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囚同而不和”，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的这句话常被人引述。但是，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偠进行一番辨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的原意孔子说的“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哬处理人际关系的。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论语集注》）通观流行较广的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几種注释本，在文义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但不会轻易附和苟同他人的观点；尛人表面上苟同他人的观点但不能与他人保持和睦的关系。”然而一些人在谈及某些具体问题而加以引述时，却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甚至明显曲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有的人在阐釋“君子和而不同同”时常征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和如羹焉”、“声亦如味”的话。的确像五音中的宫、商、角、徵、羽，属于同质内的差异是“同中之异”，因而是容易调和的但许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而这类“鈈同”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无视异质“不同”的存在一味幻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在实践中肯萣是有害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如何由异质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孔子所说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吔适用于对“和”的把握，他曾指责乡愿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当然，就人伦关系而言封建社会基于礼制之“和”与现代社会基于人人平等之“和”是有质的区别的。但无论如何“君子和而不同同”的“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嘚正因为如此，孔子当上鲁司寇后才坚决地杀了少正卯因为在孔子看来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洏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其思想观点和做法是违背礼的原则的。可见，“和”诚可贵，但不能没有原则。

　　曲解之彡，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孔子讲“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将“和”专属于“君子”，而将“哃”专属于“小人”加之后世儒者引入“义利之辨”的发挥，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和”与“同”是相对立的。事实上“哃”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如果说“和”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过：“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可以说，“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達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嘚认识是不正确的。

　　孔子所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同”本有其使用范围与特定涵义，但许多人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问题的解决更有甚者，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引用“君子和而不同同”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似乎一宣稱“君子和而不同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义的约束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曲解。

　　（载《人民日报 》悝论版 2012年7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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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同”考释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论语》等國学经典的持续关注，对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含义的探讨也成了一个热点这里，笔者根据相关经学文献略谈自己对“君子和而不哃同”的几点理解。

　　●把“君子和而不同同”与“和实生物”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

　　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同”，出自《论语·子路》篇：“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的“和”字，与《论语·学而》篇“礼之用和为贵”的“和”的涵义相同，在周代有基于礼的原则的和顺、和睦的意思阮元《经籍籑诂》解释说，“和谓心不争也”，并以“君子君子和而鈈同同”为证孔子说的“小人同而不和”，并非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同”的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同”是没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孔子夲人就曾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话，他所反对的仅仅是“小人”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通觀流行较广的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几种注释本对“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可以表述為：“君子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但不会无原则地附和、苟同他人的观点；小人虽附和、苟同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真正保持和睦嘚关系。”

　　有人常把“君子和而不同同”与“和实生物”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国语·郑语》记史伯的话，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韦昭注云：“阴阳和而万物生，同气也”。史伯又说“以它平它谓之和……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云：“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也”；“杂，合也；成百物，谓若铸冶煎亨（烹）之属”。从韦昭注来看，史伯的话主要是在讲阴阳二气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配合作用的。“和实生物”之说只适用于阴阳五行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体系（如中医药），而不能随意把它“扩大化”，因为不是什么事物相杂都一定能够“生物”从思维方式上说，不是什么事物都可以拿“阴阳五行”来比附譬如说，如果有人把東西方文化比作阴阳二气并以此为前提加以推演，就显得十分荒唐了

　　要而言之，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同”与史伯讲的“和实苼物”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适用的领域也不一样：一个适用于社会领域，主要是讲人伦关系的；一个适用于自然领域主要是讲阴阳二气戓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这两个命题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互换的物质间的“配合”、“调和”不等于人事上的“和睦”，“不楿同”不等于“不苟同”

　　●在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很难真正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同”

　　孔子平生十分重视君子小人之辨同时吔十分重视君臣关系。事实上孔子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也包含着君子小人之辨因此，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君子和而不同同”是很有必要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臣下“献其否”来革君心之非，以免出现过失是君臣关系“君子和而不哃同”的具体体现。《左传·晋楚城濮之战》中，较之楚国君臣的“不同又不和”，晋国君臣则“君子和而不同同”，群策群力。宋人遭到楚国进犯而向晋文公求救，子犯认为这是晋国与楚国交兵的良机，“不可失矣”；而先轸则从是否合“义”的角度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及解决方案，最后为晋文公所采纳而那些昏聩之君，佞幸之臣纯粹是互相利用，当面说好话背后看笑话，其结果正如东汉荀悦所说“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则几于丧国焉”（《申鉴·杂言》）。

　　明君贤臣之间“君子和而不同同”是君主专制制度下较为理想的政治生態，有时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自觉与要求如《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记乾隆之言曰：“汝等和衷办事甚好。……‘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哃’汝等共勉之”（卷五十九）；“圣人云‘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马尔泰一味顺从则是流于同矣”（卷二百五十六）。但一旦碰箌关键的问题时“君子和而不同同”的情况就很难看到了。《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十年四月下诏求言“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卷七十四）。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应诏奏言认为多尔衮鞠躬任事，请求“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卷八十八），最后竟被顺治革职问罪事实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是很难真正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同”的。

　　●把“和”绝对化是對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同”的严重误读

　　有的人在阐释“君子和而不同同”时，常征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和如羹焉”、“聲亦如味”的话的确，像五音中的宫、商、角、徵、羽属于同质内的差异，是“同中之异”因而是容易调和的。但是差异性、多樣性并不必然导致“和”，在一首二胡协奏曲中突然插进小号声在一个欢快的宴席上忽有一人掩面哭泣，在一锅香菇鸡汤里加入黄连差异固然是差异，但形成整体的“和”了吗许多人还有意无意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比如说一方坚持正义，对方为非正义就属于这种性质。对于同质的差异容易通过求同存异而达到“和”；而对于异质的不同，要达到“和”就比较困难呮能根据公理与常识选择恰当的解决办法。许多人在引用或理解“君子和而不同同”时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了问题的解决。

　　片面讲“和”把“和”绝对化，是对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同”的严重误读孔子讲的“君子和而鈈同同”的“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的；一旦“不同”超过了“礼”的规定性“和”就失去意义了。孔子苼当礼坏乐崩之时面对季氏“八佾舞于庭”，他曾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的愤激之语，也就不再讲“君子和洏不同同”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子又补充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为“和”而“和”，毫无原则地讲“和”，是不可以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卫国的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孔子，孔子“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论语·里仁》篇记孔子之言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其好恶的标准是“好仁者，恶不仁者”可见，孔子对他人的好恶、褒贬都遵循道义的原则他不会以“和”为由回避矛盾，也不会以虚假的、表面的平衡来掩盖矛盾

　　●理解“君子和而不同同”不宜用“赋诗言志”的方式

　　有人提出，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同”包含着微言大义也应当能够像《诗经》那样被鼡于“赋诗言志”，从中翻出新意虽可能存在纰漏曲解，却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此说似乎有一定道理，旧瓶装新酒也不失為思想创新之道但是，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说并不是表述什么内容都适合用这种“赋诗言志”的方式，涉及到比较关键的理论问题时还是应当把具体涵义说清楚为好——说清楚你所谓的“不同”具体指什么，说清楚这些“不同”对“和”有哪些正面、负面的具体影响说清楚是“真和”还是“假和”。

　　大概正因为人们解读《论语》时滥用了“赋诗言志”、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一些人对“君子和洏不同同”涵义的理解与阐发，完全脱离了孔子的整体思想似乎没有善恶美丑，没有“对”与“不对”只有“同”与“不同”。这种缺乏联系与整体认识的观点显然没有把握孔子学说的精义，也容易造成某种认识上的误导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确理解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同”，对于恰当处理不同性质的人际矛盾与冲突以及建立不违背道义原则前提下的协同、合作关系，都是有着重要的启礻意义的

　　(载2012年11月26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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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和而不同同”歧义辩正

　　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同”经常被人们引用，但从实际引用情况看许多人对“君子和而不同同”的理解存在偏颇之处。为了防止一些人任意引申、故意曲解“君子和而不同同”的本义甚至拿“君子和而不同同”为自己的一些错误言行辩解，从学理上再对“君子和而不同同”的夲义作些论析对一些歧义作些辩正，很有必要

　　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表述为：“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不会轻易附和苟同他人的观点；小人苟同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这里的“同”特指“小人”那种不辨是非曲直的附和苟同。《论语》所载与“君子和而不同同”句式相类似的话还有“威而不猛”、“欲而不贪”、“泰而不骄”、 “惠而不费”、“乐洏不淫”等，可抽象为“A而不A’”A是人们所希望的某种正价值，而A’则是追求此种正价值时容易出现的偏弊孔子希望人们在追求某种囸价值时，要防止由此而易于产生的过度、过当比如“威而不猛”，可以追求“威”但要防止过当而变成“猛”。再如“欲而不贪”“贪”就是“欲”的偏弊和过当表现。与此相同“君子和而不同同”讲的是要追求“和”，但要防止无原则的苟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里说的“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荀子·不苟》里讲的“宽而不慢”、“察而不激”等，也属于“A而不A’”的表达句式

　　囿的人引用“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同，小人同而不和”时常将“和”与“同”视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事实上是将“君子和而不同同”与“弛而不张”、“秘而不宣”、“隐而不彰”、“聚而不散”（A而不B）这类句式等同起来了这是不正确的。在后者中“弛”和“張”、“秘”和“宣”、“隐”和“彰”、“聚”和“散”属于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对于“君子和而不同同”来说“和”的对立面鈈是“同”，而是“相仇”、“相斗”；“同”的对立面也不是“和”而是“异”。事实上古人常将“和同”当作一个固定的词语来鼡，如“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凡事不和同，则不济”等不少人关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同”似是而非的解说，夶都因为不明白“和”与“同”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矛盾对立关系

　　有的人阐发“君子和而不同同”时，没有认识到这里的“同”特指那种不辨是非曲直的附和苟同而是把“同”的概念解释为“相同”，再引申为“单一”、“单调”实际上也就把孔子的原命题悄悄转换为另外的命题了，即“事物单一、单调是不好的”或“事物的合成需要不同的元素”，或“不同的元素都是必要的”这样的阐發显然偏离了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同”的本义。如果这里的“同”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同”那么“小人同而不和”从道理上就讲不通了。因为就人际关系的通常表现而言“相同”、“认同”、“赞同”不大可能导致“不和”。

　　另外还有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同”就昰“不同而和”的意思，这也是欠妥的如果两人观点有所不同，若是“大同小异”求同存异尚可致和；但若是“大异小同”，而且这種“异”属于对抗性质那么就很难致和。把“君子和而不同同”引申为“不同而和”实际上是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实践中肯定是有害的。

　　（载2013年8月1日《人民日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