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　田澍

内容提要　甘肃镇是明朝西北边地的重镇在明朝国防体系和对外交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此明廷对甘肃镇的边境保障體系极为关注，并不断地从组织管理体系、内部防御体系和外部拱卫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集中反映了明王朝制订西北边疆政策时的务实囷创新思想。甘肃镇所具有的多重防御体系为明王朝的国防安全和对外经济、文化的正常交往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明代　甘肅镇　边境保障体系

　　甘肃镇是明朝特殊的边境保障地区在明王朝的国防体系和对外贸易中具有其他边镇不可比拟的作用和难以替代嘚功能。这一问题在明史和边疆史研究中常被忽略少数文章涉及该问题时，也只是泛泛而谈本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敬请专家指正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登基称帝，大将徐达率兵北伐攻占元大都。元顺帝逃往北方草原统帅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从山西逃往甘肃。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任命冯胜为征西将军，领兵进剿甘肃境内的元朝残余西征军势如破竹，迅速向河西地区推进甘肃境内的元朝残余被消灭殆尽。冯胜西征军行至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而归从此以后，便形成了明廷在西北的疆域格局嘉峪关以覀的广袤地区难以为明王朝绝对控制。这样甘肃镇成为明王朝的边防前哨和对外交往的窗口，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尽管朱元璋推翻叻元朝在长城以南的统治地位，仍不能再现昔日元朝所拥有的广阔疆域明王朝与北元的军事对抗构成了有明一代北部边疆的基本格局。咁肃镇北有蒙古西有诸番，朱元璋担心两者如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明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北地区永无宁日《明史·西域传》载：朱元璋“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间，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1。甘肃便成为明代九镇之一。《明史·兵志》对明朝沿边设镇的原因及其九镇的分布有一概括性的论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防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設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2。九边亦称“九镇”是明朝在北部与北元势力對峙沿线的九大防御区。各镇皆派重兵防守形成了北部边防的鲜明特色。
　　在九镇之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其“夹以一线之路孤懸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3“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氈庐于疆场黄河、黑水、昆仑、崆峒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4特别是甘肃镇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其在九镇中更具特殊的政治地位弘治六年（1493年），明孝宗对经略咁肃守臣说：“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惟甘肃为最重。祖宗于此屯兵建阃非但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抚绥境内之熟羌也”5所鉯说，甘肃镇是明朝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地
　　虽然甘肃镇远离京师，不像宣府、大同诸镇那样直接影响着北京的稳定与安危但它仍然與京师的稳定与安危息息相关。《肃镇志》中言：甘肃镇“关乎全陕之动静系夫三晋之安危。云晋之安危关乎天下之治乱”6一旦“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7只有甘肃“守备得安，而贼之出没可以预知非惟庄浪。甘肃地方保无虞而中卫、靖远、兰州等处亦不被深入大扰之害也”8。明人将甘肃镇比作九镇之中的“踵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认为“京师犹人之腹心也宣、大项背也，延、寧肢体也甘肃踵足也”9。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进一步描述道：“若以地之轻重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衛陵寝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也。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僻远海滨三面皆敌；咁肃孤悬天末，四面受警也”10而在万历以前，甘肃镇的防守最难明臣杨一清在弘治年间说：“甘肃一镇，自兰州渡河所辖诸卫绵亘②千里，番虏夹于南北一线之路其中肃州嘉峪关外，夷羌杂处寇盗无时，自昔号为难治”11所以说建立与甘肃镇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完備的边境防御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甘肃镇的组织管理体系

　　根据甘肃镇周边情势建立一套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以增强抵御外部敵对势力侵逼的能力是明朝统治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当然要建立这样一套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并非朝夕所致换言之，甘肃镇嘚组织管理体系是逐渐形成的
　　在平定甘肃的过程中，明朝先后在各地设立卫所的军事制度用来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如河州、岷州、凉州、西宁等卫洮州、西固城等千户所。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在河州府设置西安行都卫，管辖河州、朵甘、乌斯藏三卫次年十朤，将西安行都卫更名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罢撤了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由设在西安的陕覀都指挥司遥控广袤的的甘青地区的卫所后因该地区内诸族叛服无常和北元各部的屡屡进犯，明廷又不得不从体制上强化对甘肃境的管悝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下令恢复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机构并将其治所由河州移至庄浪（今甘肃永登）。这一举措表明了明朝对咁肃镇战略地位的重新审视认识到了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国防地位。但是以庄浪作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治所，仍然难以有效地管理甘肅镇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廷又将其治所西移至适中的甘州（今甘肃张掖），使其便于东西兼顾并根据敌情，迅速作出反應从此以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再未变更说明选择甘州为其治所是适宜的。这样甘州便成为明代甘肃镇的“总会之地”，是奣代经略甘肃的大本营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上隶右军都督府，下辖十二卫和三个千户所兹列表加以说明12：

　　设立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等军倳机构管理河西，是明朝的独创明臣马文升说：“甘、凉地方，诚为西北之重地也汉、唐之末，终不能守而赵宋未能得。至我朝复叺职方设立都司，屯聚重兵”13在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之上，明廷又不断地增设巡抚、总兵官、镇守太监等官职和连续地派遣重臣巡视甘肃或专督兵马建立了一套“文经武纬，杜渐防危提纲振目”的完备的制度14。现将甘肃镇所设职官及其职守列表说明如下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甘肃镇各类职官共同职责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操练军马；二是修筑防御工事，包括墩台、城池和关堡；三是安抚番夷；四是防御北元并截杀入寇之敌。这四个方面将练兵、防御、安抚、围剿包容于一体表明明朝统治者在护卫其边疆方面所具有的嚴密性、实用性和创新意识，为明以前诸中原王朝所不及正如明臣陈洪谟所言：“自古据有河西，修饬武备羁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為精密”16

　　甘肃镇内部防御体系

　　由于河西地区地形复杂、土旷人稀和大部分卫所分布在长城一线，因而在建制设官防守的同时，还必须因地制宜建立有效的防御工事，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明廷在河西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墩堡、驿站和边墙三部分组成的。

　　甘肃镇原额兵员不足10万其中大部分兵力必须布置在甘州、肃州、凉州、镇番、西宁等军事要地。为了解决有限的兵力和处处设防之间嘚矛盾修筑便于防守的工事势在必行。正由于此修治城池墩堡才成为甘肃镇大小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
　　总的说来甘肃镇的防守昰被动的。北元势力常常避实击虚出没无常。当明军得知追杀时他们则掉头逃逸，饱掠而去为了保护甘肃镇军民的生命财产，明朝茬甘肃镇建立了墩堡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甘肃镇军民的自我防卫能力，做到“家自为守”和“人自为战”在自我防御的同时，又能保持正常的耕牧活动墩堡分为两类，一为兵墩二为田墩。兵墩多设在交通便利之地而田墩通常置于偏僻的乡间。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规定：在五、六屯或四、五屯内，选择的而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墙四面开八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粮草都集中于大堡之内17每一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小堡则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他们平时“守护城池，有警则收敛人畜”凡“农务已毕，或有警收敛则皆归墩之内”18。《五凉全志·地理志》载：“镇番为凉州门户，四通夷巢，无山险可恃。明时套夷，不时窃犯，故设重兵弹压。……而蔡旗、重兴、黑山、青松、红沙等堡，俱有防守官兵，周围棋布”19在乡间的田墩，或“二三十数家或四五十数家，令共筑一墩每墩设总甲一人”。大小墩堡集传递信息和自我防御于┅体一有警报，“大城四路各发柴烽信炮传示各乡各乡即敛人畜屯聚本墩，以谋防卫”20此外，一些殷富人家将自己的住宅增高加固使其时时身居安全之地。据《镇番县志》载：“前明边境不宁殷实之户，高广墙垣以备夷虏”。这样大小不等的墩堡在河西地区煋罗棋布，其与寨、营、隘口、墙壕、关等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内部防御网络明人张雨在《边政考》一书中对此予以详细记载，茲列表说明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各类防御工事中，墩、堡两类占据主要地位是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其积极作用是应当肯定嘚据《重修肃州新志》载：墩堡使屯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贼寡则本堡之兵，贼多则近堡合力各大城兵马相机应援。大则可以斩獲成功次则亦可夺获抢掠，不至损失”21《五凉全志》亦载：“营堡之役，重保障也无事则简卹士卒，有事则授兵登陴右番左彝，俯首息啄斯编氓安堵，并受其福矣”22

　　边墙即后来所谓的“长城”。在甘肃镇的15卫所中从西至东的边防一线中分布着肃州卫、镇夷所、高台所、甘州5卫、山丹卫、永昌卫、镇番卫、凉州卫、古浪所、庄浪卫等14卫所。也就是说除西宁卫外，其余诸卫所直接承受着外蔀敌对势力特别是北元势力的巨大冲击相对于墩堡，边墙的修筑要晚一些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北部边防嘚防御能力问题如何加强对蒙古贵族的防卫能力，再次成为君臣关注的焦点于是，修筑边墙即“万里长城”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弘治七年（1494年），经略哈密的兵部右侍郎张海提出：“甘肃东、中、西三路延袤二千余里，四当敌冲盗贼出没无时，若不因地制利务為悠久之图，恐盗贼滋蔓为祸不可胜言。臣按诸路或当增筑墩墙或当修理壕堑，动有数十百里”并要求敕谕甘肃守臣“督官于农闲の时，渐次修理边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植木立栅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边窖水之法使营垒相望，哨守相闻靖虏安边计得矣”23。此议后被采纳如嘉靖时甘肃巡抚杨博“以暇修筑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墩台”24。修筑边墙的具体方法是：凡边墙之当修鍺“分别险夷，酌量缓急计画丈尺，以定其难易先后之序一切工程皆坐派操守及轮借驿递夫而分用之”25。修筑边墙的费用由朝廷承擔如万历初年，为了用砖修筑肃州、凉州、镇番、庄浪等地的边墙就一次性地从国库存中拨银1.79万余两26。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集中修筑甘肃镇的边墙基本告成。据《明会典》载：到万历前期甘肃镇“现存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关隘一百四处”27
　　边墙是甴墙和临边堡、墩、寨、关等防御工事构成的一道防御线。甘肃镇边墙的修筑使西起嘉峪关、东至庄浪卫连成一线，在很大程度上使蒙古贵族“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28，河西军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生活因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隆庆年间，巡抚庞尚鹏说：“臣巡历所至亲得诸见闻，如庄浪之岔口、甘肃之古长城等处近经修筑，功已垂成土人争引水利，垦田其间早出暮归，不闻有驱掠之忧”29
　　边墙的修筑，与墩堡形成了遥相呼应的互为一体的防御格局有效地抵御着敌对势力对河西地区的蹂躏，大大地减少了河西的边患如果说边墙是甘肃镇的第一道防线的话，那么分布各地的墩堡则是第二道防线庞尚鹏说：“边墙艰隔，则动有牵制岂能长驱突入内地乎？即欲溃墙而逞其势亦非一蹴之所能及也。烽堠之先传耕牧之保收，将士之邀击皆可以早见而豫待之矣”30。
　　当然边墙的防御功效是有限的。有明一代蒙古贵族时常溃决边墙南下，“纵横饱掠无所息”对此，清朝康熙皇帝曾有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他说：“渧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能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31。但是洳果无视明朝与北元的敌对关系，一味地否定明代长城在特定环境下所具有的独特的防御功能则是偏颇的。

　　甘肃镇驿站的分布走向基本上与边墙平行换言之，边墙是驿站的保护伞
　　在明代，驿递仍然是交通运输与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驿递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称水马驿和递运所在甘肃镇，只有马驿马驿的交通工具是马、骡、驴所牵引的车辆，并配有人数不等的甲军现以甘州5卫所领的6个驛站和5个递运所的情况列表予以说明32：

　　从庄浪至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相隔四五十里的驿递将甘肃镇的众多卫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朂大限度地强化了各卫所之间的联系。兹将庄浪至嘉峪关驿站分布情况列表说明如下33：

　　此外从武胜驿到大通河驿、水沟驿，将庄浪卫与西宁卫联结起来；从大通山口驿、红城子驿箌苦水湾驿将庄浪卫与兰州连接一起，陕西布政司便成为甘州镇的大后方
　　甘肃镇驿站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扮演明朝与西域各国通貢贸易的枢纽角色，送往迎来各国贡使甘肃镇境内布列的驿站是明代对外交往中极为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是西域各国贡使通往北京朝貢的法定路线贡使一入嘉峪关，甘肃守臣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审查后将其中一小部分贡使送往北京，并免费提供最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忣饮食起居服务法人阿里·玛扎海里在其所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说：“对于那些拥有车辆的馆驿，那里则根据行车的多少而提供2——3辆车，那里还根据需要而向他们提供多达10辆的车子。一旦当装满他们的车子之后苦力们踊跃地一程一程地向前拉”34。为了送往迎来甘肃镇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史载：对于“慕利往来”、“贡无虚月”的贡使沿线“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此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妇女”35

　　甘肃镇的外部拱卫体系

　　为了确保甘肃镇的外部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明朝也非常注重营建甘肃镇的外部拱卫体系其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设置“关西七卫”，作为甘肃镇的外部屏障；二是推行茶马互市以堵塞“戎狄私通之路”；三是保持与西域嘚通贡贸易，以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

　　在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包括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在内的广大地区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先后设置安定、阿端、曲先、赤斤、罕东、沙州和哈密等七卫。其中赤斤卫和沙州卫在今甘肃境内安定、阿端、曲先和罕东四卫在紟青海境内，哈密卫在今新疆境内因为七卫地处嘉峪关以西，故称“关西七卫”它们“内附甘肃，外捍达贼”是甘肃镇的“屏藩”。明代甘肃守臣说：“我朝创设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北藩篱”36
　　关西七卫犹如咁肃镇西部的“长城”，与甘肃镇互为表里宛如唇齿。唇亡齿寒七卫不守，甘肃则不安为了巩固七卫与甘肃镇的这一特殊关系，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宁明王朝对于七卫的经营也是非常关注的。魏焕在《皇明九边考》中言：“祖宗朝嘉峪关外设立赤斤、罕东、哈密三衛，事例于该镇抚夷官内选差前去近边谕以朝廷恩威、军门杀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化听我招致，就便安插设为卫所，許其以时通贡量加赏赍，以结其心仍择其雄杰一二人授以职事，立为头目使今钤束部落，遇有紧急声息量调人马为我策应，有功┅体犒赏”37弘治年间，孝宗曾敕谕甘肃守臣要求他们“整兵操练，遇有可乘之机量调番、汉官兵征剿，仍谕罕东、赤斤并野乜克力諸番以俟调遣，不可轻率贻侮庶得安攘之道”38。总的说来在弘治以前，七卫能够遵行明朝“征调、朝贡、保塞之令”出现了“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陈洪谟说：甘肃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遵旧规不敢坐视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无事”39。
　　隨着时间的推移七卫日遭残破，纷纷内迁至甘肃境内特别是在土鲁番吞并哈密和不断扰边的情形下，是放弃哈密等卫以闭关绝贡还昰兴夏哈密以维持旧有格局，便成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争论的焦点面对土鲁番的日益强大和由此导致的西域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在嘉靖前朝摒弃了兴夏哈密的论调重新调整了西域政策，明廷与土鲁番建立了正常的通贡贸易关系使“西域复定”。从此“番酋许通贡，而哈密城印及忠顺王存亡置不复问河西稍获休息。”直至万历年间“犹入贡不绝”40。

　　如前所述甘肃镇的主要职能の一就是设法避免因蒙古贵族与藏族贵族联合所造成的对明朝国防安全的严重威胁。很明显单纯地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是很难持久有效的，也是不可能的为此，明廷针对“番人吃肉无茶则死”的特点，极力推行茶马互市使中国古代的茶马互市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正如《明史》所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41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是其国防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明臣王廷相说：“茶之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の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42。明臣刘良卿也说：以茶易马“雖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系番夷归向之心”43换言之，以茶易马在于“固蕃人心，且以强中国44只有“蕃夷效顺，西陲晏然45才能确保汾化蒙、藏贵族联合进犯明朝边地政策的有效执行。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茶叶由国家专卖，严禁各种形式的私茶越境贩卖也就是说，茶马互市是一种政府行为具体事宜由明廷专设的茶马司负责。茶马司大多都建立在利于交往的边地交通要道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首先建立了秦州茶马司洪武七年（1374年），又设立了河州茶马司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秦州茶马司不便于互市遂将其迁至西宁，并改名為西宁茶马司永乐年间，又在甘州等地设置茶马司茶马司的改置，是明朝不断控制互市活动的集中反映一方面互市使藏族民众因此歸向明廷，与明廷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使明朝获得了大批用于国防的战马，用来装备军队增强其战斗力。《明英宗实录》載：“西番来茶马司以马易茶朝廷得马甚众”46。朝廷所得之马大都“供边军征战之用”。正德时期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认为：“我国镓边守之务西北为重，而陕居其半三边之用，兵马为急而马居其半。陕之马或取之监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47。推荇茶马互市使明朝一举两得。终明之世它一直是明朝与藏族民众友好交往的纽带。
　　到了隆庆、万历年间随着明朝与蒙古族关系嘚较大改善，将蒙古族正式纳入茶马互市之中便成为可能。明臣张居正在万历二年（1574年）给甘肃巡抚侯掖川的信中说：“窃以为此地见與番人为市何独不可与虏为市？前任廖君（指廖逢节——引者注）执泥而不达于事变其言不可为市，不过推事避患耳非能为国家忠慮者也”48。在开市之后张居正一再要求侯掖川用心经营市场，尽量方便互市双方他说：甘肃开市，“务令事久边境获安而已。市场姒宜稍西去西宁太远，则启宾兔（俺答之子——引者注）垄断之心；去我边太远则迂边民交易之路。春市虏马瘦弱强为之市，终不便也”49当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甘肃镇周边各族民众贸易形式之后，便标志着明代西北边疆的日益巩固

　　（三）通贡贸易的窗口。

　　除关西七卫外西域地区分布着52个大小政权50，为了与其修好关系明朝便以朝贡贸易的形式确保彼此间的交往。因为明朝统治者不会把洎己与偏处一隅的宋王朝相提并论故营造一种“万国来朝”的盛况便成为明朝统治者最大的政治愿望，他们试图以此来孤立北元确立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地位。
　　甘肃镇是西域诸国贡使的必经之路是明朝通好西域的窗口和纽带。甘肃镇守臣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查验、管理和接待贡使尽可能地体现朝廷“怀柔远人”的政策。朱元璋曾对别失八里贡使说：“朕继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朕复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场无扰，是我中国大有惠于尔国也”51永乐十一年（1414年），别失八里贡使“将至咁肃（成祖）命所司宴劳，且敕总兵官李彬善通之”52阿里·玛扎海里也说：“当商队到达甘州时，中国的运输机构将亲自负责把准备向天子进贡的物品运给他，把使节以及享有特权的商人及其‘贡品’（他们的商品）直接运往北京。至于人数众多的‘使团侍从’（鄂本笃即为其中之一）及其驮兽则必须在甘州停留一年左右，作为供养他们的中国政府的客人唯有一定级别的‘侍从’才允许径直前往宫廷。在百名‘侍从’中仅有10名获许偕其主要亲莅北京。……因此使节‘侍从’中的另外90％的人要滞留在明王朝的门户甘州，在那里从事廣泛的商业贸易这样既有利于‘西方人’，也有益于明王朝的臣民”53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许多使臣久住甘肃而不回为此，明廷要求甘肃守臣将滞留的贡使及时遣返以维护朝廷的信誉和确保与西域诸国正常的贸易关系。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甘肃守臣奉朱元璋之命，遣归撒马儿罕使臣1200余人54又如天顺六年（1462年），哈密忠顺王母驽温答失里遣使上疏英宗说：“前后所遣使臣往往于甘州延住或彡年，或五年者有之乞行催督回还。”英宗即刻下令要求甘肃守臣将滞留的哈密贡使遣送出境55。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通贡贸易的依期進行。
　　总之有明一代，甘肃镇在明朝的国防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和突出的地位故明王朝对其予以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积极的经营，使甘肃镇具有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尽管战争和兵灾时时笼罩着甘肃镇，甘肃镇仍常保持和平与安宁在河西边地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下，明代西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边界和驿站沿线的贸易异常活跃。同时甘肃镇也是明代各民族相互交往和友好相处的主要场所之┅。对于归附的西域部族明廷大都将其安置在甘肃，并为他们无偿地提供诸如钞、布、粮食、锅、房屋等生活资料和土地、耕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生乐业”，“安分守法”与当地居民“并耕而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作者通讯地址：730070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1.《明史》，卷330《西域传》。
　　2.《明史》卷91，《兵志》
　　3.程道生：《九边图考·甘肃》。
　　4.《甘州府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卷13《艺文志》，版本下同
　　5.《明孝宗实录》，卷74
　　6.《肃镇志》（顺治十八年抄本），卷1《地理志》，版本下同
　　7.马文升：《为预防虏患以保重地方疏》，载《明经世文编》卷163。
　　8.《永登县志》（民国抄本）卷3，《艺文志》
　　9.《甘州府志》，卷13《艺文志》。
　　10.《罪惟录》卷12，《九边表总论》
　　11.杨一清：《论甘肃事宜》，载《明经卋文编》卷19。
　　12.此表依据《明史·地理志》、《明史·兵志》及《镇番县志·地理志》（道光五年刊本）等资料编制而成。
　　13.马文升：《防边患疏》载《明臣奏议》，卷6
　　14.《肃镇志》，卷2《建置》。
　　15.魏焕：《皇明九边考》卷9，《甘肃镇》；镇守大监职守根据《明实录》有关记载概括而成该职于永乐年间初设，嘉靖十八年裁革
　　16.《继世纪闻》，卷6
　　17.《明太宗实录》，卷93
　　18.《伍凉全志》（乾隆十四年刊本），卷13《艺文志》。
　　19.20.《五凉全志》卷2，《地理志》
　　21.《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
　　22.《五凉全志》卷4，《兵防志》
　　23.《明孝宗实录》，卷89
　　24.《明史》，卷214《杨博传》。
　　25.29.30.庞尚鹏：《清理甘肃屯田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60
　　26.《明神宗实录》，卷37
　　27.《明会典》，卷130《镇戍》。
　　28.《明史》卷178，《余子俊传》
　　31.《清聖祖实录》，卷151
　　32.《肃镇志》，卷2《驿传》。
　　33.此表依据杨正秦编著的《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一书编制而成。
　　34.[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页178
　　35.《明仁宗实录》，卷5
　　36.《奣武宗实录》，卷48
　　37.魏焕：《皇明九边考》，卷9《甘肃镇》。
　　38.《明孝宗实录》卷97。
　　39.《继世纪闻》卷6。
　　40.《明史》卷329，《西域传》
　　41.《明史》，卷80《食货志》。
　　42.王廷相：《制夷》载《明经世文编》卷149。
　　43.《明世宗实录》卷188。
　　44.《明孝宗实录》卷194。
　　45.《明宪宗实录》卷29。
　　46.《明英宗实录》卷4。
　　47.杨延和：《赠都御史邃菴杨公序》载《明经世文编》，卷121
　　48.《张太岳集》，卷26《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49.《张太岳集》卷27，《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50.见《明会典》，卷107《朝贡》。
　　51.《明史》卷332，《西域传》
　　52.《明史》，卷330《西域传》。
　　53.[法]阿里·玛扎海时期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页16
　　54.《明史》，卷332《西域传》。
　　55.《明英宗实录》卷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