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坐办公室的。我是搞农村搞种植政府补贴吗种植的。我的就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人就看不起种植的 而坐办公室不会呢?

《我希望有机种的胡萝卜叫胡萝卜,农药种的胡萝卜叫农药胡萝卜》一席 - 简书
《我希望有机种的胡萝卜叫胡萝卜,农药种的胡萝卜叫农药胡萝卜》一席
邹子龙,绿手指份额农园创始人。
现在做有机农场的确实挺多,但是大部分人的经营状况都不好,很多在亏钱,能够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今天无意间听一席的关于绿手指创始人邹子龙关于有机农业的演讲,心中感慨万千。
一位城里孩子,上了人大,却回了农村,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当然有着这样观念,也是我们中国农业最最可悲之处。
他讲述了他自己关于投身农业的故事:真实,心酸,感人。这一路的心酸,只要经历过后的人,才能知道,我没有任何话语权,但对于他我真心为他点赞。
原文实录:
我是在国企大院里长大的。那个时候的城市规模没有现在那么大,大院的外面有很多鱼塘和菜地。我记得放学的时候有两个地方是经常去的,一个是大院的球场,另一个就是外面的鱼塘。有两个画面特别清晰:一个是鱼塘的跛脚大叔,一瘸一拐地拿着镰刀追我们这些偷鱼的小孩;另一个就是我妈妈每天放学到鱼塘拿着棍子抽我回家。
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到外婆家里去,外婆会把辛苦种植一周的蔬菜拿给我们回到城里去吃上一周。我们也会给外婆一些零花钱,我们家不会在外面的市场上买菜。
后来我们在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常常提到一种叫作“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跟外婆家建立的这种食物关系,就是社区支持农业很典型的案例。不过大家把它当作一种舶来品来推广,好像国外的东西就比较好,这是我很难理解的。
2007年我进入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我们那个专业非常小众,一共只有49个同学,算上我一共有4个同学第一志愿报的这个专业。我当时的分数应该是可以报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但是我只填了这个专业,其他都是空白的。我几乎是抱着朝圣的态度去上大学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产业化的大学,其实还确实不能教给我们太多东西。
大学四年里我们气氛比较压抑,同学们都忙着听别的学院的课,也忙着去其他的金融公司和商业公司实习。后来在北大和念研究生的时候就更夸张了,几乎都去了金融公司。
大学的时候我喜欢在学校里面疯狂地跑步。村上春树有一本书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当我跑步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没有想。我每年的暑假都在西藏登雪山,一待就是一个月不出来。
后来我经常到我们学院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产学研基地去实习,在那里我接触了一种刚刚提到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我当时觉得这么好的模式好像能够解决中国乡村的所有问题,然后带着这种实业报国的自high感,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纠结了三个同伙,来到珠海这个破山头做了我的第一个农场。
这是2010年我到珠海做的第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是我一个阿姨的儿子的女朋友的爸爸的苗圃。在这里我们没有签合同,说好经营利润的20%作为租金。然后我就投入了一些资金和苦力开发了20亩菜地,按照有机种植的标准开始种植蔬菜,给十几户珠海市民长期配送这些蔬菜。这十几个家庭几乎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也是我强迫他们买的。
后来经营几个月之后发现并不赚钱。这个时候这个爸爸开始要我们交租金,而且租金还很贵。没办法,我们只有想办法搬家了。这个爸爸是在澳门开赌场的那种黑社会。我跟他说我希望搬家,想拆掉一些水箱水管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你拆吧,你拆拆试试。”
当时我记得我就是开着这一辆小破面包车,带着我所有的家当,一个车就拉到了我们第二个基地。里面最值钱的应该是两头猪,还有一个不锈钢桶。
大家觉得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吗?然而并没有。我原来在第一个农场租地的时候,在村里面租了一个房子。我的房东跟我说:“小邹啊,你原来那个地方那么陡,我带你去看一个更好的地方吧。”
这个地方确实非常漂亮。我当时的女朋友也是后来的老婆,她跟我来了一句:“感觉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生活很久。”后来我们就搬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女人的第六感也是不能相信的。
但是在这个破山头上,我们一群人也干了两年多,后来这里也是遭遇了合同纠纷。这个基地在绿手指的发展过程中挺重要的。第一是这个上面是不通水不通电的,我们在这上面做了大量的设计实验。比如说利用一些U型管、连通器,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把山泉水接过来,然后引到最高的山头上,通过重力加压实现了自流灌溉。
再比如说有一个志愿者是电学博士,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区分零线和火线,然后亲自接了我们的照明和生活用电。我们就用6个车载电瓶串联起来解决生活和生产的用电,用完了再拉到村里面去充电。
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设计了绿手指独特的灌溉和肥料系统,这为我们后来建设和设计下一个农场提供了很多帮助。
第二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有了很多的媒体报道,然后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开始涌上这个山头。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一年来来去去应该有一两百号人,有的时候一开饭都是四桌人。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比如说有的刚来的坐下来吃饭,他会问这个地方饭菜怎么这么难吃——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嘛,我就说可能没赚到钱吧。
他们中很少一部分人留下来了,成为今天绿手指的中坚力量。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了很多有机农场。当然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之后,发现有机农业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好玩,就又回到城市里面去了。
第三是有一天有人上来通知我们,说市委书记要来看望我们几个大学生。接下来的一个月不断地有人给我们送水送温暖,还跟我们说什么事情应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我想不对啊,那么好的机会,必须得好好干它一把。
书记九点半上来,九点一刻,我们同事把牛赶到了湖对岸的一个草地上。因为当时是冬天,白鹭都飞回来过冬了,白鹭骑在牛身上吃牛的虱子,特别漂亮。然后哪个同学在哪个位置开着拖拉机,哪个同学在哪个地方收获着幸福的蔬菜,全部都像大导演一样安排得很好。
领导九点半在山顶最高的地方,一下车一眼就看到了牛群和白鹭。然后说哇,这个确实很漂亮。我们马上跟他介绍说,书记你看,这个叫生态系统。书记说好啊,这个有机农业确实值得推广。
看到我们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在这里劳作的时候,他会问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已经被交代过不允许讨论土地问题,但是我想豁出去了。我说:“没办法,我们这里没有稳定的土地合同。年轻人没有办法生根发芽,其实挺困难的。”
后来我们就搬到了现在这个三百亩左右,有稳定产权的一个基地。有时候想想其实还是要感谢大学教育,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点用的人。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基地。这是一张手绘地图。
我们按照古代护城河的原理修筑了防洪大堤。这里以前是滩涂地,每年都会淹。我们修筑了防洪堤,做了强排系统以后就不淹了。周围的农场开始按照我们的方式去改造他们的农场,所以周围的土地价值得到了比较大的提高。
我们农场的机械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愿意种菜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像我们这样的人就特别少,等这些叔叔阿姨做不动了之后,到底什么人去种地呢?这个首先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适度的机械化应该是有必要的。
这是我们的一张喷灌图。因为我们是管着消费者的餐桌的,就是我们种什么他们就吃什么,他们也不到市场上去买菜,所以市场上能够种的所有的品种我们都要种。我们种瓜菜的时候要用滴灌,种叶菜的时候用喷灌,停电的时候还要用人工的系统。所以每一块地是三套独立的系统,可以独立运作,用我们厂长的手机就可以控制浇水了。
这是我们特别典型的一张农场工作的照片。大家看,他们其实每天八个小时一直是弯着腰的,工作真的是很累的。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城市里面的白领,吹着空调对着计算机的工作收入会比他们高那么多,难道就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多接受了一点教育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去反思的。
这是我们农场的一片青枣地。因为有机农业里面是不允许用化学除草剂的,所以这里面的杂草会比较多。
有强迫症的人可能受不了。像我是处女座的,所以我经常让我们的师傅拿除草机把草全部割倒。但是这样会费很多的工。如果用除草剂的话,草甘膦加百草枯一喷就是寸草不生的。但是其实除草剂这个东西,很多都是类雌性激素。这是造成我们现在特别是男同胞不孕不育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现在很多小男孩比较像小女人,也跟这个有关。
这是我们农场的鱼塘,我们养了很多鱼。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自来水如果算上排污费的话,差不多有4块钱一吨,这没办法种菜的,所以我们修了很多鱼塘。这里能存十几万方水,下一场雨我们就能省几万块钱。
这是我们农场的明星动物,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这个牛玩。
这个猪跟我们人吃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做蔬菜很多下脚料是不能配送的,所以就给猪吃。
这是农场养的几千只鸡。
这个是农场的两个沼气系统。
其实我刚开始做有机农业的时候是跟一个香港老头学的,一个60多岁的香港老头。虽然他做有机农业做了20年就亏了20年,但是他有一个想法是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的:有机农业一定是养殖先行的,有了养殖的废料才有了种植的肥料,将来有机农业才有基础。
我们现在很多有机农场,我觉得充其量只能叫有机菜场——它还是高价地购买商品有机肥,然后高投入地进行生产,希望这些商品有机肥可以给它带来高产出。这还是一套工业化农业的思路,我觉得还是没有得到有机农业的精髓。
这是我们加工配送中心里面的一个景象。我们的蔬菜凌晨从地里采摘回来之后马上进这个篮子,用真空预冷机进行预冷。十几分钟就能降到6摄氏度,它的养分就停止损失了。然后把它放在临时存放库里面。要加工的时候,进低温车间,加工、包装,分成一箱一箱的菜,然后放到成品库里。第二天凌晨,我们的师傅就用冷藏车挨家挨户地送到珠海市民的家里面。
因为我们那里参观的人特别多,消费者会影响加工中心里面生产的速度。所以我们借鉴了工业旅游的思路,做了透明的参观通道。我们把消费者隔在参观通道的外面,他可以通过玻璃看到里面生产的过程,但是不影响里面的速度。这个材料是ICU重症监护病房的材料,我们把它搬过来做蔬菜,希望把它的粉尘降下来,也是没有其他人这么干的。
这是我们农场的几个木屋。我们在这里做了那种美式的分享式的大厨房,电磁炉、电陶炉、电烤箱、电蒸箱一应俱全。城市家庭很少有这么大的一个岛台,这里可以容纳好几个家庭分享厨艺。
我们这几年在推广有机蔬菜的过程中其实挺窝囊的。一棵菜,他非要问你为什么卖十块钱;如果把它做成一盘菜之后,他就不会问你为什么这个菜要卖三十块钱。所以有时候消费者的想法是挺奇怪的。
我们是把食物的教育作为跟消费者互动的一个核心。我们以前也试着做过农耕教育,但是其实消费者并不真正关心这个食物是怎么种出来的。也就是农耕这个东西离他们的餐桌还是太远了。那食物就是一个更好的媒介。
我刚刚跟大家简单讲了一下,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有机农业并不是要回到以前刀耕火种的那个时代。现在一些能够运用得上的科技,只要是环保和节能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的。
现在做有机农场的确实挺多的,但是大部分人的经营状况都不好,很多在亏钱,能够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一个是只重情怀不重经营。我们愿意做农业的人很多都是有情怀的,我们希望可以回到农村去生活,希望人与人之间可以更简单地交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乡村变得更美好。但是农场的经营是一个综合的学问,它牵扯到种植、财务、管理、后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挺综合的学问。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成功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确实学不到这样的综合的农场经营的学问。现在的大学,我觉得叫化肥大学或者叫转基因大学、叫机械化大学比较合适一点,不应该叫农业大学。
我觉得农场一定要讲经营,拯救了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当初我以为回到农村去就可以实业报国,但是当我发现我连猪饲料都买不了,猪每天下午在那里嗷嗷叫的时候,我就恨死了那个当初跟我说“回去农村做有机农场吧”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后来引入了职业经理人的制度。我一开始是绿手指的大总管,什么都做。但是绿手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财务、营销、市场这样的问题,我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从我大学开始就在做绿手指这个项目,从来没去过大公司实习,工作甚至是管理的经验我都没有,所以也挺难的。但是后来我们就尝试引入了职业经理人制度。我觉得专门的人去做专门的事情,我就专心地负责农场的鸡鸭鱼菜生产,这也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郑大哥是我们卖菜部的负责人。他以前是珠海一家上市公司联邦制药的市场总监,销售总监他也做过。
郑大哥一开始是我们的会员。后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入股,去年他干脆把工作辞了跟我们卖菜。他卖菜的水平跟我们卖菜的水平确实是不一样的。
卫芸是我们绿手指的总经理,她以前是一家日资青梅加工企业的总经理。
她那里有一套从一个小黑作坊变成一个正规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经验。我觉得她的这个经验也是一般的大牌经理人不具备的,我也特别幸运地能跟她合作。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我们绿手指工作,可能连他们原来十分之一的收入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
我觉得普遍经营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畸形市场造成的。我们大部分的消费者,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当我们提到“有机”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作为商品的定语来出现的。我们国内的有机是出口推动型的,一开始是有机这个东西卖到国外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比如说有机茶,大量出口的有机茶后来在转作内销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健康食物的标签。商家把有机的东西上架到各大超市,然后我们消费者付出比平常的蔬菜贵好几倍的价格去购买这个食物。
有机生产的东西本来成本就比较高,再加上超市的上架费、渠道费用、包装费。还有,一棵蔬菜表现得我很贵的时候需要表现出来我很漂亮,这样又会有更多的损耗。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加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超市里面的有机蔬菜大概是30多块钱一斤。我2015年做了调查,珠海有机蔬菜的平均价格应该是在27.5元左右。
所以今天当我说我大学毕业回去做了有机农场之后,我的同学经常调侃我说,邹子龙,你这几年搞有机农场赚了不少钱吧。现在互联网+这个思维渗透到有机农业里面来的时候,也很多人过来指指点点说,哎呀,邹子龙你真傻呀,你现在一个家庭一年能回款一万块钱,那你找一万个家庭岂不是有一个亿了?你不是亿万富翁了?
反正这样的想法真的挺麻烦的。很多投资人也找我们,希望在每一个城市复制一个这样的绿手指。然后我还要跟他们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有机农业其实不是那样的东西。
很多同学来我们这里学习,希望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做一个宅配农场,我都会跟他们讲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想要生存下来是挺不容易的。然后他们有的人还会想,这个邹子龙,为了不让我入行跟他竞争还告诉我这个行业不好做,我不听他的。
总之,我发现去跟别人解释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亿万富翁还有为什么有机农业特别难,变成了我工作中特别恼火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一直在说,因为这几年,我看到很多从其他行业赚了很多钱的人投入到有机农业里面,有很多是亏得倾家荡产甚至妻离子散。
我们提到有机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但是我们只是表现了它的商品属性,其实有机这个东西有更多的内涵。但是如果把它上架到超市之后,大家就会把这个东西商品化。一个东西一旦商品化和模式化了之后,就容易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挺厉害的,一个东西稍微有一点搞头就会被总结成多么多么能赚钱的一个工具,好像一夜之间就会多很多亿万富翁一样。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麻烦的。
在有机农业里面,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逻辑。我希望有机农业这么弱小的行业,它可以很多元地去发展。一旦被模式化了之后,就有很多小而美好的种子容易枯萎。
所以慢慢地,绿手指就不再提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去经营的。我希望有机农业可以更多元地去发展,多一些小而美好的存在。我们这么多人的努力,仅仅是达到绿手指今天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从来不忽悠人回去做有机农场。
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你确实觉得有比化学农业更好的选择,我自己已经消费有机食物很多年了,我也愿意鼓励身边的人去消费有机食物的话,那我觉得你再考虑把经营有机农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可以的。
其实农业真的不是一个有暴利的行业。土地可以给予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它不会纵容我们的贪婪。农业这个东西不像IT、金融、房地产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显学的行业,它们已经实现了很多人的正常价值。
农业是一个很弱势的行业,以至于当初毕业,我表达了希望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想法的时候,遭到了家里、媒体甚至亲戚朋友各种各样的非议。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它不正常。如果这个事情能正常地实现我的价值,那根本就没有人会鸟我,也没有人会报道我。我希望当我的儿子说他想做一个农民的时候不再有人会关注他。我觉得有20年的时间,我们就去想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我也很讨厌媒体用什么“北大毕业生种菜、人大硕士务农”对我们绿手指进行报道。我挺纳闷的,绿手指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说吗?有机农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媒体不能帮帮忙吗?反正说到底我是挺不服气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题目一样,我希望我们有机种植的胡萝卜叫胡萝卜,那些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胡萝卜就叫农药胡萝卜或者化学胡萝卜。并且,他们应该列出他们使用的所有化学品的名称,而不是去证明我们没有使用。应该让他们列出来他们种胡萝卜用了50种农药,种白萝卜用了70种农药。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农场几张有意思的图片。
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讲的是我们的厕所。
“吃货拯救地球”是我自己写的,也是我一个小小的愿望。
这是我刚刚出发来北京之前在砌的一个灯塔。我希望它可以成为绿手指拍照最漂亮的地方。
其实农村的生活真的挺美好的。好,谢谢大家。
这里是我写作的家,我很爱它。
我愿意在这里,与你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感动。
-- 发自我的网易邮箱平板适配版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163 To: &秦丕兴& Sent: Fri, 15 Sep :27 -0700 Subject: 大营、二营勤俭持家发家、到成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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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种植的百合丰收了,李红非常开心。  李红供图
  干海村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东山彝族乡的一个彝族小山村,这里曾经是全县21个贫困村之一。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村里大力发展百合产业,村民们依托产业发展,让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蜕变成美丽的幸福家园。
  带领村民发展百合产业的,是该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在村民们眼里,李红是带领他们走上致富路的“百合书记”。
  为发展寻找新出路
  干海村位于祥云县东山彝族乡西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村落,村里彝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8%以上。提起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干海村的村民们都对他竖起大拇指。这个彝家汉子,1986年11月从部队回乡后,1987年4月走上村党支部书记岗位。在报酬不多,事情繁多的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一干就是近30年,在他的努力下,干海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里不通道路,水利设施严重滞后,整个干海村只有4所砖瓦结构房屋,其余全是木质结构,破败不堪。”李红回忆,“村民们习惯了看天吃饭的生活,但我不想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便开始寻找发展的新出路。”
  为了找到合适干海村种植的经济作物,李红相继试种了白瓜子、白魔芋,甚至还有桔梗、党参等中药材,但试种并不成功。1999年,李红到县里开会,吃饭的时候看到饭桌上的西芹炒百合,他灵机一动:干海村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山区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应该适合百合的生长。回到家后,他就试种了百合。
  经过筛选,李红选择了当地一种个头大、品质不错的老品种百合。为了寻找更规范的百合种植方式,李红先在自家的地里试种了几亩,怕试种面积不够总结不出经验,他又劝说表弟跟他一起种了几亩百合。
  “因为我们选择的百合品种好,所以试种成功了,还卖出了每公斤8元的好价钱。”李红兴奋地说。在随后两年里,看到百合的市场价格十分稳定,李红便开始在全村推广种植。
  由于种植的百合是当地的老品种,种子数量有限,制约了全村发展百合种植产业。见到效益的村民们此时已经对发展百合产业信心满满,为了扩大种植规模,李红找来了10吨外地品种的百合种子发给村民。
  但李红没有想到的是,外地来的百合品种,并不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这让本来发展较好的百合种植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
  “其他品种的百合不适应我们这边的土壤、气候,质量保证不了,那批百合直接被拿去喂猪。村民遭受了经济损失,情绪十分激动。”李红说。
  为了把百合种植产业拉回正轨,李红自掏腰包购买了一批本地百合种子,让村民们拿着自己的外地百合种子来换本地的百合种子。
  田野绽放致富花
  烤烟曾一度是干海村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村民熊进波家几年前种植了4亩多地的烤烟,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当年每亩烤烟收入6000元来算,一年的收入也才2.4万元,刨去成本后所剩不多,这让他有些灰心。
  熊进波说:“当时看到李书记在全村推广百合种植,可是没有看到收益,我们也不敢贸然改种百合。”
  李红一遍遍给村民做工作,熊进波和部分村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种了一亩百合。让熊进波没想到的是,因为种植的百合品种优良,市场行情非常好,种植面积还不到烤烟1/4的百合,最终收益竟超过了烤烟。最重要的是,“百合的生产种植没有烤烟繁琐,只要种下去,按照李书记教给我们的方法管理,就可以等着收百合了。”熊进波说。
  李红算了笔账,“按去年百合的收购价,每亩百合可收入5万元左右,种植5亩烤烟还顶不上1亩百合。”见到收益后,村民们的种植积极性也大为提高。熊进波说他家目前已经种植了两亩百合,资金宽裕后他还准备扩大规模。
  群众的种植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逐渐增加的百合产量怎样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为此,干海村成立了健民百合种植协会,通过技术培训、收集市场信息、联系商户统一订购等方式,为农户销售百合产品提供服务。
  如今,干海村的百合产业走上了规模化、科学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百合种植面积由2004年的4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亩,百合种植户达320户,小小百合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大产业。
  引进电商,让特色产品走天下
  “我家开挖成品百合0.8亩,产量1820公斤。按照与电商签订的每公斤28元的售卖价,能收入50960元,扣除种子及其他投入成本2万元,净收入30960元。”说起电商给自家带来的实惠,村民李开荣高兴得合不拢嘴。
  百合丰收了,李红知道,接下来就是要帮助村民解决百合“卖得掉、卖得好”的问题。在县政府的帮助下,李红找到了电子商务平台这一出路。
  日,干海村村民身着彝族节日盛装举办了热闹的百合大赛。百合的丰收让他们喜悦,但真正让他们开心的是9月百合还未采摘,电商平台就接到了4000件预售订单。李红介绍,原本还担心村里种植的一千多亩百合会不好销售,没想到在电商平台上1个月就销售了13629单、13.63吨。
  “农村电商让我们的百合名声大噪,我现在每天至少要接50个电话,许多没买到百合的福建、西藏、上海的商户都打来电话预订。”李红心里乐开了花,“有了电商平台的支持,我们要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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