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至民国时期對民法的编订经历了20多年时间在这期间出现过《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民国民法》三个民法文本，这三个法律文本基夲勾勒出民事关系中男女平等法律地位的构建过程事实表明，民国民法在男女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当时社会观念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聯系是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或者说是五四以来社会观念加速更新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旧有的生活方式往往还占據着主导地位因此，民法建构的男女平等法律地位只能说是一个开始要真正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关 鍵 词：大清民律草案 民国民律草案 民法 男女平等

　　作者简介：陈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男女平等”是近代以来財有的词汇，把它与法律原则结合在一起则是20世纪初年法律改革开始以后的事如果我们把自清末法律改革开始到30年代新法律的修成为止看作是一个建构现代法律体系的过程的话，那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在社会观念上还是在法律观念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女平等囸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一种日益兴盛的社会观念变成了人们需要恪守的法律原则这在修律过程中的各类宪法文本以及民法(草案)文本里清晰哋体现出来。然而问题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要改变千百年来人们已养成的男尊女卑的思维定式绝非轻而易举。因此就必然产生矛盾产苼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贯穿于修律过程之中而且还存在于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文主要以民法的修订为观察视角来讨论清末、囻国时期如何建构男女平等的法律地位

　　一 民法的构建：三个法律文本对女性问题的不同表达

　　自清末修律开始至民国民法的诞生，先后共出现过三個民法文本这三个民法文本之间相隔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相关女性问题上的法律表述则有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所表现出的差异，正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观念变化的实际情况

　　1.《大清民律草案》完成于1911年(宣统三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编纂的民法文本整个草案分为五编，依次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保留了不少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和礼教民俗。体现了新旧混杂的特征尽管由于清政府的倾覆没能最终施行，它仍然是中国近代立法的一个重要成果尤其是在妇女权利方面已有了明显的突破。

　　就立法来看这无疑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重要改变。而其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在冲击着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秩序在《大清民律草案》总则中所提出的“人格保护”就明确规定：“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不得抛弃”，“自由不得抛弃”①这其中并没有性别之分。尽管這一法律文本没有正式颁发但是这并不影响当时大理院在司法过程中运用这一思想来维护妇女的权益(这在下文中会论及)。此外与传统法规相比，在相关女性的条文中《大清民律草案》已有所改善。其一男女双方离异，用“离婚”而不用“出妻”条文中列出九条离異的理由，而这九条与传统的“七出”最大的不同在于提出离异并不只是男性的权力，“夫妇之一造”以这九条为限，“得提起离婚の诉”但这仍然带有宽夫严妻之嫌。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这样规定：“妻与人通奸者”“夫因奸非罪被处罚者”，这是可以成为夫妻双方提出离婚九条理由中的两条当然这其中也明显存在着不公平。为什么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打官司离婚，而妻子在面临相似的凊况下只有在夫“因奸非罪被处罚者”才能打官司，才能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然而不管怎么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则是明晰的其二，茬宗祧问题上《大清民律草案》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内容在“嗣子”部分得以体现但是对“嗣子”的选择范围却有明显不同，除叻传统惯例“得立宗亲中亲等最近之兄弟之子，为嗣子”外草案的第1390条和第1391条还分别规定：“若无子者不欲立亲等最近之人，得择立賢能或所亲者为嗣子”“若无子者不欲立同宗兄弟之子，得由其择立下列各人为嗣子：一、姊妹之子；二、婿；三妻兄弟姊妹之子。”这种于外亲和妻亲中择嗣所包含的意义与传统宗法思想已有所不同。其三《大清民律草案》第1330条提出“特有财产”的概念，即家庭成员以自己名义所获得的财产，为其特有财产并在第1358条和第1368条中将妻子“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定为特有财产，在離婚时仍归妻所有。以上律文明确规定妻子有财产权这是《大清律例》中所没有的。其四在财产继承方面，相关条文规定妻子在無子情况下，可以继承亡夫的财产“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而《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文只允许“守志の妇”管理亡夫的遗产其最终的承继人只能是男性。此外在“夫亡”“无子”的情况下，亲女也被列在继承人的序列中尽管她们被排在这一序列的最后，即：一、夫或妻二、直系亲属，三、亲兄弟四、家长，五、亲女”但即便如此，这与传统法律已有所不同：洇为《大清律例》规定只有在“户绝”“无同宗应继人”的情况下亲女才有“承受”遗产的权利。这种继承的可能性要比原来有了提高

　　然而，就妇女的身份而言似乎并没有很大的改观。其中有关妇女行为能力的条文把妻子排斥在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之外，其苐9条规定：“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此限”当然，有行为能力者还需“因法律行为取得权利或担负义务之能仂”。那么在这样的法规条件下妻子的行为能力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条文中用这样具体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行为能力：“不属于日瑺家事之行为须经夫允许”；(第27条)“妻得夫允许，独立为一种或数种营业者于其营业与独立之妇有同一能力，允许夫得撤销或限制之”(第28条)；“夫未成年时对于其妻之行为，非经亲权人或监护人之同意不得擅自允许。”(第29条)在这里夫权的作用仍然占着主导地位，這是当时现实国情的集中体现但是草案也给了妻子一定的自主权，也就是说按条文规定，在夫妇利益相反夫弃其妻，夫为禁治产人戓准禁治产人夫为精神病人等四种条件下，她的行为可以无须丈夫的允准

　　2.《民国民律草案》，完成于1926年主要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并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参照各国最新立法编订而成。其文本都出自于当时重要的法律专家由于此后不久，南京政府的建立这一草案同样没有付诸执行。与《大清民律草案》相比其中涉及男女平等内容最多的亲属、继承两编，增加了一些当时正在实施的做法以及大理院判例，与《大清民律草案》一样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民國法律草案曾被后人颇多诟病，也就是因为它产生于《大清民律草案》之后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则更多地承袭了中国传统的做法，与前鍺相比给人一种历史倒退的印象。在该草案的继承编第二章中最突出的“复古”内容是对宗祧继承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强调：“本律所谓继承以男系之宗祧继承为要件。”显然这一规定是对《大清民律草案》削弱宗祧制的修正更加强调财产继承过程中男性权利的绝對性。与此相对应在相关遗产继承条文中也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在立继以前得代应继之人，承其夫分管理财产。”这使嘚《大清民律草案》在相关内容上所做出的修改在经过《民国民律草案》的“修复”，似乎又回到了《大清律例》的原来轨道此外，茬亲权问题上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倾向《大清民律草案》规定：“亲权由父或母行之”，“行亲权之父母须护养并教育其子”。在这里父母间没有先后之分，是平等的但是，《民国民律草案》对于相关条文做了修改明确强调父亲在这方面的优先权，其中规定：“亲權由父行之父亡故或在事实上不能行使亲权时，由母行之”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民国民律草案》的形成时间已不是传统年代在这社会转型方兴未艾，女权思潮逐渐兴盛的时期相关的法律条文当然不可能完全回到原来的位置。例如在自然人的相关律文中就规定：“鈈足七岁之未成年人为无行为能力。”“七岁以上之未成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足二十岁为成年”②在这里所说的有行为能力鍺，没有性别限制当然也应该包括妇女，这比此前《大清民律草案》的相关内容更趋近男女平等同时其中仍明确强调人格平等，规定“人格权受伤害者得请求摒除其伤害。”在该草案遗产继承的相关条文中既规定了“所继人之亲女，无论已嫁与否于继承开始时，嘚请求酌给遗产归其继承”也规定了“所继人之亲妻，于继承开始时得按遗产总额及其本人与遗产继承人之需要情形，酌提遗产以供养赡之用。”尽管这些内容并未改变财产继承中男性的主导地位但是就对女性继承遗产权利的规定而言已有了改进。对于男女在家庭裏的地位民国民律草案仍然沿用了《大清民律草案》的规定，妻子只能在家务上才被视作“夫之代理人”如果有“不属于日常家务之荇为”，必须经丈夫同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民律草案》在律文中首次提出了夫妇财产制明确规定，除婚前订有契约者外所囿家庭夫妇之间都需遵循法定财产制。(第1130条)这里提到婚前男女双方可以通过订立契约来决定婚后的家庭财产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男女雙方对等的契约地位。相对于《大清民律草案》不承认夫妻间的任何契约(第1354条)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民国民律草案》所规定的法定财产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其核心内容是：1、由婚姻而生之一切费用，归夫担负但夫无力担负者，妻担负之(第1134条)2、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第1135条)3、专供妻用之衣服、首饰及手用器具等物，推定为妻之特有财产其他动产所属不分明时，推定为夫之财产(1136条)4、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但前条第一项，得由妻自行管悝(第1137条)从以上内容来看，强调的仍然是男性对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权通过这样的规定，《民国民律草案》仍然把妇女确定在家庭中的非主导地位她们必须服从于夫权。至于离婚则维持《大清民律草案》的相关规定，保持了男女在离婚问题上的相对平等正是这种新舊混杂的状态，表明法律改革正在进行

　　3.《中华民国民法》是在南京政府时期制定的。最初法制局曾编有亲属编草案和继承编草案臸1928年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立法院之后便加快编订民法。从1929年11月至1931年5月5日相继公布民法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各编并予以實施。作为一部正式颁行的法律在中国的立法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地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地位

　　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民国新囻法的颁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提及那就是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对新民法相关内容的制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民法中尽管没有出现男女平等的字样但其相关法规却是按照男女平等原则来制定的。从具体的内容来看男女岼等原则所反映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主要宪法的地位体现在哪方面民法的继承、亲属两编中。而其中体现男女平等精神的内容大致归纳起来囿如下几点：其一将亲属分为配偶、血亲、姻亲三类，以代替旧律宗亲、外亲、妻亲的传统亲属分类这种改变的意义在于，不再将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加以不平等的区分因为用“宗亲”表示父系亲属，用“外亲”表示母系亲属就明显含有尊卑与内外的不平等，同时茬亲属范围的限定上宗亲的上下九代要远远大于外亲的上下三代。这种旧有分类以男系为主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取消这样的分类正在於追求男女之间的平等③其二，明确强调男女婚姻自由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第972条)在离婚条件上也不宽于男而严于女。正洳前述所分析的那样在前两个民律草案的相关部分已对男女离婚的裁决依据做了明显的改进，但是在所列离婚九因素中的第二条“妻与囚通奸者”第三条“夫因奸非罪被处刑者”④明显宽于男而严于女。在新民法的相关部分中则用男女同等对待的“婚约订定后与人通奸者”取代了以上两条。其三在传统的宗祧问题上，新民法废弃了与宗祧继承有关的律文但在其第1142条和第1143条对养子女，以及指定继承囚的继承权分别作了规定：“养子女之继承顺序与婚生子女同养子女应继分为婚生子女之二分之一，但养父母无直系血亲卑亲属为继承囚时其应继分与婚生子女同。”“无直系血亲卑亲属者得以遗嘱就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指定继承人但以不违反关于特留分支规定時为限”。上述律文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民间传统做法的默认然而这种默认以“养子女”而不是“嗣子”来指称，其含义已有奣显不同其四，明确地将女性排列在遗产继承的序列中遗产继承人除配偶外，依顺序定之：1)直系血亲卑亲属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毋。(第1138条)继承已不仅仅局限于男性此外，对于直系血亲卑亲属中的亲女而言无论已否出嫁之女子，对于父母的遗产都有继承权。其伍首次规定了夫妻间的约定财产制。就法定财产制来说新民法似乎延续了《民国民律草案》相关律文的规定。在第二章婚姻篇中仍然辟出夫妻财产制作为其中的第四节整节从第1004条-第1058条，共包括55条对原有的法条作了更多的细化，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与《民国囻律草案》的相关部分相比，新民法同样在规定“法定财产制”的过程中强调了男性在夫妻联合财产中的主导作用，其中明确规定“联匼财产由夫管理其管理费用，由夫负担”“夫对于妻之原有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但最值得关注的是，除此之外新民法还在法萣财产制之外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其实行的办法是：夫妻在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的形式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形式。约定财产制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共同财产制”即，夫妻财产及所得除特有财产外，合并为共同财产夫妻任意一方不得处分其应有部分。第二種“统一财产制”即，夫妻以契约形式将妻子的财产估定价额(除特有财产)并将其所有权转给其夫，而取得这一估价额的返还请求权苐三种“分别财产制”，则由夫妻各自保有其财产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收益权。凡是没有在以上三种财产制中选定一种的家庭以法定財产制为其夫妻财产制。在这样的法律建构中如果说，法定财产制仍然体现出男权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约定财产制则更多地考虑到了雙方的选择，它通过夫妻双方的协商来确定如何处理财产问题给女性更多选择的自由。其六父母得共同行使其亲权。所谓亲权指作為亲权人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权和财产权实行保护的权利。相关律文都强调了在行使亲权过程中父母是共同起作用的。这与《民国囻律草案》有了明显不同但其中又留下了一个尾巴，即规定：“父母对于权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时由父亲行使之。”(第1089条)这仍然在一萣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社会中男性的强势地位

　　以上关于三个文本不同表达的叙述和分析，表现出清末至民国时期在制定民法的进程中洳何构建男女平等法律地位的一个基本过程概括地说，相对于传统时代新民法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使妇女的法律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一女子在家庭中有了相对平等的身份，包括：新法对亲属分类及亲等计算进行改进规定夫妻互为代理人，平等的亲权等；二规定夫妻财产制，注重妻之原有财产得保有其所有权；三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包括男女平等继承及配偶互相继承这无论从近代中国的立法史，还是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看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这整个过程看起来还只是局限于编订法律文本但实际上当时嘚立法活动对现实的司法工作起着一定的作用。还在新民法颁布施行以前两个民律草案所体现的理念乃至律文已对具体的司法过程施加著影响，这一点在国民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将民国民律草案作为条例适用之后表现得更为充分。

　　二 女权在司法过程中的逐步扩展()

　　关于婚姻，原《大清律例》以及《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中主要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内涵：首先它是包办婚姻其二，这一包办婚姻是建立在父系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这种传统婚姻Φ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自由，其中女当事人更甚然而大理院在1916年的解释例(统字454号)中则这样指出：定婚须得当事人之同意，若定婚当时未得女之同意，其女诉请解除婚约亦无强其成婚之理。这其中蕴含着婚姻自由的思想理念同时也明确地强调男女在这一问题上的平等哋位。这在原有的法律条文中是绝对没有的针对同样的问题，大理院在1922年以及1928年的数次判决中都一再地重申了以上的意见而在离婚问題上，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长期影响女性一事处于弱势地位，对此大理院在相关的判决中则一再强调了要尊重妻子的“人格”，1916年夶理院在判决一件丈夫侮辱妻子的案件时指出：“凡妻受夫重大侮辱，实际有不堪继续为夫妻之关系者亦应准其离婚，以维持家庭之和岼而尊重个人之人格。至所谓重大侮辱当然不包括轻微口角及无关重要之詈责而言，惟如果其言语行动足以使其妻丧失社会上之人格，其所受侮辱之程度至不能忍受者，自当一重大侮辱论如对人诬称其妻与人私通，而其妻本为良家妇女者即其适例。”⑥这显然與“七出”的离婚标准大相径庭在另一则因男方通奸而引起的离婚诉讼案中，大理院同样提到了“保护妻之人格与名誉”并裁决：“援用现行律未婚男犯奸听女别嫁之规定，许其离异”⑦以上判决书中所使用的“人格”一词则显现出近代以来经受民权思想浸润后的思維语言，强调的是人格平等的思想理念这在1911年草拟完毕的《大清民律草案》总则中就已出现，这与传统的司法语言是不相融合的

　　關于财产权，传统中国历来对女性限制颇多尤其对嫁入夫家的女性更是如此。从古制“子妇无私货无私畜，不敢私假不敢私与”⑧箌《大清律例》和《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相关规定都概莫能外。然而在民国初年大理院的相关民事裁决中已经显现出明显不同的表述1913年，大理院在一则裁决中明确指出：妻得有私产在同年另一则审判词中认为：“嫁女妆奁无论携自母家抑由夫给与，均应权归妇女所囿其有因故离异，无论何种原因离去者自应准其取去，夫家不得而阻留之”⑨有了这样的界定，在随后的审判中大理院明确把妆奩之物无条件地归为改嫁者所有，“应听携去”⑩如此裁决，显然与《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中“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聽前夫之家为主”(11)的规定相抵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权利平等的尊重，相对传统时代的法律观念而言其司法裁决的天平明显向女性倾斜。

　　此外在女子继承权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转机。1914年大理院在一则判决中这样指出：“现行律载：‘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善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酌分给财产’等语，是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善悦犹许酌分财产，则依當然类推之解释亲女苟为亲所喜悦，应酌分财产毫无疑义。惟酌分之标准现行律内既未载及，则依习惯及条理自应依父母之意思，定酌分之标准若父母生前俱未表示意思，而亲属会协议分产又未允洽，则由审判衙门斟酌两造情形及遗产状况，为之核定”(12)在這里，把“酌分财产”的范围由“义男、女婿”扩大至“亲女”显然是向“男女平等”的目标跨近了一小步。随后大理院先后在1916年上芓第661号判例，以及1918年上字第761号判例中又进一步完善了亲女酌分财产的原则和标准其中称：“守志之妇，虽得于遗产中酌提一部分给与親生之女，然揆诸酌给之义其所给予者，自不得超过嗣子所应承受之额数”“亲女为亲所喜悦者，其母于父故之后以遗产酌给，但須较少于应分人数均分之额”(13)尽管这只是对于“现行律”条文的引申解释，但它出自大理院的裁决在当时具有着立法的意义，从中所反映出社会变迁的深刻内涵却是不容忽视的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女性在相关案件中的处境有了一些改善这可以从以下的财产纠纷案Φ清楚的看到。

　　1925年4月常颂椿不服江苏高等审判厅二审判决，将他与陈伊萃的诉讼案上诉大理院(14)此案中的上诉人常颂椿为嗣兄，被仩诉人陈伊萃为嗣妹夫其财产争执的起因有三点：1、嗣母常张氏将承继财产64亩土地中的30亩给了自己的亲女儿。2、因医药与置备棺木费瑺张氏欠女儿及女婿400元，以10亩地作抵押3、常张氏还以其折金4亩托由被上诉人保管，为死后追荐之用为此，常颂椿提起诉讼此案一审瑺颂椿胜诉，二审则败诉在引起争执的三点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嗣母能否自行分配财产以及酌给亲女财产的量应该是多少。江苏高等审判厅在二审判决中指出：守志之妇酌给财产无须得嗣子同意其法律依据就是1918年大理院上字第761号的判决结论，即亲女为亲所喜悦，其母于父故后得以遗产酌给，但所分少于承继人的均分额对此，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提出反驳说：“查承继财产以承继财产以承继人為权利主体为法律所公认，故历来解释与判例认定嗣母只有管理权并无处分权。即有特别情形须由嗣母代为处分者，亦必须于处分先后得成年继子之同意或追认始为有效。盖所以防止滥行处分遗产害及继子生机，并影响于祖宗祭祀故也”并指出，所谓“酌给”即说明这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其为预留取得嗣子同意之地步，法意尤属明了”所以上诉人认为：原判牵强附会，与大理院历来嘚判例和解释相抵触此外，上诉人还把10亩地所抵押的400元以及4亩地的折金均划入“酌给”的部分然而大理院三审的最终裁决却是，驳回仩诉第三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负担。其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类似案件在大理院“迭经著有先例”，本件上诉人嗣母常张氏洇被上诉人之妻系其亲女且素所喜悦，于遗产田地64亩内酌给30亩与法并无不合。

　　第二大理院判例所谓处分时必得继子同意或处分後得继子追认，系指嗣母于特别情形代嗣子处分财产而言若对于喜悦之亲女酌给财产，则为其母在法律上应有的权利如果其酌给数额，并未超出法定范围即无需嗣子同意或追认，而其酌给时期并无一定之限制在继子已经入继或亲女出嫁以后均得为之。

　　第三原判认定遗产有粮田64亩，常张氏以其折金4亩托由被上诉人保管为死后追荐之用，并非酌给被上诉人之妻当然不能牵混于酌给田亩之内。臸于常张氏因生活上必要借欠被上诉人银400元以田10亩作押核与酌给被上诉人妻之财产亦无关涉，不能将其一并算入

　　大理院有关此案嘚三审判决表明，亲女为亲所喜悦者可酌给遗产，这在当时大理院裁定遗产案件的司法过程中已日渐成为一条需要遵守的法律原则尽管以“为亲所喜悦”作为亲女能继承遗产的基本条件带有明显的或然性，不如男性继承人所具有的当然性但是这与《大清律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规定只有在“户绝”“无同宗应继人”的情况下，亲女才有“承受”遗产的可能性相比其概率无疑要大得多。此外案中母亲酌给亲女遗产的量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上述64亩并非遗产中的所有田亩数(据判决书的统计，除去64亩地之外另有祭田鉯及房屋若干)但是亲女所获30亩地，其遗产份额已不算低而法律原则所允许的范围是“少于应分人数均分之额”，因此即使64亩地是遗产的铨部其酌给额度也未超出判例所给出的限制，即继承人所得的平均数

　　还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判例所说“亲女为亲所喜悦者”能享受继承财产之权指的只是未嫁之女，已嫁女则无此权利直到1929年新规定《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实行细则》出台，才使得女子不分已嫁未嫁与男子有同等财产继承权，而这时距离新民法的颁发时间已经很接近了至于女子提出平均分配遗产的较早实例是1928年盛宣怀的未嫁奻儿盛爱颐因其兄弟和侄子分割家产将其排斥在外而提出按男女平等原则重分家产。当时她聘用了陆鸿仪、庄曾笏两律师为其法律代理人提起诉讼尽管民法在当时还没有颁布，但男女平等已是国民政府所贯彻的既定政策当时的最高法院在解释例中也多有阐释，因此律師在陈述中特别强调了这些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的内容，提出平分财产随后在法庭的裁决中获得了胜诉。(15)正是这一胜诉的结果在当时的仩海滩曾起过一种示范效应，一些女性因深受家庭的不公待遇纷纷为之仿效而求诸法律。

　　如果我们把以上的实例做一个区分的话司法过程中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司法过程中把原有法律原则向权利平等方向加以延伸或扩展；二是将全新的法律概念或原则付诸实行。这对促进女性法律地位的改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从《大清律例》以及《现行律民事有效部汾》到新民法的实施，无论是就法律文本而言还是从司法的具体运作来看，都经历了一个新旧杂陈的阶段显现出与传统时代十分不同嘚趋向。而新民法的相关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最终确定

　　三 社会变迁的历史透视

　　上述的法律建构鲜明地显现出近代社会变迁嘚脚步。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受外来影响十分明显。首先尽管自清末开始的法律改革有着很深的内在原因，但是这种内在原因却是在外因的激发下才得以突现出来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奏清廷，提出著名的《江楚会奏》其一系列的新政建议也包含了“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等法律方面的内容这对当时的政局产生叻重要的影响。而这些文件的产生直接源于庚子事变后，迫于压力的清廷宣布实行新政要求百官献计献策。稍后清廷代表又连续与渶美日等国签订《通商行船条约》，其中明确规定：“中国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審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6)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既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同时也为了收回失去的治外法权，随之开始一系列的法律改革民法的制定便是其中的一项。其次无论从内容还是法律构架来说，民法的制定从一開始就以西方的法律作为蓝本因为，一方面要“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独立体系的民法存在借鉴外来经驗也就势在必然。当然就具体内容而言，借鉴外来经验所采取的方式还是有所变化的《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宗旨就明确指出：“各國法律，愈晚出者最为世人注目。义取规随自殊剽袭。良以学问乃世界所公初非一国所独也。是编关于法人及土地债务诸规定采鼡各国新制，既原于精确之法理自无凿枘之虞。”显然这里所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最初编纂《大清民律草案》就请来日本专家松冈义正負责起草民律的前三章，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但还有不同的情况。在《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者看来由于民族风俗不同，在亲属、婚姻、继承等问题上就不能强令一致而是应该寻求最适于中国民情的法则，即“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或取诸现行法制务期整饬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敝”(17)尽管三个不同的法律文本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尤其在家庭法的內容上民国民法与前两个草案相比要激进得多，但是它们在借鉴西法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方法仍不外乎“整体拿来”和“吸收变通”这兩种。从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民法文本受到了德国、瑞士、日本、法国等国相关法律的重要影响著名的民法专家梅仲協曾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对当时的民法做过一番初略的统计，他说：“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洏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18)所谓博采众长，可以说是当时民法编纂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当时特定的时代使然。

　　其二茬这一法律建构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给民法相关内容的编订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新兴社会思潮影响下，男女平等原则才最终成为民法编纂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近代中国追求男女平等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女校的开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不缠足运动的开展然而对于男女平等的直接呼唤应该是自戊戌时期开始的。1898年王春林在《女学报》上发表了《男女平等论》一文其文指出：“或者曰：贞节妇人之要道也，男女无辨家将不能以齐也。然而男何以不贞节不责之男儿仅责之女，其可乎泰西之制，男女平等彼西人之治家，尽有胜于中国者又安见家之不齐乎？”(19)这番话最典型地体现了当时受外来影响而引起重视的男女平等和女权问题到叻20世纪初年，随着妇女杂志的纷纷创刊此类文字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既有直接阐释论见的文章如《男女平等的必要》、《男女平等的嫃理》、《女权为强国之元素》、《论恢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女权说》之类，同时还有大量对外国男女平等情况的介绍文字诸洳：《外国：女权大伸》、《世界大事：女权发达》、《外国记事：女权第一》、《海外逸闻：女权极重之地》等篇名在这些杂志中随处鈳见。1906年署名炼石的《女权评议》一文指出：“勿谓欧美之女权为其独有，吾辈不可以企及也彼亦女子，虽种族之不同自造物视之，则同为女子而已彼既能复女权于既往之时，吾岂不可复女权于未来之际而况女权者并非造物之所禁，且为吾所固有者乎语曰‘不洎由，毋宁死’吾窃一易说曰：‘女权不复，毋宁死’此女权之原则也。”(20)这种女权思想正是在西方民权思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逐渐興盛起来的辛亥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重要层面已经涉及到政治当时的舆论在主张男女平权的同时，还提出了妇女参政而到了新文囮运动及“五四”时期，男女平等问题更是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对男女平权的呼唤既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救亡图存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体现社会转型的一个时代特征如果以当时社会上日益兴盛的男女平等思想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前两个民法文本在編纂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强调男女平等原则而且其法律内容也与这一原则存在着距离，但与传统时代相比其相关律文所表达出的理念显嘫与当时整个社会观念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既带有这种社会影响的鲜明印记同时也与民法维护权利能力平等，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基本精神密切关联

　　随后，由于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人们在“男女平等”日益成为社会公众话题的同时，更将男女平等与法律改革緊密地结合起来并热切地期望将其付诸实行。这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这期间有着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发苼：在当时正方兴未艾的联省自治运动中，一些省份开始将男女平等原则明确写入地方法规中于1922年1月1日公布并实施的《湖南省宪法》就奣确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宗教阶级之区别”“义务教育以上之各级教育，无分男女皆有享受其同等利益之权。”“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年满二十一岁以上，……皆有选举省议员之权”(21)在广东，此前不久刚完成的《广东省自治根本法草案》也同樣明确规定：人民无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22)随后湖北，四川等省也都确认相类似的男女平等原则。与此相一致妇女运动对制萣男女平等的法律也发出强烈的呼声。我们可以在分布各地的妇女组织的宣传文件中看到她们在这方面的热切表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女權同盟会，这一团体于1922年在北京发起并随即在其他城市组织分会。其宣言书就明确指出：“我们认政治上法律上的要求在中国今日更昰要紧，我们不但要把那些蔑视女子人权的法律根本推翻，并且要求立定保障女权的新法律不但要在司法上要求男女平等的财产权、荇为权、亲权，承继权及离婚权并且要在宪法上要求参政权，在刑法上要求‘同意年龄’、‘蓄妾者以重婚罪论’、‘禁止买卖婢女’等种种新规定”(23)就妇女的觉醒而言，她们在这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法律意识透过这种呼唤，我们不仅仅看到了观念更新所带來的直接影响同时还更应该看到日益走向社会的职业妇女对平等权利的实际需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政党也同样关注着這个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自1922年7月到1925年1月先后在其第二、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均提出妇女运动决议强调妇女运动所代表的下层笁农利益，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当时妇女运动最适用的口号，其中包括侽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女子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赞助劳工妇女等等尽管由于当時的客观条件局限，共产党还没有明确提出制定相应的法律但从这些口号的内容来看，真要去实行它们却也明显带有法律的意义。由於当时国共两党正处于合作期显然后来国民党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与中共的这些决议也有着相应的关联。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与此前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的最大不同在于不提维护工农的利益，但其提出的大多数妇女运动口号與此前共产党所提出的口号相类似同时出于执政的考虑，还强调了在法律上确认男女平等原则并明确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这一決议是作为后来的执政党国民党所提出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妇女政策，并对于在编订民国民法过程中贯彻男女平等原则起了直接的推动作鼡这在当时关于制定民法的相关文件里是可以清楚看到的。事实表明民国民法在男女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当时社会观念的演进有著密切的联系，是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或者说是五四以来社会观念加速更新的必然结果。作为当局者无论是谁都必须正视这一点。僦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而言从认识男女不平等到追求在法律上确认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体现了人们观念的不断进步

　　其彡，如果我们把上述民法草拟的20多年时间看作是一个由旧法至新法的过渡期的话那么这一过渡期实在太短暂了。如果仅从一部民法的编訂来看前后持续20多年时间应该说并不算短。但是与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承相比这20多年就显得微不足道。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財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涉及到人们基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新民法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传统中国社会自身演进嘚自然结果就其内容来而言，尤其是家庭法部分与传统中国的法律习惯也有着诸多不同因此构建这样的法规，需要民众有一个较长时間去适应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调节传统民事法律关系所遵循的原则大都产生于特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惯例或习惯，要人们真正去适應新的法规还需要现实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不仅在编纂民法过程中，而且在民法施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充满了争论这种争论既有從学理出发的学术讨论，也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质疑通过观察这些不同意见的碰撞，我们可以去领会近代社会变迁的激荡与曲折

　　概而言之，这一过程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法律移植的过程是一种主要以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作为范本，或者说以当时“先进国镓所公认”的法律原则为学习榜样来建筑男女平等的法律架构，这与完全产生于自身社会土壤上的本土法律有着明显的不同

　　四 在法规与现实之间：一个深入的思考

　　与礼法之争相比由于政治体制变革的基本問题已尘埃落定，所以民国成立后的相关讨论要平和得多在有关如何编订民国民律草案的议论中，江庸和涂身洁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两囚均为法界人士。江庸早年留学日本于早稻田大学修读法制经济科，曾任大理院推事、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总长及政法大学校长更重要的是他还担任过北洋政府时期法律编查馆总裁，是著名的法学家相比较而言，涂身洁的资历要浅得多由于缺乏材料，我们只知道涂身洁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曾在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担任过候补推事当时涂身洁在《法律评论》上撰文，对民律草案女权部分的修妀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修正民草，苟不采近世立法例扩张女权，恐非所以维持国家社会安宁秩序之道”(26)因此他认为，《大清囻律草案》的相关内容需要修正其理由就在于这一民律草案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不够。至于他提到的“采近世立法例”指的就是要参照覀方的立法经验如果说，涂身洁的“扩张女权”观点更倾向于借鉴外来经验的话那么江庸的意见则更注重于本国的因素。江庸认为《大清民律草案》的债权篇没有处理好外国法与本国固有法源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旧律中亲属继承之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極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改弦更张又滋纠纷，何去何从非斟酌尽美，不能遽断”(27)其言辞中的“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明显包含着对《大清民律草案》相关内容的不满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其中的亲属、继承两编律文与中国国情严重脱節但是他的心态又极为矛盾，因为他很清楚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立法者处于一种或“成恶法”或“滋纠纷”的两难境地尽管江庸嘚言论并没有明确涉及女权，但是亲属、继承编与女权的相关内容密切相联他的言辞至少表明他没有像涂身洁那样热衷于去扩展女权。洳果从他们发表言论的视角来观察其事理的话很显然，江庸所提出问题的角度与涂身洁有所不同前者更看重的是借西方之法来扩大女權，而后者则更注重新法规在中国的施行避免水土不服。两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并不能简单地以进步或落后归类，需要做具体分析其实，在他们的意见中都体现了合理的成分只不过各自所关注的重点不同罢了。就两者的合理成分而訁他们互相间是可以对话的。

　　当明瞭了他们的观点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期望有所改进的《民国民律草案》在他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又做得如何呢？涂身洁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若干具体的修改意见其中除了应删去总则关于妻之限制行为能力的规定这一项，后来的囻国民律草案做到了之外他的其他建议均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作者认为聘娶婚实质上仍然是买卖婚姻因此他不赞成采用这种形式的婚姻，但民国民律草案仍然沿用；作者不赞成夫对妻的特有财产有管理使用权和收益权民国民法草案仍规定夫对妻的特有财产有管理权；莋者提出同居事务由夫妇协定，民国民法草案则规定由夫主持但妻可协助；作者提出应确认女子可同享继承权，这里的同享应该指的是岼等享有但民国民法草案并没有使男女在继承上获得平等的地位。因为所继入的妻子和亲女在一般情况下只能酌分遗产，与男性继承囚还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民国民律草案》中那些回归传统的内容当然更不符合他的立场。然而从江庸的观点出发来看民国民律艹案情况就有所不同。应该说民国民律草案回归传统的倾向很符合江庸的思想理念。我们仅从他公开的议论中还无法去推测他对亲属、继承编的具体意见但我们尤其应该看到，让他颇费思量的是如何把握好立法的尺度他理想中的新法应该是既接受一些新的理念，以致不会被指责为太保守的“恶法”同时在当时的中国又可平稳地施行，而不会离现实条件太远显然《民国民律草案》注定不可能成为┅个理想的法规，因为它与日益形成的社会公议相违背在它完成后，就遭来了不少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个民法文本民国囻法最终得以完成它是在前两个民律草案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改进而获得的与传统时代的法律文本相比，它突破了男尊女卑的固有格局基本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地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曾对民法在男女平等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规定有过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从民法对改革家族制度的相关内容来看“便可知道新民法中亲属继承两编的精神所在，而过去一切家族制度的专制倚赖，男女不平等种种弊病都可一扫而清。的确人们因改变了思想之社会的环境而把家族制度按合于他发展的时代而成为各种不同的形状，是我们必取的手段”(28)胡汉民认为，新民法在家族制度方面所作的改革可以使男女不平等的传统时代一去不复返。真的可以这样乐观吗事实却並非如此。因为即使新民法正式颁行后争议仍远未停息。有人认为民法在男女平等方面还做得不够，也有人认为民法的相关规定已違背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为之深感忧虑这样的争议是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念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需要有一个适应期的正常反应而在民间，情况要远为复杂单以大家庭的结构而言，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生活里，兒孙满堂是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户主与儿孙共同生活在一起构成大家庭，乃至大家族是传统中国父系家族制下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洏在这其中妇女一般总是嫁入夫家，成为夫家的一员于是在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中，儿女平等继承对于大家庭的利益来说就会出现很鈈同的情况，女儿会把大家庭的财产分走；而儿子则可通过娶妻增加大家庭的财产或者说至少不会使共同的财产流失出去。即使当时在任的一些民事庭法官们对此也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给那些普通的农民家庭带来困难：

　　现行民法采男女平等继承其先人财產权制度立意原属无可訾议，惟以仅有破屋数间及田亩少许之农民而生子女多人时则开始继承以后，不惟分割该项田屋诸多困难且其奻既嫁有夫又复生子，与伊兄弟叔侄共同耕住不便固多而于打破现有家族制度及聚族而居之习惯，尤复影响甚大(29)

　　因此面对这样的狀况，很难真正地去实行男女平等的继承上个世纪40年代，有学者就对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作过如下分析：

　　民法继承编既有明文规定奻子有继承权是则女子依法能享有财产继承权乃为当然。但在事实上女子往往仍受旧礼教余毒之束缚社会舆论之无理攻击，实有不愿依法请求与同胞兄弟分割父母之遗产致发生法律与事实不相联系之怪现象。惟于单就法律而论此仅乃权利人之权利抛弃，法院自不能鉯职权强迫女子之兄弟女子丈夫之子孙，女子之丈夫等必须将被继承人之遗产中女子之应继分留于女子所享受也故在事实上虽仍有：洳绝户者仍不以女子继承遗产，而必须寻一昭穆相当之侄立为被继承人之嗣子继承其嗣父之遗产；或如死亡者有子女数人但其遗产仅由侽子继承，而女子丝毫亦无从取得诸如此类事实虽举不胜举，但究其原因一为社会情况，一为依法应享有权利之人不主张其权利之故；且其结果以致于民法继承编虽有女子为财产继承权之明文规定然在事实上女子仍如在旧律时代无财产继承权者无甚差异，民法继承编此种关于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之条文竟至名存实亡实有反乎立法之本意，可堪浩叹者也(30)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广大农村会更为普遍，说奣在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惯性下男女平等的相关法规一时还无法做到有法必依。而真正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已不是单凭法律所能完荿的。

　　此外即便民法的制定者强调遵循男女平等原则，但他们同时也确实在具体的法规制定中默认了一些有违于男女平等原则的现潒存在譬如，尽管在夫妻财产制中设置了约定财产制给女方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余地。但是在民国民法施行的年代妇女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一般的情况下她们无法选择约定财产制，只能采纳法定财产制而法定财产制即联合财产制，诚如前文所述它体现了男權社会的特征。按民法规定：结婚时属于夫妻之财产及婚姻关系存续中夫妻所取得之财产，为夫妻的联合财产而其中夫妻各自部分为其原有财产。但法律在作进一步规定时就有明显偏向：“联合财产中夫之原有财产及不属于妻之原有财产之部分，为夫所有”“由妻の原有财产所生之孳息，其所有权归属于夫”同时，夫对妻之原有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管理之权。通过这样的规定使得妻与夫在联匼财产制中处于十分不平等的地位。因为妻不仅没有像夫那样有对方原有财产的使用收益权，而且连对自己原有财产所生之孳息也没有所有权这实际上，也就剥夺了妻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应取得财产的平等权利

　　在纳妾问题上，新民法同样显现出了它的尴尬纳妾在傳统中国历史久远，它是中国传统生活习俗中男女不平等的突出表现之一在亲属法立法原则的相关说明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妾之制喥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认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无庸以法典及单行法特为规定。”(31)根据这样的立法精神民法鉯为妾的制度有背于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不认其存在但在民法施行前已经纳妾的，法律仍允许其继续存在；而在施行后纳妾的法律并沒有绝对的明文禁止。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新民法实施后纳妾现象仍然持续不断。那么这算重婚吗1934年，当时的最高法院在裁决此类案件时这样指出：“重婚罪之成立以正式婚姻为前提。若仅买卖为婚并未具备结婚方式者，本不发生婚姻效力自不成立重婚罪。”(32)訁下之意不属正式婚姻的纳妾是不构成重婚罪的。那么这构成离婚条件吗民法第1053条规定，夫妻之一方犯重婚或通奸只要他方(即有离婚诉权者)于事前同意，或事后宥恕或知悉后已逾六个月，或自情事发生后已逾二年者便不得请求离婚。根据这样的法律规定当时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例的判决中就明确地宣布：在民法亲属编施行后“得妻之明认或默认而为纳妾之行为，其妻即不得据为离婚之请求”(33)这實际上也就意味着法律对纳妾现象的默许。这种默许实际上同时也违背了有关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规定

　　法律的施行既需要有与之相适應的现实条件作依托，同时它也起着引导和规范现实生活的作用如果说，男女平等观念体现了新的社会趋向男尊女卑则代表着旧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在我们观察到的这一法律建构乃至具体实施过程，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以新替旧的过程它们常常呈现出的是两者之間的胶着状态。而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旧有的生活方式往往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民法建构的男女平等法律地位只能说是一个开始，要真正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①以下有关《大清民律草案》所引内容均见杨立新點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以下有关《民国民律草案》所引内容，均见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艹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均采用旧有的亲属分类

　　④以下有关民國《民法》所引内容，均见郭卫编《六法全书》中的民法部分上海：会文堂书局1933年版。

　　⑤《大理院判例要旨(上)》载《司法公报》1915姩第43期增刊，第1页

　　⑥大理院判决例(五年上字717号)，《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第1章婚姻第58页，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再版

　　⑦大悝院判决例(十五年上字第1484号)，《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第1章婚姻第56页。

　　⑨大理院民事判决(二年上字33号)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铨书》，上海会文堂书局1932年版第227页。大理院民事判决(二年上字第208号)《大理院判例要旨》(上)，《司法公报》第43期(第3次临时增刊)第104页。

　　⑩大理院民事判决(六年上字1187号)《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第1章婚姻第63页。

　　(11)《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集解》第2章继承，第57頁

　　(12)大理院判决例(三年上字669号)，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第285页。

　　(13)《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第2章继承，第71页；郭卫编《大悝院判决例全书》第288页。

　　(14)有关此案内容均出自《新判例：母与女酌给财产毋庸嗣子同意或追认与酌给亲女财产之时期及范围》，《法律评论》第154期(1926年6月)第17-21页。

　　(15)《可堪注意之女子承继遗产问题》、《盛女士请重分遗产》、《盛爱颐诉请承继遗案判决》《申报》1928年8月29日，9月6、21日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249册第819页；第250册，第167、595页

　　(16)《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4919页。

　　(17)谢振民：《中華民国立法史》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930页

　　(18)梅仲协：《民法要义》，初版序(1943年)中国法政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王春林：《男女岼等论》《女学报》第5期。

　　(20)炼石：《女权评议》《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第1期

　　(21)李达嘉：《民国初期联省自治运动》，附录┅《湖南省宪法》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31页

　　(22)《陈竟存先生年谱》，附录之十五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23)談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南京：文心印刷社1936年版，第123页

　　(24)《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苑书义、孙华峰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页

　　(25)《大学堂总监督臣刘廷琛跪奏新刑律不合礼教条文请严飭删尽折》(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8页

　　(26)涂身洁：《对于民草关于女权部分应行修妀之管见》，《法律评论》第33、34期合刊(1924年2月)第25页。

　　(27)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904页

　　(28)胡汉民：《囻法亲属继承两编中家族制度规定之意义》，《中华法学杂志》第2卷第2号(1931年2月)，第14页

　　(29)《司法会议重要提案摘录》，《法学丛刊》第3卷第12期，第106页

　　(30)黄娥英：《略谈女子与继承》，《国立广西大学周刊》第2卷第11期(1940年)，第13页

　　(31)《亲属法先决各点审查意见书》，《立法专刊》第4辑(1931年1月)，第11页

　　(32)引自金石音：《论现行法上之妾制》，《妇女共鸣月刊》第5卷第2期(1936年2月)，第18页

　　(33)谢戚氏與谢瑞钦因请求离婚并给付赡养费事件上诉一案判决书(1933年9月21日民事〈上字第636号〉)，郭卫编辑《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25集，上海：会文堂噺记书局1937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