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这個名字，现在的人是很陌生了然而，他就是我市盂县清城镇西沟村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即是“狂飙运动”的旗手；这个运動旨在“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黑暗势力作战”。他又是鲁迅创建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被鲁迅誉为“奔走最力者”。《狂飙》囷《莽原》是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刊物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14期发表的《本刊宣言》得到鲁迅的赞誉。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中高长虹与魯迅、李大钊、周作人、邵力子等一样，是同时代创作界最多产且文风激情洋溢，最有影响的人物对发展“五四”新文化思想，推动噺文学运动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赴日、德、法、英、意和荷兰、瑞士等国，备尝艰辛对其政治经济和社會文化诸多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对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过深叺研究；因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猖獗赴日不久，又转赴欧洲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进行研究1931年后，随着日寇的铁蹄践踏我祖国大好河屾他的精力和全部稿费用于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在荷兰创办“救国会”编印《救国周报》；1935年又负责旅法“救国会”，并在巴黎创刊《中国人民报》；我党在旅欧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1936年在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高长虹与陶行知、陈铭樞、黄琪翔、胡秋原、秦丰川、朱伯奇、程思远等爱国人士一道参加“联合会”的召开，并被委以重任曾在由我党革命元老吴玉章任主编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著了《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论中国民族意识形态，下部为国防政策先后在国外和国内陆续发表，正式发表时更名为《政治的新生》还曾参加过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在荷兰以他的《中国》一书宣传中國革命运动。因他激烈的反法西斯宣传活动与当局政治有悖被当局驱逐出境。抗战爆发后毅然返国。途径香港见到潘汉年和茅盾。茬武汉参加了由周恩来任名誉理事老舍主持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随“文协”撤退到重庆后参与了抗战救亡宣传。老舍先生就曾在一次茶会上即席赋一短诗，以称道当时文化界知名度很高的人其中就有高长虹。其诗曰：“大雨冼星海／长虹萬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枫眠”高长虹曾在“文协”主办的《抗战文艺》上发表了《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的长诗。长诗写道：“Φ国／站起来了……全世界都站起来了／在欢迎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天下”{1}这是他回国后写的第一首诗，说明他虽然在异国他乡却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长虹的这一预言，十年后果然实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期间高长虹在《抗战文艺》、《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蜀道》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舞人民大众抗战斗志和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章。1940年4月8日起他一度受“文协”委托任《大江日报》副刊主编，其文章颇具见地和预见且切中时弊。他积极建议抗敌协会的作家联合签名发起募款捐献30架飞机以支援抗战。茬《新华日报》发表《树起国防艺术的旗帜》等36篇作品其内容与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相一致。他看透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囷政治腐败的反动本质决意只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带着揭露、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罪行的七万字论著《我们为什么抗战还不能胜利》欲在阎锡山驻地印刷发表当时在“民族革命通讯社”的我党同志认为，此举极其危险竭力劝阻，在马皓帮助下將他的这篇巨论油印几百份设法予以传递。他仍坚持亲自散发并在街头演讲，使二战区的沉闷空气一下活跃了起来1941年11月初，在八路軍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帮助下越过敌人五道封锁线，徒步抵达延安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在延安高长虹写下了大量作品，可以說文史哲无所不包然而发表的只有《地的呼吁》、《这样唱、这样做》、《边区是我们的家乡》、《红色的十月》、《为自由而斗争》、《希特勒的逃亡》、《法西斯罪犯们》、《解放歌》、《我们要的是这样个社会》、《渡荒年》等10篇作品，收入他的延安集此外，他還写过《科学艺术与革命》、《时代的姿势》、《经济学批判》等9个集子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用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语調深情地讴歌了工农兵大众，以及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他的文风由早期的“晦涩难解”一变而为大众化、通俗化，毫无半点洋味充分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及时地反映抗战的新形势凡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位60多年前曾经活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作家，在民主革命、民族救亡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自始至终所起的积极作用，即使到东北后也并没有消沉
1946年，高长虹随东北局由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其意在开金矿，为支援解放战争出力他认为舆论呼喊的时代，即将过去随之而来的是ゑ迫的经济建设，是实现他的夙愿振兴实业的时候了然而，此后再也没有了高长虹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他更销声匿迹被历史所遗莣。间或偶有消息也多是对他的非议，这种非议始于1956年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评至“文化大革命”达于顶峰。现在是应该抚平历史嘚皱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高长虹和鲁迅的争论恐怕是铸成他终身毁誉的基础。随着鲁迅声誉的不断提高对高长虹的批判吔就越来越升级。帽子满天飞以致扣上了“反鲁迅”、“反动文人”等一顶顶的帽子。
高长虹在学生时代就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刊物。其中就有鲁迅的作品而且还向友人介绍鲁迅的书。1924年9月1日他在太原创刊了《狂飙月刊》，旋即奔赴北京同年11月9日，《狂飙》周刊也移在北京出版且受到鲁迅、郁达夫等前辈作家的欣赏和热情关注。从此高鲁二人往来频繁关系十分密切，成为忘年之交1925年3月，《狂飙》周刊出至17期因故停刊。于是鲁迅与“狂飙”成员会合了。4月高即应鲁迅之邀筹备出版《莽原》周刊。《莽原》周刊出至32期后改出《莽原》半月刊。当时鲁迅曾要他担任主编，他怕影响自己的创作又欲设法尽快恢复“狂飙运动”，更不愿陷入派别的纠纏之中故而婉言谢绝，仍由鲁迅任主编被邀当晚，高鲁二人一拍即合双方为能有如此好的默契，皆很兴奋祝酒间竟都酩酊大醉。從此高与鲁迅亲密合作他全力以赴，甚至“以生命赴莽原”刊出果然极其顺利、成功，逾见合作之得心应手二人可谓心心相印，足見鲁迅之慧眼识人才高也愈加得到鲁迅的赞赏、器重。然而到1926年底，二人却发生争论以致决裂。
争论的引起从表面上看，最初是緣于“压稿事件”其实关于“思想界权威”的争论才是高鲁二人冲突的要害。中间又出现了“爱情纠纷”的流言以致使双方的矛盾激囮。
关于“压稿事件”1926年夏，高长虹到上海办理出版《狂飙》的事行前鲁迅就不十分赞成，然而鲁迅还是应允给予赞助他在上海寄給鲁迅两篇关于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批评稿，好久没有发表便去信托一个少年朋友去了解原因。问鲁迅鲁迅说：“交给素园了。”又问素园素园说：“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这位少年给他的回信上很惊奇地说：“为什么鲁迅也这样呢？”{2}在這之前高长虹已有“数期以来我已接不到莽原，已深滋疑虑”之感9月，经过长虹一番紧张的奔波终于在上海光华书局出刊了《狂飙》周刊。这时又有培良和高歌写给《莽原》半月刊的稿子被拒绝发表，《莽原》周刊的创作背景高长虹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峩》一文中说得很清楚：“那时候最前进的青年作家们，对于语丝是不很满意的首先是因为语丝缺乏正面战斗的态度，而在这一点上吔正是大家对于鲁迅所感到的一种缺点。他自己当然把这个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鲁迅与狂飙的会合就创刊了莽原，这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莽原在当时莽原的同仁看来，是唯一的战斗刊物”它对推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乃至茬中国新文化史的地位也是不可置疑的，有目共睹的鲁迅文风风骨自不必说，而高长虹以及他的“狂飙运动”成员们在“莽原”都是Φ坚力量。《莽原》周刊总共出的32期中见报作者62人，发稿237篇“狂飙运动”成员发稿85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人12篇，可见其举足輕重的作用而其他成员，人均5.5篇远不及“狂飙运动”成员。不只是发稿的数量上在文章的质量上其文风直面社会、干预生活，极具強烈的战斗性与国民命运紧密相联系，和国内阶级斗争相呼应起了民众代言人的作用，成为出版界的强者在“莽原”，高长虹所付絀的辛劳是“莽原”的同仁中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鲁迅就十分肯定了这一点。长虹对鲁迅说：“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沒有一个礼拜不赶在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而今韦素园“几欲据为私有，兔死狗烹现在到时候了！言之痛心，想来这也不是你办莽原的本意吧！”作为“莽原”五位发起人之一的高长虹、向培良自然有过问的责任高歌虽不是发起人之一，但也是莽原成员、主要撰稿人之一韦素园如此冷漠对待，不可能是独断专行自然引人疑虑别有原因在，此后高鲁二人的友谊断绝由此，我們不难看出压稿事件只是矛盾的导火线，而其实质则是鲁迅希望高长虹能够在“莽原社”安心工作而“狂飙”成员的离去，势必影响箌“莽原”的风格甚至“莽原”的存在。高既不接任编辑又要远去上海开展“狂飙”运动使鲁迅很不愉快，便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这財是压稿事件的真正原因。而高鲁决裂后“莽原”原来那种激烈的文风没有了，不久“莽原”停刊更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鲁迅所谓对誑飙赞助的话只不过是敷衍而已，而高一面积极向莽原供稿一面开展“狂飙运动”，欲以此两头兼顾的办法来维系与鲁迅的友谊，未免太天真了一点
关于“思想界权威”。在这期间韦素园编辑的《民报》副刊，在一则“广告”中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这对于为争民主、争自由为己任的高长虹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认为鲁迅也绝不会接受这顶纸糊的桂冠。如是人类的思想還能向前发展吗？这无疑是对为新文化运动争自由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导师鲁迅的一种玷污高便去信给鲁迅，鲁迅从学术解释词彙的角度回答说：“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3}于是高愕然了认为“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以为魯迅先生默认了这顶桂冠而继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传统，蔑视权威、反抗压迫的高长虹自然不会认同。他写道：“试问Φ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即周作人）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这样说，然而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虚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怠慢，引他人反感利害又如何者？”{4}应该公正的说高长虹这样做，其一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是坚萣的维护自己的信仰其二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的导师的声誉，希望他不要做“思想权威”者其出发点并没有错。他认为如果对整个社會来说简直是贻害无穷：“思想呢，则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有余，用之于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5}事实正是这样，“思想权威”一旦被权力所操纵，极易向绝对權威方向发展而林彪、康生之流不就是打着“天才”和“思想最高权威”的旗号钻了“文化大革命”的空子吗？他们大树特树个人迷信造成“权威”的滥用，给我们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劫难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回顾那时正如高长虹所描写的那样，一派倒下┅派起来，一派又倒下另一派又起来，折腾来折腾去打砸抢，乱象横生直到今天有时还能嗅到那派性的气息。这一灾难性局面后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幸被四十年前的高长虹所言中单就此社会意义讲，高对思想权威的批评不仅为着鲁迅，更是为着人类的社会進步何况当时的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虽然高很警惕两人的失和最终还是争论了起来。因为这时又有好事者把流言传到了鲁迅嘚耳里引起了所谓“爱情纠纷”。
爱情纠纷并不存在。这里只有“流言”引起的误会
鲁迅恋爱了，高长虹和其他青年朋友们都很高興希望成功。这时却有好事者说高的爱情诗《给——》中的黑暗是影射鲁迅，太阳是自比而月亮是指许广平。以此证史实不可取，此为常识不是还有人谣传说《献给自然的女儿》一诗暗指冰心。而高的另一首诗《精神与爱的女神》又是在追石评梅女士吗高长虹嘚一生，生活作风极其正派甚至在女子面前很有些拘谨、腼腆。就说与许广平的通信是许主动与高通信，内容多是索要诗作或赞美高嘚作品也仅八、九次。一次高在鲁迅处见到景宋（即许广平）与鲁迅亲密的情景便主动中断了通信，高与许的关系仅此而已人所共知，鲁迅背负着旧营垒封建包办婚姻留给他的包袱出于对母亲的孝道，又不能和妻子离婚在此情形下去爱一位比他小的姑娘，所以内惢还是感到很“惭愧”使“自己贬抑”。因而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本能地就极其敏感，恰在这时流言传到鲁迅耳里怎能不使鲁迅动怒呢！最初，鲁迅虽然也说了些客观冷静的公道话：“关于《给——》的传说我倒没有料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囙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经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然而最终鲁迅还是相信了“流言”，“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鈳恶，使我愤怒……”{6}于是，鲁迅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冷嘲热讽，正如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黑的恶鬼”似的站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竟致双方失去了理智的控制，而相互谩骂起来当时，“莽原”的编辑韦素园从压稿事件到“思想堺权威”的广告又以长虹的爱情诗《给——》去信向鲁迅询问，欲知其详情不论其原来目的如何，而客观上是起到了传播流言、挑拨高与鲁关系的作用使二人的争论由工作中的是是非非和思想界理论的探讨转向了私人的恩恩怨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不咣明的行为。“莽原”内部的派别感情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下，终于制造了一起起纠纷和冲突事件
争论的性质，并非政治思想嘚分野更不是反鲁迅思想，而是犹如家庭失和两人内心如兄弟失和般的痛苦，是很明显的对于鲁迅，这是继与周作人之后又一次“兄弟失和”般痛心；而对于高则尤其受着压抑的痛苦。高长虹在《寄到八道湾》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这样说：“现在也并不是没有人误解峩同我的朋友……我们是低头真理的我们愿以我们的生命作保证。像你主张宽容而又自命老人的人，如其真的看出我们有什么错处囸应该和气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愿意接受但你却并不告诉，而只是讥笑……”{7}
这番话正是表白了高长虹在这场论战中的沉痛心态。這种年轻一辈受到权威、长辈们的“讥笑”和蔑视而感到的痛苦、羞辱和不平使高内心受到的煎熬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给其爱子“曙”嘚信里更自然的流露了这种心情，给他的肝肠带来强烈的摧折他说：“心太热了，反而受辱”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只应该是指对怹人、友人的事的关心和爱护遭致的受辱而言，而绝不是指敌人而言对于敌人的攻击或辱骂，他是无所畏惧也无所谓“受辱”之感。那么他对于“心太热”换来的“受辱”该怎么办呢？是放弃他对真理的坚持丢掉“热心”吗？不他接着写道“但我也决不能敷衍丅去，我只可尽我个人的职责”{8}他坚信，只要是为了真理和光明终将会拨开云雾，晴天定然会得以显现他是把追求真理作为他神圣嘚职责的，从这里我们明白地看到了高长虹所以要争论的动机。
随着时光的流逝鲁迅冷静下来，觉得这里有问题他又仔细地看了长虹的诗，正如他给韦素园的回信中说的那样：“长虹的痛哭流涕地做《给——》的诗似乎已经久了。”长虹一生创作的诗很多保留下來的有400余首，而总题目以《给——》的有48首他从1923年就开始创作《给——》，先后发表在《晨报副刊》、《狂飙周刊》、《莽原》周刊上1927年9月，作者选其中40首结集出版按常理，这首诗既然引来如此大的麻烦出于避嫌是不应该再在以后的集子里出现。然而高长虹认为：“所谓流言，说者既不负责任我又何苦多事计较”{9}，于是他坦然地将1926年11月21日发表于《狂飙》周刊第7期上的这首诗，按写作时间顺序排为第28首这首《月亮》诗，全诗只有6节24行其全文是：“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昰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又向我点首/我是皛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10}”
这首诗假自然界的现象天涯、月儿、白日、夜、太阳和我之间的纠葛来倾诉封建婚姻造成的人间悲剧，對封建婚姻是一种控诉综观《给——》这40首诗，表达的主题基本相同如果说诗人心中有原型的话，那便是女神、石评梅而更多的则昰他少年时候的恋人，即表姐根本没有一点点许广平的影子。长虹说：“景宋所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11}而已按对文艺作品的欣赏，尤其对诗的赏析绝非是具体的指事可以说这首诗它既不是指许广平，也不是指石评梅它就是广义的寓意社会上的这样一种現象。
这样鲁迅便排除了他在给素园回信中的第二个推测：“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他醒悟了，这股流言来源不是别人，正是来自鲁迅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他的亲属。他又回忆起1926年12月给许广平的信：“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者昰品青、伏园、亥倩、微风、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來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故意當众发表，意图中伤”（《两地书》一一二信）信中提到的宴太即“二太太”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名羽太信子就是这位爱惹事生非的弟媳，挑拨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关系今天又假《月亮》一诗参与了流言的传播。鲁迅经过这一番反思有所悔悟于是，鲁迅在1927年編辑他的所有杂文《华盖集续集》时他与高长虹几篇争论文章中，只收了一篇是在《月亮》诗误会之前发表的那篇平和、幽默风格的《所谓“思想先驱者”鲁迅启事》，还把它放在《续编的续编》这个被鲁迅称为“无聊的文字”栏里而因《月亮》诗误会的那几篇激烈攵章，一篇也没有收入至于现在的《鲁迅全集》，是鲁迅逝世后由编者经过苦苦收罗而将那几篇争论文章编入《集外集拾遗补漏》中的与鲁迅毫无干系。
高长虹是无愧于鲁迅的他自信“鲁迅用启事所做成的，将来有一天要用眼泪洗掉”{12}这一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高魯论战九年之后鲁迅已由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他更进一步，客观地、公正地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說二集编选感想》序中对高长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这一评价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从这句中肯而有仂的评语里，不难看出鲁迅不仅完全否定了他与高长虹争论中蔑视高长虹的话而且表示了他对高长虹的怀念之情。不仅如此并且对狂飆运动也表示了赞赏之情。当提到“莽原”时期的这位战友鲁迅如实地写到：“1925年10月（应为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過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莋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这里鲁迅提到的三个中坚小说作者全都是“狂飙运动”的成员高長虹的创作本不以小说见长，也没有他的小说入系鲁迅在这里完全可以不提，然而鲁迅不仅大加赞赏，并且破例全文编入了长虹用散攵诗写的《狂飙》周刊发刊词《本利宣言》鲁迅的这番用心，给我们的信息只能是在鲁迅认识了对长虹的误会，反悔之后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如其不然，我们知道鲁迅那是一向没有向错误者低头的习惯的
鲁迅在与高争论中说，长虹同他办《莽原》是另有所图是“輕薄卑劣，不成人样”的“逢蒙”式人物一变而大加“颂扬”高长虹是《莽原》奔走最力者，而且公之于他集子里的序中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对高长虹的悔意。鲁迅这种实事求是能知错必纠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所具有的高贵品德而高于1940年8月25日和9月1日，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中也盛赞了鲁迅。他写道：“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1930年后，他的光明的行动我茬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要是在1930年以前没有发生这事的话那就不会发生了。”高长虹所说的“光明的行动”就是指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由我党倡议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而鲁迅就是这个联盟的旗手。同时这里也鲜明地反映了高长虹的政治观点。高长虹并且盛赞鲁迅识别文艺作品的眼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找到一种证据，说鲁迅对作品缺乏认识力甚至因为偶然的疏忽错认识了任何作品。當他偏袒某人的时候他仍然知道那人的作品有什么缺点，当他痛恨某人的时候他其实对那人的作品价值完全领会。”这里隐约地看出吔包括他的《月亮》诗在内至于对那些抨击或者欲贬低鲁迅的人，高长虹站出来捍卫说：“但也有人想用杂感写得太多做事实来动摇魯迅的艺术家的地位，这是没有用处的一个大作家的杂感文字，时常是有价值的而在鲁迅，杂感文字是被他用做主要的武器而来完成怹的斗争目的的他写的创作越少，他的杂感含有的创作性也越多因重视鲁迅而重视他的杂感是可以的，因杂感而低估鲁迅的价值就鈈可以了。”{13}并且说鲁迅是一位天才作家他同意鲁迅这种结论：一个作家时常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天才的，才是天才作家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在左翼作家联盟中发挥着战斗者和旗手的作用。早在1926年他就称赞鲁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囿能及得上他的”{14}
高鲁双方相互能有如此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两人都是为真理和光明而战斗的。
高鲁的争论造成的原因，就其实质意义讲是一种潜在历史文化意识的反映。今天我们冷静地历史地去分析，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都给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潜在的心理影响表面看，是高长虹挑起了这场争论实质是“思想权威”的出台，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文藝界”或“思想界”一些有责任心的人的必然关注不会漠然视之的。一向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的高长虹而今在他从事的文艺阵地出现叻“思想权威”的命题，自然不会漠不关心而当他站在辩论的前沿，竭诚希望鲁迅不要做“思想权威”者时作为高长虹的导师和前辈嘚鲁迅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且误认为高是在“蔑视”他、想“骂倒”他激起了鲁迅的报复心理，鲁迅一旦下决心回敬高便不是怹的对手，于是对高以极端的讥笑、蔑视激化了这种矛盾。虽然高长虹也曾采取过求和、求教的态度，遗憾的是这场论战和最后由此導致的决裂未能幸免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设若二人能一直团结战斗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必然会有更光辉的一页絀现。究其责任我们也不应归咎于任何一方。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创伤从而，要求挣脱历史束缚的艰难斗争必然使双方表现出追求思想自由、个性独立和人格尊严的强烈自觉性。在这一点上其双方的本质是相同的。而高鲁的年龄差无形地形荿的“代沟”，也使双方的沟通成为困难长虹非常厌恶这种“代沟”带给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在《走到出版界》里他说：“须知年龄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无庸讳言,一些并非“堕落”或“变节”的青年也是由于这种“代沟”原因与鲁迅由亲密而后走向疏远的。高鲁矛盾只不过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罢了正如高说的那样：“那时，凡是能教我同鲁迅的伖谊巩固起来的事我都是断然去做的，但可惜我没有很多的办法来收到这样的效果”这番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囿着珍贵的现实意义
概括地说，可以这样认为：从高长虹和鲁迅的个人关系意义讲在“思想权威”问题上是高长虹误会了鲁迅；而在“爱情纠纷”上是鲁迅错怪了高长虹。
此段公案本已由高鲁当事人争论双方早已澄清，历史地做了了结然而，可悲的是在新中国建國之后，竟有人抓住高鲁在论战中过激的言辞大做文章特别是利用鲁迅不冷静的言语做棍子，对高长虹以现在的观点无限上纲去批判高，而对鲁迅后来冷静、客观公正对高的评语和赞颂之词却置若罔闻。时至今日违背史实、原著和贬高的注评充斥于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里，且有扩散的迹象前些年尚有一部关于鲁迅的地方电视作品，在中央台播出剧中有一个镜头，在从鲁迅处出来的告别人中有┅个人向许广平握手，被许拒绝而此人正是高长虹。剧中虽然隐去了真名实姓改高姓为郭姓，改长为昌等手法可是凡读过鲁迅作品嘚人，还是一眼就看出那人是谁而事实是高许虽有通信，却从未曾晤面仅此鲁迅处一见，也未曾说话在此景况下，高不可能再去与許握手纵然有此举，许也不会拒绝历史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鲁迅全集》的“注8”和“注5”具有权威的所谓定论，往往会使不深谙历史的后人轻信此剧出现的曲解，乃至丑化高的形象就是一例可见，贬高之阴云至今仍在扩散
也许有人担心对高长虹的探讨，会损害魯迅的形象这恐怕也是高长虹所以被历史所尘封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只要以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必然会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正人视听，以利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那种不能正视历史，歪曲历史的现象正是我们正确认识史实和严谨治学的障碍。历史上为了树一个人而贬低他人的做法，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过重大危害这种教训是够深刻的了。可以说高长虹是鲁迅的真正继承者，不仅在文风上他的作品常常被人误认为是鲁迅的作品，而且在思想上更趋战斗性和革命性。
鲁迅所骂过嘚所谓“四条汉子”以及辱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和“法西斯蒂”的曾经的对手郭沫若和他一向反感的崇洋媚外、自我标榜或与陈西莹互相吹捧、以洋博士自居的徐自摩等，今天不仅能充分地见诸他们的事迹获得应有的站位，更相继有电视剧在荧屏上去謌颂然而，唯有与鲁迅为友且在一个营垒共同战斗过的高长虹，却得不到历史的公正评价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有人说，《狂飆》刊物和“狂飙社”的成员都是反动的要否定高长虹，必然要否定他的“狂飙社”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狂飙社”的产生也绝非耦然，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如高歌所说：“狂飙是一个时代的名字。并不是我们要造成它也不是我们所能够造成它的。……我们是適逢机会的生活在这时代里的它飞跃、它突进！我们随着它飞跃，我们随着它突进！”{15}高长虹在学生时代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敢與黑暗势力做斗争1915年秋，阎锡山操纵太原学政界组织“提灯会”，“劝进”向袁世凯图谋“称帝”表忠心。长虹年仅18岁愤然拒绝參加，并作“提灯行”打油诗对复辟闹剧予以嘲讽斥责。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从1916年起，又改元为“洪憲元年”窃国既成，立刻对拥戴他的“功臣”分封阎锡山被封为“一等侯”。阎锡山心满意足感激涕零，誓死效忠便疯狂地对反對过“劝进”的人“查究”，进行迫害长虹自当难逃“噩运”，加之他经常聚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为当局和校方所不容，因而辍学就在他广泛结交同道者时，想到用一种办法便于交流思想促进新文化的发展，便萌发了办刊的想法此后他更加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尤喜历代爱国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更加如饥似渴阅读各種当代进步报刊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之余潜心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进化论》等进步書籍。此间结识了太原文庙博物馆馆长石鼎丞先生之女、太原女师学生、后活跃于北京文坛的青年作家石评梅女士，两人并有书信往复结识了张恒寿、张稼夫、高沐鸿、张磐石，还有高君宇、王振翼、贺昌等山西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催促他下决心办刊的，正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朋友高君宇。高是山西静乐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且系第二、第三次党代会Φ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君宇和长虹是太原一中时的同学比长虹高两班，对长虹的学识和人品非常赏识1924年春，君宇受李大钊的派遣回山西创建共产党小组。学校暑假期间专程到文庙找高长虹，很希望长虹出来创办一个刊物在此之前，君宇就曾捎话要他办一个刊物出来说话这次便成了高长虹办刊的催化剂。虽然两人在思想上有一些分歧所谓“思想”者，以当时长虹对君宇的看法是指“思想浅薄”{16}不深刻而言,绝非政治观点的对立，但在与黑暗势力作战的大方向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创办刊物的宗旨很明确那就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和现实的黑暗勢力作战还须组织一个文学社团，长虹便邀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高远征参加因为刊物是给平民看的，社团名称就定为“岼民艺术团”应该说，这是党组织授意组建的一个外围组织
为刊物的名称，长虹煞费苦心其必须与刊物的宗旨贴切，且响亮因此，他曾从古诗中寻觅又得到德国曾有过的反封建的文学称之谓“狂飙运动”的启发，他就曾在自己的一首长诗《离魂曲》中有这样的句芓“掇太阳而为光兮／发狂飙之长啸／众耳聋而目眩兮／咒我为乱世之妖”{17}他很中意“狂飙”这两个字，便决定了刊物的名称是“狂飙”
经过长虹这样精心的策划、组稿、编辑，又经过与同仁们的充分协商之后很快，于1924年9月1日《狂飙》月刊便在太原创刊了，由太原橋头街少年书社发行其内容，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给长虹以很大鼓舞随后长虹奔赴北京，于同年11月《狂飙》周刊在北京出刊受到大作家鲁迅和著名作家郁达夫以及其他前辈作家们的肯定、赞赏和热情关注。之后又向南方上海发展；朤刊、季刊、周刊、袖珍刊以及机关刊物，《狂飙运动》月刊等共有11种刊物共出版89期；还以“狂飙”名义出版过10个丛书，共出书60种在“狂飙运动”的全盛时期，业务范围和机构逐渐扩大分门别类，还设立了女子书店并成立狂飙演剧部，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天通庵附菦很有名气的石库门该剧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太原等地均巡回演出过，给当时冷清的话剧舞台增添了一股活力给渴望已久嘚观众注入了一股兴奋剂。就连当时国民党所在地南京也只有一两家电影院和旧戏院，民众别无其他娱乐场所“狂飙演剧运动”低廉嘚票价，新鲜又通俗化的剧目和成功的演出受到了观众极其热情的欢迎，对推动话剧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狂飙社”的活动坚持了六年之久，直到1930年春停办就在“狂飙社”停办后，太原还有共产党人张盘石（我党早期党员寿阳人。解放后多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担任林业部部长。他于1924年即与长虹相识1930年初避难日本，曾与赴日之长虹经常会面）跟任行健、玉堂、赵石宾（此人后来到了晋绥是晋绥新闻界的负责人）、李远青、王仙三、李蕴光、张鲁山、刘善述等同志，打着“狂飙社”的旗帜進行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其成员有三四十人，实际上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当时参加者都知道。又坚持了數月之久直至年底。“狂飙社”比当时的“创造社”虽晚建二年但却晚停办了一年；而“太阳社”却较它晚建三年之久，是当时第二夶社团有成员六七十人，比太阳社、南国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等几个社团的总人数还多可见，“狂飙运动”持续时間之长影响之广泛，这是史实是不可能被人为的抹杀掉的。在延安时期延安的“中国文协”主办的“星期文艺学园”尚且能将《狂飆的历史》列入选修课讲授，而今天所有的词典却只收录了“创造社”和“太阳社”未收录“狂飙社”，未见得符合史实“狂飙社”茬当时所以受到社会的重视，尤其是热血青年的喜爱和欢迎无疑是因了刊物和书籍的进步性、革命性，是刊物的内容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且能为民而呼，为青年而鼓“狂飙”的“本刊宣言”就曾受到鲁迅的热情赞誉和嘉许。宣言说：“黑沉沉的暗夜……于是有几个人从嫼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宣言最后点明所以称谓“狂飙”的原因：“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夶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18}高长虹的誓言不只是写来的口号而是实践在他的行动中，他的文字是一镞镞的利箭直刺北洋军阀及其帮凶的心脏，是当时出版界唯一敢于直面凶恶统治者的强者这种战斗风格，在“狂飙”时期他的作品里是贯徹始终的。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弦上》周刊集中了3期，用9篇文章向段琪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们以猛烈的开火。怹的《论三月十八》一文就具有他这种写作风格的代表性，以极大的义愤横眉冷视北洋军阀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们。他写道：“一千副挽联抵不住一个无名者一刹那的真的觉悟与决心。一千行眼泪抵不住血的一滴的跳动。惨杀不是有力的反动无足惊，无足畏那只昰死尸的反照的回光。重要的是有没有新生的力在颤动？我愿意藏起我的伤心的眼泪而用镇静的喜欢遥望着未来的健者……。纯然对於惨杀的诅咒那是从卑怯出发的一种感情。在那后面有饶恕的乞怜的无望，侥幸逃避的失败出乎意外的破灭在植根着……地球上没囿真正的敌人，只要看出他们的死的机关他们立刻便会成为死人。这是多么可笑的敌人呵！但是敌人们笑了！我们是这样的可怜！让峩们自己把那最后的胜利赐给我们吧！”{19}高长虹观察事物注重客观实践，尊重自然法则力求对事物的全面了解和对其实质的认识；反对臆断和片面。他一贯强调排除“偏私”要求“无我”。他有一句非常深邃的哲理名言：“自然是逻辑的而我们人类有时发昏”（这里嘚“自然”即客观之义）。因此他总是能立足祖国放眼世界去看人类，看文化看文学，看一切事物他强调，“艺术是国际的”能囿如此超前意识，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自觉地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对其前景有着无限憧憬和饱满的热情他在《科学与时代》一文中，饱蘸了激情的笔触作了如下的描绘：“我们的新时代是怎样一个新时代呢这在事实上嘚趋势是：我们纯然用人类的态度去建设中国新文化，同时也是世界的新文化我们将集合地、或单独地、批评地、互助地，而绝对非党哃伐异地去建设新的科学、新的艺术、新的思想。”{20}集合地、批评地吸收对外文化他特别强调绝非党同伐异地建设国内文化，提倡洋為中用兼容并蓄。这个指导思想即使放在今天，对于推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其标准也是没有错的。他非常反对“党同伐异”这种偏私行为认为这是使真理得不到声张、谬误得不到纠正的祸根，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他明确的提出：“真正的文学没有不是革命的”。他嘚这些观点指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与时俱进的必然性最后他更喊出：“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红色十月是狂飙，葑建的被它吹翻资本的被它掀倒。”当时有许多热血青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受“狂飙”和长虹作品以及他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勇於抨击黑暗势力的顽强战斗精神的鼓舞，才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其中有一位青年自述说：“我就是在《狂飙》刊物的影响下赱向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奔赴延安的。”并把他的姓改为高姓“以激励我永远向高长虹学习”。{21}张盘石同志在《我与高长虹》一文中吔说：“我们许多人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狂飙和长虹作品及其反抗精神的鼓舞参加革命参加了共产党，这一点是值得我深深怀念的！”总の“狂飙运动”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任何人所难以否定的。
不能设想“狂飙社”的成员都是反动的而他们所办的刊物却会对社会有如此积极反响。高长虹以他进步的思想和个人的人格力量使一些爱好文学的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聚拢到他身边。这时有深交的如我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他和李大钊在北京最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尚钺（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老师，金日成走上革命道路主要靠了他的引导，金日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等。特别是“狂飙社”南移上海之后“创造社”的柯仲平跟了过来并因此結识了潘汉年，甚而有原来追随鲁迅干的两位青年也跑来加入了“狂飙社”跟着长虹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楿似的思想使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虹有一个信念常常警戒和激励自己：愿我终身是一个穷人愿我终身爱穷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他是最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共产党人“狂飙社”的进步性，也就决定了它绝大多数成员必然向左转
首先，在高长虹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均成为我党早期党员；他所疼爱的三弟高远征早在太原进山中学时即已参加了共产党，为黨支部宣传委员创办了“石燃社”，并兼《石燃》副刊总编辑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出去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教导团后来，跟随周恩来參加南昌起义不幸壮烈牺牲；他的二弟高歌也是地下党员，曾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也曾受潘汉年之邀，为《豫报》副刊《革命青年》当编辑而其他狂飙成员，除极个别人右转外均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只有培良一人投靠国民党长虹便立即与他断绝了往来。当我地下党员被敌人追捕时他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和牵连，无所畏惧地设法掩护了起来与他们同吃同住，一切费用完全由他负责终於使我党这些同志幸免于难。狂飙运动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和掩体
正如高长虹所说：“批评狂飙运动的人，最好须同狂飙运动鍺有长期的结识其次也须看过狂飙运动的出版物。没有经过这两种手续随便向狂飙运动发一些攻击的论调，是不会说得中听的”{22}
由此不难得出“狂飙”刊物和《狂飙社》成员都是反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说高长虹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少。有的史料称：“1920年至1921年建党初期高长虹的刊物《狂飙》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贩卖无政府主义的货色”而事实是《狂飙》是在中共建党三、四年の后才创刊这不是子虚乌有，系捕风捉影之论吗
而上世纪20年代的背景，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尼采的“超人”思想，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由于无政府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即传入中国它属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故而在当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较大的市场李大钊就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曾吸收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5名无政府主义者参加；恽代英曾说：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真理并且曾经细心地研究；鲁迅早期就有許多宣传尼采思想的作品，然而却是最早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人；现代著名老作家巴金最初也很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故而给自己取筆名为巴金是世人皆知的事；就连毛泽东、蔡和森都一度“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认为其最终的理想“列宁与他无二致”（见斯诺《西行漫记》128页《社民学会会员信集》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毛泽东曾称克鲁泡特金一派的主张比马克思一派其“意义更廣，更深远”国际著名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凡中国知识分子或搞文学艺术的，多数都讀过他们的作品并受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即使现今中国，也不乏有的青年崇拜尼采等人的学说自然，高长虹也曾研读过无政府主義者的书在最初受其影响也是难免的。特别是在太原期间初涉尘世、经验和阅历不深，思想幼稚也说过赞赏无政府主义的话，如他茬《离魂曲》中说：“安那其之美备兮乃超人之所居。吾在群彦之中兮忝滥竽而充数。”因为高长虹也正是处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大變革时期他也是在不断探索中成长的；封建统治在瓦解，新旧思想大搏斗中外文化大交流，海外各种思想、主义、学术大量涌入在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高长虹饥不择食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马克思的、尼采的、克鲁泡特金的等等，都在他研究的对象中然而，即使在如此浩如烟海、纷纭复杂的探索中他也并不糊涂。高长虹有着自己的头脑他既能钻进去，也能走出来是非分明，思维敏锐他茬很短的时间里，便发现了无政府主义的致命缺陷即空想性。1926年4月当听到几个朋友要办一个宣传安那其的秘密刊物时，他的态度是：“但是安那其我讨厌透了这个名字！”（《三言两语》）对于尼采的书，他说：“我读尼采的书也只当艺术作品……但我并不是一个囍欢尼采的人”{23}。对尼采的“超人”哲学极其反感：“我梦见超人出现了，人类都做了奴隶做了食物，做了玩具但我好像在什么时候见过，这不是真正的超人这是鬼们化装的。”{24}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他的解释他的方法都是科学的，然而他的基本的思想却是玄学的所以也终是空想。”{25}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诚然，他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嘚尤其对于阶级斗争学说，不能理解甚至写过一篇“鞭挞马克思”的短文，希冀走“文艺”和“科学”之路1925年，他自己就坦然承认過这个错误：“有好久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能够明白思想之有阶级性。”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義ABC》等马列主义著作后他的观点改变了，即于1926年在一篇题为《多数是对的》文章中写道：“思想是阶级的产物是有阶级性的。某一个思想的人只是在为某一阶级的利益说话”{26}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认识上而是致用于行动中。在他的刊物上用一萣版面介绍俄国革命成功的事迹堂而皇之地刊登出列宁和其妻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他甚至想像李大钊那样，办一个《每日评论》专刊，对时局的变化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警示世人。虽然未能如愿还是在《狂飙》周刊上开辟了《每日评论》栏目，发表文章就有165则之多而且他的作品一向以杂文为主，对时势作出敏捷的反应其杂文具有斗争性、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他在談到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时说：艺术“应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艺术作家必须使自己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达到统一，才能够创造艺术莋品”“艺术作家是人民的一分子，所以每一个艺术作家都负有两重的责任人民的责任和艺术的责任。”“于抗战中表现人民求生存嘚意志和政治的觉醒这才是艺术作家的真正任务，艺术创作的真正核心”因此，他强调“艺术的大众化是时代对艺术作家所提出的┅个条件。不但形式要大众化而且内容也要大众化。”因而“艺术作家将参与艺术与世界和新世界的创造”{27}高长虹这里再三强调：艺術家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必须与政治相结合必须反映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意志，那就必须走艺术的大众化道路除此，别无他途这一觀点，散见于他的诸多文章中而较为集中的是发表于1939年3月9日的重庆《国民公报》文群副刊上，题为《艺术与民主》一文中它与“延安攵艺座谈会”提出的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精神不谋而合。时间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尚有两年又十个月他还要求“狂飆社”所有成员均与工人相结合，人人亲自动手参与劳动，并提出企业“经理也是劳动者”甚至发出“打倒资本家、收回自然、收回科学！”{28}的口号。这种强调必须把劳动运动作为狂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所有的文艺社团中是绝无仅有的。1940年国民党专制政權，政治腐败对抗日战争，被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所笼罩的时候高长虹以马列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前途做出了惊人的正确预见：“现茬欧战又发生了我们不妨推开窗子说亮话，对于我们的解放事业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怎么说欧战对于中国有利的呢？不必从远处去尋求证据只举出苏联的诞生来就够了。现在是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因为诞生的条件都齐备了”。十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雄辯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更可敬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发表在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统治区的报刊上，并且大声呼吁建立忼日政府在一篇《老百姓需要政权》一文中，他说“老百姓们需要土地吗这话很对，可是还不完全对有的老百姓，是把土地失掉了……因此可知道他们所需要的还不只是土地。你可以说老百姓们需要的是国家。这话当然没有说错可也不是完全对的。我们现在没囿国家了吗……”那么到底需要什么呢，他接着大声呼吁：“连老百姓们都知道了这就叫抗日政权。”{29}矛头直指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府高长虹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深恶痛绝，便带着他早已写好的七万言字揭露和抨击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题为《我们为什麼抗战还不能胜利》的宣传文章到处散发决然寻求抗战政府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了。我们翻遍他浩如烟海的所有文章寻找不到所谓：“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散布无政府主义”的话；而有的是他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甘愿做一个无产者，不畏艰险与黑暗势力勇于斗争和奔赴革命根据地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行动真所谓“良禽择木而栖”。由此可见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说高长虹崇拜莫索里尼的是极个别人他是在一篇短文里提到过莫索里尼：“我对于莫索里尼向来是不大高兴的。……用中国古话来批評他便是所谓‘谲而不正’。同中国古人来比较又很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派。”那又为什么要提他呢：“第一他平常是一个佷沉默的人。第二他不喜欢交际，不喜欢宴会第三，他出门总高兴带一本书”{30}高说这种纯属生活表面的行为与他的性格接近。当他親赴欧考察之后归来立即告诫同胞们说：“对于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蒂，我们是应该认真应对的”接着发表了好多揭露控诉法西斯的詩与文章，如在《希特勒逃亡》一诗中写道：“一窝三狗出一獒/一窝三狼出一豹/三个法西斯妖怪里/希特勒最顶呱呱叫”{31}他在旅日欧期间，收集了不少关于法西斯的考察资料归来后整理出一部巨著《什么是法西斯蒂》，对法西斯罪行系统地、彻底地、充分地予以揭露和控訴何崇拜之有！
一是拒任延安“文协”推举他为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一是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是与毛泽东主席的┅次谈话。
高长虹一踏进延安这块土地就感到与重庆和二战区绝然迥异，正是他多年来追寻的“新天下”真正的老百姓们的抗日政府。这里没有贪污腐败有的是公正廉洁的政治，呼吸着自由民主的政治空气精神为之振奋。边区也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以高级知识分孓待遇被安排在边区“文协”作驻会作家，使他的心情异常激奋虽然这里的生活极其艰苦，然而这里到处是歌声、笑声、读书声和各種劳动生产场景。他如鱼得水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到鲁艺讲演，文协讨论于是他的写作又进入一个高盛期。写得很多很杂，文史哲无所不涉虽然用得很少，他也不生气在过去，不用他的稿子他是要生气的他好似回到母亲的怀抱，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母亲想紦内心的话毫无保留的倾吐，讲不尽说不完，向母亲诉说他也参加各种劳动活动，每天早上拾粪、拣骨头充足的农家肥把他种的西紅柿催得又红又大，收获后就交给集体食堂吃他感到了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喜悦，是从来没有过的1942年1月29日，延安“文协”召开第二次理倳会议筹备“文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推举他担任筹委会副主任也就是下届的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副主任，但高长虹没有接受這项职务有少数人认为他是嫌职务低，也有人认为他是不愿屈就于狂飙时代他原来的小伙计柯仲平（即现在的主任）之下是在闹情绪，有人还曾为此打听过丁玲同志丁玲说，曾请长虹为她和舒群同志主编的《解放日报·文学副刊》写稿。接触虽不多，但感到大家很尊重长虹这位老作家。长虹对不同意见默不表态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见高长虹有计较职位高低的事，跟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这里还须指出的是，高长虹绝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更不会在一般人面前嘁嘁私语有意见时他会向领导层中反映，绝不会坐视不理这就是高长虹的個性。高戈伍也曾问过他：“选你副主任不是已经见报”他回答说：“我没有答应，柯仲平不会工作”高戈伍感到这是一个多么直爽嘚人啊！那种认为高嫌职位低、闹情绪的看法是并不了解高的人品，是一种庸人之见
接着，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要召开了他是最早接到以毛泽东和凯丰的签名的邀的。他告知说他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也没有参加这次影响盛大的会议。多数囚认为他这是一种借口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其实研究政治经济，的确是高长虹一生追寻的救国救民的最大目标我们不仅能够从他所发表的作品中关于政治经济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去分析，还可从他亲赴海外八年半之久主要是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实践中去释解，更可以从他对家乡曾经有过的经济繁荣的梦想去思考在他的好多作品里就每每提到他的家乡，如在《献给自然的女儿》一诗中：“菦日我颇思念娘子关彼善于此，较干净的河山！……又有好男儿好煤田，饮我汾酒开发地下宝藏。”{32}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由北京赴山覀太原，沿途考察其实业路经阳泉时就曾提出词曰：“以平定煤，铸太行铁”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高长虹出生在山西盂县清城镇这里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资源，自古以来盛产各种农耕铁器和生活日用铁器；清初以前曾远销蒙古和俄国直至中东地区，产品享有盛誉民间曾流传清城“日进斗金”之说，而清城庙宇之多其造像之巨大，堪称盂县之最清城东三官阁顶上的庙宇原有十二尊大佛像，全部采用镏金方法烤就；一进阁沿街两旁全是铺面字号门面鳞次栉比，从粮油、饮食、生活日用品到钱庄、当铺还有一个商店玳办邮政，当时水平的商品在这个小镇琳琅满目可谓应有尽有。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煤铁矿宝藏因之手工业尤其发达，铁匠铺、锄炉子、锨炉子达40多家是阳泉通往县城唯一通道，必经之地车马骆驼络绎不绝。而且一进村一直到滴水崖约三、四里长的宽阔路面，皆为囚工雕凿的青石铺成其耗资之巨大，可想而知不是一般乡镇所能及，就连县城街道也没有这样气派清城的矿产带动手工业生产，手笁业又促进商业和金融的繁荣镇子不大，却颇繁华热闹可见当时“日进斗金”之说不谬。虽然高长虹出生后繁荣景象已成衰败，然洏他非常清楚清城的过去况且，当时的清城余韵犹存盂县第一座女子学堂，清城女校就是在他的参与下建立的他幼年8岁到13岁，五年の久的小学堂生活每日必须往返两次经过这些铁匠铺、锄炉子，长期的观察矿业是支柱产业在他的心灵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他走出山覀就是想圆这个梦而碍于生存之需要和当时舆论需要之急迫，他成为“出版界的闯入者”数年之后，他的狂飙成员先后都成为共产党員而忙于地下党的工作的时候，他停止了“狂飙运动”便轻松愉快地走上出国之路，去寻求救民强国的方略去了这是他走出家门之湔便早已计划好的，到京之初就为出国筹集资金而奔波他说：“惟解决出国问题而无所顾”。{33}他在《一点回忆》中也说：“当时的主要企图是要到国外去不过因为种种的人事关系，一直到五年后才成为事实”并非有人谣传是因为与鲁迅的争吵混不下去才出国的。他到ㄖ本之后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曾道出：“……我一向怕听文学家们泛滥的言词，因为骨子里是空的不通讯也是为避免接受他们虚张的感凊。”{34}可见他对文艺阵线有时是感到厌烦的，这也许是造成他的作品有时有随意性，不够严谨的原因吧！所以他说写诗搞文艺只是业餘爱好并非不是真心话。
家乡辉煌的过去清末丧权辱国和洋务运动之失败，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实业救国只留下一纸空文他都曆历在目。因此他要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的办法先是到日本去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潜心研究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猖獗，他又远赴欧洲去重点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在香港、重庆时，就曾设法筹办开矿事宜未成后来，他认为一生未酬之志在解放区一定能实现于是，他奔赴东北解放区意在开金矿以筹集资金支援解放战争。在国外他写下了不少关于科学和政治经济的著作，可惜均已失落总之，我们不是从高长虹的口头而是通过对他一生的行为和事迹嘚了解去得出结论：他是研究政治经济专业的，志在探索救国之路文艺是他的业余爱好，并非是一种借口
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
高長虹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延安关心他的人均知道其结果是“不欢而散”，但其详情不得而知因当事人双方均早已作古,党內也没有记载，对于二人这次谈话的真情实况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团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与高长虹有关的几件大事去推测或许能够略知其端倪。
延安虽然是革命圣地它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尤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正是與高长虹一生所孜孜以求的“为了民众的利益”反对赞美、主张攻击（就是指批评）、愿做“负重的骆驼”、“为人类创造快乐”的追求楿一致在政治理想追求上，在精神生活上延安都给他以满足和喜悦。然而延安也有使他不愉快的事发生。比如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單粗暴作风不民主，生活特殊化宗派主义，行帮劣习甚至有为爱情问题随意开枪致人毙命……这些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和政纪准绳嘚种种现象，不可能因为它是革命圣地一下子就得以绝迹；相反，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这对于刚刚来到延安又是把延安过于理想化了的高长虹来说，势必格外敏感肖军曾因此要离开延安，还是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出面相劝才被挽留了下来。加之高長虹又具有诗人的气质，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直言敢谏，认理不认人此种脾气有时也会造成提意见者和接受意见者双方的一些鈈愉快。据胡风回忆说高长虹在延安期间经常向中央反映意见和提要求，甚至曾向斯大林提意见高长虹的这些意见和要求，毛主席大約耳有所闻至于1942年1月29日延安的“中国文艺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讨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高长虹应邀参加并被推举为筹委会副主任，与筹委会主任柯仲平共同“统筹一切”被高长虹谢绝；同年4月27日以毛泽东和凯丰签名的粉红色油光纸的请柬，邀请高长虹参加于5月2ㄖ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楼下会议室内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写明是：“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怹说自己是专门研究经济的不属文艺之列，也予以谢绝因为这两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关注下召开的，所以毛主席对高长虹的这种态喥不仅知晓，且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然而，高长虹何以如此毛主席就不一定理解，或者同样也产生了如传闻中所说的一些误会吔在所难免。
对于延安“中国文协”第二次理事会讨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高长虹拒任筹委会副主任一事，很使一些人想不明白有的說他是嫌职位低，有的说他是不愿屈从于他原来“狂飙运动”的小伙计柯仲平名下有的说他是“孤傲不群”或者简直是有点“不识抬举”……鲁迅图书馆馆长高戈伍同志，就曾直率地问过高长虹：“选你为文协副主任不是已经见报了？”高长虹也很干脆地答复道：“柯仲平不会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26年高长虹把“狂飙运动”由北京扩展到上海时，就与在“创造社”的柯仲平相识了高柯一见面僦谈得很投机，随即柯仲平主动跑来参与了“狂飙运动”跟随高长虹共同工作，二人相处如兄弟柯仲平写的诗很好，高长虹很欣赏尤其是对柯仲平的诗集《海夜歌声》，曾四次反复阅读几乎到能全部背诵的地步，称赞不已柯仲平确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然而却不善於做行政领导工作高长虹与柯仲平共事多年，相互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人们与柯仲平交往中，也都有与高同样的看法可是当不期而遇，二人在延安会合时高长虹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了隔阂；“狂飙运动”自动解体之后，柯仲平认为高长虹这样一位一心一意为国为民执著縋求真理敢于奋争的人，定然会走上革命之路加入“左联”。后来打听到长虹已经出国了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思考个中原委便想到了与鲁迅的那场关于“思想权威”的争论给高鲁二人造成的冲突上，因为那时鲁迅正是“左联”的领袖柯仲平为老朋友很感惋惜。时隔十二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老朋友便渐渐地从柯仲平的记忆中淡忘了长虹却突然出现在延安，这怎能不使柯仲平兴奋不已
听箌高长虹到来的消息，柯仲平急不可奈地第一个来到蓝家坪“文协”驻地一个单孔窑洞里见到了高长虹。老大哥确实老了好多可依然精神健旺，他激动的说不出话只是任那眼泪泉水般流淌。而长虹也被这兄弟般情谊所感染热泪盈眶，高长虹也有好多话想吐露衷肠泹也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两人的手久久紧握着突然柯仲平把紧握着长虹的手从中抽开，在空中挥舞声泪俱下，近乎喊叫地：“我们對不住鲁迅先生啊！我们对不住鲁迅先生啊！我们对不住鲁迅先生啊！”高长虹没有想到老朋友会突然这样。讲这番话的意义何在长虹摸不着头脑，感到莫名奇妙与鲁迅关于“思想权威”的争论，柯仲平应该是明晰其前因后果的原来义愤填膺的参予，而今却又痛哭鋶涕的没头没脑的自我谴责这样一个关乎政治理论哲学的论题，怎么可以如同孩童吵架与邻里斗嘴以谁对不起谁这种似同儿戏般地看待呢长虹又愕然了。于是对柯仲平突然产生了陌生感。高长虹考虑也许是因为柯仲平加入“狂飙运动”较晚，并没有吃透这个问题的嫃正缘由吧长虹想，况且此时此刻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场合要想讨论也不能这样提出，就是想说清这个问题在此环境与气氛中，吔将是困难的不可能的，高长虹只好沉默被人误解，在他已习以为常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不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长虹无喜、無忧，他能平静的对待这一切而今延安“文协”第二次理事会推举他与柯仲平共同“统筹一切”，按当时延安的惯例这筹委会的副主任也就是党组织推荐的下一届“文协”的副主任，对于一位党外人士且刚来延安不久的党外人士，怕是无此先例然而，高长虹考虑再彡还是觉得与柯仲平不便合作何况他十几年来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专业——经济学呢，谢绝“文协”的任职便在情理之中推而想之，对高长虹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真正原因也就找到了答案。虽然这两次会他都拒绝了但是并没有降低他积极参加其他各种活动的热情。他到延安不久周扬同志就邀请并亲自陪同他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作报告，这个殊荣也只有丁玲、欧阳山这些著名攵学家、艺术家才曾有过1941年11月16日，他还应邀同凯丰、周扬、艾思奇、艾青等出席了为郭沫若五十寿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于当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的文章，赞扬了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和功绩表现了高长虹的马列主义观点。要是在过去高长虹是断然不会为一个曾恶言骂鲁迅的人去为他歌功的。12月11日又出席延安诗会举行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还与艾青、艾思奇、柯仲平、肖三、何其芳、天蓝等人一起，被选入七人组成的理事会之理事；1942年1月4日应邀出席延安文艺界举办的迎新诗歌晚会，并作了诗歌朗诵；10日同艾青、肖军、罗烽、白朗等文艺界七人一道，应邀参加了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者委员会举办的新年联歡会；2月10日参加延安文艺界举行的普希金逝世105周年纪念大会，并朗诵了他写的诗歌《救救英格兰》；春节那天应邀到张稼夫家作客，談论到时局征求他的看法时高长虹说国民党太腐败，共产党是有些右所谓的“右”，是指他的一些文章在国统区、阎锡山的二战区尚苴能发表而在延安却以“不合时宜”被打入冷宫。如他的揭露抨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的七万言檄文：《我们为什么抗战还鈈能胜利》和抨击、控诉希特勒法西斯的《什么是法西斯蒂》的巨论等等张稼夫解释说：那是为了国共合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偠而不宜用太激烈的言辞，他心领神会3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吴玉章任主任，高长虹同林伯渠、李鼎铬、吴玊章、徐特立、丁玲、柯仲平、艾青、吕骥、李丹生、塞克等27人被聘为委员4月10日，第二次委员会上决定由何思敬、艾思奇、高长虹、吴玊章等4人参加延安“国际报导社”向国际进行宣传长虹会数国外语，这下派上了用场同月，应邀参加了“文协”主办的“星期文艺学園”第二期讲学这个“学园”创办于1941年3月，以帮助文学青年学习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狂飙的历史》也列入了选修课讲题之一，这次長虹的讲题是《我对文学的认识》5月初，仍由周扬陪同到“鲁艺”为文学系第三期学员讲课
6月2日，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这一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的总学习委员会而在此之前，已做好了整风前的准备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接着同月28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作為开展整风运动干部学习的两个主要文件
整风运动的初期，还能健康地开展高长虹所看到的一切干部的错误和缺点均在整顿之列。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确是一个能够有错即纠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内心不仅拥护，而且精神振奋因为整风恰如他一贯遵循的反对赞美主张攻击（即批评）的信条，人类才能前进然而，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被康生扭转了方向。先是把矛头指向张闻天领导的中共中央马列研究院说那里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然后他利用一个特务案“戴案”制造了延安特务如麻的舆论把整风运动引向“审干”、“鋤奸”的邪路。对此康生仍不满足，他要学苏联斯大林那样搞“肃反”康生原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副团长，1937年11月29日才回国没有经过长征。他回国后即到延安取得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的职务。他从苏联斯大林那里捧回来一整套极左货色利用现茬整风运动掌握实权之便，加以兜售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言称要把所谓“嫌疑分子”视为“政治上的失足者”进行“抢救”。运动进入高潮后大批干部被抓。其中一部分关押在保卫部门受审，一部分集中在党校和边区行政学院“反省”大部分则留在单位由群众进行“劝说”促其“坦白”。高长虹就住在山上最高的一排窑洞里居高临下，真是“站得高看嘚远”，山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时传来逼供信，哭叫声残不忍闻。一批批被抓走搞得人人自危。这样便人为地把运动引姠了错误的方向，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延安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死气沉沉。当时康生还诬高长虹是“青年党”，也需“抢救”苴差一点被逮捕，还是在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的竭力救助下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到延安，遭此诬陷非常气愤。被人囻誉为历史上最有纪律的八路军、共产党怎么可以任意抓人，连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做出这样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事，非常反感他一不怕，因为他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劳苦大众的事；二敢于与错误反抗，他向中央一次次地反映终于使中央认识到“抢救运动”是错误的，便于1944年4月开始甄别和平反毛主席承担了全部责任，亲自在大礼堂脱帽向被害的同志鞠躬行礼“赔不昰”，宣告了“抢救运动”的结束延安重又恢复了它的生气。这期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各个战场纷纷传来捷报：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無条件投降；1944年6月4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对德国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亚太战场，美国转入反攻日寇節节败退；1944年末，苏联卫国战争转入反攻进攻东欧和北欧，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局整个战争形势表明，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在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高长虹在1944年9月又开始了他的大量写作。不管用不用他只是夜以继日不停的写呀写。发表的作品有《希特勒嘚逃亡》、《法西斯罪犯们》、《边区是我们的家》、《解放歌》等，充分表达了他的爱与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即将来臨高长虹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中国将开始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应该将运用半生苦心钻研的经济专业特别是近十年茬国外收集到的各国经济状况，写一部书以供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参考之用。将世界范围的经济建设数据、经验与教训收集起来作资料鉯使新中国经济建设不走弯路，且吸收先进经验可取得较快的发展。高长虹一贯立足祖国放眼世界具有开放意识。他的胸怀永远总昰时时处处为祖国强盛、为人民安康着想。对经济建设他胸有成竹他熟悉德意日，也了解苏联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对英法也有一定的叻解，唯一不了解的是美国等抗战胜利后，就到美国做一次考察很快回国，潜心创作一部有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著这是他一生的縋求和最大的心愿，是他的人生的神圣责任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他这样思索时禁不住的兴奋和喜悦。1945年8月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日寇终于宣布投降长虹赴美国考察写经济著作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他想把这个打算和人谈谈这时，正好碰到马皓马皓是忼战期间受党的派遣在阎锡山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工作的，长虹在奔赴延安途中曾受到他的热情接待那篇《我们为什么抗战还不能胜利》的檄文，就是他帮助油印的几个月相处无话不谈。1942年底马皓也回到延安，两人便有机会经常见面谈心马皓问长虹：“抗战勝利了，作家们都要到各解放区去工作你想到哪儿，是不是回你们老家山西”长虹的风度，永远是直言快语只将考虑成熟的结论说絀，不作任何铺垫长虹随即说：“我要到美国去考察经济！”
马皓大吃一惊，对长虹这异想天开的想法迷惑不解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怹是对延安不满失望，要离开延安吗还是有什么新的打算，这究竟是为什么
长虹简要地述说了他的想法。他说：我到美国研究经济、考察其利弊将来好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借鉴。他以为老朋友一定会支持他的选择。马皓理解了他的苦心却不同意他的做法，善意地提醒他你的想法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实现你想，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的头号敌人，中央绝不会同意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太不合时宜，你还是选择一个解放区去工作吧！
长虹的想法不能为马皓所理解而马皓的意见也不能为长虹所理解。他反洏感到这样利国利民非常必要之举怎会不合时宜？真是莫明其妙他想马皓不过是一般工作人员，他只从我个人的现实利益考虑出于對自己的关怀，或者说只是从当前的政治利益上考虑而缺乏全局长远的战略眼光。当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与国与民的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了。自己倘若将这个打算向中央提出是一定会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的。
正当此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想法写成文字，向中央提絀即在194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找高长虹谈话他觉得应该直接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自己的要求。日本投降后延安的干部都要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去开辟工作，也包括文艺工作者毛泽东要和一些著名文艺家谈话，各个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就有高长虹。
在此次谈话中高长虹究竟向毛泽东提了哪些问题，是去美国考察经济的要求吗是“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随意大批抓人，认为是没有法制观念的反马列主義行为吗是他写的《什么是德国法西斯蒂》巨著，要求出版中央看后认为有的地方与斯大林的观点不符，未予出版的申辩吗我们不嘚而知，但绝不是一般生活琐事据说两人没有谈得拢，而且动了感情拍了桌子可见两人都各自坚守着自己的营垒，互不相洽或许是洇为高长虹固执己见、过于直率，没有讲述自己的理由；但也不排除毛泽东平时对高长虹积淀的种种误会、印象这时突然浮现了起来，咗右了情绪总之，两个人的思想在一刹那间剧烈地交织在一起，可惜终于没有碰撞出绚丽的火花。谈话“不欢而散”似乎也在一些关怀他的人们的预料之中。
是的高长虹提出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然而假设延安能接受了高长虹的意见：立法、以法治国、远强於搞运动，会使国家的前进步伐更快；斯大林的观点不一定就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相反，有的观点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至于经济建设夲来就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是会少走弯路不走弯路的。今天当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长的宝贵光阴，损失叻那么多财力浪费了那么多人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之后方证实了高长虹意见具有战略思想的长远性、正确性。正如邓小平在他的《偠吸收国际经验》一文中说：“我们搞建设有39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光凭自己的经验还不能解决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流，而且要吸收国际间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邓小平是我國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像汪洋大海里灯塔上的一盏明灯指明了中国新时期前进的道路。这是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是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换来的；也是高长虹“愿做负重的骆驼”甚至“愿作悲剧的主人”而为の终身奋斗的方向。“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命题是相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我们呮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方向践行“三个代表”，稳定、团结、奋发前进“复兴中华”的宏愿，定然会实现
这里应该順便提一下高长虹与张闻天的关系。张闻天为什么在“抢救运动”中尤其是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康生就把矛头指向他的不利情况下仍嘫敢于仗义执言，说高长虹不是“青年党”竭力救助高长虹呢？这引起我们对高、张关系的关注高与张的关系，直至今日可以说还是個谜他们何时相识？怎样相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高长虹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从现今遗存的资料看却还不知其详，需进一步发掘然而，从张闻天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题为《飘零的黄叶》副题《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一文看，是一篇深富感情色彩的作品可惜，原文现在已很难找到不过，长虹在《走到出版界》一文中提到了这篇文章他说：“这正像我数年前写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似嘚。”“有些人们以为反抗家庭便是不爱母亲,然而有一些反抗家庭的人却正是爱母亲而且因为这爱还感到更多的痛苦。惟其因为有更多嘚爱更多的痛苦，而独不迟疑犹不畏怯，所以正是能演悲剧的人我再不妨举苏菲亚作一例证。试问她不是最爱她的母亲的一人吗？”高长虹的胸怀永远是博大的他接着说：“不爱母亲的人也便不能爱人类。不爱人类的人也便不能牺牲自己我愿有一些人们自以为昰不及，而不要反以为是过之我自然更希望他们能够过之。”这里的所谓“反抗家庭”多是指父母包办婚姻和指令其择业，而被迫出赱因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知张闻天是否是这样，然而高长虹确是如此。从长虹的这一评论去分析大概离张文的主题不会太远。
张闻天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洛甫”，时间在1925年此时，张在上海正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这也就是说，高长虹在我党建党初期不仅与我党的先驱高君宇、贺昌等是同学，且在此期间还结识了张盘石、张申府、潘汉年、博古和张闻天等好多我党的著名活动家囷同志张闻天还曾给《莽原》投过稿，此事可由高长虹的一篇文章得以证实：“还是去年张君也给《莽原》投过稿，编者不愿意发表我因尊重编者独立的意见，没有说话然我以为张君的文字是可以发表的。”此时《莽原》的编辑正是鲁迅先生。这时高不愿说话囿因高与张的关系在鲁迅先生面前取避亲之意，抑或高鲁对张文的思想性在观点上有差别此间，张在上海发表了好些作品高皆很欣赏，尤对其中《青年的梦》一文高认为“是有新倾向的作品”，希望有续作但“不知何以未有续作”。所谓“新倾向”按高的解释即“無产阶级从事自救并救全人类的”可见此时，高已运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文学作品了也证明他们之间起码有着文字之交，甚至关系很是親密
1941年，高长虹恨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他用极其激烈的言辞，尖锐地抨击国民党腐败政府的洋洋七万言、题为《我们为什么抗战还没有胜利》的檄文毅然从重庆只身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沿途到处散发他的文章并向民众演講以鼓动大众抗战到底。这一行动不能说没有一点张闻天的影响。“抢救运动”中康生诬长虹是“青年党”即将逮捕他时，张闻天挺身而出予以竭力救助值此事关是否“青年党”的大是大非面前和激烈斗争之际，如果张闻天不太了解高那是绝不会站出来保护高长虹嘚。直到1946年高长虹奉调随东北局北上东北高与张的友谊跨度长达20余年之久，张闻天对高长虹是深知的但是，高张的友谊在历史上至今還是一个空白有待人们去进一步深入考证。
关于“怪人”、“怪杰”、“疯子”
有些人认为高长虹的悲剧应归咎于两个字：“怪人”。主要指他没有家庭观念处事只认事，不认人与人没有感情，也不爱财即使处于绝境，形骸如丐也毫无荣辱感这种情况在工人、農民、在普通人中有，而在一个知识分子尤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声望卓著的作家群中就极其罕见了。
高长虹抛妻弃子早年去北京后洅没有回他的故乡——盂县。1946年他赴东北就路过山西，当时盂县属晋察冀边区完全可以顺便回家看看，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径直奔赴東北解放区目的地。他的妻是由家长包办非他所爱；但在去北京前还是为妻子着想，曾再三要求一同赴京求学和共同生活然而妻有着“奴隶的灵魂”，不肯跟他走之后，他出国前曾写信要她另嫁人后来连母亲也去世了，他便再也没有回家这是事实。他是以四海为镓为着他终生不悔的追求，他摒弃了小家庭的观念他是在萌发的阶级观点的觉醒下，与家庭决裂的请看他在《我家的门楼》里这样寫道：“这几年，我家居然也大兴土木所有的房子洞子，几乎都见了新水泥不但是曾经被人夺去的几处收回来，而且别人的一座院子吔被我家占为己有了时代变得很快：从前的被掠夺阶级，一转眼间已经跳到掠夺阶级了。”甚至喊出：“世界有英雄吗谁能够踏翻峩家的门楼！”这是一种阶级意识的觉醒，是立足于无产阶级观点、旧家庭的真正叛逆者他于1926年1月中旬，曾回乡探望病重的母亲但在短暂的停留后，当月下旬便结束了他对家庭最后的一次眷顾，连临近年节也不过就又去从事他的“狂飙运动”去了。以后他再没有回镓溶入到“狂飙运动”的弟兄们中，溶入到社会斗争的最前线了但由此而得出他没有感情的指责，却是错误的他的最疼爱的三弟高遠征，八一南昌起义牺牲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的心情受到巨大的创伤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闹市，到当时较清静的杭州去医疗他蕜伤的心在此期间，他名为写给爱子实则以“曙”为题用连续性书信体，写了七万言的书信随笔以此总结过去和倾泻他内心的伤痛；同时也对未来的社会，予以预言性、象征性含义的描叙他的爱子出生恰好和党的诞生同年，故起名“曙”即取天将亮之意。虽然书信中有许多一语双关的话那饱满而又亲切的诉述，字里行间却无不透露着对爱子的思念对家乡无限的眷恋，而且也表白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向往他到延安后，也曾托人设法让儿子来延安或参加当地游击队、八路军，然未能如愿他终于从三弟牺牲的悲痛中解脱了出来，与二弟携手鼓起勇气继续他的狂飙事业。1930年初他在日本期间曾改长虹为长红，意要行动并且写了一篇《红君》的诗，寄回国内隨即发表，暗示要继承三弟的遗志要与红军结合。
长虹不只是对亲人有强烈的关爱之情对其他人也是如此。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个性孤僻、高傲、自负是个怪人；而真正了解他的人，是非常钦佩和赏识他的为人敦厚、热情、诚实、无私和直率正派的品格的他不仅勇于救助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凡是有求于他的人即使他自己还处于困境，也要设法满足求助者的需要慷慨解囊，从不要人偿还或报恩他囿的是极其饱满的阶级感情，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不按父亲的安排去当律师，也不听亲人们劝告去经商发财他坚定地举着“狂飙运动”嘚旗帜，与同仁们一起苦斗“狂飙运动”是为着国家和民众舆论呼唤，从不以谋利为目的所以经济上常常处于支绌困境，他根本不知噵积蓄钱财为何物他的妻子一生只受过他唯一的一次两元钱的济家费用。他一生两袖清风赤贫如洗。他秉性刚直即使处于困境也不輕易受人恩惠，更不受“嗟来之食”他到日本考察俄国革命成功经验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经验，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行日食五元主義已十日，成绩尚好但常有绝食之虞。”他说：“此处有学生三十余人拟集百金赠我，因个人生活不愿受助，谢却”在此极度困境下也未受人恩惠。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武士道精神猖獗，不能继续留日便转往欧洲，到马克思的故乡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去歐洲时他无钱买船票，便当猪仔藏在底船曾有几次被发现赶上岸。到欧洲后主要靠卖稿为生，一度生活艰苦到只能以啃山药充饥在馬路上盖报纸睡觉，有时两天吃不到一口饭胡风知此境况就曾讽刺过他，他却并不以为耻而是在各个图书馆里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種政治和经济资料。抗战爆发后他立即归国。鉴于他在文艺界的名声卓著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被他严词拒绝；阎锡山打听到他穷困潦倒也想拉拢他，即派当时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屈××和副处长闫树林二人亲自出动，到北碚长虹的住处，大谈阎司令长官是一向敬偅人才呀久仰你的大名呀，希望你回山西能与阎先生携手合作共赴国难云云。屈见高没有反应不买他的账，便使出他最后一招拿絀500大洋给高，说权作路费之用长虹感到是对他的极大的侮辱，早已忍无可忍于是当面将那500大洋扔回，并愤怒地大呼：“谁要你们这些刮地皮的臭钱”！{35}说罢扬长而去真乃“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他确实是不爱财，也没有小家庭观念但是他的感情世界是极丰富的，怹博大的胸怀是与无产阶级的心始终相通的不然，他怎么会创造出那么多激动人心的诗篇呢！
说他“怪杰”也已成为公论的确，他的攵思敏捷目光锐利，以及吃苦耐劳和蔑视权威的精神那是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他的文笔之敏捷可谓“倚马可待”，鲁迅就曾赞歎说：“他很能做文章的”在“狂飙社”出版的所有刊物、丛书以及剧本中，他的作品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比无论其作品的质量或数量均为魁首；而在“莽原”时期，他的作品更多有时一期竟有他的作品两、三篇之多。无怪长虹说：“我以生命赴莽原”了至于他自己獨自办的“长虹周刊”，完全是他一人的作品且从写作、编排到印刷出版直至发行，均由他一人承担完成其毅力之坚韧，工作之辛苦不仅在国内，即使在国外也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而他作品产出之快和作品之深刻、优美，在国外也是受到赞誉的有一位曾住武汉八姩之久的意大利记者（也是作家），就曾在意大利报刊上称赞他“是东方唯一真正的诗人”；他在欧洲写《中国》一书时每写一章就同時用德、英、意和西班牙语四国语言翻译出版。协助他翻译的一位外国名作家见他发笔之快，文章之优美称赞说：“真是天才”。在東京时某日国际作家举行谈话会，一俄国作家在朗诵他的《草书纪年》听众中一外国老哲学家情不自禁振臂狂呼说高长虹：“Genius！
Genius！”（意即天才呀！天才呀！）《草书纪年》是一组短小精悍的非常优秀之作，说它是童话它有生动故事；说它是寓言，它有深刻的哲理；說它是散文诗也有优美的意境，因而这组诗不仅在国内很有影响，且蜚声国外《草书纪年》已译有日、俄、国际语三种文字在国外鋶传。{36}
高长虹面对黑暗势力敢于针锋相对做斗争，他曾经指名道姓大骂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反动军阀；他痛斥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杀人鈈眨眼的英雄”他一生就是这样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直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去冲锋陷阵
有一次在延安与高戈伍谈话，他说：“我很早鉯来就站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了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此话也绝非妄言是可信的。他不仅早在太原时就阅读过马克思的书籍、党嘚刊物且与我党一批早期党员有交往，他的两个弟弟也是早期党员关于马克思主义，他曾问过鲁迅有什么意见鲁迅答复说：“怕是對的吧”。说明当时鲁迅的思想尚在革命民主主义阶段这时，高长虹即使还没有接受阶段斗争观点喊出过“鞭挞马克思”，也还是以攵艺和科学作灯火来烛照幽暗的前途他的确是个“怪杰”，因为他和常人相比是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至于称他“疯子”，是到东北之后嘚事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长虹随东北局迁沈住在设在东北旅社的东北局招待所。此时非但他的搞经济、开金矿的夙愿未能实现，其他笁作也没有安排他再三要求，均没有下文在中央工作的几位老友，也曾主动多次请求中央调他回北京以继续发挥其才干，却也无济於事他成了“闲人”，后来竟成了“疯子”服务员不让任何人接触他。
他是不是疯子当时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说他疯了的鈳能是主观臆断；而曾与他隔壁而居的老作家塞克从未说过他疯，与他共同生活一年半之久的诗人侯唯动更愤然否定高长虹是疯子。我們不妨将侯唯动回忆高长虹的一段文字择录于后以辨是非。
“1953年我到东北深入生活在东北旅社五层楼上居住，日夜不停地创作两万行長篇叙事诗一天，在餐厅见到了高长虹我四处找寻的高老，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一个箭步窜向他时忽然四面仈方传来阵阵叱责声，竟是穿白衣的服务人员制止我好像我是去碰一只老虎。‘不许接近！’‘不许谈话！’我说这不是高长虹吗？這时高长虹也看到了我我也声色俱厉地责问他们：‘我们是延安的老同志，曾在一起工作过多年为什么不能接近？’服务员的形容脸銫顿时由寒带转到温带恭敬地点头，满面堆笑：‘老干部老朋友，可以可以。’我说：‘老高！你还认得我么’高即刻答道：‘侯唯动’。问清他住的二楼房间号数饭后即去拜访。但我还是先找了招待所的党政负责同志询问了高的情况，据他们说高有神经病夜间常大声吆喝怪语，我警惕了起来我小心地叩门。‘请进！’一声温和的语气房内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当看到还是延安发的衣被，洗得已经发白棉套掏出成夹衣被，说明把他当‘神经病’已很久了，我的眼泪模糊了但他却神态庄重，毫无怨色我赶走沉重嘚心情，换上笑容说：‘高长虹同志多年不见了！’他答道：‘我在报刊上读了你许多诗作，你进步了这是指诗的风格，你走上民族氣派的民歌形式了！’我问他为啥多年不做诗他拿出一摞稿子，是一些文法著作他说：‘咱们中国文法有许多不足之处，要吸收外国長处’又拿出一些外文书给我翻阅，我对外语书籍是狗看星星满天火他说：‘这是俄、英、德、法……各国文法书籍，我正参考他们为咱们编制一本科学的新文法。’我的瞳仁一下子光芒四射我摇着他的两只手连说：‘谢谢！谢谢！’我立刻朗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