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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从,归去来兮辞到归田园居,陶渊明对于归隐田园理想的追求现实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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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情操，表达了他洁身自好，表现了作者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田园是与浊流纵横的官场相对立的理想洞天，寻常的农家景象无不是现出迷人的诗情书意，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归园田居》一共5首诗歌描写了诗人重归田园时的新鲜感受和由衷喜悦、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也巧妙地在其间融入自己的生活理想，也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诗人在用白描的手法描绘田园风光的同时写出了作者从仕途到回归田园生活的内心写照。在诗人的笔下。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并怡然自得的心情《归去来兮辞》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抒情小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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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陶渊明说
09-01-23 &匿名提问
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山名宗渡 撰 陶渊明，字元亮，于晋时名渊明，入宋后名潜。一直被看作一个逸士而见诸《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作为东晋末最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所留下的诗文如《桃花源记》、《饮酒》、《杂诗》也素来为人们所传唱。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名句处处可见其隐者闲适之意。然而从正史其本传中很难看出他这些思想究竟是由何而来，毕竟唐《晋书》、《南史》皆成书于沈约《宋书》之后，主要以《宋书》的《陶潜传》为参考，而《宋书》作者沈约为陶潜后数十年人，为人善文，对当时的文章大家颜延之一直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文采如斯且又与颜延之交好，以此思之，沈约作《陶潜传》，不免也会略带点崇拜的感情色彩，事实上《宋书·陶潜传》中对陶诗文的整篇载录也证明了这点，其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命子诗》占了《陶潜传》的大头，而陶潜本人的具体事迹相较之下就单薄了许多。 渊明的曾祖即东晋名将陶侃，按一般的说法，陶侃以前的陶家一直是寒门，所以陶侃仕途上起步艰难，从小吏做起。然而，细观《晋书·陶侃传》有：“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结合三国时在东吴最为普遍的部曲制来看，陶丹做到了扬武将军，其家在东吴也算是有一定根基的，不过自然远比不上吴郡陆氏等巨族。吴亡之后的晋统治下，原来东吴诸家族的地位降低了不少，以致连陆机、陆云这样的大族之家都要入洛揽誉，相比之下差了很多的陶家对于揽誉的机会也是有缝就钻，所以陶侃未显达之前借人揽誉的记载有不少[1]，从而给人以陶氏过于孤寒的映像。而在司马睿建东晋的初期，诸多江东士族咸去归附，陶侃之侄陶臻亦在其中，“帝见之〈陶臻〉，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此时的陶家，俨然是以一个地方豪族的姿态出现。而后陶侃进一步显达，成为平定王敦之乱的中兴功臣，去世时达到了“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而后的陶侃与温峤、王导、谢安、谢玄五家功臣宗祀由晋至宋皆为当朝者所尊。由此陶侃以后的陶家一直都被看作名族了。 陶侃临终时的陶家，已是颇为宏大，“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同时陶侃兄子陶臻作为元帝的首从功臣也得封侯。然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虽为陶侃之子，也曾任过武昌太守，其名却不在九子之中，显然不是陶侃诸子中的显达者。而陶侃的长沙郡公爵位与巨万家财，也是先后被陶瞻与陶夏一系所继承[2]。陶茂一系，只不过是庶流，所继承的只是陶这个姓与家族的一些影响罢了。陶氏嫡流多居于封国长沙或是建康，而陶茂任武昌太守，与陶氏老家寻阳甚近（案《宋书·州郡志》晋武帝时以寻阳属武昌郡，后单立寻阳郡，然而在东晋寻阳郡与武昌郡同属江州），陶茂之后，他这支迁回了寻阳柴桑老家,与长沙郡公一系没了什么往来。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其父陶逸早逝，陶渊明这支就更见破落了。而另一方面，陶渊明大致在其青少年时期受到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于《晋书·桓温传》末有小传，而陶渊明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详叙其事迹，《晋书》所载也是由此得来。孟嘉字万年，为吴司空孟宗之后，由此与陶侃一族也算是有点渊源，故得娶陶侃第十女为妻，其所生第四女，即为陶渊明之母。时值虞亮、桓温先后主持荆州、江州，同时也是东晋清谈最盛的时期，《世说新语》里的言行大多发生于此期间，孟嘉早年便有美誉，后先有仕于虞亮、桓温之下，得以与当时众多名人交游，其潇洒个性与文采风流为时人所赞，一时也号称中州名士，在亲父早逝后，陶渊明自然受到了这位个性鲜明的外祖父颇多的影响。 案《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可知孟嘉卒于桓温长史任上，年五十一，而《晋书》则曰五十三不可信。桓温卒于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故孟嘉去逝当在此前后，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于其时尚不到十岁，不难推测受孟嘉亲自教导的机会不多，孟嘉的事迹应是其母及诸亲戚所叙，然而足以使陶渊明对这一外祖父倍极崇拜，其所作《孟府君传》也是详叙点滴事迹，极尽褒扬。而观陶渊明之后的为人与爱好，显然是有点模仿这个名士外祖父，《孟府君传》：“（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文辞超卓”乃是孟嘉的真实写照，而这些又在后来的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孟嘉终其一生也只是仕至小小的长史，未能留下万贯家财，最多也只是传给陶渊明一些书和琴之类的风雅之物，而陶家随着孟的去世在生活上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有：“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上陶渊明处于满足的状态，“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废寝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复欢然有喜。”《饮酒》：“少人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大概是他少年读书时的情况。 然而他在《杂诗》里也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家境的困顿与青年的热血，综合在一起足以使人产生做一番大事业的报负。而施展报负，只能走仕宦这条路。陶渊明于二十九岁才得到第一个官职，江州祭酒，起步不可谓不晚了，这其中的原因颇费思量：江州刺史一职在淝水之战前的数十年中一直是为桓温桓冲一系所垄断，与荆州一起构成桓氏统治长江中游的基础。以谢安为中心的建康集权派也一度试图从桓氏手中夺回江州而未果[3]，然而淝水之战后这个局面即被打破了：桓氏最后的支柱桓冲于淝水战后次年（公元384）逝世，遗留下荆、江、豫三州实缺，谢安经过思量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事在《晋书·谢安传》。荆州作为桓氏大本营是没法动的，同时又将最勇猛难制的桓石虔置于三州中地位最弱的豫州，而仅次于荆州的江州则做了一番手脚——表面上看桓伊也姓桓，但跟桓温一族却有不小的区别，两家虽同出自谯国，但桓温一支出自龙亢，而桓伊一支出自铚县，桓温一族盘踞于荆州南郡，而桓伊一族长期活动在荆北及豫州。虽桓伊在淝水前后隶属桓冲，事实上却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又与谢氏一族交好[4]。谢安以之镇江州，是从桓温一族手中夺回江州的第一步。而陶渊明作为桓氏故吏孟嘉之孙自然被看作是桓氏一系，这一年18岁左右，却因桓冲之死错过了最佳仕官机会。桓伊镇江州累年（这个累年，应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年少不足以称“累”，多于十年则按例有确数），由于是纯武将制镇，所以陶在此期间入仕是比较困难的。桓伊后卒于任上，而后的江州刺史，应该是王凝之[5]，也就是在王凝之任上，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 王凝之是王羲子之子，同时娶史上有名的谢氏才女道韫为妻，他继桓伊出任江州刺史无疑已表明以谢安为首的建康政权已正式掌握了长期为上游军阀所领有的江州。王凝之的为人，令谢道韫失望，远及不上谢安、谢玄、谢石优秀，然而也不是什么猥琐之人，而足称得上老实敦厚，同时也善书法文学。他上任后开始笼络江州的名士与豪族，陶渊明此时为乡里所贵，当然也受到州里瞩目，另一方面，陶当时在生活上已处于“亲老家贫”的窘境，不得不在仕途上寻觅机会。由此一拍即合，经过一番推举题携，陶渊明便入仕为州祭酒一职。然而陶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辛辛苦苦谋到了官，却马上又辞掉了，其中颇存疑问。案《宋书·百官志》[6]：“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晋时各州属职尽不相同，而在江州祭酒一职最见其重，同时所管杂且烦，王凝之以陶渊明为祭酒，足见对陶的重用，而陶渊明终因祭酒职事烦杂而“不堪吏职”自己跑掉了，王凝之体会到了陶的心意，再次起招他出任职事相对轻松的主簿，大概陶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不就”而在家“躬耕自资”。至此，陶渊明早年的仕官生涯告一段落。 陶渊明的陶氏出身、与外祖孟嘉的背景，使得陶渊明的出身的定位有点不尴不尬，有着辉煌的先祖陶侃，但先祖的荣光恰恰照不到他这一代的身上；外祖孟嘉曾一度接近最高实力中心桓氏，但正当陶渊明进入仕宦之年时，桓氏却因桓冲之死在江州势力的衰退到极点，从而打乱了陶原本的仕宦路线，每每在距人生的高峰就差那一步的时候，突然被打落低谷，这样的打击难免会使陶渊明因不甘而逐渐失去平常心。另一方面，东晋风流的辉煌时代，随着桓温、谢安等中心人物的逝去而渐渐落下帏幕，在失去决定性人物的之后，建康政权与桓氏荆州势力这东晋政治的双头短暂平衡被打破，两边开始倾扎、拉锯、走向激突，在这时代走向黑暗之际，士人们的命运也更加波澜起伏，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在他身上产生的不甘落漠的基调，掺杂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又搅动出多彩的浪花，伴随着桓玄的冒险，刘裕的寒门帝王之路，陶渊明又将再一次经历走向高峰的冒险、跌落低谷的惊恐、荣华身世风流时代逝去的不甘这一过程，而由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略窥陶渊明诗作中流露出的那种隐逸情绪之根源，敬请期待下篇：《陶渊明的政治冒险之路》。 [1]《晋书·陶侃传》：“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2] 《晋书·陶侃传》：“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3]《晋书·桓冲传》：“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江州刺史）。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4]桓伊善吹笛，在王国宝与司马道子构陷谢安期间，“帝召伊饮宴，（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事见《晋书·桓伊传》由此可见桓伊与谢安之相得。[5]案《晋书·王凝之传》：“（王凝之）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于隆安三年（399）在会稽内史任上死于孙恩卢循起义，则他任江州刺史当在桓伊之后，公元399年之前，陶渊明于公元394年入仕，正是其时。[6]《宋书·百官志》记叙魏晋官制最详，因为宋本身的官制与魏晋变动不大，同时时代相近，而后来唐修《晋书》的《百官志》也是多从《宋书》转录，资料没有超出宋书所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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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山名宗渡 撰 陶渊明，字元亮，于晋时名渊明，入宋后名潜。一直被看作一个逸士而见诸《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作为东晋末最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所留下的诗文如《桃花源记》、《饮酒》、《杂诗》也素来为人们所传唱。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名句处处可见其隐者闲适之意。然而从正史其本传中很难看出他这些思想究竟是由何而来，毕竟唐《晋书》、《南史》皆成书于沈约《宋书》之后，主要以《宋书》的《陶潜传》为参考，而《宋书》作者沈约为陶潜后数十年人，为人善文，对当时的文章大家颜延之一直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文采如斯且又与颜延之交好，以此思之，沈约作《陶潜传》，不免也会略带点崇拜的感情色彩，事实上《宋书·陶潜传》中对陶诗文的整篇载录也证明了这点，其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命子诗》占了《陶潜传》的大头，而陶潜本人的具体事迹相较之下就单薄了许多。 渊明的曾祖即东晋名将陶侃，按一般的说法，陶侃以前的陶家一直是寒门，所以陶侃仕途上起步艰难，从小吏做起。然而，细观《晋书·陶侃传》有：“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结合三国时在东吴最为普遍的部曲制来看，陶丹做到了扬武将军，其家在东吴也算是有一定根基的，不过自然远比不上吴郡陆氏等巨族。吴亡之后的晋统治下，原来东吴诸家族的地位降低了不少，以致连陆机、陆云这样的大族之家都要入洛揽誉，相比之下差了很多的陶家对于揽誉的机会也是有缝就钻，所以陶侃未显达之前借人揽誉的记载有不少[1]，从而给人以陶氏过于孤寒的映像。而在司马睿建东晋的初期，诸多江东士族咸去归附，陶侃之侄陶臻亦在其中，“帝见之〈陶臻〉，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此时的陶家，俨然是以一个地方豪族的姿态出现。而后陶侃进一步显达，成为平定王敦之乱的中兴功臣，去世时达到了“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而后的陶侃与温峤、王导、谢安、谢玄五家功臣宗祀由晋至宋皆为当朝者所尊。由此陶侃以后的陶家一直都被看作名族了。 陶侃临终时的陶家，已是颇为宏大，“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同时陶侃兄子陶臻作为元帝的首从功臣也得封侯。然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虽为陶侃之子，也曾任过武昌太守，其名却不在九子之中，显然不是陶侃诸子中的显达者。而陶侃的长沙郡公爵位与巨万家财，也是先后被陶瞻与陶夏一系所继承[2]。陶茂一系，只不过是庶流，所继承的只是陶这个姓与家族的一些影响罢了。陶氏嫡流多居于封国长沙或是建康，而陶茂任武昌太守，与陶氏老家寻阳甚近（案《宋书·州郡志》晋武帝时以寻阳属武昌郡，后单立寻阳郡，然而在东晋寻阳郡与武昌郡同属江州），陶茂之后，他这支迁回了寻阳柴桑老家,与长沙郡公一系没了什么往来。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其父陶逸早逝，陶渊明这支就更见破落了。而另一方面，陶渊明大致在其青少年时期受到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于《晋书·桓温传》末有小传，而陶渊明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详叙其事迹，《晋书》所载也是由此得来。孟嘉字万年，为吴司空孟宗之后，由此与陶侃一族也算是有点渊源，故得娶陶侃第十女为妻，其所生第四女，即为陶渊明之母。时值虞亮、桓温先后主持荆州、江州，同时也是东晋清谈最盛的时期，《世说新语》里的言行大多发生于此期间，孟嘉早年便有美誉，后先有仕于虞亮、桓温之下，得以与当时众多名人交游，其潇洒个性与文采风流为时人所赞，一时也号称中州名士，在亲父早逝后，陶渊明自然受到了这位个性鲜明的外祖父颇多的影响。 案《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可知孟嘉卒于桓温长史任上，年五十一，而《晋书》则曰五十三不可信。桓温卒于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故孟嘉去逝当在此前后，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于其时尚不到十岁，不难推测受孟嘉亲自教导的机会不多，孟嘉的事迹应是其母及诸亲戚所叙，然而足以使陶渊明对这一外祖父倍极崇拜，其所作《孟府君传》也是详叙点滴事迹，极尽褒扬。而观陶渊明之后的为人与爱好，显然是有点模仿这个名士外祖父，《孟府君传》：“（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文辞超卓”乃是孟嘉的真实写照，而这些又在后来的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孟嘉终其一生也只是仕至小小的长史，未能留下万贯家财，最多也只是传给陶渊明一些书和琴之类的风雅之物，而陶家随着孟的去世在生活上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有：“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上陶渊明处于满足的状态，“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废寝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复欢然有喜。”《饮酒》：“少人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大概是他少年读书时的情况。 然而他在《杂诗》里也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家境的困顿与青年的热血，综合在一起足以使人产生做一番大事业的报负。而施展报负，只能走仕宦这条路。陶渊明于二十九岁才得到第一个官职，江州祭酒，起步不可谓不晚了，这其中的原因颇费思量：江州刺史一职在淝水之战前的数十年中一直是为桓温桓冲一系所垄断，与荆州一起构成桓氏统治长江中游的基础。以谢安为中心的建康集权派也一度试图从桓氏手中夺回江州而未果[3]，然而淝水之战后这个局面即被打破了：桓氏最后的支柱桓冲于淝水战后次年（公元384）逝世，遗留下荆、江、豫三州实缺，谢安经过思量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事在《晋书·谢安传》。荆州作为桓氏大本营是没法动的，同时又将最勇猛难制的桓石虔置于三州中地位最弱的豫州，而仅次于荆州的江州则做了一番手脚——表面上看桓伊也姓桓，但跟桓温一族却有不小的区别，两家虽同出自谯国，但桓温一支出自龙亢，而桓伊一支出自铚县，桓温一族盘踞于荆州南郡，而桓伊一族长期活动在荆北及豫州。虽桓伊在淝水前后隶属桓冲，事实上却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又与谢氏一族交好[4]。谢安以之镇江州，是从桓温一族手中夺回江州的第一步。而陶渊明作为桓氏故吏孟嘉之孙自然被看作是桓氏一系，这一年18岁左右，却因桓冲之死错过了最佳仕官机会。桓伊镇江州累年（这个累年，应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年少不足以称“累”，多于十年则按例有确数），由于是纯武将制镇，所以陶在此期间入仕是比较困难的。桓伊后卒于任上，而后的江州刺史，应该是王凝之[5]，也就是在王凝之任上，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 王凝之是王羲子之子，同时娶史上有名的谢氏才女道韫为妻，他继桓伊出任江州刺史无疑已表明以谢安为首的建康政权已正式掌握了长期为上游军阀所领有的江州。王凝之的为人，令谢道韫失望，远及不上谢安、谢玄、谢石优秀，然而也不是什么猥琐之人，而足称得上老实敦厚，同时也善书法文学。他上任后开始笼络江州的名士与豪族，陶渊明此时为乡里所贵，当然也受到州里瞩目，另一方面，陶当时在生活上已处于“亲老家贫”的窘境，不得不在仕途上寻觅机会。由此一拍即合，经过一番推举题携，陶渊明便入仕为州祭酒一职。然而陶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辛辛苦苦谋到了官，却马上又辞掉了，其中颇存疑问。案《宋书·百官志》[6]：“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晋时各州属职尽不相同，而在江州祭酒一职最见其重，同时所管杂且烦，王凝之以陶渊明为祭酒，足见对陶的重用，而陶渊明终因祭酒职事烦杂而“不堪吏职”自己跑掉了，王凝之体会到了陶的心意，再次起招他出任职事相对轻松的主簿，大概陶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不就”而在家“躬耕自资”。至此，陶渊明早年的仕官生涯告一段落。 陶渊明的陶氏出身、与外祖孟嘉的背景，使得陶渊明的出身的定位有点不尴不尬，有着辉煌的先祖陶侃，但先祖的荣光恰恰照不到他这一代的身上；外祖孟嘉曾一度接近最高实力中心桓氏，但正当陶渊明进入仕宦之年时，桓氏却因桓冲之死在江州势力的衰退到极点，从而打乱了陶原本的仕宦路线，每每在距人生的高峰就差那一步的时候，突然被打落低谷，这样的打击难免会使陶渊明因不甘而逐渐失去平常心。另一方面，东晋风流的辉煌时代，随着桓温、谢安等中心人物的逝去而渐渐落下帏幕，在失去决定性人物的之后，建康政权与桓氏荆州势力这东晋政治的双头短暂平衡被打破，两边开始倾扎、拉锯、走向激突，在这时代走向黑暗之际，士人们的命运也更加波澜起伏，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在他身上产生的不甘落漠的基调，掺杂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又搅动出多彩的浪花，伴随着桓玄的冒险，刘裕的寒门帝王之路，陶渊明又将再一次经历走向高峰的冒险、跌落低谷的惊恐、荣华身世风流时代逝去的不甘这一过程，而由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略窥陶渊明诗作中流露出的那种隐逸情绪之根源，敬请期待下篇：《陶渊明的政治冒险之路》。 [1]《晋书·陶侃传》：“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2] 《晋书·陶侃传》：“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3]《晋书·桓冲传》：“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江州刺史）。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4]桓伊善吹笛，在王国宝与司马道子构陷谢安期间，“帝召伊饮宴，（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事见《晋书·桓伊传》由此可见桓伊与谢安之相得。[5]案《晋书·王凝之传》：“（王凝之）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于隆安三年（399）在会稽内史任上死于孙恩卢循起义，则他任江州刺史当在桓伊之后，公元399年之前，陶渊明于公元394年入仕，正是其时。[6]《宋书·百官志》记叙魏晋官制最详，因为宋本身的官制与魏晋变动不大，同时时代相近，而后来唐修《晋书》的《百官志》也是多从《宋书》转录，资料没有超出宋书所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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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山名宗渡 撰 陶渊明，字元亮，于晋时名渊明，入宋后名潜。一直被看作一个逸士而见诸《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作为东晋末最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所留下的诗文如《桃花源记》、《饮酒》、《杂诗》也素来为人们所传唱。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名句处处可见其隐者闲适之意。然而从正史其本传中很难看出他这些思想究竟是由何而来，毕竟唐《晋书》、《南史》皆成书于沈约《宋书》之后，主要以《宋书》的《陶潜传》为参考，而《宋书》作者沈约为陶潜后数十年人，为人善文，对当时的文章大家颜延之一直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文采如斯且又与颜延之交好，以此思之，沈约作《陶潜传》，不免也会略带点崇拜的感情色彩，事实上《宋书·陶潜传》中对陶诗文的整篇载录也证明了这点，其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命子诗》占了《陶潜传》的大头，而陶潜本人的具体事迹相较之下就单薄了许多。 渊明的曾祖即东晋名将陶侃，按一般的说法，陶侃以前的陶家一直是寒门，所以陶侃仕途上起步艰难，从小吏做起。然而，细观《晋书·陶侃传》有：“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结合三国时在东吴最为普遍的部曲制来看，陶丹做到了扬武将军，其家在东吴也算是有一定根基的，不过自然远比不上吴郡陆氏等巨族。吴亡之后的晋统治下，原来东吴诸家族的地位降低了不少，以致连陆机、陆云这样的大族之家都要入洛揽誉，相比之下差了很多的陶家对于揽誉的机会也是有缝就钻，所以陶侃未显达之前借人揽誉的记载有不少[1]，从而给人以陶氏过于孤寒的映像。而在司马睿建东晋的初期，诸多江东士族咸去归附，陶侃之侄陶臻亦在其中，“帝见之〈陶臻〉，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此时的陶家，俨然是以一个地方豪族的姿态出现。而后陶侃进一步显达，成为平定王敦之乱的中兴功臣，去世时达到了“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而后的陶侃与温峤、王导、谢安、谢玄五家功臣宗祀由晋至宋皆为当朝者所尊。由此陶侃以后的陶家一直都被看作名族了。 陶侃临终时的陶家，已是颇为宏大，“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同时陶侃兄子陶臻作为元帝的首从功臣也得封侯。然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虽为陶侃之子，也曾任过武昌太守，其名却不在九子之中，显然不是陶侃诸子中的显达者。而陶侃的长沙郡公爵位与巨万家财，也是先后被陶瞻与陶夏一系所继承[2]。陶茂一系，只不过是庶流，所继承的只是陶这个姓与家族的一些影响罢了。陶氏嫡流多居于封国长沙或是建康，而陶茂任武昌太守，与陶氏老家寻阳甚近（案《宋书·州郡志》晋武帝时以寻阳属武昌郡，后单立寻阳郡，然而在东晋寻阳郡与武昌郡同属江州），陶茂之后，他这支迁回了寻阳柴桑老家,与长沙郡公一系没了什么往来。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其父陶逸早逝，陶渊明这支就更见破落了。而另一方面，陶渊明大致在其青少年时期受到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于《晋书·桓温传》末有小传，而陶渊明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详叙其事迹，《晋书》所载也是由此得来。孟嘉字万年，为吴司空孟宗之后，由此与陶侃一族也算是有点渊源，故得娶陶侃第十女为妻，其所生第四女，即为陶渊明之母。时值虞亮、桓温先后主持荆州、江州，同时也是东晋清谈最盛的时期，《世说新语》里的言行大多发生于此期间，孟嘉早年便有美誉，后先有仕于虞亮、桓温之下，得以与当时众多名人交游，其潇洒个性与文采风流为时人所赞，一时也号称中州名士，在亲父早逝后，陶渊明自然受到了这位个性鲜明的外祖父颇多的影响。 案《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可知孟嘉卒于桓温长史任上，年五十一，而《晋书》则曰五十三不可信。桓温卒于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故孟嘉去逝当在此前后，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于其时尚不到十岁，不难推测受孟嘉亲自教导的机会不多，孟嘉的事迹应是其母及诸亲戚所叙，然而足以使陶渊明对这一外祖父倍极崇拜，其所作《孟府君传》也是详叙点滴事迹，极尽褒扬。而观陶渊明之后的为人与爱好，显然是有点模仿这个名士外祖父，《孟府君传》：“（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文辞超卓”乃是孟嘉的真实写照，而这些又在后来的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孟嘉终其一生也只是仕至小小的长史，未能留下万贯家财，最多也只是传给陶渊明一些书和琴之类的风雅之物，而陶家随着孟的去世在生活上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有：“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上陶渊明处于满足的状态，“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废寝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复欢然有喜。”《饮酒》：“少人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大概是他少年读书时的情况。 然而他在《杂诗》里也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家境的困顿与青年的热血，综合在一起足以使人产生做一番大事业的报负。而施展报负，只能走仕宦这条路。陶渊明于二十九岁才得到第一个官职，江州祭酒，起步不可谓不晚了，这其中的原因颇费思量：江州刺史一职在淝水之战前的数十年中一直是为桓温桓冲一系所垄断，与荆州一起构成桓氏统治长江中游的基础。以谢安为中心的建康集权派也一度试图从桓氏手中夺回江州而未果[3]，然而淝水之战后这个局面即被打破了：桓氏最后的支柱桓冲于淝水战后次年（公元384）逝世，遗留下荆、江、豫三州实缺，谢安经过思量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事在《晋书·谢安传》。荆州作为桓氏大本营是没法动的，同时又将最勇猛难制的桓石虔置于三州中地位最弱的豫州，而仅次于荆州的江州则做了一番手脚——表面上看桓伊也姓桓，但跟桓温一族却有不小的区别，两家虽同出自谯国，但桓温一支出自龙亢，而桓伊一支出自铚县，桓温一族盘踞于荆州南郡，而桓伊一族长期活动在荆北及豫州。虽桓伊在淝水前后隶属桓冲，事实上却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又与谢氏一族交好[4]。谢安以之镇江州，是从桓温一族手中夺回江州的第一步。而陶渊明作为桓氏故吏孟嘉之孙自然被看作是桓氏一系，这一年18岁左右，却因桓冲之死错过了最佳仕官机会。桓伊镇江州累年（这个累年，应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年少不足以称“累”，多于十年则按例有确数），由于是纯武将制镇，所以陶在此期间入仕是比较困难的。桓伊后卒于任上，而后的江州刺史，应该是王凝之[5]，也就是在王凝之任上，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 王凝之是王羲子之子，同时娶史上有名的谢氏才女道韫为妻，他继桓伊出任江州刺史无疑已表明以谢安为首的建康政权已正式掌握了长期为上游军阀所领有的江州。王凝之的为人，令谢道韫失望，远及不上谢安、谢玄、谢石优秀，然而也不是什么猥琐之人，而足称得上老实敦厚，同时也善书法文学。他上任后开始笼络江州的名士与豪族，陶渊明此时为乡里所贵，当然也受到州里瞩目，另一方面，陶当时在生活上已处于“亲老家贫”的窘境，不得不在仕途上寻觅机会。由此一拍即合，经过一番推举题携，陶渊明便入仕为州祭酒一职。然而陶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辛辛苦苦谋到了官，却马上又辞掉了，其中颇存疑问。案《宋书·百官志》[6]：“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晋时各州属职尽不相同，而在江州祭酒一职最见其重，同时所管杂且烦，王凝之以陶渊明为祭酒，足见对陶的重用，而陶渊明终因祭酒职事烦杂而“不堪吏职”自己跑掉了，王凝之体会到了陶的心意，再次起招他出任职事相对轻松的主簿，大概陶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不就”而在家“躬耕自资”。至此，陶渊明早年的仕官生涯告一段落。 陶渊明的陶氏出身、与外祖孟嘉的背景，使得陶渊明的出身的定位有点不尴不尬，有着辉煌的先祖陶侃，但先祖的荣光恰恰照不到他这一代的身上；外祖孟嘉曾一度接近最高实力中心桓氏，但正当陶渊明进入仕宦之年时，桓氏却因桓冲之死在江州势力的衰退到极点，从而打乱了陶原本的仕宦路线，每每在距人生的高峰就差那一步的时候，突然被打落低谷，这样的打击难免会使陶渊明因不甘而逐渐失去平常心。另一方面，东晋风流的辉煌时代，随着桓温、谢安等中心人物的逝去而渐渐落下帏幕，在失去决定性人物的之后，建康政权与桓氏荆州势力这东晋政治的双头短暂平衡被打破，两边开始倾扎、拉锯、走向激突，在这时代走向黑暗之际，士人们的命运也更加波澜起伏，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在他身上产生的不甘落漠的基调，掺杂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又搅动出多彩的浪花，伴随着桓玄的冒险，刘裕的寒门帝王之路，陶渊明又将再一次经历走向高峰的冒险、跌落低谷的惊恐、荣华身世风流时代逝去的不甘这一过程，而由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略窥陶渊明诗作中流露出的那种隐逸情绪之根源，敬请期待下篇：《陶渊明的政治冒险之路》。 [1]《晋书·陶侃传》：“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2] 《晋书·陶侃传》：“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3]《晋书·桓冲传》：“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江州刺史）。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4]桓伊善吹笛，在王国宝与司马道子构陷谢安期间，“帝召伊饮宴，（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事见《晋书·桓伊传》由此可见桓伊与谢安之相得。[5]案《晋书·王凝之传》：“（王凝之）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于隆安三年（399）在会稽内史任上死于孙恩卢循起义，则他任江州刺史当在桓伊之后，公元399年之前，陶渊明于公元394年入仕，正是其时。[6]《宋书·百官志》记叙魏晋官制最详，因为宋本身的官制与魏晋变动不大，同时时代相近，而后来唐修《晋书》的《百官志》也是多从《宋书》转录，资料没有超出宋书所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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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编辑本段]陶渊明的隐逸之宗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若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知道他 的生平、多读他的诗文，是必不可少的。 　　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的人让他去做官 ，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那样淡然，那样平和地看待。同年十二月，陶渊明在家中病逝，终年63岁。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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