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确权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有什么作用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意义》_优秀范文十篇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范文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介绍2016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亮点纷呈。主要是指新经济快速发展,新动能加快积聚,双创保持良好的势头。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天新增的企业主体超过1万家,而且还有一个数据也能够说明技术创新的进展。一季度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增长55.3%。新经济、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0%,高技术产业增长9.2%。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量继续保持80%以上的增速;医疗器械、智能化电子产品、环境保护的相关设备产品,都在保持较快增长。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业,还有服务业融合在加快;新业态、新的服务方式层出不穷。一季度网上零售额增长27.8%,增速虽然有些回落,但是在前几年40%以上的高增长基础上的较快增长。节能降耗继续推进,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方式在转型,绿色发展正在推进。
范文二:农业供给侧改革开局良好将完善补贴促农民增收农业“供给侧”改什么?——破解资源错配增加有效供给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关乎民生,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矛盾,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捋顺”思路,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从农业供给侧角度出发,为破解农业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开出了“药方”。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改革到底是在改什么?从上述文件和官方多次表态来看,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的同时,农业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矛盾主要体现在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5月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此前指出,这种资源的错配已经成为现下农业供给侧最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有大量的缺口,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过剩。比如说大豆缺口是8000多万吨,需要大量进口,但棉花、玉米却有大量库存。”改革进展如何?——农业发展开局良好正重点推进多领域结构调整今年以来,农业供给侧改革进展如何?余欣荣表示,今年农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目前农业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实现了今年农村工作、农业发展的良好开局。”农业部表示现阶段正在重点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具体包括以玉米为重点推进种植结构调整;以生猪和草食畜牧业为重点来推进畜牧业结构调整;以保护资源和减量增收为重点推进渔业结构调整。余欣荣称,农业部专门编制了《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年)》,对“十三五”时期主要作物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作了总体设计,其目的就是引导各地按照科学的、生态的和可持续的要求,按照功能区的布局,进行科学调整。来自农业部的预测显示,“种植业改革开局良好”。农业部预计今年玉米意向种植面积调减2000万亩以上;大豆面积恢复性增加,预计今年可增加600多万亩。“从改革重点来看,中央所布局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略有不同,农业改革重点包括‘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程国强称。程国强解释称,“去库存”是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降成本”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价格提不上去、补贴无法增加的背景下,节约成本就是增效;“补短板”则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等农业薄弱环节的建设,增加市场紧缺产品的生产。经营方式有何创新成效?——新型经营主体已成粮食生产主力军“近些年,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在上述发布会上直言。在这方面,黑龙江省提出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社。黑龙江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总数达到1224家,总投入140.6亿元,配备大型先进农机装备5.2万台(套),入社农民18.4万户,自主经营土地面积1160万亩。发展合作社有啥好处?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局长郑联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合作社将分散农户和零散土地组织起来发展合作化生产,加快推动了农业经营由小机械生产向大机械作业、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经营、粗放生产向集约经营转变,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确保了农业增产增收增效。早在2013年11月,官方就对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根据上述文件,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这些经营主体相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来说具有不少优点。谈及现阶段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农业合作社的经营创新还需要不断加强”,现在是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多数还停留在农机合作上,应尽快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的规模经营。不难看出,这些新型经营主体都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打破了此前个体农户的“单打独斗”,通过合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的目的。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农业补贴政策将进一步完善除了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农业供给侧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挑战性越来越大。为此,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保障农民增收要从哪些方面下手?一般来说,农民收入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家庭经营务农收入;外出务工收入;转移性支付,包括政府补贴和社保;财产性收入,比如土地出租、房屋出租等。“未来这四方面收入增长都面临不小的挑战”,程国强直言,从农业经营收入来看,全球包括中国在内农产品价格均处在低迷状态,政策上又给价格设置了天花板,价格回升难度非常大;同时务工收入同样面临天花板,特别是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农民就业相对较难;再就是转移支付,包括政府给农民的各种补贴;而财产性收入和土地经营制度有关,如果不释放红利,继续增收很难。“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也会显著地调整并进一步完善。”在李国祥看来,全国范围内归集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且归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可能性比较大,同时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能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一部分收益主体。对此,农业部也表示要加强补贴政策对农业改革的支持。余欣荣说,为维护玉米调整区农民的利益,农业部会同财政部整合了32.5亿元资金支持玉米结构调整,重点用于补助发展粮改饲和粮豆轮作;同时,对玉米收储制度作了改革,由过去的临时收储政策改变为“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另外还将推动完善渔业油价补贴政策和其他支持渔业发展的转方式政策。
范文三: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端改革正在成为我国农业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近30多年来,改革开放带来我国农业的巨大变化,粮食、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品等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为国内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是,农业生产发展仍然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不能适应大众消费者的消费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存在阶段性、结构性过剩,以玉米为例,不仅库存量消化时间较长,而且财政支出负担不小;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性不高,目前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检测尚未达到全覆盖程度,同时,无公害农产品需要向绿色有机农产品升级;三是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上升过快,部分农产品售价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价格水平,影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消费。从供求关系分析,上述三个方面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有效需求,因此,需要对农业供给端进行改革,以扩大农产品的有效需求,实现农业供求更高层次的新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和“深层次矛盾”凸显对经济发展制约的新阶段。因此,寻求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和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路径,这样才能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增长达到“增效、绿色、可持续”的目标。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思路。   一些学者提出了新思路。贾康认为,西方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其共同的失误确实存在,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是需求端及其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同,例如,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有不能回避的、需要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如果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再如,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大众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远快于发达国家,原有的供给方式、结构和产品变化较快,如果供给端的改革发展慢于需求端的增长变化,就可能制约产生显性或隐性供求关系失衡。由此可见,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的正反经验和启示,以更广阔的经济学理论视野,思考和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   贾康等学者提出了有关供给侧结构性创新理论。第一,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需要更加鲜明地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境和创新取向。在经济学角度上,过去我们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应从供给能力在不同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第二,强调现实问题而加强理论支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然具有理论的启示意义,但毕竟离开现实经济较远。中国的现实经济比书本理论要复杂得多,而且现实经济推动理论创新,所以供给侧结构性研究就成为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内容。第三,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由此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在供给端构建各种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的通路,包括从“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   由问题导向提出中国经济学创新理论,这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这种理论是强调以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涨”“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力争形成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新模式。从深化改革要求出发,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方式的重要组成内容。显而易见,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可观的现实需要,又有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同样存在市场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问题,这不仅是农产品的结构性、阶段性过剩,简单的农产品结构调整,而是农业转型升级的系统性工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科学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生产方式变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为了增加和扩大有效需求。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就是进一步拓展农产品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玉米等粮食品种的阶段性、结构性过剩。经过连续10多年粮食增产,近年我国玉米库存高达2.3亿吨左右,加上每年新增玉米入库,需要用几年时间消化过多的玉米储备,并设法降至合理的库存量。从这个角度讲,调减国内玉米产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2016年国家取消玉米粮食收储政策,实行市场收购和玉米种植补贴,增强市场化运作的作用,应用市场方式调控玉米生产。虽然通过调整收购政策,降低国家收储玉米数量,但是这种政策调整并非易事,需要有进一步改革措施配套,以解决深层次的农业供给侧问题。   长期习惯种植玉米的农民难以在短期调减。由于玉米种植相对比较简单,生产技术含量较低,除去机械化收割等作业外,一名农民种植每亩玉米耗时3~4天,以每户6亩地计算,一季玉米种植大约20天,其剩余时间可以外出务工或者农闲消遣,这是农民偏好玉米生产的主要原因。如果农民不种植玉米,改为种植其他农作物或从事畜牧生产,这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要求出台有实际效果的措施方法,包括农业技术培训、提供有市场需求的路径方式、出台农业结构转型的鼓励性政策等,而非简单地传达中央政府文件的方式。对于农民来说,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不仅需要学习和熟悉新技术,增加多方面的支出成本,而且需要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在缺乏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对于中老年农民来说,改变其生产习惯和调整种植品种,可能就是一种困难和痛苦。由此可见,要真正解决玉米等阶段性、结构性过剩,需要从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等方面,推动农业的全面转型升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二是加快农业绿色转型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性。在农业供给不足的时期,中国人是将能否吃饱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还谈不上农产品质量标准,更谈不上绿色有机农产品。1998年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农业生产能力从重点保证粮食生产,转向促进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这对改善中国人民的饮食消费和营养状况,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近20年来,中国农业生产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农业供给端不能满足消费新需求的矛盾显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从水资源来看,影响农业绿色转型不仅是水源数量,而且是水源质量。《农村绿皮书()》指出,中国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清洁水源更加短缺。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2014年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检测断面(点位)检测结果表明:Ⅰ、Ⅱ、Ⅲ、Ⅳ、Ⅴ、劣Ⅴ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由于Ⅳ、Ⅴ、劣Ⅴ水量占比高达36.9%,这无疑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从耕地资源看,在我国耕地资源构成中,优质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仅仅为2.9%。在优质耕地严重不足的同时,中国耕地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耕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进入“集中多发期”,呈现工业向农业、城区向农村、地表向地下、上游向下游转移的特点,继而积累到农产品之中,导致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集中爆发。从化肥农药看,化肥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带来耕地和地下水的污染。年,我国化肥施用强度从306.53公斤/公顷增至362.41公斤/公顷,即增长18.23%。与国际公认的化肥使用安全上限值相比,我国是该上限值225公斤/公顷的1.61倍。全国多个地区农区化肥使用量超过国际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直接影响粮食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三是农产品成本上涨过快需要合理调整。价格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下降将刺激需求增长;反之,商品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下降。近10多年来,我国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非常明显,这是导致国内农产品成本和价格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据我们农村调查,许多地区农村耕地租金是10年翻一番。一项研究表明,人工、土地成本是引起粮食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这两项成本不仅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增加较快。2014年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分别占粮食总成本的41.81%、19.09%;年这两项成本分别实际增长了87.35%、123.50%。从中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相比,2005年我国小麦、稻米、玉米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30.43%、8.09%、50.61%,但是2015年我国小麦、稻米、玉米价格分别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91.10%、77.78%、98.18%。   实际上,我国多种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市场价格,这不仅抑制了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且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潜在危险。已有研究表明,2012年以来,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受到的市场挤压效应趋于增强。年这种挤压效应增强尤为显著,小麦市场挤压效应值从0.745上升至3.333,玉米市场挤压效应值从0.775上升至3.125,大米市场挤压效应从0.532上升至3,073,这表明我国粮食市场不仅受到进口粮价“天花板”不断降低的压力,而且受到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推力,国内粮食价格的调整空间和粮食政策的调整空间均被压缩。   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在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上,展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涉及面广、触及点深和改革力度大的特征,绝非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方面,而是所有与农业供给端有关方面。   一是要有农业变革性和创新性思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关键环节。我们应具备变革意识和创新思维,超越传统农业思想的束缚。这包括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农产品新物?N引进和培育、农业智能化孵化基地和推广等,甚至对传统农业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诞生,例如,依靠营养液生长的水养技术和工艺。这些新技术、新方法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可能改变了传统农业具有的双重风险特征,而且可以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性的跨越性提高。   二是从系统性看待农业供给侧改革。从系统工程观点看,凡是涉及农业供给端的方面,都应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系统内的一部分,并分为上下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因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泛,研究某一个主要问题,就必须研究与其关联的若干具体问题,否则研究就难以深入和透彻,研究结论不能反映本质,改革实践也难以收获成功。同时,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面,从先易后难入手,逐步推进这项改革实践任务。   三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是改革关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解决我国农业供给端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只有实现农业的全面转型升级,才能真正解决农业供给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实践过程是为其目标服务的,推进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例如,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性,这是改进农业供给端的重要内容,其改革关键是实施绿色农业。只有通过绿色农业发展,才能真正地实现农产品的优质安全。   四是以“三农”机制创新为切入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与机制创新密切相关。以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为例,涉及到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和机制创新、农业经济主体的组织机制创新、农产品标准系统和检测机制更新完善、农业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形式变革、新一代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和路径创新、农产品销售方式和网络组织创新等。可以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传统农业具有“颠覆性”意义,它与“三农”机制创新密不可分。   五是从农业多功能性拓宽改革的思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扩大农业需求是这项改革的基本要求。但是,这并非是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范围之内。农业多功能性理论表明,用于饮食和服装的传统农产品不再是农业的全部产出,我们应该认识和利用广义的农业产出品,开发出更多的社会需求。国外农村建设经验显示,除农业生产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机能之外,还具有国土保全、水源涵养、自然环境保护、农村景观、传统文化继承等多种功能,进一步开发这些功能,也应列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线之内。   最后强调的是,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新供给学派强调私有化,并且尽可能减少政府的干预,实行全面的市场化。西方国家把这套规则推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侧经济学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有本质区别。我们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上述两者的出发点、目标、路径、方法等均存在不同和差异,不应混为一谈。
范文四:供给侧改革的意义与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扩大需求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地增加了社会总需求,然而这样的需求侧发展经济的模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步,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产能过剩。另外,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随着世界经济的恶不景气以及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逐渐增加,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因此,将经济发展的侧重从需求侧改革转向供给侧,直接会有去产能过剩的功效。 我国过去以在需求侧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下形成了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以前的中产对质量价格都较低的工业品、农产品还瞧得上,局长下班到菜市场买菜不是啥稀奇事。现在大量中产家庭只吃有机蔬果、好鱼好肉,买美日德进口/设计的工业品。这就是所谓“供给和需求没接上”的问题。因此,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的水品,提供更多高质量在国内适销对路的商品,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之外,也有利于企业抓住新的发展契机。 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与此同时,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这样看来,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在产能数量上达到峰值的情况下,向个性化定制,特色产品等方面发展,这也是一种走出困境的途径。另一方面,改革生产环节的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同时在长期也利于减少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 总体看来,供给侧改革需要从去产能过剩、改变供给体系结构、引导企业生产高质量适销对路的产品、加强消费者导向的生产模式、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道路等方面努力。当然,供给侧改革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性改革,需要凝聚多方智慧,权衡八方利弊。
范文五:供给侧改革的意义与措施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模式,这一改革提出后便迅速成为了各界热议的经济话题。那么为什么习大大要提出进行供给侧改革,其意义又是什么呢?一方面,全国GDP首次跌破7%,央行降息降准,国家加大投资,需求刺激效果甚微,投资依然萎靡。而另一方面,国民疯狂的海外扫货,去日本买马桶盖,去韩国买彩妆,去澳大利亚买奶粉,导致很多商家不得不对中国游客限购。这种供需错配,内需外流的现象体现了仅仅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而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供需的错配,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水平。如何进行改革呢?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实现供给侧改革,有四个方面的措施。第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第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第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第四,“防范金融风险,完善股票市场融资功能”。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之后,我们中国人再也不用费尽心思进行海淘,在中国也能买到高质高量的产品了。
范文六: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徐立凡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一、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1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2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二、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3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4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三、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5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四、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6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7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8
范文七: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图) 02:39:07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漫画勾犇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范文八:周喜应: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强农资监管 [ 作者:周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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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zgxcfx ]分享到:微信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加强农资监管,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到农业“供给侧改革”,并进一步指出, “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是聚焦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和效益问题”。指明了今年和“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具体思路。近些年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体看来,问题不少。土壤、水等生态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严重,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部分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农产品质量安全堪忧,不能适应广大民众对健康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农产品竞争力不断减弱,农业内外部压力增大,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从生产端的供给入手,对症下药,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的主动选择,更是适应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将极大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和竞争力的增强,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的目标就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满足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和品质优良的农产品有效供给。简单说,就是使农业生产更加符合市场,更加适应消费,更加提高效益和竞争力;使生产和消费两端,以及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两方面都能够得到好处。改革就是进行创新,淘汰落后的生产模式,从农业生产的各个要素改起,为广大民众提供放心、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农资是很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绿色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系重大。加强农资监管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1、农资行业面临挑战与压力。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创新能力,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功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发展的良好开局。由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问题,消费不好的供给过盛,消费需要的又供给不足。因此,农业供给侧必须改革,要实现适销对路和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势必对农资行业带来较大的压力,也必将为农资企业迎来创新机遇与挑战。另外,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的有效实施,对农资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做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必须提高农资产品的质量,生产新型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资产品。农作物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大量减少低端农资产品,诸如高效复合肥、高效低毒农药等安全经济的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农资产品将大受欢迎,且需求量会大幅增加。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农资企业必须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加速开发高技术产品。还要积极拓展业务,延伸农资服务市场,提高农化服务水平,引导农民科学施肥用药,运用“产品+服务”的生产经营模式,赢得发展空间。1.1平衡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是关键。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下压和生产成本“地板”抬高的双重制约,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产成本过高、资源错配及透支利用等问题突出,国内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倒挂,使得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弱化,生产成本高企,农产品的竞争力低下。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失衡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大量化肥、农药、兽药、添加剂和化学生长调节剂等不合理使用甚至滥(乱)用,带来成本和生态双重压力,并危及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综合配置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重新配置受阻。农业增产只能拼资源、拼消耗,耕地经营粗放,撂荒现象不断加剧,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等不升反降。因此,迫切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统防统治,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农业支持政策也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适度规模经营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并在结构性改革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还要大力加强农民合作社的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建设,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供给侧改革夯实基础。一要放弃“高投入、高产出”的掠夺经营习惯性做法,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依靠物质资本、劳动力等大量投入与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努力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二要紧紧抓住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围绕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化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形成有效率的有效益的可持续的符合广大民众消费需要的农产品供给体系。三要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破解农业发展难题。农业投入品,尤其是化肥农药这些特殊和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的产品结构和效率问题相当突出,过去农产品数量严重不足,在相当长时间里,过多地依赖于大量化学品的投入来增加产量,造成食品安全风险猛增。目前我国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使用量都是全球第一,而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20%,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又污染危害了生态环境,不利农业可持续发展,使得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竞争力不高。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实施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区域示范工程” 。农资的减量控害和提高利用率势在必行。在国家和民众越来越多地关注食品安全的新常态下,农业生产必须寻找新的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投入品替补毒负作用较大的化学投入品。如生物农药已成为替代化学农药的一个很有前景的选择,尤其是谷物、油料、水果、蔬菜等食物源农作物的生产是生物农药的重要市场。有机肥的广泛使用也是替补化肥的好办法,且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修复。1.2修复农业生态环境形势紧迫。我国农业开发强度过大,利用方式粗放,农业发展过程中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大水满灌、超量施用化肥、过度使用农药等不合理的高耗费低效率农业生产增长方式使得环境压力巨大,加上林地、草地、湿地被过度开垦,出现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改变农业经营粗放局面和农业不断退化的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生产必须加大力度控水控肥,对农药等有毒特殊农资必须减量降害;还要采用休耕、轮作、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修复农业生态环境。对此,2016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本是农业的天然功能,但目前很多追求眼前利益的做法与绿色发展相悖,需要及时纠正”。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确立发展绿色农业就是保护生态的观念,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使农产品供给更加有利于资源优势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满足农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努力实现有效率有效益和供给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修复农业生态环境,必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日益成为我国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主要来源,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人类生产、生活用水的安全,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和实现水质控制目标的难点和关键。为了解决长期农产品数量严重短缺状况,致使农业生产中过量施用农药、化肥、农膜,加重了农业面源污染。由于“面广点多、源头分散、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点,使得农业面源污染长期被忽视,已成为污染防治难点。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324.09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农业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虽然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程度已十分严重,但各主要驱动因素仍然有增无减,对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在进一步加剧,农业发展引起的水污染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一是来自农药生产和使用的污染。我国农药产能严重过剩,农药生产企业2500个左右,农药登记的有效成份650多种,产品近3.5万个,农药年货物量在360万吨以上,国内使用量100万吨左右,出口量在160万吨以上,农药的生产使用和出口均居全球第一。由于农药生产企业的技术含量与境外先进企业比差距太大,农药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中的环保措施都差;加上我国农业生产绝大部分是家庭小规模经营,农民科技种田素质不高,不能按照操作规程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农药的利用率不足1/3,有70%的农药散落在环境中,更有甚者,滥(乱)用农药。因此,农药的生产使用均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二是来自化肥的污染。我国化肥产能早已超过亿吨,严重过剩,化肥年产量7000多万吨,总使用量4500万吨左右,均居世界首位。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化肥的使用量增长了100多倍,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化肥安全使用量。施肥的方式方法落后,化肥有效利用率也很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平均氮肥利用率35%,磷肥利用率不到20%,钾肥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化肥使用浪费和流失相当严重,使土壤中氮、磷养分富集,致水体富营养化,使农产品和饮用水中有毒成分增加,影响农产品质量,危害人体健康,并造成土壤盐渍化。三是来自农用化学薄膜的污染。地膜种植技术的大面积长时期推广,使农田“白色污染”日趋严重,也成为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我国农膜年用量高达50万吨,有近半农膜残留在土壤中,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和不规范的使用大量化学农业投入品,使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等都遭到不同程度地污染,也是造成农产品质量不安全的主要根源。我国也是重金属污染土壤较严重的国家,有的省份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13%,其中受污染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20%之多。尽管近些年来加大了污染治理力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受高治理成本与技术推广难等方面因素影响,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控制。特别是随着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农业面临内外部巨大压力,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1.3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任重道远。随着农药化肥等农业化学投入品从西方的全面引进,近几十年来,农用化学物质的大量投入,我国的农产品总量也大幅增长,数量自给略有宽余。但大量过量使用,甚至滥(乱)用农药、化肥、地膜、饲料添加剂、兽药、各生长调节激素,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食品安全风险不断加大且更加隐蔽。我国化肥农药等用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利用率又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面对庞大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农产品生产者和巨大的农产品数量,普通民众不可能凭感官觉察食品中隐藏的安全问题,只有专业技术人员依靠仪器设备才能检测出人类的感知器官根本无法感知到的风险因素。加上薄弱的政府监管和不完善的法律机制,都难以防范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侧,存在着安全性高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常规农产品又略有过剩的状况。化解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也只能进行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和治理,引导和促进农产品的供给主体供给不含有毒有害成分的农产品,主动提供安全的农产品。调整农产品结构,提升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比重。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高广大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的信任度,适应人们消费升级的需要。外向型农业企业的农产品主要供出口,比重很小,是我国的高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供给侧,可扩大产能,以满足内需。2.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农资监管策略突破当前农业发展瓶颈,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加大农资监管力度。首先要完善农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农资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是建立农资监管和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扶持体系。再次是增强农业生产者的环保意识,加大公众参与力度。鼓励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探索富有灵活性、针对性的奖励性经济措施。加大基层农业机构公益性的培训与推广服务力度,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和广大农业生产者参与的科学施肥用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等技术方面的培训。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2.1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容。保护生态环境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农业绿色发展,才能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和保证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有效建设绿水青山,用科学有效和节约集约的农业投入,优化农业技术和管理,生产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才能形成资源利用高效、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要大力减少农业的面源污染,降低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资源成本,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留住青山绿水,才能实现改善生产环境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目标。开展循环农业建设,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和农药、化肥、地膜等农资的使用效率,增加有机肥施用量,减少化肥使用量,深入开展农药减量控害行动,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和生产生态协调发展,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生态农业建设,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建立耕地轮作制度,实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护和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补农业生态环境之短。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我国食品安全生产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和模式。二要完善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和绿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三要开拓绿色创新发展思路,建立农业面源污染减排与防治的有效机制,促进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道路。到2020年控制住农业用水浪费和总量过大的现象;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趋势,实现国家提出的“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2.2推进特殊农资减量控害行动不松懈。农药化肥等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特殊农业生产资料。这些特殊农资的使用,是保障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关系到粮食生产安全。不使用这些农资,农产品数量就不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过量施用又会造成面源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因此,要大力推广科学施肥用药,减少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做到 “绿水青山”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坚持减量与增效并重,在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农药化肥的利用效率。整体推进农药化肥减量控害的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的开展,全面实施绿色植保、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高毒农药替代,以及绿色增产模式攻关、测土配方施肥、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等项目,将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减下来。做到减量控害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降低农业成本提质增效。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减量控害行动取得实效。当前农药化肥在产品结构、生产使用、经营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施肥施药机械也很落后。一要彻底改变我国农药、化肥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不高的问题。大量削减低质同质化严重及高毒高污染高风险的化学农药产品,大力减少过量施用的化学肥料,以新型高效环保的有机肥料和高效低风险的环境友好型农药替代。二要加快用药施肥方式的转变。坚持绿色植保,科学植保,构建病虫监测预警体系,因地制宜推进统防统治,应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养分挥发和流失,提高肥料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推广滴灌施肥、喷灌施肥等水肥一体化技术和化肥机械深施、机械追肥、种肥同播等技术。三要脚踏实地,努力落实各项措施实现各项目标。大力提高科学施肥用药技术覆盖率,增强耕地基础地力,注重开发利用丰富的有机肥资源,采取多种形式推进畜禽粪便和秸秆还田利用,在适宜地区恢复发展绿肥,减轻面源污染,提高耕地地力,提高作物产出能力和抗逆性,促进化肥和农药投入量的减少。尤其是我国农药市场,不该生产的农药产品生产太多,相同有效成分的同质化产品出现了日益激烈的白热化竞争,多数产品产能刚性过剩;农业生产需要的农药产品又供给不足,有些小宗作物用药一药难求,甚至无药可用,少数地方出现乱(滥)用药。对农药行业而言,产品研发和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要将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这一目标真正落地,农药企业的作用不可或缺。企业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加速开发高技术产品,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生产新型高效低风险农药等。农资经销商也必须向服务商转变,通过技术培训、试验示范、现场指导等形式的服务,从植保服务中有效拓展市场空间,针对目前农民打药效率低、防效差、人难找等难题,从卖农药到农民手里转变为把农药喷施到农民田里,着实解决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2.3加大科技推广力度不降低。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否取得成效,与科技推广应用力度息息相关。优化创新环境,推进机制体制创新。一要要强化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和装备保障能力建设,提升农业结构调整的科技水平,加大农业科技开发创新力度。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优化科技体制机制建设,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实力、创新能力和转化效力。二要积极开展现代农业示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设施的引进和示范推广,大幅提高农业供给效率。三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集约经营增长方式。培训新型农民,引导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具有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大中专毕业生、农民技术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彻底改变目前农业生产者科技种田素质低和自我发展能力弱的被动状态。提高供给者自身素质,必须加快培育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肥料统配统施和植保统防统治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还要注重电子商务和物联网的发展对加强农资监管,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作者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科技网
范文九: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势必要从当前农村实际出发,围绕市场需求来进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扩大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真正起到增强供给侧结构灵活性调整的作用。   3月下旬,中东部的大部地?^笼罩在一场绵长的春雨中。在好雨滋润中,华南的早稻、江浙的油菜、华北的冬麦,纷纷开始绿的绿、黄的黄。 田间的人们已褪去冬装,正在热火朝天地耕耘、培育着新希望。   田间的人们已褪去冬装,正在热火朝天地耕耘、培育着新希望。   河南鹤壁:普通麦换成优质麦   河南是全国冬小麦最大主产省。在鹤壁市的八里庄村,麦苗已绿意盎然。专业机手正驾驶着红色的植保农机在田里往返穿梭。   “同样一块地,去年和今年就不同。”站在地头,浚县伟一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伟起说,以前是单纯追求高产,新目标是在保证基本产量的前提下,把更多的普通麦替换成优质麦。这个合作社一共流转了3000多亩地,多年来主要生产种子粮,价格高而且不愁销路。随着一些地方普通麦出现卖难、优质麦越来越吃香,种子生产也开始调整品种结构。   “从追高产到求优质,这个合作社正在开展的品种结构调整,正是当前持续推进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缩影。”鹤壁市农业局局长金志广说,鹤壁正在推广高产高效新品种,提高栽培技术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改善耕地质量。“从要产量到保产能,从粗放投入到绿色高效,外在变化其实提升的是粮食生产水平的‘内功’。”他说。   湖南南县:小龙虾养成新产业链   在水稻主产省湖南,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农业结构调整,也正在田间涌现一个个鲜活故事。洞庭湖区的南县咸嘉垸村,不同于往年准备农资化肥、垦地育秧,今年村民们通过“稻虾共养”模式产出的第一批小龙虾正在收网装箱,准备发往上海和北京。   “说出来你不信,现在投入的成本和人力反而比传统春耕时节少了。”南县明康养殖合作社理事长陈明亮说,以前春耕备耕除了要提前准备农资化肥,还要花很大精力育秧,如果天气不好,秧苗只能烂在田里。如今,春耕时节只需要简单开挖沟渠,投放虾苗即可,等到五六月份,再种一季稻。   为了保证小龙虾健康存活,剧毒农药早就被农民主动抛弃。小龙虾本身产生的排泄物又是很好的肥料,因此种稻也基本不用再另外施肥。陈明亮说,“稻虾共养”养出了一条产业链,小龙虾既可以卖鲜虾,也能加工成调味虾、虾仁等,远销日韩和欧美等地。生态种养后加工而成的“稻虾米”,价格也比普通米高了一两倍。   湖南益阳:工厂化育秧科技强   其实,即使没有搞“稻虾共养”,仍按“老规矩”育秧种稻,在洞庭湖区也有了不一样的种法。陈明亮提到的烂秧问题,就随着工厂化的育秧技术推广而得到解决。   益阳市赫山区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这两天就忙得团团转。这个合作社办了一个水稻育秧工厂,在温室里育秧,选择适合机插秧的专用秧盘,温室里控温控湿,育秧效率大幅提高,育苗成本下降,日产苗能满足800亩大田的插秧需求。   过去采用的在秧田里育秧的传统技术,由于温度湿度无法控制,很容易坏种烂芽。尤其是今年,低温阴雨寡照天气已经持续了20天。“现在这种天气,大家都来找我们育秧,门槛都快被踩烂了。”秧苗供不应求,火爆的生意让合作社理事刘创业开心得合不拢嘴。   四川安岳:绿色生产成主旋律   在西南最大的粮食主产省份四川,绿色生产成为农民们的新追求。资阳市安岳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之一。在这个县姚市镇道林村的几块田里,正在培育中的秧苗似乎和周边稻田里的秧苗没什么不同。不过,它的“身价”可是更贵。   安岳县鑫粮仓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何玉芬说,这些是黑稻和红稻的秧苗――更受市场欢迎,去年每斤稻米卖到了10元以上。“现在的人们已经不仅要吃饱,而且追求要吃好了。”何玉芬说。这个联合社由46个粮食、农机、植保等专业合作社组成,社员有5000名左右。   当然不是仅仅换个新品种就能卖高价。人们“要吃好”,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联合社按照严格要求统一采购有机肥料、优质种子和生物农药,推动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生产绿色粮油产品。   “联合社的有机粮油生产基地在今年将达2000亩。实行水旱轮作,一季油菜,一季水稻。”何玉芬说,下个月开始收油菜,油菜收完就插秧。   安徽怀远:“旱改水”调优种植结构   安徽既是小麦主产省也是水稻主产省。在蚌埠市怀远县徐圩乡,尚林庆家庭农场负责人尚跃这几天忙着把田间的桥涵闸维护好。此时,小麦拔节期已快结束、过段时间就要孕穗了。2015年,尚跃流转了2200亩土地种小麦和玉米。他算了一笔账:1年1亩地小麦、玉米共收入1800元左右,刨去流转费用800元、种植成本780元,再扣掉雇工开支,基本上剩不下什么效益了,要是粮价下跌还要亏本。   2016年,他开始调整种植结构,简单说就是“旱改水”,把1300亩地种了水稻、减了玉米,这下子效益明显上去了,每亩地的收益超过500元。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给了尚跃更大信心,决定把流转面积扩至2800亩,继续实行“旱改水”,打算种1800亩水稻,比去年增加500亩。   黑龙江绥化:种子销售有人喜有人愁   虽说眼下东北还在备耕阶段,但已是农资销售旺季。在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随着调减玉米面积,许多农民已经转身打算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作物。在绥化市兰西县,一些卖玉米种子的店铺里“门可罗雀”。盈丰种子店的谢维萍说,今年玉米种子销售情况不好,连往年的一半都不到。   不过,卖瓜菜等经济作物种子的店铺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兰西县百臣瓜菜种子有限公司的店铺里,张秀霞忙着招呼客人。她忙里偷闲地告诉记者,店铺是“线上”和“线下”同步经营,瓜菜种子的销售状况不错,每天都能发出四五十件。一名叫张景中的顾客买了7盒西瓜种子。他来自这个县的星火乡丰岗村。今年张景中决定放弃玉米改种30亩西瓜和香瓜。“玉米不值钱,就得想别的出路啊。”他说。   编辑/韩静
范文十:供给侧改革对于大学生的意义:1.供给侧改革对大学生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综合型人才。大学生平时需要多积累,积极进行自我投资,这样才能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创造额外的价值,才真正做到了供给侧的改革。2.供给侧改革之后职业规划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加重要是要先创业还是先就业,还是先考研,因人而异。但不管是哪一项,必要的提前规划不可少。3.供给侧改革委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学校的创业课程、创业指导、国家的创业优惠政策等 大学生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专业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一是部分专业人才供给产能不足。专业设置与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完全匹配,高校人才培养的供给不能及时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职业对专业人才的市场要求,从而出现“结构性缺失”。二是部分专业人才供给产能过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专业结构调整不能适应新兴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变化和新兴职业的人才需求,人才供给差异化特征不明显,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部分专业的毕业生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三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部分高校盲目追求专业数量的“大而全”而不注重专业内涵建设,大学生就业力得不到有效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从而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破解: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高校转型发展,一是要明确发展类型之别、明确自身办学定位。二是引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2.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创新型人才供给能力。3.创新职业发展通识课程供给以提升大学生就业力。 问题:供给侧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产品产业的优化升级。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直接杀掉旧产业,而旧产业又是就业的重要解决方案,所以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的大幅失业。而政府最害怕的,莫过于失业。直接关闭某些工厂,则势必造成失业者的反抗。这也是政府投鼠忌器的一个东西。对于广大找工作的90后年轻人而言,这些消息都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对于政府而言同样。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对根本的改革,难度大,而且危险性高,一不小心就会乱。一般来说,政府选择凯恩斯主义调整需求的原因,正是因为害怕“动蛋糕”。那么,供给侧改革之中,我们可能会将承受通货紧缩,失业,投资赔本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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