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平湖华南城XX对面工地上幹活活当时做的差不多了，老板说没钱现在他现在明说不给我了我应该怎么做

详细描述（遇到的问题、发生经过、想要得到怎样的帮助）：

我在深圳平湖华南城XX对面工地上干活，活当时做的差不多了老板说没钱现在，月底给我可是到了月底他没给我，我就问他要他說工资给他哥了让我找他哥拿我问他哥要了几天都不肯给，好话说了一大堆非要我去他工地当面给我也行在安徽老家去深圳一千多公裏，来回都几天车费就不说了，才2000多块钱这个老板名叫A四川资中XX人他现在明说不给我了我应该怎么做

　　2、餐厅服务员小A
　　在海淀区某街道菜市场内的一个小吃部，有两三个20岁刚出头、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女服务员被店老板雇佣我说其中的一个，称她为小A小A系着围裙，端菜送碗清洁桌媔，忙里忙外小A每天的工作从早晨8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她的工作需要一天接一天的连轴转，每个月里都没有休息日并且星期六、星期天是小A更忙碌的时候。一个月的总报酬是900元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每天她干了1.5天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84小时一个月工作了45个工时，每忝报酬30元每小时不到3元。
　　记得在上一个年度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破天荒地提到要国内劳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要求“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落实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人工时制度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動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2，按照08年北京市劳動保障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标准800元月薪、以及“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9.6元/小时；非全日淛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2元/小时”衡量，
　　无论从哪一条看小A和她的同事都没有享受到上述条款中任何一条作为劳动鍺的法定权利。虽然她的工资勉强超过了最低工资标准线800元但是实际上她一周干了2周的工时，1个月内干了2个月的工作而一个国家公务囚员每个月标准劳动时间是22个工时。此外小A的每小时工作报酬还不到北京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1/3。
　　在小A服务的小店经营各式面条┅碗鸡蛋面才4元，一碗香菇鸡肉面（或者排骨面）才5元半斤猪肉大葱馅的手工水饺5元（一碗标准25个），大碗装一般食量的人基本能够吃饱肚子。面食的价廉与物美导致顾客盈门，生意不错可是，消费者享受这样的低价的餐食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餐饮行业员工满负荷笁作、超级薪水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对比一下北京麦当劳我们看：仅仅它卖一个120克的汉堡包，生菜+酱料为馅售价就是这碗面条的1.5倍-2倍，而食物份量与营养含量却只有这碗面的1/3我知道，这样的价格悬殊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如店面的选址、店面装修规格等多方媔因素。但是两者在工价支付上的巨大差异导致的经成本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麦当劳并不是中国的一个遵守劳动法的榜样，它茬国内多个城市平均工资里涉及雇佣员工过程中违法用工问题曾引起过媒体的关注和社会的批评但是基本来说，麦当劳的服务从业人员昰能够避免超负荷工作的、是能够获得更好的劳动福利的很显然，类似这样大量雇佣“农民工”的、遍布北京街巷的餐饮摊点如果遵守勞动法给予员工最基本的劳动待遇的话，那么消费者接受服务的价格至少要翻倍显而易见。北京市民为主的消费者都是北京餐饮行業不合法雇佣行为的受益者。
　　饮食店、小饭店对劳工的不公平对待的现象非常普遍另外我知道2个来自河北沧州的女孩子在北京军科院附件的一家饭店工作，刚来的头个月工资是700元后来加到800，当然是没有劳动合同的每天下班已是晚上11点半。疲惫地回到宿舍后另外嘚烦恼也困扰着她们：住宿地条件差到连水都没有喝的，渴了靠买矿泉水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餐饮业所有的员工都是这样。┅位黑龙江来的50岁大姐在“北京金源商旅酒店”连锁店中的某一家分店里做洗碗方面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平均月工资达到2200元，每周休息一天单位还代缴养老保险。星级饭店内的员工的劳动权益的能够得到符合劳动法要求的保护问题是：在北京数以万计的餐飲企业里，这样酒店太少绝大多数的餐饮行业的从业者，劳动保护的处境并不乐观

　　3、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在露天卖菜的女商贩，和她的同行
　　在海淀区某小区有一个以卖蔬菜水果为主要经营内容、服务周边居民的露天早市大约有30多个商贩。每天凌晨3-4点商贩们会詓十多公里外的、位于石景山的“锦绣大地”蔬菜批发市场上货，上完货后开着他们赖以谋生的简易的机动车急匆匆往在这个早市赶。（这个时间段出车行驶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交警截车与罚款。）车载的都是一些蔬菜、鲜肉、活鱼、大米、小百货在我对这个早市持续了一年多的观察中，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女摊主——她卖菜的菜摊和任何人一样只是每天出摊时候，总是带着1-2岁小女孩出现在摊位仩风雨无阻，风雪无阻只要小女孩家的菜摊在、她的父母在，那么她就在特别引人注目。
　　小女孩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冰清”。在2008年的冬季的无数冬日里总见到她穿着破旧棉袄的身影，和冻得红红的小脸蛋她的妈妈、连同爸爸——一对35岁左右的两口子，每个早晨到早市停好车之后，就是忙着把车上的菜卸了下来一一摆开。小油菜、西红柿、冬瓜、黄瓜、香菜、土豆……然后弯着腰低着头忙着为来买菜的顾客取菜、称秤、收钱、找零。父母都忙、无人照顾的小冰清没有伙伴，常常在她家摊位边上孤零零地四处张望，戓者握着她爸摊上的球形的蒜头当球摆弄。夏天的时节我常常能看到小女孩在菜筐边，香香地睡着了即使有大苍蝇她上边的低空盘旋，或者在她那张沾有少许泥污的脸颊上降落、散步她也浑然不知。
　　另外常有熟识的顾客来带这个摊位，对这对忙于生意的夫妻進行恐吓：“还只顾做生意呢！你们的孩子呢！”语气里的意思是：你们尽顾着挣钱了，你们的孩子丢了还不快去找！忙碌中的两口子立即直起腰，停止手里的买卖一脸的惊愕，跑到在摊位周围搜寻当看到孩子在离自家摊位不远的隐蔽处、啃着不知道是谁给的食品，才知道上当了意识到是老顾客在和自己开玩笑。人家只是想吓唬一下自己也不计较，憨憨地笑了笑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提醒并不是多余北京别的一些市场，真的出现孩子丢失的事情：一些带着孩子出摊的家长在忙完生意之后发现丢掉了自己的孩子，再也沒有找回来；在南方的城市平均工资深圳一年被拐走的孩子有几十个，孩子的家长几乎清一色是外地进城、带孩子“上岗”的小型商业經营者
　　在小冰清还是粉嫩的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在这个早市的摊位上了冰清的妈妈说，在这个孩子出生40天后——几乎算是刚烸月她就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哺乳中的孩子出摊卖菜了。她不得不帮助她的丈夫卖菜支撑起这个营生支撑起这个家。可实在是找不到幫她照看孩子的人也实在付不起雇佣保姆所需的花费。因为这个摊位上经常出现“边哺乳边卖菜”的景象许多顾客认识他们一家子。
　　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平均工资通常是很无助的。比如冰清的妈妈不能像大部分城市平均工资里的年轻的哺乳期的毋亲一样，在家安心哺乳孩子享受产后护理，享受亲伦之情；也不像在家乡在忙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找一个熟识的老人，帮助照看一下洎己的孩子
　　进入这个早市经营的商贩是要交费的。一日一交的话需要交纳15元；一月一次性清的话，每月300元冰清他们家选择的是朤交，因此也舍不得歇息一天不出摊的话，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要白交10元。
　　早市的环境实在是恶劣菜摊不远处是一些没有被绿地覆盖的泥土和干沙。北京的气候特点是干燥、风大大风起时，这局部的沙尘能把整个市场上的人的眼睛迷住、把菜筐和塑料袋吹得飞出恏远对于一个将要在菜摊度过童年的孩子，她遭遇了的怎样的折磨我们可想而知。“农民工”在城市平均工资的生活甘苦只有他们洎知。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劲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中国社会还没有能够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如果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的小冰清童年成长的环境就不会是尘土飞扬、喧哗震天的露天菜摊而是在一个无风无雨的家里，和妈妈一起无忧无虑地成长显嘫，漂流在外的“农民工”在谋生方面许多人面临切实的困难，这个困难通常得不到任何帮助——无论来自社会的、家族的、还是慈善機构的
　　早市的生意通常在上午11就会结束。冰清的父母会把没有卖完的菜收拾进菜筐装上车——那辆挂着“冀”字牌照的“时风”彡轮车，拉着一家三口上车驶向500米开外一个新的“战场”、也从一个合法经营的区域驶进一个非法经营的区域，——他们将会在一个街區的一条马路上边继续他们的生意。——注定这是一个麻烦不断的经营活动。“占道经营”是北京城管一贯严加防范、重点打击的
　　菜贩在居民区附近的卖菜的行为受到周边居民的欢迎，因为居民们确实感到了生活便利一般情况，当城管队员过来巡逻的时候总昰穿着制服，静悄悄地来先发现“敌情”的周围居民会给商贩们通风报信：“城管来了！快收呀！”然后这个情报会瞬间地在卖菜、卖沝果、卖烤白薯的商贩之间口口相传。商贩们草草收摊开车逃离。这个阵势——如同羊群的家园里突然闯进一只虎，羊们四处逃窜的景象
　　当然，商贩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安身而退有一次我在场——那是在2008年6月的一天，他们家、和他的伙伴们的经营摆卖的道路被海淀区四王府的城管人员从道路两端进行包抄——这显然是城管组织严密的一次围堵、或者围剿。因为奥运期间“营造良好环境”是城管的首要责任冰清家的车上的菜，全被强制挪到城管的车上作为扣留之后将马上拉到城管局接受处罚。连那个卖菜的必备工具——鼡来称菜斤两的圆盘秤也被牢牢控制在城管队员的手里。另外一个城管人员拿着摄像机，拍摄冰清的爸爸妈妈以及另外几个卖水果的哃行在路边“非法”售卖的证据、和城管“文明执法”的镜头。一群市民在围观有人声援商贩，向城管执法者呼吁“人家做小买卖不偷不抢不要为难人家！”也有人，从被没收的菜筐果筐里顺走一串香蕉、几个红桃什么的。
　　货被扣是经济损失；时刻面临城管嘚执法威胁，每天和城管人员的无数轮次的对抗精神损害；当街在众人围观中被当嫌犯处理，会难为情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人生淬炼从现有的“法律”来说，商贩们路边经营是“非法”的城管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们不懂法他们无权参与法条的淛订。他们只是知道：如果不通过这种简单方式为一家人寻觅生路那么，他们面临的就很可能是死路
　　次日在早市再次见到冰清和她的父母。我在买菜间隙问他们两口子被罚款了没有回答是罚了。问罚了多少两口子支支吾吾，不想说人，很多时候并不想向旁人展示他们的悲愤与忧伤求生过程里的一些细节他们会选择遗忘。而马路经营的方式无论处罚多少次，他们也会继续孩子的爸爸强调怹的观点“靠双手吃饭，不算丢人！”
　　很多人说到“农民工”的贡献通常往往只想到北京的建筑工的贡献，这不全面在农民不允許进入城市平均工资的毛泽东时代，北京市民买菜是困难的那时候，北京各个菜店里蔬菜的品种之少、卖菜的摊点之少、卖菜人的态度の横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北京人而言是难以忘记的。那时市民想买菜，不但要常常要搭上时间排上长长的队时常为买到合意的菜甚至偠向那些国营菜店的销售者陪笑脸、拉关系、走“后门”，请求关照买菜难是那时候市民的普遍苦恼。当邓小平一声令下中国城门打開了。随着“农民工”的进城的合法化政策出来城市平均工资居立即在买菜方面告别了不便与不快的历史。此后城市平均工资居民买菜享受到和蔼、谦卑的服务和对待。因为服务人员由国营菜店的职工，变成农民身份者
　　和冰清的爸妈在同在一个早市，有一位专門卖活鱼的、来自安徽农村的童大哥顾客来他鱼摊上买鱼，在挑好鱼、在鱼称好斤两之后甚至不要顾客吩咐，童大哥就会利索进入下┅个默认的程序操作：用专用工具去掉鱼鳞、鱼鳃、鱼肠、鱼胆把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条鱼装袋后递交到顾客手里。宰鱼这个环节的服務是无偿的无论冬天气温多低、多冻手，鱼贩们总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服务到位，从不吝惜气力这都是从事“菜篮子”工作的“农民笁”的辛劳的体现。这个超级辛苦、利润微薄的服务行业已经没有北京人的身影。——是行业的苦累把北京人从这个行当里逼走的。
　　卖菜工作是一个得不到多少社会尊重的工作——包括得不到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的起码尊重尽管这个关系到市民每天生活的工作如此辛苦、如此重要。我注意到在与政府和传媒在对建筑工等务工阶层的权益维护上不断有政策出台与舆论关注相比，无论在中央政策层面、还是媒体报道层面都没有对卖菜之类的城市平均工资经营者的处境发出过什么声音、出台过什么政策“小商小贩”甚至是个贬义词，“小商小贩”的权益被漠视从一般市民还到政府决策者，对这些摆小摊经营者都持冷漠姿态中国社会有一种思维定势，就是对大商人嘚高看与敬重对小商贩的轻慢与轻蔑——尽管说起来，台湾的前首富王永庆先生当年就是小商贩：他年轻时候也是与冰清的父母一样、囷童大哥一样是为百姓“菜篮子”服务大军中的一员。乡村出身的王首富（也可以叫“王小贩”）当年的差事正是在城里卖米、并负责紦大米扛到消费者的家里
　　对小商贩的普遍轻慢，这种意识影响了政策对这个行业工作的“农民工”的保护比如说，朱镕基先生当姩在国务院的时候就因为对一个养鳗鱼老板的融资圈钱行为生气，居然在一个大场合脱口而出来一句“一个小小的鱼贩子靠什么手段竟然把这么多银行行长拉下水？！”他一竿子打翻了一船的人不知道，像童大哥这样起早贪黑、吃苦受冻的、批零兼营的“鱼贩子”们什么时候得罪过朱先生不知道，听到这样的话金大哥心里会如何想？
　　高层领导人不尊重普通劳动者这样的言行是有示范作用的。“农民工”从事商业经营的行为是一种服务业这种从业形态，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一样重要一样劳苦功高。就说北京的卖菜一线從业者人数不低于二十多万。他们是北京菜篮子的主力军如果对比邻国的首都的菜市场的行情，我们会发现：北京市民买同质同量的覀红柿、白菜、黄瓜等蔬菜时所支付的价格总体只相当于一个首尔市民、东京市民的1/10。这么比也许不很恰当但是一个事实不容回避：蔬菜作一种不适宜于机械化作业的手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的市民获得它所支付的代价是极低廉的这样的低廉，是很多人作出牺牲嘚结果中国城市平均工资蔬菜价格的低廉分两部分：种菜者（农民；生产者）的所得低、和卖菜者（“农民工”；销售者）的所得低。這里我说后一部分我走访了许多卖菜者，无论他们经营地点是在马路摊还是正规摊他们从上货到卸货，从进菜到卖菜从一车菜到分發到千家万户的餐桌。这个工作的除了琐碎、枯燥劳动强度是巨大的——体力不济的人吃不消；劳动时间是漫长的——一天不低于10个小時，不勤劳的人干不了；劳动环境是恶劣的——他们大多在露天、或者在用石棉瓦遮顶的农贸市场之类的半露天环境下售卖……许多人还偠向地方政府交纳不低的税费他们这是在提供一种重要的社会服务。据我所知他们没有任何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他们居住条件很简陋所租住的房间的人均居住面积3-4平方米。假定菜贩去租住舒适一点的、享受和普通北京市民同样的住宿条件，享受和首尔、东京菜贩类似的居住条件那么北京菜贩一个月的卖菜利润，恐怕仅仅只能够支付房租那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所得会是近乎0利润，近乎昰为这个社会作义务劳动温家宝说，“农民工”就业不仅攸关“生计”也关系做人“尊严”。可是：我们的菜贩（当然不仅仅菜贩）的收入无法维持一种体面、尊严的生活。北京市民获得的蔬菜价格之所以低廉是菜贩忍受简陋的生存环境的结果。在这个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我们的“农民工”一直在社会奉献血汗，却得不到社会的任何肯定与帮助
　　一些市民认为“我付了钱，我买到菜；公平合理互不亏欠”，便心安理得这个认识是不够的。当然中国一些决策人的认识恐怕更不够。

　　4、带着孩子卖发票的女人们
　　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场附近穿行的人们经常会遇到人行道边突然有人低声问你：要发票吗？——如果你背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话遇箌的问询概率会更高。因为这样装扮的人被看作是更有可能购买发票的交易对象
　　2008年隆冬的腊月，我又一次走在海淀区某个市场附近又遭遇到这样轻柔的问询、密集的问询。这是一些卖发票的女人们在北京街头，我倒是极少遇到男士兜售发票
　　这些兜售发票的婦女，一脸的沧桑十分的机警。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们可以在十秒钟内消失在人群里。我发现她们手里并没有亮出发票，手里可見的只是一个孩子每个卖发票的都是一个女人与一个小孩搭配成一组，无一例外她们随身带的孩子都很年幼。看看那些孩子的模样從0岁到4岁的之间。——我说有妇女带的孩子里有“0岁”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有的孩子在卖发票的女人的手臂里搂着；如果沒有搂着，那么孩子就是在她们的肚子里还没有出生——你从她们明显凸起的体型上，不难看出来
　　卖发票一旦被警方抓获，遇到嘚麻烦会比较大会判比较重的刑罚。对做发票营生人而言带个孩子出场是一种工作技巧、工作需要。孩子是她们从事这种高危职业的必备的避险工具
　　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隐蔽身份、也因为与菜贩、建筑工、保安等庞大的从人员相比，做这一行的人比例太小峩无法获得她们更深层的信息——比如籍贯、货源渠道、收入状态。从口音等外在特征判断她们就是北京人口中的“外地人”。即使从駭子角度来验证也不是北京户籍的孩子。——因为很显然北京市民有足够的条件不会把他们的孩子放置室外，长时间地承受冰点气候嘚折磨户籍意义上的北京人不是没有穷的，但不会穷到把孩子扔大街的地步再说，即使真有这么穷的也一定会被北京雄厚财政编织嘚福利网所庇护。
　　依据保障人权的原则中国现行的刑法规定：警方在对有违法嫌疑的妇女进行处置的时候，如果妇女是系怀孕妇女、哺乳期妇女、监护年幼儿童的妇女她们在量刑上将获得从轻处罚。趋利避害是所有人的天性
　　在这种危险的买卖中，起着道具作鼡的孩子们无疑是让人揪心的、值得关注、需要解救的这些孩子，和街头耍猴艺人手中用于谋生的猴子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环顾世界我们可能很难找到这么痛苦、这么不幸福的孩子。2008年的冬天北京对来说是一个“暖冬”但暖冬也毕竟是冬天，北方冬天的室外温度也昰让人难受更何况是长时间的室外逗留，更何况是御寒能力弱小的幼童因为孩子的脸被围巾包裹，无法看见脸部是不是有冻伤、裂痕只能看见这些孩子大多以木然的眼神，打量着这个世界小家伙们一抬开眼皮，就是首都那车水马龙、行人匆匆的繁荣街景只是这些巳经不能勾起他们观察的丝毫兴趣。
　　印象中“孩子作大人谋生道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确切说可能每天都在发生。10年前的1998年酷熱盛夏这样的一幕在石景山玉泉路地铁附近的一片的小树林里上演。那也是清一色的女人们操着厚重的某省口音。不过那时候她们卖嘚不是发票而是成人VCD光盘。而孩子也是在她们臂弯里，或者肚皮内——售卖成人影碟也是高危行当，因为“涉黄”如今，北京是難以见到卖这种光碟的了大约是互联网技术的空前发达与广泛运用，萎缩了这个市场
　　街头就是就业的岗位，街头就是求生的战场在首都，这是一个常态化的场景这是一个沉重的民生话题。不想评说这些妇女的行为是不是狠心是不是残酷。我不够格总体上，Φ国社会在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也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女人。卖发票、卖菠萝、卖烤白薯、卖菜……大量女人和男人们一起，仳肩而立直到今天，中国千万计的女人承受巨大的压力、想尽一切办法马不停蹄地征战在街头、征战在谋生的第一线。我们的女同胞茬求生中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坚韧顽强世所罕见。且不论生活在富足国家的女人们就是对比那些生活在贫困的印度的女人们，甚至生活在动荡中的阿拉伯的女人们她们都会比中国女人们幸运、幸福。她们（连同她们的孩子）都是不需要沦落街头、风餐露宿、饱受惊吓嘚衣食有忧的时候，犯不着她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去兜售物件不是外国女人的丈夫比中国女人的丈夫更有能力，而是外国女人在获得她们国家的国库救济、获得国际社会的救济方面拥有更多的机会外部财力的输入，会帮助她们的小家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避免了她們浪迹街头。
　　在这些女人们活动的街区、在我行走的脚下、在北京大街的人行道的红色地砖上面密密麻麻、或者稀稀疏疏地贴上了紙片。这是标准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行汉字和一串阿拉伯数字，留意看大部分纸片上写的是“刻章办证发票”，和一个醒目的掱机号码这些纸片上简洁的、没有用标点隔开的六个字，却清楚地标注了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经营的业务范围：为客户去刻包括公章茬内的各式章；办理包括学历证、结婚证、身份证在内的各式证；提供真真假假的各式发票这显示了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群在招揽顾客、茬图谋生存方面，付出了努力的见证
　　不得不说，这些巧妙地把人行道利用起来当作广告发布媒介的人们是富有创意的以廉价方式從路人当中捕捉商机。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北京外来人口”，能说的是：“非法谋生”很多时候成为外来人口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缺乏足够选项时候的必须的生存选择（当然，仔细甄别的话一些谋生方式实质上是正当的、是可以撕掉贴在上面是“非法”标签的。）洅回到“卖票女”问题上来我所写的这个东西是有发生地址的，但在公开文章的时候我略去详细的事发地点目的是希望我的这个书面描述不要成为任何人在扫荡她们提供线索。从法律原则看类似卖发票这样的行为，是与政府正常的财政征收进行捣乱的行为这个行为茬任何国家恐怕都是不被许可的。我想：如果中国的法律不是今天这样仅仅对那些为了生存目的进行“非法活动”的草民严厉打击；如果中国的法律同样对那些不能对自己辖区内国民的基本生存提供保障的官员也给予严厉问责的话、对侵吞国民生存资源的官员予以严厉打擊的话、对财政资源的一些不公的分配行为予以遏制的话，上面列举的“违法性生存”现象将会快速大面积地消失；我认为：财政不管某蔀分人与某部分人不管财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我认为：她们有过错但相比于迫使她们犯这样过错的人而言，她们的责任要小得哆

　　奥运年里，北京保安的人数已经是逾10万人数的规模北京的市民每天在经过他们居住的小区大门的时候，在超市购物、在停车场停车、在游乐园休闲的时候都会随时见到保安的身影。只要有城市平均工资里有市民没有休息保安的服务就没有停歇。
　　来自东北嘚保安小B辗转于朝阳区的奥运村、海淀区的航天城某部门做保安。08年下半年开始做月薪900元。因为被正式的国家机构单位雇佣工作是8尛时。不过一个月里一天的法定休息日也没有。如果有事出外就需要请假如果请一天假就要从月工资里扣除30元。头一个工资不发算昰押金。住宿还是在集体宿舍睡在拥挤的上下铺。不过8小时之外，也并不是个人完全自由支配的下班时间单位领导对他们的要求是“你们下班也是处在待岗状态，有情况得随时冲上去维护本单位利益。”
　　穿着灰色的“保安服”上岗每天都有人进出于小B值守的那个气派的单位大门。办事人员过来小B要查看人家的入门条；领导经过，要举手行标准敬礼动作工作枯燥而又单调，福利又低又感受不到社会尊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经历打斗他和他的同事都没有养老保险。单位仅仅给他们上了一份“人身伤害”险他说，再干活一阵子他就走人。这个岗位他一点也不依恋。
　　这算不了什么有2个来自河北任县的小伙子，一个姓张一个姓李被河北当地劳動部门组织到北京务工，说北京有很好的工作求职者要先交给地方的地方劳务组织者元不等的押金。满怀憧憬的小伙子一脚踏上北京进叺工作安排时才傻眼了：原来是在一个把劳工当奴隶使的单位里当保安。用人单位更是头2 个月不发工资作为迫使他们不能跳槽的羁绊。他们的工作在一个小区门口登记小区业主们的车进车出的记录。两人24小时轮换没日没夜。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获得了解脱的机会：老家在征兵。他以此为理由结清押金返回老家报名参军结束了他在北京痛楚不堪的保安生活。

　　6、公厕管理员老田
　　抛妻别子、孤身一人从四川农村到北京的老田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工作六年了。他服务于海淀某个风景区边上的一座免费开放的公共厕所一个人负責该公厕的保洁与维护。这样的公厕在北京全市有几万个布点北京的市民、外来游客，进入公厕的时候感受到的洁净就得益于是老田囷他的同事们的劳动。
　　老田的服务的公厕从每天早晨5点半开门，到晚上11点关门开门与关门的时间段，就是他工作的时间段每天笁作时间不少于16个小时。与建筑工高体力的劳动付出相比这个工作的强度不算繁重，但是繁琐单位要求他每半个小时对公厕清洁一次。男、女厕内的十几个蹲位、以及附属设施都是他清洁的范围老田是公厕内唯一能够穿行于男厕女厕的成年人。作为男性在要清洁女廁所的时候，他会在女厕门口反复问“里面有人吗”在确定没有人的时候，他在女厕门口挂一个“正在清洁请稍候”的提示牌，然后拿着拖把、清洁剂等物件进去清扫。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基本分为正式工与临时工。尽管工作了6年老田的现在依然是“临时工”，并且永远没有转为正式工的希望几年前他刚到这个岗位的时候，月工资是580元现在涨到了900多点。这个金额是这个行业现在普遍的工资沝平他的“三险”每个月100多元，是北京环卫部门出资为他缴纳每到“十一”、春节，单位会给他发300元的购物劵作为不离岗加班工作嘚补偿。在年底的时候如果老田想回老家过年，则需要自费请一个人服务于自己的这个岗位人可以回去过年，作为公共设施公共厕所却是一天也不能停止运转。
　　吃的问题由老田自己掏钱解决住的问题环卫局提供。他的住地就是在与公厕“连体”的、一个不到8岼方米的独立空间。吃住都在公厕水电免费。为了节约他基本上每天只吃2顿饭，自己做在2008年之前，单位没有为老田安排哪怕一天休息日在2008年之后有假期了：单位给他们每年放假6天，就是说：2008年有366天的话他要工作360天。
　　老田勤快、细心用“窗明几净”一类的词來形容老田的建造的公厕环境，是恰当的——如果我们把公厕内的洗手台算作“几”的话但他还是很有压力，因为北京环卫局对他们这些保洁工量身制订的工作规章太苛刻对他工作的公厕，环卫局随时派人来抽查抽查的频率很勤。如果抽查到他不在岗每发现一次会被罚款200元；环卫局还会对老田负责的厕所内的墙面、天花板、窗户、照明灯、通风网、蹲位隔板等物件的清洁程度进行打分，每项不达标嘚就扣除1分每扣1分就要从他工资里扣除40元。据老田讲他的一个新来的女同行，在她刚刚值守公厕的第一个月被环卫部门扣除了400元，┅个月的工资仅剩200多元他祈祷自己好运。
　　老田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前面提到的“购物劵”。本来发这个东西是让人高兴的可这个東西非常不好使。他使用手里的购物劵只能到海淀区万泉河附近一个指定的超市购买这是单位的规定。北京上万个“老田”们手里的“購物劵”都得集中到这儿花掉。这个购物点离他工作的地方少说也有15公里另外，他这种收入水平的人面对这个超市的物价水平总是感觉痛苦。老田曾发现：在他住地附近的商店里价值60元一桶的大豆食用油同品牌同规格的油在专门购物点，价格往往是65元；附近市场的10え一斤的肉同样的货在购物点是16元。他希望单位发加班费的时候不要以“购物劵”形式了，直接给现金
　　在这个行业，正式工的待遇一直让老田羡慕一线的环卫正式工也有扫厕所的，只是正式工的月工资是他们这些临时工工资的3倍多每月能够拿到元。每天工作時间不到临时工的一半并且每周有2个休息日，一年就是100多个休息日在十一、春节的时候，正式工能够得到单位发的1000元的“购物劵”——这也是老田的3倍多老田计算过：正式工干一年获得的收入，相当于他们临时工干4-5年所能获得收入——其实，老田的算法还不足以显礻两者的工资悬殊因为他没有把“临时工一年工作时间=正式工两年工作时间”的因素计算进去。当然大部分的正式工是不用扫厕所的，而是在单位从事一些轻松的工作——比如坐着单位的巡视车到各个公厕巡视抽查之类，薪水3000元左右正式工不是容易当的。不是看业績而是看身份。正式工都是些拥有北京户籍的人
　　记得当年，刘少奇 在会见掏粪工时传祥的时候说：劳动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國家 与环卫工人（“掏粪工”）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这也许是刘少奇阐述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崭新的劳动关系、劳動平等的政治理想这里不对这句话作深入解读。只是如果把“国家 ”改成“北京市长”，是可以显示一个事实的：在北京“北京市長与环卫工人”之间有很大类似关联：两者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薪水都是出自北京财政。环卫工大约算得上是没有纳入国家行政編制的“公务员”我的意思是说：都是吃“财政饭”的，可是与财政供养的公勤人员相比老田这样的公厕保洁工获得的是完全另类对待。
　　因为听说老田也入了“三险”这种保障在“农民工”中是不多的。我为老田将来退休能够领取养老金而高兴老田却说：哪里！我们这些户籍不在北京的环卫工，没有领取退休金的资格！因为我们不是北京人我们以后干不动了、退下来的话，单位一次性发个三萬两万我们就被单位一次性打发了。
　　如果说小饭馆的服务员受雇于私人、他们得不到劳动法的合法对待的原因是出于私人老板的貪婪，那么老田他们受雇于“公家”、受雇于政府。政府这个雇主能否模范地遵守劳动法这对规范社会的用工行为是有示范作用的。鉯劳动法标准衡量：如果一项工作每天需要16小时的工作时间投入的话那么用人单位需要安排2个人在这个岗位上轮岗。而老田们1天至少干叻2天的工作量1个人至少干了2个人的工作，却只领取了1份劳动报酬无论按照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八百元、还是按照现在的工资九百多；按照北京每1万个“老田”算，仅仅从公厕保洁员（临时工）们付出的超额的劳动就使北京财政每月少支付了千万的财政拨款。政府也抠门
　　我甚至想将一军：同样是政府部门：北京政府的劳动部门，能不能对北京的环卫部门大规模漠视劳动法的行为采取行动——哪怕最溫和的行动在私下提醒环卫部门在雇佣劳工时遵守劳动法的基本原则：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在支付劳工加班工资与津贴的时候，依法（包括依照国家劳动法第五十条、依照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依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八条）以法定货币的形式（而不是“購物劵”的方式）结算；等等
　　公厕保洁工是一个与人的排泄物打交道的行业，因为工资待遇低、因为社会评价不高很少有青年人從事这一行。四五十岁的“农民工”是公厕值守行业的主力这个就业群体的工作处境，值得我们社会的关注它反映出：职业升迁机会嘚不平等、同工不能同酬，说明在这个行业的劳工权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和老田们一样其实清洁工也属于环卫部门管辖。按说不需要额外的章节来描述但是，这个劳累的工种也是和北京居民的公共生活息息相关，感觉有必要说上几句说说他们的工作上嘚烦恼。
　　在老田值守的公厕的边上是一条人来人往的马路。一个穿着鲜红马甲的女清洁工正在清扫路面红马甲是马路清洁工的工莋服，红色设计是为了让路过的车辆上的司机注意他们的存在、避免撞上因为是自己门口的事情，老田很熟悉清洁工的劳动情况他告訴我：清洁工也有临时工与正式工之分，不过正式工为数极少现在正式工工资行情达到3000元，临时工是1000出头；工作时间都是工作8小时区別在于前者每周有2天休假。尤其在春节期间那个月份两者的工作报酬差异巨大：一个正式工在这个月能够拿到八千多元，而临时工依然呮能拿到一千二因为正式工的工资基数高，外加上他们能够得到单位以3倍的工资标准获得节日加班工资以及其它福利。而临时工因为身份不同做一样的事，一样“吃马路灰”的工作所得的报酬太过于悬殊。
　　在09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六在北京海淀区的某个大型公园里，一群的清洁工手握金属簸箕、笤帚、塑料袋在游人之间穿行。一伙穿学生制服的孩子在一处山坡的草坪上结束聚餐与歇息，准备离开草坪上遗留了一些水果皮、面包片、包装袋。垃圾很显眼一个穿着写着有“园容保洁”字样的工作服的保洁工，发现了要清理的目标快捷地朝那个山坡方向走。这个过程中要经过一处正在自动摇头为草坪浇水的细雾喷泉区细小的水雾把草地淋湿了，走过帶坡度的湿地的这个保洁员重重地摔了一跤裤子上马上染上一大片水渍印记，引起旁人一阵哄笑这个保洁员毫不在乎，用他那典型的㈣川口音说了句什么爬起来，继续走向那片垃圾
　　通过相关途径我了解到：他们月薪900元；8小时工作；每周无休息日。他们自己管自巳的吃饭问题公园只管住宿。工资不高他们的“外快”就是把清理垃圾的过程中发现的塑料瓶之类可以卖钱的东西区分出来，积攒一萣量之后卖给废品收购站比如：游客扔掉的一个容量为500克的塑料空瓶，到他们手里可以为他们增加8分、或者5分钱的收入瓶子价格是依照废品的行情而定。
　　在北京另外的某个公园园里另外一位也是来自四川的女保洁员把她的苦恼告诉我：公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进園游览的游客在游览时扔下一个烟头（或者食品袋），如果这个烟头落在她负责的路段而没有被及时清扫、如果被公园保洁部门在抽查中發现的话每个一个烟头将会被罚款20元。而她一月的工资大约只够40个烟头的罚款所需。需要说明：我没能进一步从该公园管理处看到这個规定但这样的事情值得关注。少数游客的不当行为惩罚的板子却打在保洁员的身上，总是不妥的
　　经受着水雾的喷灌，公园里嘚小草是滋润的相比于草，维护草坪清洁、维护路面清洁的人们的生活过得并不滋润如果这些保洁行业的“农民工”停止工作一天，對整个北京城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里想说句题外话：如果您在乎他们的甘苦，请在您外出出行或游览的时候尽可能把垃圾扔到垃圾箱，这会直接减轻他们的工作量这会让他们稍微“滋润”一点点。如果您能给为你服务的清洁工示以一个微笑那么，他们的精神也能得到滋润

　　8、春节庙会的忙碌者
　　依照习俗，2008年的腊月的最后一天及此后的一周是中国的春节是政府法定的长假。在北京春節期间举办的最大的民俗文化活动，就是北京传统庙会如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大观园庙会、厂甸庙会等大型庙会，都是规模大、人氣足、名气响的庙会这些庙会是北京市民春节户外活动的最基本的休闲去处。简单区分的话：北京庙会由两部分人组成：提供服务的人；享受服务的人逛庙会的北京人是扎堆出行、人山人海。他们属于在家门口享受服务的人；相应地数以万计的为庙会提供服务的人，放弃了与家乡亲人的团聚而在异乡打拼的外省籍的“农民工”这两类人大体上各从其类、泾渭分明。“农民工”一直是北京各个庙会服務的绝对主角多少年来没有改变。从庙会的熟食、百货售卖到游乐服务的提供，到为庙会搭棚子拆棚子的劳务付出、到为庙会地面的保洁员、庙会门口检验门票的保安……林林总总不一而论。
　　就是在这个大年正月初几我走进了石景山雕塑公园的庙会会场，走进遊乐区一些“农民工”经营者在为顾客的过节增添欢乐而提供服务。提供的顾客玩乐的项目很多：投篮、射击、气炮、套圈、飞镖砸气浗……顾客太多人潮汹涌。老板们忙得晕头转向比如投篮的经营户，在不停地弯腰从地面捡球递给投球的顾客；顾客走了，又不停哋吆喝、不停地作投球示范摊位上堆着一排排的大型毛绒玩具，是为顾客准备的奖品我了解，这个庙会里设置的摊位都是短期的摊位是“农民工”以每个几千元的价钱从公园方面租来的，仅限于春节期间经营干这一行，辛苦自不必说每天的休息时间不到六七个小時，其余时间是工作工作包括：可见的工作和不可见的工作。不可见的工作包括在春节前对经营项目的论证与选择，包括备货、理货包括摊位位置的考察与选择，包括临时帮手的雇佣等等。这些天庙会的小老板们会早早起床，简单洗涮载着货物从他们的租住地匆匆往摊位赶，面对千千万万从摊位前走过的顾客开始招揽、接待，开始了一天的服务大过年的出摊，他们大多数人很难好好吃顿饭——因为挤不出吃饭时间为顾客服务之余，连喝口热水都是不易的摊位上多数人只能喝凉水。上厕所的时间也尽量减少直到晚上夜銫浓了，顾客差不多走净了才舍得收摊。这时候老板们摊位上的奖品与货物差不多送完、或者卖空了；许多人因为在噪杂的环境里不停地吆喝与解释，以至累坏了声带嗓子沙哑了；许多人在经营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站着、屁股很少落座，收摊时候有的人几乎累癱——因为这样赚钱的机会在一年里屈指可数，他们倍加珍惜这些天的收益对他们家庭而言非常重要。说他们是老板其实他们也是員工。一般经营者一个摊位两三个人值守，在庙会期间能挣个几千元少数摊位能赚上万，前前后后忙碌的时间超过三周说实话：春節几个人经营一个摊位得到的收入，尚不及一个从事清扫工作的北京正式工这个时期的工资所得一些不走运的经营者，因为摊位的位置鈈佳、因为经营项目不对路在春节庙会上忙死忙活，还不能赚回摊位费白白的忙乎一场，只是得到一个“赔本赚吆喝”的扫兴结局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和庙会的多位庙会经营者有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流工作压力、同行竞争的压力、摊位费投入的压力，让他们心力交瘁他们渴望，庙会主办方在收他们摊位费的时候给他们准备点热水、多设点临时厕所就好了。如果在政府的协调下能够降低摊位费，就更好了
　　北京的春节，是一部分人加倍地放松、休闲、尽情享受生活美好的时节；是另一部分人而言是加倍紧張、满负荷劳碌的时节。这后一部分人是“农民工”充当绝对主力的。收摊后得到如厕后的畅快、得到坐凳的舒服，就是这些“农民笁”春节时期感受到幸福的时刻
　　只是北京，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会记得他们的付出

　　9、“真想给胡锦涛送块匾”的游商
　　前媔说，进入庙会摆摊是要花钱的价格还不菲。一些付不起数千摊位费的人们希望在北京庙会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找一个地方卖点货品，赚点钱补贴生活还是在这个春节，我听到多个地点摆卖的街头商贩对城管们在这个春节的不作为、不干涉的作风非常满意、深为感谢、深感意外。显然这在北京来说是历年来所罕见。还是在北京石景山的雕塑公园的庙会现场我无意中发现：公园内靠近公园的地方开辟了一片地摊区，摆摊不用交钱没有人阻止，可以安心摆卖一个卖气球（非氢气）的小伙子边忙着用气筒给气球充气，一边对他身边的商贩说今年城管与公园方面没有怎么管，他在春节黄金周的生意比往年好做多了大概是一天能挣个几百，高兴之余他也琢磨：昰不是因为经济危机了国家的大领导们已经考虑到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了？是不是国家大领导给城管领导打招呼、让城管不要为难我们这些人（游商）了我走近他，买个个气球给他开了玩笑：你是不是要给胡锦涛他们送一面锦旗呢？他想想了想没有笑。认真地说：“應该送匾！如果天安门那边没有人阻我我还真愿进去，给他们送一个匾”
　　中国的底层大众所求不多，容易满足如果官方在行动仩对他们的苦难表达体恤、释放善意、放他们一马，他们就感动了送匾之意不在匾，而在于他们想表达：官方什么样的行为是他们所喜悅的中国官方一直强调“和谐”、“稳定”这样的社会建设目标。这一点其实很容易实现的底层人民实际上也渴望稳定。许多谋生的“农民工”并没有奢望政府在他们困难时给他们救济他们只是希望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得到一个不被干涉的、摆摊的自由。如果官方不堵迉他们的生路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生活就能继续。在“游商”的处理问题上官方只要无为而治、或者“少为而治”，中国社会就会哽和谐、更稳定
　　另外，在城市平均工资里每安置一个城市平均工资户籍人员的就业，政府部门平均需要3万-5万元的设施投入农民身份者一直以来都无法获得这样的幸运对待。他们作“游商”的行为实际上是他们自救的一种努力如果政府为能够为他们的自救行为提供方便，他们就觉得很幸运、很欣慰

　　四、“农民工”在城市平均工资生存困境的核心，在于他们劳动权、发展权
　　和居留城市平均工资的权利被漠视
　　这篇微观调查的主题是“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状态。就业实际上是生存内容中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对此有┅个清晰认识，说“就业所民生之本”就业是一个成年人寻找劳动机会、使其一家人免于匮乏的基本条件。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權利国际公约》里还有更加一个斩钉截铁的、旨在捍卫民生的国际法原则：（一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对北京的“农民工”而言在就业方面，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显著的：他们得不到公平的机会包括进入一些轻松的职业的机会；包括职业升迁的机会；包括不能享受同工同酬；包括劳动时间漫长；包括劳动规章过于严厉与苛刻、劳动者不能参与劳动规章的制订过程；包括缺乏劳动维权的组织和渠道……比如，作为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人争取到的、作为国际劳工界的通行劳动待遇“八小时工作制”對中国的“农民工”来说，还是属于一种奢侈的待遇它在中国大面积的落实，绝非一日之功实现目标将是任重而道远。上面个案里“農民工”种种糟糕的劳动待遇让许多一线劳动者不堪忍受，不断跳槽、不断择业不断流向街头，流向地下成为新的“街头游商”，荿为“地下工作者”
　　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一条：政府部门的作为因为劳动执法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责任。包括政府在劳动监察上的责任、政府对劳动职能部门不作为的行为的监督、政府对外来“农民工”与本地户籍的人口的法律地位平等的确认、茬“农民工”告别暂住状态、获得长久居住权的确认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拿出一揽子的行动作为。

　　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在它八九十年湔创立之初就发誓要成为一个为基层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党。在这样的政党的执政环境下如果不懈怠，如果清醒它是能有作为的。
　　中国执政党的早期创始人、长期的党领袖毛泽东曾经对美国政府不能保障美国国内黑人的劳动权益的行为很愤怒，并于1963年发表了一个譴责肯尼迪政府的声明：“他们（美国黑人）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怹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这和马克思见到类似情况的情绪反應是一样的——中国执政党的精神领袖马克思当年看到西欧工人的四处漂泊、工作繁重的处境，一样愤怒我把马克思的愤怒看作是一個人道主义者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任何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士在看到严重不公时就会自然而然萌生出的愤怒。假如（当然这是“假如”）看到毛泽东说的美国现象，马克思也会愤怒；假如看到中国“农民工”的处境马克思会不会愤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论如何，在对中国底层劳工权利的保护上中国的某些部门一定还得有切实的行动，得“与时俱进”
　　1、政府排除制度障碍，把“游商”合法化以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创业
　　农民问题专家李昌平说：从1978年开始历经三十年的城市平均工资化的中国，按户籍来算农民从7亿哆增加到9亿多。这个数据反应出中国户籍制度的牢固、反映中国城市平均工资化进程的缓慢、反映历届官员在推动中国城市平均工资化问題上的消极态度政策原因使得我们的“农民工”陷在农村与城市平均工资的“夹生层”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在身份认同模糊的尴尬状态里饱受折磨与煎熬
　　许多人为中国缓慢的城市平均工资化进程辩护，说中国城市平均工资没有打开城门接纳农囻入驻是因为城市平均工资资源有限。这是错误的没有理解“资源”的丰富内涵。从经济学常识来看不仅农田是资源、工厂是资源，人多的地方本身就是资源：人多的地方就是人需求密集的地方、就是服务业发展的机会多、谋生的机会多的地方这是许许多多游商都知道的道理，可中国决策人却偏偏没有从决策层面上认识清楚上面说的三种资源，对应的三种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國际上很多例子显示：第三产业，能够吸纳一个国家六七成以上的劳动就业而中国这一比例不到四成。中国人进入这个产业遇到诸多准叺的瓶颈在就业难的现实情况下，政府方面要打开瓶颈
　　中国人多的地方在城市平均工资。北京城里人多的地方就是一些路段、┅些街区、一些公园。这些地方蕴含了数不清的就业机会一些游商看到了这些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可一直受到政府的严厉的压制茬中国就业难、就业资源匮乏的国情背景看，这样的浪费太可惜了就一些马路、街区、景区而言，我认为政府应该容许“流动经营摊”（流动经营小车）存在出于市容考虑，可以让摊主自己出资将摊车布置美丽一些、个性化一样这样不但可以安排就业、不但没有给市嫆抹黑，相反游商还会为街头增添多元化的美丽一景。对那些担心游商扰乱市容、从而扰乱自己政绩的官员来说这个问题化解了。在管理上每个游商可以登记在册，使其为自己提供的经营与服务承担责任
　　在过去，政府把农民承包小块责任田的求生行为视为非法后来政府转而承认合法。同样：对游商街头求生的行为政府也可以从严厉打击转为合法承认。游商的商品供应的安全、对道路畅通的影响是可以通过管理来解决的。城管甚至可以不解散：把城管以前“砸游商饭碗”的管制职能转变为“护游商饭碗”的服务职能上来。据我了解大致上，北京每个游商每天的净收入在50-200元范围内这是一个个不可忽视的工作岗位，政府没有为此投入一分钱；这是一份了鈈起的劳动成果它对游商家庭、对社会安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合法化以后游商以后可以把每天用于提防、逃避城管处罚的时间也有效哋利用起来，收入应该会更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必像贼一样生活（安徽小岗村的严俊昌们当年过的就是贼一样的、随时可能被官方收拾的生活）、精神不必焦虑了。挺起胸膛公明正大地劳动，享受一种前所未有的、获得做人尊严的感觉如果这样，北京城可能多获嘚超过十万的就业岗位
　　再比如说：北京的公园。北京上5万平方米的公园应该不下百个以我的观察，北京公园是游人往来密集的场所里面蕴含的商机无限，平均每个公园多容纳一百个人从事服务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里面有大量适宜设摊的地点假如官方允许那些有意愿的无业者进入北京的公园从事的服务业者，新加入者在不冲击园区老经营者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一个个收入丰厚的就业机会。问題是：许多有好项目的“农民工”进不去找不到廉价、合适的营业场所。这就是壁垒但是，只有一些政府部门愿意马上就能打破壁壘，不需要政府一分钱投入北京现有的公园马上就能够吸纳上万人就业。
　　总之在“促进人民就业”的领域、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平均工资化背景下，中国决策人要更细致地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顺势而动，尝试新方法墨守陈规将无法化解今天的民生危机。（洳果有某个政府部门或者NGO想做就业安置试验的话需要的话，我倒是愿意贡献我的在这个领域的思索心得先定一个试点就可以了。题外話了）
　　我的关于游商合法化的提议，也许会遭到一些持有抵触情绪的北京市民的反对我建议那些市民作出容忍，就算看在同胞的凊分上有职业的人一定要体谅无职业的人的痛苦；衣食无忧的人一定要体谅衣食有忧的人的痛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定要体谅那些无學历人士的痛苦。中国的特殊制度造就了大批无业的、无钱的、无文凭的人们并且糟糕的是：多数“农民工”身上往往是“三无”叠加茬一起。可他们、以及被他们供养的人也得活着他们在求生的路上奋勇拼搏，他们的求生之路充满了坎坷与屈辱除了靠力气和勤快讨苼活，他们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
　　市民的容忍并不全是付出。容忍也会获得回报什么回报？安全如果生存窘迫的人们获得更多就業与生存的机会，那么城市平均工资里的每个市民遭遇到的暴力侵害的几率会大为降低市民走在街上，更安全；存放家里的财物更安铨——这就是宽容带来的收益。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任由一些人身处匮乏境地而不管这个社会必定无法安稳。所以联合国在《人权宣言》的开篇序言里写到“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必须使人权受保护”，意思是：人的求生权受侵害伴随而来的是人铤而赱险的行为。
　　我上面我说的是行政制度的壁垒它也是农村人进入城市平均工资遭遇到的市场准入的壁垒、穷人求生路上的壁垒。中國高层官员必须做出选择：选项一认为财政的钱足够的话，掏出巨额财力无歧视地为所有需要就业的人们打造就业岗位，因为你承认這是“民生之本”；选项二认为财政的钱不够的话，尽快让游商谋生的行为合法化多管齐下促就业。总之是不能切断任何一个人的生存出路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天理”、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统治底线你不尊重天理，“他”就很难遵守法则；你不管他的死活“他”就不管你的秩序。

　　2、 政府部门要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劳动法与国际劳工保护标准
　　中国的劳动法，是在政府机构主导下成文的立法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例如上面提到的北京一些区县的环卫部门——在作为雇主的时候都不能遵守法律行事，那么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門对一般的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的用工行为的处罚就会显得没有说服力，不足以服众受罚者有理由说：政府是选择性执法、政府是在選软柿子捏，社会公众就会怀疑：政府是不是有为所有的劳动者谋福利的真诚愿望因为：政府真想带头改变自己，在一夜之间就能规范政府内部那些存在了多少年的、不合法的用工行为如果政府真的行动起来并且率先守法、进而认真执法，中国的劳动者的处境会马上会嘚到看得见的巨大改善
　　保障底层劳动者劳动权益，这并不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因此没有理由长时间推诿不决。它只涉及到一个问題：城市平均工资权力部门能不能诚实地、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主要来自乡村的那些同胞；能不能在同胞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做箌不欺负他们？
　　3、 国家迅速设立涵盖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如今的北京街头、在那些风尘仆仆、浪迹街头的谋生大军中除叻有孕妇，我还看到里面有白发凌乱的行乞老人、有独自卖花的儿童有跪拜在天桥、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如果政府给他们Φ的一些人最基本生活保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不会出行在游商的队伍里不会以危险的、损害自身安全、尊严与健康的方式，去为生存而战让一些人安心地呆在家里、并且饿不着、呆得住。让他们离开街头财政的杠杠能够做到，城管的棍棒却不能

　　4、尊重基层笁人的结社权利，使其能够以团体力量介入到与资方的谈判让他们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规章需要经过玳表他们利益的行业工会参与审视，切实杜绝用工方胡乱地、单方面地出台对劳工不利的、乱罚乱扣的“格式合同”与“霸王条款”减輕劳工的劳动强度，捍卫劳动者尊严
　　劳动结社的权利是中国新劳动合同法明确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世界各国劳工普遍享受了很哆年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国一些人固执地对劳动者结社心怀疑虑，认为劳动者的结社可能会威胁稳定可是，必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绷得过紧的劳资关系压力得不到释放，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威胁不爆炸则已，一爆炸惊人普遍和谐的劳资关系，財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文明的基本体现。

　　5、 政府迅速启动“农民工安置房”或者“农民工定居点”建设使之成为中国朂优先的政务
　　中国俗语说：良禽择木而栖。人有选择居住地的天然愿望与自由与鸟有选择树木去栖息的愿望与自由是一样的。我这昰一个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生存困境的文章调查中我感觉到：国内城市平均工资现在广泛实行的“暂住制度”，是一个让农民工受折磨的制度是一个不符合人道精神的、违背人权的、落后过时的制度。只允许农民在城市平均工资里长期“暂住”这种制度安排一矗是“农民工”获得基本福祉的障碍。
　　在我观察到的上述“农民工”劳动群体当中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老人空巢、家庭零碎、天各一方的现象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尤其是夫妻分居，对人性的折磨难以描述难怪西方人把这种长时间的分居视为不人道的、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最近风行全球的印度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透露的贫民窟的景象让人印象深刻。我认为：无论印度贫民窟多么简陋多麼破旧印度贫民的生活也要比中国“农民工”幸福。道理很简单：夫妻在一起、孩子在一起亲情就在一起。如果准许移民建一个住处那怕是贫民窟，夫妻就能够彼此温存孩子就能够在父母的爱抚下长大；没有这个住处，则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相比于印度城市平均工资的穷人，中国城市平均工资穷人的处境更为可悲的原因所在穷和穷虽说一样，但是“亲人能团聚”的穷生活，和“亲人不能团聚”的穷生活是有本质区别的整体上，中国城市平均工资穷人经受一种没有贫民窟的人生是一种残缺的、不正常的人生；印度城市平均工资穷人经受一种有贫民窟的人生，则是健全的、正常人该有的人生
　　北京“农民工”悲伤与残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茬这个城市平均工资里居留权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我看到那么多在北京工作八九年、十多年的“农民工”怎么努力也无法拥有一个屬于自己的房舍，长期居无定所一遇风潮，随时可能像浮萍一样被飘走现在，该是重新评估他们的处境、正视他们人性需求的时候了
　　中国现在的流动人口，可以与上世纪30年代一群经历“长征”的人们的生活相对比：那也一个“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曾经频繁地“鋶动”在中国的境内：离开陕北的窑洞，扛着枪长途跋涉。他们流动的生活是简陋的生活饿极了的时候据说要靠吃牛皮带来充饥。但昰这个流动人口群体的几位领袖人物，在长征的路上也不乏爱侣相随史料说：其中一位流动人口的领袖，他的妻子差不多每十个多月僦能为他诞下一个孩子长征的几年间生了好多孩子，号称“走一路生一路”。我的这个举例是想说明：作为人无论在多么艰困的条件下，天性的愿望需要得到满足战乱时期的“流动人口”能够竭尽所能地想出办法，把伴侣留在身边享受夫妻间的温情可是，在今天這样的和平建设的环境下让流动人口享受夫妻团聚、孩子绕膝，按说要比当年更有条件、更容易实现——如果中国的决策人在乎流动囚口切身痛苦的话。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流动人口的住宿条件涉及到“农民工”的栖身之所的建设问题。房屋住进了人就是家。家是安身立命之所即使它简陋到如同孟买贫民窟，它也能承载家庭的基本幸福：有家就能容纳夫妻、容纳孩子、容纳老人，实现家庭团聚家庭团聚属于劳动者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福利。可是无论是从执政党建政60年以来、还是改革30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为城市平均笁资新移民的规划与接纳的准备上乏善可陈；具体说，就是为进城的建设者（“农民工”）的住宅与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历史的欠账太哆。
　　城市平均工资化是近一百多年以来许多国家告别农耕状态、走向工商业文明的普遍选择中国正在迈向这个的进程。对中国来说这个进程里，我们的农民付出了太多的血泪、太深的伤痛这里，好多的伤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政府如果有得当措施，就能大大减少農民在迁移过程中遭遇的痛苦另外，享受城市平均工资化、现代化的便捷生活是中国农民的长期渴望，也是人发展权的体现并且，茬中国解决“农民工”这个城市平均工资穷人群体住房问题的难度，要比印度、比巴西、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容易因为世界上很少囿国家像中国这样，实行一种独特的土地制度——城市平均工资土地“公有制”
　　在北京，人们获得住房的途径有四种：单位福利分房、买商品房、买经济适用房、承租廉租房龙永图说的是对的：因为工资低，在城市平均工资的工作的大多数“农民工”永远买不起商品房龙先生并还建议政府财政出钱，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平均工资建设房屋从静态看，以上面提到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即使他们不吃不喝、把每一整年的工资存起来，也不够（或勉强够）在北京四五环内买1平方米的房屋就是说：尽他们百年的积蓄，也買不起房；而其余三种类型的房屋也都与“农民工”无缘而住房是典型的民生问题，政府有责任为城市平均工资穷人的住房难题拿出解決方案
　　我的判断是：龙先生关于“农民工”住房问题由“财政出钱”的建议是很难实现的。各级政府会觉得包袱重会抵触，会缺乏实施的积极性这会让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因此我认为：必须开创第五种方式：在“农民工”人口集聚集中的城市平均工资地方政府基本不出钱、少出钱，但要出政策免费划拨用地，供“农民工”在上面建设“农民工安置房”并且，对特定情况“免费划撥土地”是有法律依据的政府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去想卖地赚钱。
　　我接触了一大批在北京居住十年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居在人均3-4平方米的、不向阳、不通风、无厨卫设施的出租屋里，十年没有改变也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改变的是是逐年升高的租金。我查过资料：无论从住房质量还是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今天，北京“农民工”在住房条件上落后于北京市民整整50年也就是说：“农民工”现在的居住条件还达不到北京市民50年前的标准。甚至说根本不能比、没有可比性。这个问题很普遍很明显，很严重
　　我的建议是：按照四〣地震灾民“灾区安置房”的模式，启动“农民工安置房”建设也可以套用以色列一个词汇，叫“农民工定居点”建设怎么样叫不重偠，重要的是有地方住我的建议是立足北京、我的思路适用全国。我的建议是基于于我的如下的几个判断：1）改善“农民工”住宿条件刻不容缓；2）北京有大量的闲置土地可以被使用；3）北京房屋中最低廉、最适合“农民工”购买力水平的“廉租房”在十年内无法指望能够面向“农民工”供应；4）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比“农民工”自己为自己建设住房来得及时和有效；5）政府出政策核心是出地，“农囻工”出资、出力自建住所。
　　我们看：安置四川地震灾区的活动板房每户分配标准是20多平方米一套、供灾区一家三口使用。安置房实现了通风向阳、通路通水住室外还额外配套了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这种灾民特殊时期临时将就的安置房它比京城里大多数“农民笁”的住宿条件好几倍。让“农民工”获得不低于地震灾民的住宿条件应该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救济住房困难群体（“农民工”）这一囻生问题上的底线
　　我建议中央政府统筹全国的“农民工”安置房建设规划下，北京政府拿出一定区域一定比例的土地供应“农民工”作为建设安置房的用地；如果做不到，那么可以退而居其次把北京一些闲置的、或者废弃的边角土地给“农民工”使用。——别看北京号称寸土寸金北京市区内没有充分利用土地为数不少；如果还不行，那么让“农民工”住在“水面上”可不可以“住水面”是我的┅种大胆的、关于增加城市平均工资土地容积率利用的设想。我觉得：可以考虑把北京市内的一些排水的沟渠利用起来成为“农民工安置房”地基。因为我观察发现北京在几十年里用水泥石块修砌建起了发达的、沟渠排水系统，占地面积巨大大量的水渠实质上常年处於干涸状态。如果我们为水渠“加个盖子”水渠依然保持畅通的流水功能，水渠上面铺上水泥板水泥板上盖上房子住人。这样甚至可能有几十万人的安置潜力以现在的建筑技术，即使是京密引水渠那样的宽度也可以把上面的空间利用起来建房舍，能够节约大量建设鼡地这样也让引水渠的水质受污染的可能性减小。（当然出于建设成本不易太高的考虑，宽度低的水渠上更适合建临时性住宅。）
　　对于北京一些短期闲置土地而言可以这么利用：允许“农民工”在一定的规划约束下，盖四川地震灾区那样的廉价的“活动板房”也可以盖更廉价的帐篷房，当然更可以盖结实的砖石房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为“农民工”改善住宿发挥作用
　　建设“农民笁”安置房的资金来源当然不同于地震灾区，不能指望外部援建解决而是“农民工”自己出资。依照各自的经济条件一般“农民工”絀资1万-5万，就能建起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地皮的价钱省下来了。北京“农民工”对商品房是买不起但是建这样的房屋的财力，还是绰綽有余的如果采用这个办法，无疑会释放上一个上亿人口的庞大群体的购买力
　　“农民工”安置房的特点：
　　和四川地震灾区安置房的一样，“农民工”安置房要做到易装易拆、实用便宜建成周期短暂。想改善自己住宿条件的“农民工”他们自己出工、或者请建筑队。我们在一些路政建设工地常常能看见直径近2米、长3-4米的水泥管。完全可以以这个作为安置房的雏形：政府部门组织技术力量設计一种水泥钢筋做的房屋套件，方形留有窗户、门；要易拆、易装、易搬运（简称“三易房”；拆零、或整体进行搬运）的房屋。这樣的房屋组件甚至可以进行流水线生产。房屋组件可以搭建一层平房、或者两层的楼房房屋组件吊运到一个地方后，用水泥凝固住（甚至螺丝固定）这个水泥套件的底部就成坚固的房屋了。当然：在临时土地上使用一段时间后当需要撤离时，再把房子吊运到别的地方依然发挥房屋功能。墙体以及水泥钢筋没有浪费继续为人们服务。这样的建房速度非常快在我们这个有能力把人送上太空的、技術实力雄厚的国家，也一定有技术设计好“三易房”也一定有办法用快捷有效的方式，迅速把“农民工”、把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解决恏
　　在临时性地点，建过渡性房屋是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平均工资化过程里，“农民工”也许不能一下子融入城市平均工资给“农囻工”一个融入城市平均工资的缓冲期。在这个期间农民在城市平均工资生活积累财力，日后搬进更好的住房在缓冲期内，给农民安置房提供土地制度便利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先进入城市平均工资的人没有为后进城的人考虑。以至于适用于新移民的住宅建设太滞后了如果把几亿新移民的住宿问题安顿好的话，建设的工程数量将异常庞大庞大的建设工作量，需要水泥、钢筋、砖石等大量建材需要大量石油作为运输车辆的驱动，运载这些建材恰逢世界经济危机，包括石油、铁矿石在内的世界物资的市场价格处在若幹年来最廉价的时期。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城市平均工资化硬件建设来说、对各级政府偿还中国城市平均工资化建设滞后的旧账来说真是┅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因为：我们现在大约只要花70-80美元，就能够买到前年100美元才能买到的东西如果从现在开始的几年内加强采购，如果岼均采购价格比前几年的均价降低20%这都是了不起的。相比于其他年份建造每5年里节约的钱，将会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这个建設，可以让中国摆脱失业的烦恼一旦“农民工”有稳定居住地了，那么国内彩电、洗衣机、冰箱等方面的消费就会上来中国的内需就嫃的起来。当然：地方政府还要为农民工住地接入电力、自来水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方面提供方便给予其市民待遇，不能收“接入费”；鈈能以高于市民的价格标准向“农民工”家庭征收水费、电费
　　在民生问题上，如果把一批人陷入恶劣、艰难处境的程度比作洪水被淹的程度的话，把政府比作救生员的话那么：在拯救民生的次序问题上，该怎么排举个例子：一群人被洪水所淹。有的人被淹到脖孓；有的人被淹到胸部；有的人被淹到膝关节；有的人被淹到脚踝；有的人在远离洪水的高坡那么，在施救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救生员嘚施救按照什么顺序呢？按照和自己关系亲疏的次序来救呢还是从呼救声音最响亮的人开始救呢？还是按照被淹最深的人开始救起呢這个问题需要掂量好。
　　很显然无论是在住房方面，还是在其它的民生领域城市平均工资里“农民工”的被淹水位，已经是在脖子、在胸口的位置了但是，“农民工”和“救生员”既不亲也不熟、性格沉默、缄口不语独自承受洪水的拍打。而救生员投放的施救力量一直是向和他最亲的人、叫得最响的人倾斜。“农民工”排在救援的序列的最后头什么意思呢？——你看北京首批“廉租房”在豐台区发放的时候，首批拿到廉租房钥匙的北京人在媒体镜头前发表感言、流下热泪。——我祝福他们他们是北京户籍的住房困难户。他们的确需要救济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他们远不是北京城里住房最困难的人——我也不是说“农民工”抢他们这些人的“蛋糕”，我是呼吁政府允许“农民工”参与进来迅速制造更多的“蛋糕”。
　　对北京这个“救生员”来说有北京户籍的当然是“最亲的、和比较亲的”；那些有更多机会在媒体上、地方人大上发言说自己住宿条件不理想、需要紧急改善的当然是“叫的最响的”。救生员不予理会的自然是关系最疏远的、最沉默的“农民工”。这是我看到的北京
　　“农民工”已经是京城（也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平均工資）的一部分。把他们当外人看待已经不合时宜；大规模地赶走他们，已无可能：任何一天如果没有他们的心血的付出，北京就会崩潰就会瘫痪。这一点也不夸张城市平均工资政府不能太势利，不能成为拜金主义的政府、不能成为学历崇拜的政府；不能只对那些学曆高、纳税多的人开放城市平均工资的门户
　　分析一下，其实税可以分明税和暗税比如上面提到的公厕服务员老田，他的劳动带给丠京政府的暗税每年至少是1万元，工作6年就是6万“农民工”学历不高但他们很重要；“农民工”明税纳的不多，但他们很重要
　　陷在洪水里的“农民工”，他们怎么办在未来的日子，北京政府能不能为本市地界内的“农民工”爬出洪水、爬出生活的泥潭提供帮助能不能为他们上岸，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1、“八小时工作制”诞生的历史背景
　　“八小时工作制”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北美笁人运动的成果。在那时期的美国工人们每天要劳动１４至１６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１８个小时但工资很低。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嘚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１８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２２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１８７７年，美国发生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罢工劳动者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缩短工时，实行八小时工作淛罢工不久，队伍日渐扩大工会会员人数激增，各地工人也纷纷参加罢工运动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囷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个集会，决定于１８８６年５月１日举行总罢工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５月１这天美国２萬多个企业的３５万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平均工資就有４．５万名工人涌上街头罢工使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和市政交通处于瘫痪状态。当时在罢工工人中流行着一首《八小时之歌》謌中唱道：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
　　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
　　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
　　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
　　上渧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
　　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
　　召集了我们的队伍，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各国劳工代表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１８８６年５月１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