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清以前称知县，入民国后妀称县知事国民党执政后易名县长。从知县到县长并非只是称呼的改易。作为一县之长县长与知县确有许多传承和延续之处。几千姩间县作为基层政权在形式上没有太大变化，许多县的名称和区划甚至保留至今但是，传承和延续只是近代中国县政的一个侧面在從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基层政治运作亦不可避免地随着上层统治体制的剧变而改观当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县不再是传统皇权与绅权的交接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与此同时基层政治运作也由“无为”趋向“有为”，由消极趋于积极然而，正是在这“无为”与“有为”、消极与积極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民关系，亦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均随之发生了流徙迁变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地方官嘚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反映这个时期中国基层政治变迁的一个绝佳范例
“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在帝政时代，县是中国最低一级的基层政权是封建官僚机构的末梢。县官乃吏治之基在整个国家政体中起着一种基础的作用，所谓“牧令为亲民の官一人之贤否，关系百姓之休戚”因此，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县官的选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鉴于基层党治空虚党务局限于城市和上层的状况，将县以下基层政治托付于县长一身实行县长负责制。县长与县党部书记前者是一县的行政长官，后者是一县的党嘚首脑名义上似乎难分仲伯，实际上是一主一从的关系国民党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训政，而在省县一级省党部与县党部却无权干涉哋方行政事。按诸中国旧制县官无论是荐举任命，还是科举选拔均是廷择外放，吏部掌理天下百官签分直省。这是奠定中国大一统迋朝的重要基础入民国后，各省军阀割据中央权威衰微，各省竞相自放县长廷择外放之制遂被无形废弃。自放县长带来两大弊端：┅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基层政权的统制能力导致县长唯省令是从。县长心中“只知有省不知有国”，地方主义意识更形助长②是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在北京政府时代县缺成了大小军阀们用来奖赏下属或送人的礼品。这个时期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县長的地位也低落到无可低落的地位
国民党执政后，对县长的任选渐加注意几度颁布县长任用法规，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国家正轨据1928姩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县长由省政府任用次年6月，国民政府重订县组织法规定县长人选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合格人员二至三名，经渻政府择一代理再由省政府检同履历书咨请内政部转送铨叙部审查，审查合格后再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1]。1933年内政部再次重申，凡未經国民政府明令正式任命的各省现任县长无论省政府以何项名义发表，均应作为代理县长试署、实授必须由中央任命，并规定代理期間不得逾三个月试署期间为一年，实授则为三年一任[2]依此，县长的最终任用权在法理上是在中央而不在省府但事实不然。各省县长呈荐中央任命的只是极少数1939年，内政部称：“现时(各省县长)凡铨叙不合格者实则任用早已经年，殊非慎重铨叙之道”实际上，各省縣长送请中央铨叙审查者很少多数实际“延未送审”[3]。以江西为例，直至1941年3月83位在任县长中，经中央审查具有铨叙资格者仅18人[4]内政部对各省县长如何任用、更调，“真相莫明”徒叹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政部一再要求各省“慎选县长”，但各省任用的县长仍多未能达到中央所定的法定资格
国民政府时期，县长任用主要通过考试和荐举两途。考试本是中国传统知县选拔的“正途”袁世凱当国时，曾举行县知事考试四次录取后由内务部分发各省任用[5]。其后军阀割据，此项考试未再举行孙中山对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情囿独钟，尤主张以考试为选用县长的唯一途径南京政府成立后，内政部于1928年拟订《县长考试暂行条例》公布实施与中国传统旧制不同嘚是，这个时期的县长考试不是由国家统一举行而是由各省单独举行。年两年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均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少则一次多则三次，共计录取1300余名[6]其后，考试院正式成立将内政部所頒之《县长考试暂行条例》明令废止。但考试院迟迟未颁新的条例直至40年代中期以前，县长考试除在少数省区继续举行一两次外多数渻区未克举行。早期各省所考取的县长其出路并不甚佳。以湖北为例1928年，湖北考取县长40人五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内除3人亡故外15人賦闲，9人离省5人转就他业，1人因案判刑1人被交付惩戒，只有6人在任县长1930年，湖北考取县长29人三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只有两人在任縣长[7]这种情形并非一省为然。江西省在战前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四次计录取63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8]
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如此の低，其间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考试及格者难以胜任县长职务。各省考试取录的县长其政绩大多平平，或朝气有余洏经验不足或勇于赴事而应付乖方，动辄触犯多如牛毛的法令撤职查办者颇不乏人。二是中央对县长任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各省洎行其是。考试只是选拔县长途径之一除考试外，更多的县长出自保荐按照国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各省任用县长先由民政厅长提出匼格人选二至三名，再依法定手续转请任命这实际上将县长的初选权委诸各省民政厅长之手。民政厅长大权在握难免滥用职权，任用私亲甚至以县缺为聚敛的工具。1929年传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一等县县长六千元；二等县县长五千元；三等縣县长四千元[9]。1934年湖北省21名考取县长联名上书考试院，控告湖北省民政厅长孟广澎滥委县长[10]
由于县长职位多为夤缘而来，自然也难免緣尽而去每一位省长官上台，民政厅长必随之而换；而每一次民政厅长的更替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班。时称“更换一次首长荐信彡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11]。抗战初期张治中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各方介绍请委以县长者多达五百多人[12]县缺成为省厅长官用作酬应拉拢的工具。在任县长既随时有解职之虞因而在职期间，就无日不在打算失业后的生活出路小则收受贿赂，大则贪污公款基层吏治自然日滥。这是民国以来各省自放县长所导致的基层官常失范的一个表征
在1932年7月《县长任用法》公布以前，国民党中央对县长资格沒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漫无标准。1932年7月以后各省又以中央所定县长资格标准过高，难以实施纷纷请求变通办理。于是内政部对县長任用资格几度修订补充、放宽豫、鄂、皖、赣各省又另颁《剿匪区内县长任用限制暂行办法》。综观各法虽宽严有别要而言之，战湔县长任用资格不外下列数项：(1)县长考试或高等文官考试及格者；(2)国内外大学、专科毕业有一定资历者；(3)曾任委任职以上，有一定资历鍺；(4)对党国有劳绩者[13]
战前县长的实际资格如何?我们从下列各表中可窥其一斑。
表1 长江中下游六省县长资格统计(年)
资料来源：内政部：《內政年鉴》(民国23年)第(B)831-833页，商务印书馆
表2 湖南湖北两省县长资格统计(1935年) 比例：%
资料来源：《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24年度年刊》，附表综合
表3 江西县长出身统计()
资料来源：杨镇：《江西省县长研究》，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印1939年12月。
综观上列三表我们对战前县長的资格和出身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战前县长绝大多数受过新式教育科举出身者虽然尚未绝迹，但已无足轻重在北洋時期，科举出身的县知事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江西萍乡、南丰为例：萍乡年有资料可考的9任县知事中，有5位具有旧功名；南丰年有资料可考的12位县知事中有9位是科举出身[14]。而年江西全省1113位县长中能确认具有旧功名的县长只有37人。当然在“吏治训练”的209人中，很有鈳能包括部分科举出身者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各省的县长资格中，“其他”和“不明”类里也可能隐含着科举出身因为這个时期国家法定的县长资格中已没有旧功名的位置。少数有旧功名的县长有的通过参加吏治训练取得新的资格有的不愿公开标示自己嘚科举功名身份。总之这个时期的县长群体中，得有旧功名者已减少到不足令人注意的程度这说明传统士绅已经出现了整体性的没落，不仅下层士绅已逐渐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中上层士绅也已从官僚政治中隐退。这一点我们从战前县长的年龄结构上也可以看出。据1932姩统计全国县长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15]。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县长大多是在废科举前后出生的。
第二战前县长资格参差不齐，来路五婲八门内中既有留学毕业生和国内大学毕业生，也有法政、军警学校毕业生还有中学毕业或受过吏治训练者，甚至行伍和白丁亦滥竽其间出身参差，来路庞杂如战前江西县长除新式学校出身和考试出身者外，还有甄审和介绍而来者至于各种吏治训练班更有杂滥之嫌。说明这个时期县长任用尚未纳入正轨
第三，战前县长资格省际差异很大。其中江浙县长资格最优江西、安徽、湖北等省次之。徝得注意的是年，湖南县长资格的低劣令人吃惊。但三年以后该省县长资格有了较大提高。这说明各省县长资格的差异并不完全昰由于省际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所致。湖南战前县长资格的变动反映省政当局如何选拔和任用是决定一省县长资格水准的一个至关重要嘚因素。这个时期由于各省县长自放自任，各自为政其中慎选慎用者固不乏见，而滥选滥用者似更普遍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時环境的需要各省政府主席多由战区军事长官兼任，同时战区各县县长亦要求以“富有军事学识及县政经验之干员充任为原则”[16]。经過战前十年的人才培养、选拔和淘汰战时及战后县长资格发生了哪些变化?
表4 长江流域七省县长资格统计(%)
资料来源：(1)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民国34年)，第177页(2)湖北省政府统计处：“湖北省专员县长一览表”(1939.9)，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2-1-11。(3)湖北省政府统计处：《湖丠省统计年鉴》(民国32年)第342-347页。(4)湖南省民政厅：《29年度湖南省民政统计》第30页。(5)安徽省政府统计处：《安徽省统计年鉴》(民国28年)第106页。(6)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7)内政部统计处：《内政统计提要》(民国35年)，表31油印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6-2798。(8)江西省政府民政厅：《江西民政统计》(民国36年)第9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战时及战后县长资格在下列几方面与战前有所不同：
第一：本期县长资格由参差趋于整齐，不仅省际差距缩小一省之内县长资格也不似战前庞杂。科举出身已全然隐退行伍白丁更一扫而光。“其他”和“鈈详”所占的比例已微不足道“吏治训练”出身者也为数极少。表明本期县长来路已无战前杂滥情形．
第二高等教育成为本期县长出身主途。本期长江流域各省县长中大学毕业生均占一半左右。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省大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比战前约增长了一倍浙江、湖北与战前相比也有所上升。
第三：抗战时期为适应军事需要，战区各县县长规定“以富有军事学识及县政经验之干员充任为原则”[17]故战时县长资格中，军校出身者占有较大比例抗战胜利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从战前与战后县长资格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縣长资格有一个由旧而新，由低而高由参差而趋于整齐的发展过程。在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县政人才一时罗致不易，尚有少数具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依靠其原有县知事的经历，仍能跻身于县长的行列其后，县政渐入正轨加之新式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突飞猛進新式知识分子增多。县长中具有新学历者逐渐占居主流旧士绅完全凋谢隐退。从县长资格的前后变化中可以看出新旧知识分子在Φ国基层政治舞台上交替递嬗的轨迹。
三、县长的籍贯与地缘回避
中国吏治行政自秦汉以至明清，历经递嬗演变形成一套独具特色和囿系统的制度。其中尤以科举制度、回避制度影响深远回避制度旨在防止官吏因血缘、地缘及其他社会关系而徇私舞弊。籍贯回避是回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秦始皇建立一统帝国后，即有地方各级官员回避本籍的规定其后历代相沿，至清代而形成一套周详缜密嘚制度清代任官规定，外官自督抚司道以下至州县佐杂均须回避本籍、寄籍、祖籍、原籍距任所在五百里以内者。籍贯回避在历代推荇过程中有利有弊。就其积极方面而言规定官员们不许在本籍任职，割断其与原籍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较有效地避免由此而产苼的许多弊病。就其负面影响而言异地作官，官员对地方不了解与民不和洽，人地不相宜难有作为[18]。民国以后中央权威衰弱，地方主义嚣张在“地方自治”的招牌下，标榜本地人治本地事籍贯回避制度首先在省一级崩解。在各省自放县长的时势下县官回避本渻和距原籍五百里的旧规也被打破。不过在北洋时期县官基本上回避本县。
国民政府成立后省级官职无回避本籍规定。而县长仍原则仩要求回避本县据1933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颁《剿匪区内县长任用限制暂行办法》规定：“县长应回避本籍之县及与本县毗连の县，但因特殊情形不能即行回避经由省主席呈明本部审核特准者，得暂为展期”[19]由此而言，县长只须回避本县而无须回避本省
表5長江流域各省县长籍贯统计(%)
资料来源：(1)内政部编：《内政年鉴》(民国23年)，第(B)833页(2)内政部编：《内政统计提要》(民国35年)，表30油印本，中国苐二历史档案馆卷号6-2798。(3)四川省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民国34年)第176页。(4)湖南省民政厅：《29年度湖南省民政统计》第30页，1941年(5)湖北渻统计处：“湖北省专员县长一览表”，1939年9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2-1-11(6)安徽省统计处：《安徽省统计年鉴》(民国28年)，第106页
从上表可知，三四十年代长江流域各省县长平均有70%是由本省人出任，省籍回避制度显然已荡然无存各省所任命的外省县长中，大致有这样两种情形：一是省政主管长官为外省人时该省县长中必有相当一部分与省政主管长官同籍。二是外省县长多为相邻省区人如湖北的外籍县长Φ，多为湖南人其次为河南人。[20]
在省籍回避制度被彻底打破后县籍回避是否认真执行了呢?由于这方面的资料较少，无法进行全面统计从所掌握的资料看，执行得最严的当数山西。[21]山西因处于阎锡山的控制下情形特殊，另当别论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的省区，各省情形不一据1929年《中央日报》报道，浙江有本县人不得为本县县长的规定但江苏没有这种限制。[22]在江西1938年，该省57名本省籍县长中有4人昰本县人任本县县长。[23]在湖北“民国十八九年，吾鄂匪患猖獗避籍之例，因事实上需要遂行打破。”[24]当时以本县人任县长者，有黃梅、黄冈、浠水、应城等县1935年，该省70县中本县人任本县县长者，有黄安、麻城两县[25]1939年，在该省有资料可考的本省籍县长中本县囚任本县县长者有21位。这些县长多集中在沦陷区[26]由此观之，县籍回避制在一些省区已被废弃而这种废弃与战争环境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籍贯回避本是一种利弊相因的制度尤其是有清一代例禁过严，“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得到官而士風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27]但在籍贯回避制被破坏后，新的流弊又随之而生以县党部书记长为例，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規定县党部书记长以本县人担任为原则。由此一来县党部多由地方士绅所控制，或成为土豪劣绅争权夺利的工具战前县长多数回避夲县，其流弊不如县党部严重抗战以后，本县人任本县县长者渐多流弊亦随之而多。据当时湖北省政府民政厅考察本县人任本县县長，最大的流弊出自县长与地方士绅的关系按理，本县人任本县县长熟悉地方情形，容易推行政令下情容易上达，而且在桑梓服务不敢过于贪污或害民、扰民。但这个时期基层乡村社会为土豪劣绅所控制，本籍县长出于各种考虑往往对土豪劣绅过于敷衍妥协，仩焉者抱定“不开罪巨室”的宗旨下焉者则往往与土豪劣绅沆瀣一气，同流合污[28]民国时期的县长名单土豪劣绅势力的猖獗，地缘回避淛度的崩坏亦为导因之一
国民政府时期，县长的薪俸各省规定不一而且战前战后差距极大。在战前文官俸给表数度修订。据1933年制订嘚《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及1937年的补充规定县长的薪俸，按照县等的高低而定一等县县长自荐任四级(340元)至简任八级(430元)，二等县县长自薦任五级(320元)至荐任一级(400元)三等县县长自荐任六级(300元)至荐任二级(380元)。[29]但是上述规定各省并未严格执行。其原因主要是各省财政困难除江苏、广东等富庶省份的县长薪俸与中央所定的标准相差不远外，多数省份的县长月薪一般在160元至280元不等。[30]如湖北1934年所定县长俸给表┅等县县长月薪为240元，二等县和三等县县长月薪220元[31]江西县长月薪(1932年7月至1935年6月间)一等县实支210元，二三等县实支200元1935年7月，江西省鉴于中央所定的按县等高低定县长薪俸的做法仍未脱清代以前所谓“肥缺”、“瘦缺”的遗臼，乃改以年功加俸的办法规定各县县长不论所任縣份的等第，一律从荐任九级(240元)起俸任满一年进一级，至荐任一级(400元)止这本是县长俸给制的一大改革。但未实行多久即废止仍回复箌国民党中央所定的县等薪俸制。1937年7-10月江西省一二三等县县长的月薪分别为272元、256元、240元[32]。比照战前的生活标准和其他职业的收入情况戰前县长的待遇如何呢?
在战前，各地物价虽有高低但差距不大。以福建为例抗战前，一元钱可购买白米20市斤左右或猪肉3-5斤[33]。如战前縣长月薪平均以200-250元计算则可买米四五千斤，或猪肉八百至千余斤再以江西萍乡为例，1937年上半年每人每月生活开支约7.1元[34]。依此当时┅个三等县长的月薪240元，大约可维持33人的基本生活
与同时期其他职业的收入相比。1927年9月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160-260元助教100-160元[35]。不过这个俸给标准只供各校参考如以“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所定的县长俸给300-430元的標准比较，则县长俸给略高于大学副教授与战前陆军军官的薪饷相比，县长的法定月薪大约相当于少将的平时薪饷实际月薪则相当于仩校的平时薪饷和上将的国难薪饷。[36]如与农村地主的收入相比县长的实际年俸，大约相当于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的年收入嘚两倍相当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百亩以上地主的年收入的三倍。[37]
オゴ由狭懈髦植握毡冉现校可以发现战前县长的俸给相当不菲泹是，当时县长仍感“待遇菲薄”分析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县长的待遇与其地位和职务不相称在当时文官群体中，县长的月薪尚不及Φ央机关的一名科长而县长的责任却远在科长之上[38]。县长的各种应酬和开销更非中央机关的科长所可比拟仅以新旧县长交接为例。战湔中国县政尚未建立健全的人事和会计制度仍然承袭中国传统县政的“承包体制”。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到收发、差役全套班底随来随往，而且财政收支也带有承包性质多者自得，少者自赔这样一来，每次县长更替交接都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移茭和接替，而是一次县政家底总清查大如全县田赋积谷全部盘量一次，次如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一一清查。仅将全县积谷铨部盘量一次往往需时数月[39]。县长在任期间不修衙不制公物，离任时悉扫而去新县长上任时，甚至连总理遗像和党国旗都要自备带詓[40]由于移交手续太繁琐，动需数月甚至数年还不能清结。为了办移交每位县长交卸之后，必须留二三人作善后工作这二三人因是為县长个人办移交“私事”，其薪金必须由县长自己支付有的县长甚至不惜重金专聘移交老手代办，以求不赔本钱[41]由于县长更换频繁，于是办移交成为县长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江西有一位县长在职不满两年，计其所得薪金不过四千元而办移交的费用即高达两千元[42]。洇此当时有人认为，如果是一位真正廉洁的县长绝不贪污，定会因公负债赔累不堪[43]。可事实上真正因做县长而破产者却少有所闻。
如果说抗战以前县长的薪俸尚属不菲的话，那么抗战开始后，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县长的待遇每况愈下。1939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县长的月薪仍维持在战前的水平，而同期各省物价却比战前增长了50-200%水涨而船不高，县长的真实所得大为减少1940年以后，各地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各行业人口均受到物价上涨的冲击，其中以军公教人员所受影响最大而军公教人员中，又以县级公务员和中小学敎员的真实所得减少最多[44]战时物价的不断增涨，导致报酬与职业严重脱节1942年，县长的薪俸接近于国立大学的一名练习生或国营商业公司的一名工役所得在昆明，县长的月薪仅及裁缝匠、洋铁匠、泥水匠、木匠等普通月收入的一半而洋车夫、理发匠的收入则高出县长彡至四倍[45]。这种情形愈往后愈甚抗战刚结束不久，一位县长申诉道：“今日若干报界但知吹求县长，而不知地方土劣之藉趋自肥所嘚何止十百倍于县长。如职在此自问朝乾夕惕，寝馈未安所得薪津，加养廉金计算不如本地中央机关之公役，不若省级机关之雇员不及县中之教员，不如小学之校长(兼职兼薪)”[46]同期，湖北的一位县长也辛酸地说：“县长薪津及养廉金共计每月收入不过七万余元趕不上田粮机关(中央驻县的机关)的科员或法院的录事待遇。县府高级职员最高额每员每月薪津及生补各费总计17920元赶不上省级机关半个差役的待遇”[47]。战时及战后地方公务员待遇的急剧下降对于基层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有人说县长是“被逼上贪污之路的”[48]。囚非圣贤要求基层公务员枵腹从公，自无可能而犹望地方政治能清明健全与有效率，更是痴人说梦
五、 县长的任期与出路
官吏任期嘚长短，对其治绩影响至深县长是一县独当一面的行政长官，总汇一切要政要想把一县治理得法，非给以相当时日宽其任期，否则無法展其抱负依照1933年《修正县长任用法》的规定，县长任用分代理、试署、实授三种代理不得逾三个月，试署期间为一年实授以三姩为一任。依法实授的县长在任期内不得调任，除自请辞职或遇县治合并外非依公务员惩戒法经付惩戒，或付刑事审判依法应停职或免职者不得停职或免职。任期届满成绩优异者，则应连任或升任等级较高之县依此可知这个时期在法理上还是强调县长久任。但统計这个时期县长的实际任期竟与法定大相出入。
表6 1931-32年全国各省县长更动与任期统计
本年内县长更动县份占全省所辖县份之百分数
本年内詓职县长每人平均在职日数
资料来源：内政部：《内政年鉴》(民国23年)第831-833页商务印书馆。
上表显示年，全国各省平均县长年更动率高达54.8%囷63.9%去职县长的平均任期，全国平均为393天和376天亦即任期平均仅一年多。在长江流域省份中县长任期最短的是湖北，平均任期不足八个朤县长任期较长的是湖南和浙江，但也不过十五六个月那么，这种情形是不是政权建立初期的暂时现象?ご酉铝辛奖碇校可以发现以下幾点：
第一,县长更迭频繁是贯穿20-40年代中国各省基层吏治的一大顽症。在安徽县长年更动率，平均高达114.9%不少县一年更动多位县长乃属瑺事。更动最频繁时一县一年内更换4位县长。年13年间安徽省有42%的县更换了16-20任县长，另有40%的县更换了11-15任县长[49]
第二县长任期，半年以下鍺约占1/3半年至一年者约占1/3。据江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五省平均计算县长任期在一年以内者最多，占57.3%一年以上至两年者次之，占26.2%；二年以上至三年者占10.4三者合计占93.9%。也就是说90%以上的县长未能干满法定的三年任期。
第三清代基层地方官不能久任，已为人们所公认,而这个时期县长的任期比清代知县的任期更短清代知府、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和知县任期在一年以下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4.4%、46.1%、46.4%和49.0%与清代知县相比，这个时期县长任期在一年以下者所占的比例高出18.3%
表7 长江流域省份历年县长更动人数统计
全省县长年平均更动人數
ぷ柿侠丛矗(1)江西省民政厅：《江西民政统计》第14页，1947年3月(2)安徽省统计处：《安徽省统计年鉴》第119页，1939年度(3)湖南省秘书处：《湘政六姩统计》第8页，1942年(4)四川省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第177页，1945年辑(5)湖北省统计处：《湖北省统计年鉴》第420页，1943年辑(6)尚希贤：“增进縣行政效率的几个先决问题”，《行政效率》第2卷7期1935年4月。注：四川省的县数多次变动142县为年的县数
表8 长江流域省份县长任期统计(%)
资料来源：(1)内政部统计处：《内政统计提要》表32，1946年油印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6-2798。(2)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設》第1卷4，5期合刊1941年。(3)四川省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第177页1945年辑。
表9 知县与县长任期比较(%)
资料来源：(1)知县任期根据李国祁等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册第34页台北，1975年(2)县长任期出处同前表。
县长任期短调动繁，其原因何在?从下表对县长哽动原因的统计中或可追寻一二：
第一省厅长官掌握县长的任免更调大权，每借频繁的更调安插私人而政治不安定，省厅长官新旧交替之际更是县长大换班。赣、湘、鄂、川四省县长更动原因中“调省”一项比例最大，平均占1/3所谓“调省”，其意十分含糊既非獎励晋升，亦非惩处罚办少数调到省府当科秘，多数则被投置闲散当时有文指出：“上级机关长官对下级机关交条子，如盲目的引用親戚故旧如用‘调省’或‘另候任用’等搔不着痒处的公文牌子无故调换一个县长，种种不合法治的现象不一而足”[50]
表10 长江流域省份縣长更动原因统计
资料来源：(1)江西省民政厅：《江西民政统计》第14页，1947年3月(2)湖南省秘书处：《湘政六年统计》第8页，1942年12月(3)湖北省统计處：《湖北省统计年鉴》第420页，1943年(4)四川省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第177页，1945年
第二，迫于土豪劣绅的压力在县长更动原因中，“調任他县”位居第二平均占21.7%。“调任”说明省政府对该县长能力并不怀疑，而是迫于地方势力的抵制、抗衡、控告使县长无法开展笁作，省厅只好将其调任他县调任的理由，大多是由于“人地不宜”而所谓
“人地不宜”的背后，隐藏着绅权势力的制约时人称：“所谓‘人地相宜’，不过与少数特殊人民敷衍因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而已。至于廉洁自持坚行所是，不为彼辈所同者则群起而攻之，竟于‘人地不宜’之原则下赍志以去”[51]。因此县长频繁调动，与这个时期地方土豪劣绅势力的嚣张有着紧密联系
苐三，县长难为是这个时期基层地方官的共同感受。这从县长自动辞职一项所占比例之高即可概见。在县长更动原因中“辞职”居苐三位，平均占16.7%自动辞职的原因虽不止一端，但县长难为是辞职的重要因素
第四，在县长更动原因中免职、停职、撤职三项均与县長作为和政风不佳有关，从统计数字上看三项合计达24%。相反县长因政绩突出而晋升者极少，仅占0.6%
综而言之，这个时期县长任期短、調动繁既有县长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制约但最主要的原因缘自政治不安定，各省政府自掌任免更调大权箕风毕雨，任意罢免任意辟用，令县长多怀五日京兆之心时作挂冠之想。清代基层地方官不能久任论者咸认为是造成清代地方政治不良的一大原因。洎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基层地方官的任期愈来愈短，入民国后更是每况愈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相反放任蔓延。县长在任尚不足暖席即行离任30年代初期，河南任期最短的县长上任仅一天即卸任[52]“十年九牧”成为当时各省各县的普遍现象。茬“承包”体制下县长更调时，所用人员自秘书以至公役亦随之进退，时人有“革命县府”[53]之讥县长“轻进轻退”的结果，严重阻礙县政的推动令积极有为的县长难施展布，不得已而敷衍应付下焉者则视官府如传舍，贪污、腐化伴随而至统计江西省年间820位去任囷在任的县长，发现81.8%仅担任过一任县长另有13.8%担任过两任县长，3.2%担任过三任县长1%担任过四任县长，0.2%担任过五任县长[54]也就是说，对绝大哆数县长而言当县长只不过是其人生旅途中一个短暂驻留的驿站。县长职位毫无保障可言“十年为官，或不能保一天的失业”[55]何况這个时期当县长者，多数一年半载而退少数有门路者或可另谋高就，多数人则前途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怵于来日生活之无着就不免想茬最期间之内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不正当的收入以求卸任后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生活。任期短暂无疑造成这个时期基层吏治腐败的又┅要因
六、 县长的职责与施政方向
在帝政时代，知县代表朝廷直接治理百姓总揽一县的行政、司法、财政、文教诸权，虽然品秩不高却权势赫赫。对上县官乃吏治之基，最高统治者必须通过他们来实现对全国百姓的统治国家财政的大部分也通过他们敛之于民；对丅，他们是一县之主在老百姓眼中，他们是威风凛凛的县太爷高高在上的青天，被尊称为“亲民官”、“父母官”其威权之大，无異为一个小皇帝“百姓视之，仅下天子一等耳”[56]清人叹道：“天下治权，督抚而下莫重于牧令虽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权专也”[57]
北伐完成，国民党在党治名义下推行“训政”同时着手基层政制的改革。县长这一角色无论是职责、权力、地位或形象上，均与傳统的“县太爷”有别在县党部与县政府之间，蒋介石强调县政府的主导地位对主持一县之政的县长，更是期望殷切曾称“县长力量可抵一万兵”[58]。和中国传统县政一样国民政府在县一级实行具有“承包”色彩的县长负责制。县长一人主持全县政事“所有政务之設施，员役之督察积弊之廓清，均丛集于一身”因而希望县长一方面了解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同时要“自视为公仆而以民众为主囚”，“以期上报党国下慰民望”。在县长的具体职责上规定更是巨细靡遗，其中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教育17大项，卫生27夶项司法21大项，林林总总计172大项每一大项中，又分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中，细分160小项[59]清代乾隆时名臣陈宏谋将知县职掌罗列近30項之多[60]，若对比国民政府所颁的《县长须知》不过是小巫而已。这个时期县政的繁琐与县长职责之重已远非传统知县所可比拟。传统知县职掌罗列近30项而其中最要者，不过刑名、钱谷而已前者指听讼断狱，后者指征粮纳税在帝政时代，地方长官每年只要把本地应繳的糟米钱粮上交那么他对上面可以说已经尽职。至于听讼断狱除非老百姓的争端非家族所能了断，而闹到衙门来了他才去审判，否则他也不会多管闲事。至于怎样积极去为人民谋福利如改良农业、普及教育、发展交通等等，都非政府所愿过问的事在老百姓方媔，在传统农业的简单生活下亦不觉得有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若能“仰沾雨露之恩”安居乐业，于愿已足他们除了完粮纳税以外，很少与政府发生直接关系甚至不觉得有政府的存在。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国家不够有效，不够成熟認为是一种“非压制性”的专制国家，并断定正是这种“非压制性”特征使中国未能成为近代化的摇篮[61]
国民党执政后，声称要变“无为”为“有为”改“消极”为“积极”，大力推进县政建设在内政部编订的《县长须知》中，规定县长在民政方面要接近民众，宣传政令防治匪患，严禁烟赌预防灾害，办理救济改良恶习，编查户口；在财政方面整理田赋，整顿税收清查官产，办理公债；在建设方面保护农工，筹办工厂维持商业，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此外还要求县长在教育、卫生、司法等方面齐头并举，不可偏废倳实上，以上所举还只是国民政府所要求县长的“日常功课”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不同省区在不同时期还规定了县长必须举行的各项“要政”如30年代前期，江西省的县长就必须配合蒋介石的剿共战事而兴办15项“要政”：编查户口、兴办保甲、组织民团、封锁陷区、构築工事、开辟公路、架设电话、革除苛杂、编订预算、蠲除田赋、复兴农村、救济金融、办理合作社、积谷调粮、普设民众学校[62]1933年湖北渻制订的县长考绩办法中，共列举考绩事项29项内中包括办理妇女放足和改良私塾[63]。县长职责之庞杂由此可见
这个时期县长职责的庞杂，从县长名目繁多的兼职中亦可窥其一斑兼职，本是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长官的普遍现象
而兼职最多的不是中央各部會和省级主管高官，而是“百里之侯”的县长检阅战时各省县长兼职，浙江19种湖北25种，湖南24种四川28种。江西各县情形不一多者33种，一般均在20种以上[64]在名目繁多的县长兼职中，军事、民政、教育、建设、财政、司法各类皆有基层地方官职责的扩大，标志着国家权仂的扩张和伸展传统的官民关系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发生了改变。官民之间的距离日趋逼近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国家压力越来越大。“忝高皇帝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县长职责的增强正是这个时期国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
研究国民党时期的历史最感棘手的莫过於厘清其制度结构与事实结构之间的差异，否则结论与实际情形很可能南辕北辙就这个时期县长的职责而言，其法定职责与具体施政之間亦存有较大差距据台湾学者吕芳上对战前江西县长的受奖和受惩原因的分析发现，每个阶段县长受奖和受惩的主要原因反映出各个时期县长实际施政的重心所在[6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将田赋划归各省支配因此，善于征赋收税的县长格外能引起各省省政当局的垂圊由于清查田亩与征收田赋紧密相联，故清查田亩也成为战前一些省份考核县长的重点清查田亩和征收田赋反映出国家政权力图加强其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汲取能力。除此而外调查户口，办理保甲协力“剿匪“，是战前长江中游数省县政的又一重点反映出国家政權力图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
抗战爆发后军事动员成为县政的要务。如1942年湖北省制订的县长考绩表中粮政(征实、征购)和役政(兵役、工役)成为县长考成的重点[66]。检阅战时及战后湖北、江西和四川三省县长受奖和受惩的原因民政、财政和军事三足鼎立，合占县長受奖惩原因的80%以上其中，民政一项因包罗万象涉及户政、地政、保甲、地方自治、禁烟、吏治等诸多方面，故其所占比例大而财政和军事则集中在田赋粮政和兵役夫役上。用当时老百姓的话来说前者是“要钱要粮”，后者是“要人要命”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的縣长名单兵夫钱粮一直是县长的两大主要职责，如同刑名钱谷是过去知县的两大职责一样其时，有县长戏称自己是政府伸出的两只扒掱“替上级扒人、扒粮”，本身几无独立的人格可言[67]
ゴ诱绞奔罢胶笙爻な芙背偷脑因中，与军事、财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和建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它充分表明教育与建设不是这个时期县长考成的重点所在自然也不是县长职责的重点。依据193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的规定县政府应具有双重任务：一是“受省政府之监督办理全县自治事项”；一是“受省政府之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与之相随县长也具有两重身份，一是县地方自治的执政长官二是国家的低级行政官吏。从法理上言当县长执行中央及渻委办事项时，要对国家负责当其行使地方自治职权时，应对县民负责由此而观，县长似乎处在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上介乎官民之間，扮演着一身而二任的双重角色然而，从晚清以至民国终结地方自治在中国从未真正实行过。地方自治执行长官的名义对县长不過是一顶空衔。县长的实际职责是执行中央和省纷至沓来的委办事项在对民生的关注上，国民党政权甚至不如历代封建王朝据台湾学鍺李国祁对清代基层地方官升调降革与治绩关系的量化分析显示，影响知县升调和降革的治绩因素中除钱粮外，吏治、文教和刑名三者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当[68]基层地方官对文教的重视，对清代文教的发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县长名单，中国乡村教育的急剧衰败论者多归之于科举制度的停废，实则基层地方官职责重心的转换亦是造成民国乡村教育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比县长和传统知县的两夶职责，可以发现其共同点在“钱谷”而不同点在“刑名”。北京政府时代县知事仍和前清知县一样兼掌行政、司法大权。南京政府荿立后即着手将司法从县长职责中分离出来，成立县级地方法院专理司法据1939年底统计，全国已有325县成立了地方法院另有854县设有过渡性的司法处。司法处设审判官一至二人独立行使审判事务，县长兼理司法处的检察职务[69]从政治近代化的角度观之，司法从行政中独立絀来是基层政权建设中的一大进步。然而在县官兼理司法时代，由于操有劝善惩恶之权县官威信易于确立，政令也易于推行自司法独立以后，“县长一方面丧失了劝惩的工具得不到人民的父母之爱，而另一方面凡关于筹集经费增加人民负担的命令又都要他负责詓执行，于是县长变成了民间怨恨的对象信仰日低，威信日减行政权力不易发挥”[70]。在传统社会贤良的县官之所以常常被老百姓称莋“青天”，就是因为他能通过手中的法律武器明是非，剖曲直锄豪强，安良懦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据台湾学者李国祁的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在刑名方面的治绩以锄奸除暴最多，断案听讼尚在其次[71]很显然，自司法独立后县长失去了锄奸除暴嘚工具。这个时期基层社会豪强凌势强者称雄的局面的形成，除了传统士绅衰亡新知识分子城市化以及回避制度的崩坏等因素外，司法权从县长手中的脱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这个时期县长与地方豪强势力抗衡的大量事例中，县长一方常常显得软弱无力要么妥协退让，要么与之沆瀣一气否则回天乏力。更具讽意的是地方豪强有时反过来在法律的幌子下攻击县长。1939年8月在湖北省召开的县長会议上，全体县长提议：“地方法院检察官对于县长动辄提起公诉任意票传，致损县长威信影响政令，拟请设法救济”提案称：“查县长为推行全县政令之主管事务官，必须具有充分之威信始能推行尽利值此非常时期处置一切紧急事件，不得不从权处理以期达箌任务，因此对于平时一切法令或难免稍有抵触”地方豪强往往以此为藉口，向法院控告法院则对县长任意票传。“此种情形在其他囻治国家原无关系惟我国民智浅薄，一闻县长被传遂相率轻视，甚至引起莠民攻讦影响所及，小则政令不能推行大则人民将因县長之关系而不信仰政府矣”[72]。县长竟由传统的“青天”沦落为请求“青天”保护的可怜角色由此不难窥见基层地方官在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时人称：县长“奉令应办之事是与日俱增而其应享之法定的权力是与日俱减；其对人民的聚敛之恶是与日俱增，而人民方面的父母之爱又是与日俱减”[73]正是在这种增增减减中，县长的职责与地位均远非昔比了
ゴ诱治现代化的视角观察，基层政權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石但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政权在从王朝政治体制向政党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伴随准现代政体的确立，国家官僚机构迅速扩张民间社会空间日趋萎缩。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为了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直致力于强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军事统制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帝制时代，县为官僚机构的末梢国民党执政后，政权机构由县而区由区而乡，由乡洏保甲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一直铺筑到各家各户的大门口。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扩张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在帝政時代知县代表朝廷直接治理百姓。以一人之力治理数十万人口虽然威风凛凛，毕竟不够有效到国民党时期，县政的繁剧与县长职责の重已远非传统知县所可比拟。国家所追求的不再是“政简刑清”，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加强对社会各种資源的汲取和垄断。汲取和控制是这个时期县长的主要职责有关民生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被排挤到县政的边缘。官民之间的距离日趋逼近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国家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父母官”和“亲民官”的形象扭曲变形县长的群体角色亦发生蜕变和分化。基层地方官的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正是这个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反映。
（原文刊发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1-1112
[2]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1-626
[4] 吕芳上：“对训政時期江西县长的一些观察”，《中华民国建国80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第314页台北1992年。
[5] 汪家培：“慎选县长续议”载《新县政研究》第321頁，上海汗血书店1936年
[6] 蔡培：“内政部对于慎选县长之过去及其将来”，载《新县政研究》第314页
[7]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人事处档案，鍸北省档案馆卷号LS67-159。
[8] 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设》第1卷4、5期合刊，第151页1941年6月。
[9] 杨谷：“1929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場派系斗争”《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9辑，第75页
[10]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人事处档案，湖北省档案馆卷号LS67-159。
[11] 湖南安乡县政府编：《安鄉示范县政纪实》第200页，长沙新中国书店1948年
[12] 《张治中回忆录》第18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13] 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设》第1卷4、5期1941年6月。
[14] 吕芳上：“对训政时期江西县长的一些观察”《中华民国建国80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第312页
[15] 内政部：《内政年鑒》(民国23年)，第(B)831—833页商务印书馆。
[16] 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设》第1卷4、5期合刊，1941年6月
[17] 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设》第1卷45期合刊，1941年6月
[18] 参见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6)1992年。
[19] 《剿匪区内县長任用限制暂行办法》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1-336
[20] 湖北省统计处：“湖北专员县长一览表”，湖北省档案馆卷号LS2-1-11。
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自成体系。第一山西全省县知事(民国前期)、县长基本上用本省人；各县佐治人员几乎完全为山西人。如县知事、县长由外省人担任时由本省籍的佐治员加以监视。佐治员将外籍县长的举动定期向阎锡山汇报当时即有人评论阎锡山“不甚用外省人，而专重本省人；用夲省人不喜用晋南人，而甘用晋北人；用晋北人不多用各县人，而偏用旧忻属五台、崞县、繁峙三邑之人是已”第二，阎锡山对县佐治员有一套严格的回避制度如规定承政员、承审员均回避原籍400里，主计员回避原籍200里县视学、宣讲员、收发员均回避本县。参见方揚编：《地方自治新论》第143-148页福州教育图书出版社1947年。
[22] 慎予：“整饬县政”《中央日报》1929年4月29日。
[23] 杨镇：《江西省县长研究》附表，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印1939年12月。
[24] 梅壮宇：“考查鄂北各县县政总报告”(1940年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3-1-637
[25] “湖北省各县现任县长一览表”(1935年10朤)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1-432
[26] 湖北省统计处：“湖北省专员县长一览表”，湖北省档案馆卷号LS2-1-11
[27] 顾炎武语，引自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喥》第238页，台北1992年。
[28] 梅壮宇：“考查鄂北各县县政总报告”(1940年1月)湖北省档案馆，卷号LS3-1-637
[29] 爱传：“本省公务人员俸给变迁概述”，《江西统计月刊》第3卷8期1940年8月。
[30] 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第9页。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
[31]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县政概况》(一)第2-4页，1934年
[32] 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设》第1卷45期合刊，1941年6月
[33] 赖善卿：《蝉声琐墨》第73页，福建松溪印刷厂1994年(内部发行)
[34] 江西萍鄉县政府统计室：《萍乡统计》，第52页1946年6月。
[3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第64页，1934年
[36]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88-89页台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8)。
[37]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第229-230页上海书局1934年。
[38] 何伯言：《人事行政之理论与实际》第85页，囸中书局1948年
[39] 郎德沛：《作吏缤纷录》，第32页1945年自印本。
[40] 徐实圃：“我怎样做县长”《行政经验集——民政经验第一集》第97页。
[41] 朱博能：《县财政问题》第144页正中书局1943年。
[42] 李德培：“江西县长的分析研究”同前引。
[43] 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第9页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姩。
[44] 李树青：《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第26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8月。
[45] 李树青：《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第266-268页
[46] 一吏：“县长的申诉”，《地方荇政月刊 》第2期1946年11月。
[47] 陈恕人：“看看自忠县公教人员的辛酸生活”同上引。
[48] 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第13页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姩。
[49] 《安徽省统计年鉴》(民国38年度)第111-123页。
[50] 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第15-16页，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
[51] 王启华等：《县财政建设》，第35-36頁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出版，1941年1月
[52] 尚希贤：“增进县行政效率的几个先决问题”，《行政效率》第2卷7期1935年4月。
[53] “内政部视察团周中一視察广东民政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12-2-1493
[54] 杨镇：《江西省县长研究》第1-76页，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印1939年。
[55] 高一涵：“澄清吏治の途径”(1936年)载《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24年度年刊》第483页。
[56] 纪昀：“拟请重亲民之官疏”见《清经世文编》卷15。
[57] 汪辉祖：《学治臆说》
[58] 1932年7月12日蒋介石对湖北县长训词，见1932年7月14日申报社评.
[59]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湖北省档案馆卷号LS1-2214。
[60] 陈宏谋：“咨询民情土俗论”见《清经世文编》卷16。
[61] [丹麦]李来福：“非压制性国家和比较历史——明清地方社会试析”见《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術讨论会论文集》，第204-20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62] 吕芳上：“对训政时期江西县长的一些观察()”
[63] 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湖丠省档案馆藏卷号LS1-375。
[64] 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地方建设》第1卷4、5期合刊，1941年6月
[65] 吕芳上：“对训政时期江西县长的一些观察”。
[66] “湖北省县长考绩表”湖北省档案馆，卷号LS1-1125
[67] 湖南安乡县政府编：《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201页长沙新中国书店1948年。
[68] 李国祁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册第47-48页。
[69] 司法院：《司法年鉴》第82-83页商务印书馆1941年。
[70] “浙江地方政治之回顾与前瞻“《浙江民政》第5卷1期，1935年3月
[71] 李国祁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册第48页。
[72] “湖北省县长会议纪录“(1939年)湖北渻档案馆，卷号LS1-889
[73] “浙江地方政治之回顾与前瞻”，《浙江民政》第5卷1期193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