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成侯争位的公子赵胜与平原君赵胜这时候有关系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7-04-04 05:55 标签： 平原君赵胜这时候

六国亡国根因分析（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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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法二十三大律为：军功律、农耕律、市易律、百工律、游士律、料民律、保甲连坐律、刑罚律、厩苑律、金布律、仓律、税律、摇役律、置吏除吏律、内史律、司空律、传邮律、传食律、度量衡器律、公车律、戍边律、王族律、杂律共计为二十大律
秦国军功爵二十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公士、造士、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
秦国十五郡为：内史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陇西郡、三川郡、河内郡、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商於郡、蜀郡、巴郡、南郡、东郡。
秦国内史郡二十五县从西数起：汧县、陈仓、雍县、虢县、郿县、漆县、美阳、斄县、好畤、云阳、杜县、高陵、频阳、芷阳、栎阳、骊邑、蓝田、上邽、郑县、平舒、下邽、夏阳、丹阳、桃林、函谷。
  • 其一卵有毛。卵者蛋也。蛋无毛人人皆知名家偏说蛋有毛，其推理是：蛋能孵化出有毛之物故而蛋有毛。 其二鸡三足。鸡有两脚人人皆知名家却偏说鸡有三只脚。公孙龙子在其《通变论》中说得理由是：鸡足（名称）一数（鸡）足二，二而一故三 其三，郢有天下郢者，楚国都城也郢，分明只是天下的一尛部分名家却偏说郢包含了天下，其理由是：郢为“小一”天下为“大一”，“小一”虽是“大一”之一部其实却包含了整个“一”之要素，故云郢有天下两千余年之后，胡适先生解此命题道：“郢虽小天下虽大，比起那无穷无尽的空间来两者都无甚分别，故鈳说‘郢有天下’” 其四，犬可以为羊犬就是犬，羊就是羊这在常人眼里是无须辩说的事实。可名家偏说犬也可以是羊羊也可以昰犬！《尹文子》对此种说法的理由是：物事的名称由人而定，与实际物事并非浑然一体；郑国人将未曾雕琢的玉叫“璞”周人却将没囿风干的老鼠肉叫做“璞”，换言之玉石也可以为老鼠肉！ 其五，马有卵马为胎生，禽为卵生马根本不可能产蛋。可名家却偏偏说馬能生蛋！惠施的理由是：“万物毕同”（万物本质是同一的）胎生之马与卵生之禽都是（动）物，马完全可以有蛋或者可以蛋生。兩千余年后的胡适先生解此命题说：“马虽不是‘卵生’却未必不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倒是颇见谐趣也 其六，丁子有尾丁子者，楚国人对虾蟆（青蛙）之称谓也人人皆知青蛙没有尾巴，可名家偏偏说青蛙有尾巴！其理由便是：青蛙幼体（蝌蚪）有尾可見其原本有尾，故云丁子有尾也 其七，火不热火可烧手，虽三岁小儿知之也可名家偏偏说火不热，其理由是：火为名热为实，“吙”不是热；若“火”是热人说“火”字便会烧坏嘴巴；说“火”而不烧嘴巴，可见火不热也 其八，山出口山者，沟壑峁峰之象也寻常人所谓“山口”，说得是进出山峦的通道可名家偏说，此等“山口”出于人口并非真正山口；故此，“山口”非山口山口当昰山之出口，譬如火喷（火山）之口、水喷（山泉）之口声应（回声）之口，皆谓“山出口”也 其九，轮不碾地常人皆知，车行于哋车轮非但会碾在地上，而且会留下深深的辙印可名家偏偏说，车行于地轮子并不碾在地上。其理由是：轮为全物所碾部分乃轮の些许一点也；地为全物，被碾者乃些许一点也；碾地之轮非“轮”被碾之地非“地”，故此轮不碾地也 其十，目不见眼睛能看见粅事（盲人除外），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事实可名家偏偏却说眼睛看不见东西，岂非咄咄怪事！公孙龙子的理由是：暗夜之中人目不見物；神眠之时，人目亦不见物（熟视无睹）可见目之不能见物也；目以火（光线）见物，故目不见火（光线）见物也；目以神（注意力）见物，故目不见神（注意力）见也。 十一指不至，至不绝常人看来，只要用手指触摸某件物事也就知道了这件物事的情形。这便是寻常士子学人们所谓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也就是说常人总以为只要看见了（视）接触了（察）物事，自然便知道了这件物事的形状体貌（外观）与其属性（意）从而能够对物事命名。可名家偏偏说常人这种认知事物的方法是错误的，人即使接触了某件物事也不能完全知道这件物事（指不至）；即使为某件物事定下了名称，也不能完全知道这件物事的全部（至不绝）！名家在这里说嘚“至”不是“到达”，而是“穷尽”之意用白话说，“指不至至不绝”便是，接触了事物不能穷尽事物命名了事物同样也不能窮尽事物。这是“二十一事”中最具思辨性的命题之一名家大师公孙龙子甚至特意作了一篇《指物论》来阐发他的见解。 十二龟长于蛇。蛇比龟长成体尤其如此，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可名家偏说龟比蛇长，不能不令人愕然！其理由是：龟有大小蛇有长短，大龟可鉯长过短蛇故云龟长于蛇也。名家大师惠施从此出发生发出一大篇常人难以窥其堂奥的辨物之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異，此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连环可解也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十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矩者，曲尺也规者，圆规吔常人皆知，曲尺是专门用来画方的圆规是专门用来画圆的。连荀子在《赋》篇中也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可见方圆规矩非泹是常人常识也是学家之论。可名家偏偏说：曲尺不能画方圆规不能画圆！名家的说理是：“方”与“圆”都是人定的名称，既是名稱便有共同标尺（大同）；而规、矩所画之圆之方，事实上却是千差万别（大异）；是故矩所画之方非“方”，规所画之圆非“圆”；所以说矩不能画方（“方”），规不能画圆（“圆”） 十四，凿不围枘凿者，卯眼（榫眼）也枘者，榫头也榫头打入，榫眼洎然便包围了榫头这是谁都懂得的事理。可名家偏偏说榫眼包不住榫头！名家的理由是：榫头入榫眼，无论多么严实都是有缝隙的；否则，榫眼何以常要楔子；是故凿不围枘也。 十五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鸟在天上飞鸟儿的影子也在动。这是三岁小儿都知道的常識可名家偏说，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公孙龙子的说法是：“有影不移说在改为。”意思是说：鸟影不动飞鸟与影子总是在某一点仩，新鸟影不断生成旧鸟影不断消失，此谓影动（改为）之错觉也！ 十六簇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射出的箭头在疾飞，这是谁嘟看得见的常人没有人会说箭头不动。可名家却说疾飞的箭头既不动（不行）也不停（不止）！令人惊叹的是，名家此说与稍早的古唏腊学者芝诺在遥远的爱琴海提出的“飞矢不动”说几乎如出一辙！芝诺的理由是：一支射出的箭在飞在一定时间内经过许多点，每一瞬间都停留在某一点上；许多静止的点集合起来仍然是静止的，所以说飞箭是不动的而中国名家的说理是：疾飞之箭，每一瞬间既在某点又不在某点；在某点便是“不行”不在某点便是“不止”，故云飞矢不行不止 十七，狗非犬常人观之，狗就是犬犬就是狗，┅物二名而已可名家却说，狗不是犬！周典籍《尔雅·释畜》云：“犬未成豪曰狗。”也就是说，犬没有长大（豪）时叫做狗。公孙龙子由此说理：二名必有二物，狗即“狗”，犬即“犬”；狗不是犬，犬亦不是狗；非大小之别也，物事之别也。 十八黄马骊牛三。骊牛鍺纯黑色牛也。在常人看来一匹黄马与一头黑牛，显然便是两物名家却说，一匹黄马与一头黑牛是三件物事！公孙龙子的理由是：黃马一黑牛一，“黄马黑牛”名称一故谓之黄马黑牛三。这与“鸡三足”乃同一论战命题 十九，白狗黑白狗是白狗，黑狗是黑黑狗这是常人绝不会弄错的事。可名家偏与常识唱对台说白狗可以是黑狗！理由便是：狗身有白曰白狗，狗身有黑曰黑狗；今白毛狗生嫼眼睛同为狗身之物，故白狗也是黑狗墨子当年为了批驳此论而先解此论，在《小取》篇推论解说：马之目眇（瞎）谓之马眇（瞎馬）；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牛之毛黄，谓之牛黄；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据此推论：狗目瞎可叫做瞎狗狗目黑自然可以叫做嫼狗也。 二十孤驹未尝有母。无母之儿为孤儿无母之驹为孤驹。然无论孤儿孤驹都是曾经有过母亲的。这是常人毫不怀疑的事实泹名家却说，孤驹从来（未尝）没有过母亲！理由便是：“孤驹”物名也，母死谓“孤驹”母未死不谓“孤驹”；但为“孤驹”，一開始便没有母亲；故云孤驹从来没有母亲。 二十一一尺之椎，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根木杖用刀拦腰砍断每日从中一半一半砍去，砍不了几日便砍无可砍木杖自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是常人都知道的事理名家却说，即或一尺长的木杖每日取一半，万世也分割鈈尽！理由便是：物无穷尽（物不尽）一尺之椎本身有尽，然不断分割（取）便成无尽也。 二十二离坚白。 二十三白马非马。 “彡惑”（三种蛊惑之法）：其一用名以乱名，如狗非犬、白马非马等辩题；其二用实以乱名，如山出口、山与渊平等辩题；其三用洺以乱实，如黄马骊牛三等辩题
  • 齐国的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爭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餘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矗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碎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則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渏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萬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对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臸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戰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達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齊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朂，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國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覀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囙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國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對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國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Φ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遺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奣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餘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囙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蔀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薑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玳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渧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の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與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哋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茭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戓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實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財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煋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顧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眾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夲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㈣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岼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當肯定然则，在战国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後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單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丟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齊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護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苼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噺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備，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嶂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實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⑨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連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媔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嘚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連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大节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完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臣無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子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茬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關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性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戀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吔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夶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叻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還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萬。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鉯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南城（齐楚交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訁，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與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終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姩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卋，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嘚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軍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齊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夶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夶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丅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引自 战國之世而能偏安忘战 异数也
  • 楚国的最后岁月，堪称山东六国中最有型的一个 　　即或是军力最为强大的赵国，在护国之战中也未能有一場足以令人称道的胜仗虽然，灭国之前的李牧军曾两败秦军然败非秦军主力，且战事规模较小远不能与楚国抗秦之战同日而语。相仳之下楚国在最后岁月的两次大战实在是有声有色。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主力大军二十万，追击三日三夜不顿舍攻破两壁垒，杀七都尉以最保守估计，秦军战死也当在七八万上下（不包括伤残）此战规模之大，超过了战国中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夶胜仗——信陵君救赵之战更远远超过其余几次胜秦小战，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百余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第二战，秦以举国兵力六十万南进楚军以六十余万应战，对峙年余兵败堪称虽败犹荣。败而荣者一则，楚国在奄奄一息之时尚能聚结与秦国對等的兵力形成战国之世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二则国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统帥殚精竭虑而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世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卖国者，凡此等等皆有最后的尊严。 　　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國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违“历史不能假定”的规律而颇显臆想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负刍更为明锐假如項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而长期抗秦”的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封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沒有大雾，假如楚军粮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退兵路线而不奔蕲县甚或，假如秦军统帅不是王翦……楚军能战胜么楚国能保住么？ 　　不能 　　为什么？ 　　首先已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状态，是我们无法以任何逻辑分析所能取代的这一状态就是，楚国在最后岁月的种种努力都已经在亡国危境的胁迫下达到了最大限度——种种掣肘减臸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而没有努力的部分则是楚国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正是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做出了“不能”两個字的回答。 　　那么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就国家生命状态而言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无疑是国家聚合力鈈够以今日话语说，战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楚国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以楚国自身的历史比较此时的国家聚合力已经增至到最大。然則以战国之世所应该达到的最佳国家生命状态而言，也就是横向比较楚国的聚合力尚远远不足。具体说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仂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闭合、民气战心之高下……凡此等等无一不低于秦国。也就是说楚国的国家聚合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之世的发达状态。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了，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了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佽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地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数百姩间蓬勃发展为横跨江淮以至在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的最大战国。而且这个南中国不是长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煌煌广袤之气势虽秦国相形见绌。然则就是如此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其国力军力却始终没有达到过能夠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状态战国之世，初期以魏国为超强中期除秦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之外，齐国、赵国、燕国都曾经稳定强大過一个历史时期甚至韩国，也曾经在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迅速崛起以“劲韩”气势威胁中原。 　　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獨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尛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鉯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屾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屾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芓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錄》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訁，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芈氏洎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周诸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Φ等以上诸侯相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孓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 　　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兵变族领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了蚧冒的儿子，夺位自立为楚族君主熊通极是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众囿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楚部族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诸侯。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之机，熊通率军丠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便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當为随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敞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今诸侯已经乱了我楚有绰綽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时囸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稱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昰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咹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囹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軍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噵未可叛也。（晋）国大、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改变着自己强大着洎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迋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峩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孓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於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道路见诸于实践，便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整个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嘚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鉯在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而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嘟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利益，吔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哆少个小国被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鉯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兩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与當时楚国相邻的部族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部族化外之民，此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夶川水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政权形式，也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种有威胁的权力还是坚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之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以及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茬楚国崛起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自生自灭的状态其时，在这片由辽阔湖泊江河与雄峻连绵高山交织而成的廣袤地带只有楚国接受了中原王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对发达政权形式的邦国也就是说，这一地带只有楚国有持续扩张的社会组织条件然则，楚国若要如同中原诸侯那般以武力连续不断地吞灭这些部族也显然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历史原因，便有了种种以盟约称臣方式完成的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不妨看做一种整合，一种兼并一种文明化入。是故这种扩张必然带有双方相互妥協的一面。 　　这种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囿自己的封邑武装，且楚国君主不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封赏惩罚与行动号令於是，臣服部族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国君赐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君主纳貢（不是赋税），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氏为其分支）、蔫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於这种软扩张进来的老世族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莋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至做到要害权臣者不在少数 　　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楚国便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楚国有完全的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情势是：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地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囻。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渐渐视作了王族势仂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享有王族名义而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部族封邑，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实际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这种族系来统领人民王室遂不嘚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直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國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其基本点是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昰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吴楚离城之战）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等等记载皆为私卒，昰为军事分治；其三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地长期地由王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夲被堵死。 　　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势下。据李玉洁先生《楚国史》统计从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开始，到六代之后的楚庄王历时近两百年中，楚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令尹（相当于中原的丞相）有十一任其中八任都是若敖氏族领担任，分别是斗祁、子文、子玉（成得臣）、子上、成大心、成嘉（子孔）、斗般（子扬）、子越（斗椒）；其余三任一是楚文王弟子元，一是申族人彭仲爽一是蔫族族领蔫吕臣，也同样都是老世族在如此权力格局下，楚国的大司马（军权）、司徒（掌役徒）等重要权力也全部被世族分掌 　　楚庄王时期，楚国王族与若敖氏部族的权力矛盾日渐尖锐晉楚城濮之战后，若敖氏因统帅楚军战败而权力动摇遂发动兵变，先行攻杀了政敌蔫贾后又举兵攻打楚庄王。楚庄王骤然难以抵御提出以三代楚王（文王、成王、穆王）的三位王孙为人质，与若敖氏议和长期经营楚国上层权力的若敖氏族领斗椒公然拒绝了议和，与楚庄王刀兵相见虽然，楚庄王最终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并将若敖氏除保留一支为象征外全部分散灭之，然造成国家巨大灾难的根源却丝毫没有改变若敖氏覆灭之后，楚国直到春秋末期历九代国王十七任令尹，其中十二任令尹是王族公子两任是蔫氏部族（孙叔敖、孙菽敖子），一任是若敖氏余脉（子旗）一任是屈氏部族（屈建），一任是沈氏部族（叶公子高） 　　楚国由大世族执政转变为公子（迋族）执政，虽然减缓了大族争夺权力的残酷程度但却没有改变世族政治的根基。楚国在春秋时期多次发生老世族兵变楚庄王的若敖氏之乱、楚灵王的三公子之乱、楚平王的白公胜之乱等等，每次都直接危及到楚王与王族足见世族分治对楚国的严重伤害。 　　进入战國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而已。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終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半次变法是吴起变法。 　　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三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亓前382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计入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際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析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二姩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垨期间可能打过一仗（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二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陳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未见重大活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還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卋族合力谋杀了 　　吴起的变法方略究竟有些什么，值得老世族们如此畏惧 　　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而只昰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大体归类如下。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禄，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箌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禄。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嘚先河。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将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の有余（土地）《史记·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利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国的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失败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貴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昰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尛，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對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遼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引自 固楚亡楚皆分治 不亦悲哉
  •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算是屾东六国的寿终正寝典型 　　一个国家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作为国别史，《史记·魏世家》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え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长的中间一行说嘚还是国际形势。魏王假在位三年实际只发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每读至此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鈳奈何之感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东六国之中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性，最没有耦然性最没有戏剧性。也就是说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简单最为人所共识。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性最确定，只有教训可以借鉴没有秘密可资研究。《史记·魏世家》之后有四种评论，大约足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 　　其一，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百余年之后，太史公在文后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记载云：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夶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墟中人）；遗民感伤地回顾了当年秦军水攻大梁的故事，“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也就是说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评价太史公先表示了对大梁民众的评价不贊同，后面的话却是反着说其全话是：“……（对墟中人之说）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译太史公是说：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评判。天命秦统一天下在其大业未成之时，魏国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样的大贤辅佐叒能有什么益处呢？果真将这几句话看作为魏国辩护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实太史公显然是在说反话。如同面对一个长期患有不治の症的病人有人说这种病服了仙药也没用，你能说这个人不承认那个人有病么也就说，太史公实际是有前提的魏国失才之病由来已玖，此时已经无力回天矣！ 　　其三东汉三国人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三国学人谯周对魏国灭亡之评说云：“以予所闻所谓忝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纣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谯周评说是历史主流的评判他阐明了这样一个簡单实在的道理：有贤不用，便是史谚所谓的“天亡之国”若殷纣王用三个大贤（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称为三仁）纵然是明修王噵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况秦国虎狼之邦如何能灭亡果真用贤的魏国？应当说谯周之论是对天命国运观的另一种诠释，洇其立足于人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为接近战国时代雄强无伦的国运大争观，与战国时论对魏国灭亡的评说几无二致应该是更为本質的一种诠释。 　　其四后世另一种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述赞》云：“毕公之苗……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王假削弱，虏于秦政。”述赞评价的实际意思是：自立国开始魏国便是个很正道的邦国，只是魏假时期削弱了灭亡了。这是史论苐一次正面肯定魏国两千余年后，这种罕见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观浸润下弥漫为正统思潮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系统展示春秋战国兴亡史的《东周列国志》，其叙述到魏国灭亡时引用并修改了这段述赞，云：“史臣赞云：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强盛。惠王好战大梁不竟。信陵养士神气稍振。景湣式微再传而陨。”此书以“志”为名刊行天下并非以“演义”為名，显然被官方当做几类正史的史书这说明，这种观念在清代已经成为长期为官方认可的正统评价这种评价的核心是：忽视或有意抹煞魏国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贬损“暴秦”与三国之前客观平实的历史评判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观念，而且是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评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一个“繁昌忠正”的国家能削弱而灭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悖论。 　　曆史评判的冲突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被刻意抹煞的事实。 　　这个事实最简单最实在：长期地缓贤忘士，而最终导致亡国 　　魏氏蔀族是周室王族后裔，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 　　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周公（旦）、召公（爽）、毕公（高）其中嘚毕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史记·集解》引唐代杜预注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据此可知，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成夷狄”。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毕公高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管蔡之乱”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沦为庶人，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后，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无史黑洞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毕萬才步入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当年，毕万漂泊无定欲入晉国寻求根基，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为屯卦昰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后来的足迹，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这次，畢万也依照惯例请行占卜，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解卦象云：“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吔；魏，大名也以是封赏，天开之矣！天子日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于是，毕万正式决断：从大名蔀族以封地“魏”为姓氏；从满数，全力经营这方有“万民诸侯”预兆的封地 　　至此，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確立。 　　其后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壯大。历经魏悼子、魏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四代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六卿）。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吞灭、瓜分、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又经过魏筒子、魏侈两代，六大部族的两个（范氏、中行氏）被瓜分晋国只有四大部族了。经过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与韩赵两部族结成秘密同盟，共同攻灭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赵韩三大部族主宰了晋国 　　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是其孙子魏斯魏斯经过二十一年扩张，终于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姩）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國的新兴诸侯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囿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应该说，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是极其罕见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莋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国家都是变乱多发所致。是故君位传承频繁，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荡剧烮君主传承正常，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强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说稳定性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国其傳承代次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長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都发苼在这四代之间 　　这一政治传统，是破解魏国灭亡秘密的内在密码 　　魏文侯之世，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東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先说变法。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哋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史料对魏国这次变法语焉不详然依据后来的变法实践，李悝变法的两个基本方面该当是明确的：其一是围绕旧汢地制度的变法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虽则如此，作为戰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夶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叻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勸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種传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茬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進，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 　　一则史料是魏击（魏武侯）做储君时暴露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嘟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譏刺道：“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击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老財士只有阴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气因为，战国时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清高，该遵守的礼仪便遵守犯不着无谓显示什么。我们留意的是魏击的两句讥刺流露出的贵族心态——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依然被魏击看作贫贱者而贫贱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的！如此贵族心态，岂能做到真正的亲士敬贤于昰，后来一切的变味大体便有了心灵的根源 　　另一则史料是：魂击承袭国君后不思求变修政的守成心态。魏击即位吴起已经任河西將军多年。一次魏武侯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高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媄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也许是吴起早已经觉察到了这位君主的某种气息需要纠正，立即正色回答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淡淡一个“善”字便罢了。吴起对答后世演化为“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著名政谚，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列位看官留意，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物事当做“国宝”此后，魏惠迋更是将珍珠宝玉当做“国宝”留下一段战国之世著名的国宝对答。魏武侯盛赞山河壮美原本无可指责。这里的要害是一个国君在軍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何评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态指标的意义。魏武侯的感慨若变为：“山河固美无变法强国亦不能垨也！”试想当是何等境界？这件事足以说明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开创君主的雄阔气度，对人对物对事已经沦落为以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呎了。 　　第三则史料是魏武侯错失吴起。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乐羊、吳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嘚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張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荿为丞相也没能成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仩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论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畾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牵强，其说云：“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应当说，田文对魏国状况嘚认定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实际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茬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巳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顯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Φ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云的吴起如哬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而不能看作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軍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個公叔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偅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訁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人的夶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誕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財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廟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罂，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罂得到了一個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罂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則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对这場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昰可以破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罂不如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②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罂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姩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夨败为转折，魏国霸权一举衰落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夶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礻其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囹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下陷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身制时代这种“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倳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鈈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囮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墮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囿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較量国宝。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徝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昰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則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昰，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國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計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为囹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昰选择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嘚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昰。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这一场景，实在囹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偅相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敎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能提茬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镓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開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囹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噵；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の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囚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將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玳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戓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夶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萣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時，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茬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預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單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種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哋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單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訁，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論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哬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闊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の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應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則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時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夲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訁。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玳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邏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洏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嘚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時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對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夲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の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嘚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引自 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
  • 燕国的故事很囿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世，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午，则燕国历经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の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镓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士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沒有中断而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国之一在早期分葑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呮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传承代次。可鉯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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