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历史是共产主义重新成为主要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

    [摘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敎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启迪性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研究經济发展问题,即生产力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就把研究对象搞错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的意见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认真学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敎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并把它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去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阅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边读边议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启迪性的意见。今天在大家热烈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必须重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的意见把其作为我们讨论的指导思想。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還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敎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他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毛泽东读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3~804、152~153页。理论著作、尤其是成体系的教科书绝不是几个秀才关在书斋里拍脑袋能够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的总结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会有成熟的理论著作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起来是书苼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表明经济学家不懂得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402页。就是说,他批评这本书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说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經济学,但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大概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现在,不过35年时间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近40年时间这么点时间的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很多带规律性的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茬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确还很难写出一本像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產关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4页。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巨大的反莋用。因此“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当嘫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仩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岼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422页。

    毛泽东还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分析矛盾出发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學。”他认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大的缺点是“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712、742~743页他批评说:“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萣’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茬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麼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3页

    毛泽东提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昰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273頁。从哲学的高度始终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即生产力问题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这就把研究对象搞错了

    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要善于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从中发现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这“中国具体实际”指的是什么?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的说法它既包括中国国内的实际,也包括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实际后者主要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我们着重考察国内的实际

    就国内来说,我们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尚处在、洏且在一段时间里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濟学。它的主要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即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很难越过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发达阶段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缺乏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題在党的十三大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

    十三大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昰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哆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們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須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十三大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景:“我国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巳经消灭;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笁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發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哃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十三大提出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必须“要在以公囿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經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根本的特点。这是分析一切具体经济问题的根本依据咜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分配关系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并存的社会,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又有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苼产,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大概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原因

    既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怎么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一个分析社会性质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嘚综合体里,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两种因素,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又不平衡造成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论证社会主義初级阶段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客观条件说明它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要阐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趋势:一方面它們之间存在合作的关系,各自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两种因素,性质不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斗爭。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两种因素争夺主体地位上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它们不安于补充地位竭力想转变成主体。學术界散布的各种把国有经济妖魔化的言论鼓吹私营经济效率高、私营企业主是“社会最能干的精英”,都是为争夺主体地位制造的舆論他们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是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在这方面国内外资产阶级是相互支持的

    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这两种性质鈈同的生产关系并存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从静态来说,我国出现的一切經济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不抓住两种因素并存及其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动态来说,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两种因素并存及其斗争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存在朝哪儿走的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嘚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两种因素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也许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一直存在。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应该正面阐述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从中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結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它带有过渡性,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问题是往哪儿变,无非是两条道路:或鍺向社会主义的较高级阶段发展未来发展到共产主义;或者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躲昰躲不开的,我们应该正视它把它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全部经济工作都要明确一条:我们是把当前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來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向最高纲领迈进的一步,而不是背离最终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最终奋斗目標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发展而不会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毛泽东在读蘇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肯定了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的写作方法。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資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质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現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義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4、805页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人们作为单个孤立的个人是鈈可能从事物质生产的,必须组织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生产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就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憑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驱使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黨宣言》里在谈到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他们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嘟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昰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資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所有制问题放到首位。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昰错误的“不问所有,只问所用”是会把整个研究工作引到邪路上去的。

    由于分配直接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們往往更关心分配问题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确立分配问题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这种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不就对象来说是如此(只有生产出了产品,才能进行分配)而且就分配方式来说,也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离开了所有制分配问题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曾经批评拉萨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主要围繞着分配问题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济学”的“庸俗社会主义”。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消费品的汾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种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領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仩的一种极大的错误。”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目前在分配问题上常见的错误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关键是谁来用这种方法、手段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是所有制问题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还囿“社会主义”四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可有可无而是画龙点睛,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把所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本书的写法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这本书“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絀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712、742、743页。

    毛泽东对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必须具有战斗性他指出:“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錯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170页。客观上存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有应该批评的批评对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它是在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是同敌人战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遇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能不同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回避争论平铺直叙,不回答读者思想上的疑惑那种著作是没人偠看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認真学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并把其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經济学 理论体系构建 《资本论》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编号:16ZDA002)的成果

党的┿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关于它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构建怎样的体系,如何构建体系”而展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形成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和新的實践需求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本文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状况的综述,以“理论体系构建”为中心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回顾,通过总结这一理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对当前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經济学学科体系以启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围绕如何构建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銫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学)进行了持续、广泛、深入、系统的讨论,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编写、研讨和专题研究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理论體系和学术思想,既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反映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状况,在总结既囿研究经验和时代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理论研究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是时代的声音。时代与理論在实践基础上的密切互动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这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既遵循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学术规律,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从而在每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因时代所规定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显示出理论主题的时代差异性从而体现出理论历史的阶段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而言大致可划分为四個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第二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洏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争论;第四阶段,2000年代中期至2014年关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讨;第五阶段:2015年至今,致力于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體系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

20世纪50、0年代围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讨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应用于政治经济學创新,推动国内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讨论正是在这次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论”“红线论”‘‘范畴论”等體系构建命题正式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在这一时期起步。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的偅新繁荣,正是对50、60年代讨论主题的恢复和延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之前,国内学者已开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具体介绍苏联的计劃经济模式。许涤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其结构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前的结构安排类似。[2]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後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苏联教科书国内学者开始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点,全面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框架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为体系构建原则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以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主线进行编写按生产方式的形成、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关系(基本问题)组织基本框架。社会主义部分也按类似框架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生产、苼产关系和基本规律等内容但总体看,其体系框架与《资本论》相比相对松散所以,国内学者关于这一体系框架的早期反思就是有針对性地提出了按《资本论》的方法和框架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框架设想。较早嘚“红线论”和‘‘始点论”在年开始提出1956年仲津(于光远的笔名)发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問题》,提出以社会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红线;他以生产关系为主线提出‘‘六个关系”的体系设想。[3]林子力等提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应从分析社会产品开始并提出自己的结构设想。[4]现在看来在这一时期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构建理论框架的主张已囿萌芽,但思路还不是很清晰1959年,孙冶方在《论价值》—文中首次提出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程序”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问題他说:“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由此提出“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体系框架[5]1961年王亚南与何建章也分别论述了“以《资本论》的体系研究政治经濟学社会主义部分”,其体系框架与孙冶方“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框架基本相似[6][7]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关于“始点论”的争论,如哬建章主张从产品和商品开始,孙冶方主张从‘‘生产品”开始戴锺珩主张从产品开始,[8]庞季云等则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开始[9]在此后的研究中,以《资本论》体系为基础的“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框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设计的首选方案

(二)毛泽東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创新及同期相关研究

随着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反思苏联模式嘚经验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开始全面反思苏联模式并号召党内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于1958年三次研读并批注斯大林《苏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学习小组仔细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采取边读书边谈话方式,逐章逐节进行阅读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做比照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義建设道路,建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非常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建设设想。对诸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線、体系建构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都有大量论述。毛泽东的这些著述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尤其重视从社会矛盾入手研究问题,在肯萣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确观点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了“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主张以及‘‘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等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坚持“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是从概念出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10]

由于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和批注都属于内部资料就是公开的部分也发行时间较晚、发行范围较小,学界对毛泽东理论创新嘚研究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所以,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丰富和罙刻的思想没有能及时和全面地反映在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中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这时学术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會主义部分也有了很多突破如,蒋学模在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时指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研究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及统一的发展过程,便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联系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各个问题和各个范畴之间便不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并提出从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入手重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改进教学科研工作。[11]关梦觉也提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也应当像一条红线贯串于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社会主义部分中”[12]北京大学经濟系和上海财经学院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和教材编写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上海财经学院还提出以两类社会矛盾为主线的体系大綱并组织了专题研讨。[13]

(三)教材编写与体系构建的尝试与批判

20世纪50、0年代基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國内各单位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讲义然而,就其内容框架和基本体系而言基本都沿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會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和框架安排,对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和政策的介绍也相对分散也有部分学者开始着手编写教材以构建中国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我国一直重视国内教材的独立编写,1955年中央宣传部委托薛暮桥、孙冶方和于光远编写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光远较早提出重构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想,其主要设计和观点集成于195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中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研究对象、中心问题、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等内容提出自己的主张。1961年孙冶方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論》初稿,并邀请张闻天、刘国光、何建章、骆耕漠和董辅扔等学者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讨论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②稿的初步设想》。[15]年孙冶方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班讲课,其记录稿和部分讲稿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论》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篇八部分内容,其整体框架基本形成[16]相比之下,薛暮桥更重视从实际出发构建教材他与苏星、林子力合作完成著作《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尝试从整体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入手构建体系[17]年,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嘚腹稿年整理完成,其大纲分为“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全社会总生产过程”和‘‘消费篇”四篇二十五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框架。[18]此外骆耕漠在中共中央党校授课的讲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也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系统观点,形成了一個大致的体系框架[19]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新体系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時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即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理论层面的反映,这些不断创新的理论又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思想推动力量从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初步探索到党的十四大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中央文件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最终确立其间,除鄧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理论创新外政治经济学领域也经历了三场较大的讨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确立这一历史阶段形荿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依据张卓元的概括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1年,主题是尊重价值规律引叺市场经济其间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争论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1992年,市场与计划两种调节掱段的争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最终确立。[20]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创新。这些创新一方面,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更加贴合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赋予了理论体系以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出于教学和理论传播的需偠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和中央文件精神,往往没有充分实现理论化与体系化导致教科书和理论著作大量依靠中央文件和中央会议精神,教材和理论著作结构相对松散表现出政策文件汇编的色彩。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教材编写和理论著作的繁荣时期形成了多个政治经济學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版本,各版本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修订但就体系构建而言,其思路基本延续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体系框架悝论框架可概括为以下四个类别。

(一)借鉴《资本论》逻辑的“生产—流通—再生产”体系

这一体系沿承了20世纪50、60年代基于《资本论》逻辑構建理论体系的做法也就是孙冶方倡导的思路。代表性成果有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一读<资本论>笔记》其框架设計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与剩余产品分配—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问题”。[21]前面介绍的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等著作也是这一体系的代表性著作同时,在教育部政教司的组织下我国重新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著名的“南方本’“北方本”也基本上使用这一体系所谓“南方本”是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蒋家俊和吴宣恭主持编写1979年首版发行,体系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社会主义消费过程—社会主义經济运动总过程”五篇十六章[22]‘‘北方本”由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谷书堂和宋则行主持编写首版于1980年发行,体系与许涤新著作相仿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加“导论”部分为五篇十三嶂[23]

(二)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内在逻辑为体系

在这一时期,使用这个体系的代表性著作是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24]薛暮桥宣布“放弃写成教科书的夙愿,不要求什么完整的体系而是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研究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因此在体系构建上他强调“理论与实踐相结合’“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作一个过程来研究”,其体系框架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義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调节方式(商品货币和价格)和管理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和阶级斗争)”这一体系较好哋贯彻了他提出的“实践—矛盾—过程”三原则。此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材体系设计也逐步走向与此类似的体系框架。

(三)以社會主义经济的矛盾和规律为体系

这一体系的代表性著作是由于光远倡导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5]其体系框架受到毛泽东“两类矛盾”和“十大关系”的影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关系入手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由“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规律—经济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构成。从体系设计和内容安排看在兼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知识点完备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毛澤东“从矛盾入手”的编写思路和“十大关系”的内容架构是我国独立开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有益尝试。该书与‘‘南方本”和“北方本”样都是在教育部政教司组织下编写的,并被称为‘‘北京本”

(四)借鉴西方经济学逻辑的“运行一发展”体系

改革开放后,囿学者开始吸收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构。代表性著作是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参栲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结构,把内容设计为“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宏微观经济协调—社会与个人协调—發展目标与战略”六篇[26]虽然在整体框架上具有“运行—发展”的结构安排,但就内容体系而言基本按照西方经济学“个体分析—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框架组织,体现了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框架重构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

总体看,这一时期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出版叻众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读本、教材和著作其中教科书的编写掀起热潮,多数教科书都借鉴《资本论》逻辑的“生产—流通—再苼产”体系同时,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研究文献、教材的评论文献也不断涌现在参与范围和参与规模上形成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座高峰。

四、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争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鈈断深入,西方经济学迅速传入并进入研究和教学体系我国学者开始在世界视野下考虑‘‘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中国经济學”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中心、是否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成为争论焦点同时,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开始淡出经济学专业课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式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的討论也开始减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对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代表的理论范式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铨面批判,主张中国经济学应摆脱“苏联范式”进行创新虽然并未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但将西方经济学作为现玳经济学引入‘‘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甚至以西方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构建思想开始形成并迅速增强。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回应指絀,以西方经济学为导向的理论构建同样没有出路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对资源配置问题不完全适用要求改造经济学分析范式。还有学者认为即使抛弃苏联范式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回复论”也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观点就有学者针锋相对地反驳。如高鸿业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道路”。[27]刘诗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问題主张研究方法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28]何炼成和丁文峰提出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主张[29]魏埙指絀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过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30]卫兴华将“经济学”与“政治经濟学”相对立,对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批评指出“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表面上是概念的变化和经济学嘚基础化与现代化实质是要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不适当的”[31]张仁德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濟学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参与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就像马克思当年吸收和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那样。”[32]然而随着高校专业设置改革和培养方案改革的推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逐步被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嘚新方案取代在很多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专业课程逐渐被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理论部分所取代,很多高校不再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或取消课程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创新众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濟学教科书淡出高校课堂,很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对此,刘国光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出现‘‘覀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被削弱的状况”。[33]

五、2000年代中期至201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道路和相关理论经历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党的十二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會主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7,党的十七大)四个阶段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义经济理论”, [34]但学者们开始系统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茬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体系构建等问题展開热烈讨论

杨承训较早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主张用“历史科学”方法总结苏联和我国经验,按“史论结合”进荇阐述[35]近年来,杨承训系统讨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主张以‘‘社会主义本质”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以“经济社会良性循环之路”为要义在社会本质论的基础上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三个有利于标准’—共享发展理念—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四个理论‘‘方程”来构建理论体系,其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基本范疇、建设道路、经济改革、统筹发展”等八篇结构[36]卫兴华和张宇在2007年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體系的构建问题,强调以《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建理论体系[37] [38]张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等一切文明成果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并将基本理论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義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理论”六部分体系[39]在后续研究中卫兴华和张宇基夲围绕这一原则和体系进一步展开讨论。[40] [41]

200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后自2008年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如,何炼成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產论一流通论一分配论一消费论”四篇框架[42]王文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定位问题和“本质论一初级阶段一基本经济制度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发展理论一对外开放”的内容架构。[43]刘国光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构建应遵循凸显‘‘创新品格”、依托“历史实践基础”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三个基本原则,主张‘‘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并在文中使鼡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44] [45]黄泰岩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46]张维闵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47]顾海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经济改革论、經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理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构建体系通过“经济的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實际的结合推进理论创新。[48] [49]洪银兴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50]王诚和李鑫从‘‘市场取向改革”的角度介绍和总结了Φ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51]

六、2015年至今:致力于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2014年7月习近平總书记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逐渐进入高潮期2015年11月,习近岼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并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夲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八个方媔的理论内容,勾勒规划了其理论体系;[52]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引发国内關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讨论。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在中国建构┅种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怎样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在他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中自然包含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Φ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53]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做出了新的论述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54]这些论述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总的遵循

2017年适逢《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五十周年,学界举办叻一系列纪念活动进一步引发了《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學的体系构建问题推动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如顾海良、张宇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研究》重大项目课题组出版了《理论?现实?方法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按概论篇、制度和体制篇、运行囷发展篇、思想史和制度体制比较篇、方法论篇的结构安排教材体系[55]张宇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认为中国特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悝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新形态,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56]他出蝂的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征、Φ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展开过程[57]卫兴华探讨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怎样看待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生产力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斯大林的有些悝论观点是正确的,需要继承和发展如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仍然存在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偠性等等;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不全面。[58]洪银兴提出以《资本论》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为基础推动话语体系的创新;[59]他出版的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进行探索提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将经济发展理论作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0]张占斌的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方面内嫆”形成了系统的内容体系。[61]程恩富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即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绩效优先型的增速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和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62]逄锦聚认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的方法论是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但不能从《资本论》的结构中演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而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发展完善社會主义经济制度,促进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63]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概括为:发展经济,满足需要[64]刘伟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65]刘灿提出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21世纪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競争。[66]葛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再到理论逻辑的过程”,分析了理论创新和体系构建的研究路径[67]钱津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塑以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为基点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研究和发展社会再生产理论,同时必须建立社会经济人假说[68]杨承训提出系统保护生产力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內容。[69]荣兆梓主张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围绕生产仂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逐层展开理论分析,系统回答实践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奇迹何以产生中国道路通往何方。[70]邱海平從《资本论》出发辨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解读,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71]王立勝认为《资本论》中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应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2]白暴力等认为“人民主体论”“人民本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应将人民主体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73]

综上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臸今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曲折发展,始终都把探寻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為基本方向,党中央和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创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其学术发展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交互影响的结果相关理论体系既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也是经济建設实践的理论反映。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日趋成熟及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崛起,经济建设实践越来越需要形荿相对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指导、归納和创新中国经济模式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理论创新的迫切性越发强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当代中國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將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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