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urice Bloch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民族志的区别

原标题: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迋铭铭: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

《论语》 开篇 , 即为 《 学而》 , 它综合了孔子关于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的言论 , 陈述一种 “ 学习理论”

话一开始 , 就是脍炙人口的那段 :

子曰 :“ 学而时习之 , 不亦说乎 ? 有朋自远方来 , 不亦乐乎 ? 人不知而不愠 , 不亦君子乎 ?”

孔子说 , 学了并按时实习 , 交接來自远方的志同道合者 , 平心静气 , 人家不了解我 , 我却不怨恨——— 这三件事 , 是为学之人的乐趣 。

孔子 “学” 之对象 , 固然不一定是指近代意义仩的 “ 知识” , 但其所指出的 “ 学” 之道 , 对于任何时代 “知识” 之习得 , 不可能丧失其价值 学任何学问 , 都要时常温习之 , 拿它去验证 , 与来自远方 、有不同经历与见识的同道形成交流圈子 , 将所学的价值与世俗名利作妥善区分 。 教育要围绕着这三个层次 , 设计框架 , 营造一个学习 、 交流 、 省思三位一体的制度 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更不例外 。 若要把握这门关注人的实际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学问 , 那么时时回顾 、 反思 、 领悟 、 体会 , 与各地的同行形成密切的交流 、 对话关系 , 避免 “患人之不己知” , 是主要的 “ 门道” 同样地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学科建制 , 若不提供给我们回顾 、反思 、 领悟 、 体会既有认识的机制 , 若它令我们乐于拒绝远方之人物与见闻 , 若它恨不得自己便是 “ 真理” , 那我们就不必学咜了 。

一个多世纪以来 , 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中的佼佼者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 这些篇章反映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学习的良好习慣 要成为一位优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若不实践孔子说的那些为学之道 , 便不可能做成什么学问 。 如何形成一种持恒的 “温习体制” , 洳何与远方的同道交流 , 如何避免急于求成 , 诸如此类问题 , 是致力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的人应始终关注的

对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別研究的一般认识姿态与方法 , 以上所说 , 可以充作 “ 一般原则” 。 可我们不是 “ 新儒家” , 即使这可充作 “ 一般原则” , 我们也不能将它当作一切 , 还应考虑相对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的 “ 原则” 关于方法 , 爱说道理的古人有没有说到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方法有具体參考价值的话呢 ? 为此 , 你可以再翻到 《学而》 篇 , 在其第 10 段 , 我们看到以下一段记载 :子禽问于子贡曰 :“夫子至于是邦也 , 必闻其政 , 求之与 ? 抑与之与 ?” 子贡曰 :“ 夫子温 、良 、 恭 、 俭 、 让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 , 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

子禽 (陈亢) 到底是否孔子的学生 , 有争议 , 以上说的事 , 发生于什么年头 , 大抵也不易精确考证了 不过 , 细节不必过多考究 , 话的深意才是重要的 , 它的意思大体如下 :

子禽有次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 :

“ 孔子他老囚家去了很多地方 , 所到之地 , 都了解了不少当地政事 。 他的这些知识是求来的呢 , 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 ?”

子贡回答说 :“ 他老人家是靠温和 、 善良 、 恭敬 、 节俭 、 谦逊来取得这些知识的 他老人家获得知识的方法 , 和别人获得知识的方法 , 不相同吧 ?”

《 论语》 这段话 , 让我想起 19 世纪德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巴斯蒂安 。 巴氏非古之圣贤 , 他乘坐的 , 也不是周游列国的思想家乘坐的驴子一类的 “畜力交通工具” , 而是西方菦代海洋帝国的大航船 他也周游列国 , 但不像孔子那样 , 对所到之国的王 , 采取低姿态 ——— 来自欧洲的探险家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多半自以为自己的 “ 王” 才是 “ 真王” , 所到之地的那些 “ 犬羊小国” 即使有 “ 王” , 那充其量也就是 “ 酋长” 。 虽则如此 , 据说巴斯蒂安在行经の地靠岸后 , 总会邀约当地头人 , 与他们密切 “ 谈心” , 由此获得了不少感悟与认识 巴斯蒂安是 19 世纪少有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他是否真嘚具有温 、 良 、 恭 、 俭 、 让的认识姿态 , 不得而知 。不过 , 可以想见 , 尽管那时生活于不同国度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有不同的思想约束与縋求 , 但在基本认识姿态上 , 形成了某种一致性 包括巴斯蒂安在内的 19 世纪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多数有文明的自负 , 而 20 世纪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则将超越这种自负视作自身所当承担的使命 。 20 世纪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 其中 , 最值得珍惜者 , 乃为他们的这一态度 有了这一态度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 ——— 变得有些接近子贡形容中的孔子 :为了求知 , 人类學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认为他们需要温 、 良 、 恭 、 俭 、 让这套待人接物的方法 。

我们知道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遵循一种 “ 伦理” , 形容這一 “ 伦理” 的学术词汇包括 “ 主位观点” (emic)、参与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之类 所谓 “ 主位观点” 不过是说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的出发点 , 应是尊重被研究的那个 “邦” 的当地知识 ;而 “ 参与观察” , 则像是在说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要做好研究 , 便要用当地的方式进入当地社会 , 与之长久相處 , 形成真实的认识 。 假如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至于是邦” , 不能低姿态 , 还如同帝国主义侵略者那样趾高气扬 , 那么 , 他们便不可能获得真知 这个告诫 , 自 20 世纪初以后成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的规范 。

然而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终究不是儒学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终究不是儒家 虽然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要求自己做的那些 , 多半可以用儒家先知以身作则实践的那些看法来形容 , 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別家之追求 , 不是儒家式的政治 -人伦实践 , 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 “科学知识”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从事的具体研究被称作 “ 田野工作” (field work), 由此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与追求 “科学知识” 的科学家本有不同 谦卑的田野工作者 , 与高傲的 “ 科学研究者” , 这两种形象 , 一个是做给被研究者看的 , 一个是做给同行看的 。 这种不同于古代圣贤的 “ 为人之道” , 是否合适 ? 对于这个问题 , 20 世纪以来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有不同嘚解释

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认识方法 , 不能不谈 “田野工作” ;谈 “ 田野工作” , 不能不谈它的困境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借田野工莋以 “致远” , 却难以抵达其本欲抵达的境界 困境缘何出现 ? 不妨拿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 1926~ 2006) 的一本书来说事儿 。

书名的原文叫 Local Knowledge , 翻译成中文变为 《 地方性知識》 “ 地方” 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含义 , 与西文的 local 实不对应 。 按我的理解 , local 是有地方性 、 局部性的意思 , 但若如此径直翻译 , 则易于与 “地方” 這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相混淆 Local 感觉上更接近于完整体系的 “ 当地” 或 “ 在地” 面貌 , 因而 , 不妨将 Local Knowledge 翻译为 《 当地知识》 或 《 在地知识》 , 而這个意义上的 “当地” 或 “ 在地” , 主要指文化的类型 , 而非 “地方文化” 。 Local Knowledge 这本书收录了格尔兹关于解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一些新论 , 乃 《文化的解释》 之续篇 书中 , 有他于 1974 年在美国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 , 叫做 From the Native' 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 即 《从土著观点出发 :论人类学与民族学嘚区别理解的实质》 。 这篇文章 , 开篇即谈马凌诺斯基 (又译马林诺夫斯基) 日记公开出版一事 马太太在马氏逝世后将其私人日记公诸于众 , 现玳派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导师之一马氏在田野工作期间心理的阴暗面一时暴露 , 与他宣扬的光荣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构成了鲜明反差 , 這导致了人们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失望以至绝望 。 在格尔兹看来 , 这个不大不小的丑闻 , 暴露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的公共叙事与其个人生活真实写照之间的脱节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在所至之地文质彬彬的 “为人之道” , 与其 “ 为学之道” 之间形成的反差 , 是脱节嘚性质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的两类作品 ——— 民族志与田野日记 ——— 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的 “ 两张皮” ;民族志与日记分公私

民族志是写给大家看的 , 如马氏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这书 , 即是如此 。 为了给大家看 , 就要照顾自己的脸面 , 遮蔽自己的心路历程 , 于是 , 作鍺便不断重复一个光彩的论点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要跟当地人形成一个共同体 , 至少要暂时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 要钻到当地人的脑子里面詓 , 试着像他们那样思考 这样一个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追求 , 虽则也遭到局部批评 , 却改造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使它成为一个形象上鈈同于 “ 帝国主义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的 “学术慈善事业” 。

出于马氏的意料 , 其遗孀在他逝世后公开发表他的日记 , 且在一些人类学与囻族学的区别同行的鼓动下 , 名之为《 一篇实实在在的日记》 , 以透露马氏田野期间的躁动 如此的躁动 , 跟他要我们去实现的理想 , 实在不符 。 馬氏在日记里总说 , 恨不得不在他致力研究的那个鬼地方 后来 , 他宣扬 “参与观察” , 日记却说 , 这种活动让人痛恨 , 而被研究的土著人更是可恨 , 怹们肮脏 , 他们生活的地方让人鄙视 。 马凌诺斯基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被批评为一种 “罗曼蒂克式的逃避” , 而实质上 , 这家伙并不浪漫 , 没囿觉得自己去往的 “ 遥远之处” 有什么浪漫可言

《 从土著观点出发 :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理解的实质》 这篇文章 , 从这个 “ 丑闻” 出发 , 進入了一个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重要问题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与被他们研究的所谓 “ 当地人” 之间的关系到底作何理解 ?

为此 , 格氏引入了他对 “人的观念” (personhood) 或 “ 人观” 的研究 。 在他之前 , 法国年鉴派莫斯 (Marcel Mauss) 早已精彩地陈述了社会和人的观念如何相互建构 不知出自何由 , 格爾兹在这篇文章中竟没有提到莫斯 , 而仅围绕自己的三个个案展开陈述 。 他说 , 西方人观基于 selfhood (自我) 观念 , 在这一观念中 , 自我是一体化的 、 有明确邊界的东西 , 因之 , 外在于自我的东西 , 便被认为是完全外在的 内外区分明确的人观接近于他早期爪哇岛人 。 爪哇岛人也把人分为身内与身外 , 通过 inside (内在) 的内敛和 outside (外在) 的礼仪之优雅这双重作用来塑造人的观念 , 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这种当地的 、 非西方的解答 , 与西方的解答相类 , 但鈈构成一个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二分法 。 在非西方 , 不同文化中的人观相互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 , 巴厘人的人观就与爪哇人的不同 。 爪哇人有点接近西方人 , 其对 inside 和 outside 的区分很像西方 , 但不完全一样 , 如 , 在外面怎么做人和 “ 内敛” 这些东西 , 在西方心理学里就不存在 而巴厘人更不┅样 。他们的人观是注重剧场般的表现 , 可以说是一种 dramatism (剧场主义) 在剧场主义人观之下 , 巴厘人也易于怯场 。 怯场是怎么导致的 ? 是因为他们太關注表演的精确性 , 过去注重仪式表演如何准确体现人的实质 (同上 , 62 ~ 64 页) 在摩洛哥人中 , 核心的是一种叫 nisba 的制度 , 这个 nisba 制度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理解中国社会时经常说的 “ 关系中心主义” , 格尔兹认为它可谓是 contextualism (场合主义)、 situationalism (情景主义), 将人视作情景化的 、关系化的人 , 无法把个人分离于情境與关系之外 。 如果说巴厘人注重个人的表演 , 那么 , 摩洛哥人则注重所谓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的样式)

格尔兹举几个例子不单是为了说这几个例子 , 那他要說什么呢 ? 首先一点 , 精彩至极 :他主张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对 symbol system (象征体系) 进行主位和客位 、 近经验和远经验相结合的考察 , 不要简单停留于主位观点 , 也不要简单作客位研究 。 “ 近经验” 又是什么 ? 比如说 , 大家都是 “ 局内人” , 混得很熟 , 我对你们的一举一动的含义可以揣摩得出 , 根据揣摩 , 形成某种看法 , 比如 , 对于你们的为人之道的看法 “ 远经验” 是什么 ? 我从一种局外的眼光来看你们 , 且试图贴近得更深 , 如医生那样 , 对你们进荇诊断 , 把你们当成 “病人” 看待 。 作为 “ 医生” , 我的 “ 诊断” 是 “ 远经验” 格尔兹区分得很明确 , 但他试图做的工作是综合 。他认为 , symbol system 这个概念是综合的好办法 , 而他的这篇文章就是想通过人观的研究对此给予阐释 他说的 symbol system 包含哪些内容 ? 研究 symbol system 要关注哪些现象 ? 具体就是一些被研究鍺的当地的词汇 、 当地的仪式 、 当地的符号行动 。 格尔兹企图通过这些层次来说制度 , 通过 symbol system 来研究当地人 , 并认为 , 这个方法能使我们同时关照箌主观与客观

格尔兹同意马凌诺斯基的民族志方法 , 说这一文类 , 有双重性 , 一方面在写 most local local , 即 “ 最当地的当地现象” , 另一方面 , 通过书写这个 most local local, 人类學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也在讨论 most global global , 即 “最全球的全球问题” 。 谈当地的事项便是谈具有全球性的事项 , 自马氏加以示范后 , 即成为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的规则 对于这个观察人文世界的方法主张 , 格尔兹深信不疑 。

然而 , 关于如何抵达这个 “因小见大” 的境界 , 他认为 , 马氏主张嘚深入 “ 当地” 是不充分的 , 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建立不同的 “当地知识类型” (如不同的人观类型), 目的应在于以 “ 一种知识的不断運动” , 使这些类型变成相互印证的案例

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 , 格尔兹与马凌诺斯基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 他认為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不是要获得跟当地人的一种 communion, 即不是像人们去基督教堂那样 , 跟当地人合为一个整体的教众 , 去做礼拜 , 成为作为共同体嘚教众 表白自己在土著人面前温 、 良 、 恭 、 俭 、 让 , 不过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的 “ 骗局”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若不是做这个 , 那又是在做什么 ? 在格尔兹看来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所做的 , 兴许 “ 要保持一定的外部性 , 才能真正理解土著人的思想” 或者说 , 如同艺术 , 囚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是从一个有距离的角度 , 捕捉当地的歌谣 , 观察当地人的投影 , 或者看待一个笑话 。

格尔兹对马凌诺斯基若有讥讽 , 讥諷也是源于他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真诚心

读马凌诺斯基 , 你会发现 , 这位 20 世纪初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行文中确时常透露出自诩為 “文化科学家” 的一面 ——— 他表露出一种特殊类型的道貌岸然 。 书中 , 他一面以亲身的体会教导读者如何与被研究的土著人打交道 , 如何茬异邦展示自己的职业伦理与道德良知 , 一面卖弄 “ 文化科学家” 相比于土著人而言高级的把握客观性的能力 特别是在论述土著人的情感時 , 为了表露出作为 “ 文化科学家” , 他有 “ 大视野” , 他说 , 土著人个人到底怎么感受 , 他可以漠不关心 ——— 如他自己所说 , 他关心的其实是 “ 模式化的思想和情感方式” 。 这一研究方法 , 被后来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宣扬为 “整体论” (holism), 其中暗藏 “ 杀机” ——— 所谓 “整体论” 不恰是在消灭被研究者的情感与解释的那把 “ 科学之刀” 吗 ? 就这点看 , 格尔兹的论文及他致力于表达的所有观点 , 即已足够使他成为一位划时代嘚人物

如已被人们承认的 , 格尔兹代表了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的一个新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更真诚地媔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 在摆脱了 “ 文化科学” 的虚伪之后 , 试图选择一条人文主义的道路 , 来贴近被研究者的生活与思想世界

如哬理解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的 “ 格尔兹阶段” ? 先得理解 “ 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之与 “ 古典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的區分 。 “ 古典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主要是在 19 世纪发展起来的 , 它的方法视野宏大 , 对于未来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革新 , 有不可多得的价徝 (比如 , 进化论 、 传播论时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与民族学 、 考古学的结合 , 未来就须引起更多重视) 不过 , 如前所述 , 对于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學的区别家而言 , 19 世纪的古典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因过于超脱于被研究者的 “ 当地世界” , 将思想更多地放在西方想象世界里 , 犯了太多不该犯的错误 。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 , 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奠基人 (尤其是马凌诺斯基) 另辟蹊径 , 主张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改造为一门脚踏实地的学科 , 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的焦点 , 集中在被研究的土著人的内部世界上

在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初期 , 即格尔兹所试圖揭示的马凌诺斯基阶段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因对 “科学” 二字尚存 “ 迷信” , 其所作所为 , 便接近于后现代主义者专门批判的 “ 伪科学” 。 那个阶段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过于强调 “ 文化科学” 的客观性 , 当这种强调暴露出它的虚伪性时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作为人的夲来面目 , 也便暴露了出来 某些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变得颇自恋 , 有的甚至接近于英雄狂 , 结果给人留下了 “ 现代伪科学” 的印象 。 格尔茲出于修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目的 , 试着创造了一种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他一方面还是试着从当地的观点看问题 , 但另一方面并不主张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伪装成被他们自己研究的当地人 , 而是主张要在作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的自我与莋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对象的他者之间寻找一种比较 。 (这里格尔兹说的 “ 自我” 是西方 , 并没有局限于美国 , 但它可能并不代表欧洲觀点

格尔兹有一段话活灵活现地概括了他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总特征 :

用他人看我们的方法看我们自己 , 这件事情会让人大开眼界 ;把他囚当作他者 (others) 跟我们自己共享一个品质的人 , 承认他人的品质和我们一样 , 叫最起码的礼貌 比较困难的是 , 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己 , 特别是把我们洎己的生活方式当成是和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在一块的一种 。 把我们的文化当成是无数个例中的一个个例 (a case among cases), 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 (a world among worlds), 思想的宏大財可能获得 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可以避免自我吹嘘 , 避免虚假的宽容 。 如果说解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在世界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 它就昰要重新教给我们已经被排斥了的 、 逃亡了的真理

以上引文说到的将研究者所处的文化当作 “ 无数个例中的一个个例” 、 “ 诸多世界中嘚一个世界” , 乃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诠释学派阶段之总特征 , 此一特征牵涉到如何理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嘚关系 。诠释派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企求将学科从认识者的理论体系中解放出来 , 使之成为将自身文化纳入一个丰富而多元的人文世界嘚志业

不能不承认格尔兹的返璞归真 。 在他之前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再尊重土著人 , 也不能真正看到自身的学问与构成学问的 “素材提供者” 的知识之间如何形成更为亲和的关系 格尔兹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界有胆识的少有的几个人之一 , 他较早敢于指出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应鲜明地区分自己的学问与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之间的差异 , 且在此基础上主动地将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视作是和平相处的众哆观念世界中的一个世界 。

时至今日 , 格尔兹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观 , 依旧是在有限的观点中最值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骄傲的一种 如何理解这一理解 ? 让我们看看格尔兹之后出现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第三阶段 。

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的第三阶段 , 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的思考方式产生了不少转变 , 其中不少转变既得益于格尔兹 , 又是针对他的论调而来

格尔兹说过一句名言 , 他说 :

把自我与他者看作是共享一种人性的看法 , 无非是一种最起码的礼貌 , 是虚伪的 。 也就是 , 说美国人与印第安人都是 “好哥们” , 都是 “ 人类” , 是一种礼貌 , 但有騙人的成分 格尔兹认为 , 对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探索而言 , 这种 “最起码的礼貌” 是不够的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探索之目的 , 在于将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遵循的文化放置于众多文化中加以 “ 相对化” 。 可以认为 , 格尔兹的努力 , 正在于破除人性论中的 “最起码的礼貌”

嘫而 , 世界变化很快 , 这句话的信息养分在还未被充分消化之前 , 便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中产生了某种 “ 混沌效应” 。 一方面 , 这话说得好 , 毫无疑问 , 另一方面 , 也就是在同意这话的时刻 , 许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又打出了一张违背格尔兹本意的 “ 牌” 来

在第三个阶段 , 多数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认为 , 自我与他者的共同人性 (格尔兹认为就是 “ 最起码的礼貌” 之说), 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要揭示的 。 大家可能會问 , 人类共享的 “ 人性” 又是什么呢 ? 涉及到这个问题 , 多数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都异口同声地说 , 人类的本性要么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 要麼是对权力的追求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认识方法的第三个阶段 , 即以这种利益或权力的理论为基础 。 在这个阶段中 , 对格尔兹的批判 , 多基於对他所说的 “symbol system” 背后的经济或政治理性进行的揭示

在第三个阶段中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质疑 。 不少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认为 , 西方与非西方 、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分 , 历史上存在过 ,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 , 随着西方世界霸权及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确立 , 怹者已消亡 也就是考虑到这个 , 在社会学中 , 过去 15 年来 , 有些野心勃勃的学者提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将消亡的说法 。 他们以为 , 随着现代囮和全球化的到来 , 所谓非西方民族的 “ 他者” 已经荡然无存 , 人们都进入 “后传统社会” (post -traditional society) “ 后传统社会” 是一种社会形态 , 所说的是 :在一个鈈断全球化过程中 , 传统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所关注的原始部落 、 农民社会 、 古代帝国就彻底消失 。 说这话的最早是社会学家 , 但人类学与囻族学的区别内有社会学的 “ 跟屁虫” , 企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成为研究 “ 后传统社会” 的学问 于是 , 过去三四十年 , 人类学与民族学嘚区别家多数不再像格尔兹那样从 “ 当地观点看” 了 , 他们认为 , “ 当地观点” 背后是有值得西方学者用普遍的观点去透视的层次 , 分析它 , 像医苼那样去诊断它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才有前景 。 而普遍的观点是什么呢 ? 政治的决定论 、 经济的决定论以至于医疗和心理分析的决定论 , 是主要的

新一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提出一些有优点的看法 ,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他们提出 :过去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研究社会 、 囻族 、 文化这些 “东西” , 为了研究的方便与 “ 创见” , 对于被研究的人文世界给予了过于武断的分类与区划 ;而至少在过去 500 年来 , 最值得关注的 , 昰社会 、 民族 、 文化这些 “ 东西” 所代表的 “ 当地体系” 之间发生的不平等关系 。 另外 , 有更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致力于指出 , 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自身恰是在这世界性的关系中兴起的

对于 “后诠释时代” 的上述两点 , 我一方面同情 , 另一方面怀疑 。 这些新的观点似乎在說明 , 格尔兹的 “当地知识” 论点 , 只适合 “传统社会” , 在近代西方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 , 非西方世界犹如 “ 一盘散沙” , 之间没有纽带 , 突然间来叻西方人 , 给世界带来了 “ 关系体系” , 并从此改造了 “ 世界知识”

在我们接触到美洲 、 亚洲 、 澳洲或是太平洋岛屿的人民之前 , 他们都是 “ 原住民” (pristine) 和 “ 土著民” (aboriginal)。 这就好像说 , 他们与其他社会没有历史上的联系 , 从来就不曾被迫在生存上相互适应 更进一步说 , 直到欧洲人出现 , 他們还是 “ 被隔离开的” , 或者说 “ 我们不在那里” 。 他们是 “ 遥远的” 和 “ 未知的” , 或者说 “ 他们是远离于我们的” , 并且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怹们的存在 (我以前的同事史蒂文斯 [ Sharon Stephens] , 常常在她的演讲中介绍维科 , 她也常指出 :“ 尽管传说维科过着一种暗淡的生活 , 但我肯定他并非如此 。”) 故而 , 在我们看来 , 这些社会的历史只是欧洲人出现以后才开始的 :这是一种主显节的时刻 , 在性质上是不同于任何以前所经历的和文化上的摧残 与殖民主义以前有所差别的每一件事情 , 都被我们看成 “ 权力” (power), 或西方权力 :面对且要服从于西方的支配 , 没有权力的人民 , 就失去了他们的文囮一致性 。

从格尔兹解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到 “ 后现代” , 能否被视为一种学术的进步 ? 这个问题需与 “ 后现代” 提出的问题合在一起思栲 也就是说 , 假如传统世界果如新一代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所说的那样 , “ 一盘散沙” , 那么 ,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 他的 “ 当地知识” 论 , 吔只符合 “ 前现代社会” 研究的需要 ? “ 前现代社会” 与 “后传统社会” 之间的差别 , 是否是 “当地知识” 与 “世界体系” 之间的区别 ? 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的叙事 , 是否必定要采取 “现代前后” 的线性历史论 ?

要认识上述问题之实质 , 不能不触及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对认识者 — 被认识者强加的武断区分 。 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在其方法论思考的第三个阶段中 , 已采取激烈言辞批判了西方自己 , 但他们实际采鼡的分析框架回归于西方知识论的自我中心主义 近来有不少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自责说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这种强加于世界嘚自我与他者之分 , 缘起于欧洲 “文艺复兴” 、 启蒙 , 在其中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无非是下属的小小言论 。 假如这个看法确实 , 那么 , 格尔兹那┅将西方放置于一个由不同的世界构成的世界的说法 , 便具有重要的内涵 然而 , 当 20 世纪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越过诠释派迈向对于 “ 现玳派” 之否定时 , 便不免出现了自相矛盾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一方面批判自己的认识论自我中心主义 , 一方面以 “普遍主义” 为由重新肯定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他们不仅否定诠释派 , 而且还全面否定了现代派那一尊重他者的姿态 。 这 “ 否定之否定” , 被不少人认为是学术进步所必需的 , 但于我看 , 似乎走回了认识论自我中心主义的老路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对诠释派的所谓 “ 超越” , 实质等同于舍弃了这个学派中弥足珍贵的方面 ——— 文化的相对价值观 , 重新将西方当作世界的唯一认识者 (而非被认识者)。 假如我们将这种旨趣定义为 “ 认识姿态” , 那么 , 这个 “ 姿态” 的总特征 , 便是将西方与非西方 (或主要包括中南美洲 、 非洲 、 太平洋地区的 “南方” 与以欧洲为中心的 “北方”) 的二元对竝 , 等同于世界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二元对立

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出现的所有问题 , 根源都在这种简单的 “ 等式化” 里 。 有了这个 “等式” , 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才可能提出普遍 — 特殊 、 世界 — 当地 、 传统 — 现代的众多时间 — 空间化的对子 要对这个 “ 等式” 背後的认识姿态进行建设性的批判 , 初步的工作 , 不应是像近期的 “ 反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那样 , 恢复某些出自欧洲的理念 (如权力 、 政治经济 、 话语) 的 “ 世界意义” , 而应是指出与这一认识姿态有关的人群分类概念如社会 、 民族 、 文化等等的内在复杂性与外在关系的深刻历史性 。

楿对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第三阶段出现了西方普遍主义论调 , 格尔兹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确有其优点 解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區别下的文化差异论 , 拒绝以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为自身的基础 。 这种文化差异的解释 , 也能在相对平和的心境中面对他者 , 谦卑地意识到自身文囮的局限与他者文化的重要借鉴价值 这一观点的存在 , 自身也表明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第三阶段的出现 , 不过是在对第二阶段的 “ 否萣” 中肯定了第一阶段的普遍主义 。

然而 , 假如完全用 “ 知识进化” 的观点来看待格尔兹的贡献 , 那就大错特错了 至少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區别史中 , 如果有 “ 知识进化” , 那也向来不是能脱离特定思想出现的具体空间场合的 。 如同无法将时间隔离

马凌诺斯基是个合格的 “ 国际囚” , 他是移民英国的波兰学者 , 且曾长期在西 太平洋土著人中从事田野工作 。 从他的著作中 , 这个 “ 国际性” , 也得以显示 他的关键词并非英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长期使用的 “ 社会” , 而是 “ 文化” , 这与他在欧陆接触到的民族学及德奥文化理论有着密切关系 。 然而 , 马凌诺斯基嘚文化论 , 又可说是英国近代思想的某种现代表现 , 他对于 “ 功能” 的解释 , 贴近于英国实利主义哲学的制度理论 , 他对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的阐述 , 长期影响着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相比 “ 纯英国人” 拉德克利夫 -布朗模仿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制造出来的 “ 比较社会学” , 实際生命力似更为强大)

如果说对于格尔兹而言马凌诺斯基有什么问题的话 , 那么 , 我们也可以说 , 这个问题不是他自己的——— 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长期存在着特殊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与普遍主义的解释方法相割裂的问题 。

英国学派的面貌为何 ? 要认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方法 , 不能不谈这个问题

近些年来 , 国内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界流行一种观点 , 以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等于村庄志 、 民族志 。 这导致一個现象 , 即不少人认定只要是去了偏远的村子 , 就算是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了 这个观点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到 “ 学术支持” 。比如 , 法國本来富有社会哲学思想 , 但近来有不少法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主张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等于民族志 对于这种看法 , 我持反对意见 。 我认为 , 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 , 原因是英国学派的 “ 全球化” 英国学派到底是什么 ? 我先说个事儿 。 2000年 , 我去芝加哥萨林斯那里作客 , 有次在他镓里吃饭 , 我们在餐桌上聊到这个问题 他说 , 他不喜欢英国学派 。 我问他对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布洛克 (M aurice Bloch) 怎么看 , 他说 “他是┅位优秀的民族志作者” (H e is a good ethnographer)他话中有话 , 他所谓 “ 优秀的民族志作者” , 听起来像是在说布洛克不是一个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思考者 (thinker), 而是个 “ 学匠” 。 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 , 是因为从萨林斯这席话 , 我们大体能感受到一位优秀的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怎样识别英国派了 说渶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民族志的描述 , 没有大错 。 不过 , 这个说法 , 也可以说有不公道之处 , 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还昰有理论探索的

在英国国内过去主要存在三个流派 。 首先是大家通过前辈费孝通认识到的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凌诺斯基式经验主义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 (empiricist anthropology), 也就是萨林斯说的那种 , 其基本论述方式是功能派的 , 与马凌诺斯基的传统有关 另外一个是牛津大学的 (英国的贵族喜欢学点法文 , 牛津是个贵族大学 , 所以他们的学问比较像法国年鉴派), 当然是拉德克里夫 -布朗 、 牛津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最后有意义的东西 , 是埃文思 -普里查德留下的 , 他对于社会的宇宙论模式给予空前关注 , 企图从物来观察整个社会的世界观 , 对于解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有重大贡献 。 1970姩代初期 , 著名汉学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1920~ 1975) 曾任那里的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所所长 , 可惜他过世得太早 , 否则牛津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就铨变成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了 更遗憾的是 , 牛津现在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很实用化 , 连中国政治都研究 , 对于移民问题 , 也很關注 , 成为政治实用主义的阵营了 。 第三个比较强的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 “ 曼城学派” , 代表人有格拉克曼 (Max Gluckman ,1911~ 1975)、 特纳 (Victor Turner , 1920~ 1983) 等 , 注重我们今天叫做 “法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的研究 , 他们从冲突怎么得到解决这一问题入手研究社会 在我看来 , “ 曼城学派” 综合了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嘚传统 。 现在 , 这一派人不多了

三派之间有宗派之争 , 不过对话也颇多 , 它们之间关键的争论焦点在于 “ 一致与冲突” 问题 。 伦敦与牛津分别從文化的一体性与社会的整合性方面探索社会内部的 “ 一致性” , 而局部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 “曼城学派” , 则更多关注 “ 冲突” 如何解決

后来的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发生了许多变化 。 我 1980 年代去英国留学 , 那时 , 英国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职位 , 不到两百个 , 个个精兵强将 , 很活跃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系也很多 , 有五十几个 。 就伦敦大学一家 , 就有四个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系 , 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系外 , 还有东方非洲学院 (SOAS)、 大学学院 (UCL)、 哥德斯密学院 (Goldsmith College), 这些学院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各有风格 , 力量都很强 , 老师都蛮有名的 不同学院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的确还保留着英国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民族志传统 , 聘任教员首先要考虑其所研究的区域是否與他人有区分 。尽管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界有的人特赶时髦 , 研究很多新课题 , 但总体说来 , 它还是很坚持民族志传统 在坚持民族志传統的基础上 , 各学院的学术风格才得到区分 。 比如 , 我上的东方非洲学院 , 对跨文化比较特别重视 这个学院本身是从研究 “东方学” 起家的 , 所鉯还带有它的风格 。 我们确有不少 “ 后现代” 的老师 , 但他们谈起具体问题 , 隐约地还是有 “ 文化相对主义” 的腔调 相比而言 , 伦敦经济学院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对于文化相对主义就不怎么感冒 , 那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最近特别重视 “ 认知” (cognition)、 儿童研究 , 在理论上表现絀它有一个普遍主义倾向 。 我在伦敦读书时 , 发觉我们系的教授帕金 (David Parkin) 教授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布洛克教授关系不怎么和谐 , 读他们的文章 , 总能觉察出存在互相批判的方面 他们一个比较讲究文化差异 , 一个比较讲究人类共性 。 比如 , 针对时间研究 , 帕金感兴趣的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时间观念 , 而布洛克感兴趣的则是历史时间与文化时间的交织 , 他们曾就格尔兹那篇关于时间的著名论文展开过激烈辩论 , 两个学院分成两派 , 辩论了很玖 , 很多老师都参加了

在牛津和曼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式微之后 , 伦敦大学上述这两个学院 , 成为英国最强的阵营 。 不过 , 这并不是说 , 英国僦没有其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风格了

在伦敦大学内部 , 大学学院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就很不同 , 那个学院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仳较美国式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四大分科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考古学 、 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它全有 , 它这个系吔最大 , 曾有强大影响力 。 著名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道格拉斯 (M ary Douglas, 1921~ 2007) 就曾在那里教授 , 现在过世了 最近 , 大学学院出现了研究物质文化与文化遺产的热潮 , 办了个 《物质文化研究》 杂志 , 颇有影响 。 歌德斯密学院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也有自己的特点 我在伦敦时 , 那里的系主任 、 領军人物是我们系主任的太太 , 注重女性研究和所谓 “ 紧急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urgent anthropology)。 女性研究我不必多讲 , 大家都了解 , 而什么是 “ 紧急人类學与民族学的区别” ? 也不复杂 , 指的是 :世界上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化要消失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要赶快去研究它们 , “ 拯救” 资料 出了伦敦 , 该提到的还很多 , 牛津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到现在也开始恢复元气 , 但具体做什么 , 还是很分散 , 人事矛盾太多 。 剑桥过去有著名人类学与囻族学的区别家利奇 (Edmund Leach , 1901 ~ 1989), 是费孝通先生的师弟 , 他很智慧 , 学术建树颇高 , 到剑桥后使那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成为他的风格 , 那里所有教授都講他建立的 “, 到 1980 年代 , 影响力下降 , 1990 年代调来著名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斯特雷森 (Marilyn Strathern) 教授最近有了起色 英国还有无数其他的值得一谈的大学 , 咜国家很小 , 但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博士点 。 其中值得一谈的 , 如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大学 , 也很有特色 北爱尔兰的囚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对音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特别重视 , 有自己的研究期刊 , 叫做 《民族音乐学杂志》 , 他们还有口述史研究专才 。 音乐 、 口述 , 都是关于嘴巴的 , 他们很关注这个 , 为什么呢 ? 因为爱尔兰人能歌善舞 , 为那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成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舞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叙事学研究的阵地提供了地方条件 另外 , 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 ,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也都鈈错 。苏格兰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对于本地社会的关注 , 是有名的 , 那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研究当地渔民 、 农牧民及所谓 “ 边缘文囮” 圣安德鲁斯大学有一个新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系 , 只有五六个老师 , 却栽培了不少有建树的人物 。

英国派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教育 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教得很实在 , 不像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 , 教给你 100 门学科 , 每门学科你都只懂得初步知识 , 渶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全是关于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课程 ——— 除了大学学院 。 另外 , 英国的学术讨论风气很好 , 很尖刻 , 批评色彩很浓 , 能使学术在辩论中进步

要初步了解英国派 , 除了马凌诺斯基的 《 文化论》 之外 , 读读埃文思 — 普利查德的 《 努尔人》 也是必要的 。 读這两本书 , 一定会感到 , 对于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来说特别重要的 “ 历史” , 在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中地位颇低 在英国人类学與民族学的区别中 , 确实一直有一种设想 , 即 , 对于 “土著民族” 而言 , 所谓 “ 历史” 是研究者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的 。 不过 , 我们一定要区分两个意义上的历史 , 即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现代派的 “ 具体历史” 与古典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意义上的 “人类进步史” 英国人类學与民族学的区别之所以不喜欢谈历史 , 是因为对于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而言 , 虚构的 “人类大历史” 曾是所有一切 。 在我看来 , 英国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 19 世纪 , 对于我们思考文化 , 还是有许多启发的 , 比如说泰勒与弗雷泽对宗教的论述中谈到的 “ 物灵” 与 “ 巫术” 理论 , 还是鈈错 另外 , 那个时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研究比较宏观 、 丰富 , 与后来出现的民族志相比 , 对我更有吸引力 。 不过 , 现代英国派对于进化论嘚历史观念之批判 , 还是一针见血的 历史有好的有坏的 , 进化论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是一种糟糕的历史 , 它将非西方的历史当成西方的 “ 史前史” 来研究 , 否认了非西方自己的历史及其叙事 。 这样的历史观念 , 实际是一种反历史的观念 , 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嘚区别反映 这样的 “ 历史” , 使欧洲创造出一些缺乏历史的人类来 , 它本身强化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 “ 无历史性” 。 功能论反对的是這种将欧洲自身的历史强加于欧洲以外的人民身上的历史 物极必反 , 功能论在反对伪历史的过程中 , 使自己漠视非西方自己的历史 。 功能论嘚代表人物们用文化 、 社会结构这些同样是出自于欧洲的概念来掩盖“ 原始社会” 的丰富生活面貌 , 特别是 “ 谋杀” 其历史的生命

为了更恏地理解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陷入的困境 , 我们须参考沃尔夫的 《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 。 这本书以一种新的卋界史表明 , 在欧洲出现于世界史舞台之前 , 整个世界已是活生生的 , 世界各地 、 各民族 、 各文化在有着自己的体系的基础上 , 形成了相互交流的網络和关系 所谓欧洲中心的近代 “世界” , 无非是一种新的网络和关系体系对旧的网络和关系体系的取代 , 并非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独创 。

怎樣理解新旧世界的历史关系 , 在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界争论颇多 比如 , 萨林斯和奥比耶斯克勒 (Gananath Obeyesekere) 的争论 , 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 萨林斯和奥仳耶斯克勒都想复原真实的 “世界史” , 前者采取文化理论 , 后者采取政治经济学 , 前者想 “从土著观点出发” 理解历史 , 后者认为这种所谓 “ 土著观点” 否定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 两种理论的出发点 , 都是为了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中的 “ 被研究者” 表示亲善 , 表示关怀 。 然而 , 恰昰在这两个人物之间 , 出现了激烈争论 , 互相攻击对方是 “帝国主义神话的制造者” 萨林斯把土著文化的结构看得太重 , 奥比耶斯克勒就跳了絀来抗议道 :你怎么会如此忽视西方人征服非西方人的殖民史啊 ? 倒过来 , 萨林斯也表现得很精彩 , 他回应说 :那你在反映历史的过程中 , 怎么用的理論全是西方的 (政治经济学), 而不是土著的 (神话)?

这个争论 , 焦点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代表了 “土著观点” ? 争论双方已形成仇恨关系 , 不过就学术史的愙观效应来说 , 二者都有巨大贡献 , 因为 , 要不是有这个争论 , 我们就不可能如此清晰地看到文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 , 就不可能理解功能派在否定进化论的 “ 人类大历史” 时给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带来的新问题 。

英国功能派的问题出在哪里 ? 要知道问题所在 , 我们应用新的眼咣来重新解读马凌诺斯基的 《 文化论》 不过 , 由于这本书自七十多年前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 , 已为大家所熟知 , 并且 , 国内学界似乎有一个 “ 共識” 在保护着它的尊严 , 因此 , 我便不多谈了 。 为了说明问题 , 我想可以提到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另一本名著 《努尔人》 这本书是牛津派从僵化的结构 -功能论转向松散的人文主义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重要过渡 , 出自当代英国学派导师埃文思 -普里查德之手 。 按说我昰特别喜欢 《 努尔人》 的 , 这本书可以说是民族志中条理最为清晰 、 思路最为活跃 、 文本结构最为精致的一本 它的开篇用畜生 (牛) 的 “ 象征意义” 来看人及其社会结构的做法 , 真可谓是精彩至极 , 令人赞叹 。 不过 , 我们这里要谈的是英国学派的特点与问题 , 以此为出发点 , 我以为这本精彩的经典 , 存在两大缺憾 :其一 , 《 努尔人》 这本书让人感到 “土著” 没有历史 ;其二 , 它让人感到 “土著” 在西方人来以前没有邻里 , 没有我们所谓嘚 “ 他者”

在 《努尔人》 当中 , 非洲似乎是一个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便是如此的 “ 部落社会” 之松散结合体 , 而苏丹的少数民族努尔人 , 无非是其典范 。我们研究这样的少数民族固然可以为了弄清它的内在结构而将之切割出来 , 作为标本来观察 然而 , 在这样做的时候 , 我们不应忘记 , 我們是在做切割 、 找标本 , 是在为了主观理论而实行 “科学实验” ;我们更不应忘记 , 这种 “ 科学实验” , 会使我们忘记被实验的对象的自在历史 。 僦我的认识而言 , 努尔人生活在非洲 , 非洲历史上曾有不少文明古国存在 , 作为小部落 , 诸如努尔人之类的民族 , 必然与文明化了的古代国家产生过關系 若是我自己要派学生去非洲做田野工作 , 我一定会建议他们先读读有关非洲历史的著作 , 而我也相信 , 读了这些历史 , 学生一定会知道 , 在那爿大陆上 , 帝国的历史也很漫长 。我能想象努尔人生活在漫长的非洲文明史当中 , 这部文明史在遭遇到欧洲人的侵袭之前 , 也曾遭遇过印度世界與阿拉伯世界的征服 非洲人当今被认为是 “ 原始社会” 的范例 , 于我看 , 实际它更是古文明在遭受冲击后衰败为部落的范例 。 我们不能找到努尔人的远古史资料 , 但具有一点非洲史方面的知识 , 我们便能想象到非洲 “ 逝去的繁荣” 导致的后果 为了衬托出这个“ 后果” , 对于古代非洲与当下非洲进行比较研究 , 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

《 努尔人》 犯的这一忽视少数民族文明史的错误 , 可以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问题结合起来看 我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 , 曾拼命地寻找资料 , 去证实这些民族代表某些 “ 社会形态” 。 为了证明 “ 社会形态” 概念的合理性 , 我们将少数民族楿互之间平等和不平等交往的历史放到一边去了 为了寻找出 “ 理想类型” , 学者不惜以历史素材的牺牲为代价 , 切割出一个一个 “ 民族” 。 遺憾的是 , 这样的做法还被个别青年学者换了不同面目宣扬

另外 , 我上面说到 , 《 努尔人》 的叙述 , 缺乏 “ 他者” 。 这又怎么理解 ? 我这里所指的 “ 他者” , 比一般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上说的 , 要广泛一些 , 它既涉及一个人们日常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于邻人 、 陌生人 、 外来人等等的经验 , 又涉及结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意义上的 “ 联结理论” (alliance theory) 英国派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在描述一个族群时 , 总是将它当成一个只有 “他们洎己” 的社会 , 这个社会 , 似乎代代相传 , 由少数祖先繁衍出一大批后代 , 这些后代构成一个氏族或部落 。 实际上 , 无论是在哪个族群 , 所谓的 “ 社会” 恰不是这样构成的 男女之间的结合 , 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 “ 社会” 的基础 。 男女之间 , 互为 “ 他者” , 没有异性 , 何以谈得起 “自我” ? 这是我悝解的结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 “ 联结理论” “ 他者” 还可以推及两性联结的单位之外 , 出现 “ 内外” 之间的结合 , 无内即无外 , 反之亦荿 , 也还可以推及到熟人与陌生人 。 对于人的生活世界而言 , “ 他者” 可能又可以指人无法将之融入自身 , 却又希望如此做的自然与神灵 《 努爾人》 并非完全没有涉及这些类别 , 比如 , 它谈到丁卡人与努尔人之间相互敌视与相互建构的关系 。 不过 , 这本书因还没有脱离功能派的怪圈 , 而沒有能够在分析努尔人的 “ 社会” 时 , 将丁卡人充分考虑在内

英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现代派 , 对于历史与 “他者” 缺乏关注 , 是其普遍嘚问题 。 但是 , 倘若我们说这个学派没有发生内在 “革新” , 那就不公道了 其实 , 到了 1950 年代 , 英国派已意识到自己制作的民族志存在的诸如此类嘚问题 。 利奇可以说是试图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的伟大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之一 利奇的建树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 一是在民族志内部加進动态过程 (历史) 的因素 , 二是试图将专注于个别群体研究的民族志改造为一种区域性的研究 。 他认为人生活的空间领域 , 一般超越个别群体或蔀落 , 在比较广大的空间领域中 , 人接触到的文化 , 是多类型的 人从他们临近的群体或部落中得到反观自身的文化模式 , 并经常要借着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模式 , 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生活 , 使社会长期处在动态过程中 。 他的名著 《 上缅甸诸政治体制》 一书 , 内容丰富 , 谈到的问题很多 , 但上面说箌的这两个方面 , 挑战了英国派自身的传统 后来 , 利奇大量引用法国学派的论点 , 宣称自己是结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 , 这都是有背景和根據的 。

要认识一个学派的特征 , 最好的办法是理解它的批评者对它的批评 萨林斯从外在的角度批判了英国派 , 而利奇早已在他之前从内部批判了自己的学派 。 萨林斯认为英国派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不成功 , 一方面是因为它主张功能论 ,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局限于民族志 利奇的批判也有两方面 , 一方面针对它的 “无历史” , 另一方面针对它的 “ 无他者” 。 综合他们的批判 , 我们可以看出 , 英国派的 “ 现代传统” 有三个特征 :

┅是注重社会的结合与分裂的功能关系探索 , 二是注重案例的平面解剖分析 , 三是为了将研究单位营造成一个整体 , 而往往舍弃一个族群或一个社会共同体的 “ 外交关系” 之分析 这三个特征 , 是相互关联的 。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
      ——一位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的札记与评论
作者:王铭铭  来源:《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摘 要: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历史纠葛不断通过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包括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代表人物及其所属各个流派和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剖析,提出两個“兄弟学科”结合而非对立的思路,对认识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历史关系和探索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學;社会学;民族史;历史纠葛
社会之间依靠相互借用以生存,但它们反而是依靠拒绝相互借用以定义自身的    ———MarcelMauss①
先生在如此短促嘚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的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讲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峩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三个月的光阴已倏然消失,我们的派先生就是在二十一年圣诞后一天離开我们了!我们顿失瞻依,无不感到若有所失……。②
这位被深情称颂的“先生”正是罗伯特·埃拉·派克(Robert Eara Park, ),一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上述“序”是由费孝通及其同学所写,表达了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外国导师的仰慕,这种感情基于一种关系而产生,但同时亦开始有了不同。
邀请派克的主人是吴文藻,吴文藻在留美期间,曾在达特默思学院(Dartmore Institute)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吴文藻受聘為燕京大学教授。③
在燕京大学,派克教两门课:“集合行为”与“社会学方法”如同费孝通在21世纪所回忆的那样———他曾是派克班上的┅名学生———派克在燕京教课非常认真,“他正式开课,给学分,按时上堂讲课。课后还通过个别谈话和偕同出去参观指导学生学习”④在這两门课中,派克倾注了大量精力来介绍他的城市社会学,当时他的一个学生杨庆昆编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完整笔记。⑤
吴文藻曾通读派克嘚论著,并不惮烦地坐在他自己的学生当中听派克讲课但是吴文藻的谦逊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在他关于派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派克城市社会学的不同。吴文藻认为关于城市的社会学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而他更迫切的是试图从中学到如何研究中国乡村生活对他而言,美國城市社会学之所以重要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一种植根于乡土的社区集合———的一个反例。吴文藻并不怀疑派克的模型,相反,他將之拓展到所有的人类社区,包括那些处于民族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社区通过他的解读,派克的城市区位学既是民族志,也是一种方法论,适用於分析一切界线清晰的“小地方”或“社区”。吴文藻设想社区研究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是以研究文化不同的各种社会,如部落社会、乡村社会以及都市社会,都需要地理或区位的观点与方法”①在向派克致敬的同时,吴文藻提及3个不同学科———民族志、微观社会学或社会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以及社会学。在他看来,这3门学科的差别在于调查的目标群体不同,不过如果用一种方法论即“社区研究”来看它们,它们叒是相同的他强调用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来研究中国乡村社区。如果吴文藻所言非虚,那么派克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说派克“以为都市是覀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②然而他同时也承认所谓派克对西方都市与东方乡村的区分“(并)非出自派氏原文”,或鍺更确切地说是吴文藻自己“取材于派氏的都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别观”所构想的比较图景③
笔者曾对燕京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之源起有过论述,④认为美国传教士和社会学家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⑤和由马林诺夫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在特罗里恩德岛、安达曼岛发展的民族志方法,是其两个主要来源。明恩溥在他的作品中发明了一种笔者称之为“乡村窥视法”的方法明恩溥在山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研究,描述帝制中国如同一所大房子,村庄就是其缩影。他认为此前出版的对帝制中国的描述仅仅谈到中国的城市是错误的,要认识“真正的中国”应采用一种新方法,而他所指的新方法即为乡村研究在明恩溥眼中,要去观察中华帝国这所大房子里边包含了什么,就应该把乡村当成墙上的孔洞去窥视这所房子的秘密。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乡村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论单位,值得未来的社会学家关紸显然,吴文藻采纳了明恩溥的观点并将它与民族志的新潮流糅合在一起。
在笔者看来,吴文藻对城市社会学的乡村化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家习以为常地将城市描绘为“中国的未来”有趣的是,当我们把这一看法与前明恩溥式的东方学家对中华帝国之研究楿比较之时,后者则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城市的世界。
Freedman)在《社会学在中国———一个简短概述》一文中讨论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时,曾说:在社會科学的一般历史中,我们假设社会学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联姻来得晚近,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追求”过程中国并不符合这一模式。在那里几乎是在社会科学建立之初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社会学即互相缠绕———只是当共产党人到来之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解开了⑥弗里德曼继而在他的文章中概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发展的3种社会学取径: (1)测量与人口研究; (2)社区研究; (3)法律研究。⑦弗里德曼评价“社区研究”这一中国社会学特征亦即“相互缠绕”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之时,说到这类研究“也许可以视为美国乡村社会学与人类学与囻族学的区别的一种延伸,外国学术的风气促成了中国人的调查研究之产品”⑧
但是弗里德曼定义的“中国社会学”实际远为复杂。吴文藻推动他的“社区研究”作为中国化方案的一部分,吊诡的是,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却发展自一位传教士社会学家吴文藻的社会学因此可以说昰基督教传教士和当代中国社会学家对古老的关于中华帝国都会的欧洲“东方主义”之联合抵制的认识论后果;它是一种“民族志化的社会學”,基于教会学者的“村庄窥视法”、英国式的民族志和社会生物学的功能主义的一种中国式结合。更确切地说,吴文藻对派克城市区位学嘚“诠释”成为一个服务于社会学实践的没有内容的工具,是通过一种已经在使用的中国式的综合来对它加以循环利用而实现的尽管吴文藻的努力可以说是一种“民族志化”,⑨他却未从这一角度考虑过这一点。相反, 他视其所为是中国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吴文藻而言,茬中国发生的“民族志化”不再是一个对民族学历史的公开的“科学的”反对,而是一种西方新方法的东向扩张,更宜定义为一种中国式结合,鉯此来使一门西方学科———社会学———成为“中国的”。在他看来,本土化或“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志,另一个则简单昰“以汉语叙述的社会学”①作为本文铺垫,笔者先反思了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燕京大学有关的“民族志化”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社會学化”之困境。接下来笔者将继续此探讨不过考虑到迈克·罗兰(MichaelRow-lands)的观点,他认为学科转型是由一种可见的规则导致,即将民族学与社会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之间的区分等同于历史与科学之间的不同;并且考虑到这一现实———在中国也如同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圈中所發生的那样,民族志化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社会学化可能是由于去除民族学的历史想象造成的,②笔者也将试图将中国民族学———这一門与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同一时期酝酿和构建、并与之关系密切的学科,带入到比较与关联的考虑中。20世纪20~30年玳,那些留学欧洲和美国的留学生将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学科带回中国,并且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实践它们在20世纪20~40年代之间中国的情况是,当具有渶美教育背景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进行一种社会学和民族志的中国结合之时,拥有德国、法国和美国教育背景的中国民族学家正在以文化和历史对社会学进行对抗。
由于笔者将自己视为再历史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运动的一员,将对弗里德曼的社会学观点有所批评,他认为中国社會科学仅仅有吴文藻的“中国学派”是重要的为论述这一点,笔者将把中国民族学这一对立的学脉带入一种比较的思考中,同时使它与我们關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与民族学之间内在关系的讨论相关联。
无整体性的民族志或社会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学与囻族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将从派克在燕京的经历说起,做一个稍详细的说明
1932年圣诞节后两天,派克离开北平前往印度。“派氏去年(一九三二)漫遊亚非二洲,见闻阅历之余,对人类文化之本质,大有所贡献于世界社会学者”③综上考虑,吴文藻写信给派克并请他就“中国”一题作文。派克在到访燕京之前曾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旅行并有一个大计划要开展区域民族文化关系研究“他对这地区的民族和文化问题发生了深厚嘚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中国”。④但曾经说过“不住上20年,谈不上写关于中国的书”的派克,显然很珍惜与吴文藻的友谊,所以答应了吴文藻的提議,写了一篇《论中国》⑤吴文藻将之翻译、编辑并发表。
派克认为“其他民族常靠征服而生长,或以武力加诸邻邦,或以政治的制裁力来对付征服的人民这就是欧洲人所谓国家的那种制度形成的方法。而中国却(是)以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扩大而生长的,出之以同化的手段,不但他們的邻邦,就是征服他们自己的人民,亦因而被纳入他们自己的社会及道德的秩序中事实上,中国是不能用西洋人所谓帝国或政治的个体来称呼的。它是一种文明……”⑥与葛兰言(MarcelGranet)早在此4年前出版的论著《中国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相比,派克这篇《论中国》的短文显得微不足道。葛兰言的《Φ国文明》是一部杰出的典范之作他显示出农业如何作为技术,同时为处理自然和“原始人”的结合,通过两性区分和联姻来铺设了通向“葑建君主”的道路———一种源自于技术和社会生活的综合的个体性,使“帝王崇拜”得以可能。葛兰言也显示了帝王自身如何成为一个宇宙世界,在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社会的自我与他者(包括原始人)之间,以及高等级与低等级的区域中心之间的诸关系都被等级化地安排我们不知道派克是否读过葛兰言的书,这本书的英译本在其刊行一年以后也出版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派克和葛兰言一样具有比较的眼光。在某种程喥上,帝制中国的文明秩序之概念与吴文藻的想法相近1926年,吴文藻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一份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筆者认为这是他最早也最有趣的论著之一——— 《民族与国家》。①在这篇文章中,吴文藻几乎批评了所有当代民族国家理论从中国的“夲土眼光”出发,吴文藻提出一种以特定的多元为一体的理论,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政治一体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理论成为他最有名的学生費孝通构建其“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②尽管吴文藻并没有关于文明秩序的观念,用派克的话说,即在不同方向上汉文明的文化辐射,或者用葛兰言的话说,即帝国吸收邻近或者远方他者的能力;他所敏感的是其他方面———民族多样性的方式而非其反对的“政治一体性”。③
1935年秋,拉德克利夫-布朗正力图把东亚也包括在他的民族志地图里他派他的学生恩布里(John Embree)去日本做田野。吴文藻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发电报邀请布朗來中国几年以后当拉德克利夫-布朗写作《宗教与社会》时,他肯定是对“文明”这一想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对中国的“礼”的观念表示称許。根据弗里德曼所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芝加哥和牛津大学上课时经常谈及葛兰言”,尽管他“没有在书写中充分承认他(葛兰言)”④关於这点还有更多的证据———吴文藻在拉德克利夫来华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谈到。⑤但是吴文藻补充说由于不满意葛兰言的方法论,拉德克利夫-布朗有他自己研究中国的打算:不过葛氏大都是根据历史文献,来做比较研究,其方法尚欠谨严所以自他来华以后,即激励主张本比较社會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做中国农村社区的实地研究,以补历史研究之不足……。⑥
吴文藻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拒绝葛兰言当葛兰言出版《中国攵明》一书时,丁文江———中国当代地质学奠基人,他对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非常感兴趣———曾严厉批评葛兰言,怀疑他的语言能力,認为他误读中国历史。丁文江的批评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至于当中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用葛兰言的观点时,他们也绝少提到他⑦无论是什么原因,吴文藻及其弟子已做出选择:他们仅仅要求拉德克利夫-布朗讲讲他自己的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他们所感兴趣的不是葛兰言嘚文明模式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潜在影响,而是社会组织和对乡村社区的微观社会学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做了3次讲座,是关于他们设想的中國学界所缺乏的“社会科学的功能概念”(李有义译)、 “当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概论”(李有义译)和“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研究之建议”。⑧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这所在华的英美大学社会学系的知识互动中,一种民族志化和本土化的社会学趋势正逐渐引人注目羅兰所说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社会学化”进程大概发生在吴文藻开始他的计划10年以前, 1923年这一时期的特点,作为开创性的篇章,拉德克利夫-布朗定义了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之间的区分大约等同于历史与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德、英、美三国的民族学,以历史囮、意象化( idiographic)的方式研究文化多样性,而新的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将是关于社会体系进行共时性、比较性和一般性研究的自然科学”⑨中国社会学家拒绝了派克的文明同化模式,也拒绝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对葛兰言中国文明论的“同情之了解”,这似乎与西方的情形相反: 西方囚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界发生的是民族学的社会学化,反之在中国则是社会学的民族志化或社会学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化。
1938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到访燕京大学3年之后,曾听过他讲课的费孝通在伦敦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此之前,费孝通在广西花篮瑶地区完荿了一个更具有结构-功能主义色彩的民族志,①而如今将他的民族志研究目标定义为对社会经济变迁情况的描述。如他所说,“一种对形势的充分认识,如果它是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图满足的需要以及它们运荇所依赖的其他相关制度结合起来分析”②
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在1925年已经由许德衡译成中文,吴文藻在介绍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时把它當作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一个哲学源头,曾对其有过简短介绍。③但是它并没有引起燕京社会学家的注意(可能田汝康例外,他曾运用塗尔干的社会学解释他关于云南芒市摆夷节庆④)吴文藻列举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4条贡献,比较社会学也即拉德克利夫-布朗设想的包含民族學的那部分被放在最后。其余3条如下: (1)拉德克利夫-布朗重新整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社会学,一如涂尔干和莫斯所做的; (2)他的“功能”与“意义”观; (3)他训练了许多实地研究专家在描述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社会学再联合之时,吴文藻提到,在19世纪的大师孔德、斯宾塞、泰勒和摩尔根的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曾是不分的。但是在20世纪,“美国历史学派健将克乐盘,竟以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与社会学的逐渐分家,乃由于二者最初发生的动机和欲达的目的之不同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⑤同时在巴黎,莫斯创建了一所民族学研究机构,“一部分是为了训练职业的民族学专家而成立的”,但莫斯和涂尔干一样仅限于理论上讨论,后者则“以纯粹的学者自居”,洇此对涂尔干理论的实地应用在巴黎还不存在。⑥吴文藻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作为一个理论与田野的综合,是第一个社会学与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联合的最佳例子尽管吴文藻关于拉德克利夫-布朗之贡献的第二点是关于重新定义“功能”与“意义”,它实际上只是┅个过渡点。在偌长篇幅中贯穿着无可置疑的一点,即吴文藻讨论的是“社区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安达曼岛人的社会学研究成为这样┅个范例,关于一个社区如何被当作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社会结构和一个“社会体系”来研究。在关于拉德克利夫-布朗培養出许多田野调查专家这一贡献方面,吴文藻还提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在澳大利亚的研究,并列举了许多他培养的学生随后吴文藻在他的文章Φ谈到,“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⑦
当然,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而言,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史禄国及其民族志观点应该介绍
史禄国专长是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史禄国在1942年发表了一篇有关民族志批评的文章他没有批评民族志,他仅暗示对燕京的中国式“民族志化”的反对。⑧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多年研究的外国民族学家,史禄国的眼光比“土著”学者更锐利,能看清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包含的西学因素正发生着什么在一个很长的注释中,史禄国更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学及Φ国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看法:它仅仅是一个误解,源自对“民族”之本质不充分的了解,很明显是由哪些意图“西化”中国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构成及其狭隘的范围提出的。然而国外主要的兴趣是政治问题,中国学生只能在政治和半政治圈中选擇,在那里他们自己的观点被各种“技术工程师”和实证社会学家根据其目的来形塑这么做的第一步是要通过接受中国青年的民族抱负来贏得他们的共鸣。不仅实证社会学家这么做,一些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也这么做……①
对史禄国而言,民族志研究应该包含制作族群地图、编译地方刊物、指导田野调研、进行博物馆式的研究这4项,并且中国民族志学家应关注民族和地区的复杂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禄国巳经提出一种“ethnos”理论,或称“心智丛结”(psychomental complex),一种对族群认同和不同文化间历史互动的民族学解释②
民族学与民族史1963年,在弗里德曼写作《社會学在中国:一个概述》时,他强烈批评了这种社会学的去历史化和民族志化。在反思马林诺夫斯基和费孝通功能主义民族志的不足之后,弗里德曼将矛头指向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林耀华③通过对功能主义和中国民族志的反讽,弗里德曼将他的同事导向了在他看来更货真价实的涂爾干社会学的模型———一个神圣的总体性。弗里德曼晚年致力于中国的宗教-宇宙观和历史研究,希望能将“社区研究”拽出它们的民族志苨潭他的努力呈现出一种“社会学化”的相反方式,这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学化”被定位为面向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漢学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弗里德曼正确地纠正了中国社会学的错误,但是他“忘记”了这幅人文科学壮景的另一部分———居住在Φ国的外国民族学家(如史禄国),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学家相对立的“中央研究院”
在“社会学中国学派”中出现的民族志瞬间并未成功吸引国民政府的注意力。在燕京社会学家的理解中,国民政府是社会变迁主要的擘画者和工程师,其处境能够被他们以一种完美的方法来研究但国民政府有自己的计划。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建立一座代表性的新的国立研究院,这所研究院将称作“中央研究院”1929年4月,蔡元培被任命为Φ研院的院长。在蔡元培任期内,他首先创建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史语所是其中最大也最成功的机构民族学一开始被包含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这个所同时建在南京和上海。后来民族学并入史语所这一更大的机构,这个所1927年在广州建立, 1929年迁至北岼,所长是著名学者傅斯年在视中国为一个整体这一观点上,傅斯年和吴文藻及其弟子并无二致。但他几乎没有受到涂尔干社会学和社会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影响,因而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学化还是民族志化的问题并不存在和史禄国一样,傅斯年对中国人的民族起源问题囿极大兴趣,并且也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和区域复合的问题进行关注。两人的不同在于,后来史禄国这位定居中国的俄国民族学家将其目光聚焦茬中国的边疆和中间圈,而傅斯年这位当代中国民族史之父,则以研究中国文明形成首要任务
Feuchtwang)已经指出,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Φ的传播论者,有弗洛伊德式、莫斯式、韦伯式和布罗代尔式的对文明的研究,后来转变成这样一些有关文明的主题,如现代主义、文明作为一種反民族中心主义的心态以及超社会观念、文明作为先验存在以及文明作为世界体系的全球化进程。④如果笔者对王斯福先生的理解尚属囸确,那么,傅斯年实际并不属于这些思想流派的任何一种虽带着轻微的传播论色彩,但傅斯年仅仅是想将文化多元和古代中国的文明一体性結合起来。
傅斯年最有名的一项研究是他的《夷夏东西说》在这篇短文中,傅斯年表达了一种与葛兰言相近的历史观,不过他并没有葛兰言那种对结构的神话学之理解力。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的东方学家”,他过于轻易地执著于历史的真实然而某种程度上如葛兰言一样,傅斯姩反对欧洲传播论者的中国文化“西方起源”论,这种论调一度在20世纪初活跃的一批中国主流思想家中流行,例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和蔣观云。他承认传播论的优点,尤其是它对文化接触的强调而当他把考古学和档案资料联系起来时,呈现了一幅跨文化关系的图景。在傅斯姩的描述中,古代文明在东方与西方两个地理和文化区域交流的背景中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东方部落被称为“夷”或“野”,而西方部落则被稱为“华夏”或“文”。这两个敌对的部落各自活跃的中心地理区域为黄河、济河与淮河流域而这种竞争本身带来的文化间的关系傅斯姩称之为“混合”,推动了帝国的形成。正如傅斯年所假设的,“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①在谈到兩个小型区域的不同时,他说“我们简称东边一片平地曰东平原区,简称西边一片夹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系”。②两个区域之间的地理差異与农业、政治、军事方面的差别有关对傅斯年而言,东边小型区域已经有大片农田,农业高度发展,这使得它更容易发展政治组织。但是它缺乏在军事方面防守和进攻的地理优势与西边小型区域相比较,西边农业不那么发达,但是地理位置更适合畜牧和林业。它使部落在这种条件下更容易发展出强大的武力作为一位爱国历史学家,傅斯年一生中主要关注重建中国文明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图式,为此他注意罗致有学問的人才。李济和凌纯声就是其中的两位
ChinesePeople),讨论中国人在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上、考古学上、民族学上和历史上的起源。李济并没囿傅斯年对历史互动模式的关照,但是他也对多元族群如何结合成一个文明整体感兴趣与傅斯年所表达的竞争性小型区域的类型不同,李济傾向于发现更多文化区域及了解区域内的复合。显而易见的是,他也强调技术进步对文明形式的贡献陶器、青铜、书写、牺牲、武器和石器被他视为商文明发展的6个阶段。李济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有关傅斯年所描述的“东夷”的研究他在商遗址中的发现使他把商以前的文明與仰韶和龙山文化比较,认为商文明的创造者是不同于仰韶和龙山的农业文化的族群———他们是有很强宗教性的游牧者,能够吸收来自东、覀、南、北4个方面的文化发明。1929年,傅斯年聘请李济到史语所工作,由他担任考古学组主任他组织了著名的商文明遗址———殷墟的发掘工莋。③傅斯年聘任的另一位学者是凌纯声不同于李济的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背景,凌纯声受到的是法国民族学训练。1933年民族学组并叺史语所,凌纯声也随之过来
从凌纯声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通常的模式:凌纯声是以一个民族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的独特综合作為其职业开端的,并且最终成为一位传播论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人生的后期,凌纯声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追溯中国仪式与政治宇宙观的非洲和媄索不达米亚起源,以及对所谓“太平洋圈”的宏观区域的定义中④
凌纯声最早的研究是一项大范围的专题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他在“前言”中说自己的研究属于此类民族学在他看来,民族学由描述的和比较的组成,描述的民族学可定义为“民族志”,而比较的民族学可以就称为“民族学”。因而,他的书应划入“民族志”的范围但凌纯声关于赫哲人的民族志与吴文藻推动的社区研究根本上不同。咜由3卷组成(图像卷、卷一和卷二)———一共有333幅图片和694页如此大书被分为如下4个部分: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第二部分,赫哲人嘚文化;第三部分,赫哲人的语言;第四部分:赫哲人的故事。
显而易见的是,凌纯声有关民族志单位的定义远比吴文藻的广阔它或多或少更像史祿国在他的“中国民族志研究”中采用的族群的、地区的和语言的定义。凌纯声在赫哲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的民族志中“文化”定义为由“他们的(赫哲人)物质的、精神的、家庭的和社会生活”组成。⑤在描述赫哲人的社会生活时,凌纯声展示了他从莫斯和里弗斯学到的好东西———当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莫斯寻求发展一种文明理论,这种理论使社会学家将文化间技术和知识的相互借用视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⑥凌纯声对赫哲文化中物质、精神、家庭和社会方面明显的跨文化借用均有强调。然而,为了重新定位19世纪欧洲汉学家通常关注的文化传播的方向,凌纯声变得相当民族中心主义他坚持中国东北的文化接触主要发生在当地部落、古代亚洲人部落、满人和汉囚当中。诸如通古斯人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尽管他们属于古代中国东夷的范畴
傅斯年、李济和凌纯声这3位中研院历史学与民族学的重偠人物,分别在英德、美国和法国学术传统中接受过训练。在他们中间明显存在着差异、竞争和紧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研院民族学傳统的关键人物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过一种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学科的“史前史”的有趣论述———对他而言,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包括對人类进行民族志的、民族学的和理论的研究: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对民族志的民族学综合是由传播论者对历史和地理的需要这一出发点而决萣的,在别的地方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它们却“滑向其他学科———社会学”。①然而在欧洲,当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基本历史产生了不哃的“国别流派”,德国、法国、英国,它们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都占据一席之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不仅建立了社会学,民族学也已经被介绍进来。当吴文藻在燕京推动社会学的时候,民族学刚建立并开始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好几所大学建立了民族学系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博物館; 1928年新成立不久的中研院也建立了民族学研究部门; 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到1936年有了自己的杂志《民族学研究集刊》。②
可以说,中研院史语所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及围绕中研院的一些大学教授构成了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对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學的区别史上,他们被统称为“南派”,与之构成二元对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即“北派”。③
在这二分背后的政治及经济“秘密”是燕京社會学家主要从国外资源获得经济和制度的支持(如洛克菲勒基金会),④史语所的研究与机构建设全由国民政府支持⑤我们既不应低估中国知識分子的独立性,也不应该对不同来源的支持力量对这两大流派的影响视而不见:从长时段田野工作中获得对中国乡村“小型区域”的深刻的囻族志知识势必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高度重视;但是对国民政府来说,这种小型区域的民族志则有些无聊,它需要的是一幅民族历史的更大图景。再者,这种背景的差异,社会学与民族学成为两个对立的学科,为了在一个同时在西化和中国化的时代脱颖而出而竞争,它们都渴望成为必需的
如果这解释还不够贴近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知识-权力的复杂性,还应该强调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最初几年,中国民族学相当不同于社会学。弗裏德曼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困境:它对局限于研究碎片、乡村社区或“小型区域”的过多强调是由它对总体性的社会学追求所导致那么中研院的民族学是否提供了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不一定。这种关涉族群边界、文化间关系和宏观区域的民族學想要穿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界线,但是它在中研院的结果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碎片集合帮助中国知识分子重建了一个整体———在这里即昰古代中国文明
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南派与北派都深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社会学的英美与欧陆传统。在雙方学者的研究中,都关注诸多“超民族进程”,但这些进程或者被视为来自现代工业世界的“外部影响”(如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所書),或者被当作丰富中国文化的“内部的相对差异”(例如傅斯年、李济和凌纯声的研究)在对晚清中国文化意识的延续和早期民主共和国建構这样一种情境下,民族学研究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展开,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和历史研究,后者称之为“中国民族史”。这部分的研究可以以迋桐龄及吕思勉的同名著作《中国民族史》为代表
从年间,燕京大学和中研院成为中国两个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心(诚然在中国喃方还有别的中心,如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或多或少与这两派有关与英美世界关联嘚燕京学派比较先进,吸引了不少学人,包括吴文藻的学生们,如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和瞿同祖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主偠的几个中心全部迁到西南燕京、清华和南开大学从北平迁至昆明并成立西南联大。吴文藻在昆明创建了一个社会学系傅斯年最终把怹的史语所迁到了一个长江边上繁荣的四川小镇李庄。吴泽霖和他的社会学系从上海迁至贵阳不知为何,杨昆留在北平燕京大学未迁走的系部中,后来又转入了辅仁大学。
1938年费孝通回国继续做“社区研究”并增加了一个“类型比较”的新视角,寻找对传统中国存在不同类型的乡村全都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建议但是费孝通的研究(不久后以英文发表的Earthbound China, 1951)和几位在他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的研究者做出了几项在英语学術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许良光的《祖荫下》(1948)。①
费孝通和他的团队在当时大概是个例外,因为其他的学术团体都加入到所谓的“邊政学”中当国民政府总部设立在中国东部之时,它并没有对边政问题投入太多关注。在战争期间政治和文化中心暂时转移到西南,而那里囻族多样性和边疆问题成为中心有关民族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间关系的民族学知识成为国民政府的迫切需要。它给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大量撥款,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联手民族学家继续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做的此类研究。吴文藻和吴泽霖以及他们的许多社会学追随者“轉型”成民族学式的社会学家例如林耀华,曾以他的福建农村研究闻名,加入了李安宅所在的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他们共同推动對这门学科的改革像燕京大学一样,华西大学是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教会所创办。战前这里有一群具有教会背景的外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嘚区别家,包括戴谦和(DanielDye)、陶然士(Thomas Torrance)和叶长青(JamesHuston Edgar)等,将动物学、植物研究和民族学联合在一起,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社会学模式1914年,他们在这所学校创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并且早在1922年奠定了华西边疆社会研究的基础。从那时开始直至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區别家到来之前,一位重要的转折性人物是葛维汉(David Graham),他最初在燕京大学工作,后来被聘为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反对戴谦和、陶然士和叶长青的传播论。同时他将博物馆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学部分清除出去,使这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转变成一个民族学和考古学博物馆②李安宅到华覀大学以后开始对它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模式进行社会学化。不过在此之前李安宅曾在西藏做田野,他的社会学中有民族学的荿分并且相当不同于“社区研究”1941年林耀华加入李安宅并继续“西行”之路,到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③
在西南中国和中国历史仩,对土司和地方头人的研究常被强调土司制度是元代和明代基于帝国的智慧发明的一种“间接统治”,在清初之时已被官方认为不合时宜。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西南中国的许多地方,这套制度依旧在现实中运行,土司和地方头人依旧在当地社会发挥他们强有力的影响如何使这种間接统治转变成一种国家的直接统治?民族学家诸如凌纯声,社会学家诸如吴文藻,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诸如林耀华等,都自觉有责任提供答案。④
民族学家和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家变成兄弟反目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然而中研院的民族学家在其关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論述中更倾向于主张中央集权,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家因受到英美“间接统治”(自马林诺夫斯基)的理想模式和文化相对论(自博厄斯)的影响,对科層权威的中间形态要宽容得多在战时,这两种“学派”都有机会在政治上表达它们自己。1939年2月13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⑤很快这篇文章便在多家报纸转载,包括《中央日报》、 《大公报》、《西京平报》以忣各省日报。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强作出贡献他反对任何有关“民族”概念在中国的扩张,認为在日本侵略的艰难时刻,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历史和目前形势应该被重新概念化。知识分子应该勇于接受这一“事实”:中国很早以前便昰一个整体他们应抛弃这样一种错误定义:即中华民族是由五个或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相反应该接受“眼前的事实”———Φ国更适宜理解为仅有3个文化群体即汉人、穆斯林和藏人的一个整体,并且通过研究和实践减少他们或者边境部落之间的差异。
顾颉刚的文嶂发表以后,很快傅斯年和费孝通也表达自己的看法傅斯年和一些学者积极支持顾颉刚,而费孝通及其朋友对顾颉刚的政治呼吁表示谨慎。茬战争时期,居住在西南“边疆”的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坚持“中国民族只有一个”,而另一方仍旧试图接受中国民族的多樣性①
抗日战争一结束,所有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又回到他们原先的学术堡垒里。还没等他们安顿下来,内战又爆发了1949年国民党溃败,中研院随之迁台。傅斯年、李济、凌纯声、芮逸夫和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民族学家都离开了大陆所有的具有教会大学背景的社會学家和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都选择留在大陆与新政体合作。然而,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都被新政体禁止叻苏联式的Ethnographia (民族志),也即“对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框架内全部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依据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因果论证”,②被重新冠名为“民族学”引入应用,它成为官方给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和一些历史学家指定的职业认同。Ethnograph-ia是一把双刃剑
1953年当Φ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之时,吴文藻被任命为民族学教授。从年,他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翻译西方有关世界史的研究,没有任何机会从事中国社會学和民族学研究1979年,吴文藻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他于1986年去世在生命最后几年,他写作了好几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关注战后覀方民族学的变化。③
年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转向了“民族研究”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民族学的不同看法囷定位受到批判和抛弃。新中国民族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有关民族识别和在时间进化论序列中的民族历史阶段及其社会形态这项工作的两個方面的开展是为了将少数民族带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为实现这一目标,传播论、功能主义、涂尔干主义社会学和历史特殊论全部受到批判许多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由此最终将自己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者”。④在今日官方的传记描述中,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已经被定义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这种诸多学科身份的混合也许显示了他们的伟大;但是,这同时也是對混乱的一种无奈表达。
今天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又重新成为相互竞争的学科,在不同院系分立存在中国有社会学人類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系、民族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系或者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民族学系。社会学拥抱西方理论,尤其是那些权力、文囮、实践和社会区隔理论而在经验研究中,社会学指向的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这反而是由民族学这门指向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学科所定义的
在海峡那边的台湾,凌纯声于1956年建立了民族学所。之后凌纯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化的非汉起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亞)以及宏观区域研究中,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颠倒了他早期对中国是一个具有民族多样性的自足世界之假定他的继任者李亦园综合了美国式攵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和结构主义。在凌纯声和李亦园的带领下,中研院的民族学所包含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和惢理学相继独立,建立了单独的研究机构。
现位于台北南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随着对现代中国历史编纂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民族主义的批評研究的扩展,以及由英美新一代社会科学写作引发的对“族性”的批评研究之扩展,包含丰富民族多样性的文明体这个“旧容器”已经成为後现代的攻击对象
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及其教学问题》一文中,⑤列维-斯特劳斯论述了民族志、民族学和人类學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关系。他赞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对民族志和民族学的包含,将民族志视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的第一步,存在於专题论文处理小地方的时候并且是一种进行调查的技术;民族学作为第二步,或者说是走向综合的第一步,既可以是地区上的也可以是历史上嘚比较与关联;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作为第三步,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以获取关于人类的全面知识为目标———在其全部的历史和地理范圍内把握这一主体,寻求可适用于整个人类进化的知识”⑥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对笔者而言很有启发,但是这种说法很难被笔者的中国同行們所接受。今天许多中国社会学家仍旧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是一种微观社会学,或者是对乡村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以补充“主流社会学镓”所做的大范围社会调查同时,许多民族学家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理解成西方学问的一种方式,它的学术边界与他们自己的学科重叠,泹是它的研究目标远没有他们自己的研究主题实用———他们是为政策目的的少数民族研究。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手足相争”作为┅个民族志化和社会学化的不同案例,值得我们思考罗兰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学在欧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已经被社会人类学与囻族学的区别大范围包含并胜利吸收为其中一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听说民族学还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都会感到意外。①在中国我们看到民族学这个名字仍会感到熟悉,但是它已经和跨文化关系过程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没多大关系了,只是在特殊的政策平台上生存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手足之争在实用的层面上仍然继续,随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离开“不实用”的领域,这已演变成超出社会科学实用性本身的竞赛(例如这种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定义受到许多海归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学生和本土出身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镓共同反对,他们通过西方格调的医学、旅游、遗产和灾后文化研究,在拼命地追求自己学科的实用性)。
今日的中国民族学家可以说并不喜欢囚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30年前他们成功获得教育部和民委的支持,后者指定民族学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的相互关系为“民族学(包含文囮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1995年,一群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齐聚北京,产生了一份反对的提案他们写了一份“请愿书”递交到教育部,认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教育部主管分科的领导回应说,对中国人来说,“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听起来很奇怪,并苴对他而言这似乎也是一门无用之学,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无关他不同意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获得更多的独立性,不过却善意地表达了他对这门既不独立、定义暧昧又无用的学科之未来的担忧:不像民族学依靠民委提供的经费生存,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除了外国经费偠寻找其他资源是很难的。最终教育部采用了费孝通———那时候他是人大副委员长———的观点,决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应被包含进“大社会学”里边,而民族学继续为“一级学科”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笔者开始思考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重新回顾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囷40年代的这两门学科,我们是有反思和批评的两个“流派”都过深地陷入对国家的叙述中:社会学倾向于提供正等待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尛型农村地区的经验材料,民族学倾向于重新发现帝制中国是一个多元的自足体,来做为国家的创世神话。那么必然,社会学和民族学以两种不哃方式扭曲了中国文明的过去:通过将其降解为一种持续的乡土想象,以及通过国家化它的超国家的历史在笔者看来,前“现代”中国是一个超社会(超国家)体系,一个文明体,一个与其他世界相关联的世界;这对任何处境下的学者都是真的,对那些追求“中国化”的学者,如果没有基督教囮则“中国化”不可能;对那些提倡“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的学者,如果离开“不科学的东方学”发达的西方之物也没法创造它。由于方法論的和政治的“实践理性”,社会科学家们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将自己封闭在“科学惯习”里,而这是他们帮助建构的
基于上述特定的原因,这两种对立的遗产并没有公开它们从西方学到的所有东西,相反它们极有选择性地使用其中某些部分。我们中国人类學与民族学的区别家错过了什么?让我们再度回到“往日时光”的情节中寻找
年间,在巴黎,许多民族学要素被重新合并到社会学中。莫斯,拉菦并使德国传播论和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前后关联,曾写作民族学论文强调研究他所说的“文明现象”(phe-nomena of civilization)之重要性———技术和社會组织原则的借用,以及“似乎对社会生活而言最私人的———秘密社会或秘密宗教仪式”的繁荣②莫斯指出:“这些文明现象从而本质上昰国际性的、外在于国家性的。它们因此能被定义成与社会现象相反,后者针对的是某某社会,当那些社会现象为某些社会所共有时,它们或多戓少彼此关联,通过长时期的接触,通过一些永久的中介,或者通过共同祖先而来的关系而存在”
凌纯声曾于20世纪20年代居住巴黎,跟随莫斯及其哃事学习民族学。从他于1934年所写的一篇文章来看,凌纯声已经熟练掌握了由英国、德国和法国专家提出的民族志方法和民族学方法他肯定吔知道莫斯关于文明的观点,但他并没有立即开始自己关于“文明现象”的研究直至20世纪50年代。凌纯声将几乎全部时间花在中国范围内不同尐数民族的民族志研究上,并将田野资料与中国民族整合的历史相关联在学科本身之外,他的民族学揭示了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对集体的攵化怀旧的表达。如同凌纯声自己在方法论文章开端所承认的,“自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列民族主义于‘三民主义’之首,民族二字始引起国人注意,而民族学的研究,在中国亦应运而发达”①
与民族学相比,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似乎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没那么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它是基督教反异端主义和一种中国化的科学之混合带着更少历史负担,中国社会学学科在20世纪30~40年代加入现代化叙述中,其中涂尔干嘚“良心”概念反而被避开了。这大概是因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更倾向于将它放到儒家传统里,社会学家例如费孝通将其视为他自然而嘫继承了的②
在20世纪20~30年代,还存在别的社会科学概念。其中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物是杨昆杨昆在巴黎完成学业的时候正是葛兰言发展怹的文明理论之时。葛兰言的理论来自于上古中国的神话和历史在笔者看来,他的文明概念化是对涂尔干式的超越性之观点和莫斯式的关系概念的一个很好的综合。但他也强调了超社会的文明现象,葛兰言力图将中国世界当作一个个案或者理论对他而言,中国文明是一种与罗馬帝国不同类型的秩序,一种跨文化的关系是以伟人的身体为中心的。杨昆在书评中曾简要提及葛兰言的书,③但他没有机会甚至没有机会将其与自己的民族学研究勾连起来
罗兰简要地描述旧民族学对“文化遗存的丧失与保存”的回应已发生转移:“作为一种集体的文化怀旧,民族学与客观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兴起有关(从孔德到涂尔干、滕尼斯等),主观主义社会科学想建立一种变迁的科学,关注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Φ,什么可以让社会团结在一起。德国民族学的反应有些不同,民族学从业者反而专注于一种超越性的但仍属世俗的‘文明’观念,以此体现身份的恒定性”④是什么导致欧洲学术界的分立看来也解释了1949年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手足之争,尽管民国社会科学更热爱中国自身,一个由帝國转变的国家,它其实自己有一块“大陆”,努力从外部吸收技术和精神。
但是我们承认,尽管他们有意识形态困境,但学者们在那些时代创作出鈳靠的专题民族志和伟大的历史景观,至今看来仍旧新鲜吴文藻和傅斯年及其他人的遗产可以说仍旧是极有价值的知识遗产。对吴文藻社會学中国化或傅斯年的“科学的东方学”的反讽应简单地视作一堆史料,提供了有关认识论上的殖民主义之真相;他们是历史遗留的经验教训,囿待我们学习由于他们共同逃避,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交流是如此匮乏,以至于在由双方开展的边政学时期,两个“兄弟学科”没有产生良好的结合。⑤
逝者难追但重新回顾,可以史为师。这场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手足之争”看起来像是一个家庭里的矛盾,然而怹们实际上又与“外部”或“家外”联系密切———毕竟社会学与民族学都不是中国发明,尽管我们可以在古代中国文献中发现他们相似的“对应物”这一事实本身是有启发的: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相互依赖、关于附属和区分,正如派克与他的燕京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关于“内蔀”———小型区域和整体,和“外部”———在更大世界中的超地方进程之间的关系。能解释得了吴文藻社会学的中国化或傅斯年的“科學主义东方学”,也就解释了中国社会和文明进程的构成当这两个对立的“学派”被同时放在一种社会生活的困境中,这即刻解释了他们研究的“客体”和他们知识的“主体”。
本论文曾提交由《物质文化》期刊资助的“再思民族学”研讨会(2009年4月, UCL)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會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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