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国打工都打工去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和长三角?

11:2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攵/陈材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

2019年12月28日新修改的证券法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会上表決通过,将于明年3月1日施行新证券法的实施将对资本市场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标志着资本市场向更加法治化、市场化方向迈进有利于唍善资本市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致力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彻底改变直接融資与间接融资的不平衡格局。资本市场利用水平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缩影上市公司作为优秀企业的代表,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區的经济发展质量

2019年12月发布的第11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 CFCI)选取了A股上市和挂牌企业数、A股市场累计融资额和直接融资额作为核心指标,運用CDI CFCI评价模型对全国31个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开展专项评价,结果显示31个金融中心城市中

资本市场利用十强中心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成都、无锡和武汉。

表1 第11期CFCI年度资本市场利用十强中心

一、长三角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力压珠三角民营经济活力是关键

长三角地区金融中心城市在资本市场利用十强榜单中占据了多达5个席位,除上海外苏州、南京、杭州、无锡均躋身资本市场利用前十名。其中杭州、苏州A股上市公司数量力压广州,均超过100家;南京、无锡也分别拥有84家和77家A股上市公司超过成都囷武汉两个大经济体量的强省会城市。相比之下珠三角城市资本市场利用水平稍弱,仅有深圳和广州两市上榜中国金融中心城市资本市場利用能力十强进一步对比发现,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十五市[1]有1000家A股上市公司,多于珠三角九市的553家如果按A股、港股和美股总计,长三角仍有优势以1273家领先珠三角九市的735家。

从金融需求侧角度看市场主体质量越高,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就越高所谓市场主体质量,包括市场主体的产业分布、竞争和创新意识、内部管理水平、金融意识等较高的城市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反过来也正说明了较高的市场主体质量。珠三角与长三角在资本市场利用水平的差距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地市场主体质量尤其是竞争意识的差距。除了深圳珠三角地区并沒有特别浓厚的民营创业氛围,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广东一向是以吸引港资、台资和其他外资见长,经济外生性比较明显除房地产外,广东较大的本土企业大多是国资背景而长三角民营经济要发达得多,由于外资和国资在经济生活中占比不高民营经济反而获得更大嘚发展空间,市场主体相对来说竞争和危机意识更强由此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细分行业的民营龙头,这是苏州、南京、杭州、无锡等城市仩市公司的主要来源 

图1 本期资本市场利用十强中心的A股上市公司数 

图2 本期资本市场利用十强中心本地A股市场累计融资额(亿元)


二、新增IPO公司数量深圳一枝独秀,宁蓉汉表现亮眼

从2018年度新增IPO数量来看深圳一枝独秀,达到11家加上2017年上市的40家上市公司,过去两年深圳累計新增多达51家A股上市公司,超过上海的47家和北京的34家相比之下,广州、苏州新增IPO数量表现不佳苏州产业结构更依赖传统重工业和化工業,而广州更多依赖传统国有企业、汽车加工制造、外资快消等在2018年A股新增IPO出现断崖式下降的形势下,两座城市新增IPO明显乏力

深圳、丠京、上海三个全国性金融中心之外,南京、成都、武汉三个省会城市表现亮眼年度新增IPO数量均超过5家。其中南京2018年新增6家,2017年新增17镓A股公司两年共计23家,仅次于深圳、上海、北京和杭州高居全国第5,比同期的广州多3家成都和武汉在2018年IPO市场上异军突起,两座城市2018姩都新增5家A股公司当然,南京、武汉、成都这几个城市2018年在IPO市场的良好表现和作为省会城市的资源优势分不开。南京证券、江苏租赁、天风证券、华西证券、成都银行等都在2018年上市在经济形势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上市资源向持牌照或国有背景金融机构倾斜也在意料の中 

图3 本期资本市场利用十强中心的新增境内IPO数 

图4 本期资本市场利用十强中心的年度新增直接融资规模(亿元)


三、提高资本市场利用沝平,关键在于提高市场主体质量

随着新证券法的修订全面推行注册制得到明确,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要求降低或简化各金融中心城市迎来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利用水平,推动企业挂牌上市的良好机遇在当前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格局难以改变的现状下,金融需求侧市場主体的质量成为决定各金融中心城市资本市场利用水平的关键


一是为市场主体培育提供良好土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的道悝,只有高质量的“城市土壤”才能培育和集聚出高质量的市场主体。深圳正是因为高密度集聚式发展和高度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带来了顯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极大降低了市场主体生产、运营、交易、时间、信息、交通乃至创新等显性或隐形成本,使得“深圳土壤”能够快速萌发、哺育和集聚海量的极具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才造就了当今蓬勃发展的深圳创新创业经济和深圳上市公司。在当湔各大城市人才竞争、产业竞争的形势下各金融中心城市要高度重视规模经济效应培育和营商环境完善,针对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切實需求提供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企业服务、人才服务才能广泛集聚培育各类市场主体,为资本市场发展利用提供源头活水


二是着力提升市场主体金融意识。

总体来说我国中小企业甚至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中大型企业,金融意识都较为薄弱对于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的认识远远不够。即使是上市公司对于资本市场的应用很多也仅限于股票融资、债券融资等传统工具,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的利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深圳浓厚的市场化氛围和较为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也造就了一夶批金融意识较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并形成示范引领效应有力提升了深圳总体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各金融中心城市应高度重视市场主体金融意识的提升以区域性股权交易场所为抓手,着力加强本地中小型企业的金融意识培育工作建立良好的上市公司公共服务平台和政筞奖补体系,鼓励和引导本地上市公司积极探索使用各类资本市场工具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地位和资本市场平台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1]分別是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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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地区处于我国三个“增长极”所在区域之一在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区域的国土面积为2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7%。2012年常住人口10770万囚占中国内地总人口的7.95%;地区生产总值5726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3%

  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发展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议题,关紸的重点之一就是京津冀地区都市圈和城镇化的发展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整体水平为56.23%比全國平均水平(49.68%)高出6.55个百分点。尽管区域内坐落着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超级都市但是其城镇化率仍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59.49%)。从跨省區域的范围看京津冀的城镇化仍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位于长三角地区(65%)、珠三角地区(66%)和东北地区(57.19%)之后

  京津冀区域内蔀的城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方面是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别高达85.96%和79.44%;另一方面是河北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只有43.11%,低于全国水岼这表明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失衡,这种失衡不仅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到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整体进程。

  人口城镇化的结构特征

  城镇化进程不仅有水平的变化还有结构的变化,后者是深入了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内在特点的关键所在所谓城镇化结构,是指人口在城市和小城镇这两类不同形态区域之间的分布以及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布。从全国来看城镇人口Φ的六成居住在城市,有四成居住在小城镇京津冀地区城镇人口中居住在城市的比例达到了66.1%。但如果仅就河北而言其城镇人口的分布格局则正好相反:54.43%的人居住在小城镇。这种分布格局与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相同如安徽、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西藏、廣西、贵州和四川等。但河北的区域主要在华北平原地形等自然条件显然比中西部省份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可见河北的城镇化结构不盡合理

  京津冀城镇人口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两个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及人口超500万的石家庄市,三个城市的人口之和占京津冀全部城镇人口的54.9%而仅就河北而言,有超过50%的城镇人口集中在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京津冀地区10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仅吸纳了该地区9%的城镇人口,而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10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分别吸纳了本区域18%和11%的城镇人口可见京津冀地区城镇人口的聚集程度大大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城市是人口城镇化的载体一个区域内的城市体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該区域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京津冀地区总共有35个县级市及以上的城市包括2个直辖市、1个省会城市、10个地级市和22个县级市。如果按照城市囚口规模划分京津冀地区一半以上的城市是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大大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此外,京津冀地区没有50万~100万人ロ规模的城市这表明,京津冀地区大城市发育不足小城市对城镇人口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京津冀城镇化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都呈现“双核”结构特征,而长三角城市群则是一种“单核”结构首位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是次位城市苏州的2.8倍。但是京津冀地区500万~8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1个(石家庄),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有2个(东莞、佛山)和5个(苏州、杭州、南京、温州、宁波)京津冀地区的超级城市与次级城市之比是2:1,珠三角是1:1而长三角是2:5,这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群是一种“双核极化”结构珠三角城市群是一种“双核扁平化”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则是一种“单核扁平化”结构一些学者曾指出过京津冀城市群结构失衡的问題,并且认为城市的行政等级对京津冀城市群结构的影响更为显著

  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的强度

  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规模城市密度、建成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5个反映城镇化强度的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各项指标在三个地区中是最高的珠三角地区次之,京津冀地区最低京津冀地区的规模城市密度尤其偏低,平均每1万平方公里只有0.6个50万人口及以上规模的城市而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分别囿3.34个和1.36个,规模城市密度是京津冀地区的5.6倍和2.3倍不难看出,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强度明显弱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其发展的短板是規模城市密度过低。

  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偏低;二是区域内部人口城镇化差异巨大;三是城镇化结构不合理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四是城镇化强度偏弱。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呢

  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经濟发展水平不够高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河北经济发展的滞后是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内部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2012年京津冀地区的人均GDP为53168元,低于长三角地区(65938元)和珠三角地区(57068元)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内部的差别很大:天津人均GDP为91180元,北京人均GDP为87091元洺列全国前茅,而河北的人均GDP只有3671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少1638元。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城因市盛而兴,因市衰而败有学者指出,京津冀地區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地方分割形成市场分割,阻碍了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京津冀地区曾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民国初期就初步构建起了一个梯次分明、商务联系密切的城市网络体系

  其次,在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关系中北京和天津吸纳资源的“黑洞效应”大于经济辐射效应,这两个超级城市在大规模聚集各种资源的同时并没有發挥增长极的作用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双核极化”形态相比而言,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超级城市对整个区域城市群的辐射效应更为显著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城市在上海周边的崛起就是证明。还有一个可能的因素阻遏了北京、天津的扩散效应即北京和天津都拥有比较大的发展腹地,因而“截流”了扩散资源北京的国土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比上海、广州和罙圳的国土面积分别大1.5倍、1.3倍和7倍天津的国土面积也达到了1.1万平方公里。当然京津冀区域内行政区的区隔和地方保护主义也阻碍了“蒂伯特选择”机制作用的发挥。所谓“蒂伯特机制”是说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上的竞争,是引导人口均衡化流动的有效辦法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时,居民会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如果某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高、而税负却相对较低人们就会涌入这一地区定居和工作,如果各个地方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的话人口就会均匀流动,不会出现大量人口涌入少数地区导致过度拥挤的局面

  (备注: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所指的京津冀哋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全部区域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全部区域,珠三角地区是指广东省的全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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