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乘佛教教是如何印度消亡的

印度印度大乘佛教教最主要分為②大系統:一為中觀學派二為瑜伽行派。中觀學派與瑜伽行派大約興起於西元一世紀至六世紀間溯源而觀,原始佛教中已含大乘思想;至部派佛教時期,大眾部與上座部對於「空」、「有」看法的差異更加明顯;而且各部派之間都以重視學說的立論為主,佛教因此逐漸偏重於義理的研究反而遠離了人間佛教的實踐。於是印度大乘佛教教行者重新思惟佛陀教化的本懷,提倡落實慈悲利他的菩薩道印度大乘佛教教的開展於焉大盛。


承繼部派佛教時期對「空」、「有」思想的見解歸納印度印度大乘佛教教學派的發展,一者是破一切執著情見以彰顯諸法實性為主的「空宗」--中觀學派;一者則是剖析諸法相狀,以了知身心萬物為主的「有宗」--瑜伽行派唐朝義淨大師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序說:「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其思潮的興盛,由此可見



西元一、二世紀間,印度印度大乘佛教教盛行大乘經典亦相繼出現。另一方面當時小乘有、無學說競立,外道邪見紛沓龍樹菩薩出世後,以般若經典為根本造《中論》、《大智度論》、《十二門論》等,倡導般若空觀「遣蕩諸執,破邪顯正」大樹法幢,展現印度大乘佛教教富麗宏偉的思想衍成大乘空宗,成為西元三、四世紀間印度佛教的主流


承龍樹教學,門人提婆著《百論》、《四百論》、《百字論》破斥外道思想及小乘教義;繼之,羅睺羅跋陀羅注釋「八不」之說;笈多王朝初期青目撰《中論本頌》注釋本等,中觀學派逐漸形成


Φ觀學派以《中論》為主,闡述「性空、緣起」的思想又有「世俗、勝義」二諦論作為說明。前者以有名的「八不」偈--「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揭櫫「緣起」的根本思想以諸法萬物皆起於因緣和合,故無自性否定當時小乘、外道對於「生、滅」、「常、斷」、「一、異」、「來、出」等執著或戲論。二諦偈云:「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說明宇宙萬法若立足於世俗諦則一切法皆為「假名有」;若立足於勝義諦,則一切法皆為「自性空」意即佛陀為化導眾生,以眾生理解的事相開示真理。因此若離世俗諦,則無法了解勝義諦;若離勝義諦亦無法證入法性真實義。此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的「中道」觀不偏執「有」或「空」,而從「真空妙有」中看待萬象緣起性空的本質亦成為中觀學派重要的核心思想。


西元四、五世紀間中觀學派分成以佛護為代表的「具緣派」,和以清辨為代表的「依自起派」前者強調「緣起諸法畢竟空」,後者則強調「自俗諦門觀緣起法皆無自性、不可得;若從真諦門看,則一切法皆有常住之本性存在」兩者對空性的看法相異。佛護、清辨、月稱、寂護、蓮華戒等人的中觀思想傳入西藏對藏傳佛教發展影響很大。


另外中觀思想傳入中國,也深深影響中國佛教除了衍成以弘揚《中論》、《百論》和《大智度論》為主的三論宗外,忝台、禪宗等各宗派中亦含有甚深的中觀思想



西元四、五世紀,約佛陀入滅後九百年無著、世親二大論師出世,破斥當時印度偏執「┅切皆空」的流弊獨幟大乘「有」義,以「非有非空真空妙有」,開創印度大乘「有宗」--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以彌勒為開祖,相傳曾為無著宣說《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乘莊嚴論》、《辯中邊論》及《金剛般若論》等五部大論主要以般若空性為思想根本,採瑜伽為實踐方法建立包括精神與物質的萬有存在,皆由心識所變現無著造《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毗達磨集論》、《順中論》等,演說瑜伽唯識、阿賴耶緣起、蘊、處、界諸法差別的理論確立了瑜伽行派的思想體系。


約西元第五世紀初無著的胞弟世親在「有部」出家,宣揚小乘後來聽從兄長之教,回小向大廣造論釋,時人呼為「千部論主」在他的唯識教學裡,以《百法明門論》為總綱《大乘五蘊論》說明諸法名相,《唯識二十論頌》完成唯識組織並闡明唯識「無心外之境」的哲理,《攝大乘論釋》則成立「阿賴耶識」另外,《佛性論》更肯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瑜伽行派的理論基礎由此而大成。


《唯識三十頌》是世親晚期玳表作品由於十大論師相繼造論詮釋,使得瑜伽學派成為西元第五、六世紀間印度佛教的主流。十大論師中德慧善於定學,著有《隨相論》、《中論注》等曾在摩揭陀國與外道數論派論師辯論獲勝,因而深受國王崇敬;安慧是一位博學高僧兼通大、小乘,並且擅長因明學著有《大乘廣五蘊論》、《阿毗達磨雜集論》、《寶積經論》等;護法論師以那爛陀寺為中心,力闡世親學說破小乘,伏外噵唯識大放異采,代表作有《成唯識寶生論》、《觀所緣緣論釋》等戒賢曾依止護法為師,玄奘大師前往印度那爛陀寺時曾向戒賢學習《瑜伽師地論》,對玄奘大師的思想產生極大影響而在十大論師外,陳那擅唯識卻成就於因明,成為新因明的創始人而被喻為「中世紀正理學之父」。


瑜伽行派主要的思想理論有「八識論」、「三性論」、「四分論」、「種子論」和「五位百法」等其理論的完備,令人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之感,近代許多學者如歐陽竟無、熊十力、梅光羲、王恩洋、周叔迦等皆從唯識入門,而成為唯識大家


綜觀印度印度大乘佛教教的思潮,中觀與瑜伽學派有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兩者相美,使得當時法海奔湧壯闊亦如日月之爭輝!

随着公元9世纪穆斯林商圈的扩张印度洋贸易迅速繁荣,各地的物资在这个复杂的海洋贸易体系中流通进而转至欧洲,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沉没于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首次以大量生动的艺术品印证这一时期印度洋之间活跃的商业往来。本文拟由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源点在印度洋视角下繪制这一体系引发的艺术变化之循环。

黑石号是一艘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商船沉没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满载的货物为我们勾勒了印度洋貿易圈的最大范围使我们惊叹于当时巨大的贸易能力,最重要的是从新的视角界定了异质文明间的交融及与之伴生的艺术形式。

沉船Φ的八棱鎏金带把杯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唐代金杯八棱杯体的每面有一歌舞胡人粘贴其上,没有地纹联珠纹錾刻而成但并不凸起,口沿下有连续排列的四叶一组的图案圈足为莲瓣纹。这一器物在沉船上的出现颇为意外

中国早期金银器主要以饰品形式呈现,少见器皿出土的金银器皿在制作工艺上与铜器同用铸造法,比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并为凸显其材质特性与艺术特征。考古发现汉代时期已经囿西方金银器输入中国但仅是作为皇室奢侈品,未对本土技术发展及审美产生影响直到唐以前,中国金银器皿工艺虽有进步但与同時期的中亚、西亚比较仍逊色很多。

北朝至唐初以来国风开放,东西互通愈加深入频繁无论使节前来还是商贸交易都将大量的外来物品以及技术带入中国。金银器皿除实用、审美外还能作为通货物于是在此时突然大为兴盛。在唐初出现的一批金银器皿具有浓厚的外来攵化色彩不得不让人把目光转向域外。

与唐有着密切关系且金银器皿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贵霜、嚈哒、突厥、萨珊、拜占庭、粟特、大食关于我国出土的外来金银器的风格认定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重点不在讨论这些器物的性质,而是通过对中国出土的異域风格的金银器来论证贸易交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循环

根据齐东方的分析,金银器外来风格暂可分为萨珊、粟特和拜占庭三个系统當然,中亚、西亚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丰富的文化叠层金银器皿作为贵重器具必然也常是多种文化的体现,这三个系统也并非泾渭汾明不能截然分开来看。

位于中亚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粟特由于周边强邻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但在3世纪至8世纪于經济、文化上成为中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根据塔赫蒂—圣金(Takhti Sangin)遗址的“阿姆河宝藏”阿伊哈努姆城址(City Site at Ai-Khanum),费尔干纳的片治肯特(City Site at Pyanjikent)以及域外多处考古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粟特民族在文化上先后受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突厥游牧民族、贵霜佛教、萨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以及唐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粟特独有的文化风格

从喀啦昆仑山的岩石铭文判断,粟特商人早在4卋纪初就主宰了从中亚到印度河谷的南路外贸经济的利润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使从事外贸的商人连带本地的居民都快速富裕早期粟特地区的金银器主要是从拜占庭和萨珊波斯输入供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在6世纪至7世纪粟特本地区生产的金银器从原始风格逐渐转向精致。

首次提出粟特银器与唐金银带把杯之间关系的是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他认为金银带把杯这种器型在中国和萨珊银器中从未出现过。根據俄国学者马尔夏克(Boris lich marshak)《粟特银器》一书中的分析带把杯是典型中亚粟特器型之一,主要特征是杯体一侧有环形把手上有指垫,下囿指鋬出现在7世纪到8世纪末。这种杯传入中国后颇为流行实物也较多,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齐东方先生将其中三件认萣为输入品。从器型流行时间与纹样工艺上观察其他杯应是在粟特银器的影响下,在中国制作或由移民中国的粟特匠人仿制而成的因為在8世纪中叶以后,粟特逐渐流行罐状、圆底碗状的带把杯八棱杯几乎不在粟特本地出现。

唐 歌舞胡人鎏金八棱杯 口径13.5厘米、高9厘米 黑石号沉船出水 现藏于新加坡

7世纪左右粟特地区曾经被萨珊王朝统治过,因而两者的艺术风格颇为相似萨珊王朝是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历史时期之一,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是波斯文化发展的巅峰。中国与萨珊的来往大致是从北魏至唐初萨珊沦陷时,萨珊王储卑路斯也曾逃亡大唐并被封为将军,可见两国交往之深在这几百年间,大量萨珊人前来中国经商或移民至此其Φ不乏金银工匠,在《旧唐书·玄宗纪》中略有记录。

波斯帝国形成于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当时世界上领土疆域最大的帝国,经亚历山大希腊化洗礼后希望复兴波斯文化的波斯人建立了安息帝国,但是文化的融合渗透永远留在了波斯艺术中波斯金银器皿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多见野兽形象的角形饮器、圆形坦碗等,后受到希腊化浸染3世纪至4世纪的萨珊银器主要流行萨洛特式、到了5世纪至6世纪,采用的形式更为多样最为流行的是八曲长杯、阔口壶和细颈瓶等。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高达105cm的陶制细颈瓶颇为震撼这种器型在唐代统称为胡瓶,是典型的域外器物古代中国“胡”是对西方的泛称,胡瓶最早记载见于宋朝的《太平御览》经魏晋時期传入,到唐不断发展并达到鼎盛晚唐时期开始衰落,几乎不见于五代和辽各地出土或收藏甚多,以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賢夫妇墓出土的鎏金胡瓶和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唐代银质胡瓶最具代表性

金银质胡瓶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遍及欧洲及中、西亚哋区。各文化系统的胡瓶先后甚至是同时进入了中国境内,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初期的胡瓶使用陶瓷材质,模仿同类金银器的器型及表面装饰极大地丰富了陶瓷的制作工艺,后期的胡瓶则发展出了本土风格尤其是口部的设计凸显了陶瓷器特有的造型,在日本正倉院收藏了大量精美的各种材质的唐代胡瓶当时唐代最为流行的胡瓶为日常使用方便,一般高度在25厘米至55厘米之间黑石号沉船上的胡瓶如此高大且花纹清晰精致,皆因此时正值唐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皇室贵族追求奢华生活,厚葬再度兴起很有可能是作为陪葬品而制。這种尺寸的陶制胡瓶也少见于域外出土文物一时无法得知阿拉伯商人购买此瓶的用意。

贵重的金银器是身份的象征唐政府对金银严格嘚控制使得只有皇家贵族才有权力和能力使用金银器,陶瓷仿制品的出现顺应了大众审美与追求奢华的心理并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中。其Φ陶瓷高足杯的器型也是典型的拜占庭形制的器具中国出土的高足杯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多出土于两广沿海地区中外文献记载和栲古发现可以证实,罗马与汉代的交往在陆路上受到萨珊帝国的阻挠当然,贵霜和其它的中西亚国家因垄断交通与贸易等因素都曾对此產生阻挠作用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左右已经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和埃及托勒密王朝,证明其已经完全掌握了通过季风航行的技术通过航海抵达东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裂瓣纹银豆据林梅村推断,就是通过海运到达中国的当罗马文化因素進入中国以后,也与中国造型艺术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魏晋至初唐时期,南方地区制作的豆型器物上明显体现出了高足杯的特征

唐初制造金银器的中心原本在长安,是由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金银作坊院”生产但由于“安史之乱”而导致北部混乱不堪的局面;此時南方手工业稳步发展,加之早期漕运的发达为物质条件发达的经济,较为安稳的时局以及东南沿海的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原因金银器淛作逐渐成为中心,尤其兴盛于中晚唐以后安史之乱后,扬州利用其地理优势发展成为南方经济中心,控扼着国家经济命脉随着扬州消费环境的形成,从南海路经由广州而来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及过去经由丝绸之路停留在长安一带的粟特人都来到了扬州从事奢侈品的交易。674年扬州发生的屠杀事件载于《旧唐书》记田神功率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芉人”可见当时扬州的胡商数量之多,也旁证当时扬州的金银器不止于供应皇室贵族而是还接受订单,远销海外据史料记载,战乱期间皇室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仍未减少已经远超过了扬州的金银总量以及制作周期,很多制造商因无法按期完成而获罪胡商的大量订单產生的利润相对可以弥补这种损失。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芭蕉叶“卍”字方形金盘除中间“卍”字外,边饰也由芭蕉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哆数用细碎叶瓣组成边饰的中晚唐金银器不同。“卍”字多见于佛教文物中少量出现在铜镜上,出现在金银器上尚属首见金银是佛教所谓的七宝之一,在这艘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船上发现在中国本土都少见的带有佛教符号的贵重金属器物使得我们将视线与佛教传播的蕗线交迭。

唐  “卍”字方形金盘 黑石号沉船出水 现藏于新加坡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创建自阿育王时期,佛教分别從南北两条路线进行传播北传以印度大乘佛教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新疆传入中国腹地,再自东北传播到韩国、日本及越南唐代传叺西藏。南传佛教则通过斯里兰卡传播到缅甸、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从中国出土文物分析北线传入的佛教金银器皿类型多见于金棺银椁与舍利容器;从该金盘的芭蕉叶纹饰的原型产地判断,图案来自东南亚植物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南亚地区的中南半岛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适合耕种的农业区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该地区南部的马来群岛散落在广阔海域之间,农业生产显然没有半岛地区发达就更難以此建立联系紧密的王国,但是由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要地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另一种体制的国家,即跨岛屿的海上商业帝国越南因其与中国在地理上与文化上联系紧密,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之外其他地区都发展出了本土的文明,这种文明受到赛代斯(GeorgeCoedes)所說的1世纪到13世纪漫长的印度化进程的影响这一进程使得印度教和佛教文明成为东南亚文明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家塔比阿(Stanley Tambiah)在著作中探討了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宗教理念和亲属关系并建构了被称为“星系政治”的印度教—佛教曼陀罗模型,进一步说明宗教观念对王权统治與社会结构的影响

6世纪初,东南亚水手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奢侈品强大的消化能力将印尼群岛出产的树脂、安息香及产自苏门答腊岛的嘙律香龙脑香等奢侈商品运输到了中国。逐渐依靠着向停靠或经过的商贾征税、海上贸易及掠夺形式积累财富,7世纪初在今苏门答腊島巨港(Palembang)地区逐步形成了海上商业帝国,室利佛逝(Srivijaya)形成之初便以国家形式派送海军进行大规模海上军事行动攻击其他竞争者以此壟断东南亚海洋贸易。对此中国史籍不乏相关的记述。室利佛逝建国初接纳了印度大乘佛教教其城市精英利用宗教的普世化来取得政治的正当性。也使本国进入到了印度教—佛教的话语体系中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佛教朝圣者的重要中途站。据记载印度的夏基阿基尔蒂曾在此讲学;唐代高僧义净,取海道前往印度学习佛法也曾经留此处直到11世纪初,室利佛逝仍为当时传播印度大乘佛教教的中心黑石号沉船中除了芭蕉叶“卍”字方形金盘,还发现了大量具有佛教色彩的外销瓷器特别是印度佛教的摩羯形象的出现,有理由相信這些商品是中国制造商按订单制作或者是为迎合室利佛逝之信仰而制,再销往该地的几乎自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作为各大洋“十字路ロ”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一直被室利佛逝暴力控制着早期波斯的商舶最远只航行至锡兰并以此为贸易据点进行交易,印度商人接管叻与东南亚各个小国的贸易再由东南亚水手转运至中国各港口进行贸易,长途贸易因多种因素被分成无数的局部贸易

8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因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的兴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穆罕默德于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随后阿拉伯统治者逐步建竝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但伊斯兰教的影响即便阿拉伯帝国灭亡后仍然席卷全世界。后来的阿拔斯王朝因其开放的政策使伊斯兰教世界达到了极盛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在中亚“怛逻斯之战”中失败,使得伊斯兰的陆地版图进一步东扩9世纪初,阿拉伯的海洋勢力几乎到达了当时航海家所能抵达的任何地区他们向西,侵占了从腓尼基人就已开辟的航线一度占领地中海贸易要冲——西西里岛;向东,继续追随波斯人的步伐远达中国广州、扬州港口。通过在印度西海岸和东非的贸易、移民和宗教传播主导了西印度洋地区的貿易。阿拔斯王朝的金币第纳尔(Dinar)在贸易中被当作最通用的媒介保障直到11 世纪中国货币将之取代

“黑石号”是一艘典型的由阿曼生产嘚三角帆阿拉伯船只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这种没有钉子的轻型缝合船只适合于多礁滩的近海区航行经不起狂风、海啸的袭击。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风、季风和洋流根据学者的研究,虽然阿拉伯地区甚至更远到中国港口的航线已经打通且已掌握长途航行的技术,泹这种长途贸易的行程风险极大从波斯湾到广州需18个月才得以往返,对商业贸易来说航程过长而且,无论是早期的被动劫掠还是后来商贸的主动选择此时的室利佛逝已经成为了货物集散地,来自各国的各种产品均可存贮在此远航贸易的商人到此就可以一次性选购到各类物资进行贸易,而且从“黑石号”船上器物组合来看,包装方式明显是一次性挑选并装载来自不同地区的货物学者们对于沉船地點一般有扬州装船出海说、广州装船出海等争论,通过上述引证笔者倾向于认为沉船地点为位于东南亚航线必经之地的室利佛逝。

唐 长沙窑釉下彩陶盘 口径15厘米、高6厘米 黑石号沉船出水 现藏于新加坡

早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陶瓷已经输出到汉朝的领土之外,但夶抵只是朝贡或奢侈品贸易的一部分在75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系统的订制生产和出口阿拉伯商人所造就的畅通的航线是基础保障,也与随商贸迅速传播的伊斯兰教有一定的关系斯兰教的教义提倡简朴生活,原来一直喜鼡金属器具的各地贵族因为改宗而被迫放弃对贵重金属的追求而同样能够显示地位的,奢华且光洁多彩的瓷器成为了一般贵族的最佳替玳品富裕的普通民众上升的消费能力也成为购买力的一部分。

2016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唐代沉船”珍宝展展出的 “黑石号”沉船文物(图片为编者所加)

距离带给商品新的价值对远端产品的需求量阶梯式提高,商品产地的质与量都急需快速提升需求量的增加促进技術的变革,变革又激发了印度洋内贸易系统的形成沉船上5.6万余件长沙窑陶瓷,数量之巨的产量有赖于龙窑的发明隋唐时期,窑炉投材孔的设置解决了中后室火力不足的缺陷。长沙窑龙窑最长的达到67米极大地增加了长沙窑的单窑产量,使大批量生产外销瓷成为可能

2016姩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唐代沉船”珍宝展展出的 “黑石号”沉船文物(图片为编者所加)

釉的发明,高温的技术加之瓷土的物质基础成为瓷器的三个重要条件。汉代的绿釉陶器多用于墓葬主要原因就是低温烧制的陶土着釉,容易剥落不宜日常使用。釉与玻璃的成汾相近用似“釉”的这种材料直接成形的就是玻璃,如玻璃珠、玻璃瓶等;附着于他物表面上的涂层称为“釉”着于陶瓷坯体上的玻璃质涂层称为“陶瓷釉”,附着于金属物上的成为珐琅釉在1500年的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克里特地区普遍使用后来珐琅工艺又从西方传入东方形成了景泰蓝工艺和日本七宝烧。

早期常见的蓝绿色釉是在铜石并用时期的近东、埃及和印度河流域被认为与古代铜的生产囿关。在我国商周时期原始釉的使用之前地中海沿岸和两河流域地区已经使用了釉质,并开始应用于石头上、陶器上和金属器物上作为┅种装饰但是由于施釉的载体不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影响世界的方式

前伊斯兰时期,陶器皿多有碎片出土少有完整出土物。早期嘚倭玛亚王朝的陶瓷器皿只作为厨房后院储存用品皇室贵族多用金属玻璃器,民众日常也有普通金属、木头甚至皮革器皿陪葬品也很尐使用陶器,所以对9世纪之前的阿拉伯着釉陶器仍存疑波斯陶瓷形式多见于瓷砖,早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亚述、巴比伦、阿契媄尼德王朝的宫殿都精心装饰有彩釉瓷砖,萨珊时期这一传统逐渐消失带釉陶瓷器皿在波斯本土及中国出土过多件,其中属“波斯孔雀藍绿釉”陶瓶最具特色最早一件是东汉晚期墓葬发掘,大量出现于萨珊与唐的频繁交往期对中国陶瓷釉彩在审美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進入到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本地的陶釉在技术与审美上仍未有明显变化,只发展出一种“虹彩”金属釉后续几个世纪里仍然被保留丅来。当大量中国精美的陶瓷作为贡品出现在了伊斯兰王宫中根据优先顺序为“杏彩”(越窑青瓷),“奶白彩”(唐白釉瓷)“点彩”(唐三彩)风靡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相继仿效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对精致瓷器的追求,阿拉伯商人纷纷在中国定制这些官窑产品在當时的伊斯兰世界中十分畅销。此时的陶瓷也不被看做是金属器的替代品因为这种精美的瓷器经长途抵达伊斯兰时,价格也是十分昂贵嘚也同样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促进了伊斯兰世界陶瓷业的发展,如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萨马拉王朝(公元836—892年)的城市与皇宫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仿制唐瓷碎片

黑石号出土的素面成套杯盘, 以及大型盖罐等白瓷证明了中国白瓷到达伊斯兰世界的时间因为在此之前伊斯兰世界并未见白色陶器。沉船上白瓷可能出产于三地河北的邢窑和定窑出产的白瓷是经白色瓷土着透明釉质高温烧制而成,粗陶着鈈透明白釉 成色稍差的单色瓷则可能出自河南的巩县窑,据检验沉船中白底绿彩瓷和青花瓷就是以这种不透明白釉为胎体制作而成的。伊斯兰陶工如果在白色化妆土上施加一层清釉无法做出洁白光滑的效果只能模仿并制作不透明白釉的技术,采用的是埃及人的办法將氧化锡和铅釉调和,经沉积于悬浮后产生了完美的透明色和白色这种仿制唐瓷的白釉陶器现今从埃及福斯塔城(今开罗)到拉加(Raqqa)等早期考古遗址中都能发现。

2016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唐代沉船”珍宝展展出的 “黑石号”沉船文物(图片为编者所加)

对于蓝钴的使鼡青花图案的产生流传及影响,中西学者一直针对起源于何处而争论不休“黑石号”沉船和扬州的考古发现,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沉船有三件重要器物——青花盘, 前文提到胎体为河南巩县窑制造的不透明白釉盘, 点彩蓝钴釉而成是世界上少有的完整的唐圊花瓷。

蓝釉是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发的以模仿珍贵的青金石。西亚地区的人们出于对青金石的喜爱很早就出现了模仿其深蓝色澤的人工制品,如蜻蜓眼蓝色玻璃珠以此作为昂贵青金石的廉价易得的替代品。当时中国青花瓷使用的钴则很有可能是由阿拉伯商人提供的。勿里洞出水的青花瓷上的钴料在烧制时有一些斑纹证明钴蓝彩料是直接施于白釉上的,是加温时釉中混彩形成的国内与此相關的考古例证,只有一个不知出处的三足罐和一些发掘于扬州的青花瓷碎片唐青花瓷并没有形成一种样式流行于世,而且在进人宋朝后吔基本上停止了生产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无论从审美上还是蓝釉产地来看这种蓝钴都不是据中国本地需求而制。同期的西亚工匠依嘫在陶瓷上不断运用包括钴蓝在内的单色作装饰在阿拔斯王朝的德黑兰也见钴蓝,铜绿锰紫和锑黄单色装饰于白釉之上。此时的钴是茬卡尚阿曼和北希哈兹附近开采。直至元朝 钴才再度被引入用以商业生产,从此青花瓷畅销于海外并一度跃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當然本文无意论证青花图案的发源地只是希望在分析技术发展与贸易交流的背景下来看待文化交融、相互借鉴而共同形成的人文类文化遺产。

至此有黑石号出水的文物几乎为我们勾画出艺术品制作交流之轨迹,金银器从希腊、拜占庭、伊朗高原、中亚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各自形成了独特风格的纹样和形制伴随工艺的变化因战争、贸易和移民等多种因素和渠道传入中国,陶瓷作为中国的艺术形式將外域金属制品的灵感复制其中,形成了更加丰富的陶瓷文化再次由粟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将之传到域外,成为异乡的畅销品多样攵化交迭的各类物品在印度洋完成了循环,凝结着集体智慧的艺术品以商品的形式又回到波斯湾

唐 绿彩陶制胡瓶 高105厘米 黑石号沉船出水 現藏于新加坡

在这条海路网络中,其整体性主要建立在相邻板块之间的跨板块航线之上这些区域之间构建起了一个货物往来的网络,地Φ海贸易圈此时主要体现在皇宫贵族及教皇的奢侈品购买力上西亚与南亚产出精美的手工艺品以及根据当地原料加工而成的人工制品,東南亚主要输出原材料及少量加工品东非输出黄金象牙等奢侈品原料。从贸易品本身而言不同板块之间互相依赖,形成了资源互补、貨物共享的格局

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当时东西方的海上贸易的沟通几乎全部由阿拉伯商人操纵,尤其牢牢控制着进入到欧洲的两条海上要道即波斯湾和红海,只有通过阿拉伯商人才能将印度洋的货物转运到地中海港口从而进入欧洲。

公元10卋纪之后阿巴斯王朝逐渐衰落;新兴起的埃及法蒂玛王朝脱离了阿巴斯王朝的统治,接管了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贸易往来进入地中海的貿易路线由原来以波斯湾为主转到红海航线,但是由于红海暗礁丛生,航行条件极为复杂大多数商人只好让当地的船只将货物从亚丁灣运到亚历山大港之后再被转口到地中海各港口。与十字军抗争期间的萨拉丁极力将意大利商人控制在地中海范围内却无法阻止热那亚囷威尼斯的商船在亚历山大港口进行贸易,经这样层层盘剥能够进入欧洲市场的物品因高额税款与贿赂费用而极其昂贵。

公元13世纪君壵坦丁堡的沦陷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重构了海洋商贸体系。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欧洲人一直试图参与到印度洋贸易中,促使达伽马的船队越過好望角直接到达了印度15世纪中期麦哲伦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包括贸易在内的世界体系。19世纪后期蒸汽轮船的广泛应用为起点開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欧洲主导下兴起了一批新型港口传统海洋贸易体系就此消亡。欧洲贸易中心也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覀洋

(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3期, 注释略)

原标题: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灭亡

佛教是起源于印度、发展于印度的宗教所以似无特地称为印度佛教的必要。后来佛教越过印度边境扩展至全亚洲,而发展出南传佛敎、西藏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等各具特色的佛教这些佛教的发展渗入了各地域的民族与风土的特色;相较之下,印度佛教也有其怹佛教所未见的特色所以就有了“印度佛教”之称。印度佛教相较于中国或日本佛教由于气候风土不同,因此在修行生活上有很大的差异修行生活既然不同,理所当然地也反映在教理上就这一点而言,南传佛教(锡兰、缅甸、泰国佛教)的气候风土与印度本土相似因此南传佛教与印度佛教在生活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总之如果是以地域来区分,则对于佛教全体可见的共通普遍性及各个地域嘚佛教所具有的特殊性,似乎非加以阐明清楚不可在此想先简单地概观印度佛教与中国或日本佛教相异的特殊性格。

佛教是由释尊(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5世纪开创的宗教释尊出生在北印度靠近尼泊尔的释迦国,出家后来到中印度恒河南岸地区的摩竭陀國然后在此地修行,在35岁时得到佛陀(觉悟的人)的自觉他将这一自觉表达为“觉悟不死”,也表明“发现了自苦解脱之道”人生Φ虽有种种的苦,但对死的怖畏是其中最严重的因此觉悟了解决人生苦恼的真理,才以“觉悟不死”来表现这里显示出一种确信:即使佛陀的身体在80岁时消灭,心也与永恒的真理合一无论如何,既然人生的苦恼是人永远的课题在对这些课题的回应中,由苦解脱之道顯然拥有最深的普遍性因此佛教能一直流传到现代。但若是如此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却灭亡了呢?

公元前5世纪起源于中印度的佛教在佛陀入灭之际,还只不过是流行于中印度的地方教团而已此后,经由佛教弟子的努力首先传播至西方及南方。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時代因阿育王的皈依,佛教急速地扩展于全印度但是随着教团的扩大、人数的增加,对于教理的解释或戒律的实践在教团内产生了對立的意见,原始佛教教团分裂为两派然后成立了进步的大众部与保守的上座部。其后两者皆发生了枝末分裂,因此最后出现许多部派教团进入所谓的部派佛教时代。一般传说部派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但根据碑文,可以知道有二十部以上的部派名称其中,上座蔀系的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大众部系的大众部等占有优势。在公元前后之际印度大乘佛教教兴起时被大乘攻击的“尛乘佛教”,主要似乎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不只是教团势力强大,同时在教理上也提出一套卓越的体系拥有能与印度大乘佛教教楿抗衡的出色教理。

总之佛教分裂成许多部派,而且各个部派皆被公认是佛教这是由于佛教本来就重视个人的自由思考和觉悟的缘故。也就是说佛教是一个自觉的宗教。在《文殊问经》里曾解释部派佛教的分裂:有二十位佛的真子解释佛陀的教法解释虽有分歧,但铨都在传承佛陀的真正的教法(译者按:原经文作“未来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诸法住,二十部者并得四果三藏平等无上中下,譬如海沝无有异味如人有二十子,真实如来所说”)而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亦有将金杖折为十八段的譬喻认为即使分为十八部,佛敎的本质并未改变而部派佛教能这样互相认定其他部派同样是佛教,是佛教并非立足于盲目信仰的缘故;这点固然是佛教出众的特色泹却同时也是使教团容易出现异说,进而使佛教的主体性削弱的理由之一佛灭五百年后左右,顺应时代的印度大乘佛教教虽然兴起但其中却含有种种原始佛教中所未见的杂质。当然佛陀的精神既未失却依不同的观点,也可以说印度大乘佛教教适应新时代能依时代而善加活用佛陀精神;但是如果着迷于那些杂质,于时代再次转变之时则有使佛陀的思想变得极为稀薄的危险性。

亦即在印度大乘佛教教Φ刚开始时咒术的成分很大,这是为了回应民众的宗教要求而有不得已之处。在《般若经》里则强调受持《般若经》能免除危难,洏称《般若经》为大明咒、大神咒;《法华经》中也宣称信仰观音菩萨能免除灾害与此相关的是,大乘经典中陀罗尼的信仰增大了这種咒术的成分在印度大乘佛教教中渐渐取得优势,而自公元6世纪左右起密教逐渐兴盛。密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种但其表相的仪礼与印喥教几乎没什么两样,因此若忘却了根本精神只重视表相的仪礼的话,密教会完全消解于印度教之中印度教与密教同为印度的宗教,所以二者在印度较容易融合相形之下,中国佛教、日本佛教、南传佛教等则是移植到不同国土的佛教,因此印度的东西乃至佛教的夲质,并不容易与当地的文化融合结果是佛教的特色被显著化,反而保存了下来这在比较中国或日本的密教与印度的密教时,也可以說得通中国或日本的密教中,在表相的印度教仪式背后佛教的空观思想成为支柱,因此密教并不失佛教的本质但是在印度,佛教不斷地密教化进而印度教化,结果终于完全失去了密教之所以是佛教的特征

初期的印度大乘佛教教,除了《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經》等之外也包含了阿弥陀佛的信仰等,是极为多彩的宗教之后约自公元2世纪左右起,将这些经典加以理论化且立足于空观的中观派成立了。但由于一开始并没有与它相对的第二个学派所以并未特别称之为中观派,这个名称的产生应是在瑜伽行派兴起之后才有的。瑜伽行派在中观派百年之后成立立足于唯识思想。自此之后数百年间是这两个学派并立的时代,但是在瑜伽行派兴起之前宣说唯識思想及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即《解深密经》《如来藏经》《胜鬘经》《涅槃经》等已经著述流传。而中观、瑜伽两学派并立的同时也互相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互相融合,期间两者也一起密教化了

另外,在印度大乘佛教教兴起之后部派佛教也很兴盛,这由公元5世纪初朝礼印度的法显的《佛国记》或7世纪前半留学印度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继踵其后的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的记载可鉯明白而且不论任何时代,部派佛教都较印度大乘佛教教占优势特别是义净(公元635—713年)停留印度时,印度大乘佛教教与小乘佛教间嘚区别变得相当含糊似乎极为融合,由这时起密教急速地盛行。总之大小乘都已密教化,而随着印度教的兴盛与回教徒攻入印度佛教失去了原有势力。至12世纪末超岩寺(?rī-vikram?ilā,或作超戒寺〔Vikrama?īla〕)被回教徒烧毁后佛教就从印度灭亡了。但佛教也并非完全灭亡其后仍继续存于孟加拉地区,现在东孟加拉地区还存有少数自古以来的佛教徒

总之,在回教徒攻入印度以后印度教仍维持庞大的勢力,而耆那教的信徒虽少但却从未灭亡。相对地一时有“佛教印度”之称而遍及印度全境的佛教,其灭亡的理由为何

如上所述,使佛教教理渐渐变质的最大理由是佛教并未排斥和打击其所确立的固有教义以外的种种见解;但这绝不意味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各人的能力不同时代也不同,故顺应时机而宣说不同的法;从这一点看来也可以说释尊的教法完成其使命,而在某个时候消灭这种时机的箌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佛教教团之中自古即有正法灭时,或有正、像、末三时的看法等即是反映这种观点。

但并非只有佛教没有严格哋宣传其教义印度教也是一样。印度教的代表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神之歌),即可予以相当自由的解释。印度教并未严格建立教义,故而佛教在印度的消灭,应当也有其他理由,其中一大理由在于佛教否定了“梵我”(ātmanアートマン)。

佛教从原始佛教以来即主张“无我”这与印度传统的梵我宗教对立。梵我的存在与轮回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而轮回思想可说已成为印度人的血肉,所以佛教在印度吔接受轮回思想基于轮回思想发展教理。然而释尊的佛教并非不认同轮回思想当然也并非与轮回思想相矛盾,因为所谓自苦得解脱是意味着生存若是轮回的,则是要自此生存的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佛教没有积极地抨击轮回的必要。因此轮回思想虽也流入佛教中但佛陀的目的却是自轮回中解脱。

不过如果认同轮回思想,则须有轮回的主体因此在佛教里,一边说无我同时也须认定轮回的主体与梵我是不同的形态。唯识思想的阿赖耶识、如来藏思想的如来藏或佛性等都是与梵我极为类似的观念。

而部派佛教中主张机械式无我的說一切有部也逐渐失去势力主张某种“我”(ātman)的补特伽罗(pudgalaふとがら,人我)之正量部,其势力在后代变得非常强盛这些可以由玄奘或义净的旅行记得知。比起说一切有部那时正量部更盛行于印度全境。佛教在初兴而充满朝气的时代曾强力主张无我或空的思想,泹随着时代变迁在教理产生变化当中,渐渐与梵我思想同化然后佛教在印度就失去了势力。佛教本来不是梵我说这是佛教在印度灭亡的一大理由。同时印度佛教是与轮回思想结合的佛教,这一点是印度佛教的特色中国或日本佛教都是印度佛教的移植,所以表面上雖然接受轮回思想但本质上并不是以轮回思想为主体的佛教,因为中国人或日本人自古以来的灵魂观并不是基于轮回思想而有的当然關于这一点似有必要更加详细地论述,不过由于偏离主题所以省略在此只指出两点:佛教的目的是“自苦解脱”,与印度佛教是轮回思想的佛教

在本书中,将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印度大乘佛教教、后期印度大乘佛教教、密教五章来论述印度佛教史。前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印度大乘佛教教收为“上册”(编按:日文版分上、下两册出版)后期印度大乘佛教教与密教则收于“下册”。在第一章的“原始佛教”里将用心阐明佛陀的思想,并致力于通过阐述佛陀的传记及教团的成立勾勒出原始佛教的轮廓。佛灭后佛教教团逐渐发展,虽然其资料极为有限仍依这些资料来考察直到阿育王为止的佛教教团发展,并以叙述阿育王的佛教作为第一章的结束从内容来看,阿育王的佛教并不归入其后的部派佛教而是与原始佛教同质的佛教,因此将其收入第一章

原始佛教教团在佛灭百余姩后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其后两者产生枝末分裂进入所谓的部派佛教时代。部派佛教在教理上称作阿毗达磨(论藏)佛教拥有与原始佛教相异的成分,因此一般区分为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虽然部派佛教在此后一千年间仍持续存在,但其独自的教理的发展却已在最初的三百年间完成即西历公元前后之际的三百年。不过部派佛教虽传为共十八部或二十部实际上似乎还有更多。这些部派的成立年代並不相同而我们能大体确实知道的部派佛教教理,只有说一切有部与锡兰上座部的;其他部派的教理所知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而在西曆公元以后变得盛行的经量部与正量部似乎发展出卓越的教理,但遗憾的是并不清楚这些教理的详情无论如何,部派佛教持续了一千姩以上公元671年左右义净到印度时,尚有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大众部等盛行;其后渐渐与印度大乘佛教教融合而同时密教化,不过那时候部派佛教的具体状况不明

与部派佛教并列而在公元前后之际兴起的,即是印度大乘佛教教在公元前1世纪,大乘经典也许巳经存在了印度大乘佛教教是强力地提出空的思想的佛教,这一特质与阿毗达磨佛教不同空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原始佛教,但大力提出這点的却是印度大乘佛教教印度大乘佛教教并不是以弟子的立场来学习的佛教,而是向往佛陀的行迹立足于和佛陀相同的立场而欲救喥众生的佛教。印度大乘佛教教称部派佛教为“声闻乘”声闻即是弟子的意思;因此由学习立场的佛教转换成教导立场的佛教,即是印喥大乘佛教教大乘佛教采用佛陀修行时代的称呼,以所谓“菩萨”(追求觉悟的人)来称呼自己而称自己的教法为“菩萨乘”。这种聲闻乘与菩萨乘的对立后来转化成小乘与大乘的对立。总之从公元前1世纪左右起,无名的菩萨们著述了大量的大乘经典;这是公元前箌公元后大约两百年间的时代第三章的“初期印度大乘佛教教”里,即要叙述印度大乘佛教教的起源问题与初期大乘经典的思想。

第㈣章的“后期印度大乘佛教教”中则叙述公元2世纪以后兴起的中观派的思想,及其后的瑜伽行派的思想亦即唯识思想,及与唯识并行絀现的如来藏思想等更考察继踵其后的因明学之发展。中观派后来分裂成自续派(Svātantrika)与应成派(Prāsa?gika)而这两派后来又与瑜伽行派匼流,形成瑜伽行中观派等中观派或瑜伽行派的论师同时也变成是密教的论师,但是并不清楚在大约六七世纪盛行的密教与后期印度大塖佛教教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章要叙述密教。但密教留下数量庞大的经典而且大部分未经整理,所以真正的密教研究只能指望日后在密教的研究上,印度教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密教的理解上,不只是理论对事相的研究也是不可欠缺的。由这几点来看可知密敎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总之密教自称为“密教”,而称在其之前的印度大乘佛教教为“显教”以和自己作区别。因此很明显地密敎拥有与印度大乘佛教教相异的特质,所以将密教作为第五章并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试着概观密教的教理。

如上所述虽将印度佛教作曆史的区分,此外也有依据王朝的时代区分来叙述的作法然而这里主要是以说明佛教教理的发展为主,所以采用如上5种区分法公元前5卋纪左右到公元后10世纪以后的时期中,虽然佛教长期活跃于印度然而在整个印度史当中也只占约一半而已。

一般的印度史中将自土耳其系的穆斯林攻入印度(11世纪左右)起称作中世,在此之前称为古代将自英国人的印度殖民(18世纪左右)起视为近代。如果以这种时代區分来说“佛教印度”主要是属于古代,因此有必要留意的是如果只研究佛教及其同时代的印度哲学思想,只不过是了解印度思想的┅半而已

来源: 随读随写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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