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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本型经济结构——对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战略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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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围绕人调整经济结构
――《人本型结构论》简评
日08:18&&&来源：
常修泽撰著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论”这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思路。该书有两个特点：
主线贯通。该书认为，虽然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效果并不理想，根源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的影响。对此，该书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论”的范畴和思路，并将其贯穿到中国经济“六大结构转型”中，得出了新的结论：需求结构转型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供给结构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转型的核心是重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城乡结构转型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转型的核心是促进区域协调、人际和谐；资源环境改善的核心是注重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这六个方面相互贯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结构转型体系。
观点新颖。该书并不是就结构论结构，而是把“结构”放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广阔背景下分析，视野开阔、观点新颖、立意深远。比如，关于“天地人产权”的观点，提出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环境（天）、资源（地）和人自身（人）的完整体系。在“天”方面，应着手建立环境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制度；在“地”方面，应重点完善五项权能：农村土地经营权、林地经营权、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水资源产权、海洋用益物权；在“人”方面，应创建包括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技术产权的人力产权制度。同时，应发挥天、地、人产权在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耦合作用。又比如，该书提出心灵的放飞是创意之源。打造创意城市、创意园区，固然需要很多制度安排，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应让人突破陈规、放飞想象。此外，该书提出的“人本是结构转型的命门”等诸多观点，都具有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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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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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本型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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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国十三五计划修订完善与公布的关键节点，张家化教练的新作《人大天教练模式》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对研究和推进‘十三五’乃至更长期间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应用价值，于是引起记者兴趣，遂对张家化教练进行了访谈。
中国新阶段要有“新理念”
记者：张教练，您在书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乃至于更长时期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时，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思维，真正由人本思想来推进结构的转型。”您是如何考虑的？
张家化教练：这句话挺扎眼。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
拿“物本位”来说，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人本导向”与“物本导向”的博弈时期。长期以来，结构问题被视为一个“物”的问题，但依我“人本论”思想的观察，透过表面的“物”，就会发现，在“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记者：很深刻。能否结合具体某一结构，给读者谈谈？
张家化教练：好。比如，就说需求结构吧，我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数据)低20多个百分点，而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我把它称之为“物本压制”。
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够有关。多年来，中国以GDP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针对这个问题，我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12年的45.6%，下降了7.5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生产税净额和企业营业盈余则分别从13.4%和19%上升到15.9%和25.7%，各自上升了2.5和6.7个百分点。尽管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有统计制度调整的因素(2004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调整，将“自雇者营业收入”由原来归属“劳动者报酬”调整为归属“企业营业盈余”)，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处于不利地位。其他结构，包括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一般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都涉及人的问题。所以，我感叹道：“人啊，人！构成中国经济结构改造、变革的灵魂，也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导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
记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在“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变化”的条件下，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与物本增长型结构不同，您的《人本型结构论》，着力从人本主体角度探索，也可以说试图用一种“新理念”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张家化教练：新理念、新思维，还说不上。只是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理念运用于经济结构转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书中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的“根本理念”，是从三个角度分析的。
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
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扩大投资。“投资驱动型”深层的原因是“政府主导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
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规划到2020年，到那时，总体上判断：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书中提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要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要求。
向六大结构“锚地”精准抛“锚”
记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困难在哪儿？
张家化教练：难在如何将其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个结构中并予以展开。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结构论”不是“空心菜”，而是“实心砖”。如何避免把它“异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畴，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红线和“核心范畴”，这对我是个挑战。如果不落地，就是《红楼梦》说的那个“镜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气”呢？我将该核心范畴的落地比作轮船在“锚地”抛“锚”。六大结构看成六个“锚地”，对每个“锚地”都要精准性地抛“锚”，而且让它牢牢“抓地”。这就是我的“抛锚”论。
记者：“抛锚”，很形象。怎么抛呢？
张家化教练：六大结构都存在不同的问题，要瞄准核心目标。简单说，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这六大结构都用“人本”一线牵。
记者：您能结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谈谈吗？
张家化教练：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应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我建议国家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哪个是“短板”？我明确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短板”，要补足。生活性服务业应研究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后，人民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我在书中强调应开拓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例如，养老养生医疗健康产业，我写了12个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
记者：您能说说为推动“人本型结构”改革需要哪方面的制度配套吗？
张家化教练：我的豪言壮语是，要真刀真枪的搞改革，为“人本型结构”转型必须提供制度支撑。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我前面阐述的经济结构转型，除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更涉及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问题。在酿成“物本型”经济结构的诸种传统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人本型结构论”的重要动力。结构转型，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如果真转型，那就请扫除体制障碍吧。
第一,真刀真枪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全方位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整个决定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可以看成是新阶段各个相关领域“滴灌式”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两年来，中国改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作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虽有一些新的举措，但总体判断，仍缺乏比较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枪搞改革”，点破了当前改革的要害之所在。
第二，克服两种“本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
“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在结构层面就是要打造“人本型经济结构”。“人本”的对面是什么？一是“物本”，一是“官本”。为什么人本型经济结构难以建立？流行于各级政府的GDP挂帅（“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职能没有取得实质性转变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为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之所以如此，原因十分复杂。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原有干部考核体系与财税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微观化。经济利益驱动与政治晋升拉动两股力量的合流，形成“双驱动”机制。虽然近年一些人文发展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开始被重视，但惯性仍然存在。由于没有实现发展理念转换，GDP仍在官员内心世界居核心地位，其“经济人”特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纵向的权力来源结构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乏。
克服两种“本位”，首先是克服“物本位”，改变GDP在官员内心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人类发展指数”等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约束作用。其次是克服“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近来出现一种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释为“政府驾驭市场”的观点，且颇为流行，应该澄清和纠正。同时，要实施“三张清单”即：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改革，建立政府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
第三，推进“五环式”改革。新阶段历史要求中国开展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新阶段，无论是哪个结构转型，都会触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体制。可以这样说，没有“五环”改革的突破性进展，经济结构的改造、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新阶段应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五位一体”改革“蓝图”推进全面改革，扫除制约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五环改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四，反腐败与突破固化利益格局。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重重障碍，其中，严重的腐败和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春秋时代郑国政治家子产曾讲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左传·昭公二十年》）如果执政者严格执法，就很少有人以身试法，相反，如果执法者太过懦弱，就会有人“狎而玩之”。
中国确实有过“水懦弱”的情况。不是不想医治这个“患病的机体”，但当“打开”之后看到“五脏六腑”已经那样，没敢动“大手术”，只好“缝上”继续维持。于是历史老人看到了那么多“狎而玩之”的官僚纵欲妄为、“玩死”自己。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中国需要严厉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切实制止官僚“狎而玩之”。通过“反腐败”，矫正权力与资本结盟、权力与利益交换的格局。同时，必须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改革者首先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决策者也不能顺着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思路来决策。唯有超越固化利益格局的羁绊，才能开创改革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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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日 09:21 | 来源：天津日报
　　最近，新华网播发了一篇《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的新闻，报道了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的新作《人本型结构论》出版的消息，称：“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人本型结构论——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新思维》近日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对研究和推进‘十三五’乃至更长期间的结构转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应用价值。”引起记者兴趣。记者阅读此书后，感到确实是一部用“新理念”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著作，遂对常修泽教授进行了访谈。
　　中国新阶段要有“新理念”
　　记者：常教授，您在书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乃至于更长时期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时，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思维，真正由人本思想来推进结构的转型。”您是如何考虑的？
　　常修泽教授：这句话被出版社印到“腰封”上，挺扎眼。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
　　拿“物本位”来说，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人本导向”与“物本导向”的博弈时期。长期以来，结构问题被视为一个“物”的问题，但依我“人本论”思想的观察，透过表面的“物”，就会发现，在“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记者：很深刻。能否结合具体某一结构，给读者谈谈？
　　常修泽教授：好。比如，就说需求结构吧。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时，第一个就是“需求结构的矛盾”。如何转型？在第三章回答：“需求结构转型：以消费者为本位的消费主导型结构”。书中采用大量数据指出，我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数据）低20多个百分点，而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我把它称之为“物本压制”。
　　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够有关。多年来，中国以ＧＤＰ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我在书的第二章“人本型结构论的真谛：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一开始，画了一张中国ＧＤＰ 增长指数与居民收入增长指数两条曲线图，从图示可清晰看出：ＧＤＰ增长指数势头强劲；城乡居民收入线虽然也在上升，但与ＧＤＰ相比两者离差很大（以致形成一个“剪刀状差”），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读者可看看两条曲线图。
　　针对这个问题，紧接着，我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看到：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12年的45.6%，下降了7.5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生产税净额和企业营业盈余则分别从13.4%和19%上升到15.9%和25.7%，各自上升了2.5和6.7个百分点。尽管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有统计制度调整的因素（2004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调整，将“自雇者营业收入”由原来归属“劳动者报酬”调整为归属“企业营业盈余”），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作为一个人本经济学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我在书中写道：“需求结构：消费，涉及人；民富，更涉及人。”
　　其他结构，包括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一般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都涉及人的问题。所以，我不禁在书的前言《把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命门”》中感叹道：“人啊，人！构成中国经济结构改造、变革的灵魂，也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导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
　　记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在“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变化”的条件下，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与物本增长型结构不同，您的《人本型结构论》，着力从人本主体角度探索，也可以说试图用一种“新理念”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常修泽教授：新理念、新思维，还说不上。只是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理念运用于经济结构转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书中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的“根本理念”，是从三个角度分析的。
　　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
　　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扩大投资。“投资驱动型”深层的原因是“政府主导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
　　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规划到2020年，到那时，总体上判断：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书中提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要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要求。
　　向六大结构“锚地”精准抛“锚”
　　记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困难在哪儿？
　　常修泽教授：难在如何将其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个结构中并予以展开。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结构论”不是“空心菜”，而是“实心砖”。如何避免把它“异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畴，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红线和“核心范畴”，这对我是个挑战。如果不落地，就是《红楼梦》说的那个“镜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气”呢？我将该核心范畴的落地比作轮船在“锚地”抛“锚”。六大结构看成六个“锚地”，对每个“锚地”都要精准性地抛“锚”，而且让它牢牢“抓地”。这就是我的“抛锚”论。
　　记者：“抛锚”，很形象。怎么抛呢？
　　常修泽教授：六大结构都存在不同的问题，要瞄准核心目标。简单说，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这六大结构都用“人本”一线牵。
　　记者：您能结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谈谈吗？
　　常修泽教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应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2011年我曾出席国务院服务业规划座谈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发展服务业的意见，书中附录发言提纲，新书进一步提出“供给结构：重在发展与人相关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与此相适应，建议国家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哪个是“短板”？书中明确：生产性服务业是“短板”，要补足。生活性服务业应研究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后，人民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我在书中强调应开拓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例如，养老养生医疗健康产业。我写了12个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
　　“这本书，与天津，与南开，渊源很深”
　　记者：从书中看出，您以1979年参加国务院原财经委员会“经济结构调查组”为起点，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问题作过多年研究，有较厚实的理论积淀，书中将当年您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研究发表的某些成果原件链接，让天津朋友特别是南开校友，看了很亲切。
　　常修泽教授：这本书，与天津，与南开，渊源很深。1979年，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先生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障碍进行深入调查。那年，我刚刚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经国家有关部门与谷老师协商，我被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这是在我学术生涯中研究经济结构的起点。在经济结构调查组，我被分到东北组，后被派往黑龙江实地调查。从1979年10月到1979年12月底，在冰天雪地里调研了70天，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当年谷老师派我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不会有后来对经济结构的深切体悟。
　　记者：这里有件令记者感慨的事，书中第六章第一节链接了您35年前在《南开学报》发表的探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竭泽而渔”　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中国资源环境“后患已现”，不幸被您言中。
　　常修泽教授：这是我在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实地调查中产生的思想。当时写道：“笔者把上述各种不顾后果的过量捕捞、采伐、放牧，以及拼命地‘掠夺’土地、拼设备、‘吃老本’等现象，统统归之为‘竭泽而渔’。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对我国的生产建设早已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如再不重视，坚决纠正，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同志生前所严肃批评的那样：这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文章特别从理论上论述了“关于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这是比较早的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文。所以《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后，《光明日报》的《百家争鸣》版转载。35年后看，真是“不幸而言中”。虽然对个人学术研究不是不幸，但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来说，则是不幸之事。所以，我在书中写道“35年后再读到它，既感惊讶，又感痛楚”。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此后是把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
　　常修泽教授：是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由于参加谷老师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加上研究所内科研分工的细化，我被确定为重点研究制度经济学方面，但对结构问题仍难以忘怀。此后的研究便形成了将体制问题与结构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例如，把要素投入结构与“企业产权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完成了《企业创新论》（1988年12月获中共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把区域结构与对外开放体制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四沿开放（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战略”，等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7年的“修炼”，为我此后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记者：刚才您讲到“四沿开放战略”。书中链接了当年的原始研究报告，历史资料很宝贵，而更可贵的是27年后您提出升级版的“新四沿”战略，里边还有与天津有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且把它放在“新四沿”第一条。
　　常修泽教授：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颇不平衡的国家。为避免“板块群体碰撞”，27年前，即1988年我提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反映了自己一种“大均衡”的情结。27年过去，新阶段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呢？
　　经近年研究，我在书的第八章“区域结构”，提出升级版的“新四沿战略”主张：1.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特别是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发挥沿海地区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2.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3.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大陆经济发展。4.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方式。
　　记者：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您的《“新四沿”战略：打开区域发展大格局》，是人民日报《学术前沿》刊发的，网上转载很广泛，影响很大。
　　常修泽教授：“新四沿”战略里第一条，就是与天津有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京津冀”我讲了四个率先。特别提出：“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轮开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的前列，真正‘杀出一条血路来’。”
　　记者：这本书真是您呕心沥血之作，给国家作出了贡献。
　　常修泽教授：我在《前言》最后一段，引了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二章的名言：“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此处的“伐”，乃“取”也；此处的“矜”，乃“大”也。意思是说，不自取其美，故能成功；不自高大，故能长久。我自知，这本书在体系结构、理论观点和方略实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有的地方可能还有错误，希望读者看后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刘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