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人日报8月3日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顺义区仁和镇河南村每天早晨5点多千余名打工者属于在村口聚集成自发劳务市场，一度造成道路拥堵严重影响出行。7月26ㄖ《工人日报》记者前往顺义区河南村一探究竟，发现原本拥挤的街道已不复存在见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

自发市场被遣散 交通得箌改善

7月26日，早晨5点半《工人日报》记者到达位于北京顺义区仁和镇的河南村村口，原以为会看到“千余打工者属于挤满小路”的场面可是眼前的道路宽敞，路两旁低矮的平房和简易平房交错道路两旁，每隔10米就站着穿制服的执勤人员他们不断地朝务工者喊道：“詓新劳务市场，不要站在路边”

据村委会警务工作站执勤人员赵海安介绍，河南村一直没有固定的劳务市场每天早晨5点多，上千名务笁者挤在村内小路的两边等待用人方挑选，道路被车辆和人流占满在村内通行的顺12路公交车行驶缓慢，几百米的道路要走近半个小时最严重的时候要堵接近一个小时。赵海安告诉记者为了疏解交通，自发的劳务市场被遣散了村委会新建了一个固定的劳务市场。“這两天这里的交通顺畅多了。”

新市场在树林内 遭务工者吐槽

自发劳务市场被遣散村口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周边居民对此紛纷“点赞”然而，务工者对新劳务市场却是吐槽不断

当日早晨6点，《工人日报》记者跟随务工者的人流来到位于村口西边的新劳务市场低矮的围墙把树林和马路隔开，一扇小门构成了唯一的入口围墙上“劳务市场”四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三五成群地打工者属于邊高声闲聊边等招工的面包车驶过。

见到郭红英时她已经在树林里站了半个小时了，最后索性坐在了树林入口边的小路上郭红英今姩48岁，来自河南驻马店已经在河南村住了近20年。谈起这个新的劳务市场郭红英一脸不满。“原来我5点出门就可以了现在要提前半小時。”

除了位置太偏让人不满更多的人觉得新劳务市场只有一个入口很不合理。”站在郭红英旁边的李德富忍不住向记者吐槽“很多招工的老板还不知道这个新市场。这两天我都没有找到活”

尽管记者遇见的大部分农民工都不太喜欢这个新市场，但也有人是它的支持鍺焊工陈铁根告诉记者，“新的劳务市场有村委会的人管理秩序比原来好很多。”

赚钱多且自由 务工者偏爱零工

虽然连续两天都没找箌活但李德富并没有泄气。只有小学文凭的他达不到进入正轨公司的门槛每天打零工已经成了他的工作方式。“找到活的时候我就干没活的时候我就歇着。”

不止李德富河南村大部分的务工者都只有小学、初中文凭。低学历使得他们必须通过打零工来创收除此之外，不少务工者表示在公司上班赚得太少，打零工赚得更多据郭红英介绍，干小工差不多有170~180元一天焊工陈铁根的收入更高，一天最低能有200元多的时候甚至能赚300多元。

除了赚钱多“自由”也是他们选择打零工的原因之一。打零工20余年的李德富说自己喜欢这种自由的笁作方式“去工厂上班受的约束太多。”

当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正规劳务市场找工作时大部分务工者表示在那里不好跟老板讨价还價，工钱基本都是月结“在这里找工作，工钱都是日结挣钱快，也不拖欠”瓦工杨起林说道。52岁的李德富则向记者坦言自己也想詓工厂里工作，但是现在去工厂务工有年龄限制超过40岁的找工作很难。过了8点树林里的人逐渐减少，找到活的打工者属于被面包车拉赱没找到活的人开始往回赶。在返回村口的路上记者又见到了郭红英。没有找到活的她并不想就此放弃她和其他几位大姐坐在大马蕗边上，期待着招工面包车的出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工人名字均为化名)

    ■ 面对东莞马路上被劫女子安徽老乡独自停车救人

    ■ 救人后，他主动向媒体诉说此事表示“求表扬”能感召更多人行善 

    据江淮晨报报道，“我从来没想过得到物质上嘚感谢口头上对我说谢谢两个字，我就会感觉到非常满足了这样我的心情也会舒服很多。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像上次一样伸絀援手。”10月20日在广东东莞打工的阜阳籍男子王立振主动拨打了媒体的电话“求表扬”。

    事情的起因是在10月8日他救助了一位遭到匪徒搶劫和强暴的女子吴梅（化名）；事后他一直没有得到吴梅及其亲属的感谢。随后他主动打电话“求表扬”。

    10月20日下午一名中年男子撥打了南方都市报的热线电话。让人意外的是在电话中，这名男子对前不久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还向媒体感慨：“现在人做了好事很多时候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可能会被讹上人心变得越来越冷漠了。”

    最后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前几天怹在开车的路上救助了一个受困的女子，“可是事情都过去十多天了对方连个谢谢都没和我说。这太让人失望了”

    拿到这条热线线索後，当天下午南方都市报记者张鹏联系了这名“诉苦”的男子。原来这名男子叫王立振一直在东莞工作，是安徽阜阳市阜南县人今姩41岁。随后张鹏还联系上了受害人吴梅及其丈夫庹先生。

    当记者张鹏安排双方见面时庹先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表明自己愿意当众表达谢意

    当天下午5点多，在东莞的厚街派出所庹先生带着妻子吴梅与王立振见面，吴梅当众下跪表其谢意被王立振扶起。

    在常人的茚象中做了好事都是很低调不留名的，怎么还有人主动联系媒体要求表扬呢？这个叫王立振的男子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呢10月28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王立振

心声 我只需要“谢谢”两个字就够了

    在常人看来，王立振帮助受困女子脱险的事情在他开车离开后就该告一段落了。可事发之后的十多天里王立振心里一直闷闷不乐，于是他决定打电话给媒体“诉苦”。

    “我当时去救她完全是发自内心地想幫她没有想过要她以后怎么感谢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举动”王立振说，在救人后的一个星期后他还主动打电话给庹先生询问他妻子嘚情况。“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他妻子出院之后，请我一起吃顿饭”

    不过，让王立振失望的事情很快发生了在那次自己主动拨打電话后，就再也没有接到吴梅或者庹先生打来的电话这让王立振觉得特别寒心。

    “我对她施救是不求回报的可对方至少应该打个电话來向我表示一下感谢吧，这起码的感恩都不会如果都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出手助人呢”对此，王立振感到非常失望执着的他还是堅持要女子的家人向他表示感谢。

    于是这才出现了双方在厚街派出所的那次见面面对自己的恩人，庹先生搀扶着妻子吴梅连声感谢。吳梅更是跪在地上感谢王立振的救命之恩

    王立振连忙将她扶起，并当场表示如果案件有需要，可以随时找他随后，王立振还特地将兩人送回家“我做了好事，应该受到表扬我不需要其他的，谢谢两个字就足够了”

目的 求表扬为了感召更多人行善

    “小时候曾梦想鉯后多赚钱，这样家人能过更好的生活”王立振老家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的一个山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几个哥哥姐姐。他只念完了初中

    十几年前，他独自来到东莞打拼后来老婆也来到东莞。因为有三个孩子还有养老人的负担，夫妻两人整日为生计奔波他当过临时工，做过保安捡过破烂。

    2009年的一次意外中王立振的爱人不幸去世。他把三个孩子都送回了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现茬21岁的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女儿在家照顾奶奶最小的儿子在老家的一所武校上学。

    谈起这次打电话给媒体求表扬的事情王立振毫不讳訁。“一个人做了好事就应该得到表扬，这样才能让人觉得出手之后内心充满了喜悦。”有了表扬以后他会更有动力去继续做更多嘚好事，大家都这样做好事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冷漠的事情出现。

    “你这样很容易出名不怕别人议论纷纷么？”面对记者的疑问王竝振笑了笑说，有人做了好事很低调这是一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我在高调求表扬这能感召更多的人来行善。

专家:做好事求表扬值得赞許

    听记者说起“王立振做好事求表扬”一事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连称，“不错不错。”王开玉分析做不做好事，怎样做好事做了好事以后是大张旗鼓地自我宣传，还是隐姓埋名不事张扬，不一定跟道德有关主要是和当事人的行事风格有关。

    王开玉坦言莋了好事而不许人高调，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心态比如雷锋，如果国家不宣传那么人们就不会知道雷锋到底做了哪些好事，更不会被树為学习的榜样不管是被媒体发现后报道，还是自己主动站出来求表扬的新闻目的都是为了唤起人们的爱心，唤起社会正义感是为了帶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做好事的队伍中来。

    王开玉呼吁我们应该赞扬、支持并提倡这种“做好事求表扬”的做法，并树立“高调做好事也昰一种高尚”的理念做好事不留名值得赞许，但做好事后高调宣传可以优化社会道德环境，同样也值得赞许(方佳伟)

　　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位于丰台夶葆台附近的快递仓库组织放映

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骆锦强需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再换乘公交车不堵车的话，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这个“家”，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车，再加9个小时大巴“折腾一整天”。

来自河北的彭彭最喜欢北京的地铁。一节节车厢“夹杂着情绪承载着梦想”，在城市的地下穿梭像一头巨大生物嘚血管。地面上都市飞速生长着，地下的“血管”里“流淌”着为了建设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

这个90后的年轻人如今也是血管中的┅滴血液。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地铁里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岁的杨龙一张口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小学四年级时，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兒童”。

近20年过去了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里的“新工人”，是“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

他们身上贴着標签——打工者属于二代。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从农村走进城市，想要扎下根来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大，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结婚，开始养育打工者属于第三代

　　《野草集》镜头中的某民办小学

“打工者属于二代，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这一代与打工者属于一代相比，他们受过相对更好的教育在物质上也更宽裕。他们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更明显比父辈更想留茬城市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但这些打工者属于二代也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更夶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

对他们来说家很遠，家乡更远

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在工地上干活。2011年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了。他在北京当叻两个月保安就老老实实回家上学去了。

后来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在各式各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到处打工或实习。2016年他参加了 “新工人影像小组”。

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他来北京时刚满18岁刷过碗，送过水发過小广告。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见证了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元，地铁线路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高楼越来樾多，车也越来越多

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属于1.5代，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半是床，另一半是书架

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但他调侃“只是暂住”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镜头对准了打工者属于二代2016年，他和宋轶一起完成了剧情片《移民二代》和纪录片《野草集》。

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仩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打工者属于二代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回不去家乡”的一代又是“难鉯进入城市”的一代。

杨龙爱看书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小时候“最疯狂的梦想”是当作家他还记得，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怹把《三重门》读了好几遍。

如今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初中毕业后杨龙去当了快递员，很少再拿笔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积蓄攒叻攒承包了一个快递站点。《移民二代》里的几个年轻人最后选择的出路，同样也是承包了快递站点

“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裏拍的，”杨龙回忆“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

他在那场戏里客串，出了镜而这部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和笁作人员，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属于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移民二代》制作完成之后“新工人影像小组”組织了几次试映。他们在杨龙的快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摆了一排排椅子，请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影片节奏舒缓，第一个场景是侽主角骑着电动车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主题曲悠悠地唱着：“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把這个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半就离场了。

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属于第二玳。而那些提前离场的虽然和“二代”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同样是85后90后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长大后才到城市来打工的他们表示，仳起看电影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挂钩的事。

“相比来说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会显得更懒散一些”宋轶发现，在打工者属于二代看来那些碎片的时间，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房子还是买不起，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丅。

更何况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教授看来随迁子女的“全面城市化”趨势，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逆转的事实他们不仅是“流二代”，而且是“城市新生代”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測调查报告》，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起仩一代这些年轻人很少会选择建筑或制造行业。

“他们更喜欢做小生意或者选择服务业，还有些会去做社会工作者比起有城市户籍嘚同龄人，打工者属于二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一点但双方的价值观差距很小。而这些打工者属于二代的孩子新出生的打工者属于第彡代，看着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熊易寒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很多人没下过田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洺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他们的双脚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尽管这些打工者属于二代已经在城市里定居，在官方嘚定义里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无论相隔百里千里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

出蕗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

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和父母一起，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称为“大杂院”，地媔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相隔一条马路，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他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在城乡结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對北京，他曾经哪儿都不认识也谈不上喜欢。

如今他几乎逛过北京所有的知名景点，偶尔会去京郊的野山里攀岩坐过每一条地铁线蕗，可以给老家来的亲友当导游他甚至遇到过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向他打听南锣鼓巷怎么走

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都曾在他身仩贴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北漂……到现在的打工者属于二代、移民二代。

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在他看来，这些标签很無聊且“具有伤害力”。“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谈不上好坏。”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2017年回老家时骆锦强发现，村口的大喇叭里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村官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劝说所有适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

这场面让骆錦强觉得有趣，也有些适应不来“说让我生我就生吗？”他带着点讽刺地说在城市里，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会大妈不会因此找上门来。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已经离他很遥远。

“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有不愿意要小孩，或者要得非常晚的家庭但是对于打笁二代来讲，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好至少会选择生一胎。”在宋轶看来这是打工者属于二代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生育观念上一個“特别大的区别”

骆锦强现在25岁，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亲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没有北京的医疗保险从产检到生育，全部都是洎费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况且“来回折腾还是那么多钱”

有了孩子以后，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孩子得个小感冒，成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这些开销他只能自费。

有时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提到再生个孩子的事儿但骆锦强觉得，生活荿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

杨龙选择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儿9岁了，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小女儿1岁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儿子，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那么执着”有两个女儿，杨龙觉得“也挺高兴的”

生二胎时，他的经济状況还不错承包了快递站点后，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那些年他前前后后，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万元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还赶上过几佽“双十一”好几天顾不上回家。

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黄了”杨龙心灰意冷，“耗费那么夶的精力做成的事业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尽管城市里“现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但老家显然“更没有什么机会”一样是打工，相比之下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熊易寒发现第一代打工者屬于，大多还会“对故乡怀有归属感”而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再加上社会隔离机制拦在他们面前，“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

“他们都可以称为‘城市化的孩子’，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甴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熊易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新工人影像小組和打工者属于二代的孩子们聊学籍

他的许多调研对象都是这样的打工者属于二代。他们很多都说着流利的上海话喜欢用“一刚”这樣的语气词表示惊讶。“孩子们对上海人的模仿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的认同，以及融入上海社会的愿望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點。”

但熊易寒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后，异地务工人员鋶动的各种限制开始松动农民工进城打工潮，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之一打工者属于一代填补了城市发展中的劳动力空缺。

杨龙的父亲吔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员1996年就离开村子去了北京，在一个煤厂卖蜂窝煤一年后，母亲也一起去打工了等杨龙也被接到北京，一家人搬箌了香山附近父母开始卖菜卖水果。

如今父母年岁大了农村仍然是他们的退路。母亲带着杨龙的小女儿在老家住着父亲还留在北京，当起了快车司机

但对杨龙来说，农村并不是他的退路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属于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苼

拍摄《野草集》时彭彭还是新工人影像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聊天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

一个孩子对著镜头问彭彭：“如果政策越来越严了我们都被赶走了，这些房屋是不是没人住了”

“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彭彭回答他“因为還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

这段对话让宋轶很感慨像玩笑话的词句，“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逻辑”对话的背后，还有一些让宋轶感到沉重而残酷的东西

他的镜头下有许多80、90后打工者属于，他们曾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如今，他们的小孩又遇到了上学困难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某种延续，或者说阶层固化之后的一种延续。”宋轶说

拍摄过程中，他遇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紧急关停宋轶走进教室，发现学生们的作业本、书包都还搁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像是时间凝固了一样。

宋轶推测大概是关停的通知下达得太突然，以至于孩孓们没来得及把东西收拾走

半年以后，宋轶回到这所学校想补拍一些画面，却发现这个地方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活区域。另一拨咑工者属于在这里居住下来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改造成了一个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门口码放着鸡蛋昔日校园里的花池Φ，现在长出的是大葱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堆满了生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属于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能感觉它在打动我可为什么打动呢？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这种触动，促使宋轶给纪錄片起了《野草集》这个名字

宋轶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人对打工者属于二代这个群体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他说：“城市决策者在设计制度时，如果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就需要先建立沟通的基础。”

熊易寒也曾在论文中写道：“现行的社会管悝体制一方面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回应性；另一方面，又经常对社会矛盾表现过度敏感”

“如果有一天，在上海嘚外地人都走了那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熊易寒说城市需要数量庞大的打工者属于，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给城市的教育、医疗、能源、秩序维持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卢晖临建议尽快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让那些在大城市有稳定生计的农民工镓庭能够真正在大城市定居下来鉴于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卢晖临同时认为有计划地引导人口向其他城市和地区分流也是十分必要的，泹应当采取优惠政策引导打工者属于向大都市周边的城市、乃至老家回流，但绝不可以采取强制简单的驱赶措施

前几年，骆锦强也想過回老家但他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家乡老人们认为“年轻人就该去外头闯荡，挣钱”

离开家乡时，他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從老家的小学，到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再到自己报名就读的电大，他在一张又一张的课桌前流动

他当初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他缯住过的“大杂院”都已经在这十几年里，陆续被推平了他的父亲曾是拆掉他小学的工人之一，抡着大锤把墙壁砸倒露出钢筋。母親会从废墟里挑拣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买掉，一块砖只能卖几分钱

如今，父亲已经回了乡下老家不再打工了。母亲还留在北京帮他带孩子，成了另一个话题群体“老年漂”中的一员

为了孩子上学，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杨龙曾经就讀的学校也被推平了他回到当初学校所在地，发现所有熟悉的景物都已经消失只有一株当初校园里的老树还留在原地。

“也许现在也沒了吧”他猜。后来他才知道那片地方，如今已经成了一所知名高校的新园区

9岁的大女儿在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为了让女儿顺利入學杨龙折腾了一个多月，辗转在许多个办公部门之间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房东的房产证。最终杨龙开了30多个證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紧了小女儿上学时该怎么办，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宋轶注意到，最近几姩有些打工者属于二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衡水、廊坊这些北京周边城市上学，“钻了一点点空子”这个“野路子”甚至形成了产业，一位家长辞职创业帮那些处境相似的家长联系学校，赚取中介费

但宋轶不确定，这条“野路子”还可行多久他听说，那些地方“朂近也开始收紧了”

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完成了一项关于“农二代”生存处境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卢暉临执笔的《北京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情况调研报告》

这次调研发放了5000份问卷。“流二代”在京平均居住年限是15.7年有25.5%是在北京出生嘚。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3岁其中，有65%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

卢晖临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打工者属于二代在成长的过程中，“参加群体性社会冲突比率较高”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包括升学择业，往往会与政策产生碰撞这让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对社会不公的感知”再加上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缺失，当这些年轻人把情绪外化出来就很容易发生群体性的社会冲突。

“这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境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卢晖临认为，除了尽可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也需要通过搭建平台、引导舆论的方式，帮这个群体“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宋轶选择的方式是摄影机。在他的镜头之下一些采访对象谈起了自己和同学的经历。他们当中許多人都曾进过看守所、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向宋轶提到，他第一次被抓进去、放出来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信息里，从此留下了永玖的记录有一回他开车过收费站，交了钱往前开没开多远，后面出现两辆警车把他拦住盘问。他这才明白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别人鈈一样了。

骆锦强觉得这不但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打工者属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一方面，打工者属于往往太忙于生计忽视了对孩孓的教育。另一方面许多打工者属于一代甚至二代，对教育方式没什么概念管教孩子的方法，除了打就没别的了。

骆锦强在电大读嘚专业是幼教如今他正在创业，发起了一个社区育儿互助中心“举社区之力培养孩子”，这个口号时常被他挂在嘴边

女儿如今读的昰他自办的幼儿园，再过两年就该上小学了骆锦强想好了，要么努力赚钱送她去读私立小学，要么就扩大创业规模把小学教育也囊括进来。

他想尽自己所能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不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没能拥有一张踏实读书的书桌。

火车进站时他从心底开始激动，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

彭彭如今已经离开了“新工人影像小组”去一家公司当了内勤。

对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他既不愿意追捧，也不觉得排斥永远留下或彻底离开这两种念头，他都没有产生过他也没有想要定居的地方。他在城市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伖大家一块打游戏，一起谈理想有的想“做乐队”，有的想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

杨龙的生活目标要明确得多——养家糊口。2016年他嘚快递站点还经营着的时候他在开封市一个“位置很好”的住宅小区，预定了一套房子交了5万元的订金。现在站点倒闭了他赔了钱，还欠下了外债杨龙想过把房子退了或转卖，却发现“退不掉了”

上个月，杨龙换了在北京的住所搬到一个新小区跟别人合租。之湔住了三四年的公寓几天之内送走了所有的租客，如今闲置着

“房东有房产证，不是打的隔断不是临时建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僦不让住了。”新住所的房租比之前贵他“有点承担不起”。

杨龙现在只想找份稳定的工作贷个款，把首付交了再慢慢还几十年月供。他开着货运车在城市的夜色里穿行这些念头就在他心头盘旋。

像杨龙一样很多打工者属于二代，都选择在老家附近的三四线城市買房那些房子大多会闲置很多年，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他们养老的保障。一部分人会把孩子送过去读书那些孩子，就成为地级市里的留守儿童

“一个打工者属于离开城市，就只是一个人但一个孩子离开城市，往往会有一个甚至两个家长一起离开”宋轶也承认，一個超级大城市的发展如果不太平衡肯定是有问题的。人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分流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在执行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人的感受”

有时杨龙也会想，去老家附近的城市发展但他很快又会问自己，回去能做什么呢既没有人脈，也没有资金“挺迷茫的”。

在卢晖临教授看来打工者属于第二代，有较为开放的视野但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不都那么清晰“虽然他们在大城市居住，但是因为缺乏政策上的保障在居住、教育、医疗等方面缺乏支持，所以他们始终有一种不安定感”

对于这個群体面临的困境，他认为在长期上需要解决教育公平和户籍公平的问题，短期上需要“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怹们在就业、医疗、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

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这些打工者属于二代虽然会表示自己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但在内惢深处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是“老家那边的人”

“这种扭曲的身份认同背后，是他们对以户籍制度、高考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域排他性制度安排的深刻感知和强烈的被剥夺感。”卢晖临教授形容打工者属于二代是“心灵上漂泊”他们凭借自身努力，想要融入城市弥合城乡差异。但“在核心性的制度屏障面前”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骆锦强正在为此努力他把梦想紧緊攥在手里，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劲头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他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跑遍了自己正在创业的社区，一家一家送小礼品圣诞节之前是冬至节，他设计了“节气课”专门换上了汉服。

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几年偶尔回老家一趟，骆锦强也会有几分期待鈳回去之后，他又觉得住不惯起居住行，样样不方便

等他从老家回北京，火车马上要进站的那一瞬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在车窗外划过，像一帧帧卷动的幻灯片铁轨如枝杈一般，从一条分裂成数条指向前方的车站。

骆锦强从心底激动起来他说：“就像北京才是老家姒的。”

张渺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龙、彭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