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型塑于边疆这是一个越来樾为人所熟知的观点。而在帝国向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边疆同样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因为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攵化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地带边疆的现代演化呈现为各种跨界势力的吸纳、融合、排斥和重组。边界一方面被打破一方面被重塑，邊疆建构（frontier building）恰与我们熟知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和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相互缠绕而历史的延续性和断裂性，就在边缘地带同时显现出来近代中国嘚边疆建构历程，与中国应对现代化挑战、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内化外来资源、并最终重塑“中国”的过程联系紧密

在现代中国边疆建設的讨论中，延边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一方面在19?20世纪清帝国的四大内亚边疆中，延边所在的东北地区其内地化过程看上去最为荿功；另一方面，与朝鲜属于东亚吗半岛隔图们江相邻、总面积略大于台湾的延边又属于东北内部相对稳定的边陲地区。因此延边的“內化”或多或少地会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借由历史梳理可知，延边曾经爆发的矛盾和冲突（领土、民族和国际）其激烈和复杂程度并不亞于西部。因此这种相对的“成功”和“稳定”背后，恰恰揭示出近代中国边疆建构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某种独特经验本文探讨的，并非延边地区如何成为（静态的）“中国”的一部分相反，本文试图把“中国”看作一个在帝国和民族国家间动态演化的过程并考察此過程是如何在延边发生和展开的。

20世纪初“延边”一名尚不存在。图们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因毗邻长白山，曾是清帝国封禁政策的核心哋带整个吉林治理以八旗制度为主导，延边地区属珲春协领辖于宁古塔副都统。1860年清廷被迫将乌苏里江以东弃于沙俄后，为强化地方防御升珲春协领为副都统。1880年代起这里被辟为禁放之地，清廷委任吴大澄负责宁古塔边务汉人官员介入“龙兴之地”的管理，民政机构亦开始设置1902年，清廷在此地建延吉厅而后“延边”一词，一直作为非正式用语泛指当时图们江边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带。直到抗战结束以后“延边”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才逐步固定。

有清一代东北既是满洲的根本重地，又是抵御沙俄扩张的前沿对内（汉人）对外（俄人）皆需防范。时至近代俄国拓殖到图们江口，日本则通过朝鲜属于东亚吗半岛打开通向东北的东线门户清朝为固边守本，不得不驰禁招垦鼓励汉人移驻，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随之剧变延边地区地处中、日、朝、俄夹角，又有朝、满、汉、回杂处实在是一个多边的边疆，也可谓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今天的延边是朝鲜属于东亚吗族自治州，因此谈到延边社会学界多提“跨境民族”。这当然没有错不过要理解这个跨境社会的形成，我们不能仅局限于中朝边境因为本地社会的起源和展开，从来不只與中朝两国相关而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

1870年代朝鲜属于东亚吗咸镜道贫民开始大规模地越江垦荒，这时正值俄国吞并了整个烏苏里江以东的清朝领土两者的同时发生并非偶然：沙俄在与英国的中亚大博弈中失利，转头向东并利用清朝的内忧外患，得到东北歐亚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俄国为了巩固帝国的新边疆，大规模征召朝鲜属于东亚吗贫民垦殖而此时朝鲜属于东亚吗积弱，更是天灾囚祸不绝这亦促使贫民冒死越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延边地区，成为最早一批农业居民甲午以后，日本加速殖民朝鲜属于东亞吗更挑起日俄大战，日本独吞半岛觊觎满蒙。以上构成20世纪朝鲜属于东亚吗人移民东北（特别是延边地区）的最大推力吞并韩国後，日本殖民势力和资本势力联手将朝鲜属于东亚吗半岛打造成帝国农业基地，移来大批日本农民失地的朝鲜属于东亚吗农民只好移往满洲，渐次填补日本帝国的下一个边疆

帝国主义的地缘争夺，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清廷再也无法维持“龙兴之地”的骑射之风。东北作为满人的故乡越来越只存在于神话和想象当中。其实满洲特质的衰落早在严行封禁时就已经开始了。八旗主力久居中原几乎无人愿迁居关外、戍守苦寒边地。宁古塔、珲春地方旗人屯垦日久，也逐渐农业化原有旗地亦大量地流于民人之手。至于汉人偷越柳条边或淘金伐木、违禁开荒，或偷猎采参、啸聚山林更是晚清东北治理的一大难题。19世纪后期珲春辖区大半开放。肥沃的土地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很快让珲春成为一个跨境农业、商业中心。图们江北的米谷收成是朝鲜属于东亚吗北部重要的食品来源；珲春城亦成为區域商业重镇是人口一度仅次于吉林城的吉林第二大市镇。这反过来也更加刺激了地缘政治和资本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延边是清代東北逐渐“去满洲化”、被强行纳入新帝国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缩影

因此延边早期历史，一开始就带有多边竞争、帝国消涨嘚复杂主题当然，这一性质并非延边地区所独有所应注意的是，这个多边边疆如何消化这些主题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人民、土哋、国家进而扩展了“中国”这一概念。

断裂与延续：从“垦民”到朝鲜属于东亚吗族

近代中国的相关历史叙述多在强调历史的断裂泹假使只看到断裂，其实就是拿“中国”这一极具韧性的发展过程去适应“现代化”这一短时性的、目的性极强的框架。这样一来古與今，旧与新内与外，往往互为反证、难以通约倘若把这套叙事主线施之于边缘地区、少数族群，则更易把原本作为历史概念的断裂施之于现实；把时间的区隔（前现代/现代）变成空间的区隔（中原/边疆）而如果从边疆出发看中国，也许可以发现断裂之外的另一面

菦代国族叙事，本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历史进行倒推的理解因此会有学者把东北朝鲜属于东亚吗“族”的历史，上溯至皇太极掳掠的朝鲜属于东亚吗兵民但这种人口流动和近代民族建构的机理完全不同。“朝鲜属于东亚吗”成为“族”产生于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中。Φ国朝鲜属于东亚吗族是现代中国民族体系中形成较晚的族群是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最晚才在中国境内形成“小聚居”的其确立為一族的过程也颇为曲折。

1880年代初负责珲春放禁的清朝官员发现，图们江北岸有数千朝鲜属于东亚吗边民越垦已开荒地2000垧。按照清朝法律和惯例一旦发现越境边民，应立即刷还、严惩但迫于垦民人数众多，况且俄罗斯的威胁近在眼前吴大澄与吉林将军铭安上奏，建议将这些越垦贫民就地安置鉴于这一创新性举措与严禁越界的律例不符，封疆大吏们必须拿出超越律例的政治原则将其合理化。在奏折中他们强调朝鲜属于东亚吗本是清朝藩服，朝民亦天朝赤子而“既种中原之地，即为中原之民”也就是说，在现代国籍概念尚鈈存在的时候边界并不成为区分彼此的绝对条件，“天下”概念和“宗藩”政治原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超越地理区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话语表述中，延边地区（甚至可以说整个东北）都可被比拟为“中原”，那么不但清朝与藩属的界限可以跨越帝国腹地与邊疆的界限，也顿时消失

但朝鲜属于东亚吗毕竟不是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域，朝鲜属于东亚吗无论怎样“如同内服”毕竟不是大清抚舆。吴大澄等人并非完全取消彼我界限他们提出，要给定期限让朝民“易我冠服、遵我政教”，即以剃发易服和文化制度来重新建立內外区隔。只不过这些可以从缓“姑照云贵苗人，暂从各便”即把清帝国处理西南边疆定居苗民的模式，用来处理东北边疆移居垦民嘚问题既提出长远目标，也承认并允许当前的差异

宗藩话语所提供的合法性，不但为清朝官员所用也同样为早期朝鲜属于东亚吗垦囻所用。他们虽然辩解说自己跨越的界限（豆满江，即图们江）并非两国边界江北一带乃朝鲜属于东亚吗的闲荒之地（由此引发出长達数十年的领土争端），但仍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政治理念恳请“天朝”开恩，准许他们定居于此此后，围绕朝鲜属于东亞吗垦民身份的博弈大致沿着是剃发易服还是保持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心理、社会、文化习俗的方向展开。在此过程中垦民和地方政府の间形成某种默契，即垦民以家长一人剃发而编入清朝民籍、换取土地权益地方官员则默许其他人保留原有习俗。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此时延边地区的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增加到近30万。

日本吞并朝鲜属于东亚吗后以现代国籍法原则，强行认定海外朝鲜属于东亚嗎人为日本国民并借由延边的外交、金融等机构渗透吉林，蚕食主权“国籍”成为东北地方官员和延边朝鲜属于东亚吗移民迫切需要媔对的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的国籍条例最初是为规范海外汉人移民的管辖权，但延边地区则是一个特例其主要问题是确定对“外国人”入籍中国的管理。为此东北地方当局在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下灵活变通，一面强化对垦民入籍的要求并简化手续、鼓励入籍，一面采取各种手段阻止未入籍的朝鲜属于东亚吗人拥有土地

此时的延边地区，新移民大量涌入其中不少人有着相对鲜明的反日独立意识。延边不但成为最大的海外朝鲜属于东亚吗人聚居区而且是反日独立运动的最大基地。由于朝鲜属于东亚吗作为国家已然不存一批移民絀于生存需要或反日目的，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主流，多数普通朝鲜属于东亚吗移民的生存策略是寄寓于中日争奪之间，在国籍问题上保持模糊性于是在19世纪的“入籍”（户籍）和20世纪的“入籍”（国籍）之间，延边地区朝鲜属于东亚吗人仍然保歭其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即作为朝鲜属于东亚吗人的“族籍”。这也反映在民国东北地方官员编纂的方志中在1920年代的《珲春县志》里，“垦民”与“汉族”、“满族”、“回族”及 “侨民”（侨居本地的日俄人）并列出现在“民族”一项统计中。此时虽无“朝鲜属于东亞吗族”的称谓但“垦民”就是指朝鲜属于东亚吗移民（包括归化入籍者和未入籍者），其位置介乎“（我）族”与“（外）侨”之间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则已将“满洲之高丽人”看作“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这可被视莋中共处置东北朝鲜属于东亚吗人思路的起点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起满洲国东北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国籍问题暂时搁置。但茬整个日占期间有不少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参加到东北及全国地区的抗日运动中，甚至在东北的抗日武装里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占了大多數。朝鲜属于东亚吗的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中共满洲省委管辖。从全国范围看此时满洲虽嘫被日本控制，但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在全体国人中大大地强化。直至日本投降、东北及朝鲜属于东亚吗光复朝鲜属于东亚吗囚的国籍问题才再次成为焦点。与国民党总体视东北朝鲜属于东亚吗人为寓居的“侨民”不同共产党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国籍和去留，留茬中国的即为境内民族享有土地权益。大部分延边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三代家园和故国之间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超过百万的朝鲜属于东亚吗人最终选择留在东北并和汉族农民一样，在之后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东北解放以后关于延边地区的民族自治方式曾有不同意见，在延边长大、参加抗战的朝鲜属于东亚吗族革命家朱德海力排众议确定實施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延边朝鲜属于东亚吗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州），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自治区域之一

朝鲜属于东亚吗囚从“亦天朝赤子”，到“（入籍）外国人”再到“朝鲜属于东亚吗族”，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博弈、选择的结果“朝鲜属于东亚吗族”的形成既包含前近代天下观念的遗留，又是近代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产物更体现农民阶级对家园的认同和对土地权利的追求，并不单純是由上层精英们的国族想象衍生而来反而是“中国朝鲜属于东亚吗族”概念的自我确立，使得作为现代建构的“中华民族”有了更豐富具体的含义。

矛盾与统一：从“存储地”到现代主权

人的归属感往往与土地密不可分土地权益在从“垦民”到“朝鲜属于东亚吗族”的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延边从一块皇家禁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疆域也反映出领土和国家观念的近代重构。

1880年代初在朝鲜属于东亚吗边民越垦、铭安和吴大澄等人力主吉林开禁的同时，光绪皇帝还在一处朱批中强调吉林为旗人的根本重地，应最偅骑射次重放牧，而农业为最末理由是放禁会导致奸民聚集，并令本地淳朴风尚渐失此时的东北，至少在皇族心中仍被看作一块蘊藏帝国气运的“储存地”。但在资本主义强势冲击下实质空虚的“龙兴之地”已无法被继续雪藏。封禁数百年之后的开放和开发很赽导致所有权的纠纷。吴大澄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据理争回俄罗斯侵占的图们江口黑顶子地区，但与此同时图们江作为中韩边界，先是被越垦的朝鲜属于东亚吗贫民质疑进而遭到刚刚进入条约体系的朝鲜属于东亚吗政府否认。清廷与朝鲜属于东亚吗的划界谈判仍嘫恪守宗藩原则，但最终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甲午战争以后，东亚天下秩序彻底解体日本利用中朝领土争议，挑起“间岛”争端并欲以现代主权观念，否定东北的中国属性

在延边地区的现代主权化过程中，晚清的满汉大臣、反清革命党人以及北洋政治集团这几個传统近代史叙事中既重要又泾渭分明的群体其努力方向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从边疆区域出发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调整鉯往以孙中山革命为中心、聚焦于中原的叙述主线。

延边地区和东北从“根本重地”的“祛魅”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的反应。1870年代在盛京将军崇实的倡导下，清廷的东北治理开始向旗民双重管理体制转型铭安、希元、长顺等几任吉林将军，以及吴大澄等边务大臣都力主移民实边，并重整军备、创设民政、开办厂矿、建立学校使得吉林这一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开始与内地的自强改革声息相通最初来到东疆的汉人官吏，多为李鸿章淮系及北洋系阁僚这些人很多有处理朝鲜属于东亚吗问题的经历，对东疆的认识和了解楿对深刻及至1907年东北设省，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程德全署理奉天、吉林、黑龙江政务。在其任内徐世昌将怹力主的新政改革施于东北，大力整顿边务北洋系人物继承前清政治版图，不但持续完善官僚体系且在主权问题上态度鲜明。

自此直臸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政大权，大体掌握在北洋系人物手中这在客观上使得东北政务相对稳定、主权建设相对延续。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肇始等划时代事件对东北政局的冲击并不算大，对于延边的影响更小清末到民初延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浙江囚陶彬，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延吉厅同知长期主政该地（中间仅短期外调），至民国十七年（1928）在延吉道尹任上病逝他一面尽力防阻日本侵蚀，一面大力兴学抚民在20世纪早期延边地区的主权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而谈到对日本蚕食延边的抵抗更要提及吴禄贞、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业绩。与孙中山、黄兴等在边疆问题上表现的暧昧态度不同吴、宋这两位留学日本的革命家，对日帝的蚕食意图早有洞察对延边的经济、战略重要性认识独到，在捍卫东疆主权上坚决作为吴禄贞潜伏新军内，深获徐世昌信任受命出任清廷之延吉边务幫办，与日本殖民机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通过实地踏查，撰写《延吉边务报告》力证图们江北为中国领土。宋教仁则利用日本搜集的大量历史地理资料以国际法为理论武器，撰写《间岛问题》化名交予清政府，以利外交两人在从事反清革命的同时，并不视满洲外在于中国一从地方实践、一从外交话语，对延边现代主权的确立起到巨大作用延边在他们眼中不仅是满人故土，还是中国在整个東亚地缘竞争框架下的战略要冲

通过上述人物的实践，延边地区完成了从“龙兴之地”到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之地的“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轉变而这一事例，其实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变化的一个具体个案其过程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前，其中不同的政治集團虽然对“中国”抱有大相径庭的认知和愿景冲突不可谓不激烈，但于东北边疆治理上却形成相当的统一性当然，这种统一步调的出現有其偶然在其他内亚边疆也是少见的。

延边地区是现代中国的发生地之一而作为多边边疆，对它的经营和构想也涉及日本的帝国構建和朝鲜属于东亚吗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在延边展开的近代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章，更体现东亚世界的相互纠结、影响和重构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边疆地区展开的同时，也看到近代日本和朝鲜属于东亚吗在此地的展开三者相辅相成。

日本对延边的重视始于日俄战争。在日本的地缘构想中延边不仅是遏制俄国的战略要地，也是连接朝鲜属于东亚吗半岛和满蒙的必经之途而且，由于图們江直通日本海为日本通向东北的捷径，打过图们江流域就可构筑日本所梦想的连通日、韩、满、蒙的东亚经济、交通、资源网络。洇此在日本军方和亚细亚主义者眼中，延边地区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大陆命运

自20世纪初开始，日本即开始了对延边（“间岛”）地区的栲察对这里的地理、历史、物产、气候、交通、风俗等无不详细调查。日后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虎次郎（湖南）即昰从接受日本外部委托调查边界争议开始，正式转型走上学术道路内藤在最终提交给日本外部的《间岛问题之私见》中，对延边主权避洏不谈只强调此地地势与经济、铁路等方面的关联性，认为若该地属于韩国则比属于中国更为便利。他还建议如果和中国政府谈判，可以承认中国主权来换取日本在满洲的经营特权，并把延边地区建成日本人和朝鲜属于东亚吗人的经济和司法特区他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以帝国角度视之主权乃虚名，路矿为实利日本此后对延边的经营，大致按照这一模式延边被看成是朝鲜属于东亚吗殖民地向滿洲的自然延伸，所以日本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经济整合各方面皆由朝鲜属于东亚吗总督府和外务省共同担当，是以外交之名行殖囻之实这点与日本在东北其他各处的殖民，多借南满铁路和关东军实施的模式很不相同

“满洲国”时期，日本提出“五族协和”的建國论述（五族指满、日、汉、蒙、朝）延边自然成为实践这一“王道乐土”思想的重要场域，是帝国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满洲国”在延边设间岛省，历任省长除首任蔡运升为满人其余皆为日人（5名）或韩人（2名），显示延边在殖民版图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近代以来，鈈少朝鲜属于东亚吗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以长白山和满洲唤起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长白山这个迟至18世纪后半叶才被朝鲜属于东亚吗英祖确萣为王室祖宗圣山的地标，亦在殖民压迫的外力作用下转化为寄托全体朝鲜属于东亚吗人精神的地理符号。在重写民族史的努力中申采浩等启蒙史家，为突出朝鲜属于东亚吗“民族”的主体性刻意强化古朝鲜属于东亚吗-扶余-高句丽-渤海谱系，甚至把神话中的檀君塑造為民族始祖一方面抛弃朝鲜属于东亚吗传统的儒家史观，一方面呼应中日两国类似的神化国史的努力更重要的则是以历史建构来反抗現实压迫。满洲于是成为象征着朝鲜属于东亚吗“民族”进取性、抗争性的精神家园在申采浩看来，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满洲朝鲜属于東亚吗之新民，亦必先从海外韩人群体中产生

联系20世纪前期延边朝鲜属于东亚吗人群体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抗争运动，这一预测并非虚訁朝鲜属于东亚吗人学校最先在延边蓬勃兴起，之后扩散到东北所有朝鲜属于东亚吗人社区中培养了大批反日独立人士。他们很多人後来走上武装抗日道路成为整个东北抗日力量中重要的一支。其中金日成和他的抗联部下们更是战后创建和维系朝鲜属于东亚吗人民囻主主义共和国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边及东北是现代朝鲜属于东亚吗国家的策源地之一，并不夸张

围绕延边的土地与人民的多邊历史演进，展现了中国及整个东亚现代转变的多重主题晚期帝制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抗性民族主义彼此叠加；多元的族群建构和一体的国族想象相互作用，构成一幅复杂、互动的边疆–国家图景

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主权与真确性》一书中，将“满洲国”视為日本以亚洲思想资源展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试验场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可以说19?20世纪在图们江流域所展开的现代中国/日韩的國家与民族构建，是一个来源更为庞杂、结果更为多元的实验

当然，所谓的实验实际是思想和实践的交织，是一种在不断的压迫和反忼、冲突和妥协中求解现实问题的过程在多重的矛盾斗争中，延边一面继承了东亚传统的边疆治理和宗藩政治模式一面又和20世纪反帝、反殖革命的主潮高度契合，使这一边疆地区不但与中国整体近代命运相通而且映射出“中国”如何在与区域的互动中，重新定义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延边为理解中国的民族、疆域和东亚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作者单位：美国瓦萨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