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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干了一辈子特务的谷正文，日病逝于台北知名的“荣总”医院，终年97岁。谷正文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获得蒋介石的倚重，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为了刺杀周恩来，他曾参与策划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此外，他与李登辉也有过节。他结过四次婚，有不少子女，但是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在孤寂中死去。
深受蒋介石重用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山西汾阳路家庒人氏。生于1913年。兄弟五人，排行老大。谷是进入国民党军统之后，为“方便工作”而起的化名。年轻时就读于汾阳铭义中学，后考入北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入党，成为学运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曾投笔从戎，在林彪将军的115师侦察大队任队长，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叛变革命成为一名军统打手。因为他的“好学”，也因为他对华北的了解，受到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大陆解放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这是他的特务生涯中最得心应手的时期。
那个时候，蒋介石整日叫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企图以此提振士气。”谷正文当时除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外，也是马祖岛“祖国万岁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谷正文把办公室设在台北近郊的青山绿野深处，名为“求实斋”，是他搞反攻大陆情报活动的秘密总部。他舍弃“保密局”正规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招募人员的管道，从成千上万由大陆流落到台的单身流民中挑选“可造之材”，送到台北近郊的“蓝天海水浴场”附近的“情报局秘密基地”，接受情报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杀、搏击、通讯，以及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们去“反攻大陆”了。那段时间，北从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台湾“情报局”在谷正文的策动下，进行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攻”行动。但是，都难成气候。这些特务活动到了后期，暴力性质锐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征意义的任务，比如，派特务到大陆沿海城市过几天日子，在特工人员回台后，谷正文安排蒋介石接见他们。这个时候，特工们就拿出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大陆的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让老蒋看看，逗“老头子”开心。 曾经犯过不少血案
不过，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要不是临时改变行程，差点搭上那班死亡飞机，成了空中冤魂。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由于执行“反攻大陆”的突袭或渗透任务，谷正文有很多机会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接触，对他们父子俩的差异，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对蒋氏父子的评价都很一般，对蒋经国尤其不佳，认为小蒋的器量和见解远远不及老蒋。谷正文表示，“老蒋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连唐、宋哪个朝代在前都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编者注：所谓不读书，是指蒋经国没有固定阅读的习惯而言），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见识和视野，器量不够！”2004年，这位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晚年生活凄凉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地吃喝她准备的食物。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相关事件脱颖而出
1946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自此开始对这个郭同震另眼相看，常常委以重任，后来这个更名为谷正文的郭同震居然成为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谷正文一面说：“我是个坏人吗？一面说：“杀人跟杀猪有什么分别。”可见这个人称“谍海枭雄”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冷面杀手。
文章发表后，国内有知情人证实，本名郭同震的谷正文，不仅仅是他自我标榜的“反共英雄”，还有着叛国投敌、汉奸特务的丑恶历史。公开的史料说，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然而，而知情人则揭露，郭所在部队，是一个非军务的“政治宣传大队”，实为戏剧演出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1941年，郭同震是携两只驳壳枪，长武山英一的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后又投靠国民党军统戴笠门下的。
历史的真相如何，留待进一步考证。但今年95岁的谷正文本人却口述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10年前出版，书中详尽叙述他自己的一生所经历所侦办的种种大案要案，用他自己话来说，是津津乐道地“好汉要提当年勇”，难怪连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对他说过：“你比我还狠！”今天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则是毫不掩饰的叙述自己罪恶的一生。谷正文自诩：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书的序言是李敖写的，连李敖这样的强梁人物，都不得不折服惊诧于传主的聪明、干练、慧黠、奇宕和狠毒，而且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除去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外，书中也有大量揭发他主子恶行文章，如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弹将何的女儿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到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毒死白崇禧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此外，还有一些大陆读者所不知道的人与事，都颇值一记。
大义凛然谢士炎
1946年，内战爆发后，戴笠曾特意到北平委任谷正文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争。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后来供出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17名少将。
谷正文自称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的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给震慑住了。那时，他在北平第一看守所等候讯问人犯，两名刑警一前一后的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士炎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并对谷正文的这种审讯方式表示讶异。谷正文则问：“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
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士炎，还后有更多的谢士炎，那死去的谢士炎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士炎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谢士炎在回答讯问室表示，他的工作就是便是把孙连仲的十二战区部队调动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他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谢士炎抱定必死之心，坚决不供出其他涉案人员。这位身为陆军中将的谢士炎，黄埔军校毕业，湖南人，后被蒋介石认定“大叛徒”给杀害了。临时前，谢士炎大义凛然，还遗诗一首赠与谷正文，可他自称遗忘了。
与蒋纬国密谋绑架傅作义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在华北军事力量几乎完全被共产党取代，只剩下北平、青岛等几座“围而不打”的空城，谷正文坦承：此时，每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国军到底能不能打仗？”坐困北平城内近十个军的军心也开始浮动起来，共产党也开始透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积极向父亲活动，傅作义饱经各种心战攻势煎熬，开始动摇了。尤其是黄维被俘后，傅作义从没离开过办公室，晚上累了，也不脱衣服，就在靠在椅背上睡，他的一脸忧戚和一身体臭就是一个信号，国民党在他身边的特务于是向南京呈报了此一守将不稳的危机。自华北剿总成立以来，蒋介石为了稳定华北战局，破格给予山西军系出身的傅作义超出中央嫡系将领的待遇，为得是收买傅作义的忠心效命。如今，战局恶化后，仍不时听到傅作义动摇的报告，老蒋心里非常懊恼，特派郑介民飞到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在被傅作义拒绝后，又派同是山西军系的徐永昌来当说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共产党围城的炮声步步逼近，蒋介石宣告下野，此时，蒋纬国突然来到北平。谷正文认为傅作义投共的心迹已明，只有动用绑架的手段才能使他回到南京。但蒋纬国不同意这个方案，觉得那是小人作风，如果“蒋纬国绑架傅作义”消息传出，那对蒋介石个人的威信和蒋家的声誉会有很大影响。但谷正文却不肯死心，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作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谷正文坚持说：“绑架虽不能将城中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听到这一番分析，蒋纬国也动了心，他甚至自己举出当年戴笠计擒韩复榘的往事来支持谷的看法：“韩复榘死后，国军便在台儿庄打了中日战争中的第一个大胜仗。”
然而，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施，直到44年后的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碰面后，才从蒋纬国口中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原来蒋纬国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到的傅作义是一副心力交瘁瘫坐在椅子上，居然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再申述了自己的困境后，反问：“如果二少爷是我，你会怎么办？”蒋纬国回答不出来，但自己的计划也动摇了，决定放弃绑架傅作义的行动，他向谷正文解释：“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作，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一个月后，谷正文也撤出了北平城。
制造伪钞扰乱大陆金融案
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保密局头子叶翔之便构想在台湾印制一批假人民币和假港币，再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货币市场，引发经济恐慌。蒋经国一听到这个计划，立即兴致勃勃地表示赞同，使这个印制假钞的工程前后进行了11年之久。
不过，当年台湾的印刷制版技术不行，想仿制出可以乱真的钞票并不容易，谷正文灵机一动，认为在监狱里必定关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经过查找刑事犯罪的资料，终于发现了一名“天才”人物凌旦复，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犯罪专家，平时懒洋洋的，三小时也说不出一句话，但谈到如何印制假钞，马上精神大作、口若悬河，满脑子都是犯罪方法。于是，一纸公文便将这位囚犯给“调服劳役”，颇受礼遇地搬到了一座大别墅“特种印刷所”享受贵宾待遇。凌旦复用的是土法炼钢的硬招数，简陋的设备加上他那双具有“分色”功能的眼睛，每天趴在灯箱上一刀一刀地猛刻。后来，又在德国买到了同时供应大陆印制人民币的纸张，这“特种印刷所”的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仿真的人民币。
不过，当时保密局的特务们并不了解大陆的情势，印制的大都是五元一张的大钞，完全不了解大陆还是停留在几角、几分花钱的艰苦奋斗时代。一箱箱印制精美、几可乱真人民币全部打了水漂不说，还因此暴露了不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后来，往大陆闯关的人民币就改成了面额一元、五角的小钞了。印制港元的成本要高一些，都是成箱成箱地往广东、香港带去，这样不仅给大陆经济带来严重的困扰，也给不少在这两地做生意的外国人带了不少损失，到后来连美国人都不干了，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最后蒋经国找到谷正文，劈头就问：“你们为什么非印假票子不行？”其实，印制伪钞蒋家父子都是事先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当初的贪念与无知，才惹来一长串的麻烦。
刺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案
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生于云南，与国民党要员张群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生，北伐时期，22岁的他提前辍学返国，担任北伐军总务部次长。北伐后，又出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杰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成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率先反对“剿共”者。1933年，侵华日军进犯长城，作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大兵团与日军作战。后曾一度担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大陆全面解放前夕，杨杰因为到云南动员卢汉起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后来到香港避难。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开始对认为导致他失败的政敌对手进行惩罚，首选目标就是杨杰，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予以“密裁”。毛人凤则让谷正文动手，后又交给了会讲广东话的特务头子叶翔之，而直接承办此案的两个杀人凶手田九经和韩克昌，则是谷正文从国防部技术总队找来的，这两人原来都是从河南伪军收编过来的。
1949年10月下旬，叶翔之领着一行人来到香港，开始动手。特务田九经担任外围，韩克昌则拿着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函，在上午十点左右来到杨杰的公寓三楼，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地让来人进到室内，看过信后，韩克昌又谎称让他写个收条好回去交差，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韩克昌拔出手枪朝杨杰的头部及心脏部位连开三枪，杨杰当场毙命。事后，贪财的韩克昌竟还将杨家的两个大皮箱拖下三楼。田九经赶到后问：“你提这些干什么？”韩克昌喜不自禁地回答：“全都是些值钱的宝贝啊！”田九经让他丢了东西，赶紧快跑。
事后，香港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发现杨宅一片凌乱，值钱的东西散落楼梯，便认定是一桩窃贼入室抢劫杀人案。连叶翔之都没想到，由于韩克昌的一时见财起意，竟使整个杀人行动更臻完美了。
谷正文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大爆炸，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策划的暗杀活动，也是谷正文生平战绩“最辉煌”的一次。这些都与传主本人的口述自传有出入，其实，是赵斌承先见到毛人凤禀报计划后，才提出让谷正文商讨细节的，并有同谋陈鸿举出面，以60万港币收买香港启德机场邝姓清洁工，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入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自己又藏进另一架客机起落架里，飞到台北松山机场领赏。
谷正文的任务，是将这邝姓的清洁工带出松山机场。而当时要进入台湾的机场、码头，都必须经严密的审查，“台湾保安司令部”硬是要弄清楚此人的身份和进行的任务，偏偏这一切细节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前又不能透露半点风声，谷正文费了好大周折才将那清洁工带走。这一天的《大华晚报》上还刊载出一小块新闻，说是松山机场抓着了一名企图偷渡入境的“香港难民”。而原定于上午起飞“克什米尔公主号”，下午才由启德机场起飞，当天下午，6时30分，客机于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发生爆炸，中国代表团的3名成员、5名记者，和来自波兰、奥地利及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于空难中丧生。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台湾的特务机关成了全世界舆论的众矢之的。不过，毛人凤倒为此事荣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时就升任中将的局长。至于赵斌承与陈鸿举，在颁奖会上却说过如下的话：“这种事还颁奖呢！连自己的儿子问起来都不能承认的事，还要叙奖？”
由此可见，谷正文“谍海枭雄”所从事的特工活动是最黑暗、冷酷的，连他的部下也感到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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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队长到国名党的大特务头子，谷正文一生堪称传奇。如此一个大叛徒，恶贯满盈，竟能得以高寿善终，不免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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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_leo 发表于
从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队长到国名党的大特务头子，谷正文一生堪称传奇。如此一个大叛徒，恶贯满盈，竟能得以 ...
北平解放前刺杀北平市长有他，后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暗杀周恩来也有他，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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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115师没啥侦察大队，而且第115师是1937年8月后才成立的。
谷只能算加入过中共外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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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JC谢尔曼 于
07:29 编辑
不客气的说， 如果说错误， 错误就在情报系统领导。
啥发展横向联系 领导批评 事后暴露， 都TMD是扯蛋， 不知道美国人或盖世太保的测向系统有多牛B， 才是真的， 以至于之前， 一发报7小时都敢来， 而事发后， 就把责任推给部下发展横向联系， 问题在于， 余心清根本就没扯出多少人， 导致拉网一大片的， 还是那发报无所顾忌的电台， 但问题你中央情报系统没那么多苛索， 人家SB才会给你发那么长电讯情报。 {:soso_e133:}
结合当时战场态势， 其实47年很关键， 是成败转折点， 所以才有情报系统的殊死一搏 无所顾忌， 以至于容忍发生横的联系， 就是出事怪部下， 太TND损阴德了。 {:soso_e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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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用扯啥孙连仲 余心清， 一个王石坚， 就说明当时横向联系是铺天盖地了， 没有你情报头子的允许， 至于么？&&
难道还是你情报头子低能， 不知道部下干啥？{:soso_e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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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北平解放前夕，随着华北战局越来越明朗，傅作义越来越紧张，而傅作义在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掌握，因为他的大女儿傅冬菊和贴身文秘都是中共地下党。北平内外看似剑拔弩张，但毛泽东决心和平解决，傅作义也有心展开谈判。最终，国民党驻军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古城得以和平解放，但本该释怀的傅作义心有余悸。日，受毛泽东邀请，傅作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彻谈后，他所有的忧虑困惑都烟消云散了。 （《档案》
三谈免战火 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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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后国共的最后一次谈判
导读：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时北平已经解放一个多月了。出发前夕，毛泽东对周围的同志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机关移住北平香山。　　此后，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需要，周恩来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又一次主持最后国共和平谈判以及新政治协商
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时北平已经解放一个多月了。出发前夕，毛泽东对周围的同志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机关移住北平香山。
此后，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需要，周恩来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又一次主持最后国共和平谈判以及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仅剩下146万多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防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了。实际上，国共两党军队在长江以北地区的大决战以蒋介石的惨败而告终。蒋介石在这种不利局势下，已经感到继续硬打下去，无法挽救他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在驻华大使的支持和策划下，再次打起“和谈”的旗号。日，蒋介石发表一篇求和声明，即《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等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些条件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法接受的。所以，蒋介石发表的和谈声明，完全是虚伪的。但是，中国人民需要真和平，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实现真和平。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说：虽然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就是4月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当时时局的发展趋势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民党改组政府，并且承认我们提出的八条；第二种是出兵，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继续打下去。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引退”，退居幕后指挥，由李宗仁副总统代理总统。蒋介石又在耍手腕，他表面上宣布“下野”，退居家乡溪口，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权仍掌握在他的手中。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订的当天，李宗仁发表文告称：自此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第二天，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容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并要求暂时停止进攻。1月27日、28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容，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那时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要黄启汉、刘仲容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黄启汉回到南京，向李宗仁作了汇报，他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2月14日，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黄启汉等16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赴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谈和平方案。22日，颜惠庆等从北平前往平山县。毛泽东会见颜惠庆等。周恩来也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向他们表示：中共方面对和谈代表人选和和谈地点允予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双方在会谈中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颜惠庆等回到上海时，在机场发表谈话：“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政府和共产党双方也都希望和平。现在和平之门已开，虽然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和平代表团此行任务已了。今后和谈进行，当由政府与共产党双方开会商讨。”3月19日，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北平六国饭店会见黄启汉，向他透露：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和谈，并暗示他可以先对李宗仁打个招呼。20日，黄启汉把这个消息报告李宗仁，李宗仁在电话中告诉他：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人选内定为张治中等六人。张治中是首席代表。当天，黄启汉把代表名单抄送齐燕铭，转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国民党政府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在3月24日宣布。“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1月14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就是真和平的条件。”在和谈过程中，李宗仁一再表示“诚意”，但他希望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他曾经对刘斐说过：“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蒋介石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企图是获得喘息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调到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防止渡江，并将江南新兵迅速编成二线兵力，准备最后决战。中共中央对他们玩弄的这一切阴谋诡计，看得一清二楚。那么，为什么仍同意接待代表团?日，周恩来向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的《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南京反动政府在1月1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议。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1月14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让李宗仁代替他，这就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来一个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派私人代表团来平，最后我们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争方式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我们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也看到了敌人的分化。我们要争取主和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就更不用说了。”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同来的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共20多人。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设宴招待他们。饭后，周恩来、林伯渠又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一开始就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张治中解释说：蒋介石虽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周恩来表示：这样做只会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4月2日，双方代表按照上一天商定的办法，一对一个别交谈。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土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黄启汉谈。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在谈到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的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为什么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那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周恩来同意黄启汉回南京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明白。黄启汉在第二天就乘坐代表团的专机回去。4月3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前，周恩来再次接见他说：“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部队主力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在和谈期间，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并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一个师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黄启汉回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因此，黄启汉的活动没有结果。在北平，从4月2日到12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从8日开始，由毛泽东在香山分别约见南京方面的各代表谈话。这些谈话是对各项问题交换意见，并没有什么结论。为了争取使和谈取得成果，4月11日，在长江汛期即将来临之际，中央军委仍指示总前委将预定渡江时间推迟了一周。对于这次国共和平谈判，国民党当局幻想谈出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以施缓兵之计。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通报南京政府邀请苏、美、英调停中国内战，也想在中国搞“南北朝”。对此，毛泽东气愤地称之为“不许革命”。日，他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经过十来天交换意见，4月13日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并通知在当晚9时开始正式交谈。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是周恩来起草的。草案的内容是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分列出具体条款。4月13日晚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开始后，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概括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回顾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的具体内容，周恩来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对于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处理。”关于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他说：“反动军队就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祸根的所在。我们今天都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祸根。如何消灭它?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必须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感到不会像过去所谓的裁兵，其实是按照派系观点去裁并，或者以复员退役的口号使他们流离失所。”改编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各地区的情况，分区而且分期，依原编制、原番号、原人数，定出集中地点，并到那里去整理。第二阶段，从事分区改编。这些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时，其中士兵有老弱病残，确实需要退伍，或者愿意退伍的，都分别予以安置和回家的便利。对于军官也是一样。”关于接收问题，他说：“和它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我们和平解决的目的，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担负起来，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在接收中，乃至于在将来全国范围内，我们应该对所属的广大的公教人员负责，有如要向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官兵负责一样。绝不能使他们有国事和平解决而我们反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使他们觉得毫无出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还要暂时维持下去，尤其它的首脑部分——府、院、部、会等机构，应该保留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结束。”最后，周恩来说：“如果上述这些和平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随后，由南京方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申明：对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他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最后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作会外协商。4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后来，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两人长时间交谈。15日晨，其他南京代表又同中共方面代表分别交换意见。15日晚7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张治中，并定在当晚9时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对张治中说：这是最后一个文件。张治中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说：“也好，干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先把接受南京代表团所提修正之点作了说明。他着重指出：在定稿所作的修改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他说：文白(即张治中的字——引者注)先生和其他代表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考虑，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行使政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同时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形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军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政权方面则互相协商解决。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周恩来还说明，曾经讨论而不能接受的两处，那就是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他说：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急躁反而会发生错误，招致乱子，所以我们对军队改编要分期而且分区，初期设想只能在江、浙、皖、湘、鄂、赣、陕、陇东这些区先接收，其他地区则后一步。联合政府可在接收中或接收后成立，或还早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周恩来作了上面这些说明后提出：“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使全国人民所热望的所关切的伟大和平事业，能在我们双方代表团合作如同一家人的精神上搞好。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要求这个协定签订后永无内战。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南京去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即李宗仁——引者注)和何敬之(指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引者注)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周恩来讲完后，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最后，周恩来又谈了文件为什么采取最后方式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不同意。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地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顾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只有断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周恩来得知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后，尽管已是深夜了，但他仍在晚上2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同黄绍竑相见，勉励他完成这项任务。黄绍竑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日，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国内和平协定》，立即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随后，由张群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看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邓小平担任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的百万雄师，从20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总前委的指示：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们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不要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对其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也不必进行登记。2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致渡江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指示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5月22日，周恩来致信王炳南,国共之间的“全面和平”已非其实，现在只存“局部和平”的可能，而“局部和平”又必须在前线解决。“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虽然破裂了，但这次谈判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则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中国共产党仍本着这个协定的精神，继续同国民党一些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例如：和平解决了绥远问题、和平解决了湖南问题、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对国民党其它地区的和平解放，以及部分空军、海军的起义。这种“局部和平”大都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这次和谈破裂后，4月22日，张治中向南京政府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得知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向他表示恳切挽留。周恩来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深情而坚决的劝阻下，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其他代表终于留了下来。4月25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代表，不但代表一个也没有回去，飞机却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九人一起送来北平。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他们送上飞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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