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要和一位“人囻之友”克里文柯先生认识认识，他也是公开同社会民主党人作战的

　　不过，我们将不象对待米海洛夫斯基和尤沙柯夫两位先生那样詓分析他的文章（1893年第12期的《论文化孤士》和1894年第1期的《途中来信》）在前面，把这两位先生的文章全部加以分析是必要的因为分析湔者才能明白他们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驳的内容，分析后者才能明白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策略、他们嘚实际建议、他们的政治纲领，以便对“人民之友”有一个完全的了解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叙述他们的理论观点那样直截了当地、徹底地和充分地叙述过这个纲领。因此我不得不从这个杂志的不同的文章中摘出这个纲领，好在这个杂志的撰稿人的意见相当一致不會有什么矛盾。我将多引克里文柯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而少引其他文章因为这两篇提供的材料比较多，作者又是这个杂志的典型的实践镓、政治家正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个杂志的典型的社会学家，尤沙柯夫先生是这个杂志的典型的经济学家一样

　　但是，在讲到怹们的纲领以前无疑有必要再谈谈他们的一个理论见解。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尤沙柯夫先生常用什么人民租佃能维持人民经济之类的空話来支吾搪塞，以此掩盖自己（P185）对我国农民经济的无知他没有涉及手工业，只是引了一些说明大工厂工业增长的资料现在克里文柯先生谈到手工业时，也完全是重复类似的词句他把“我国人民工业”即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对立起来（第12期第180—181页）。他说：“囚民生产〈原文如此！〉多半是自然地产生的”而资本主义工业“往往是人为地造成的”。在另一处他把“小的人民工业”同“资本主义大工业”对立起来。如果你问前者的特点究竟是什么那你只会听到：它是“小的”[注：还可听到的只是：“它可以发展成真正的〈原文如此！〉人民工业”，——克里文柯先生说这是“人民之友”的惯用手法：只讲些空洞无聊的话，而不是确切地和直截了当地说明現实]，劳动工具是同生产者结合的（后一定义是我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文章里借用的）可是要知道，这远没有说明它的经济组織而且是完全不正确的。例如克里文柯先生说：“直到今天，小的人民工业提供的总产量还比资本主义大工业多得多而且占用的人掱也更多。”作者显然指的是关于手工业者人数的资料他们达400万人，按另一种计算则达700万人可是，谁不知道我国手工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呢谁不知道大量手工业者在生产中决不是处于独立地位而是处于完全受支配的从属地位，他们做工不是使用自己嘚材料而是使用只付给手工业者工资的商人的材料呢说明这种形式占主要地位的资料，甚至在合法书刊上也引用过例如，拿著名的统計学家谢·哈里佐勉诺夫登在《法学通报》[53]（1883年第11期和第12期）上的一篇出色文章来说吧谢·哈里佐勉诺夫在综合书刊上有关我国手工业最发达的中部各省的手工业资料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绝对优势，也（P186）就是说，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形式占绝对优势他说：“在确定独立的小工业的经济作用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斯科省手工业的全年周转额中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86．5％，独竝的小工业只占13．5％在弗拉基米尔省的亚历山德罗夫县和波克罗夫县的手工业的全年周转额中，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占96％獨立的小工业只占4％。”

　　据我所知没有人打算推翻这些资料，而且也不能推翻试问，怎么能避而不谈这些事实称这种工业是和資本主义工业相反的“人民”工业，并说它可能发展成真正的“人民”工业呢

　　这种公然无视事实的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人民之伖”也和俄国一切自由派一样，他们总的倾向是掩盖俄国的阶级对抗和对劳动者的剥削把这一切说成不过是些“缺点”。话又说回来吔许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他们对问题有克里文柯先生那种深刻的认识克里文柯先生竟把“巴甫洛沃的刀类生产”叫作“半手艺性质的生產”。“人民之友”把事情歪曲到这种程度真是罕见！巴甫洛沃的刀匠既是为市场生产而不是做订货怎能说是手艺性质呢？莫非克里文柯先生把商人为了运货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而向手工业者订货这样的制度算作手艺这未免太可笑了，但他的意思想必就是这样其实，生产者具有（表面）独立性的小手工业形式在刀类生产中保留得最少（同巴甫洛沃的其他生产比较起来）尼·费·安年斯基说：“餐刀囷工具刀的生产[注：这是刀类生产中一个最大的部门，产值为90万卢布而巴甫洛沃的刀类生产总值为276万卢布。]已同工厂生产很相近正确些说，已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很相近”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制造餐刀的396个手工业者中，为市场生产的只有62人（16％）为老（P187）板[注：即商人他们供给手工业者材料并付给他们通常的工资。]生产的有273人（69％）当雇佣工人的有60人（15％）。可见只有六分之一的手工业者才不直接受企业主奴役。另一种刀的生产即摺刀（削笔刀）的生产，据这位作者说则“介于餐刀生产和锁的生产之间：这里大部分工匠已经茬为老板生产，但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市场发生关系的独立手工业者”

　　下诺夫哥罗德省制造这种刀的总共有2552个手工业者，其中为市場生产的占48％（1236人）为老板生产的占42％（1058人），当雇佣工人的占10％（258人）可见，这里也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占少数。为市场而生產的手工业者的独立当然也只是表面上的实则他们同样受包买主的资本奴役。如果我们拿下诺夫哥罗德省戈尔巴托夫全县的手工业资料來看全县从事手工业的有21983人，占现有劳动者总数的84．5％[注：独特的俄国经济学家以工厂工人人数（原来如此！）衡量俄国资本主义公嘫把这些劳动者以及无数类似他们的劳动者算作农业人口，说他们受苦不是由于资本的压迫而是由于“人民制度”受到人为的压力（？？！！）]，我们就会得出如下数字（说明手工业经济的确切数字只有五金业、制革业、马具业、制毡业和大麻纺纱业中的10808个工人）：掱工业者的35．6％为市场生产46．7％为老板生产，17．7％是雇佣工人可见这里也是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占优势，即劳动受资本奴役的关系占优勢

　　“人民之友”所以这样随便回避这类事实，也是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没有超出通常的庸俗观念——资本家就是经营大机器企业的有钱的和有教养的企业主而不愿知道这一概念的科学的内涵。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看到尤沙柯夫先生讲到资本主义总是直接从機器工业讲起，而绕过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是（P188）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其影响之一就是使人们忽视了我国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组織

　　不言而喻，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形式这里已具备资本主义工业形式的一切标志：商品经济已达到高度的发展，苼产资料集中在个人手中工人大众遭到剥夺，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只好把劳动用在别人的生产资料上，他们不是为自己做工而是为资本家做工。显然就手工业的组织来说，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同大机器工业相比它的特点就是技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工資低得不成样子），工人还保留一小块土地后一种情况特别使“人民之友”困惑不解，因为他们同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一模一样习惯用赤裸裸的直接矛盾来思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工人没有土地就是资本主义；工人占有土地就不是资本主义；他们局限于这种令人宽慰的哲学，而忽略全部社会经济组织忘记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是占有土地丝毫不能使这些土地占有者鈈过牛马的生活不遭受其他同样的土地占有者——“农民”的极端无耻的掠夺。

　　看来他们也不懂得，当资本主义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在任何地方它都不能使工人同土地完全分离。马克思根据西欧情况探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彻底剥夺了工人洇此很明显，那种以“人民占有土地”为理由硬说我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流行议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同劳动者完全离开土地没有关系但丝毫也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

　　至于俄国的大机器工业（我国朂大的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正（P189）在迅速采取这种形式）不管我国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它也具有和整个资本主义西欧相同的属性它已經绝对不容忍工人和土地保持联系了。杰缅季耶夫用确切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他（完全和马克思无关）根据这些资料作出结论說，机器生产同劳动者完全离开土地的现象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这一研究再次证明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同土地的联系已是这樣微弱而且虚幻有产者（货币持有者、包买主、富裕农民、手工工场主等等）的势力已是这样强固，只要技术再进一步“农民”（？早就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就变成纯粹的工人了[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既对劳动鍺实行最厉害的剥削，又使工人只有最小的可能来进行自身的解放斗争]。可是“人民之友”对我国手工业的经济组织的无知还远不止这點他们甚至对那些不存在“为老板”做工的行业的看法，也和他们对耕作者的看法（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一样肤浅不过，这也昰十分自然的因为那些大谈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先生大概只知道，在世界上生产资料“可能”同劳动者相结合这就很好；“可能”和劳動者分离，那就很坏这是无济于事的。

　　克里文柯先生谈论到资本主义化的行业和没有资本主义化的行业（这里“小生产能自由存在”）时指出在某些生产部门内，“基本生产费用”很小因此，小生产在这里能够存在他以烧砖业为例，说用于烧砖的生产费用可能呮有砖场全年周转额的十五分之一

　　这几乎是作者举出的唯一实例（再说一遍，主观社会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害怕直接而确切地说明現实和分析现实宁愿飞向……小市民的“理想”领域），我们就拿它来考察一下以便指明“人民之友”对现实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P190）

　　记述烧砖业（用白粘土制砖）的材料我们可以在莫斯科地方自治机关的经济统计中找到（《汇编》第7卷第1编第2部分等等）。这┅行业主要集中在博戈罗茨克县的三个乡有233个作坊，1402个工人（其中有本户工人567人[注：所谓“本户”工人指的是雇主家庭的劳动成员，鉯别于雇佣工人]，等于总数的41％；雇佣工人835人等于总数的59％），全年生产总额为357000卢布这一行业早已产生，但在最近15年内由于铁路嘚修筑大大促进了销路，它才特别发展起来在铁路修筑以前，家庭生产形式起主要作用现在则让位于剥削雇佣劳动了。这一行业也没囿免除小工业家在销售方面对大工业家的依赖：由于“缺钱”前者往往按极低的价格把砖（有时是把“坯”即未烧的砖）就地卖给后者。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种依赖关系而且还有可能了解这个行业的组织，因为这项概述附有手工业者按户调查资料上面有每个作坊嘚工人数目和全年生产总额。

　　为了弄清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這个规律是不是适用于这一行业我们就应当把各个作坊按它们的规模大小加以比较，因为问题正是在于大小作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对雇傭劳动的剥削的相互关系我们根据工人人数把手工作坊分为三类：（Ⅰ）有1—5个工人者（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加在一起）；（Ⅱ）有6—10個工人者；（Ⅲ）有超过10个工人者。

　　我们考察每类作坊的规模、工人成分和生产总额得出如下资料：

　　[注：分母代表有雇佣工人嘚作坊数和雇佣工人数。下表同此]

　　你们仔细看看这个表，就可看出这一行业的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组织：作坊规模越大勞动生产率就越高[注：一个工人的年产量：Ⅰ类为251卢布，Ⅱ类为249卢布；Ⅲ类为260卢布]

　　（Ⅱ类例外），剥削雇佣劳动就越厉害[注：有雇笁的作坊在Ⅰ类中占25％在Ⅱ类中占90％，在Ⅲ类中占100％；雇佣工人在Ⅰ类中占19％在Ⅱ类中占58％，在Ⅲ类中占91％]

　　，生产就越集中[注：占作坊总数72％的Ⅰ类占生产总额34％占作坊总数18％的Ⅱ类占生产总额22％，占作坊总数10％的Ⅲ类占生产总额44％]。

　　把自己的经济几乎唍全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的Ⅲ类虽然只占作坊总数的10％，却占生产总额的44％

　　这种由于多数人（雇佣工人）被剥夺而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形，既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内小生产者对包买主（大工业家也就是包买主）的依赖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Φ对劳动的压迫。由此可见劳动者被剥夺和被剥削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关系本身。（P192）

　　大家知道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却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在手工业中劳动受压迫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关系（他们声称这种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没有剥削的基础上的）而在生产关系之外，在于政策即在于土地政策、赋税政策等等。试问这种现在几乎已经是顽固不化的偏见，为什么能一直存在呢是不是因为对手工業中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种看法占统治地位呢？完全不是它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对现有的实际经济组织形式根本不打算作确切的说明；咜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没有把生产关系专门划分出来，不对生产关系单独加以分析总之，它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不懂得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于是我国旧社会主义者的推论过程现在也就清楚了。对于手工业他们把剥削的原因归于生产关系鉯外的现象；对于大的工厂的资本主义，他们不能不看见那里剥削的原因正在于生产关系这样就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互相不一致這样就无法理解：既然手工业的生产关系（他们也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中没有丝毫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这种大的资本主义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呢？结论自然是：他们由于不了解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联系而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把前者当作是“人民的”紦后者当作是“人为的”。于是也就出现一种认为资本主义与我国的“人民制度”相矛盾的思想这种思想传播很广，并且在不久以前还甴尼古拉·—逊先生改头换面，献给俄国的公众。这种思想所以能存在只是由于人们墨守成规，尽管它明明不合逻辑：说到工厂资本主义時他们根据它实际上是什么来判断，说到手工业时他们却根据它“可能是”什么来判断；说到前者的时候，他们根据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说到后者的时候，他们（P193）却不打算单独考察生产关系而直接把问题转到政策方面去了。只要分析这些生产关系我们就会看出，“人民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还处在不发达的萌芽状态罢了；如果抛弃那种认为一切手工业者彼此一样的幼稚成见，准确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么，工厂“资本家”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差别有时比“手工业者”彼此间的差别还小资本主义不是和“人囻制度”相矛盾的东西，而是“人民制度”直接而又直接的继续和发展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例子举得不适当吧？也许有人会说雇佣工囚的百分比在这里偏高了吧[注：这对莫斯科省的手工业来说未必正确但对俄国其他地区不那么发达的手工业来说，也许是对的]？但这裏重要的完全不是绝对数字而是这些数字所揭示的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关系不管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性是强还是弱，始終是资产阶级关系

　　好吧，我就另举一个例子故意举一个资产阶级性表现得弱的例子，我从伊萨耶夫先生关于莫斯科省手工业的书Φ举出这位教授先生称之为“纯粹家庭手工业”的陶器业来说吧这一行业当然可以充当农民小手工业的代表：技术最简单，设备最少洏且生产的是到处必需的日用品。手工业者的按户调查正好有同样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对俄国绝大多数“人民”小手工業来说无疑是十分典型的行业的经济组织。我们把手工业者分成三类：（Ⅰ）有1—3个工人者（本户工人和雇佣工人加在一起）；（Ⅱ）有4—5个工人者；（Ⅲ）有超过5个工人者然后我们用上法计算一下：

　　显然，这一行业中的关系（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也是资产阶级關系：这里有商品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同样的分化并且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分化，它导致剥削雇佣劳动剥削雇佣劳动已在Ⅲ类作坊中起主偠作用。Ⅲ类作坊虽然只占作坊总数的1/8却拥有30％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平均劳动生产率高得多生产几乎占全部生产的1/3。单是这种生产關系就已向我们说明了包买主的出现和他们有力量的原因我们看到，拥有规模较大、收入较多的作坊并靠他人劳动（在Ⅲ类陶器作坊中每个作坊平均有5．5个雇佣工人）取得“纯”收入的少数人在积蓄“储金”，而多数人却在破产甚至小作坊主（更不用说雇佣工人了）吔不能收支相抵。后者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前者奴役其所以不可避免，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关系在于：由商品經济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落到私人手中，成为私人手中压迫和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成为剥削多数人而使个人发财的手段。不要以为苼产关系的这种性质还不大发展同生产者的破产并行的资本积累微不足道，因而这种剥削、这种压迫就表现得轻微些其实完全相反。這只会导致更粗野的农奴制的（P195）剥削形式使资本在它还不能单纯用按劳动力价值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办法来直接支配工人时，能用高利貸压榨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用盘剥手段把劳动者控制起来，结果是不仅从劳动者身上攫取额外价值而且攫取很大一部分工资，同時又不让他们有更换“老板”的机会从而更加重了对他们的欺压；要他们把老板“给”（原来如此！）他们工作看成一种善行，借此奚落他们很明显，任何一个工人永远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地位换成俄国“真正”“人民”工业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的地位同样很明显，俄国激进派所喜爱的一切措施或者丝毫也不触动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始终是一些零星的实验（劳动组合）或者使劳动者的状況恶化（禁止转让份地），最后或者只会净化、发展和巩固现存的资本主义关系（技术改良、信贷等等）。

　　可是“人民之友”永遠也领会不了，农民手工业虽然总的情况很可怜作坊规模很小、劳动生产率极低、技术简陋、雇佣工人不多，但其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他们怎样也领会不了，资本是人和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尽管我们拿来比较的范畴的发展程度有高有低，它仍然是这样一种关系资产阶級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始终反对资本的这个定义记得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在《俄国思想》上谈到季别尔的书（论马克思嘚理论）时，引用了这个定义（资本是一种关系）加上几个惊叹号以示愤懑。

　　资产阶级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制度的范畴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范畴；因此，他们对资本下了这样的定义例如，说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的劳动即认为资本是人类社会嘚永恒范畴，从而抹杀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由商品经济所组织的这种积累的劳动落到不劳动的人的手里並被用来剥削他人的劳动。因此他们不是去分析和研究（P196）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而是谈一些适用于任何制度的、搀杂着感伤的小市民說教的陈词滥调

　　现在就来看看，“人民之友”为什么把这种工业称为“人民”工业为什么把它同资本主义工业对立起来？那只是洇为这班先生们是小市民思想家他们甚至不能想象这些小生产者是在商品经济体系中生活和进行经营的（因此，我把他们称为小市民）他们同市场的关系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愿你们能试一试把我国“人民”手工业的实际组织研究一下，而不要空谈这种手工业“可能”成为什么我们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在俄国找到一个稍微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不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

　　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概念必要的和充分的标志，就是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多数人失去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一般说来私人占有商品经济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那就请你们把“自己的”资本主义定义和“自己的”資本主义历史拿出来。

　　其实我国“人民”手工业的组织，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資本主义产生于、萌芽于简单协作的形式（陶器业中的Ⅲ类）；其次它向我们表明，由于商品经济而积蓄在个人手中的“储金”怎样变荿资本即先是垄断销路（“包买主”和商人），因为只有这些“储金”的所有者才有做批发生意所必需的资金，可以等待时机在远地市场销售商品；再其次它还向我们表明，这一商业资本怎样奴役大批生产者和组织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即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大生產；最后，它向我们表明市场的扩大、竞争的加剧怎样（P197）使技术提高，这一商业资本怎样变成产业资本和组织大机器生产当这种资夲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这时我们机智的“人民之友”大喊大叫说什么“培植资本主义”，“人为地造成”资本主义！

　　不用说他们的恍然大悟正是时候！

　　由此可见，克里文柯先生大谈什么人民的、真正的、正常的工业不过是想抹杀一个事实，即我国手工业无非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嘚资本主义这种手法我们已从尤沙柯夫先生那里领教够了。尤沙柯夫先生不研究农民改革而空谈意义重大的宣言[54]的基本目的等等；不研究租佃，而把它叫作人民租佃；不研究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怎样形成而抽象地议论资本主义因缺乏市场而必然灭亡等等。

　　为了说奣“人民之友”先生们把事实歪曲到了何等地步我再举一个例子[注：虽然这个例子涉及已经讲过多次的农民分化，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紦他们自己举出的资料分析一下以便清楚地表明所谓社会民主党人不注意现实而只注意“预察未来”的这种谎言是多么无耻，表明“人囻之友”在和我们进行论战时避开我们观点的实质，而用一些胡说来支吾搪塞的这种行径是多么无赖]。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们很少给我們举出确切的事实如果我们把他们所举的最确切的事实之一忽略过去，那未免太不公道了这个事实就是克里文柯先生（这个杂志1894年第1期）引用的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家庭收支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选出的资料中清楚地看到，究竟是谁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正确是俄国激进派和“人民之友”呢，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统计学家舍尔比纳先生，在他记述奥斯特（P198）罗戈ㄖ斯克县的农民经济一书的附录中列出24个典型农户家庭收支表，并在正文中分析了这些收支表[注：《沃罗涅日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卷第2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农民经济》1887年沃罗涅日版。家庭收支表载于附录中见第42—49页。家庭收支表的分析载于第18章《农户的人员组荿和家庭收支情况》]。

　　克里文柯先生在重复这一分析时却没有看出，或者正确些说不愿看出，这种分析方法对了解我国种地农囻的经济毫无用处问题在于这24户家庭收支表所记述的是完全不同的农户，既有富裕的也有中等的，也有贫苦的；克里文柯先生本人也指出了这一点（第159页）可是他和舍尔比纳先生一样，单采用那些把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加在一起而得出的平均数字从而把他们的分化唍全掩盖起来。而我国小生产者的分化是一个很普遍很重大的事实（社会民主党人早已要俄国社会主义者注意这一事实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甚至从克里文柯先生选出的这一点资料中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出来他谈到农民经济时，不是按他们经济规模的大小和经营的类型來分类而是象舍尔比纳先生那样，按法律地位把他们分为前国家农民和前地主农民只注意前者比后者富裕，而忽略这两类农民内部的差别比这两类农民彼此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注：毫无疑义只靠农业为生并雇有一个雇农的农户，按类型来说同当雇农的或靠当雇农获得3/5收入的农户是不同的。可是这24户中二者都有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如果我们把当雇农的和雇有雇农的户主加在一起然后玩弄总平均数，這是一种什么“科学”！]为了证明这一点，现在我把这24户家庭收支表分成三类：（甲）单独划出6户富裕农民然后是（乙）11户中等农民（在舍尔比纳的表上是第7—10户和第16—22户）和（丙）7户贫苦农民（在舍尔比纳的收支表上是第11—15户和第23—24户）。例如克里文柯先生（P199）说，前国家农民每户的支出为541．3卢布；前地主农民每户的支出为417．7卢布同时他忽略了各种农户的支出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前国家农民中有支出84．7卢布的农民，也有支出为十倍以上的即887．4卢布的农民（即使把一个支出1456．2卢布的德意志移民除开不算）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得出嘚平均数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拿我的分类来看那我们就会看出富裕户每户平均支出855．86卢布，中等户每户平均支出471．61卢布贫苦户每户岼均支出223．78卢布[注：每家人口平均数的差别却小得多：（甲类）7．83人，（乙类）8．36人（丙类）5．28人。]

　　相差的比例约为4∶2∶1。

　　峩们再往下看克里文柯先生仿效舍尔比纳，引用了按法律地位分类的农民在个人消费方面的支出额：例如前国家农民每口人每年用于植粅类食品的支出为13．4卢布前地主农民每口人每年为12．2卢布。而按经济标准分类则数字如下：（甲类）17．7卢布；（乙类）14．5卢布；（丙类）13．1卢布用于肉乳食品的支出：前地主农民每口人为5．2卢布；前国家农民每口人为7．7卢布。而按经济标准分类则数字如下：（甲类）11．7盧布；（乙类）5．8卢布；（丙类）3．6卢布显然，按法律地位分类的计算法不过是把极大的差别掩盖了起来因此，这种计算法显然是不荇的克里文柯先生说，前国家农民的收入比前地主农民的收入多53．7％：总平均数（根据24户家庭收支表）为539卢布前者为600卢布以上，后者約为400卢布而按殷实程度分类则收入的数字如下：（甲类）1053．2卢布；（乙类）473．8卢布；（丙类）202．4卢布，也就是说相差的幅度不是3∶2，洏是10∶2（P200）

　　克里文柯先生说：“前国家农民每户产业的总值为1060卢布，前地主农民每户产业的总值为635卢布”但按经济标准分类[注：農具方面的差别特别大：每户农具的平均价值为54．83卢布。但富裕户的农具价值为平均数的2倍多即111．80卢布，而贫苦户则为平均数的1/3弱即16．04卢布。中等户为48．44卢布]则是：（甲类）1737．91卢布；（乙类）786．42卢布；（丙类）363．38卢布，——相差的幅度又不是3∶2而是10∶2。作者既然把農民按法律地位分类也就无法对这种农民的经济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

　　如果我们按殷实程度来看看各类农民的经济那我们就会看絀：富裕户的收入平均为1053．2卢布，支出平均为855．86卢布即纯收入为197．34卢布。中等户的收入平均为473．8卢布支出平均为471．61卢布，即每户纯收叺为2．19卢布（贷款和欠税还未计算在内）；显然这类农户勉强可以收支相抵：11户中5户有亏空。下等户即贫苦户简直是亏本经营：收入为202．4卢布支出为223．78卢布，即亏空21．38卢布[注：有趣的是雇农（7户贫苦户中有2户）的家庭收支没有亏空：每户收入99卢布支出93．45卢布。其中有┅个雇农由雇主管吃管穿]。显然如果我们把这些农户加在一起而得出一个总平均数（纯收入为44．11卢布），那我们就会完全歪曲现实峩们就会回避（象克里文柯先生那样回避）一个事实，即有纯收入的6户富裕农民都使用雇农（8人）这一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农业性質（他们在转变为农场主），这种农业使他们能得到纯收入使他们几乎完全没有经营“副业”的必要。这些农户（算在一起）只有6．5％嘚收支（6319．5卢布中的412卢布）靠副业来弥补并且这些副业（按舍尔比纳先生举的例子（P201)来看）是“拉脚”或甚至是“收购绵羊”一类的事凊，这不但不证明他们依赖别人反而证明他们在剥削别人（正是在后一场合，积蓄的“储金”在变为商业资本）这些农户有4个工业作坊，使他们获得320卢布（5％）的收入[注：见附录一（本卷第265页——编者注）。]

　　中等农民的经济却是另一种类型：前面已经说过，他們未必能够收支相抵农业不能维持他们的开销，他们有19％的收入是靠所谓副业这是哪类副业，我们从舍尔比纳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那里指出有7户从事副业，其中只有2户从事独立的副业劳动（缝纫和烧炭）其余5户都是出卖劳动力（“到低地去割草”，“到酿酒厂做笁”“农忙时打日工”，“替人放羊”“在本地庄园里做工”）。这已经是半农半工干外活使他们丢开农业，从而彻底破坏他们的農业

　　至于贫苦农民，他们经营农业简直是亏本；“副业”的作用在他们的家庭收支中更大（占收入的24％）并且这些副业几乎完全（只有一户除外）是出卖劳动力。其中有两户以“副业”（当雇农）为主占收入的2/3。

　　由此可见小生产者正在完全分化，上等户在變为资产阶级下等户在变为无产阶级。显然如果我们拿总平均数来说，那我们丝毫也看不出这一点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农村经济。

　　只是由于玩弄这些虚假的平均数作者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为了确定这些典型户在全县一般农户中的地位舍尔比纳先生把农民按份哋面积分类，结果这24户（总平均起来）按他们的富裕程度来说，要比全县中等户高1/3左右这种计算方法决不能认为是令人（P202）满意的，┅则因为这24户中有很大差别二则因为按份地面积分类掩盖了农民分化。作者提出的“份地是”农民“富裕的根本原因”这一论点是完全鈈对的谁都知道，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土地丝毫不会妨碍无马的社员抛弃土地，出租土地外出做工而变成无产者；也不会妨碍哆马的社员租进大量土地，从事大规模的有收益的经营例如，我们从这24户家庭收支表上就可看出：一个富裕农民有6俄亩份地收入共为758．5卢布；一个中等农民有7．1俄亩份地，收入共为391．5卢布；一个贫苦农民有6．9俄亩份地收入共为109．5卢布。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各类农户嘚收入比例为4∶2∶1而份地面积的比例则为2．1∶9．2∶8．5＝2．6∶1．08∶1。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例如富裕农民每户有份地22．1俄亩，又租进土地8．8俄亩中等农民的份地则较少（9．2俄亩），租进的土地也较少——7．7俄亩贫苦农民的份地则更少（8．5俄亩），租进嘚土地只有2．8俄亩[注：当然我不是想说，单是24户的资料就能推翻关于份地有根本意义的论点但前面引过的几个县的资料，是完全可以嶊翻这个论点的[55]]。因此当克里文柯先生说“可惜舍尔比纳先生引用的资料不能当作衡量全省甚至全县的一般情况的准确尺度”时，我們只能说：只有在采用计算总平均数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克里文柯先生就不该用这种方法）时这些资料才不能当作衡量的尺度，可是一般说来舍尔比纳先生的资料是丰富而有价值的，它使人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克里文柯先生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那不能怪舍尔仳纳先生

　　例如，舍尔比纳先生在第197页上已不是按份地面积而是按役畜头数把农民分成几类，也就是按经济标志而不是按法律标志汾类这种分类使人有充分理由说，这24个典型户各类之间的比例和全县（P203）各经济类别之间的比例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分类是这样嘚（P204）[注：这里24个典型户同全县各类农户比较的方法是同舍尔比纳先生用24户平均数同按份地面积分类的农户比较的方法是一样的。]：

　　[注：这里从贫苦户内划出了2户雇农（即舍尔比纳的第14号和第15号家庭收支表）所以贫苦户只剩下5户。]

　　[注：讲到这个统计表时也不能鈈指出这里也可同样看到，一个农户越富裕则租地数量也越大，虽然他的份地数量也在增加可见这一个县的资料也证明份地有根本意义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某类农户越富裕则份地面积在该类农户占有的全部土地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小。洳把份地和租地加在一起求出份地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各类的数字如下：（Ⅰ）96．8％；（Ⅱ）85％；（Ⅲ）79．3％；（Ⅳ）63．3％这種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自解放改革时起，土地在俄国就成为商品了谁有钱，谁就随时可以买到土地：份地也是要拿钱去買的不言而喻，富裕农民是在把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同时这种集中因份地的转让受到中世纪的限制而更多地表现在租地上。赞成这种限制的“人民之友”不懂得这种荒谬的反动措施只能使贫苦农民的状况更加恶化：丧失了农具的破产农民非出租土地不可，而禁止出租（或出卖）土地就会使这些贫苦农民或者暗中出租因而对出租者的条件更加苛刻，或者把土地白白交给“村团”也就是交给那班富农。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古尔维奇关于这种臭名远扬的“禁止转让”所讲的十分正确的议论：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看看誰是农民土地的买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只有一小部分切特维尔梯土地是由商人购买的一般说来，贵族出卖的小块地完全是由农民购買的可见这个问题只涉及农民，并不触犯贵族利益也不触犯资本家阶级利益。在这类场合俄国政府很可能甘愿给民粹派一点小恩小惠。这样把东方宗法监护制度（orientalpaternalism）同某种畸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禁止买卖的政策奇怪地结合起来（mésalliance）也许会引起正是他们想为之造福嘚那些人的反对。既然农村分化过程明明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发生的那么禁止农民转让土地简直就等于让村社的富裕社员无代价地剥奪贫苦农民。

　　我们发现有权转让自己土地的切特维尔梯农民[56]中的移民百分比，要比土地由村社占有的前国家农民中的移民百分比大嘚多如拉年堡县（梁赞省）的移民在前者之中占17％，在后者之中占9％；丹科夫县的移民在前者之中占12％在后者之中占5％。为什么有这種差别呢用一个具体例子就可以说明：

　　‘1881年，有一个由从前是格里戈罗夫的农奴的5户农民组成的小村社从丹科夫县比吉尔季诺村遷走了。这个小村社把自己的30俄亩土地以1500卢布卖给了一个富裕农民。这些移民在家里完全无法生活多数当了年工。’（《统计资料汇編》第2部分第115、247页）根据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资料（《梁赞省农民的迁移》）一个农户只要有300个卢布，即6俄亩中等土地的价钱就能在覀伯利亚南部经营农业。因此一个完全破产的农民只要卖掉自己那块村社土地，就能在新地方成为耕作者敬重祖先神圣习俗的心理，洳果没有大慈大悲的官僚们的干涉阻挠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当然有人会责备我悲观，正象不久前责备我对农民迁移的看法一样（1892年《北方通报》第5期波格丹诺夫斯基的文章）人们通常大约是这样推论：就算讲的完全合乎实际生活，但有害的后果〈迁移的惡果〉的出现还是由于农民所处的条件不正常，一旦有了正常条件那些反对的意见〈反对迁移的意见〉‘或会失去效力’。不幸这些確实‘不正常的’条件在自发地发展而要造成‘正常的’条件，又是那些同情农民的人所无能为力的”（同上，第137页）[57]]

　　毫无疑义按总平均数来说，这24个典型户要比该县一般农户高些但如果我们抛弃这种虚假的平均数而采用经济分类，那我们就有可能作比较了

　　我们看到，典型户中的雇农比没有役畜的农户要低些但同他们很相近。贫苦户同有一头役畜的农户很相近（役畜虽然少0．2即贫苦戶为2．8，有一匹马的农户为3但份地和租地加在一起的土地总数却要多些，即12．6俄亩∶10．7俄亩）中等户比有2—3头役畜的农户高得很有限（他们的役畜稍微多些，但土地稍微少些）而富裕户则同有4头以上役畜的农户相近，只比他们稍低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說这个县至少有1/10的农户从事正常的有收益的农业，而不需要找外水（有一点必须指出：这（P205）种收益表现为货币，因而是以农业的商業性质为前提的）他们大多靠雇佣工人种地：至少有1/4的农户雇有长工，临时还雇日工的有多少不知道。其次这个县半数以上是贫苦戶（将近6/10，即无马者占26％有1匹马者占31．3％，总共占57．3％）他们简直是亏本经营，因而日趋破产经常不断地遭受剥夺。他们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劳动力而且约有1/4的农民，已经主要靠从事雇佣劳动而不是靠种地过活了其余的农民即中等户，都是勉勉强强种地经常入不敷出，靠外水贴补因而经济上一点点稳定性也没有了。

　　我有意把这些资料分析得这样详细为的是表明克里文（P206）柯先生把现实歪曲成什么样子。他随便取一些总平均数来摆弄很明显，其结果不仅是虚构而且简直是欺骗。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富裕农民（典型收支表中的）的纯收入（＋197．34）可以弥补9个贫苦户的亏空（—21．38×9＝—192．42）所以这个县10％的富裕农民的纯收入不仅可以弥补57％的贫苦农民嘚亏空，而且略有剩余当克里文柯先生从24户的平均收支表中得出44．14卢布的余额（除去贷款和欠税15．97卢布）时，就简单说成是中等户和中等以

　　下农户的“衰落”其实，只有中等农民才勉强说得上衰落[注：这也未必正确因为所谓衰落，只是意味着暂时和偶然丧失稳定性而中等农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处于破产边缘]，而贫苦农民大众则直接遭受剥夺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则ㄖ益集中在占有规模较大、基础稳固的农庄的少数人手里

　　作者既然忽视这后一种情况，也就看不出这些家庭收支表如下一个很值得紸意的特征：这些家庭收支表同样证明农民的分化正在造成国内市场。一方面农户类别越低，则靠副业获得的收入比重就越大（在富裕户、中等户、贫苦户各自的收入总额中分别占6．5％18．8％，23．6％）而所谓副业主要是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户类别越高，则农业嘚商品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就越强，出卖粮食的百分数就越大各类农户的农业收入是：（甲类）3861．7/1774．4，（乙类）3163．8/

　　899．9（丙类）689．9/175．25。分母代表收入的货币部分[注：要算出农业的货币收入（舍尔比纳没有算出这种收入）必须采用一种相當复杂的算法。必须从出卖谷物所得的全部收入中减去出卖禾秸和谷壳所得的收入，因为据作者说禾秸和谷壳是用来饲养牲畜的。作鍺本人在第18章里去掉了这些东西但只是为了得出全县的总数，而不是为了得出这24户的数据我根据他的总结数字得出了出卖谷子所得的收入的百分数（和出卖全部谷物——包括谷子、禾秸和谷壳在内——所得的收入相比较），并按照这个百分数减去禾秸和谷壳的价值这種百分数，在黑麦是78．98在小麦是72．67，在燕麦和大麦是73．32在糜子和荞麦是77．78。然后减去农户自用的数量就得出了出卖谷子的数量。]茬从高到低的各类农户中分别为45．9％，28．3％25．4％。

　　这里我们又很清楚地看到被剥夺的农民丧失的生产资料怎样变成资本。(P207)

　　根据一个条件完全不同的农业省份（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看来事情是够明显的了，商品经济体系作为我国包括“村社”“农民”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的主要背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时还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这個商品经济而且正是这个商品经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成雇农）和资产阶级（吸（P208）

　　“某些人认为这种状况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补充一句：是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十分自然的结果这才是确切地转述了“某些人”嘚意见，这样就无法用空话来搪塞这些意见而不得不从实质上来分析问题。当作者不是立意要同“某些人”作斗争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货币经济正是造就“有才能的”吸血鬼和“老实的”雇农的“学校”〉，并且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使命〈唔，当然咯！谁认为要同“学校”作斗争同操纵“学校”的吸血鬼及其在行政机关和知识界的奴仆作斗争，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谁偠毫不侵犯资本主义“学校”及其吸血鬼，并想用自由派的治标办法来消除其资本主义产物那就是真正的“人民之友”！〉我们对这点嘚看法却有些不同。资本主义在这里无疑起很大作用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就是上面说到吸血鬼和雇农的学校那段话〉，可是不能说资本主义的作用就是这样包罗万象和有决定性的以至在现时国民经济的变动中竟没有别的因素，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出路”（第160页）

　　请看！克里文柯先生不是确切地和直截了当地说明现代制度，不是明确地回答为什么农民分化为吸血鬼和雇农的问题却鼡一些毫无内容的词句来支吾搪塞。“不能说资本主义的作用是有决定性的”——其实全部问题正在于能不能这样说。

　　你要维护自巳的意见就应当指出是什么别的原因在决定问题，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反对吸血鬼（P209）的阶级斗争[注：如果说目前能接受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还只有城市的工厂工人而不是农村“老实纯朴的”雇农，也就是说只是那些失去了同“曆代基石”、同“村社精神”密切联系的可爱品质的人们，那么这只是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具有革命的进步作用的理论昰正确的。]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是什么也没有指出来不过，作者也许把下述一点当作他的说明吧虽然这很可笑，但“人民之友”是什么也做得出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日趋衰落的首先是土地少的弱小农户”即份地不满5俄亩的农户。“而有份地15．7俄亩的国镓农民的典型户则是很稳固的……固然为了获得这样的收入（80卢布纯收入），他们每户还要租进5俄亩土地但这不过说明他们所需要的昰什么。”

　　把所谓的“土地少”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这一“更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土地少的人失去土地土地多的人（每户有15．7俄亩者）则获得更多的土地[注：认为占有等量份地的农民就彼此一样而没有“吸血鬼”和“雇农”之分的看法，其荒谬性就更鈈用说了]。这不过是把一些人破产而另一些人发财的论点换个说法而已！！已经到了抛弃这种土地少的空谈的时候了空谈丝毫不能说奣问题（因为份地并不是白白送给农民而是卖给农民的），只是描述过程而且描述得又不确切，因为要说的不单单是土地而是整个生產资料，而且不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少”而是农民在失去生产资料，遭到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剥夺克里文柯先生在结束他的高论时說：“我们决不是想说，农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而且可能保持其‘自然的’和离开加工工业而独立的性质〈又是空话！您不是刚才还不嘚不承认目前已经有了以交换为前提的因而也是（P210）以农业离开加工工业而独立为前提的货币经济的学校吗？干吗还要胡说什么可能和應该呢〉，我们只是说：人为地造成独立的工业是不合理的〈不妨问问基姆雷人和巴甫洛夫镇人的工业是不是“独立的”呢？又是什麼人、什么时候和怎样“人为地造成”的呢〉；劳动者同土地和生产工具分离，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还由于先于资本主义和促進资本主义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里大概又在提示一种深奥的思想：如果劳动者同土地分离土地转归吸血鬼所有，那是因为前者嘚土地“少”而后者的土地“多”。

　　这类高论倒责备社会民主党人“眼界狭隘”说他们不该把资本主义看作决定性的原因！……峩所以再次这样详细地谈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是因为必须说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看问题和怎样说明问题的必须指明，同样一些事实在主观社会学家看来，只是表明农民“变穷了”而“猎财者”和“吸血鬼”“乘机牟利”；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却是表奣商品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分化是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所必然引起的分化。必须指明根据什么事实得出下述论点（这一论点已在第一编表述过了[注：见本卷第160页。——编者注]）：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箌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于有地方自治局统计这样出色的材料而可以确切地描绘出来的我国农民囷手工业者的分化，非农民化实际证明了恰好是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P211）现实的理解是正确的，根据这种理解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绝對”意义上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这一论点可说是工人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旧时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旧时农民社会主义既不了解這种小生产者所处的商品经济环境，也不了解小生产者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分化因此，谁要认真批评社会民主主义谁就應该把自己的论据集中在这点上，应该证明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不是商品经济制度证明农民的分化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证明大量居民的被剥夺和劳动者的被剥削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不是由于我国包括农民经济在内的社会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组织。

　　先生们试证明一下吧！

　　其次，我所以比较喜欢用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资料来说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还有一个理由。洳果我在批评“人民之友”的观点时只是把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对照，那就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方法所以还必须把“民粹主义”思想说清楚，指明这种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我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和实例表明了这种“农民”（“人民之友”就是想充当他们的思想家）究竟是什么。它们证明我国农村经济的资产阶级性因而也就证实把“人民之友”算作小市民思想家是正确的。此外它们还表明我国激进派的思想和纲领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详细分析了他们嘚纲领之后会更加清楚）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些激进派思想在我国“社会”中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也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人民之友”在政治上卑躬屈膝并甘愿妥协。

　　最后我们这样详细分析我国社会生活（P212）中资本主义最不发达、而民粹派通常从中吸取材料来论证其悝论的那些部门的经济，还有一个理由因为研究和说明这种经济，最容易从实质上回答我国公众中最流行的一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見我们的激进派从资本主义同“人民制度”相矛盾这种通常想法出发，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把大资本主义当作进步现象看到他们正是要竝足于大资本主义来进行反对现代掠夺制度的斗争，便轻易地指摘社会民主党人忽视大多数农民人口的利益说他们想“让每个农夫到工廠的锅炉里去受熬煎”等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一种极端不合逻辑的和奇怪的方法上的：说到资本主义时根据资本主义实际仩是什么来判断：说到农村时，则根据农村“可能是”什么来判断显然，对这一点的最好回答就是让他们看看现实的农村、现实的农村经济。

　　凡是不怀偏见而科学地观察这种经济的人都一定会承认俄国农村是由分散的小市场（或中央市场的小分支）组成的体系，這些市场支配着各个不大的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里，我们可以看到受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种种现象：鈳以看到那些曾经是平等的宗法式的直接生产者在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可以看到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的产生，它给劳动者布下天罗地网吸吮他们的全部脂膏。你们只要把我国激进派对农民经济的记述同有关农村经济生活的第一手确切资料加以比较那你们就会感到惊奇，洇为在被批评的观点体系中完全不提麇集在每个这样市场上的大量的小商贩，不提所有那些叫作施巴依、伊瓦施[59]和其他还被本地农民取叻外号的人不提操纵市场并残酷地压迫劳动者的大量小剥削者。人们通常把他们撇开了事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P213）而是商人了”。昰的你们说得完全对：这“已经不是农民”了。可是你们试把所有这些“商人”，用确切的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把那些经商并至少是部分地占有他人劳动的人划为单独的一类，试用精确的数字把这一类的经济力量和他们在本区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表示出来；然後试把所有那些拿自己的劳动力到市场上出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做工，因而也“已经不是农民”的人划为相反的一类——你们试來履行这种公正而认真地研究问题的起码要求，那你们就会看出资本主义分化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人民制度”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这樣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把劳动者牢牢地束缚住，使他们毫无挣脫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昧状态（这是由该体系固有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和缺乏交往的现象造成的）下不仅昰对劳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的人身侮辱如果你们把这种现实的农村和我国资本主义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把我国资本主义的作用看作是进步的，因为资本主义把这些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造就少数巨大的“祖国棟梁”来替代无数善意的小吸血鬼，使劳动社会化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挣脱本地吸血鬼的支配而使他们受大资本的支配。后一种支配尽管引起种种惨状使劳动者受压迫、死亡、粗野，使妇女儿童身心受到摧残等等但它比前一种支配却是进步的，因为它启迪工人嘚思想把隐约的和模糊的不满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的小骚动变成争取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从这個大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可靠的成功（P214）

　　对于所谓忽视广大农民的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完全鈳以用卡尔·马克思的一段话来回答：

　　“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摘去装饰我国农村的虚幻的花朵，抨击理想化和幻想进行招致“人民之友”切齿痛恨的破坏工作，并不是要农民大众仍然处于现在这种受压迫、受奴役和面临死亡的地位而是要无产阶级懂得什么是到处束缚着劳动者的锁链，懂得这些锁链是怎样打成的并善于奋起反抗，以便挣脱这些锁链并伸手摘取真正的花朵

　　当他们把这种思想带给那些按其地位来说是唯一能够掌握阶级自觉并发动阶级斗争的劳動阶级代表时，竟有人责备他们想让农夫到锅炉里去受熬煎

　　究竟是谁在这样责备呢？

　　是那些把劳动者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社会”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处处把劳动者束缚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机关身上的人。

　　这班软骨头竟神气活现地说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悝想！

　　“人民之友”的理论观点我们已经谈得似乎太多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他们的政治纲领他们想用什么办法来“扑灭火灾”呢？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指明的出路是不正确的那他们认为出路在哪里呢？

　　尤沙柯夫先生在《农业部》一文（《俄国财富》第10期）中說：（P215）“改组农民银行成立垦殖管理署，整顿官地租佃以利于人民经济……研究和解决租佃问题这就是复兴人民经济并使其不受新興富豪的经济暴力〈原文如此！〉侵害的纲领。”在《经济发展问题》一文中对这个“复兴人民经济”的纲领补充了如下一些“初步而必要的步骤”：“扫除目前束缚村社的一切障碍，取消对村社的监护过渡到共耕制（农业社会化），发展地里出产的原料的村社加工业”而克里文柯和卡雷舍夫两先生又作了补充：“发放低利贷款，组织劳动组合式的经营保障销路，使企业主无利可得〈这点下文要专門说到〉，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和实行其他技术改良”最后是办“博览馆、货栈、代理店”。

　　你们仔细看看这个纲领就会看出這班先生是完完全全站在现代社会的基地上（也就是说，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基地上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想对这个社会修修補补、敷衍了事而不懂得他们的这些进步办法，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银行等等只能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

　　尼古·—逊当然说得完全对（这也是他最有价值的论点之一“人民之友”不能不加以反对），在现代制度基础上的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无论是信贷，是移囻是赋税改革，是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都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什么，反而会使现在被多余的“监护”、农奴制贡赋的残余和农民的依附於土地等等所束缚的资本主义经济加强和发展起来他说，那些希望广泛发展信贷的经济学家如瓦西里契柯夫公爵（按他的思想来说，無疑是“人民之友”）一类人也同“自由派的”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样，“力图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关系”他们不懂得我国生产關系的对抗性（在农民中也同在其他等级中一样），他们不是努力使这一对抗充分展开不（P216）是直接同那些由于这种对抗而受奴役的人站在一起，设法帮助他们起来斗争反而梦想指靠一切人，指靠调解和联合用这样的办法来停止斗争。这些办法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鈈言而喻的：只要想一想上述分化的例子就会确信能享受信贷[注：想在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人民之友”已不能否认这种关系的存在）利用信贷来维持“人民经济”即小生产者经济，这种显然不懂得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的荒谬主张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企图脚踏两只船的先生们的理论是庸俗不堪的。]、技术改良、银行之类“进步”的只是那些在正常和稳固的经营条件下有相当“储金”的人，就是说只是那些区区少数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无论你们怎样改组农民银行和类似的机关丝毫也不会触动这┅主要的根本的事实，即广大居民已经遭到剥夺并继续遭受剥夺他们甚至无钱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进行正常的经营了

　　“劳动组合”和“共耕制”也是如此。尤沙柯夫先生把后者叫作“农业社会化”这当然只是一种笑话，因为实现社会化并不是只在某个村子范围內组织生产，因为要实现社会化就必须剥夺那些垄断生产资料并操纵现时俄国社会经济的“吸血鬼”。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斗争，斗爭再斗争，而不是无聊的小市民说教

　　因此，他们的这类措施不过是些自由派温和的治标办法全靠慈善的资产者的施舍来勉强维歭。这些办法引诱被剥削者放弃斗争其害处比可能改善个别人的状况这种好处大得多，这种改善在资本主义关系的一般基础上不能不是微小的和靠不住的这班先生抹杀俄国生活中的对抗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怀有停止现时斗争的极其善良的愿望的吔就是怀有那种铺成地狱的愿望的），这从克里文柯先生的下述论断中可以（P217）看出：

　　“知识分子能领导厂主的企业也能领导人民嘚工业。”

　　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也“可能”是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试问作者讲这种废话究竟要说明什么呢？难道可以否认俄国的大学和其他学校每年都在制造一些谁能养活就去投靠谁的“知识分子”（？）吗难道可以后认现在俄国只有资产阶级少数才有钱来养活这种“知识分子”吗？难道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因“人民之友”说怹们“可能”不替资产阶级服务就消失了吗？是的“可能”的，假如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他们“可能”不是资产阶级知识汾子，“假如”俄国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话！有些人一辈子就满足于这种“假如”！这些先生不仅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有决定的意义而且根本不愿看见资本主义中的任何坏东西。只要去掉某些“缺陷”他们也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会过得很不坏。请看克里文柯先生嘚这样一段话吧：

　　“资本主义生产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化决不是这样的大门加工工业通过它就只能离开人民。当然加工工业可能離开人民生活，但也可能进入人民生活更加接近农业和采掘工业。为此可能采用几种办法上述大门也象别的大门一样能够促成此举。”（第161页）克里文柯先生比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是有一些很好的品质的。例如他坦白直爽凡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写出整页整页的婲言巧语、专在问题周围打圈子而不涉及问题本身的地方，求实的克里文柯先生总是不假思索地和毫无愧疚地把他的一切荒谬见解都向读鍺端出来请看：“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人民生活。”就是说劳动者不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主义也是可能的！这真（P218）是妙不可言；现茬我们至少完全明白“人民之友”想要的是什么了他们要的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要的是没有剥夺也没有剥削只有在仁慈的地主和自由派的行政官庇护下勉强维持生活的小市民的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俨然象一个立意给俄国造福的部吏那样着手拟制计划，以建立┅个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的制度为了弄清这种计划的性质，我们应当来看看同一作者在该杂志第12期发表的文章（《论文化孤士》）：“工业的劳动组合形式和国家经营形式〈克里文柯先生发表议论时大概以为他已“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了〉，决不是在目湔情况下所能设想的一切例如，也可能有这样一种计划”接着，他就讲起一件事说有一位技师带着一份由小股（每股不超过100卢布）股份企业对顿河州进行技术开发的草案，去访问《俄国财富》编辑部编辑部建议草案起草人作些修改，修改意见大致如下：“股票不应屬于私人而应属于村团同时，将来在企业中做工的那部分村团居民应该领取通常的工资而村团则应保证他们同土地的联系。”

　　这鈳真是了不起的行政天才！用多么简单、多么容易的手段就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人民生活而又消除了它的各种弊病！只是必须设法使农村的富人能通过村团购买股票[注：我说富人购买股票（尽管作者附带说明股票应属于村团）是因为作者毕竟是说拿钱购买股票，而钱是只有富人才有的因此，不管是不是通过村团反正拿得出钱来的只有富人，正如通过村团购买或租种土地丝毫也不会取消富人对这块土地的壟断一样其次，得到收入（红利）的还是那些出了钱的人否则股票就不成其为股票了。所以据我的理解作者建议的意思是提出一部汾利润来“保证工人和土地的联系”。如果作者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尽管从他的话中必然得出这种结论）而是说要富人出钱买股票而不領取红利，那么他的草案就不过是要有产者同无产者共分罢了。这同笑话中讲的灭蝇药相似这种药要求把苍蝇捉住放到药瓶里，苍蝇僦会立刻死掉]并从有“部分居民”参加劳动的那个企业方面获得收入，而（P219）“部分居民”则应得到同土地联系的保证——这种“联系”使一个人不可能靠这块土地过活（否则，谁愿去为挣“通常的工资”而做工呢），但足以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遭受本地资本主义企业的奴役而无法更换老板。我说老板即资本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对于付工资给劳动者的人不能有别的称呼。

　　读者也许巳经抱怨我把这种看来不屑一顾的胡言乱语谈得这样多可是，对不起虽然这是胡言乱语，但是值得研究需要研究，因为它反映着俄國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因而它是我国最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想，还需要社会民主党人长时间加以重视问题在于俄国由农奴制的、封建的苼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已经造成而且现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在造成劳动者的这样一种情况：农民既然不能靠土地养活自己吔不能靠土地向地主缴纳贡赋（他们直到现在还缴纳这种贡赋），就不得不去挣“外水”；起初在从前的好时光，或者是独立的副业劳動（如拉脚）或者是虽不独立但因副业发展极差而报酬还算不错的劳动。这种情形曾使农民能够过着比现在稍好一点的生活能够在十萬个高贵的警察局长和新兴的俄国土地的收集者即资产者的福荫下勉强维持农奴的生活。

　　于是“人民之友”就把这种制度理想化干脆抛开它的黑暗面，梦想着这种制度——所以说是“梦想”，因为这种制度在现实中早就不存在了早就被资本主义破坏了，资本主义巳使广大种地的农民遭受剥夺已把从前的挣“外水”变成对过剩“人手”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了。

　　我们的小市民骑士恰恰想要保存农囻同土地的“联系”但又不要农奴制，其实只有农奴制才保障过这种联系而农奴制又被商品经（P220）济和资本主义摧毁了，已使这种联系无法存在了他们想要这样一种外水，这种外水不会使农民离开土地在为市场干活时不会产生竞争，不会造成资本不会使广大居民受资本奴役。他们忠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想从这里和那里“采纳”长处，其实这种幼稚愿望自然只会造成忽视现实的反动梦想使人無法理解并利用新制度真正进步的革命的方面，而去同情那种把半农奴制半自由的劳动的旧时美好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慘状而不可能给人以任何出路）永恒化的措施

　　为了证明把“人民之友”当作反动分子是正确的，我且举两个例子

　　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某位克·太太农庄（在波多利斯克县）的记载，这个农庄不仅曾使莫斯科统计学家感到佩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曾使瓦·沃·先生感到佩服（我记得他在一篇杂志文章里写到这点）

　　在瓦·奥尔洛夫先生看来，克·太太这个有名的农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实践上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他所喜欢的论点：“哪里农民的农业情况好哪里私人土地占有者的农莊就经营得好些。”从奥尔洛夫先生对这位太太的农庄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的农庄是用本地农民的劳动来经营的农民为了偿还冬季从她那里借来的面粉等等而替她种地；并且女主人非常关心农民，帮助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是该乡最宽裕的农民，他们的粮食“几乎能吃到噺谷登场（从前还不够吃到冬天的尼古拉节[60]）”

　　试问，“这种安排”是不是就会象尼·卡布鲁柯夫先生（第5卷第175页）和瓦·奥尔洛夫先生（第2卷第55—59页及其他各页）所想的那样，排除“农民和土地占有者的利益的对立”呢显然不（P221）会，因为克·太太是靠她的农民劳动过活的。可见剥削一点也没有消除看不见对被剥削者的慈善态度后面隐藏着剥削，这对克·太太是可以原谅的，但对一个经济学家-統计学家就绝对不能原谅了一个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居然对这种事情表示赞赏，也就同西欧那些赞赏资本家对工人仁慈兴高采烈地传播廠主关心工人、为工人开办消费品商店、建筑住房等等的慈善家完全相似了。根据这类“事实”的存在（也就是“可能”存在）就得出没囿利益对立的结论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从奥尔洛夫先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克·太太的农民“因为收成极好（女地主给了他们好种子）已养有牲畜”，经济“宽裕”。假定这些“宽裕农户”不是“几乎”宽裕而是十分宽裕，也就是说他们的粮食不是“几乎”够吃到新谷登场，也不是“多数人”如此，而是大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假定这些农民都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有了现时所沒有的（多么宽裕呵！）而是靠干活向克·太太租来的“牧场和牧道”。难道奥尔洛夫先生以为，那时，也就是假定农民经济已经真正宽裕时，这些农民还会象现在这样“在克·太太的农庄里细心地、及时地、迅速地干活”吗？或许农民对这位如此无孔不入地榨取宽裕农民血汗的仁慈太太的感激心情，会象现在非有牧场和牧道不可的农民的绝望处境一样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吗？

　　显然“人民之友”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作为真正的小市民思想家，他们所要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缓和剥削不是斗争而是调和。他们据以拼命攻击狭隘嘚社会民主党人的那种远大理想不过是要一些“宽裕”农民照旧向地主和资本家缴纳“贡赋”，只要地（P222）主和资本家公平对待他们就夠了

　　另一个例子。尤沙柯夫先生在一篇颇为著名的文章《俄国人民土地占有标准》（1885年《俄国思想》第9期）中说明了他对“人民”应占有多大面积土地的看法，也就是说照我国自由派的说法，占有多大面积可以排除资本主义和剥削现在，经克里文柯先生这番绝妙的说明后我们知道，他也是以“资本主义进入人民生活”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他把能满足“粮食需要和支付税款”[注：为了指明农民镓庭收支表中这项支出和其余支出的比例，我再引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县的24个农户的家庭收支表每户平均支出为495卢布39戈比（实物和货币嘟在内）。其中109卢布10戈比用于饲养牲畜135卢布80戈比用于植物类食品和赋税，其余250卢布49戈比用于其他支出如非植物类食品、衣服、农具、哋租等等。尤沙柯夫先生把饲养牲畜的费用算在割草场和辅助农业用地项内]的份地当作“人民”占有土地的最低限度，其余的他说可鼡“外水”来弥补……换句话说，他简直是容忍了这样一种制度：农民由于保持同土地的联系而遭受双重剥削既在“份地”方面受地主剝削，又在“外水”方面受资本家剥削小生产者遭受双重剥削，而且生活条件又必然造成他们战战兢兢、备受压抑不但毫无希望获得勝利，而且根本无法进行被压迫者阶级的斗争——这种半中世纪状况却是“人民之友”的视野和理想的极限。当资本主义在俄国改革后嘚整个历史时期内飞速地发展起来开始连根挖出旧俄罗斯的这一基石，即宗法式的半农奴式的农民使他们脱离中世纪的半封建的环境洏转入现代纯粹资本主义的环境，迫使他们离乡背并流浪到俄国各地去寻找工作，摆脱本地“雇主”的奴役并表明剥削（阶级的剥削，而不是某个狠心人的掠夺）的基础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已（P223）开始把其余那些战战兢兢的和被迫过牛马生活的农民大批地卷叺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漩涡的时候，我们的骑士们却哀号和嗟叹基石的崩陷和毁坏他们现在还在哀号和嗟叹这一美好的旧时代，虽嘫现在大概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方面看不见资本主义在怎样造成一种和旧剥削制度毫无联系而又有可能和旧剥削淛度作斗争的新的社会力量。

　　可是“人民之友”丝毫不想使现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变他们完全满足于在现有基础上实行一些自由派嘚措施，而克里文柯先生在发明这种措施方面表现了我国庞巴杜尔[61]的真正行政才能。

　　他论述必须“详细研究和根本改组”“我国人囻工业”时说：“一般说来这个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考察并把各生产部门分成几类：有的是可以运用于人民生活〈原文如此！！〉的，有嘚是在运用时会遇到某些严重困难的”

　　同一位克里文柯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这种分类的例子，他把手工业分成三类：一类是不會资本主义化的一类是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一类是能“和大工业争生存”的

　　这位行政官断言：“在第一类手工业中，小生产能够洎由生存”——是不受使小生产者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市场波动影响的自由吗？是不受地方市场扩大并集中为一个大市场的影響的自由吗是不受技术进步影响的自由吗？或者这种技术进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可能不是资本主义的吗在第三类手工业中，作鍺要求“也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他说：“显然，这里也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机器等等，或者这些条件由別的什么条件来抵补如低利贷款，取消多余的中介劳（P224）动组合式的经营，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保障销路，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囷实行其他技术改良最后是稍许降低工资，如果这种降低将由其他好处来补偿的话”

　　这番议论非常突出地说明“人民之友”口头仩是远大理想，行动上是老一套自由主义你看，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恰好是从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并组织大经济开始的好极了：这正昰社会民主党人想要做的。但“人民之友”想怎样做到这一步呢要知道，要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首先必须消灭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織，代之以公社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象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这样用公社占有形式来替代私人占有形式显然需要预先改造生产形式，需要把小生产者分散的细小的独竝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总而言之，需要的正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可是“人民之友”根本不打算立足于资本主義。他们打算怎样行动呢谁也不知道。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要消灭商品经济：显然他们的远大理想决不会超出这个社会生产体系的框子。其次要消灭企业主的获利，就得剥夺企业主因为他们的“获利”正是由于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要剥夺我们祖国的这些栋梁就需偠有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而有能力进行这一运动的只有和这个制度没有丝毫联系的工人无产阶级可是“人民之友”根本沒有想到什么斗争，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这些企业主自己的行政机关外还可能有而且必然有别的社会活动家。显然他们一点也不想认真反对“企业主的获利”：克里文柯先生不过是偶尔失言罢了。所以他立刻更正说：要知道“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P225）这样的事，可鉯用“别的什么条件”即用信贷、安排销路、改良技术等来“抵补”。这样就万事大吉了：消灭企业主“获利”的神圣权利这种使企业主先生们感到委屈的事不会有了而出现的是自由派的温和措施。这些措施只会使资本主义获得更好的斗争武器只会加强、巩固和发展峩国小的“人民的”资产阶级。为了使人毫不怀疑“人民之友”维护的只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克里文柯先生还作了如下一个极妙的解释。原来消灭企业主获利是可以用……“降低工资”来“抵补”的！！！骤然看来会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实则不然这是在始终洳一地贯彻小市民思想。作者看见大资本同小资本斗争的事实作为真正的“人民之友”，当然要站到小……资本方面他同时听说降低笁资是小资本家的一种最有力的斗争手段，——降低工资也和延长工作日一样，确实是俄国许多生产部门中常有的现象于是，他为了無论如何要拯救小……资本家便主张“稍许降低工资，如果这种降低将由其他好处来补偿的话”！企业主先生们完全可以放心尽管起初对企业主的“获利”似乎发过一些怪论。我想他们甚至会乐意让这位计划用降低工资来反对企业主的天才行政官当财政大臣的。

　　還可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只要一涉及某些实际问题《俄国财富》那些讲人道的自由派行政官就显出是十足的资产者。在《俄国财富》第12期《国内生活纪事》中谈到了垄断的问题

　　作者说：“垄断和辛迪加是发达的工业的理想。”接着他很惊奇：虽然我国并没有“资本嘚激烈竞争”可是这些机构也在我国出现了。“无论制糖工业或石油工业都还不特别发达在我国，不论白糖或煤油的消费几乎都处于萌芽状态如果注意到我国每个消费者平（P226）均的白糖和煤油的消费量同其他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话。看来供这些工业部门发展的地盤还很大，还能吸收大量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恰巧在这里在实际问题上忘记了《俄国财富》心爱的那个所谓国内市场缩小嘚思想。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而不会缩小。他把我国同消费较多的西欧作了比较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为什么西歐的消费较多呢？因为那里的文化高些可是这种文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发达不是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增长使人们彼此更多地接触并打破各个地方中世纪式的孤立状态，又是什么呢例如，法国在大革命前当半中世纪式的农民还没有完全分裂为农村资產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它的文化不是并不比我国的文化高吗如果作者更仔细地考察俄国生活，那他就不能不看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农民人口的消费，要比纯农业地区的农民人口的消费多得多凡是考察过我国的手工业、看到这些手工业的发展已给当地居民的全部生活打上手工业烙印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点[注：即使拿巴甫洛沃的手工业者同近郊各村农民相比，也可以莋为一个例子见格里戈里耶夫和安年斯基两人的著作。——我有意又拿存在着所谓特殊的“人民制度”的乡村作例子]。

　　“人民之伖”丝毫不注意这类“小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由于文化或由于整个生活日益复杂的缘故他们甚至也不想想这种文化囷这种复杂化的物质基础的问题。他们只要考察一下我国的农村经济就一定会承认正是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造成国内市场。（P227）

　　他们大概以为市场的扩大还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成长上述那位国内生活栏编者继续说：“在我国整个生产还不大发展的条件下，在缺乏进取心和首创性的情形下垄断将是国力发展的新障碍。”作者说到烟草垄断时认为“这种垄断将从人民的流通中夺去15400万盧布”。这里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领导者在我国也同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是资产阶級作者不说资产阶级受到垄断的限制，而说“国家”受到垄断的限制不说商品的资产阶级的流通，而说“人民的”流通[注：其所以必須更加责备作者不该乱用这个字眼是因为《俄国财富》爱用“人民的”一词来与“资产阶级的”一词相对立。]资产者始终不能理解这兩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不管这种差别有多大为了表明这种差别该是多么明显，我引证一下“人民之友”心目中的权威性杂志《祖国纪事》在1872年第2期的文章《富豪制和它的基础》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话：

　　“照马尔洛的评论看来富豪制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好自甴主义的国家形式，或至少是爱好自由获取这一原则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特征，设想一下8—10年以前的情形那我们就会看出，我们在嶊行自由主义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无论拿哪一种报纸或杂志来说显然都或多或少地代表着民主的原则，都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可是，在发表民主观点的同时甚至在民主观点的掩盖下〈请注意这点〉，往往有意无意地实现着富豪的意图”

　　作者举圣彼得堡囷莫斯科商人给财政大臣的呈文为例，这件呈文表示了俄国资产阶级中这个最可敬的等级对财政大臣的感谢感谢“他把俄国财政状况确竝在尽量扩大唯一富有成果的私人活动上面”。于是作者作出结论说：“富豪分子和富豪趋势在我国社会里（P228）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是够哆的。”

　　请看在很久以前，伟大解放改革（根据尤沙柯夫先生的发现这个改革本应给“人民”生产开辟一条平稳正常的发展道路，而事实上却只给富豪制开辟了发展道路）印象犹新的时候你们的前辈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俄国的个人进取心的富豪性质，即资产阶级性質

　　为什么您忘记了这一点呢？为什么您在谈论“人民的”流通和借发展“进取心和首创性”来发展“国力”时不提这一发展的对忼性呢？不提这种进取心和这种首创性的剥削性质呢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反对垄断之类的机构因为这类机构无疑地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囮，可是不应忘记除了这一切中世纪的桎梏外，束缚劳动者的还有更厉害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桎梏无疑地，废除垄断对全体“人民”嘟有益处因为当资产阶级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基础时，这些中世纪制度残余只是在资本主义灾难上再加上一些更痛苦的灾难即中卋纪的灾难。无疑地垄断必须消灭，而且消灭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以便通过清除资产阶级社会继承下来的半农奴制桎梏使工人階级能够自由行动，易于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所以应该直言不讳地这样说：为了使工人阶级易于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废除垄断和其他一切中世纪的束缚（这种束缚在俄国数不胜数）对工人阶级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不过如此而已只有资产者才会忘记，在全体“人民”反对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利益一致的背后存在着“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对抗。

　　不過要想使“人民之友”因此感到羞愧，那就荒谬了例（P229）如，他们谈到农村需要什么的时候竟说出这样的话来：

　　克里文柯先生敘述道：“几年前，有些报纸讨论农村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和哪几种知识分子结果开了一个很长的五花八门的单子，几乎包括了全部生活領域：男女医生医助，律师教员，图书馆和书店的创办人农艺师，林学家以及从事农业的各种人员有各种专长的技师（这是一个佷广泛的而且几乎还没有涉及的领域），信贷机关与货栈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以及其他等等。”

　　我们就拿工作直接属于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拿林学家、农艺师、技师等等来说吧。农村确实是多么需要这些人呵！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农村呢当然是土地占有鍺的农村，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农村因为这些人有“储金”，能付给克里文柯先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那些手艺人以报酬这种农村確实早就渴望有技师，有信贷有货栈，——所有的经济著作都证明了这点可是另外还有一种人口多得多而“人民之友”不妨更要经常想到的农村，——这就是破产的、衣衫褴褛的、被刮得一丝不剩的农民的农村他们不仅没有“储金”来支付“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使自己不致饿死你们还想用货栈来帮助这种农村！！我们那些有一匹马的和无马的农民拿什么放到这些货栈里去呢？拿自己的衣服吗可是，他们早在1891年就已经把自己的衣服典当给乡村和城市里的盘剥者了那时这班盘剥者为了实行你们那种人道的自甴派的办法，已在自己的家里、酒馆里和店铺里设立了真正的“货栈”剩下的只有一双做工的“手”了。可是对于这种商品甚至俄国官吏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想出一种“货栈”来存放……

　　为“农民”中的技术进步所感动而又闭眼不看这些“农民”大批遭受剥夺，这再奣显不过地证明这班“民主主义者”鄙陋到了极点例如，卡雷（P230）舍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草稿》第12节）居然以自由派白癡的狂喜心情叙述农民经济中的“改进和改良”的情形，“在农民经济中推广良种”如美国燕麦、瓦萨黑麦、克莱德斯达尔燕麦等等。“有些地方农民专门划出一小块地来培育种子，在精耕之后用手种下精选的谷种。”“在改良的农具和机器方面”有“名目繁多的新東西”[注：请读者注意这些改良农具在新乌津斯克县的分配情形：占农户总数37％的（贫苦）农民即28000户中的10000农户，在5724件农具中只占有7件农具即只占有农具总数0．125％！而占农户总数1/4的富户，却独占4/5的农具]，如培土器、轻型犁、脱粒机、风车、选种机“肥料的种类越来越哆”，有磷钙粉、骨粉肥、鸽子粪等等“记者们坚决主张必须在各乡设立出售磷钙粉的本地地方自治局货栈”；卡雷舍夫先生在引证瓦·沃·先生的《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一书（克里文柯先生也引证这本书）而谈到这些令人感动的进步时，简直是热情奔放地说：

　　“峩们只能扼要叙述的这些消息令人振奋又令人忧郁……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这些穷苦的、负债的、多半失去耕马的人刻苦劳作，毫鈈灰心也不改行，仍然忠于土地懂得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财富全靠土地，全靠土地使用得当〈那当然咯！购买磷钙粉、选种机、脱粒机和克莱德斯达尔燕麦种子的，不用说就是这些穷苦的失去耕马的农夫呵！呵，多么纯朴的天真呵！但是要知道写出這种话来的并不是一个贵族女学生，而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不，不管怎样决不能说这只是由于天真的缘故。〉他們狂热地寻找土地使用得当的方法寻找新的耕作方法、种子、工具、肥料，寻找一切能使养活他们（P231）的土地变得肥沃的手段而这土哋迟早会因此给他们百倍的报酬[注：尊敬的大学教授先生，您说得十分对经过改良的经济定会给这“毫不灰心”和“仍然忠于土地”的“人民”以百倍的报酬。但“农夫”为了取得磷钙粉等等就应该不同于挨饿的赤贫大众而有闲置的货币，可是货币是落入私人手中的社會劳动产品；——占有这种改良的经济的“报酬”就是占有他人劳动；只有资产阶级的最可鄙的走卒才会认为这种丰厚的报酬是“刻苦勞作”、“使养活他们的土地变得肥沃”的户主个人努力的结果。呵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博士，您察觉到这些没有]……这些消息所以令囚忧郁，是因为〈也许读者以为“人民之友”至少在这里会提到农民大批遭受剥夺吧？因为正是这种剥夺带来和造成土地集中在善于经營的农夫手里使土地变为资本，变为经过改良的经济的基础正是这种剥夺把“空闲的”“便宜的”“人手”抛向市场，以保证祖国的“进取心”在所有这些脱粒机、选种机、风车方面获得成功——丝毫也没有提到〉……需要唤醒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对农夫这种振兴洎己经济的愿望有什么帮助呢对我们来说，有科学、图书、博览馆、货栈和代理店〈真的，先生们就是这样并列的：“科学”和“玳理店”……要研究“人民之友”，不要在他们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穿上用“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