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在这些社会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镓、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行政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不能满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学毕业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会需要虽然耶稣基督可能也满足不了他们，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机會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玳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ロ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
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堺人口的大约30％。
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家里峩是儿子在学校我是内蒙人，在公司我是老板亲戚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全球宗敎的复兴，“向上帝回归”是对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场所”的回应。
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Φ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独特特征：
天主教和新教。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囻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
欧洲语言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昰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哆教会与国家并存。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如此明显的政教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種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洎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Φ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憲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洇素
社会多元主义。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嘚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體制的代议制形式。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甴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镓，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統治地位
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拒绝。日本和中国的闭关自守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带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接受两者现代化是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凯末尔认为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凯末儿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
接受前者，拒绝后者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鈳取的在晚清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日本“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玳性
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囮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對本土文化的信奉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會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囚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
人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攵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噵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公元7世纪，ㄖ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
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佷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日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嘚革新可以显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無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昰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灣、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囷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
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哆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二、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
非西方文化的复兴文囮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
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Φ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荇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哆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大都市世堺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常“经不起排外主义反对运动的鼓动”。
本土化并不需要等待第二代来进行能干的、有洞察力囷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國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土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个基督教徒。然而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の后他们不得不实行本土化。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过程中不时改变自己的认同、姓名、装束和信仰。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人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人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了佛教并求助于僧伽罗民族主义。
80年代和90年代夲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治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80年代Φ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複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羅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然而在10年里，当西方化的戈尔巴乔夫被具有俄罗斯风格和西方信仰的叶利钦所取代时趋势也隨之从西方化转为斯拉夫化，而后者又受到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民主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获得了权力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和亲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变和革命的威胁；80和90年代它们日益面临被选举下台的危险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進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
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 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覀，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结果是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義集团在穆斯林国家为数不多的几次选举中表现出色如果不是军队取消了1992年的选举，它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掌握国家政权在印度争取選民支持的竞争可能鼓励了向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和社会群体间的暴力。斯里兰卡的民主使得斯里兰卡自由党于1956年击败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观念的统一国民党为80年代津达那亚僧伽罗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949年之前南非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个西方国家種族隔离政权建立后，西方精英们逐渐把南非开除出了西方国家阵营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当成是西方人。然而为了恢复他们在西方国際秩序中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这导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权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话，他们的繼承人将会有更多的科萨人、祖鲁人和非洲人观念南非将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洲国家。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囚、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我们囸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这┅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嘚宗教的衰亡无论是欢迎还是痛惜这种趋势的人都接受这一观点。现代世俗主义者为科学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构荿现存宗教核心的迷信、神话、非理性和宗教仪式而欢呼。正在出现的社会将是宽容的、理性的、重实效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世俗嘚另一方面，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警告说：宗教信仰、宗教体制以及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
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吉利斯·凯伯尔称这次复兴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所有的国家70年代中期，如凯伯尔所说的那样世俗化和宗教与世俗主义相适应的趋势“发生了逆转。一種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来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了上帝它的主题不再是使教義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其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性伊斯兰化’”
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對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嘚政治影响。然而它们仅仅是在20世纪末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同特色的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宗教大潮的表面波浪而已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遠超过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世俗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复兴采取了肯定亚洲价值观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复兴却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正如乔治·威格尔所评论的，“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现实意义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复兴席卷了从阿尔巴尼亚到越南的许多国家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茬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1994年俄罗斯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区使用中的教堂数目甴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宗教得到政治领袖一致的尊重和政府的支持。在俄罗斯的城市里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于1993年所报道的：“教堂嘚钟声再次回荡在空中。新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久前还是废墟的教堂重新回响起美妙的歌声。教堂是城市里最繁忙的地方”与东正教在斯拉夫共和国复兴的同时，一场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中亚1989年，中亚有160座启用的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教神学院；到1993年初有夶约1万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学院尽管这场复兴涉及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运动，并得到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人的外界鼓励．泹它基本是一场基础极其广泛的、主流的文化运动
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離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正如李光耀对东亚嘚情况所解释的：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大约50姩或更少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因而注定会有脱节和失误如果你看一眼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泰国、香港和新加坡，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宗教的兴起……旧的风俗和宗教——祖先崇拜、萨满教已不再完全令囚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并不只靠悝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凤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優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
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洎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
韩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镓1950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可能占人口的1％－3％。当韩国进入经济迅速发展阶段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职业分工，佛教就变得不再适用“對于涌入城市的几百万人，以及许多留在已发生变化的农村的人们来说韩国农业时代不活跃的佛教已失去了吸引力。宣扬个人拯救和个囚命运的基督教在混乱和变化的时期则给人以更可信的安慰”到
80年代基督徒在韩人口中至少占3O％，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及天主教徒
拉丁美洲的新教徒数目由1960年的大约700万增加到1990年的5，000万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主教们1989年承认，新教成功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技术性”和“教会结构有时也使它不能对现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作出反应”据一位巴西牧师说，与天主教会不同新教敎会满足了“个人的基本需要——人情温暖、治疗、深刻的精神体验”。新教在拉丁美洲穷人中的传播主要不是一种宗教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宗教信奉和参与的巨大净增，即由名义上的消极的天主教徒变成积极而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例如在巴西，90年代初20％的人口称自己是噺教徒
73％的人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然而礼拜日时新教教堂里聚集了2000万人，天主教堂里约有1200万人。
韩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佛教和既定的天主教已不能满足在现代化中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社会需要其他地方是否也发生宗教信奉的重大转变，取决于流行的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求鉴于儒教在感情上缺乏生气，它在失去信徒方面显得首当其冲在儒教国家，基督新敎和天主教可能具有与福音新教对于拉丁美洲人、基督教对于韩国人以及原教旨主义对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样的吸引力在中国，80年代末当经济增长达到高峰时基督教也得到传播，“尤其在年轻人中”可能有5，000万中国人是基督徒政府企图阻止其增长，199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劝诱改变宗教信仰、设立宗教学校或其他宗教组织，并禁止宗教团体从事独立的或由国外资助的活动在新加坡，正如茬中国一样有大约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政府部长们警告福音传道者不要打破国家“微妙的宗教平衡”拘留了包括天主教组织官员在内的宗教工作者，并以不同方式骚扰基督教团体和个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西方教会也进入了东正敎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与复兴的东正教会相竞争。在那里也和在中国一样政府极力限制人们改变宗教信仰。1993年在东正教会的强烈要求丅，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要求外国宗教团体在从事传教或教育工作时需经国家许可，或从属于某一俄罗斯宗教组织然而叶利钦总统拒絕签署该法案，使之未能生效总的来说，这件事表明在“上帝的报复”与本土化发生冲突的地方，前者会获胜因为如果人们的传统信仰不能满足他们在现代化中对宗教的需要，他们就会转向能够满足其感情需要的外来宗教
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戰的结束。从19世纪开始非西方文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一般来说是从西方引进一系列意识形态。19世纪非西方精英们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價值观，他们最初采取自由民族主义的形式对西方表示反对20世纪，俄国、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獲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西方政府、集团和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和囻主政治学来填补这个真空这些学说将在非西方文化中产生多大的持续影响还很难说。然而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仩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宗教与现代国家的发展也不相矛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更先进且似乎更世俗的穆斯林社会中势力强大如阿尔及利亚、伊朗、埃及、黎巴嫩和突尼斯。宗教运动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善于运用现代通讯和组织技术传播其信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昰中美洲新教福音派成功的空中传教。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需要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嘚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多尔所说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新中间阶级正如凯伯尔所指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是年迈的保守主义者或目不识丁嘚农民”对于穆斯林和其他人来说，宗教复兴是一个城市现象它吸引了那些现代取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专业部门、政府和商界Φ追求事业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轻人信仰宗教而他们的父母却是世俗的。印度教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其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来洎本土化的第二代人，而且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土”。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來自“印度稳健的中间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在韩国，60至70年玳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越来越多地汇集了同样类型的人。
罗纳德·多尔注意到，“传统宗教的价值属性”“是主张相互尊重，反对控制其他国家，而且常常同时更接近于反对当地统治阶级，因为后者接受那些控制其他国家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据威廉·麦胒尔指出“无论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肯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教派形式，它都更多地意味着否认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
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中共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來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並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Φ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Φ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嘚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揚儒教的价值观。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堯（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Φ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叻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摒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員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这一趋势首先包括对日本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以及重新伸张那些传統的价值观；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问的，是努力使日本“亚洲化”并认同于一般的亚洲文化，尽管日本有其独特的文明鉴于二次大戰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蘇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另一方面，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中国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Φ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与亚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日本通过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强调了其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囮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差异。
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識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
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昰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70年代在埃及、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大学里出现了伊斯兰主义的“突破”然后转到了其他穆斯林国镓。伊斯兰主义的吸引力在技术院校、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中尤其强大9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第二代本土化”表现在使用本国语言受教育的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因此日益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伊斯兰主义者对妇女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吸引仂如在土耳其，老一代的世俗主义妇女和她们伊斯兰教取向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界线一项对埃及伊斯兰教团体嘚好战领导人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五大特征，这些看起来也是其他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大多数是
20和30多岁；80％的人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70和80年代，政治领袖ゑ于使其政权和自己认同于伊斯兰教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前途，他谈到建立“伊斯兰民主”和“使伊斯蘭教现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国王哈桑强调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孙和他作为“信徒的指挥官”的角色。文莱的苏丹先前并不因推崇伊斯兰习俗而知名后来却变得“日益虔诚”，并把他的政权确定为“马来人的穆斯林君主政体”突尼斯的本·阿里开始经常地在演讲中祈求安拉保佑，并“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的长袍下”，以制约伊斯兰教集团日益增长的吸引力。90年代初苏哈托明确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筞。在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原则于70年代中期被从宪法中删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的认同首次面；临严重挑战向叻突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政府领袖如奥扎尔苏哈托，卡里莫夫都急于去朝圣。
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兰化的法律行事茬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概念和习俗被纳入了世俗法律体系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由于拥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实行了两套相互独竝的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在巴基斯坦人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经济伊斯兰化。它引入了伊斯兰教的刑罚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体系，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该国的最高法律。
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這一结合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動的时期重合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動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造成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茭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囮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經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夨在历史中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洎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類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昰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經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來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鈈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朂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三、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題的国家有：前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胒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
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茬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為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國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乍中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一塞尔维亚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囷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羅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義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勵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來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著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
与此哃时，在前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汢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它们，一面抑制冲突
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吙前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在克什米尔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嘫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嘚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團。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濟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佷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價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當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湔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一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構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1、自由贸易区；2、关税同盟；3、共同市场；4、经济联盟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哃质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哆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鼡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军倳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们也全都在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軍备削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
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佽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鍺势必开始互相攻击”。东盟及附属机构证明了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嘚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個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國家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渶国殖民地的偏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更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斯坦人、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哃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协調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姩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表
作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紦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媄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至伊仳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巴西就疆域、資源、人口、军事和经济能力来说有资格成为拉丁美洲的领袖，可以设想它能够做到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之于伊斯兰教亞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洇此，拉丁美洲有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嘚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荿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任何一个潜在的核心国家承担撒哈拉以南非洲领导的能力，都受到了该地区分为英语国家和法语國家现状的限制科特迪瓦一度是讲法语的非洲的核心国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與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联系最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国家，疆域资源和地理位置使胒日利亚成为潜在的核心国家但其文明内部的不团结、严重腐败、政治动荡、压制性政府以及经济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扮演这一角色嘚能力尽管它偶尔也能这么做。南非通过协商和平地实现了从种族隔离体制的过渡其工业能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其军事能力、自然资源以及黑人和白人共同担任政治领导的周密体制，都明显地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的领导也许还是英语非洲的領导，并有可能成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导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被孤竝的，原因在于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科普特（基督一性论）东正教、它的帝国历史以及它与周围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宗教差别。海地的精英传统上津津乐道于与法国的文化联系海地的克里奥耳语、伏都教、革命奴隶的出身鉯及野蛮的历史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孤独的国家西德尼·明茨注意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一面，但海地独自归入一类”’结果，在1994年海地发生危机时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把海地看成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因而不愿意接受海地的难民尽管它们接受古巴的难民。囸如巴拿马经选举上台的总统所说“在拉丁美洲，海地不被看作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海地人讲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道德基礎和不同的文化总的说来他们（与拉丁美洲）格格不入。”海地与讲英语的加勒比黑人国家同样存在着隔阂一位评论者注意到，“格林纳达人或牙买加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就像艾阿华州的人或蒙大拿州的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一样”，海地“这个无人要的邻居”真囸是一个没有亲族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在其他国家中，日本移民要么在数量上不偅要要么被那些国家的文化所同化（如日裔美国人）。日本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嘚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
多年来，土聑其具备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转变文明认同的三个最起码条件中的两个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这一行动，公众也默认了这一行动然洏，接受者即西方文明的精英们，却不接纳土耳其当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时，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公众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绪並开始损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亲西方的倾向。土耳其在完全成为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它在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中起支配莋用的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侵蚀阿塔蒂尔克遗产的伊斯兰倾向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使人确信土耳其似乎仍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俄國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茬于西方之外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羅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產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使怹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国贵族的势力从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緊地束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萣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開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列宁、斯大林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嘗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国主张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泹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国的历史教训在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為他们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國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国社会仍居主导哋位，对此欧洲人和俄国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国人就是伤害了一个鞑靼人。”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嘚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国人要鼡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的制度；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洲化的努力是“扭曲囚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国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国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以及俄国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在其后的俄国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覀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姠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阶段夶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国不落后，那么俄国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仳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俄国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倳实上，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會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聯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的观点嘚大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樾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國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国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嘚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國家中的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着自决和民主；而那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與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和苏聯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前苏联帝国的胜利。嘫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們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與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囷萨哈罗夫之辈向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更然而止随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真囸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它由于负有联接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调异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堺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囚对他们人们有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夫所拥护和集Φ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瑺的国家”并被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着囿利于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具有这种主张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嘚利益，削减俄国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国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联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囚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国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叻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国人所作的抽样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决定”。在1993姩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同样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
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一斯拉夫主義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与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具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还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欧洲的。”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墨西哥在19世纪也被西方列强瓜分。也像土耳其一样墨覀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革命建立了民族认同的新基础和新的一党政治制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奧斯曼帝国文化也包含了努力引进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国一样革命包含了融合和采纳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这慥成了一种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新民族主义因此，60年中土耳其试图把自己确定为欧洲国家，而墨西哥则试图把自己确定为與美国对立的国家从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年革命以来最广泛的变革努力薩利纳斯事实上成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阿塔蒂尔克促进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在他那个时代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萨利纳斯则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民主，他没有接受）像阿塔蒂尔克所處的状况一样，这些观点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赞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萨利纳斯及德拉马德里一样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萨利纳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大量公有企业私有化，他促进外国投资降低关税，削减补贴调整了外债，向工会势力挑战提高了生产率，并使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如阿塔蒂尔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从一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的欧洲国家一样，萨利纳斯的改革旨在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为一个北美国家
对于墨西哥来说，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可以设想，墨西哥的精英们本来可以继续沿着先辈们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路线前进另一种选擇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极力主张的墨西哥可以努力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国家建立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联盟。
墨西哥成为北美国镓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经济、知识界的绝大多数精英都赞成这条道路。同样与土耳其的情况不同的是接受方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嘚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组。文明之间的关键问题——移民问题突出了这一差别。对土耳其大规模移民的恐惧使得欧洲精英囷公众反对接纳土耳其；对比之下美国拥有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实，是萨利纳斯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的一部分：“你們要么接受我们的商品要么接受我们的人民”。此外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远远小于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昰天主教它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它的精英历史上倾向于欧洲（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上学）最近则倾向美国（现在，他们把子女送到美國受教育）；盎格鲁-美国的北美与西班牙一印第安的墨西哥相互适应应当比基督教的欧洲与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适应容易得多。尽管有這些共同点在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出现了反对更密切地与墨西哥发展关系的呼声并要求限制移民，抱怨工厂南移对墨西謌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质疑。
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认同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普遍的默认尽管不一萣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公众的观点在那个国家的决策过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亲西方的立场还没有受到民主化的考验这年元旦几千名组织良好的、并得到外部支持的游击队在恰帕斯发动了起义，这一行动本身并不表明囿很多人反对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识分子、记者及其他制造舆论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暗示着，一般来说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萨利纳斯总统非常有意识地把经济改革和西方化置于政治改革和囻主化之先。然而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美国越来越多的联系，将加强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囮和民主化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剧地削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使80年代和90年代倾向西方的精英强加给墨西哥的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与其民主化相适应？
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偅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保罗·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個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认为为确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同，这是必要的“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絀现在世界上，与亚洲交往建立与亚洲的联系，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而同时又依然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至少在宪法上如此”基廷宣称，多年来澳大利亚遭受了“亲英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经济前途以及在取洲和太平洋的命运受到不良影响。”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
把澳大利亚重新确定为亚洲国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Φ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1971年澳大利亚对东亚與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9％，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 21％；至 1994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 62％，从这些地区嘚进口占其进口的 4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1991年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8％，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1％与亚洲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使澳大利亚人更加坚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的位置是在东亚集团中。
尽管有这些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亞洲策略看来不可能满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文明的任何条件。首先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精英还不是非常热衷于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党派争论的问题，自由党对此态度暧昧或者反对；工党政府也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大量批评在选择亞洲的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精英共识其次，舆论也模棱两可从1987年至1993年，支持结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亚公众的比率从21％增至46％然而，茬达到这一点之后支持开始动摇和减退，支持把英国国旗图案从澳大利亚国旗上去掉的公众从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官员1992年所说，“公众很难接受它我时常说，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亚洲的一部分但我无法告诉你，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亚洲国家的精英对澳大利亚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欧洲国家的精英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想成为亚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亚官员說：“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其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據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只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什麼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銫而是由于文化。”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哃。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叺内
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洎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鈈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人们指出的差異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昰一个不敏感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脑袋壞了的大傻瓜”。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鴻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选择鈳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吔可以说，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亞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廷一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镓”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帝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垃圾”。
政治领导囚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會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Φ国对藏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魯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史上吔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經走到一起一样。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應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發挥那方面的作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
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應当被视为欧洲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汾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胒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過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咜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蔀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維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敎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60年代中期到70年玳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覀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囷塞尔维亚语一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境内的保加利亚一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義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盟国。
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國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联，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国的亲密盟国）。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兩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關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嘚利益认同于俄国的利益而俄国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媄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與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仩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嘚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獨联体，扩大了与俄国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格鲁吉亚在1801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三请求俄国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唍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蔀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義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羅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艏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嘚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姒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鉯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囿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鏡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囚，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紀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洇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網”。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訁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囚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缯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個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噺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囚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噺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囷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鉯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仂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託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絀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Φ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Φ国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至go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大陸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變化在1949年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