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1月中国近现代史(附答案) (1)1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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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1月中国近现代史(附答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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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江西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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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和投身大革命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江西，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江西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和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应运而生。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国民党江西地方组织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争，江西的大革命运动一度呈现空前高涨的形势。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革命在江西也转向低潮直至失败。大革命在江西虽然失败了，但它教育和锻炼了江西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为后来江西苏区的建立和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一、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五四运动对江西的影响日，由于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发端，并迅速向全国蔓延。江西人民闻讯后积极响应。5月6日，九江各界人民致电北洋政府，声援进步学生青年，从而揭开了江西人民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序幕。5月12日，南昌省立农专、工专等17所学校的3000余人，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集会，会后游行请愿、致电北京，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释放被捕学生。随后，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宜春等地学生纷纷加入声援斗争行列。6月3日，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上海为代表的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工人、商人纷纷加入支援学生正义斗争的行列，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受此影响，江西的工人阶级也以战斗的姿态加入了声援斗争的行列。6月12日，九江码头工人首先罢工，致使长江重要口岸——九江港运输中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昌、赣州、萍乡、抚州等地数千工人也纷纷罢工。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影响下，九江、南昌等地许多商号先后自动停业罢市。这样，江西人民支援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逐渐突破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期间，江西人民还积极展开了抵制日货、救济南浔铁路员工和禁止米谷出口等斗争。在全国人民的一致抗争下，北洋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江西人民在五四运动中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斗争，是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开启了江西人民革命史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五四运动之后，江西由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以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学和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法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许多新文化团体和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西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杂志。1920年7月，在南昌二中就读的袁玉冰邀请志同道合的同学黄道、徐先兆、黄在璇、黄家煌、刘轶、石廷瑜、支宏江等7人组织了江西第一个进步社团——鄱阳湖社。12月，更名为江西改造社，袁玉冰为主要负责人。它的宗旨是改造社会，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日，袁玉冰、黄道等人创办了社刊《新江西》，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我的希望——新江西》《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等一系列文章，对新文化运动和改造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关注江西改造社的成长，经常从广州、上海等地邮来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从思想上予以指导。这样，该社团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在党的帮助、教育与影响下，逐步从宣传新文化运动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改造社的组织也不断扩大，到1922年年底，由最初的8人发展到100多人。《新江西》的影响在省内独树一帜，并起到了时代喉舌的作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传播，江西在外求学求职的以袁玉冰、赵醒侬、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返回江西后，建立革命团体，出版进步刊物，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袁玉冰是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主要通过撰写文章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传播。他于1922年8月到北京大学求学。在那里，由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先后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他在《新江西》第三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等十几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介绍，并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江西》也因此成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他还辑录了大量的“名词浅释”，介绍了《马克思全书》《列宁丛书》《新青年丛书》等60余种革命书刊。此外，他还仿效北京的经验，在南昌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展会员50余人。袁玉冰的这些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赵醒侬是江西劳动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五四运动后，他思想进步很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他在上海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回江西后，他参与组建南昌文化书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方志敏早期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开办南昌文化书社来进行的。他于1922年8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回到南昌。9月，方志敏任经理的南昌文化书社正式开张，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书社也因此成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推动更多的先进分子走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为江西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安源路矿支部的建立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这个高潮中尤为突出。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共有工人1.7万余人。路矿工人曾自发地进行过多次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提供了基础条件。1921年秋，为开展安源工人运动，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公开身份到安源考察。他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的疾苦和受压迫情形，向工人宣传劳工解放的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2月下旬，毛泽东偕同李立三又一次来到安源，考察安源工人的状况和组织工人团体的条件。12月底，李立三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在安源开办平民学校，开始了组织、发动工人的活动。1922年1月，又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将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逐步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由8名团员组成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1922年2月，李立三、李涤生、朱少连、周镜泉、杨万乔、杨连秋、李炳德等7人组成了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也是江西省境内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李立三任书记。5月，安源路矿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任主任，到同年9月，成员发展到700余人。党团组织和工人俱乐部的建立，使安源工人有了谋幸福求解放的坚强战斗指挥部。工人俱乐部成立后，路矿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方向迅速发展。在内部，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和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促使他们迅速团结和觉醒，以罢工的方式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外部，路矿工人受7月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斗争情绪日益高涨。路矿当局害怕汉阳铁厂罢工风潮席卷安源，便勾结地方政府，阴谋取缔工会，训令俱乐部自行关闭。这种无理要求激起了广大工人的义愤，他们迫切要求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在罢工前夕，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指出罢工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并召开会议对罢工进行了部署，决定用“哀兵必胜”的策略，争取罢工的胜利。同时，委派刘少奇来安源协助李立三共同领导罢工。9月13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指挥部成立，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经过充分的准备，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终于在9月14日爆发。安源路矿工人在“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哀而动人的战斗口号下，停止了工作，开始了罢工斗争。罢工工人提出要求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等17项条件。路矿当局玩弄各种手法破坏罢工，在收买工人领袖、刺杀李立三等阴谋遭到破产后，竟然电请当地军阀在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伺机进行武装镇压。然而，在罢工工人坚强不屈的斗争下，路矿当局被迫与俱乐部谈判。李立三、刘少奇不顾威胁，不受利诱，代表工人与路矿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最终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于9月18日签订了13条协议，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增加工人工资等等。随后，罢工指挥部宣布结束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是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罢工胜利后，安源党团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分别于1922年12月和次年1月成立了团和党的地委。与此同时，俱乐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大为提高，成员迅速发展到1万多人，并在株洲、醴陵、湘东、紫家冲等地设立了分部。日吴佩孚用武力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更加残酷，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中共安源地委坚定地执行了“弯弓待发”的策略，把工运工作的重点放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8月，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以党校命名的学校——中共安源党校。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到7所。此外，还创办了《安源旬刊》，向工人群众广泛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党为了保存这个硕果仅存的工运据点，先后派陈潭秋、李求实、贺昌、毛泽民、黄静源等党团员到安源工作，使得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谷期间仍能开展得有声有色。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安源工人运动予以高度评价：“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二七后的工运，安源工会仍然存在，并且还有小莫斯科之称”。在不断的斗争中，安源党组织获得很大的发展。到1925年1月，安源的党员人数约198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5。朱少连、朱锦棠还先后出席了党的三大、四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始于团的建立。江西地方团组织的创始人是赵醒侬，协助建团的是方志敏和袁玉冰。1922年11月，赵醒侬受党、团组织的派遣，从上海来到南昌开展革命活动。他会同先期来南昌的方志敏，创办南昌文化书社，并以此为活动据点秘密开展建团的筹备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筹备，日，赵醒侬、方志敏在文化书社召集刘拜农、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赵履和等人，宣布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后改名南昌地方团），刘拜农被推选为临时书记。江西地方团的建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江西地方团成立后，立即开展革命活动，壮大团的组织。袁玉冰在南昌广泛联络进步青年，以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团组织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并从中物色积极分子加入团组织。到3月初，团员发展到21人。袁玉冰、方志敏还同改造社南昌分社负责人崔豪一起，创办了《青年声》周刊，与《新江西》杂志一同作为江西地方团的机关刊物。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南昌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群众运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3月29日，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工人的斗争，团组织动员南昌工会等团体发表通电，声讨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暴行，举行南昌市民大会，到会的有四五千人。正当南昌地方团积极开展活动和新团员不断增加的时候，却遭到江西反动当局的极力镇压。这年3月，民权运动大同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南昌文化书社均遭查封，《新江西》《青年声》被勒令停刊，袁玉冰和南昌工会领袖胡占魁、民权运动大同盟领导人刘子池被捕，赵醒侬、方志敏、刘拜农等团的重要人物被迫离开江西，南昌地方团的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团中央没有因为南昌地方团遭到严重破坏而放弃领导。10月中旬，团中央派赵醒侬再次回到南昌，重新恢复南昌地方团的组织。10月21日，赵醒侬召集在南昌的9名团员开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南昌团地委），选举赵醒侬、曾弘毅（曾洪易）、徐褐夫为委员，崔豪为候补委员，推选赵醒侬为委员长。12月，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周刊问世。江西团组织在同反动当局的斗争中不断得到壮大。到1926年3月，全省建立了安源、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修水、永修、永丰、万安、都昌、清江11个地方团组织，团员总数达到400余人。江西地方团组织在各地的建立，为江西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干部条件。在江西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提出来的。早在1923年10月，党、团中央派赵醒侬回江西重新恢复南昌团地委时，就有在江西南昌筹建党组织的期望，并为此召开会议讨论了江西建党的可能性。1924年3月，赵醒侬和在上海全国学联工作的江西高安籍青年邓鹤鸣，在上海接受中共中央关于筹建南昌地方组织的指示。4月，两人返回南昌，在南昌团地委的基础上，着手筹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他们首先发展了方志敏、傅清华等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经过短时间的筹备，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亦称南昌特支，另一种说法为1925年3月）成立，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南昌特别支部是负有领导全省革命斗争重任的党组织，它的成立，揭开了江西革命斗争史新的一页。中共南昌特支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决定在赣江沿岸和南浔铁路沿线的重要中心城市南昌、九江、吉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5年7月，九江党小组成立，1926年春发展为九江党支部。1926年1月下旬，吉安党小组成立。南昌、九江、吉安等地党组织建立后，领导了各项革命活动。党组织不仅派出党员担任各级国民党党部的领导，而且制定了斗争的方针政策，保证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党还组织领导了全省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活动，曾天宇还创办了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江西反动当局日益加紧对革命的镇压。1925年12月，赵醒侬、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刘承休和妇女部长陈灼华3人被捕，江西济难会和明星书社等被查封。江西的革命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月间，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江西党组织的领导，先后委任在上海的江西吉安籍共产党员罗石冰、刘峻山为特派员，到江西巡视并主持工作。他们负责召开一系列会议，对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并先后建立了中共吉安特支和九江特支。至此，江西有南昌、吉安、九江3个特支，党员共65人。按照党的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在一个省区内有3个以上的党支部即应成立地委的规定，江西党组织及时向党中央提出了设立地委的要求。4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地委）在南昌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罗石冰任书记兼宣传部主任，赵醒侬任组织部主任，方志敏任工农部主任。中共江西地委成立后，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教训，加快了党团组织的发展。随着北伐军在江西的胜利进军，江西党组织也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到12月，全省有党组织的县、市达50个，并建立了九江地委和赣州特支，党员有800多人。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决定建立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区委）。1927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西地委升格为中共江西区委，书记刘峻山，军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主任傅烈，宣传部主任袁玉冰，农委书记方志敏，妇委书记蔡畅。三、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在江西的兴起国民党江西组织的建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赵醒侬等人，依据党、团中央的指示，积极动员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着手建立国民党江西组织。1924年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批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国民党组织。其中，江西的筹备员为共产党员赵醒侬、邓鹤鸣两人。4月，他们由上海返回南昌，经过周密的筹备，国民党江西临时党部在南昌秘密成立，赵醒侬、邓鹤鸣、涂振农、曾天宇、邹努、王镇寰、姜伯彰7人为执行委员；推定赵醒侬为组织部主任，邓鹤鸣为宣传部主任，涂振农为秘书，组成常务委员会。7名执行委员中，除王镇寰、姜伯彰外，其他5名是共产党员或团员。江西国民党临时党部成立后，遵照国民党中央规定的在工农和学生运动中心地区建立组织的方针，在赣江西岸和南浔铁路沿线等交通要道上加强组织发展工作，先后在九江、南昌、吉安、弋阳、鄱阳、永修、万安等地建立了市县党部和许多区党部、分部。临时省党部除了把愿意继续革命的国民党少数老党员重新登记外，还发展了大批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商人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输送了新鲜血液，使处于解体状态的江西国民党从上到下建立了各级组织，成为全省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江西国民党临时党部的建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江西形成，同时也标志着大革命在江西的兴起。1924年底到1925年初，为配合孙中山北上筹划召开国民会议行动，江西党团组织联合国民党党部发动驻南昌的80多个团体，组成了“国民会议江西促进会”。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中共南昌特支和团地委组织各界群众举行了为期5天的公祭活动，悼念者达10万人之众。这些活动，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1925年7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正式成立了省党部。赵醒侬、朱大贞、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等当选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等当选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等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其中，赵醒侬为组织部长，邓鹤鸣为宣传部长，张朝燮为工人部长，刘承休为农民部长，朱大贞为青年部长，陈灼华为妇女部长，涂振农为秘书。这届国民党江西省执委、监委及两委候补委员共16人，有12人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在组建江西省国民党组织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到1926年3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全省已成立南昌、九江两市和吉安、弋阳、鄱阳、永修、万安、都昌、德安等县正式党部，萍乡、乐平、星子、湖口、横峰、浮梁等临时县党部，党员发展到近3000人。与此同时，江西国民党在领导江西的国民革命、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诸方面都卓有成效。北伐军进军江西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北伐战争，要求北伐必经各省的各级党组织加紧群众工作，给北伐军以有力的支援。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了江西人民的热烈响应。同年4月，江西国共两党以“江西革命同志会”的名义代表全省人民呈请广东国民政府，请求国民革命军早日取道江西出师北伐。为了迎接北伐军的迅速到来，江西党团组织从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中共江西地委于6月6日和13日两次专门召开党团员联席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向赣南、赣中、赣西和南浔铁路沿线发展，确定抽调在南昌的党团员回本县，建立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党部、民众团体，并就地组织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加强江西党的工作，先后从上海、广东等地抽调陈赞贤、陈奇涵等一批党团员来江西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赣江流域和南浔铁路沿线各县建立了党团和工农会组织，组织了宣传、谍报、运输、向导和慰问等队，为北伐军向江西进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江西属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传芳是北伐的主要对象之一。北伐战争之初，北伐军对江西暂取守势。孙传芳以“五省保境安民”为幌子，表面上对北伐军采取中立立场，实际是等着吴佩孚与北伐军两败俱伤，由他坐收渔人之利。但随着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节节胜利，孙传芳深感唇亡齿寒，于8月底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江西的局势陡趋紧张。鉴于江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孙传芳的险恶用心，原来担负监视孙传芳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约8万人，于9月初分兵3路，向赣西、赣南、赣北同时发动进攻，开辟了仅次于两湖的江西战场。9月上旬，攻赣各路部队在当地工农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所向披靡，连战皆捷。在赣西，担负作战任务的第二、第三军于9月2日由湘东醴陵向萍乡前进，一鼓作气，短短半个月时间，连克萍乡、宜春、万载、上高、莲花、永新、分宜、新余、清江、安福等10个县。在赣南，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分别从大余和崇义攻入。与此同时，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为新编独立第一师的赖世璜部也从会昌、于都等地向信丰、赣州进攻。在赣南人民的支持下，不足5天，赣南18个县尽入北伐军之手。在赣北，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由鄂南、湘北向赣西北进军，从9月6日至18日，连克修水、铜鼓、奉新、宜丰、高安5个县，并于9月19日在南昌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接应下，一举袭夺了防备空虚的南昌城。但是，由于北伐军内部不能协调配合，加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排斥共产党人，而使孙传芳得以倚仗南浔铁路迅速调集兵力大肆反扑，第六军于23日被迫退出南昌。北伐军一战南昌，损失了主攻江西的7个作战师中的3个师的大部分兵力，伤亡惨重，而且面临着重新部署江西战场的问题。江西革命组织和人民群众也在这次作战期间受到严重摧残。9月16日，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创始人赵醒侬牺牲。南昌易手后，反动军阀又对南昌革命知识分子、工人和普通市民进行疯狂滥杀达2000多人。北伐军第一次退出南昌后，攻占赣州的北伐军向北推进，在清江的北伐军挥师向南，合攻赣中的吉安。9月24日，吉安为北伐军攻克。此后，北伐军迅速横扫了赣南、赣西、赣中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北伐军第七军从湖北阳新进入瑞昌，分别于9月30日和10月3日在武宁、德安重创孙传芳嫡系部队，切断了九江至南昌间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打乱了孙传芳“对江西采取守势而对湖北采取攻势，腰击北伐军，企图四面夹击武汉”的图谋，迫使他调动主力再次反扑。第七军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主动退出德安。北伐军第二、第三军于9月27日开始对南昌城展开外围战，战场又一次向南昌靠拢。10月10日，第二次围攻南昌开始。这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采取了错误的作战方针，不以消灭敌军主力为目的，而以攻占城市为目的。而南昌守城残敌倚仗南昌城垣坚固，又有雄厚的外援，死守南昌，致使北伐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12日，为迫使北伐军在城外无处隐蔽，并切断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守城敌军竟然纵火烧毁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的商店和民房，江西名楼滕王阁也未能幸免，惨遭焚毁。与此同时，北洋军继续在城内展开极端野蛮的抢劫和屠杀，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再一次受到惨重的损失。为减少南昌人民的损失，北伐军于10月14日停止攻城而撤守新建、奉新等地休整。南昌撤围后，江西战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机会。北伐军利用这个机会制订了新的肃清江西的作战计划。通过前两个阶段的作战，北伐军认识到南浔铁路在江西战场上的重要意义，所以新的计划决定集中主要力量在南浔铁路沿线与敌军决战，消灭孙传芳主力于赣北。为此，10月下旬，北伐军第十四军、第二军连克抚州、进贤、东乡、余江、贵溪等市县，扫除了南昌东南外围之敌。同时，从湖北抽调第二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从湖南抽调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来赣加强力量，使北伐军在江西的总兵力达到7万人，在兵力对比上已占优势。这时，孙传芳在江西丧师失地，武汉也已被北伐军占领，其内部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现象。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在北伐军支持下，准备向沪、宁进攻；援赣军中陈调元、周凤歧等纷纷与北伐军暗中勾结，准备倒戈；援赣侧翼的福建周萌人部已开始溃退。与此同时，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危及孙传芳的后方。10月16日，受中共江西地委派遣，共产党员冯任发动九江海员工人炸毁了由浦口抵浔的载有1500名援军和大量军用物资的“江永”轮，使援赣军在士气和军事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孙传芳部在江西已经四面楚歌，面临灭顶之灾。11月2日，北伐军同时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消灭孙传芳主力的总攻。盘踞在马回岭、涂家埠、滁槎一带的孙传芳嫡系卢香亭、郑俊彦两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余各部溃不成军。11月5日，敌援赣军巢穴——九江被攻克，孙传芳逃回南京，北伐军取得了南浔铁路沿线的胜利。11月8日，北伐军合围南昌，限令城内守军从德胜门撤出，到七里街一带听候改编。城内守军犹豫不决，北伐军于当晚发起强攻，城内守军全部被俘，孤城南昌再次被攻克。此后，北伐军乘胜追击，相继占领彭泽、马当、景德镇。至此，江西全境的残敌全部被肃清，北伐战争在江西的战事胜利结束。北伐战争在江西结束后，北洋军阀江西政府陷入瘫痪，取而代之的是以朱培德为主任委员的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陈公博为主任委员的江西政务委员会和俞飞鹏为主任委员的江西财务委员会。政治、政务、财务3个委员会，是当时江西全省的临时政权机关。这样，北洋军阀在江西长达13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北伐战争在江西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江西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北伐军中活跃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身先士卒，维护团结，鼓舞士气，在战斗中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为江西战场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身受北洋军阀压迫的江西人民，积极为北伐军筹集粮草、运输给养、侦察敌情、担任向导、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抢救伤员，甚至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从萍乡、永修、吉安到三打南昌，北伐军所到之处都受到江西人民的大力援助。北伐战争在江西的胜利，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在江西推向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社会发展进程；使江西的党组织和工农运动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建立后，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积极开展工农运动。1924年4月，在赵醒侬的领导下，南昌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南昌铅印工人工会。工会成立后仅半年，就领导全行业举行了一次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在九江，工人运动开展得更为出色。在九江团支部领导下，码头运输工会、九江工人运动委员会、南浔铁路工会、店员工人联合会、裁缝工人联合会等组织秘密成立。5月30日，九江日清公司工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怂恿、包庇杀害工人的凶手，举行罢工。在九江团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罢工工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提出了明确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锻炼了干部和骨干，为后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了基础。1924年至1926年，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景德镇等地相继成立了十几个不同行业的工会，组织了20多次罢工。江西地方党团组织也非常重视农民运动。1924年11月，赵醒侬领导组建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扬子洲农民协会。此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永修、吉安等地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平民学校。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前夕，江西已有6个县组织起农民协会，拥有会员6000余人。北伐战争在江西的胜利，促进了江西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在这之前，吉安、赣州、九江、南昌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其他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工会。到1927年1月，全省共建立42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有会员10万余人。其中以赣州、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地的工人运动最为激烈、最有特色，九江、吉安工人纠察队均达2000余人，赣州甚至获得了“一广州二赣州”的称誉。在各县市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2月23日，江西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正式成立了江西总工会，选出张国、陈赞贤等9人为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江西总工会的成立，是江西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江西工人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战斗整体。此后，全省工人运动进一步开展，到7月底，县总工会发展到64个，占全省81个县的79%，会员发展到20余万。在江西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斗争中，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九江英租界是《天津条约》后清政府允许英、法等国设立的。从租界设立起，江西人民尤其是九江人民就深受其害。日，英帝国主义为了破坏罢工，竟然鼓动英兵舰水兵殴伤工人纠察队员吴直山，酿成了惨案，激起了九江市民和工人的无比愤怒。中共九江地委与九江总工会立即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数万群众，高呼“收回英租界”的战斗口号，冲破英方的武装戒备，占领租界，将英帝国主义霸占了65年之久的租界收回。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声援。在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和世界进步力量的一致谴责下，英国侵略者不得不于2月20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浔案协定》，正式承认将九江英租界无条件交还中国。3月15日，九江英租界由中国政府正式收回管理。至此，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是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显示了江西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伐战争在江西的胜利，也促进了江西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活动，农会组织和会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1926年11月，全省农协会员发展到5万人。为了加强对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11月19日，在南昌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方志敏为筹备处的负责人，并分别在临川、吉安、赣州设立赣东、赣西、赣南3个办事处，分别负责该地的农运工作。至1927年2月，在短短的3个月内，全省农协组织发展到54个县，参加的农民人数激增到30万人。在农会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选举方志敏、陆智西、刘一峰、丘倜等5人为常委，方志敏兼秘书长，正式成立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省农代会后，方志敏根据中央农委扩大会议精神，对江西农运作了一系列新的布置，迅速掀起了江西农村革命的大风暴。江西农运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武装斗争、移风易俗等方面向纵深发展，其势迅猛异常，不可阻挡，把几千年统治江西的封建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至7月份，全省建立农协会组织的达70余县，会员发展到60万人左右，仅次于湖南、湖北、陕西、广东，居全国第5位，江西的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大革命时期江西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江西成了仅次于广东和两湖的重要革命省区，锻炼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党后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重要基础。四、大革命低潮中江西共产党人的抗争江西党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早在1926年7月，蒋介石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计划，责成其党羽陈立夫指派段锡朋、郑异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昌，并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组织起一个秘密的反共组织——AB团（英文Anti-Bolshevik的简写，意为反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一系列篡夺江西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蒋介石以非法的形式圈定了一些AB团分子为省党部委员，排挤了中共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从而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2月20日，蒋介石又滥用北伐军总司令职权，以“赣人治赣”为名，撤销了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江西省政治、政务、财务委员会，成立了以李烈钧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篡夺了江西省行政领导权。AB团在篡夺江西党政领导权的同时，大肆进行各种反共活动。2月底3月初，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失败，便在南昌公开打出反共旗号，并在国民党右派把持的省党部和省政府密切配合下，迅速在全省掀起抢夺各县党政权力、压制摧残工农运动、捣毁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和九江市党部的浊浪。这股浊浪，到3月中旬达到高峰。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使江西时局出现了深重的危机。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和斗争。1927年2月下旬，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AB团分子故伎重演，想用非法手段圈定省农协委员。圈定不成，又用金钱收买选票，企图攫取省农会的领导权。方志敏等及时揭穿AB团分子的篡权阴谋。大会140人参加选举，AB团分子仅得7票，方志敏、淦克鹤等仍被选为执行委员。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其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捣毁了赣州总工会，制造了震惊一时的赣州惨案。对此，中共江西区委在赣州、南昌等地领导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进行了坚决反击。与此同时，又开展了请愿改组非法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斗争。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其中心议题就是限制蒋介石的独裁行为、提高国民党的党权。趁此机会，退出右派省党部的邓鹤鸣、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省总工会代表陈毅、省学生总会代表张佩兰、省妇女协会代表周治中、省商民协会代表曾振五、南昌市党部代表胡庭玖和九江市代表一道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改组省党部和省政府。从3月19日至2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先后召开了4次扩大会议，听取了邓鹤鸣、方志敏和南昌、九江两市代表的汇报，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第一，停止非法的江西省党部执监委职权，开除段锡朋国民党党籍，并通缉拿办。同时，委派方志敏、邓鹤鸣、刘一峰、李松风、傅惠忠、王枕心、黄实、李尚庸8人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代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职权，并负责筹建正式省党部。第二，改组右派江西省政府，免除李烈钧主席职务，任命朱培德为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在十分困难的时刻，给斗争中的江西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3月底，南昌反右派斗争的气氛更加浓烈。4月2日，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南昌市民冲进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逮捕了程天放等30多名AB团骨干分子，段锡朋等连夜逃往南京。这就是江西现代史上著名的“四二”暴动。这次暴动使江西人民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走向高潮，江西各地的革命群众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在省市县党部基本上被革命左派掌握的基础上，5月20日至29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下，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举行。会议选举了方志敏等13人为执行委员，朱由铿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邵式平等5人为监察委员。这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重新在省党部占了显著优势。江西人民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以重新掌握省党部的领导权胜利结束。江西党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胜利，为当时南方时局所罕见。它虽然没有能够挽救整个革命斗争的危机，但为不久之后的南昌起义和遍布全省的农民暴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革命低潮中江西共产党人的抗争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一时，中国政治风云突变，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江西的政治形势也逐渐向不利的方面转化。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开始暴露其反革命的本来面目，导演了一幕颇具特色的“礼送”丑剧。5月29日，按照朱培德的部署，南昌街头到处出现“欢送共产党离赣”“共产党员如不出境，就要不客气地对待”等反动标语，公然对共产党人发难。当天，朱培德下令，将以第五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人朱克靖为首的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共142人由江西遣送回武汉。军队中的共产党人一离开，朱培德就公然打出了分共的旗帜。6月5日，他以中央特派江西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函令停止工农运动，收缴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枪械。随即，宣布南昌全城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所谓“礼送出境”的方式把方志敏、袁玉冰、刘一峰、邹努、肖国华、李松风、傅惠忠、王枕心等22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江西。同时，下令释放“四二”暴动中被拘押的程天放等AB团首要分子，并派出大批军警查封省市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封闭共产党人所办的报馆。次日，朱培德向全省发出通告：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江西，省内工农运动听候中央领导。在朱培德的支持和推动下，全省各县的反革命分子又一次有恃无恐，大肆摧残革命运动。在萍乡、遂川、弋阳、都昌、新干、德安、贵溪、永修、新建、铜鼓、湖口、莲花、资溪、南丰、广昌等县，都发生了对工农团体负责人的捕捉、砍杀、活埋和抄没家产、捣毁团体的残酷行为。至此，国民革命在江西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江西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吓倒，他们继续对反动派予以回击。4月24日，中共江西区委及袁玉冰、邹努、方志敏等人或发表文章，或主持大会，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5月8日，江西省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为领导江西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将原来在江西工作过的一些中共党员秘密派回江西，充实江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并于6月间将中共江西区委改为中共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省委），指派罗亦农为书记。省委成立后，按照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对各地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已经成立了地委的，分别改为县委或市委，原是特支或支部又有条件升格为县委的升格为县委。同时，举办党员训练班，培养党的骨干，以迎接新形势下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样，全省党组织又一次获得了大发展，到省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前夕，全省建立党组织或有党员活动的地方多达60余县，党员发展到5100人之多。7月2日，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下，南昌市各界数万群众召开大会，提出恢复工农运动、追回被反动派缴去的武器、严惩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动势力等要求。同日，南昌市工人、学生、商人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朱培德的反革命行为。安源工人在中共安源地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工农自卫军。9日，江西省总工会、南昌市总工会重新恢复办公。革命形势在一些地区又一度好转。五、省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运动，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所发动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关头，7月21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市松柏巷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举行。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全省5100余名党员。汪泽楷主持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传达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研究党的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及分工是：书记汪泽楷，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宛希俨，工委主任曾延生，农委主任丘倜，妇委主任徐全直，省委秘书冯任，团省委书记（青委书记）吴振鹏，九江市委书记袁玉冰，吉安地委书记汪群，国民党省党部党团书记罗石冰，德安县委书记杨超。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成立了新的省委领导机关，对于配合和支援南昌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党在江西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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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网证（赣）字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