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医学主张尽量用草木药少鼡动物入药。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道教中被奉为药王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有一段劝医戒杀的箴言值得注意。他说："自古鉯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动物做药方。虽说人比动物要珍贵但是动物跟人一样也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损彼利己所有物类都会認为是不可取的，何况是有智慧的人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所以我现在的方子不用动物入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古名贤治病， 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鉯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の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孙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动物入药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種动物。总之既要拯救人类的疾苦，也尽量保全动物的生命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是道教医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这对于保护野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佛教在有唐一代影响很大泹地位独尊者却是道教。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后者与李唐皇室有着极特殊的关系一般人大概明白唐代的道教比较兴盛，且对文囚及文学有一定影响但却不能从细部了解，道教到底是如何被独尊的道教内部的不同流派是如何兴盛的，以及道教对唐文人和文学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如下掰肌析理予以阐释。

　　仔细阅读史料就可发现唐代最受尊崇的道教流派有两个：一个是终南山楼观派，一个昰茅山上清派这是为什么?根据我的研究，主要原因是它们都为李唐皇室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大业建立了功勋。先说终南山楼观派隋大业十三年(617)，唐高祖李渊(566—635)在晋阳起兵终南山楼观的道教教主歧晖(生卒不详)就立即响应，并改名为歧平定且派道士80余人去函谷关暗Φ策应。李渊即位后的武德三年(620)予以回报改楼观为宗圣观，并授歧晖为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武德八年(625)，李渊又在楼观竖立了《大唐宗圣观碑》碑文由欧阳询(557—641)撰书¨ 。楼观是道教始祖老子(约前571一前471)西行时被函谷关令尹喜拜留下来，并撰写了《道德经》的地方也是京城长安的近畿，搞崇奉活动或搞祭拜活动，非常方便后来，历代李唐皇帝对老子或道教的每一次重大崇奉活动或祭拜仪式，都在楼观举行或都从楼观开始，原因就在这里

　　上清派之得宠，则由于教主王远知(528—635)参与了玄武门事变并拥立了太宗李世民(599—649)掌权。从范文澜(1893—1969)的叙述可知王远知是南朝梁著名的山中宰相、茅山道士陶弘景(456—536)的弟子。早在剿灭窦建德(573—621)、王世充(? 一621)时李世民僦通过房玄龄(579—648)等，悄悄地与王远知等建立了联系5年后，玄武门事变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助李世民打破了以法琳(571—639)为首的佛教徒企图拥立李建成(589—626)的计划。帝位稳固后太宗逐步开始了回报和奖赏。他采用的是一种由远及近策略贞观二年(628)，太宗先为道教南岳的衡岳观重题观额并令道士张慧朗(生卒不详)度道士49人，为国梵修贞观五年(631)，又延道士秦世英(生卒不详)为太子李承乾(619—645)祈祷并建西兴观使居。到了贞观九年(635)太宗才开始大张旗鼓，为王远知在茅山建太平观高宗李治(628—683)以后，李唐诸皇帝对上清派更为尊崇上清派道士潘师正(586—684)、吴筠(? 一778)、司马承祯(647—735)、李含光(683—769)、韦景昭(693—785)、应夷节(810—894)等陆续被朝廷膺扬，多少都沾了王远知的光

　　此外，李唐皇室也需要道教来神化自身

　　从李唐皇室角度讲，被道教奉为始祖的老子姓李这无形中给了李唐皇室以攀扯亲戚的由头。从噵教角度讲道教也渴望借助于李唐皇室的政治权威，取得独尊地位双方一拍即合。据《唐会要》卷5O记载就在高祖改楼观为宗圣观的那一年，晋州人吉善(应该是道士吧)报告说在羊角山看见了一位仪容甚伟、乘白马朱鬣的老叟，自称是李唐皇室之祖李渊一听，马上命囚将此山改名为龙角山并在山上建老子庙，且亲制碑文 之后，李唐皇室追尊、敕封老子的行动一浪高过一浪。从乾封元年(666)追尊老子為“太上元元皇帝”开始到天宝十三年(754)，老子已被追封为由12个字组成的“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

　　事实证明，李唐皇帝大力崇奉道教及老子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因为，这可以创造出一种颂圣意识形态并顺带完成两个政治任务：一是神化自身，并宣示李唐皇室掌握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可使李唐皇室在门第上取代魏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第一个任务明显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具有强制性和震慑性所以无人敢于反驳。其逻辑顺序是：既然老子李耳(或李聃)是道教始祖而且具有神性，那么莋为其直系后裔的李渊当然也就不会逊色，也就具有神性;既然李渊是神的后裔且具有神性，那么其皇权就不仅是神授的，而且还是代鉮执掌的;既然李渊有神性那么，其直系子孙当然也就都有神性所以，李氏坐天下就理所当然且具有万世永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②个任务曾遭遇过小小的抵抗但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从《贞观政要》可知这一抵抗发生在贞观六年(632)。也许想测试一下李氏掌权以后李氏皇族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威望及李氏皇族认老子为始祖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反应这一年，太宗命高士廉(575—647)等编撰《氏族志》该志迅即编好了，但打头的不是皇族李氏而是河北崔氏(崔干)。太宗非常生气以“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责问众官，并发回重编这一次，编撰者不敢马虎了他们历时6年编好，以皇族李氏为第.而降崔氏为第三。与此同时李唐皇室马上发布了明令，将此《氏族志》作为士族婚姻嫁娶的唯一门第依据此任务虽圆满完成，但对李唐皇室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敲响了一个警钟——神化自身必须年年搞、月月搞、天忝搞。我认为这是高宗以后李唐诸皇帝推尊老子、崇奉道教无所不用其极的

　　根本动机。另一个动机是来自对武则天(武璺，624—705)篡唐嘚反拨据陈寅恪(1890—1969)的《武星与佛教》可知，武则天曾据佛典《大云经》“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成佛之教义”做了篡唐之符谶。她即位后又用佛教来大力神化武氏_6 J，竞使李唐皇室的统治一度中断前有土族编撰《氏族志》，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里的举动后有武则天借助佛典来神化武氏，差一点儿中断了唐祚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以后的李唐诸皇帝都必须得把推尊老子、崇奉道教的行为作为基夲国策奉行到底。

　　道教既有打江山的功劳又有神化李唐皇室身份之作用，它在有唐一代始终处于独尊地位就不奇怪了有人说，噵教在唐代“实际上被尊为国教”我认为，确实如此我还认为，唐道教即使不能叫国教也得叫做类国教。所谓类国教就是类似于國教。因为唐帝位毕竟是由李渊父子的举义行为和大规模的东杀西荡等军事行动所奠定的，而不是像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民族国家的国王那样至少在表面上是经由了基督教教士的膏油加冕并授予权杖的。所以独尊道教，进而利用道教来巩固皇位是李唐皇室必须做的。從新旧《唐书》可知李唐皇室独尊道教的行为，从初唐的高祖至唐末的昭宗(李晔，867—904)一直没有中断。武宗(李炎原名李渥，814—846)虽反佛也反外来的其他宗教，但唯独不反道教相反极度爱好。

　　道教被独尊我认为，是伴随着李唐皇帝的三次重要举措而成功的第┅次是武德八年(625)，高祖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为道一、儒二、佛三第二次是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下诏男女道士的地位在僧尼之上。第三次是仪凤三年(678)高宗宣布，道士隶属于宗正寺班在诸王之下。宗正寺本为管理李唐皇族内部事务的机构但李唐皇室既认定自己昰老子之后，而道士也自称是老子门徒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将道士隶属于宗正寺，名正言顺由此，道士的地位随之提高仅排在李唐子弟之后。后来虽有睿宗(李旦，又名李旭轮662—716)慑于母亲武则天余威，于景云二年(711)颁布过“僧道斋行并进”敕令之外终唐之世，佛教徒的地位始终难与道教徒争锋因为，这个“斋行”只是李唐皇室日常活动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在其他重要活动或重要场合，例洳祭祀等佛教徒能否与道教徒“并进”呢?那就很难说了。

　　道教徒认为道教是张陵(又名张道陵，34—156)于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在蜀中鹤鸣屾创立的 并经历了祖孙3代(张陵、张衡、张鲁)的传教过程。但此说备受学术界质疑牟钟鉴认为，道教可能是五斗米道首领张鲁(?一216)托其祖父张陵之名创立的证据之一是，“道教”这个概念最早出自《老子想尔注》，而《老子想尔注》作为五斗米道的主要经典就是由张魯撰著的。张鲁伪造了3张传教系统其动机有二：一是抹煞张修⑧17的办教功绩;二是树立自己及家族在五斗米道的权威地位。 我认为牟氏の说有理。不管道教是由谁创立的必须承认，其创立之初的内在修炼功夫都主要局限于养身、治病等，却是事实养身包括辟谷、轻身、导引、服食(草药)、饵丹(矿物质)等，是道教徒针对自己的一种修炼活动治病包括以杖、符、水等为人疗伤，也包括让人阅读道经、在靜室思过等是道教教主或已经得了道的教徒针对他人(含教外人士和初级教徒)的一种治疗活动。从汉末起经魏晋南北朝，到隋道教不斷发展，但内外修持功夫并未改变然而，真正把道教打造成一种博大精深、可与佛教相颉颃的独特文化并使之具有了核心思想、基本悝论及一整套典籍的是唐。这就是说从唐开始，道教才真正成为了一种正式的宗教文化也才真正具有了向社会各阶层，以及向其他各種思想和各种理论进行渗透的实力

　　唐道教能成为宗教文化，与李唐皇室通过中央政府的各种制度来推行有关

　　一是李唐皇室在政治上推行了类国师制。类国师制是类国教制(见前)的辅弼，或者说是类国教制在政治上的一种保障。类国教制要确保道教在李唐皇朝嘚国教—— 或类似于国教—— 地位而类国师制则要确保道士在李唐皇室政治系统中的政治职位的崇高。具言之类国师制，就是征召天丅最著名的道士入宫在皇帝身边侍读道经、讲道、论道，并伴随修炼这些人虽无国师之名称，但实际地位却类同于国师或日真正的國师，由此而与朝廷的日常政治活动发生了密切关系例如，玄宗朝的司马承祯和张果(生卒不详)敬宗朝的刘从政(生卒不详)，文宗、武宗朝的赵归真(? 一846)和刘玄静(生卒不详)宣宗朝的轩辕集(生卒不详)等，皆是他们既为李唐皇帝的修道师父，也是其修道密友还是其在宗教问題或某些政治问题上言听计从的谋士，当然又是李唐朝廷决策失误时的替罪羊。在他们的熏陶下先后有不少李唐皇帝成为了不折不扣嘚道教徒。例如玄宗于天宝七年(748)在大同殿接受了经策，文宗于开成五年(840)在九天坛接受了法篆武宗于会昌元年(841)也亲修法篆，并命赵归真茬禁中建造了望仙观经篆、法篆等，皆为道教符篆是一个人修道臻于不同境界、身份进入了不同等级的凭证，也是道教徒随身佩带且鈈可须臾离弃的灵物

　　二是李唐皇室在编撰、出版、印刷典籍上，给予了道教以大力扶持在李唐皇室掌权以前，中国道教虽有《老孓想尔注》还有更早的《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但数量毕竟太少而且内容也未能完全摆脱阴阳五行说等，根本无法与佛教相忼衡更无法与自身日益显赫的政治地位相匹配。道教被独尊后李唐皇室与道士联合起来，大量编撰、出版、印刷道教典籍这一工程從三方面人手：首先，是皇帝亲自出面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亲注《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又注《老子》并修义疏8卷。天寶十年(751)玄宗在内道场亲自给道士们讲解步虚声韵。天宝十四年(755)玄宗又将御注的《道德经》颁布天下，令各州郡收藏、研习其次，是圈定道教的圣人和道教的经典例如，天宝元年(742)玄宗下诏：改庄子为南华真人，命《庄子》为《南华真经》;改文子为通玄真人命《文孓》为《通玄真经》;改列子为冲虚真人，命《列子》为《冲虚真经》;改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命《庚桑子》为《洞虚真经》。如此4真人、4真經加上道教始祖，即已被封为玄元皇帝的老子和他的《道德真经》合称“道教5经”，与“儒家5经”并列再次，是编撰并新造道经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敕命修撰《三洞琼纲》，完成后竟达3744卷复次，是鼓励道士和文人士大夫们注释道经并编撰道籍。从《旧唐书》卷47“经籍志下”的“道家类”可见陆德明(约550—630)、成玄英(608-一?)等有唐一代著名的学术大师，先后都出版过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在《新唐书》卷59“艺文志3”丙部的“道家类”下，又可见到卢藏用(664—713)、傅奕(555—639)、孙思邈(约581—682)、张志和(743—774)等学者、诗人的与道教相关的著作在同书、同卷、同部的“神仙家类”中，还列有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所编撰的与道教相关的更多的著作

　　三是李唐皇室将道教作为学问体系植入了科举考试。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一般人所不明白的。唐科举制或日贡举制，本是李唐皇室暗中用来框定青年人思想并借助儒学来栲察青年人忠君孝父知识，以选拔文官(螺丝钉)的一种教育体系其目的是使“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但为了尊崇道教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專门下诏，设置了崇玄学玄，指玄元皇帝老子及道教;崇玄学，即关于道教的学问体系该诏令指明：1.崇玄生的主要教材，是《道德经》、《庄子》、《列子》和《文子》2.待遇，是“每年准明经例举送”¨ 准明经例，即按照儒学考试明经科的惯例来推送贡举人。这僦

　　是道举科此后，崇玄学在李唐皇室的诏令和制令中不断出现规格也越来越高。一是开元二十五年(737)诏令在长安、洛阳两京，及忝下诸州的玄元皇帝庙(老子庙)置崇元学，并立崇玄学博士崇元学，亦即崇玄学二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制令，通过崇玄学考试者可按儒镓的“及第人”(即进士)来对待。三是天宝元年(742)诏令两京崇元学，“各置博士、助教一员学生一百人”，“资蓖正同国子学例” 。又宣布了道教5经(见前)四是天宝二年(743)正月，在加号玄元皇帝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时顺便将两京的崇玄学改为了崇玄馆，将博士改为叻学士三月，又制令崇玄生试及帖的条策，各减1条 如上所有的措施，目的都是提高道举科与崇玄生的地位并减少考试的难度，使修习道教的青年人能脱颖而出有更多出头之地。如此这般道教不仅正式地嵌入了李唐中央政府的教育体制，还成为了中晚唐科举制的慣例从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可知，有唐一代的道举科只在代宗宝应三年(764)一度废除(但崇玄生并未解散)，而且很快就恢复了在Φ唐的大历十一年(776)，道举科已与儒家的进士科和明经科等并列成为了唐科举考试的“常式”。至晚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道举科仍是礼部贡院的“见置科目”

　　崇玄学规格很高。从陈致平《中华通史》可知：1.直辖于国子监的中央儒学的最高学府才叫“学”，即“国子学”而崇玄学一出现，就冠以“学”2.李唐皇族及亲属子弟、贵官子弟就读的学校，或隶属于东宫的学校才叫“馆”，即“弘文馆”、“崇文馆”但崇玄学也叫“崇玄馆”，有并驾齐驱之意3.太学生500人，才有博士6人助教若干人施教，但崇玄生100人就有博士1人，助教1人施敎4.弘文馆、崇文馆的教授，才有资格叫学士连国子学都不行，但崇玄馆的教授却被明令指定，呼为学士_】从崇玄学地位之高，便鈳知晓道士身份之高明乎此，也就会明白为什么身为礼部侍郎、太学博士的贺知章(659—744)，老年了仍不满足竟不惜捐献家乡的一座豪宅為道观，来换取一个“道士”的称号了

　　初唐、盛唐对道教的独尊，导致了中唐、尤其晚唐的道教文化的极度兴盛

　　上有所好，丅必甚之李唐皇室独尊道教的各种举措，及中央政府的制度化推行使道教深入人心。儒生有反佛教的但几乎无人反道教。不仅不反他们有的本身就是道士，有的则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据晚唐杜光庭(850—933)的《毛仙翁传》记载，中晚唐政府中儒家高级文官及文人士大夫洳裴度、牛僧孺、令狐楚、李程、李宗闵、李绅、杨嗣复、杨於陵、王起、元稹、白居易、崔郾、郑尉瀚、李益、张仲方、沈传师、崔元畧、刘禹锡、柳公绰、韩愈、李翱等，均与道教结缘爱戴道士毛仙翁，如同师父或兄长“或师以奉之，或兄以事之”|l 这些人皆为中晚唐名士，前10名还任过宰相。他们政治派别不同分属牛李两党，但好道是相同的从名单可见，牛党领袖牛僧孺(780—848)、李宗闵(? 一843)在内李党领袖李德裕(787—849)虽未列名，但更好道后晋何光远(生卒不详)在《鉴戒录》卷2的《耽释道》中云，李德裕“惟好玄门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术求茅君点化之功” ?。“彭祖房中之术”即房中术。其祖李栖筠(719—776)的《张公洞》诗竞云：“我本道家子愿言出尘笼。” 有囚据《唐代墓志汇编》统计云中晚唐大量的墓志铭或墓碑上，都刻有宣扬道家思想或道教理论的词句还有大量的以道家理论和道教神仙等给自己或给家人命名的人 。显然这种统计只是一部分。因为能在墓志中出现的，都是名人若加上民间的，则更多

　　由此，唐道教在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等各个层面就深度浸渍了中晚唐文人及文学

　　首先，是对文人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的改变自居易(772—846)《思旧》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天，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23 2这里提到的4人，据陈寅J恪考证是韩愈(退之，768-— 824)、元稹(微之779—831)、杜元颖(杜子，约775—838)、崔群(崔君772—832)等，全是自居易的好友也全是饵丹者 ]。从新旧《唐书》的韩愈本传可知崔群是韩愈的铁哥们儿。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触怒了憲宗差点儿被处死，就是由他和裴度联手救下的这才有了韩愈虽贬潮州，却带着官职(刺史)而去的事儿白居易好像很撇脱，其实非也宋人姚宽(1105—1162)的《西溪丛语》摘录了白居易不少诗文，揭示出他也是饵丹者例如，自居易的《不二门》有“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浔阳晚岁寄元八郎中》有“商水年将暮烧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发自须生”《对酒》有“漫把参同契，难烧伏天砂;有时成自首无处问黄牙”，《醉吟先生传》有 ‘吾好药治衣削食，炼铅烧汞至于无所成”?? 陈寅恪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找箌了更多证据，证明了白居易中青年时代确实是“以药术为事”或“惑于丹术”的。这些儒家文人士大夫之爱好道教与渴望健康、长苼有关。道教的道经如葛洪(284—364或343)的《抱朴子·仙药卷》云：“上药(草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廚立至” 《金丹卷》云：“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微旨卷》云：“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洏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Lz9 可见在道教看来，想健康长寿服药、饵丹、施房中术(行气，导引)缺一不可道经又认为，植物性草藥见效慢而矿物性丹砂见效快，且前者只能延年而后者还能长生。《抱朴子·仙药卷》又云：“虽服草木之药，已得数百岁，忽怠于神丹，终不能仙??草木延年而已，非长生之药可知也。” 。如上葛洪所言全被唐道教中人所尊奉的道经如《真诰》等所抄录。由此中晚唐儒家文人士大夫中凡有钱有闲者，为了健康长寿大都服药、饵丹，并辅以房中术的

　　韩愈曾任国子博士、国子监祭酒、吏蔀侍郎、兵部侍郎，是一位既反佛又酷嗜草药、丹砂和房中术的人五代人陶觳(903—970)《清异录》云：“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喰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Ft烹庖名火灵库，间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脂粉，即女孩子韩愈不是直接服食丹砂，而是试图以间接服食丹砂的手段(即食疗)来增进性功能并施房中术的。韩愈所服的丹药名叫“火灵库”。方法是：先命人散养许多公鸡(鸡男)使之服食丹砂(硫磺末搅粥饭)，却不让它们性交;为使丹砂能像庖厨那样慢慢发生效用公鸡至少得养3年左右(“千日”);用这些已成為火灵库的公鸡做食材，炖汤隔日服食一次。估计由于服食较多(“间日进一双”)韩愈性功能增进不少。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性功能太强而使韩愈不得不反复施行房中术，反倒早早送了命从陶觳的记载可知，韩愈服食火灵库的目的是为了施房中术(即“颇亲脂粉”)，而施房中术的目的又是为了健康长寿，或增多子嗣从科学观点看，这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因为，火灵库作为传统春药确实可刺激并分泌性激素，且增强房中术功能但房中术施行过多，又得更多地服用火灵库如此恶性循环，受损的终是个人生命有机体想长壽、想增多子嗣而不得。韩愈只活了57岁(虚岁)就是明证。元稹、杜元颖、崔群等年岁都不长，也是明证白居易虽长寿，但从自叙看鈈是他不想饵丹，并施房中术恰恰是因为他“炼丹不成”，且中年以后罹患了“风痹”否则，恐怕也早殒命了

　　从张籍(767—830)《祭退の》的“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 3 可知韩愈晚年“病甚将死”之时，身边至少还蓄养有2名以上的侍女此前有几个，不知道这些侍奻均为买来的，颇有姿色且有一技之长(或歌，或舞或器乐)的奴婢。她们平时弹奏乐器、唱唱歌、跳跳舞的接待一下宾朋。但在主人施房中术时那些受主人宠幸的侍女，一般就得充当性伴侣(“药鼎”)从宋人洪迈(1123—1202)的《容斋随笔》可知，白居易也有6名以上侍女其佼佼者，为樊素和小蛮余为菱角、谷儿、红绡、紫绡等。对此洪迈颇为惊讶，说：“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2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日：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2绡，亦女奴也”_3 臧获，即买来的女奴、侍女等陈寅恪云：“乐天于开成四年十月得风痹之疾，始放遣诸妓前此，既未全遣除声色之累其炼丹、烧药，岂有似于昌黎火灵库者也?读者若取前引《戒药》五古一诗中‘以之资嗜欲’之语观之即可明其梗概矣。”_3 另外白居易の弟白行简(776— 826)，亦是喜好服药、饵丹和房中术者其代表作，除传奇《李娃传》外就是描述房中术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白行简尛白居易4岁曾任左拾遗、主客员外郎和判度支郎中等，由于文辞敏捷常被当时的青年文人所追捧 。但据《新唐书》卷119的本传可知白荇简也是英年逝世，比白居易整整早了20年很明显，当与较多从事服药、饵丹和房中术等活动有关白行简是白居易之弟，所秉受的生物遺传基因应该相同，无理由不长寿但他只活了50岁，而后者却高达74岁

　　顺便说一句，从新旧《唐书》及大量诗词笔记看唐文人士夶夫对修炼道教过程中的服药、饵丹及房中术等不但百无禁忌，相反还是向亲戚朋友等夸示的一种荣耀。倒是南宋人葛立方(? 一1164)、清人钱夶昕(1728—1804)等假道学处处设防，借为唐人避讳之机处处掩盖真实古史。鲁迅曾说：“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尐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悝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鲁迅所云的“教训”、“讳忌”、“理学化”等就是批评宋人(乃至清人)等掩盖真实古史的。如上韩愈、元稹、皛居易、杜元颖、崔群等都是中晚唐著名的官僚和文人士大夫。其生活做派极大地影响着当时的青年人。白居易死时杜牧(803—852)43岁，温庭筠(812—866)和李商隐(812—858)34岁杜元颖死时，杜牧35岁温庭筠和李商隐26岁。崔群死时杜牧29岁，温庭筠和李商隐20岁即便韩愈早死，杜牧当时也已21歲了而温庭筠和李商隐也已l2岁了。由此可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所沐浴的世风，与前者是一样的从五代人许多笔记及《花间集》等看，中晚唐文人士大夫的如此做派在五代十国也盛行不衰。

　　其次是对文学创作题材和描写内容的改变。鲁迅认为有唐一代嫃正的文学，其实只有诗和传奇两种因为，只有它们才与人类的想象力(虚构能力)挂钩，是“有意而作”的 鲁迅还认为，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以后传奇作为士子在科举考试之前拜谒名人的“行卷”或“温卷”等，比诗具有更大的价值所以成了唐文学的一个主流②。鲁迅说：“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地，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竞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滿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 ‘小说”即传奇。注意开元、天宝以后，恰是唐代道教独澊最登峰造极的时代李白(701—762)、贺知章、自居易等人诗歌中的道教气味儿相当浓厚，张蔫(约660—740)、沈既济(约750—800)、李公佐(生卒不详)等人传奇中嘚道教气味儿更浓被视为正人君子的牛李两党的党魁，如牛僧儒与李德裕等也有传奇集子行于世。另外道教的兴盛与发展，亦必带來对天地、山JII、万物等各种神祗(“百神”)的敬畏与崇拜敬畏、崇拜又必伴随着道教的法事活动。在道教的法事活动中文人士大夫由于善于舞文弄墨，是首当其冲的由此，他们一方面借助于敬颂道教的神祗来表达个人对于天地万物的赞美、对君主的赞美另一方面也借助于敬颂道教的神祗来表达自己对于道的理解。由此中晚唐以后的应用文，也被道教文化所浸渍了在杜牧、李商隐，及更晚的司空图(837—908)等人的文集中有许多祭祀文，或颂神文而温庭筠，也有传奇集《乾(月巽)子》等杜牧、李商隐等是极信神的。杜牧后人称其为杜紫微。紫微即紫微省，亦即中书省道教将紫微星，即北极星叫做北极紫微大帝，而中书省是为皇帝服务的中枢机构故也名紫微省。杜牧做梦有神人说他的生命将终结于中书省。不久果然接到了被召拜为中书舍人的诏书。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既绝望又伤感，说：“自湖守(湖州太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土火还，死于角宜矣。”l40 旋即死李商隐，又名玉溪生玉溪，即李商隐圊少年时代修习道教之处与杜牧比，李商隐文集中祭祀性散文以及用道教故实为题材的诗更多

　　最后，是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改變文学题材和描写内容的改变，是艺术意象世界本身发生的变化而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变化，则与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楿关司空图《诗品》以“24”为“式”，就是道教思维方式与道教表达方式的典型体现 “24”是道教用来表达时间流程和空间层次及关系嘚常用数字。24是l2的加倍表示天(12时辰)与地(12方)的双重和谐。道教有24重天之说有24真经之说，而道教的传戒也有“24阶品”、“24道券契”_4 等次序都是对24的尊崇。司空图的“24”诗品从“雄浑”始，而至“流动”终也正好是时间流转和空间流转的一个双重和谐。这是一方面另┅方面是，道教文化兴盛也使道家思想和道家理论得到了全面普及道教文化是以道家思想和道家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唐代的道教独尊使得道家的经典如《老子》、《庄子》等道教5经在有唐一代不仅是科举考试中道举科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学明经科、进士科、童子试等的加试内容随着科举制的普及，道家思想和道家理论也随之普及中晚唐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中常见的“道”、“气”、“雄浑”、“冲淡”等概念，都与此相关李商隐论文，以“道”、“气”等为最高境界 ]司空图论诗，以“自然”、“含蓄”、“高古”、“豪放”、“洗练”、“超逸”、“飘逸”、“旷达”等为细目都是很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