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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佛教文化产业园策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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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协新会长：佛教理念可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宗教伦理支撑
敖颜/中国统一战线杂志
00:17 来自
【编者按】       今年4月19日至21日，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学诚法师荣任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中国佛协换届闭幕会上，学诚会长以“新时期、新使命、新担当”为题发表了就任演讲。        6月1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党刊《中国统一战线杂志》微信公号发布了对学诚法师的专访文章。该刊称，这位60后的中国佛协当家人儒雅平和、精进博学、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佛教界有很高威望。他致力于弘法利生事业，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他教导佛教四众弟子秉承中国佛教慈悲、圆融、宏博的主旨，同时也倡导中国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他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积极践行者。        在专访中，这位中国佛协新任会长表示，佛教中的诸多理念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广泛的宗教伦理支撑，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        当前宗教界一些乱象频频被媒体曝光，学诚认为，一方面固然与一些非宗教主体的非法获利行为有关，另外一方面也与在社会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佛教界自身宗教修持弱化不无关联。对此，学诚法师表示，要借鉴现代管理制度，同佛教原有的清规戒律相结合，探索出符合时代进步和发展的佛教寺院管理制度。同时，要进一步鼓励佛教界广大弟子大力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前）。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佛教教义中有很多对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弘扬时代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的法义，请您就此为广大读者做一些开示。       学诚会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用24个字概括为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此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具有深广的文化背景，可以说是中华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提炼和升华。       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致力于探索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致力于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福祉。佛教徒修行的目标是圆满智慧与慈悲。佛教里的智慧，非常强调“无常”和“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常指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以变化的形式而存在。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存在种种的可能性，使人们愿意努力，希望事物朝着好的方面发展。正信的佛教徒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与努力进取精神，正是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的一种体现。       佛教里的慈悲是建立在“无我”的世界观之上的。因为不再执着自身的种种感受，所以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人的痛苦与快乐，才会诚心诚意地善待和帮助他人。慈能予乐，悲能拔苦。佛教徒这种慈悲心的力量，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准则。       佛教还特别强调知恩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提到：“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在封建君主时代，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佛陀当时教导人们要报国王恩，实际就是指报答国家的恩德。这种佛教传统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思想相吻合。       由此可见，佛教中的诸多理念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广泛的宗教伦理支撑，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在历史上，佛教曾经作为友谊的纽带，把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构想的大背景下，您认为佛教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助推作用。       学诚会长：当代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国启动实施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发展战略。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等合作领域，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而佛教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层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首先，中国佛教重视融入本土文明，提倡以理性的精神，通过交流、对话等非暴力方式进行不同信仰上的沟通与互鉴。在历史上，佛教曾以它慈悲包容的精神，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南亚、中亚、东亚等广袤地域的宗教意识与文化形态，为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佛教与中亚各国形成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机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极端主义的滋生土壤。       其次，中国佛教文化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充当着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图书馆藏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例如，中国佛教协会直属寺庙尼泊尔中华寺，便是中尼友谊的结晶，也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显然，仅仅一个中华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佛教走出国门，通过在当地开展扶贫救灾、慈善公益、文化教育等社会服务活动，造福当地社会，传播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文化，可以成为落实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支点。       再次，中国佛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我们要将这些佛教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与佛教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总体部署有机结合，促进佛教文化对外交流。因此，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的亚洲国家中可以成立国际性的佛教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促成佛教文化遗产的区域共享与联合保护，这也将成为又一联系亚洲各国的文化纽带。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为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请您谈谈对于今后佛协工作还有哪些思路和打算。佛协下一步将如何推进佛教场所管理、道风建设、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       学诚会长：我们将继续秉承爱国爱教的原则，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现代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相结合，让佛教的正能量释放到社会上。同时，结合、吸收现代社会文明的优长，借鉴现代管理制度，同佛教原有的清规戒律相结合，探索出符合时代进步和发展的佛教寺院管理制度。同时我们也将进一步鼓励佛教界广大弟子大力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从佛教的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给社会大众带来利益，并将大力弘扬中国佛教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惠及更多佛教徒和社会民众。未来中国佛教也将结合“一带一路”的建设，继续同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广泛深入的交流，让更多国际友人听到中国佛教的“好声音”。       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民众对宗教文化的需求，与宗教界（包括佛教界在内）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一些乱象频频被媒体曝光，并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乱象，一方面固然与一些非宗教主体的非法获利行为有关，另外一方面也与在社会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佛教界自身宗教修持弱化不无关联。       佛教界四众弟子当殷重修持戒、定、慧三学，并积极倡导律、道、学三风，即谨严律风、端正道风、兴盛学风，以树立佛教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戒、定、慧三学与律、道、学三风之间有着内充外显的辩证统一关系：戒学内充，律风外显；定学内充，道风外显；慧学内充，学风外显。勤修戒、定、慧三学，佛教界四众弟子的精神风貌、修行风气和学习风尚则自然得以彰显，僧俗二众的形象威仪、品格气质和素质涵养便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推崇。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您非常重视佛教文化以及中外多元文化的交流，也是内地佛教界最早开展网络媒体弘法的高僧之一。在当今时代，媒体传播尤其是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体的日新月异，您认为如何使其成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助力。       学诚会长：最近几年，我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自2006年起，先后开通了博客、微博、轻博、中英日韩四语传统文化网及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十个语种的微博可以覆盖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内容每天更新，涉及僧俗教育、传统文化、慈善公益、汉传佛教修学理念等多方面内容。同时，我们的动漫中心还制作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见行堂语系列漫画、动画和公益微电影。       现在佛教界采用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形式也已经比较普遍。2012年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便充分运用了微博、互联网、卫星电视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了论坛的影响力和受众面，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实时感受世界佛教论坛的现场氛围，领略佛教的深邃智慧。今年10月将在无锡举办的第四届佛教论坛，也将举办三场新媒体论坛。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为宗教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您认为宗教界人士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       学诚会长：一方面，宗教界人士应担负起服务信众、造福百姓、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和使命。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方面，宗教界人士应当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不宜仅仅局限于宗教在信仰层面的单一价值，宗教本身还有公益慈善、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因此，宗教界人士应从自身方面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积极开拓各种形式的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渠道。       另一方面，宗教界人士也应担负起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宗教对话与世界和谐的责任和使命。和谐世界始于和谐宗教，和谐宗教产生于对话与合作。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积淀的深厚文化及宗教融合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今世界如何超越不同宗教在终极信仰上的差异并达致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在国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广大宗教界人士要用更加开放的思想去认知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培养国际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地介绍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促进各宗教之间加强对话、密切合作，携手共同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本文刊发于2015年第6期《中国统一战线》杂志）学诚法师简历       1982于莆田广化寺定海长老座下剃度，并依止圆拙老法师修学。1991年于中国佛学院获硕士学位。2007年获授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教育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获孟加拉国阿底峡大师和平金奖。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香港佛教文化产业荣誉顾问等职务。
录入编辑：王建亮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佛教协会,学诚法师,宗教,佛法,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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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名单
日 11:24:09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
历史学博士，印度语言文学博士后
全国政协委员，民族与宗教专门委员委员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
南开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
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委员
1968年出生，1984年至1992年，先后在北京中国佛学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求学，曾问学于历史系韩国磐教授，进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从事隋唐佛教的研究。
1988年至1993年还担任厦门闽南佛学院讲师，主要讲授印度佛教史与中国佛教史等有关课程。
1993年至1998年留学于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进行博士课程的学习与研修，在国际著名的敦煌学家田中良昭教授、池田温教授及佛教史专家丘山新教授、姜伯勤教授等悉心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8年1月至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完成了《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的出站报告，在王邦维教授、季羡林教授、金克木教授、饶宗颐教授等都为该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与帮助。
2000年1月博士后出站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工作一年，2001年调回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至今。
2003年10月至2004年9月获德国国家学术基金（DAAD）资助，在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一年，讲授佛教与佛教文献、敦煌佛教文献、唐代密宗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专题研究等六门课程，汉堡大学官方网站与校刊等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与积极评价。
在北京大学工作教学至今，共开设过佛教史、南亚与东南亚佛教史、佛教与佛教文献学-、佛教与佛教文献学-2、印度佛教艺术史、东方宗教概论、印度佛教史、敦煌与敦煌文献、日本佛教专题研究、梵语宗教哲学文献选读等十多门课程，深受学生们的好评，其中佛教史、、佛教与佛教文献等在全校的教学评估中获得100分及92分等高分评价，同时还参与并指导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
湛如法师在教学与科研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与佛教相关的各项活动，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受邀担任筹委会委员、程序组副组长等。在两届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及外语讲经交流会期间任评委，同时还兼任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学术著作：
专著1《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主要研究并讨论了中亚、汉地、敦煌佛教制度的流变与融合等诸多问题，被学术著作及期刊引用多达50几次，南开大学教授在中文核心期刊上撰写《佛教研究新成果》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能与国际学术对话接轨的著作，日本、台湾地区的有关学者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推介。
专著2《净法与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主要研究早期佛教戒律流变等问题，运用文献学、考古学等方法，深入探讨了印度早期佛教史上的重大问题，季羡林教授专门为本书题写书名，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杂志等刊物，均对本书进行广泛地介绍，被多篇著作与博士论文列为第一参考文献。
此外，还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学术》、《文史》、《敦煌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有6篇被CSSCI收录。
科研项目：
独自承担国家社科项目1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1项，独自承担省部级项目1项。
研究领域：
佛教与佛教文献& 印度部派佛教& 敦煌佛教& 佛教制度
2010年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
编辑：君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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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佛联大会通过《宝鸡宣言》(图)
第27届会议昨日圆满闭幕 王作安马中平致辞
日 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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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闭幕式在宝鸡举行
10月15日下午，增勤法师出席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新闻发布会 本版图片由华商报记者 张杰 摄
　　华商报讯（记者
周艳涛）18日上午，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在宝鸡闭幕。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陕西省政协主席马中平致辞。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世佛联副主席传印长老，世佛联秘书长攀洛?泰阿利，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强，副省长白阿莹等出席。
　　王作安说，中国佛教因应社会需要，顺应时代潮流，为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日益成为世界佛教重要的积极力量。他表示，大会举办对中国佛教界与世佛联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具有积极作用，对世佛联未来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马中平说，本届世佛联大会紧紧围绕“佛教与公益慈善”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文化内涵和佛教特色的活动，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为推动陕西佛教发展，发掘佛教文化精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共享世界和平恩泽，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陕西佛教界承接大会的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佛教文化的精髓，秉承佛教慈悲济世的愿景，更加自觉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闭幕式上还宣读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拉姆?亚达夫先生和世界宗教和平组织致大会的贺信。
　　本次大会通过了第27届世佛联大会《宝鸡宣言》。世佛联向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致送了感谢信，向陕西省组委会和宝鸡市组委会致送了表彰状，向法门寺颁发了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会址牌。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 西安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
　　玄奘是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
　　9月17日访问印度期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都提到了玄奘法师。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半年时间两次在重要的国际场合提及玄奘，为外界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在众多的佛教人物中，玄奘法师为何与众不同？世界又怎样看待这位中国唐代高僧？
　　在第27届世佛联大会在宝鸡召开期间，华商报记者带着相关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西安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
　　没有《大唐西域记》，中亚、南亚的历史就不完整
　　华商报：习近平主席今年两次提到玄奘法师，您的理解是什么？
　　增勤：我认为习主席看待玄奘法师不是从宗教方面来看的，而是从他对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这个层面来看的，而且习主席也不是只从我们中国一个角度来说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印度乃至中亚、南亚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现在印度很多历史遗迹的发掘，就是依照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上的记载进行的。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对玄奘法师的尊敬、崇拜以及研究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
　　华商报：能否举个例子？
　　增勤：比如欧洲的一些考古学家已经把《大唐西域记》作为他们考古发掘的重要依据。在巴米扬大佛（位于阿富汗巴米扬市境内，是世界上第三高的大佛，距今1500多年）考古时，他们就参照了《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说离巴米扬大佛多少多少米远，有一尊卧佛。考古学家沿着记载去发掘，准确无误。就这一件事，可见玄奘法师对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记载得多么翔实、准确。
　　华商报：（笑）玄奘法师就好比中亚、南亚的“司马迁”了。
　　增勤：可以这样说。
　　华商报：中国历史上知名人物不少，但真正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并不多，玄奘法师是其中少有的一位。
　　增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名人录》里，中国只有两位入榜，一位是玄奘，一位是孔子。今年，陕西有7处文化遗产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两处就和玄奘有关，一处是大雁塔，一处是兴教寺塔，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足以说明玄奘法师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世界对玄奘法师的认识没有争议
　　华商报：您第一次知道玄奘法师是什么时候？
　　增勤：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语文老师讲《西游记》故事，我才知道唐僧这个人物，也了解到他的原型就是玄奘。上中学后，我对玄奘法师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和感受，也才知道“唐僧”带给了玄奘多大的误导。
　　华商报：您所了解的、真实的玄奘法师是怎样一个人？
　　增勤：玄奘法师是人类文明伟大的先行者，是不畏艰险克已奉众追求真理的圣人，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作为翻译家，他从印度回到长安，在大慈恩寺先后译出佛典75部、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作为旅行家，他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样的鸿篇巨著，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填补了许多国家由于缺少文字记录而造成的历史空白。作为教育家，玄奘法师设坛授业，严谨教学的大智慧，至今仍是楷模。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玄奘西行求法归去来兮的心路，说到底也是中华民族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慈悲梦。
　　可以说，不管是从佛教文化发展史，还是从中印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历史看，玄奘法师都是独树一帜的人，更是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不管是在佛教界、还是在学术界，玄奘法师在世界上都是没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位卓越使者，玄奘法师还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家文化推向了中亚和南亚，使其走向了世界。
　　华商报：这里的道家文化是指《道德经》吗？
　　增勤：玄奘法师把《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了印度。不同的教派，能够作出这样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充分展示了玄奘法师的包容和宽广、博大的胸怀。
　　宁可西行一步死 也不倒退一步生
　　华商报：玄奘法师为什么要去印度求法取经？他最直接的动因是什么？
　　增勤：当时我们中国佛教的理论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对一些佛教经典的解释也是说法不一，玄奘法师发现了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源头上找答案，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所以就有了西行求法这一伟大之举。
　　华商报：支撑他实现这一伟大之举的内心驱动力是什么？
　　增勤：信仰，虔诚的信仰。玄奘法师在过大漠的时候，别人劝他回去，他说我宁可西行一步死，也不倒退一步生。玄奘法师在西行求法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他知道印度很热，所以经常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两小时锻炼；另外，他在西行之前就开始钻研梵文。
　　华商报：到过印度的中国法师有，但是能用梵文和印度高僧辩经的，只此一人。
　　增勤：当年印度戒日王朝的曲女城辩经大会集合了全印度的知名高僧，玄奘法师作为论主，其大旗挂出后，无人能敌。印度大乘派的佛学家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派的学者尊称他为“解脱天”，这种尊崇在佛教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华商报：所以17年后，玄奘法师回到中国可谓衣锦还乡。
　　增勤：玄奘法师回国后，唐太宗亲自为其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你看评价多高！那种感慨、那种真诚，今天依然能感觉得到。当时的太子李治也专门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一个序，一个记，皇帝和太子同为一人撰文，这也极为罕见。
　　尽管受到了社会和皇室极高的尊崇，但玄奘法师并没有衣锦还乡的满足感，而是拒绝了唐太宗请他还俗辅政的要求，开始了繁重的译经和著书工作。
　　大慈恩寺是我心中的圣地
　　华商报：大慈恩寺和玄奘法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增勤：大慈恩寺曾是唐长安城最宏伟庄严的皇家寺院，也是中国佛教由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迄今已历1350余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赴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法师是大慈恩寺首任住持，他在此翻译佛经、总持佛经译场，弘法育人11年，并和弟子窥基创立了法相唯识宗。著名的大雁塔就是玄奘法师亲自督造的，用于保存从印度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现在的大慈恩寺只是唐代大慈恩寺的西塔院而已，面积小了很多。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大慈恩寺面积近400亩，有1800多间房。
　　华商报：在您眼里，大雁塔也许不只是塔，而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天天在玄奘法师的眼皮底下工作，压力大吗？
　　增勤：这块土地是我心中的圣地，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是我们发展的动力。现在国家主席对玄奘法师这样推崇，并向世界宣扬，我们作为大雁塔的守护者，更应该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借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更好地弘扬玄奘精神，让我们中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玄奘，让世界通过玄奘了解中国佛教，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非常重要。
　　华商报：您觉得佛教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增勤：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时间与中国儒学、道学融合互鉴，在唐初以八大宗派的形成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使汉传佛教成为国人自己的宗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一句话简单来说，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
　　玄奘是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黄金纽带
　　华商报：您觉得玄奘精神的当代价值有哪些？
　　增勤：这是多方面的，比如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国家需要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报效国家，让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玄奘法师当年在印度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巨大的诱惑也随之而来，戒日王（古印度戒日王朝的建立者）再三挽留，希望玄奘法师帮他治理国家。玄奘法师说，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这里，是求法求真理的，不是为贪图享受，加之皇恩未报，我还要回国报答国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怀，值得每个中国人学习。
　　华商报：今年6月，印度副总统安萨里访问中国，首站就是西安。他来大慈恩寺了吗？
　　增勤：不但来了，而且参观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几十分钟。我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玄奘法师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看了大雁塔，看了三藏院，犹如看到了玄奘法师的灵魂。没有玄奘法师，就没有印度的历史。我觉得他讲得很真实，既没有夸张，也没有遮掩。我能感受到他对玄奘法师的敬仰。
　　今年习主席两次提到佛教和玄奘法师，这传达出一个重要信号。作为陕西人，我们更应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弘扬玄奘精神，来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中印两国的人口占世界1/3还多，如果能携起手来，世界一定会很美好，而玄奘法师就是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黄金纽带。
华商报记者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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