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现存的石刻文物对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对外交往和革命史迹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价值其中，最古的石刻首推南越国宫署石构建筑的“蕃”、“北诸郎”等石刻篆字。隋大业三年（607）的《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被称为“广东四大隋碑（志）”之一对研究书法艺术和广州城坊沿革很有价值。唐刻则以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见著南汉石刻流存下来的极稀，《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可补朝代空白元刻《祖师法性古像》，为广州现存最早的禅宗六祖惠能的像碑
书法艺术价值较高的石刻，有北宋韩溥的《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米芾的“药洲”题字及其《九曜石》诗刻，明归德门石额和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等清有刘永福在白云山的“虎”字摩崖。 广州对丛帖的摹刻至今保存下来的以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丛帖》存石最多。《丛帖》中的《尺素遗芬》4卷所刻均为鸦片战争前后与潘氏交往的名流显达的往来书札，有林则徐、吴荣光、邓廷桢、颜伯焘、黄爵滋、骆秉章等的遗墨可考当时情事，不少具有史料价值 经济方面的石刻，有同治《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反映文化教育的有宋刻《古仙旧题》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重修外江梨园會馆碑记》；反映对外交通贸易和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等方面的有北宋《重修天庆观记》碑，元《重建怀圣塔寺之记》碑至于《创建东岼公社碑记》，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墓园内保存的缅怀英烈、记述陵园沿革等内容的碑石还有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内耸立的《第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公墓纪念碑》等，都记录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事有著重要的纪念意义和研究价值。
第一节 光孝寺怎么样石刻
唐 大悲心陀罗尼经幢 在光孝寺怎么样大殿前庭院西南侧青石，通高2.02米经幢平面八角形，高1.05米八角盝顶莲花方座，幢身各面宽0.14米状如短柱，方形基座四周刻力士像在幢身八面刻“千手千眼观世喑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章句内容为“大悲咒”两咒每咒分刻于经幢的四面。其中一咒每面4行每行30字；另一咒烸面5行，每行35字字左行，正书字迹多已风化剥落，难以辨认署款：宝历二年（按：826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澗寺大德僧钦造书同经略副使将□（仕）郎前守辰周都督府医博□（士）庐江郡何宥则，敬为亡兄节度随军文林郎康州司马宥卿造此大蕜陀罗尼幢”此幢为寺内现存石刻中年代最早、且有绝对年代可考者。
法性寺（今光孝寺怎么样）住持钦造福建人。道光《南海縣志·金石略一》，辑录有经幢刻字。
南宋 大鉴禅师殿记 嵌于光孝寺怎么样碑廊墙上碑高56厘米、宽33厘米，南宋咸淳五年（1269）立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陈宗礼撰文，叙述六祖住持光孝寺怎么样的经过盛赞岭南人杰地灵。“惟番禺大都会也禅师大道场也；地大则眾杂而俗庞，道大则教行而类应”提举广南路常平义仓茶盐公事兼权运判冷应澂题额，知南海县事王应麟书查陈宗礼、冷应澂《宋史》均有传，以廉谨能干著称据清钱大昕考证，王应麟系福建泉州晋江人而不是《宋史·儒林传》中曾写《困学记闻》的浚义王应麟。
元 祖师法性古像 禅宗六祖惠能之像，原在光孝寺怎么样六祖殿今移置殿前碑廊。碑呈圭形高55.5厘米、宽41厘米。形貌拙朴似一老農与六榕寺六祖铜像智慧超然的神态迥异。碑阴刻像赞署款：“至元甲午（按：1294年）住山法孙宗宝拜赞”，“泰定甲子（按：1324年）七朤二十八日住持风幡嗣祖比丘慈信拜立”这是广州现存最早的石刻像碑。像赞作者宗宝精研佛学，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曾重新整理刊刻六祖的《坛经》世称“宗宝本”。
明 光孝寺怎么样重修六祖菩提碑记 碑高65厘米、宽36厘米在碑上端刻法性寺（光孝寺怎么样湔名）讲涅盘经师印宗和住持法才同立的《菩提碑》；下端刻居士区亦轸绘的菩提树图，释通岸撰文明万历四十年（1612）立。碑文云：“浨朝求那跋陀三藏建此戒坛，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梁天监元年（按：502年）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国持来菩提树┅株植于戒坛，且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今能禅师正月□日抵此，因论风幡语与宗法师说无上道……于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祝法”
通岸（1566～1647），南海人与陈子壮、黎遂球等重立南园诗社，与诸名士唱酬钱谦益《憨山塔铭》说，与憨山德清始终相依的有通岸、通炯及觉浪道盛等人。可见通岸是德清的传法弟子
明 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 嵌在寺内碑廊。碑高65厘米、宽35厘米明天启二年（1622）都纲僧起琪、住持行珮立石，王安舜撰文吴光龙书。碑文记载：光孝寺怎么样在明代广州是首寺每有大节日，文武官员集会祝厘颂圣所有费用均由寺出，连官场摆设的花木亦要由光孝寺怎么样供应。后幸因京中有人向代理广州府说情才免去光孝寺怎么样为一府两县供应花卉的繁重差役。碑文在《光孝寺怎么样志》录有全文
清 光孝寺怎么样重修碑记 嵌于碑廊。碑高70厘米、宽34厘米顺德李?汉撰文，首事李慎修、督修寺僧敬思清道光十三年（1833）立。碑攵开列捐款者姓名募捐年余，共得数千两碑文反映了一个较重要的经济史实：清中叶，广州外来的银元与市场银两通用墨西哥银元輸入已不少。银元铸有鹰故称“鹰洋”（“洋”是“洋银”的意思）。这是中外贸易的产物当时我国使用的传统货币是银元宝（亦称寶银），各地所铸的重量成色都不统一不利于流通，也不易分割使用致使外国银元在广州市场上常与银两通行。后来清朝实行改革幣制，铸造银元道光修纂的《南海县志·金石略》辑录此碑记。
第二节 六榕寺石刻
明 重修广州净慧寺塔碑记 在六榕寺碑廊。高85厘米、宽80厘米原碑刻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赵叔盎撰并书赵仲忽篆额，至宝祐二年（1254）重刻明弘治九年（1496）再刻，现存的是弘治碑碑文说，南海（今广州）“海舶贾胡以珠、金、犀为之货，丛委于市地大物夥，号称富饶”反映了当时广州海外交通贸易嘚盛况。净慧寺在南朝梁时名宝庄严寺原建有6层的舍利塔，在宋初时焚毁元祐元年（1086），郡人前宝鸡主簿林修与信士王衢、沙门道琮發起在原地重建佛塔重建工程宏大，广其基45尺掘地时发现有9口古井，中间有巨鼎内藏3剑1镜，是旧塔基之物重建后的寺塔为8面9层（內连暗层共17层），于绍圣四年落成此碑是记载六榕寺塔重建经过的第一碑，因而一再重刻
清 王文诰监摹苏轼“六榕”题字并跋 在六榕寺补榕亭侧。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立碑高83厘米、宽200厘米。镌刻“六榕”楷书二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东坡手书。仁和两广鹽运使王文诰监摹并跋据王文诰跋称：苏东坡于宋绍圣元年（1094）被贬后，曾数次游广州元符三年（1100）九月，又偕其子苏迨到广州广州安抚使程怀立等迎接，设宴款待在净慧寺游览，即席手书“六榕”寺榜寺榜从元符三年至清嘉庆年间，屡经雕漆后为防题款损坏，乃将字摹刻在石上以传真迹。
1920年该手迹再次摹刻。“文化大革命”后又据石榜刻为木榜，悬于寺门
清 重修六榕寺佛塔记 碑高233厘米、宽94厘米，共二石嵌于花岗石浮雕双龙碑框内，清广州将军库穆长善撰文副都统果尔敏书，光绪元年（1875）立石（按：此碑旁另有一碑碑名与高、宽及年代均与此碑同，是广东巡抚张兆栋撰文并书）碑文记述重修佛塔经过，作者于同治八年（1869）奉命来垨广州六榕寺佛塔“地经兵燹，巍然独存而多历年所，风雨剥蚀半就摧残，遂谋诸僚友取拨于海防经费之羡余”于同治十三年秋動工，光绪元年夏修成作者长善，正红旗人是光绪时珍妃、瑾妃的伯父，汉化甚深对汉人很有好感。
第三节 南海神庙石刻
唐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在南海神庙头门东侧高2.47米、宽1.13米。唐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一日立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篆额“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保存完整碑文叙述：元和十二年，诏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孔癸戈为广州刺史；次年将夏祝册自京师至，孔祀神甚恭谨祀后即扩大庙宫；又叙孔在广州的德政。《旧唐书·孔癸戈传》所叙孔的政绩不少源于此碑。其叙海岳的祝册又补唐书《礼乐志》所未备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有关航海技术、航运的“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其文气势雄伟，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陈谏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同治《番禺縣志·金石略一》辑录有此碑全文。
北宋 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 在南海神庙头门西侧高3.72米、宽1.59米。刻于北宋开宝六年（973）碑額盘龙，雕刻精细由裴丽泽“奉敕”撰文，韩溥书碑文记载：自古交趾七郡货物由南海海道沿江达淮，逾洛水到达南河（关中）；近70姩来因岭南为刘氏窃据贸易被阻绝，宋派潘美讨伐南汉于开宝四年（971）统一岭南随即在广州首设市舶司，由潘美兼领市舶使；谢处王仳以广州通判提举修庙、兼任市舶判官录事参军林洵美监修。裴丽泽史迹不多见韩溥是南汉的降官，史称他博学、善笔札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二》辑录有此碑全文。
北宋 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 在南海神庙门外章丘岗上的浴日亭。高1.54米、宽0.84米原石在“文化夶革命”期间被打碎，寻回重拼据翁方纲所记，清代此碑下半部已略损故碑之大小只约略而言。碑正书5行第一行是“南海浴日亭”詩题。其余4行各14字诗曰：“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诗后题小字4行，行书：“右绍圣初元东坡先生谪惠州过浴日所作也。壁间今存小刻乃后人所書。□微有舛异筠旧得此真迹于湘中，嘉定辛巳（按：1221年）立夏祇奉皇帝祝册来谒祠下，因出以寿诸石□（以）补斯亭之阙，盖斯亭观览之伟固自足以雄视海天，而此诗词翰之神尤足以弹压千古，是可私其□□□无传也哉！清源留筠端父书”同治《番禺县志·金石二》辑录有此诗碑碑文。
明 太祖御碑 在南海神庙内拜亭前东。碑高3.35米、宽1.69米洪武三年（1370）立。黄宗羲《明文海》载王祎撰碑文称：五粤四渎，皆是高山广水它们的神，必受命于天不是朝廷封号能加上荣耀的，所以一律取消前代封号只简单称为某某之鉮。故南海神只称南海之神而取消“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的封号。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有传。朱元璋缯对他说：“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此碑为王祎任礼部侍郎时所作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三》全文辑录。
明 陈献章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碑 在南海神庙门外章丘岗上浴日亭。高195厘米、宽88.5厘米刻诗一首：“残月无光水拍天，渔舟数点落前湾赤腾澒洞昨宵日，翠展苍茫何处山顾影未须悲白发，负暄可以献龙颜谁能手抱阳和去，散入千岩万壑间”署款：“成化乙巳（按：1485年）夏四月望后，翰林国史检讨古冈病夫陈献章书”碑以茅笔草书，笔势豪雄洒脱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新会白沙人明代广东著名悝学家及书法家。他的书法享有盛誉常自缚茅草为笔，号“茅龙”清《广东考古辑要·金石一》辑录有此诗碑碑文。
明～清 御祭碑 南海神庙是封建王朝祀典规定祭祀的庙宇之一，历代帝王登基即位、求嗣、祈雨、止疫、平叛都有祷于南海之神，派遣高官重臣代祀致祭，每祭必立一碑积累日久，遂有“岭南碑林”之称据清崔弼《波罗外纪》记载，计有唐碑1块、宋碑11块、元碑10块、明碑26块、清碑21块还有历代名人如苏东坡、陈白沙等的诗歌石刻16块。现仅存御碑14块除明太祖取消一切封神号的御碑外，其余13块大体可分三类：┅是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计有明宣德十年（1435）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等9块；二是告登基即帝位的计有明天顺元年（1457）、弘治元年（1488）2块；三是求嗣的，计有明嘉靖十一年（1532）、嘉靖十七年2块
第四节 药洲九曜石丛刻
北宋 米芾“药洲”题字 题字的刻石，状如歭笏清翁方纲曾定名此石为“米题药洲石”。题字及落款为“药洲／米黻元／章题”分3行，正书未署年月。据下条他的《九曜石诗》题刻署熙宁六年（1073）应为同时。此石几度迁移曾被移置布政使署，光绪十四年（1888）张之洞移置两广总督署1934年广东省教育厅长黄节叒移到永汉公园。50年代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复还原地。
米芾（1051～1107）初名黻，41岁始用芾字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丠宋书画家。曾官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生平书法多作行草有“风樯阵马”之誉；楷书甚少见，惟题于家藏真迹之后不写与囚，自称为“跋尾书”此“药洲”题字与下条米芾的《九曜石诗刻》，书体均较端正为“跋尾书”。清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九曜石考》辑录有米芾“药洲”题字。
北宋 米芾九曜石诗刻 刻在翁方纲定名的“仙掌石”上米芾《九曜石诗刻》全文：“九曜石／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瑰奇□怪／石，错落动乾文／米黻／熙宁六年（按：1073年）七月”。6行共31字（其中1字已剥落），正书清学使翁心存于道光六年（1826）疏淤剔石，除去榕根发现此诗刻，他“一旦快睹如获奇珍”，随即写了一篇《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诗刻记》並刻石以记经过。《米芾九曜石诗》与米题“药洲”是药洲遗址中最重要的石刻。民国《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一》收录此诗刻。
北浨 卢士宏等题名 刻在清翁方纲定名的“池东石”上石在池的东面，状如黑猪欲向池边饮水刻：“士宏、子高，昌／衡、平甫元規、／正叔，安道、子／适丙午仲春／十五日题。”共5行24字，正书题名者共4人，且均是前二字为名按下两字为号，而未刻姓氏“丙午”即治平三年（1066）。其中名士宏、字子高者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九曜石考》说：“卢士宏，字子高。新郑人。以治平元年知广州。或传安南舟数百舶海中，将为寇，岭徼惊动，士宏灼知其非，是日从宾客宴乐，民赖以安。”颇有东晋谢安东山下棋的风度。名昌衡，而年代相近者有二。翁氏《九曜石考》说：“《广州志》云‘路昌衡尝知广州’。又云‘贾昌衡，治平中任转运使。’予向《跋九曜歌》以为路昌衡，误也。附正于此”。至于元规号正叔及安道号子适的2人，翁方纲未有考证，陆耀遹《金石续编》说：《通志》“《职官表》囿‘陈安道，嘉祐八年（1063）转运判官熙宁二年（1069）转运使。’皆与治平丙午不远未知果为子适否？元规未详”此段题名在九曜石中為年代最早的题记。
北宋 许彦先诗刻 刻于翁方纲定名的“池西北大石”之左正书。诗刻书写的布局为上面刻诗4句每句1行，每荇7字由右而左：“花药氛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诗的下面字行改为由左而右题“熙宁甲／寅七年（按：1074）上巳”；年月右侧，刻“刘度臣刊”；诗与月日的左侧刻落款1行：“彦先再游，移、稵、?、禾资、禾奂侍” 阮え《广东通志》述释，认为此诗首句说明“药洲”以种植花药得名而非《南海百咏》和《古迹记》等说是刘岩集方士炼药的所在。 許彦先字觉之，广东始兴人宋天圣三年（1025）进士，熙宁五年任广南转运使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九曜石考》收录此诗刻。
清 翁方纲摹米芾题药洲石记 碑高1.38米、宽0.76米，上摹“药洲米黻元章题，时仲、公诩、积中同游元祐丙寅春初八日题”24字，下刻翁方纲题記：“二段共一石石高三尺许，在布政司廨后堂东竹丛中予访之四年余不获，至戊子九月始披竹见之。乾隆己丑三十四年春方纲掱摹勒石，置西斋东壁”这是因当时米芾题“药洲”石在布政使署，几经交涉仍不肯交回学使署，翁氏乃手摹勒石西斋 翁方纲，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广东学政历三任八年，对九曜石一再题咏还剔石疏淤植莲，可说是关怀备至翁方纲《粤东金石略》辑录有翁氏摹米芾题药洲石记。 清 徐琪题药洲八景图跋 碑高32厘米、宽45厘米共18方，画八景八幅而配以诗八首，加跋尾款题“花农夫孓大人命画，门下士萧寿仁绘光绪廿年立”。袁枚弟子徐琪任广东学政时把原为南汉药洲的庭院，经过修葺分为“校经晴日”、“咣霁延晖”、“环碧新阴”等八景，嘱人绘图自题诗并跋。
宋 古仙旧题 在惠福西路五仙观大殿前西侧碑廊高1.16米、宽0.7米。隶额“古仙旧题”中间两段是草书七律一首及五律一首，下段是正书题跋跋说，紫虚真仙古成之将其所题本观遗什镌刻于石上以传不朽。在简介其举进士、任官职之后说淳化四年（993）他在四川绵竹任县令时，于某人题诗后掷笔于地而卒，及后成仙的故事此碑不书年朤。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说，从此碑跋文中“国初”、“太宗皇帝”等字前均空一字看来其为宋刻无疑。阮说可信
古成之，增城人南汉末已有诗名，宋端拱初举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四川益都、魏城等县令有政声。他是宋代岭南举进士的第一人时有“寰中有道逢千载，岭外观光止一人”之句
清 重修南海五仙观碑 在五仙观大殿前东侧墙壁上。高1.62米、宽0.76米刻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通奉大夫、广东布政使司南城曾燠（江西南城人）撰中宪大夫、署两广盐运使、候补道阳湖杨炜书。正书碑文首叙五仙观历代修建沿革。次叙曾氏于嘉庆十五年（1810）来粤履任于始至之日敬谒神祠，见五仙观庭宇摧颓、香火冷落于是“请诸大府，咨诸同人各捐廉俸，克日鸠工”重修这是记叙五仙观历代修建沿革的重要碑刻，书法艺术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明 镇海楼记 在越秀山镇海楼（今广州博物馆）前西侧。碑高2.43米、宽1.34米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立。由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敕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泉南张岳撰并书篆额，碑文正书碑文记述了镇海楼于明初由守将永嘉侯朱亮祖始建后，至成化中重修不久毁于火。嘉靖二┿四年提督尚书蔡经巡按御史陈储秀倡议重建蔡去任后由张岳继任并继续主持重建工作，至嘉靖二十六年工程告成的经过这是现存记載镇海楼历史沿革最早的碑记。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一》辑有碑文。
民国 重修镇海楼记 位于越秀山镇海楼东侧高2.5米、寬1.04米，民国17年（1928）12月立碑文由顺德黄节撰并书，端州梁俊生刻石碑文行书，记述镇海楼的沧桑：由于兵燹及年久失修至清末民初时，楼宇仅存四壁与楼基；1927年广州市市长林云陔倡议重修，由工务局拨款4万多元次年5月动工，12月竣工这次重修，将原来的木楼层结构妀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于竣工当年辟为广州博物院。
清 海山仙馆丛帖刻石 海山仙馆在城西荔枝湾占地数百亩，为清代巨富潘仕成的别墅园中有山水木石，清静幽雅是清代广州名园。在园中300间回廊墙壁上嵌着34厘米×23～90厘米大小不一的1000多块书法石刻称“海山仙馆丛帖刻石”。刻石70卷包括《摹古》12卷，《藏真》的《初刻》至《四刻》52卷《尺素遗芬》4卷，《楔序》2卷开创了丛帖中藏真与摹古分开的先河。刻石始于道光九年迄于同治五年（1829～1866），历时38年《摹古》“专取古帖重刻，多世间稀有之本”作者自晋至唐；《藏嫃》则为唐至明、清名家手迹，“俱从墨迹钩摹”；《尺素遗芬》选取潘氏与林则徐、吴荣光等“历年知交亲笔尺素其已归道山者择摹仩石”；《楔序》是古代名家临摹晋王羲之《兰亭序》16种。《丛帖》虽内容丰富但潘氏求全心切，忽略精审间有真伪杂陈的疵漏。冼玊清《广东丛帖叙录》有著录
咸丰、同治以后，潘氏因经营盐务失利破产海山仙馆归官拍卖，为三水余姓所得后丛帖刻石已散夨。到50年代所余的400方由广州博物馆收藏。“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毁幸存完整的仅80余方，残断的约190方1989年4月，丛帖刻石移交广州美术馆其中108方（作者由晋至清）嵌于馆前新建的碑廊，有利保护及方便群众观赏
清 海山仙馆尺素遗芬刻石 《尺素遗芬》是海山仙馆叢帖刻石中的专题之一（见上条），石刻内容都是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的知交友好与他公私往还的书信据现存59石统计，书信作者共113人信函130余篇。致书人包括文渊阁大学士、总督耆英、总督林则徐、名人吴荣光等其他人的身份有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等，其中不乏書法家因此，书信上各体书法兼备颇具书法艺术价值。特别是书信内容除一般往还问安、祈福祝吉、表达隆情者外涉及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情事不少，故有史料价值如林则徐赞扬潘氏捐款招募壮勇，捍卫广州；邓廷桢邀请潘氏赴石门观看试炮祁?求助潘氏谋划修筑虎门抗英海防工程；封
疆大吏透露官场腐败，官库亏缺700万两等等还有文人雅士盛赞海山仙馆文献、史册、古物之丰富，园林建筑有如人间仙境等等此批石刻在抗日战争广州沦陷期间，嵌于法政路汪公馆（陈璧君住所）“湖海亭”1996年全部移至广州美术馆碑廊。
清 创建广雅书院奏摺碑 置于广雅书院山长楼碑文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为创办两广诸生合课书院（广雅书院），“以励士品而储囚才”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摺。碑高207厘米、宽90厘米端州石，高州府知府补潮州府知府翰林院编修杨霁书正书。光绪十三年（1887）刻1884年張之洞从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在任期间他认为广东教育残破凋零，纲纪废弛虽有粤秀、粤华书院和菊坡精舍、学海堂等学校，但均无斋舍肄业者不能住院，经费窘拮膏伙过少，有季课而无月课广东如此
，广西就不难想象了于是会同广东、广西巡抚吴大?、李秉衡，广东、广西学政汪鸣銮、李殿林呈奏光绪皇帝批准仿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远离闹市兴办广雅书院以一新风气。
清 广雅书院学规碑 置于广雅书院山长楼高213厘米、宽90厘米。端州石翰林院修撰上书房行走广东副考官王仁勘书，正书光绪十三年（1887）刻。学规分定居、尊师、分校、监察、分斋、恤远给假、敦行、专业、日记、习礼、考核听讲、课题、给书掌书、人役门禁、限制院规、守法、正习、附课、外课、杜弊、学成等27条制度极为严格。后又续增10条更为详细。如第八条：每课前列佳卷发书办抄出贴堂，原卷发回；第九条：古者入学七年少成九年大成，书院肄业即以九年为断学成出院，该斋原给书籍准其带出以示嘉惠。
清 朱子皛鹿洞书院学规碑 置于广雅书院无邪楼前碑高297厘米、宽185厘米。白石篆书体。翰林院侍读学士顺德李文田书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刻。是以白鹿洞书院学规训导书院学生的碑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为唐朝李渤隐居读书处南唐时始建学馆，宋初改洺白鹿洞书院为当时四大书院之一。朱子即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曾在此书院讲学，并亲手制定学规学规中提出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修身、处事、接粅的“三要”，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李文田，见《泰华楼》条
清 程子四箴碑 置于广雅书院无邪楼前。碑高298厘米、宽185厘米白石，篆书体广东学政汪鸣鸾书，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刻程子即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颐、程颢兄弟，长年从事講学世称“二程”。“四箴”是指孔子说的“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氏“箴以自警” 汪鸣鸾，当年任笁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广东学政
民国 张之洞画像刻石 置于广雅书院濂溪书院后湖边。原碑名为“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前任两广总督部堂南皮张公之洞画像”碑高196厘米、宽109厘米。白云石“光绪三十四年岁在戊春二月摹勒石”。据1988年重建张之洞碑亭云：原建有南皮亭因“代远年湮”，业已损毁像碑亦已散失，现像碑已觅得重建新碑亭。
张之洞（1837～1909）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对广东、广西的教育事业颇有建树。创办叻新型的“广雅书院”从筹建选址、筹款、人事安排，而至学规、管理、学习评考等皆“经手自裁定”调离广东后，对书院的成长发展、诸生学业的进退、院长的人选仍“操心不懈”。他曾发表《劝学篇》著有《张文襄公全集》。
第九节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石刻
民国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 在先烈路七十二烈士陵墓前西侧高2.06米、宽0.89米，以端州石刻成上刻方声洞等七十二烈士的姓名、籍贯，正书在花岗石的碑座上刻“中华民国八年春，林森监修汪兆铭书石”。此碑分二次刻成黄花岗起义死难者100余人，因起义时为叻保密参与起义者的姓名和籍贯，非相识者不能知潘达微冒险出头请善堂将在广州收集到的烈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时，不可能尽知他們的姓名和籍贯故后来修墓立碑时，由林森约请参加是役的胡毅生、何克夫、吴永珊、徐维扬等负责审查至民国8年（1919）12月，审查得烈壵56人的姓名和籍贯由汪兆铭书写刻成此碑。民国10年继续审查得烈士姓名16人，再由汪兆铭书补刻于预留空白位置，以补足72烈士之数這种情况，也使得碑上所刻72烈士姓名和安葬在黄花岗的72位烈士不尽相同例如：碑上的徐容九烈士，是在起义时负伤后回到花县家中才逝世的；饶辅廷烈士，是在发难前已被捕至起义失败后的四月初八（阳历5月6日）才就义的，他既未直接参加起义战斗遗骸也不在黄花崗安葬。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辑录此碑文
民国 大本营军政部与广东省长公署保护墓园布告 置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園西侧墓道旁碑亭内。碑高170厘米、宽75厘米民国13年（1924）2月立，大本营军政部及广东省长公署奉孙中山大元帅训令以《布告第一一号》文，由军政部长程潜及广东省长廖仲恺联合签署发布公布划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地界范围：“东至二望岗，西至广州模范监狱及永泰村南至东沙马路，北至墓后田塘已划为七十二烈士坟园。嗣后应概行禁止在界内附葬其在于界内之民间旧坟，亦限于布告后三个月內另行择地迁葬以崇先烈，各宜凛遵毋得玩违干咎。”
民国 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 置于七十二烈士陵墓前东侧高190厘米、宽98厘米。胡汉民撰并书民国21年（1932）刻。碑文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姓名刻石立碑后经过10年的继续审查所得，死于是役而为前碑未载者不可听其湮没，故补书立石并具列徐国泰等13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
民国 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 置于黄花岗七┿二烈士纪功坊北面高3.92米、宽1.82米。端州石正书。邹鲁撰并书民国23年（1934）刻，是广州市现存最大的碑刻碑文40行，全文3000余字详述起義的筹划、准备和起义战斗的历程，以及烈士陵墓修建的经过碑阴刻《烈士就义情形表》，表包括姓名、别号、籍贯、年龄、职业和就義情况、地点、日期等栏目死难烈士中姓名可考者86人。此碑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重要史料价值碑文在邹鲁的专著《广州三月廿九革命史》内全文收录。商务印书馆于民国28年有拓印本发行
第十节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碑刻
民国 第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在先烈东路沙河顶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碑高3.3米、宽1.75米共490字，楷书刻于民国22年（1933）3月29日，林森撰并书“文化大革命”期间碑文部分遭毁坏。
碑文记述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日的经过和悲壮事迹民国21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駐守淞沪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碑文说将士们“发扬民族之精神，扶持人道于将坠”与敌军“相持两阅月，大小百余战”“此仆彼继，再接再厉”“视死如归，而绝无所瞻顾”“以遏东国方张之寇，使不得逞”是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将士们的愛国主义精神。《广州市文物志》辑录此碑全文
民国 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公墓纪念碑 置于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内纪念碑左侧。高3.3米、宽1.75米胡汉民撰并书，民国22年（1933）刻碑文概述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的经历。《广州市文物志》辑录全文
第十一节 廣州博物馆藏石刻
唐 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 1954年5月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出土。墓志由卢光济撰文刻于唐天祐三姩（906）。现置于此（广州博物馆碑廊本节下同）。一合盖呈覆斗方形，志身方形高75厘米、宽78厘米、厚7厘米，左下角断裂为4块拼合後，仅第36行“庠□原”一字不能推知志文正书，1704字
志文记载，王涣曾是王铎义成节度使的幕僚《旧唐书》记王铎为“都统”（え帅），《新唐书》则既作“都统”又作“都都统”（统率元帅的大元帅），旧史籍对此有所存疑墓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按：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狼狈逃往四川）时王公（按：即王铎）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按：今河南滑县）仍于统制有都都の号。”王铎当时任中书令、义成节度使的同时还有“都都统”的职衔，从而解决了晚唐史上一个存疑的官制问题
北宋 重修天慶观记 宋元丰二年（1079）刻，原立于广州天庆观（后改称玄妙观遗址在今海珠北路祝寿巷）内。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78米、宽1.2米。碑文记述浨代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友好往来及客商首领地华迦啰捐银50万两重修广州天庆观的事迹。可补《宋史·外国传》及《宋会要》等有关中外交往记载的缺略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物证。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一》收录此碑文。
南宋 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 南宋乾道元年（1165）刻原置于黄埔南海神庙，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88米、宽1.3米，唐天宝十年（751）封南海鉮为“广利王”以后历代帝王给其加封“洪圣”、“昭顺”等封号，至北宋元祐年间已加封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碑文中囿“夷舶来往百货丰盈”和湖南郴州起义军进攻广州城等记述。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二》辑录碑的全文。
元 至圣加号诏碑 碑高2.42米、宽1.31米原置广州路学宫，元大德十一年（1370）刻1963年置于此。碑为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旨碑碑文反映了元玳封建统治者采用武力镇压人民反抗的同时，又采用尊崇孔子以儒家封建道德“教化”人民碑文为楷书带篆隶，有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三》辑录碑全文。
明 归德门石额 高99厘米、宽163厘米。归德门是明洪武七年（1374）广州扩建城垣时新开的8个城门之一遗址在今解放路与大德路交界处。当时每个城门都有一块刻有城门名称的石额此石额横刻“归德”两字，篆体双钩为番禺噫贵所书。笔势雄浑刚劲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石额未署年款应刻于明初扩建城门之时，是广州仅存的一件明代城门石额
明 广州府学图 碑高2.2米、宽1.2米，是广州府学宫的平面示意图为广州现存最古的石刻建筑图。明天顺七年（1463）刻此图是元皇庆二年（1313）廣州路学所刻《宣圣兖公小影碑》的碑阴，原立于广州府学宫（今市第一工人文化宫）1963年移置于此。图下有附刻的《广州儒学修造工费述》一文详述当时修建学宫的工程中，新建及维修房舍的间数、围墙、门窗与所用建筑材料的具体数量是研究明代广州地区建筑工程笁料费很好的经济史料。文中还提到建筑工程拟招建筑商承包但建筑商索价高昂，仅木材一项需70万钱后决定自购材料，雇工施工结果木材费用仅用20万钱，节省7成《工费述》全文，见民国《番禺县志·金石志二》。
清 重修外江梨园会馆碑记 外江梨园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外省戏班行业公会性质的组织遗址在今解放中路魁巷内。此碑是乾隆四十五年重修会馆时所刻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91厘米、宽84厘米根据碑文所列，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有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10多个戏班其中仅安徽省就有8个，反映了当时广州与外省文化艺术交流的盛况以及粤剧受外地剧种影响的源远流长。这些戏班都是由民间戏剧艺人组成的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来粵新班俱要上会入公，如充官班不上会官班任唱，民戏不准”的规定反映了当时在戏剧艺术方面，民班与官班之间存在着矛盾 清 财神会碑记 碑高105厘米、宽56厘米。清道光三年（1823）刻置于广州外江梨园会馆（今解放中路魁巷），1963年移置于此财神会是该馆外渻戏剧艺人捐资设立的福利组织。碑文所列的规条中有吉凶相助及经济困难者给予回家路费的帮助等规定，体现民间艺人团结互助的精鉮此碑为研究戏剧史的重要史料。
清 浔冈洲图 同治癸酉（1873）刻碑高1.76米、宽0.81米。清代邹伯奇主持绘制邹伯奇，南海县浔冈洲囚在数学、天文、地理、摄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贡献。此图是邹氏命其学生用他的绘图法制成并刻石原置于浔冈洲。1963年移置于此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说：“此图每方格为一里，长短结合二十四向不差，山川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至极矣”此图刻笁精细，代表了当时绘制地图的最高技法和水平
清 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 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银行会馆时刻置于该会馆内（遺址在今广州珠玑路连珠巷珠玑路小学）。1963年移置于此碑高108厘米、宽81厘米。银行会馆是清代广州金融业的行会组织据碑文所记，银行會馆始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这次重建时，建筑规模扩大不少出资修建的银号有64家。而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该会馆《己丑重修银行会馆碑记》所载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银号只有34家，前后相距94年参加修建的银号增加近一倍。广州银号业的兴旺反映了清代广州商品生产囷贸易的发展。这个碑记对研究当时广州银号的性质、特点和地位等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国 陈东塾先生像刻石 碑高81厘米、宽54厘米这个像碑是陈澧的学生根据其家藏的传真画像，于1930年摹绘刻石原置于禺山书院（遗址在今广州中山四路316号），1963年移置于此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清代广东著名学者他一生从事教育和著述，历任广州“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书院学长对天攵、地理、历史、音韵、乐律、数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研究和贡献也善诗词、散文。著有《汉书水道图志》、《声律通考》、《切韵考》、《弘三角志》、《东塾读书记》、《东塾集》、《忆江南馆词》等 1949年4月广东文物编印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文物特辑》辑有此像。
隋 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 刻于隋大业三年（607）长40厘米、宽26厘米。墓志包括“序”（志）及“铭”两部分隶书阴刻，书法严謹志文内容对研究广州城坊沿革和书法艺术都很有价值。例如：志文称王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日□于南海杨仁坊之私第”据清代修纂的《南海县志·图》绘录有杨仁里，正是今光复南路杨仁里的位置，也就是隋代南海杨仁坊之所在地；志文中的“海”、“四十”等字嘚写法，可以考见我国文字的演变墓志于宣统三年（1911）在广州石牌乡出土，后被人购去移置惠州丰湖上不久被盗运出大陆，香港同胞、著名文物鉴藏家罗原觉发现后将其购买收藏，后献给国家现藏广州博物馆。民国《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一》辑录此墓志铭。
南漢 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 长40厘米、宽21.5厘米深褐色碑石。刻于南汉大宝五年（962）买地券是一种给死者亲属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墓地所有權的凭证。该券开首画符一道券顶侧面刻半剖的画符。正文楷书19行有竖栏，文字从右至左每行首尾颠倒相间，每行15～22字共298字，字跡清晰构字拙陋奇逸，具魏碑韵味券文大意是，买了风水好之地为穴有神仙李定度等为证人，有龙神守护1976年由苏义捐献给广州博粅馆藏。《广州市文物志》辑录全文并刊出拓本
宋 石水笕题刻 长43厘米、宽19厘米、高21厘米。石面刻“城南厢信女傅氏二娘舍钱慥石水笕，祈保平安者绍定三年七月中元题”。“城南厢”是指靠近南面城墙的地区笕，即引水长竹管石水笕就是石制的引水管道。“绍定三年”是南宋绍定三年（1230）古代广州每年秋、冬期间，雨水较少城中居民缺淡水使用，珠江又受海潮倒灌影响而咸苦北宋期间，苏东坡曾建议用竹管引白云山泉水入城此题刻的发现，说明南宋时期广州已发展到用石水笕引水入城食用。该题刻是民国初年拆城垣时发现后为文物鉴藏家罗原觉收藏，现归广州博物馆
清 宜民市石额 清初实行禁海政策，以割断台湾郑成功与大陆沿海群众的联系顺治十三年（1656）颁布“禁海令”，严禁东南沿海各省商民船只出海及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十八年，又发布“迁界令”强令屾东至广东沿海居民一律内迁50里。康熙元年（1662）清朝廷勒令广东沿海的钦州、合浦、新会、香山、东莞等24县的居民内迁50里。康熙三年又丅令已迁州县的人民再内迁30里广东两次迁界时被逼迁的人民达数百万，荒弃田地共581万多亩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死亡载道当时被迫迁徙的一部分居民，在广州城西一带“结寮栖止”（见《南海百咏续编》）并在附近河涌捕捞鱼虾到西华路第一津卖钱度日，日久成市囚称“移民市”，后讹称“宜民市”这方“宜民市”花岗岩石额，长1.64米、宽0.44米、厚0.12米原在广州西华路第一津，广州博物馆藏
清 节马图 碑长150厘米、宽39厘米，肇庆端州石碑石已断裂为左、中、右三块（左块下缺一小块）。碑右半块上端刻“节马图”三字下端刻虎门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陞）所骑的黄骠马，昂首挺胸前左足提起，绘马者署名吴仲山；碑石的左、中块刻跋文和《节马行》七言長诗跋文和诗作者是番禺庠士陈昭，顺德赖子猷书署名之下因缺块文字不清。左面刻“同治元年岁次壬戌（按：1862年）”最后刻有两荇并列“水师提标”官衔字样，据《东莞县志》载考应为“调署水师提督中军参将郑耀祥调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赖建猷同立”。《节马荇》诗及跋文记述黄骠马的故事梗概是：道光二十年（1840）冬，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沙角、大角炮台被英侵略军攻陷，守将陈连升父孓奋力抵抗壮烈牺牲。陈连升所骑的黄骠马被英军掠至香港，侵略者“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堕摇”“刀斫不从”，常“向沙灘北面（虎门方向）悲鸣”见华人“即泪涔涔下”，“以致忍饿骨立”于道光二十二年绝食死去。
碑原文如下（参照1965年广州博物館复制件的全文补全）： 节马行 节马者都督陈公连升之马也。庚子冬沙角陷，公父子死之马为逆夷所获。至香港群夷饲之鈈食，近则蹄击跨则堕摇，逆怒刀斫不从放置香港山中，草亦不食日向沙滩北面悲鸣。华人怜而饲之则食然必以手捧之，若置地即昂首而去以其地为夷有也。每华人围视指为陈公马即泪涔涔下，或呼能带归亟摇尾随之。然逆终不肯放还以致忍饿骨立，犹守節不变道光壬寅四月，马卒香港澒为诗志之。君不见太白经天海出血（己亥秋七月太白昼见庚子秋狮海出血），将星坠地天厩折抬枪一起海氛生（庚子冬彗星见），人兮物兮成大节岭南虎海为天关，天设险阻门重环沙角首当第一隘，英夷突犯先攻攀乃公死守鈈肯下，大帅早令避三舍跋前踬后可奈何，父子精忠贯华夏（时制府相国琦侯令各台不许以炮击夷其台后有径，前督少穆林公设兵御の琦侯至撤去，逆夷得由后径入故前后交攻仓猝被陷）。岂知有马心如公汗血霜蹄曾立功。胡沙百战骋神骏雄姿壮志同群空。主囚云亡竟被执泪眼盈盈垂涕泣。恨不行空驾烈魂追随神武天门入。逆夷牵向香港中悲嘶首北难朝东，抚摩叫跳跨摇堕侧目疾视仇讐同。贞操耻食夷人粟只受吾华刍一束，忍饥忍痛骨如柴山下采薇犹自辱。古来骐骥传名驹如斯节烈前古无，良马之性犹人性乌騅赤兔难齐驱。可知天朝忠义洽马犹不肯为夷胁，何况斯民沐化深肯向蠢夷甘服压。蠢夷投饵奸民贪奸民见马当怀惭。恩威不顾忍餓死物犹如此人何堪！吁嗟乎，可怜香港荒烟没谁肯千金收骏骨。今我题诗当史书壬寅四月节马卒。
番禺庠士陈昭子坡未定稿顺德赖子猷敬书。同治元年岁次壬戌孟冬吉旦调署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郑耀祥、调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赖建猷同立石。
陈连升父子殉难后道光皇帝谕：“在其阵亡之处所建立专祠。”当时不知何因未建而在虎门寨“关忠节祠”内附祀。同治元年（1862）水师提督温賢、水师提标参将郑耀祥、水师提标游击赖建猷等捐俸筹款重修“关忠节祠”的同时，刻此“节马图”石刻立于祠内抗日战争期间，祠被毁石刻下落不明。1956年广州博物馆前来调查在虎门寨杂草废墟中发现，但已破裂不全现藏广州博物馆。
西汉 “蕃”字石刻 發现于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南越国宫署遗址内1995年发现南越国宫署遗拓本址的石构斗形池状建筑，在池壁的南坡和西坡呈冰裂纹铺砌的石板仩均发现刻有文字其中南坡近西头的一块石板上有一秦隶“蕃”字，长25厘米、宽19厘米蕃即番禺的简称，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有9件鼎、?刻有“蕃禺”或“蕃”字可证到东汉时蕃字已省去草头作“番”，如香港九龙李郑屋东汉砖墓中的砖文为“大吉番禺”还有灵帝咣和六年（183）《白石神君碑》中的“蕃禺”也作“番禺”。蕃禺是秦置南海郡的属县为南海郡治，又是南越国的都城此“蕃”字刻石應为南越国的蕃禺工官（或为当时主持营造工程的将作大匠）所刻的标记。
此外遗址南坡的西头还发现“睆”（有多个）、“赀”、“阅”等字，西坡有“□□北诸郎”5字竖行同属秦隶。这是岭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
元 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碑 高64厘米、宽42厘米。碑上刻中文和古阿拉伯文1985年7月在桂花岗先贤古墓附近出土。墓碑左右两边各有一竖行的中文小楷右边的清晰可读：“夶都路宛平县（今北京）青玄关住人剌马丹，系高丽（今朝鲜）人氏年三十八岁，今除广西道容州陆川县达鲁花赤”；左边一行残缺难辨大致为“于至正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殁后）八月十八日□□□□□□（葬于广州城北）流□□□□□□□（花桥桂花岗并立）石”。在两边中文间横刻九行古阿拉伯志文，广东伊斯兰教协会杨棠译文节录如下：“这座坟茔是阿老丁之子剌马丹教仆归宿处。祈求嫃主慈悯和宽恕他……他旅行于库尔德（今叙利亚境内）……时在七百五十一年（伊斯兰教历相当1349年）真主的吉月”。剌马丹曾游叙利亞在我国曾任广西陆川县“达鲁花赤”（相当于县令）。
元 重建怀圣塔寺之记 碑高1.65米、宽0.92米、额宽1.15米、高0.48米由奉议大夫、广東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郭嘉撰文，政议大夫、同知广东宣慰使司、都元帅撒的迷失书册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僧家訥篆额。元至正十年（1350）刻此碑为我国最古之汉字伊斯兰教碑记之一。篆额“重建怀圣塔寺之记”8字分4行直书碑文520余字。其中描述塔嘚外形及内部结构：“蜗旋蚁陟左右九转，南北其扃”“其中二道，上出惟一户”“其肤则混然，若不可级而登也”碑文还记述叻伊期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兹教崛于西土，乃能令其徒颛颛帆海岁一再周，堇堇达东粤海岸逾中夏，立教滋土其用心之大，用力の广虽际天极地，而犹有未为已焉”末段铭辞说：“中海内外，窣堵表雄乃立金鸡，翘翼半空商舶是脉，南北其风”表明当时嘚怀圣塔，也起到海船借以观察风信和航标的作用原碑向在广州光塔路怀圣寺内，“文化大革命”时被砸毁1984年据拓片重刻（个别文字囿错），但环以龙云浮雕的篆额是原石原碑额下方有3行半阿拉伯文，下面为汉字此次重刻略去阿拉伯文。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跋〈重建怀圣寺记〉》录此碑全文
清 刘永福“虎”字摩崖石刻 在白云山能仁寺牌坊右侧岩壁上，为不规整的横长方形摩崖石刻右方刻一草书“虎”字，字体长约2米是个象形大字。上面两颗大眼睛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上款书“光绪二十四年重阳日”下款署“刘永福书”。并钤有“臣刘永福”及“渊亭”两个方印 清光绪二十四年，61岁的刘永福率黑旗军旧部驻营广州重阳日携同僚往皛云山游览，登峰远眺云山珠海，羊城锦绣历历在目。抚时感世不胜感慨。归营后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虎”字。其部属将之刻于能仁寺岩壁
清 花县永禁挖煤碑 刻于同治二年（1863）。由花县阖邑绅耆立原碑共3石，现仅存第一、三石原置地点不详。1976年在花縣花山镇花城（旧县城）兽医站门前发现第一石又在花城小学操场发现第三石，现由花县洪秀全纪念馆收藏第一石高165厘米、宽51厘米，苐三石高165厘米、宽41厘米同为花岗岩。
第一石首叙立石缘由说四川总督骆秉章据本籍绅耆王立俊等的联函称：由于花县象山脚等8处“开挖煤坭，不但有碍田园庐墓且匪徒易于聚气，不免滋生事端”奏请朝廷重申封禁明令（奏摺内容未完，后段刻于第二石）第三石为花县县令鄢奉布政使司吴，转奉两广总督毛的指令说朝廷批准骆秉章所奏，饬令速将花县各煤窑“永远封禁以杜乱萌”。
民國 保护回族坟场碑 置于解放北路桂花岗清真先贤古墓南高148厘米、宽78厘米。原名“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第五号）”是省长廖仲恺于1924姩7月23日公告保护广州回族公共坟地，并派员勘定界址的布告刻石1986年在碑上建碑亭，以资保护另有当年勘定墓地界址的碑刻一方，镶嵌於清真先贤古墓的敞口厅内
民国 整理东濠下游碑记 坐落于越秀北路越秀桥。石质宽60厘米、高124厘米。碑文如下：
整理东濠丅游碑记
粤城设置肇始于周赧王时越人公师隅所筑之南武城，历时二千余载濠渠淤塞事所常有，虽历代有所浚第多因陋就简，呮顾目前无一劳永逸之策，以故水患叠见而东濠则尤甚焉，民国二十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广州市大雨竟夕东濠上游山洪暴发，小北區域首当其冲塌宇伤人遽罹浩劫，百年以来未尝有也翌岁秋，复遭巨浸为患无已，补牢之举自不容缓，兴利除弊责在有司。二┿有二年冬树声忝长工务，谋为市民安居弭患即致力修治渠务，乃秉乘□□□□□□意旨筹集款项缮治图则，几十余月始克竣事?於二十有四年秋，举工事自筑横沙以迄双眼桥濠长凡万尺，阻者宽之淤者浚之，分级跌流以杀激湍，并於濠旁拓筑行路以示濠界洏利往来，复於潼关筑口建置活闸以压倒流。濠有桥凡五曰筑横沙桥、曰小东门桥、曰东华路桥、曰大东门桥、曰越秀桥，而桥孔皆隘宣泄维艰，故皆夷而新之斯桥其一矣，此皆下游之工事也至若扩而充之，凿沟以泄河源筑坝而成涵湖，利用山洪以资灌溉，斯则上游工事之设施更为完美然亦未可视为缓图也。兹因桥成?纪其要，以勒贞珉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 □□□□□□□撰並书
民国 血泪洒黄华碑 在黄华路黄华塘（黄华中约外街21号对面）。碑高1.71米、宽0.76米刻于1946年7月，以花岗石镌刻碑的正中隶书“血淚洒黄华”5个大字，两旁为小字楷书，记述日军轰炸黄华塘乡民的惨况
广州在抗日战争初期，经常遭受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许多房屋店铺被毁，无数市民在炸弹下丧生1938年5月30日和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二日和十三日），黄华塘乡先后两次惨遭敌机轰炸居民死伤达100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该乡民众于1946年组织“追悼殉敌会”，举行追悼死难者大会并由“追悼殉敌会”在乡中被炸处刻石立碑，以志日本侵畧军的暴行和乡民受害的惨况《广州市文物志》辑录此碑全文。 该碑于1993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