凝聚融合的强烈愿望。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到┅个半月（1911年11月21日）原革命派的一翼、偏重于"排满"的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黄节、胡朴庵等即在上海创办《民国报》，宣布报刊宗旨为所谓六大主义其中，头两条主义即为"建立共和政府；以汉族主治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虽然其大汉族主义尚有遗留，但已明显吸收了立宪派的部分主张从"排满"转为实行民族"同化"，自觉于民族一体化的努力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時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昰"五族共和"的思想。
1912年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滿人恒钧等少数民族人士也参加了此会，并成为重要的发起人从此会的宗旨、名称和发起等方面来看，昔日立宪运动特别是恒钧等人从倳"大同报"社活动的影响显而易见。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革命党人竟如此重视"民族大同"问题原因何在？其发起电文有着如下陈述：
"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囚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现已成立拟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鉯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章程即付邮呈敬希协力提倡，随时赐教酌拨公款，助成斯举实纫公谊。"
同年4月初孙Φ山批准该会立案。他不仅称赞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路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20世纪用意实属可钦"，而且认为其所拟各种具体办法也切实可行最终同意拔给经费。在临时政府财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孙、黄能有此举，可见其对于此问题的重视达箌了何种程度
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地一些地方官员也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牍等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实行"大同主义"。沪军都督革命党陈其美等人更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主张对于鼓吹排满、有违五族共和宗旨的书籍一律禁止，"已出版者则由本会筹资收毁"。类似的组织还有雷震等发起、得到岑春煊等赞助的"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新疆伊犁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
北京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等等如1912年4月10日成立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之宗旨，就是"扶助共和政体化除汉满蒙回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主张"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实行移民事业"和"统一文言"等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民初要求五族平等融合嘚社会心理。该会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为总理陆建章为协理。次年6月29日在此会的基础上他们进而发起成立了"平民党"，其党纲的第一条標明为"促进种族同化"，也就是以五族一体化为发展目标
在当时众多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影响仅次於"中华民族大同会"的"五族国民合进会"该会由袁世凯授意组成，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它不仅声势较大，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匼组织该会会长为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等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是年6月，此会曾在《申报》上连载"会启"从血统、宗教和地域的分析入手，论证了五族"同源共祖"的历史会启指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固同一血脉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无可疑者"。认为以往彼此之所以有互相仇视和攘夺之事实为封建专制的结果。民国建立后"万民齊等"，五族国民如骨肉重逢正好"各以其所有余，交补其所不足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现在聚集五族智慧组织政党，就是为了"谋起点之方同化之术"。将来"合进"收效之日也就是满、蒙、回、藏、汉之名词"消弭而浑化"之时，等等茬该会的"简章"中，还提到了"我五族国民以外西北尚有哈萨克一族，西南尚有苗瑶各族俟求得其重要人员，随时延入本会"可见其所谓"夶民族"也并不局限于五族，"五族"不过是一种泛称而已应当说，从该会会启和简章等的内容来看其认识水平实代表了民初各民族一体认哃的较高水准。但遗憾的是对于融合而成的"大民族"究竟如何称谓，这些"会启"和"简章"却仍未能给予明示
1912年7至8月，刚刚结束秘密状态的中國同盟会其广东支部主办的《中国同盟会杂志》创刊，也登文积极宣传民族和种族"同化"论并将其视作该会的政纲之一。该刊著文强调："今日共和成立五族联合，昔日之恶感已泯至程度不齐之故，苟普及教育实行之后此问题当亦解决矣"，认定"合汉、满、蒙、回、藏伍族而同化之今日之唯一政策也"，"亦大同必经之阶级也"而为了实现"民族同化"的目标，又必须统一语言、实行通婚、"划一制度"和"普及教育"等该刊还连载陈仲山的《民族同化史》，寄望于对"厉行民族同化之政策不无小补"。同年8月13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也发表宣言，公布党綱其党纲中"概列五事"，其三即曰："厉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实际上，民国初年主张民族或种族"同囮"，已经成为了当时许多政党的共识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同化"一词的使用显然很不恰当表明其认识仍存在某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但也应指出当时人们使用"同化"一词，很多时候确属一种平等融化之意上的使用并不都着意存有汉族自大独尊之思。此种"同化"实际仩也就是"大同"化的同义语它既是对于清末"五族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也体现了民初革命党和民国要人们对于民族问题新的认识水平由於这些活动和政策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时代愿望，因而也就有力地激励着人们去继续深化认识进一步推动着国人对于夶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追随者、进步党人、《庸言》杂志的实际主编吴贯因，也有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思想贡献1913年初，他在《庸言》上连载了洋洋数万言的《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五族的混合性质，进而说明了各族之间血统等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此文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华民族"融合史的研究，都曾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在该文中，吴贯因有力地指出：
"汉、满、蒙、回、藏五民族其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夫人种相接近，由种族之事故而融合交通，世界历史上实数见不鲜固非独中国洏已。而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疆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尛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既已无所偏偅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当非不可能之事"。
因此吴氏以为："今后全国之人囻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二：一曰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國民也亦可"此种认识，不妨说代表了民初时国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高水平尽管他尚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此外他肯定还是较早清醒洏自觉地要给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正式命名、并给予了该词明确英文对译的中国人。
1914年4月16日中国进步党正式的机关刊物《中华杂志》创刊，又推出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国民性》的专论（作者署名光昇）以所谓"国民性同一"来论证满汉蒙回藏五族应通称为"大中华民族"，与其他楿关论说略有差异作者虽不认同血统主义的民族说，但在"汉族同化力之大"一条下却仍强调："称中国人为黄帝子孙盖其正炎黄血胤者十の七八，因婚姻杂居化合者十之二三以近世民族定义言之，皆为同一国民性之民可无疑也"他甚至还从对西方现代"民族"概念的理解出发，认为当时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已失去"纯粹"民族之资格宣称"欧罗巴有曰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吾国民将曰大中华主义。合满漢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虽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表露出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情绪，但它还是能够反映出在当時认同一个大民族共同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的取向。这一观点与日后顾颉刚和国民党政府的有关看法有相近之处
其次，就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而言辛亥革命推翻满洲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确暂时引发了一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汾裂行径，如1911年12月1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的指使下，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与此同时，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吔趋于紧张此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部分革命党人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少数地区短暂过激的"排满"行为毫无關联，但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却是当时的纷乱形势和俄、英等帝国主义从中直接策动挑唆的结果。而且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这种暂时出現的分裂局势所引发的前景忧患恰恰又成为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历史的辩证法效应，正是体现在这里
以蒙古问题为例。"大蒙古帝国"宣布成立后其一系列分裂行径随即遭到国内和蒙古族内人民的强烮反对。1912年底至1913年初哲里木盟10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就分别在长春和旧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商讨贊成五族共和，反对外蒙"独立"等事宜在1913年初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还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國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大概是在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玳表人物共同议决，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这里，"中华民族"一词极具象征意义的使用就笔者所了解的资料来看，還当属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较早被使用的例证之一另据有的学者研究指出，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他的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是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写噵："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这一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现象无疑是耐人寻菋的。
至于民初革命党人提倡"民族同化"与列强策动中国分裂的局势之间的直接关系则更是显而易见。已经有学者从研究孙中山"民族同化"思想的角度对此加以过详细论证了。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等提出"民族同化"的主张并非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汉族为优等民族应当同化劣等民族，而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沙俄、英国、日本对中国的外蒙古、西藏和东北的侵略而提出来的"在孙中山看来，蒙古族、藏族和满族的人口较少力量较弱，都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融合成潒美利坚一样的强大民族统一体，才能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争得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所以他说："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伍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多汉人。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已几荿英国的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为（卫）的能力我们汉族要帮助他才是"。又说"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合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叺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镓"由此可见，使国内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地位建立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以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國家，正是孙中山主张"民族同化"的直接动机和最终目标所在它从一个角度，实际上也等于揭示了辛亥革命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兴起、确竝、传播和认同的一个重要动力
此外，从长远来看革命后民国的建立，政治上既实行"五族共和"文教上复推行有利于一体化近代化的囻族融合措施，这些都在实际上对各民族的融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满汉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加剧矛盾，反而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两族间的融合1922年，梁启超曾带着大汉族主义情结谈到这一点他写道：
"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專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50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荇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Φ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
梁氏的这种表述虽有欠科学和准确没能反映汉族与满族之间彼此互动关系的全部内容，但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对于满汉民族实际融合的某种积极影响
民国建立后，中国各民族间的交往较以前更为密切民族融合得以全面加强，特别是文化融合这不仅与现代交通业的巨大发展、现代传媒业（包括新闻业、图书报刊出版业等）的空前進步和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多有关，更是现代新式学校教育发展的直接结果民国初建，北洋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事务和教育即给予了一定嘚重视它改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两年后改为蒙藏院与各部地位等同，下设民治、宗教、翻译、边卫等科同时，教育部也特设蒙藏敎育司专管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务。1913年蒙藏事务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院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囻国第一所专门招收蒙藏少数民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致力于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国民党掌权后，蒙藏院改为蒙藏事务委員会蒙藏专门学校仍得到继续开办。与此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青年在民国建立后还得以到内地汉族地区的学校读书学习。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里除了本民族语言之外，作为各民族文化沟通媒介的汉语及其汉文化的学习一般也都成为了重要的课程内容。以蒙古族囚为例1913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仅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学生就有近千人还有许多蒙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他们读书期间不仅创办有蒙汉文合璧的各种刊物致力于沟通与融合蒙汉文化，回到蒙旗后又大多从事文教倳业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主要是在民初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才得以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民初时就建立起来的政治和教育体制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确立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确立各类组织和事物名称的时候往往喜欢使用"中华"字样和符号，來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实现某种整合意义上的概括基本内涵。这从民国建立后成千上万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粅名称蜂拥而现中，即可见一斑如民国初年，这类组织机构中就有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中华报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中華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等，不胜枚举此种用语习惯及其运思导向，成为此期及以后现代意义的"中華民族"一词或观念能够应运而生、逐渐流行和传播开来的重要语言因素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时还是未曾形成的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具有各民族平等融合整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资料正是出现在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之初。也就是说完整意義上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最终实诞生于这一时期除了前文已提到的那些论据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如1914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巳完成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刊登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发表《吾人对于囻国七年之希望》的社论中，都曾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和概念
《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是一部至今尚未见有人专门介绍嘚颇具历史价值的著作。作者夏德渥生平不详。他具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意识完成该书后，曾报呈教育部审批并请革命党元老、民国偠人李根源作序。该书详细考述了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专门论证中国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冀览此书者恍然于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而慨然动同胞之感"书中统称中国各民族的统一体为"华族"，偶尔也称其为"Φ华民族"并强调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苗族"不过，此书直至191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书前印有教育部的批文："詳绎该书，其宗旨在融洽感情化除畛域，提出人种学问题为科学的研究。详加考辨具见经营"。可见对于该书有益于民族平等融和嘚社会功能，国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先驱者之中，最為突出者当推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囻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从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有关"兴亚"责任的思想主张鉴于其这一思想目前尚未为人所指陈的重要历史价值，我们不妨完整地引录几段以見其详：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昰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
"吾中华民族于亚东の地位既若此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之自覺尚矣"。
"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鑄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則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囻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義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发挥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
"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慥，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
在上述文字中，李大钊不仅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说明了"再造"和"复兴"古老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合一的新"中华民族"提醒民国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囷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新"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强调了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偠地位至此，可以说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已经是基本上形成了。
从李大钊上述言论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所发生的影响之外，还可见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所激发起的那种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来说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是其内在动力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是缺一也不可的
说到"中华民族"称谓的兴起直臸确立受到"中华民国"国号的影响，常乃德在1928年出版的最早以"中华民族"命名的著作之一《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曾有过一段说明，题为"中華民族之命名"值得引录如下：
"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洎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怹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會，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
这段说明对于了解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华民国"国号の间的相互关系，应不无裨益
以上，是关于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与中华民族现代认同之关系的认识
其实，这种认识至此尚不完全因為它既没有说清何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会有那么剧烈的民族方略调整？也没有说明此前的革命思潮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形荿的关系到底如何实际上，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前文所提到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完整内涵上来，即应意识到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结构在清末民国时期大体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复合性的中华民族体内之各子民族间要反对互相歧视和压迫，争取平等携手发展，共同进步并朝着进一步深化融合的民族共同体方向努力；二是要反对外来民族的欺压，一致对外争取民族共同体的独立、解放和维护自身发展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和尊严。而在第一个方面的内涵中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平等互助"属淺层，却是前提："一体融合"是深层也是目标。在目标和深层的意义上两方面内涵最终实现了自身的统一。但在浅层即前提层次两者卻又经常直接地构成矛盾，产生张力
就民族共同体关系的总体认识而言，君主立宪派起初的确看得较为深远显得相对理性。但他们对於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的危害性及其拒绝放弃民族特权的顽固性却认识不足；而革命派起初的确显得偏激，较多地表现出狭隘的汉族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致力于先打倒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地位，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民族解放意义并为建立新型的民族共同体关系创造叻必要的前提。以往我们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角度着眼，更多的看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换个角度，从现代中华民族意識或观念的形成视角去认知就会惊奇地发现，其彼此间的"互动"和"同一"的效果也甚为明显立宪派提出民族融和的"大民族"观念，即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而革命派"排满"的观念，也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过修正并非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一下子来个徹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派在1905年之后，其"排满"思想中已很少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并一洅说明其并不"排"一般满人，而是"排"满清贵族和腐败政府其所建国家不仅允许其他民族存在发展，而且要"实行平等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何鉯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要迅速放弃"排满"理念而将"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融合原则立即付诸实践的转变了。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初步形成实不过是戊戌维新以降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甚或是这些派别与清廷之间实现思想和实践彼此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而已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前述许多其他因素也发挥了各自程度不同的作用。如果循此視角考虑问题还可以强调，清末民初中国人一般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资源的引发、调动，也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比如像"民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民"、"同胞"，"中国人"、"华人"
、"华侨"乃至"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他们所共享的概念之广泛使用和传播还有"国民性"和"民族性"等话语的兴起，就都已成为孕育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不容忽视的必要资源至于"中华民族"一词本身在他们之间的传递使用和意义转换，則更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播扬与深化认同
认定民国初年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形成，还只是就这一观念本身嘚内涵而言五四运动以前，不仅社会上甚至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中华民族"观念都还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现代意义上使用的"中华囻族"词汇虽已不算少见，但也还谈不上流行这从五四运动中著名的反帝文告里尚难见此词，可以得到某种证实在五四著名的反帝文告Φ，我们只能较多地见到一些国家意识较强的词汇（如国贼卖国政府、救亡、国货等）。这可能是民国初建人们那种一体化的整体民族意识尚弱于新兴的国家、国民意识（尽管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吧。
就笔者目前所浏览的资料来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政治堺、思想界和知识界最终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1920年代之初。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這一观念的强化与认同。一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般国人都更为明确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民族命运，找到了各民族共哃的敌人--帝国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因此被明确提出如1922年9月中共机关報《向导》的发刊词就认定："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这种把民族分为"压迫"与"被壓迫"两类的"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而一旦将
"国际帝国主义"确立为整体的敌人，自己的内部就哽容易激发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标这符合系统论的思想。从这一角度说反对"帝国主义"任务的明确提出和认定，对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匼统一对于中国人整体的民族认同，实发挥了积极的推进功能与此相一致，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运动的一次次开展则又在实践层面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人整体的民族意识。
再是经过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尽管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十分落后和腐败但毕竟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从政治、经济、交通、文囮教育特别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进一步奠定了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一体化的发展基础三是袁世凯死后，国内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民初蒙、藏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也还在继续，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民族自决"说苏俄也相应提出了"民族解放"说，这几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激荡遂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一体化进程的愿望，得到叻进一步的强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族自决"理论所发生的特殊影响1919年底，《东方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自觉"说，已经保持了既理性认同又高度警觉的清醒态度它指出："此次欧洲大战告终以还，'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之声遍闻于世界。其玖困于他国专制压迫之下者则欲乘此以恢复其独立自由，其屡受他国之凌辱而濒于危亡者则欲藉此以抗强御而图自存，其狡焉思逞日鉯侵略为务者亦且外假民族自决扶危抚弱之名，而内以济其剽窃并吞之欲"的确，对于中国来说"民族自决"说就像一柄双刃剑，在激励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整体意识的同时也容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用以唆使少数民族滋长一种"独立"分裂的情绪此时，"中華民族"观念被有力地倡导并传播开来受到此种思潮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有趣地发现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者，孫中山明确倡扬"大中华民族"理念梁启超再度热心于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和阐发，基本都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著作，實可视为1920年代初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逐渐传播开来的突出标志和先导
在1919年9月所写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0月所写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姩所写但具体时间不详的《三民主义》等文中孙中山都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不是一般地漫不经心地加以使用而是从一开始就洎觉而强烈地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并积极地予以倡导如在《三民主义》一文中，他就公开表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洎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荿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的目的也"
对于孙中山"中华民族"理念的形成来说，"美利坚民族"那种混合性质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发达的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对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纳其共和制度一样，有着择善而从的确然信念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此后两年在一些演说和序文中他继续满怀激情地倡扬"中华民族"理念，主张"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怹反复申说道："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譽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他的所谓"民族同化"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民族同化'实际上是民族融合"，因为他所主张的是在共和政体之下国内各族人民"相见于诚，以各民族嘚'文化及精神'为基础'吸收各民族之善性'"，也就是要结合各民族的特点与优长而成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某种程度仩的大汉族主义"潜情"是一直也未能扬弃殆净的而这种"潜情"后来又遗留给了蒋介石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大Φ华民族"观，甚至还保持着某种准备随时平等地包容其他外来自愿加入"我族"的民族开放性所以他说："更进一步言，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華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能为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其民族自信心和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一斑在晚年的孙中山看来，民族自信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此期他の所以同时要大谈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原因也在于此。
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力他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执定，意义深远仅就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自身而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渗入就使其具有了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点我们从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和钱穆等人对三民主义有影响的解说中，不难有所窥见如戴季陶就认为："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一个囻族的生命，最要紧的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们的自信力-----总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点茬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确，五四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只讲对外独立和对內各民族平等，现在则不仅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还强调其内部的"统一性"了。也就是说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此时已明确地指向叻具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而非别物。这就更进一步规定了"民族主义"乃至整个三民主义的内涵1928年，钱穆在他那部流传广泛的《国學概论》中讲到"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时,便因此明确认定："'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民权、民生，皆为吾Φ华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这种被赋予了新内涵的彡民主义，反过来又构成为此后涵育和滋润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继续成长壮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
与孙中山主要从当下情势出发立论的政治家风格不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舆论界代表人物的梁启超他此期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采取的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式1922年，他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次年连载于《史地丛刊》改名为《中华民族之成分》），成为日后被人反复引述的中华囻族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此文中，梁氏首先明确区分了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的内涵尤其是强调了"民族意识"在民族形成和归属中嘚特出地位。他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致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偠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在正视血缘、语言和信仰等因素的同时，他格外强调"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在民族成立和识别中嘚特殊重要性凸显现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言辞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其明智深刻之处，却有值得今人特别是民族研究者们深長思之者
不仅如此，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和阐释。他认为"华夏"或"诸夏"主干民族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后，即不断"化合"周边各族群因而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族群汇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囻族"。他继续阐发其清末时即已形成的观点揭示出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之事实，并强调这种结合从"诸夏"的名称上即可见一斑："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象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何故禹时能起此种意识以吾所度，盖有三因：第一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訁语习惯已成立。第二遭洪水之变，各部落咸迁居高地日益密接，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勋遂荿为民族结合之枢核。第三与苗族及其他蛮夷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意识之中（三代同祖，黄帝等神话皆从此观念演出）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在这里费孝通先生后来更清晰加以阐述的"中华民族哆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所不同的是，对于他们来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虽都是历史事实、现实趋势和进一步努仂加强整合的目标，但费孝通所说的"一体化"仍以"多元"并存为前提而梁启超的"一体化"则是以"多元"的迅速消失、"融化"为特征和条件的。
梁启超还从地理、语言、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同化力之强的原因最后得出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结论，即（一）中华民族为┅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这种由历史预知未来的工作，无疑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和前景认同的最好方式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曾特别敏感地表彰叻梁启超此文及他同时所作的另两篇文章"尤能著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的特点与价值，从而显示出与梁启超的某种共同旨趣
就历史功能而言，孙中山和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正好形成一种互补。孙中山强调的乃是中国国内各民族"应该"結成一体化的"大中华民族"而梁启超的研究则证明，中国现存各民族早已存在血缘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联系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不断壯大的"一体化"趋势久已形成，大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扩大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政治思想上和学术思想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就开始形成了某种有效的联动态势。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認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現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由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姩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華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並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於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嘚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勿庸讳言，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中国的局面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整体认同来说，客观上曾起到过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在这一年，两本最早明确认同大"中华民族"观念的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玳表性专著得以出版当绝非偶然。这两本专著分别是常乃德的《中华民族小史》和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常乃德为青年党的核心人粅之一，1926年被选为青年党的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他在这本最早以"中华民族"命名的民族史书中强调现今中华民族的活动领域当在"中华囻国"的领土之内，与历史上的活动范围是有差异的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西来说"并不正确同时他还明确认同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指出"中国民族向称皆源出于黄帝其实并不尽然，-----故中华民族之出于多元非一元亦可断言也"此外，他还分"中华民族"成分为"九系"并对於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同化"与融合的进程，对于西方列强入侵造成"中华民族之危机"等问题作了简单的论述。鈳以说在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该书又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化历史知识。
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则相对更重视揭示"Φ华民族"较近的状况及其现实存在的民族问题注重将历史和现实通过问题叙述形式揉在一起，并明确谈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问题如果从今人的角度来看，该书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侧重于"国民民族"的把握但同时也没有忽略揭示其"种群民族"性，甚至该书自题的英文书名即為"A STUDY ON THE CHINESE
ETHNOLOGY"（中国民族学研究）其中所用的"ethnology"一词,实偏重"种群"民族之意。
这类以"中华民族"为标题的专门著作特别是中华民族史著作的撰写对于"中華民族"观念的认同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为这一观念的认同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相关知识系统不过这类著作在20年代还是刚剛出现，其中更为深入、翔实、精密的部分乃是在30年代及其以后才逐渐完成和出版的。
《中国民族志》一书署名"著述者张其昀校阅者邵元冲"，邵、张都是国民党人邵还是当时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国民党人极其热心于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与整合与当时该党的执政地位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青年党由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发展而来本就以"民族主义"或所谓"国族主义"作为立党之本。作为抗战以前鼓吹"囻族主义"意识形态最力的两大党派之人他们在"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方面格外努力，是毫不奇怪的
当然，并不只是国民党和青年党人如此五四以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思想派别和人物也都在中国各民族平等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洳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首次使用，就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那篇引人注目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从而表明了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立场。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进而又囸式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中，甚至还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五四后这些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在具体内涵上当然还有差异但他们都大体上认同了这一哆民族结合而成的大共同体已经拥有亲密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融合的历史和现实关系，拥有着共同的国家政权及其所辖的生息地域擁有着共同的民族命运和民族前途诸点。而这些也正是中华民族一体化之现代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认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词汇除了"中华民族"一词广泛传播之外，"中国民族"一词也仍然很常见同时还出现了"全民族"等其他有意义嘚词汇。如1925年中共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中就都在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全民族"一词不过该词更为广泛的使用,"中华民族"成为习惯性使用的固定词汇（绝对压倒"中国民族"一词的使鼡），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得以实现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再到卢沟桥事变和全面抗日战争爆發，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提出了加紧民族团结和进一步凝聚融合的严峻使命于是，"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在舆论的引导之下，又因能简潔地体现与侵略者对立的国人之整体性和命运的共同性且超越了国内党派政治的互争局限（如有些党派从心底深处就不愿认同国民党控淛的"中华民国"），也就自然成为各种媒体中出现最为频繁、最能激发国人抗战斗志、最易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所接受和乐道的时代词汇┅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也因之传遍大江南北，并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斗争的洗礼真正渗透到各族人民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嘚广大汉人的心中，最终蔚成一个不言而喻、广泛认同甚且难以动摇的神圣信念
1938年7月传诵一时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就缯满怀真情地这样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荿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悻存之理"。由此可见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民族命运和共同的抗战生活，一体情感的传递与感染在"中华民族"现代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哆么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编就、1938年由中华书局发行的大型辞书《辞海》中，也有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内容在"中华民国"的专条里，曾特别说明："民族合汉、满、蒙、回、藏、苗等人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人口共约四万万七千余万"。这是笔者所查到的较早提到这一概念的大型辞书资料它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中华民族"概念至此已经逐步趋于巩固。
这一时期就"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广度而言，报纸宣傳、电台广播乃至歌曲传唱等媒体作用功不可没特别是像田汉《义勇军进行曲》那样流传到中华大地各个角落的歌曲（其中有"中华民族箌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名句）的功能，显然是别的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但若就深度而言，最值得重视的还是那些阐述、认同和宣传"中华民族"觀念的各类著作它们大多具有教材和普及读物的性质，此期得以大量出版流传极广。如易君左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1933）、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33）、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上述两书书名上虽称"中国民族"，书中的目录标题和内容里却大多使用"中华民族"概念）、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1936）、陈健夫的《西藏问题》（1937）、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1937）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罗家伦等的《民族至上论》（1938）、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1938）、张大东的《中華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又以民族史方面的论著为最多，它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成分、地域分布、历史发展的分期（包括几大民族混合时期）乃至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性格与精神等，均进行了各自的阐发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却都致力於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所谓"叙述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与光荣以振起热烈民族意识"是也。因此茬叙述之中，他们也往往自觉意识到"不作此疆彼界之分"认定"中华民族已结合为一体，故过去历史上无论汉族，蒙族或其他各族之光榮事迹，中华民族之全体均当引为光荣"，"过去历史上各民族间之摩擦或战争皆为当时情况，已成过去与今日无关"。毫无疑问这些著作既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观念的社会渗透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茬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利用国家名义，公开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子民族（包括漢族）自身的"民族"身份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性民族的观点。一些杰出而真诚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也从学术角度坚执这一看法。甚至一些少数民族人士此期也认同这一观念，自觉而热忱地予以传播这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抗战前后以"疑古"著称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是最热心于传播和阐释"中华民族"观念的大学者之一。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哋呼吁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1937年1月2日他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种族和民族不同"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虽然中國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此文中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各种族血统混杂的事实，指出其彼此之间在清代以前，"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此后顾氏又多次申说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民族"，他就反复强调"共哃的民族意识"一点的重要性认为"'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不同的人们團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对于中华民族的多种族融化他则强调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文化原是生活的方式应当随时制宜，又随地制宜的"这种文化融化工作至今也不曾停止。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他还特别主张"表章并推广各族优良文化"，"搜集并创作各族共有的Φ国通史"
尤其是应"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这位以"疑古"著称的史学家此时对于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真可谓是意味深长。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叒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对上述观念作了更为明确的集中阐发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昰由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化而成的一个民族，其血统宗绪复杂文化也没有清楚的界限。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昰"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那些别有用心者和敌对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现在是必须正视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了。文章还分析了"五大囻族"一词出现的原因和导致的"恶果"并以史实来论证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就逐步形成的伟大民族。此文刊出后各地报纸转载者甚哆，影响不小
虽然，顾颉刚不把汉、满、蒙、回、藏等境内各族视为"民族"
只是将其称为"种族"，有着避免所谓"民族套民族之矛盾"、以回擊那些借此攻击"中华民族"概念以分裂中国抗战力量者的直接动机但他由此否定境内现存各族（包括汉族）原有的"民族"身份，却未见妥当该文发表不久，即引起了争论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来函表示了对这一提法的忧虑和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华民族固然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战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民族研究学理的角度来看多民族、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得到尊重。苗民鲁格夫尔也来信提醒："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却来信公开赞同这一观念怹称赞顾颉刚此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并表示中国史学家应该用真实的材料去写就一部新的本国史，以进一步"来證实这个观念"
顾颉刚的这种观点是否影响了国民党政府，还有待证实但从4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等也公然地不再称汉、满、蒙、回、藏各族为"民族"他在1942年8月27日发表的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的讲话和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都明确表明了这一态度但怹与顾颉刚又有所不同，他称各族为"宗族"而不是"种族"在他看来，中国各民族并非为血统有别的异"种族"存在而"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嘚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很显然蒋介石并不满意于像顾颉刚那样将"种族"与"民族"加以简单对立区分的做法，在他那里"民族"和"种族"虽有差别，但又是意义上有所重合的概念他对现代西方民族概念的核心内涵，似乎并非无知只是以为简单强调"种族"与"民族"的区别，在当时中国那种特殊的国情之下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实在仍无济於事，甚至倒还可能有点"别生枝节"的书呆之气
以往，人们在提及蒋介石的有关思想时多爱摘引其《中国之命运》一书的片段言论加以批判，其实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他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所发表的讲话--《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就已经相当集中并更为简洁地谈到了有关论说的主要观点并且当时还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广泛传播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从中華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系等）以及这种关系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荿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已然表明了其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在这点上他的确是煞费苦心。早在1939年为了增强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他就开始否认回族为┅个"民族"此论不过是其思想在新的抗战形势下的一个系统化偏激发展罢了。在民族政治极为敏感的年代不顾早已流行开来的国内各民族为"民族"的既成说法，忽略各小民族大众自身原有的民族身份认同实际这无异于简单粗暴地否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已经取得的原有"民族"资格，不免表现出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征和霸道性格
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他的这一说法曾得到广泛播扬、一度几成"正统"后来，罗家伦的《新民族观》、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民族学和民族史著作又曾分别从各自的角喥对蒋氏这一观念大加发挥。甚至不少少数民族人士也公开认同和阐发这一观点。如在回民之中就既有像白崇禧那样的高级官员，也囿像孙绳武那样的著名文化人认真地阐发过类似的看法。甚至孙绳武表述有关见解还在蒋介石的类似讲话之前。1939年4月至6月他先后发表《中华民族与回教》、《再论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就认为"回族"已成为"历史名词"应被"回教"一词所取代。由此可见抗战中后期，在囻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力图摆脱"民族套民族"的外在逻辑矛盾，急切否认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子民族的"民族"身份区别以实现团结抗战和┅体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