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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钟之后将会带您进入网站首页!只要13年 成熟的Al机器人即将取代底层的打工仔/打工妹只要13年 成熟的Al机器人即将取代底层的打工仔/打工妹唠叨君百家号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约有47%的就业人群面临着工作被计算机取代的风险。而据估计，到了2018年只是服务业的机器人数量便会达到3500万台。面临着这样的数据，不少行业内的从业人员忧心忡忡。无人驾驶汽车终究有一天会取代出租车司机。制作快餐的机器人以及服务员机器人会导致快餐店内大部分人员失业。直至近日更是有份报造数据表明，按目前的Al人工机器技术，未来只要在过13年，也就是来到公元2030年左右，全球5分之一的底层劳动者，也就是我们口中说的打工仔打工妹将被Al机器人给取代！早在2015年5月，广东东莞第一家民营“无人工厂”开始投入建设，这意味着东莞地区的“机器人换人”战略进入到落实阶段。对于东莞而言，“无人工厂”的开建可能会缓解用工荒问题。而在今年五月份，关于“无人工厂”、“智慧工厂”的消息继续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目前来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VR等先进技术不仅得到科技公司的重视，比如百度、谷歌、阿里巴巴等，也在不断应用到现实生活。其中，机器人无疑是人工智能的标志产物，也为科技和互联网行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不过，伴随着工厂逐渐采购机器人的趋势，过去的打工仔，打工妹等工人正在面临失业的风险。被Al机器人给取代后的底层打工仔，打工妹日后又要依靠什么方式生活，我很好奇谁能给个答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唠叨君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本人就是一个喜欢唠叨最新人事物的普通人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底层打工仔的权宜 - 110网免费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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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打工仔的权宜
广东－广州&12-04 09:32&&悬赏 5&&发布者:甘志新 & 回答:(5)
工厂在工商部门没有注册也没有买什么保险,员工在宿舍死亡,工厂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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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与时代共成长(文学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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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喧嚣城市的一块静土，打工者的一片星空”，打工文学网站首页上这句朴实而生动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身处异乡的人们对打工文学的深厚感情。随着改革大潮而来的不只有打工者，还有他们的点滴生活，喜怒哀惧的韵律在城市忙碌的节奏中酝酿。在这一过程中悄然萌生的打工文学，让无处倾诉的心情发声。　　打工文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早在1984年，由深圳市文联主办的《特区文学》就开始发表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1985年，文学评论家杨宏海第一次提出了“打工文学”的概念，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很多人质疑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并且预言它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打工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逐渐发展成为当代文坛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　　杨宏海曾将打工文学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4年，打工文学从萌生到真正发展，10年间涌现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如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等；1995年到2000年则是打工文学走上焕发和过渡的第二阶段，打工文学作品开始市场化，打工影视作品和文学评论开始出现，王十月的打工散文等成为代表性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现在，杨宏海称之为打工文学扩大内涵和健康发展的阶段，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王十月的小说《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郑小琼的诗获多项大奖，影视界也从打工文学当中吸收了大量资源，推出了电视剧《民工》，还有纪录片《姐妹》等。　　“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评论家贺绍俊说。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需要大量的打工者，而乡村又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力，正好互相填补，因此乡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成为打工者的主要来源，昔日乡村的农民变成了城市的工人，“农民工”的称谓也由此而来。贺绍俊分析道：“这群打工者不是城市人，却又生活在城市，这种特殊的情况就决定了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那么显然他们会有一些别人感受不到的心情，需要寻找自己去发声、去倾诉情感的渠道。有很多打工者喜欢自己写一些文字，这样逐渐地就产生了打工文学的现象。”　　从打工文学诞生以来，对于“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否科学严谨的质疑始终存在。贺绍俊指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有些概念不一定要去纠正其准确性，因为作为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很多概念体现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捕捉和把握，短期内这种描述很难有非常准确的概念，打工文学也是这样。“当代文学批评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点来描述打工文学，对打工文学进行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显然是把握住了当代文学的新现象。”　　底层叙事：对歧视的批判　　打工文学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反映打工人的生活，因此很多人将打工文学称为“底层叙事”，但是这一说法也受到争议：有观点认为“底层叙事”的说法看似美化了打工文学，但实质上有歧视之嫌，还会导致不少作品把关注点局限于打工的艰辛，而不是更宽广地去关注整个打工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概念都是当代文学批评对于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底层叙事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当代文学反映现实的一种突出的表现。”贺绍俊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明显的贫富差距拉大，使得很多的所谓的底层者，缺乏一个表达自己话语权的社会平台。他们的声音很难在政治上得到表述，在很多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作家这时敏感地抓住这一点，描写底层者的生活状况，等于是作为代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呼唤正义和平等，这典型地体现了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　　那么用“底层叙事”来形容打工文学是不是一种歧视呢？贺绍俊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底层”显然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平，我们的社会的确对弱势者存在一种歧视的态度。但是底层叙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是歧视。相反地，文学把社会的不公表现出来，恰好是对这种社会的歧视现象进行批判，站在正义和平等的角度来针砭时弊。“所以底层叙事在文学中的表现恰好体现了作家对歧视的批判，而把底层叙事当作歧视的解读是不正确的。”他同时也认为，把打工文学看成“底层叙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底层叙事更多地是作家以“他者”的眼光看待社会的现象，而打工文学的表达者本身就是底层者，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表达的社会诉求中有很多的一致性。　　未来会有更多人　　成为打工文学作者　　从1984年至今，打工文学已走过了20个年头。现代化的齿轮仍然不停地旋转，推动着时代大潮中的人们向前，打工者们在城市的不同角落继续书写着自己的喜悦和悲伤。他们笔下的文字，也依旧璀璨如星，闪耀在打工者的天空，触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我觉得打工文学始终应该保持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贺绍俊肯定社会对于打工文学的关注和支持，但是他反对外界对于打工文学的过分干预，“打工文学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自然生产的文学现象，假如人为地去培植和发展，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打工文学了。”他也不提倡试图从打工文学中培养专业作家的做法，“实际上也一直存在这种做法，包括一些主流的文化部门，发现打工文学中间写得很好的作者，便努力将其发展成专业作家。可是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他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打工者了，一旦离开打工者，他们书写的就是‘他者’的文学了。我们不应该一定要在打工文学中发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打工文学一定是自我的倾诉，是一种‘自生自灭’的东西，这样才有生命力。”　　“直到今天，打工文学显然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未来只要有打工者，就会有打工文学”。贺绍俊说，未来打工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并且其文学性会进一步增强，“早期的打工文学主要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倾诉，但是随着它多年来的发展以及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打工文学开始带有自觉的文学意识，在表达上也有了更明显的意图，主题性也更强。”与此同时，打工文学的眼界将不仅仅停留在描写个体的苦难，不仅仅限于打工生活的小圈子，而是能够将个人的苦难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作品的内涵会更加深刻。打工文学的发展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贺绍俊还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打工文学的作者，而随着文化程度更高的年轻一代加入打工者的行列，未来打工文学的题材选择会更加广阔，写作内容会更加丰富，文学性也会更高。&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底层研究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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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研究》是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刘旭。
底层研究定义
“底层”一词的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 Gramsci）的《狱中札记》中，他用了Subaltern Classes一词，可译成“底层阶级”，从书中看来，葛兰西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么推究，农民的生活向来比工人水平更低，所以农民也理所当然地归于底层。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底层必然又有了新的内容，容纳了更多的边缘群体。
底层作为社会学研究范畴，在美国产生于1961年，比印度的底层研究早了20年。18和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下层被称为“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1961年，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桑且和他的孩子们》中第一次用“under class”取代了当时流行的“lower class”，他通过对贫民窟中一个墨西哥人女性户主家庭的研究，首先使用“底层阶级”这一概念，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研究。
底层研究中国底层研究的特点
从底层问题在中国的逐渐显现来看，中国知识界最早真正对底层的关注实际从作家开始的。农村小说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农民的利益问题。时代造就了作家朦胧的底层意识，但却没引起太多注意，因为底层问题还不明显。真正的关注在于1993年前后社会学上的资料。
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如温铁军、李昌平、曹锦清等人的研究集中在“三农”领域，对城市底层的研究也集中在外来打工者的研究，对三农的研究有较多的成果，如温铁军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对城市打工者的研究几乎没有进展，一直停留在打工者的苦难式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性缺乏反思，对制度性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触及，反而容易把打工者的命运的改变寄望于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相关的进一步美国化，试图以更“现代”的方式解决打工者的问题，与美国的威尔逊等人的从社会结构研究和经济政策角度入手相比，中国的城市底层研究相当粗浅且缺乏章法，当然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加强对打工者的保护，进行相关立法并严格执行，在城市中多方面地给打工者以平等的待遇等，但对现代性的反思一直是不到位。
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小说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农村底层和城市问题，9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并取得相应成果后，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与80年代以前不同的阶层分化现象，并引起较大的反响，才引起了文学界及批评界的注意，然后沿及其他学科。真正形成一种焦点性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此时对现代性的思考也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与世界的底层研究及反思现代性同步。
底层研究中国底层研究成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
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说到底层生活，人们会自自然然地把它与受苦受难、不幸而又不争联系到一起。底层就是底层。人们或许还会欣慰的感叹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层。但是，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内里，那么你对生活的表层底层就不会那么着意了，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难，有不幸之处，也有不争之时。而这一切，并不因为你不在所谓的‘底层’就消失了；同样，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满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层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3]
至此，“底层写作”渐渐地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现象。2003年，张韧、苏童、李伯勇等评论家和作家，或通过对话，或发表专论，纷纷以肯定性的言辞，密切关注这一写作现象。但是，“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还是从2004年开始。2004年，随着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一大批文章的出笼，“底层写作”便成为当代文坛的思考焦点。这些文章或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和矛盾，或围绕创作界出现的“打工文学”和底层小说，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精神需求以及审美吁求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并从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上强调了“底层写作”的重要性。
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像丁帆的《“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底层写作”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些具有反思意味的思考。像丁帆和蒋述卓都论及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困顿，以及作家所应持有的人文主义立场；南帆则从作家作为代言者的角度，分析了底层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还指出了表述形式的重要性；张清华更明确地说到：“‘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4]而丁智才则认为，当前一些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却以“苦难”为窗口，窥视“底层”的欲望，甚至人为地扭曲这些苦难，从而掏空了苦难本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作品只保留着作者窥视的眼睛和冰冷的文字。他们写底层女性，“大多从事三陪或变相地做鸡，以此来突出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用过多的文字堆砌感官刺激。“底层”似乎只有麻木、肮脏、阴暗、猥琐、屈辱而没有美好和光明的一面。这样的作品名曰“底层写作”，实则是对底层苦难生活的极度扭曲与漠视，对底层人性的侮辱。[5]所以，要想使“底层文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作出具有丰厚审美价值的作品，作家们就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写作误区。
2006年到2007年，《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倡导具有“底层写作”审美倾向的作品，从客观上进一步催化了“底层写作”思潮的发展。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也出现了多元观念的碰撞与争鸣。这些碰撞和争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底层写作”的概念。究竟哪些群体可以视为底层？“底层写作”的主体是谁？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像王晓华、梁鸿、洪治纲、腾翠钦等人都曾质疑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底层写作”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不平衡？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创作主体“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导致了“底层写作”中道德价值明显高于艺术价值，如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李运抟的《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刘复生的《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也有不少学者从具体作品分析入手，提出不同看法，像王光明的《底层经验与诗歌想像》、孟繁华的《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通过具体的文本印证自己的判断。三是“底层写作”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否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李云雷、刘继明、白亮等人就从“左翼文学传统”角度，强调“底层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保持着紧密的精神同构；而贺绍俊等人则从“新国民性”角度，提出这种文学思潮是新的历史语境中城乡冲突的审美表达，“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6]对这种生存现状的表达，隐含了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诉求。围绕这些争鸣，这两年里，出现了40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其辐射范围几乎涵盖了杂志、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媒介。
2008年，有关这一创作思潮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一方面，学者们紧跟创作现实进行实证性的评析，像张清华、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徐德明、邵燕君等对贾平凹的《高兴》等作品的评述，都是通过实际创作进一步阐释“底层写作”的相关思考；另一方面，有关“底层写作”中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新左翼”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倾向等，其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特别是像何言宏对“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论述；刘思谦对“底层写作”主体精神困境的辨析和超越方式的思考；江腊生对“底层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工、城市、乡村却大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想象性表述”的批评，以及创作主体因为“居高临下的文学视角造成了打工作品难以真正地走进底层生活，因而缺乏审美的哲思和艺术的批判”的论析，都体现了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的较深思考。此外，《探索与争鸣》也在第5期上推出了一组“底层写作：未完成的讨论”的文章，孟繁华、贺绍俊、张颐武、陈福民等学者各持己见，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潮中所蕴含的各种重要的文学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年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底层写作”研究本身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文章。像李云雷对2007年“底层写作”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王尧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白浩的《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梁鸿的《通往“底层”之路》等文对新世纪以来有关“底层写作”研究的辨析和反思，尽管各有侧重，观点亦不相同，且不乏一些尖锐之词，但都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进行理性化和系统化思考的精神姿态，也显示了有关“底层写作”的文学讨论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
底层研究底层研究专著
底层研究刘旭《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
《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主要研究了1976年至2010年间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海内外对底层的各类研究，特别是分析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印度底层研究的思想与方法的演变，将精英与底层之间的“代言”关系用十分尖锐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为后面两个文学研究的部分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无论是对作为精英的作家如高晓声、余华和王安忆在处理底层形象时所面临的困境所做的细致的解读，还是对“底层写作”不能不面临的纯文学焦虑和中产阶级趣味的讨论，都显示出作者一方面坚持从文学出发，但另一方面又不自限于文学，而是寄希望于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既可以把握住文学自身的艺术、形式和形象的问题，又能将这些文学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从而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序章 海内外底层研究概况
第一部分 文学、精英与现实
第一章 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到印度底层研究
第二章 精英意识分析与批判
第三章 现代性笼罩下的底层“富”想象
第四章 当代三农文学与知识者的自我病态化
第二部分 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的背后
第一章 苦难历史的终结？
第二章 “国民性”笼罩下的陈奂生：论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
第三章 与底层的游戏：余华的两重世界
第四章 抽象化底层：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色分析
第五章 自我底层化与“跨国底层”
第六章 底层审美观：作家的精英意识与审美观的偏移
第三部分 “自我表述”的可能
第一章 底层写作的困境：代言与纯文学问题
第二章 打工文学：底层的自我表述？
第三章 与现代性纠结的底层日常生活
第四章 现代性内外：反思西方中心主义
参 考 文 献
底层研究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
现今出版的底层研究专著为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序章 现代性话语笼罩下的底层
第一章 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
第二章 彩票：底层致富幻像一种
第三章 吃饱之后怎样
第四章 底层婚姻：在现代与封建之间
第五章 底层人格：在可爱与可恨之间
第六章 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与精英意识
第七章 “落难精英”与“劳动”女性
第八章 远离农民的高晓声
第九章 市民小说：高度庸俗化的精英叙述
终章 底层的“真”表述
附录一：对蔡翔的访谈
附录二 对王晓明的访谈
本书致力发掘当代文学中底层形象的建构过程和方式。本书认为现代性话语在“自由”、“发展”的名义下对底层面目的遮蔽是空前的，精英意识/精英主义与现代性话语的直接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底层的面目。本书前半部分分析现代性话语下底层的生存状态，下半部分为作家作品中的精英意识分析。
序章梳理了底层概念的沿革，界定底层的主体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者。之后分析了现代性话语的对社会的强大控制力量，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对人的思想的无形控制，金钱和物质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它使人们在不自觉中丧失了主动权，在个体性的掩盖下奴役着人的思想和肉体。底层问题正是现代性叙述的最大的裂隙。然后具体分析底层形象的建构过程及方式：①梳理了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本书认为从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从梁启超到毛泽东，对底层的表述都是工具化的，即要动员底层，以集中全民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②分析了底层的“富想象”，从彩票、股票、传销等入手，分析底层被吸引其中的现代性原因。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造成了当前的封建、资本、社会主义共存的“断裂”状态，但在现代性话语的诱惑下，不论是公务员、老板、白领、教师、乃至底层的致富标准都达到了惊人的统一，千万富翁成了人们共同的人生理想。③从余华的小说《活着》等来分析底层人物的精神状态。余华认识到了底层也是有灵魂的、有生存权利的个体组成的群体。④分析底层的婚姻状态，农民的婚姻不但远未实现“现代”，而且越发得“封建”，莫言《愤怒的蒜苔》中人们对买卖婚姻的集体认同显露了当前农民的婚姻也只能徘徊在封建和现代之间，贫穷之下生存就是他们的道德，他们必须以一种“反现代”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存。⑤通过对莫言小说的分析透视出完整的底层人格和生存常态。莫言他笔下的底层有着同等的可爱和可恨之处，他的作品还揭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现代”，还是在资本主义的“现代”，都没有改变底层受压迫的命运。
⑥分析精英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改革开始之后，大多数作家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不断宣传中接受了现代化发展理论，对底层问题的解决，大部分作家都要求底层要“自强”、“发展”，实现“现代化”被当成解决底层问题的根本途径。⑦通过对“右派”“反思小说”的分析昭显在工农被抬高为国家主人公的时代，底层的在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他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只是痛苦于自己的落难遭遇，底层民众的劳动特征从一开始就未被重视过，小说中重点塑造的下放地的红颜知己都被剥离了“劳动”特征。劳动者只是作家自我中心的陪衬物。⑧通过对“农民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分析，发现高晓声从一开始就抛弃了现实中的农民，他成功的同时也是他失败的开始，他笔下的农民成了静态的存在，永远停留在他成功的70年代末，他自己却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发现”着新的视角来批判或嘲讽80年代前的“旧”农民。⑨从女作家池莉和张欣成功前后的变化分析市民小说家的更强的精英意识。池莉以《烦恼人生》一举成名，张欣也由《爱由如何》等反映平民艰难生活的小说获得好评，但在文坛声誉日盛的同时是精英意识生长，对底层的同情被“发展”的冷漠代替，为“现代化”而疯狂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⑩回到原点：代言与底层自己发言的问题。问题仍在于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到底是什么？底层怎么才能自己说话？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终本书落点于知识分子必须为底层代言，但方式需要反思，尤其需要反思现代性话语下的精英意识。
底层研究滕翠钦《被忽略的繁复》
滕翠钦《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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