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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彼德：灵魂的云游
作者：&&&&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471&&&&更新时间：
&&&未到乐山，早闻大佛之名。说它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竣工于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历时九十载，通高71米，头高14q7米，肩宽28米，眼长3q3米，耳长7米，耳朵中间可并立二人，头顶上能放一张圆桌，赤脚上围坐百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
到了乐山，才知大佛之伟。他（这里不能再用“它”了）慈眉细目，大鼻宽口，两手扶膝，两脚平行，正襟危坐于凌云山前，大渡河、岷江与青衣江合流处。面对大千的花花世界，面对三江的汹涌波涛，是那样自然轻松，那样无忧无虑，那样充满自信。尽管船只穿梭来去，游人拥挤如蚁，或攀他肩搭他背，或摸他耳搔他腮，或仰视他的胯下，或摆弄他的脚趾……他始终无动于衷，不加理睬。
他在看什么呢？看流水不舍昼夜，像孔老夫子那样发一番感慨，然后随着那不可阻挡的时光消逝？但是，他并没有消逝，时间的刻刀在他的身上尚未留下多少痕迹。那个大胡子的苏轼远离四川故乡，在下游一个叫“赤壁”的地方，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博得若干文士骚客的击节、喝彩，很红了一阵子。只有他在暗笑：什么“大江”能淘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总裁领袖大师巨匠怪杰豪雄，偏偏淘不了我！
他在想什么呢？想年年月月都有那么多善男信女，不畏艰辛，不辞劳苦，从四面八方赶来顶礼膜拜，殊不知偶像是他们自己树立起来的，又用自己树立的偶像安慰自己，岂不是自欺欺人？既然这样，平日里又何必追名逐利争风斗气，为了一点薄禄小惠斤斤计较蝇营狗苟，甚至拔刀相见血溅当场？可怜的人类，何时才能排除物欲的诱惑，摆脱名分的束缚，恢复纯洁的天性，达到超越的自由，尽享生命的喜乐？
以上是我初谒乐山大佛的印象，记于1993年9月1日，同年10月10日写成散文。
然而，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大佛的坐相仍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甚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连串问题追踪烤炙着我――
他是大彻大悟的象征吗？从开元初年坐下，一坐就是一千二百八十余年，谁及得上他定力深厚？！尽管杂树遮背，青苔覆身，荆棘掣肘，飞鸟当顶，他仍然坐着，并将再继续坐下去。什么安史之乱牛李党争黄巢起义陈桥兵变澶渊之盟靖康之耻朱棣靖难辛酉政变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都干扰不了他，他早已看穿一切，看破一切，达到了无念、无相、无住因而也无蔽的境界？
他是罗丹的大思想者的原型吗？青筋暴出于石头，脑浆鼓荡于纹络，血液潮鸣于线条，为人世间的罪恶愁苦，绞尽心机，百思不得一良策。那是一种重负（历史的），那是一种责任（神圣的）。而大佛似无所有，小我已融为大我，他成了天地，成了造化？
他不同于希腊的掷铁饼者。后者的美体现在爆发前的一刹那，体现在动态、动感。如果说掷铁饼者是力的散发，大佛则是力的凝聚，不着相不显形的凝聚。功夫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以静制动，以四两拨千斤，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只须他抬抬手，但他什么也不为。为而不为，老庄哲学，不事夸张，无意炫耀，返朴归真，自然天成。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白若辱”、“无技巧乃最高的技巧”，斯之谓也。
他使人联想到创世纪的上帝。“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当大佛在河边坐下的时候，开天辟地的伟业已告完成，他疲劳已极，但心满意足。他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他安排好的万世不变的秩序早被“夏娃与蛇”打乱，东方的“伊甸园”也受到了威协，理想的“天堂”禁止人去享用，人的过失与苦难又不能不问，他处在矛盾两难之中，不平衡不和谐不安宁有如眼前的三江之水。
他也使我想到了人。在休谟和康德的批判中，上帝的颓势已无可挽回，尼采则公然宣布：“上帝死了！”新的近代文明要求以“人”来取代“神”。然而，终有一死的“人”真能起到上帝亦即“神”的作用吗？灵光一闪，意象骤至：那在河边坐下来的不是大佛，而是我们人类，是个体我自己。由于天地四方为“六合”，不是坐在石上、水上，而是坐在“六”上。于是，我写下了一首长诗的开头：
不知何时坐下
也许是创世纪的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将安息日定为圣日）
也许是今天现在即刻
没有选择也不容选择
竟然坐在一个“六”上
&&&&这首长诗的题目，就定为《坐六》。这天是1995年2月8日。
人离不开数字，就像树离不开年轮，谷离不开季节，鱼离不开水纹，表离不开钟点。且不说量血压、听心跳、计脉搏、测体温是体格检查必不可少也最起码的手段，就是出门打工、商海弄潮、舞文弄墨、居家过日子……哪一样不需要计算？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高科技、电子计算机、多媒体网络、信息高速公路……通过数字滤波、编码、加密、解压缩等方法，将我们周围的一切化为图像，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成了“地球村”。这固然有利于各种艺术的交融，有利于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有利于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成形，有利于人类的精品为人类共享；但也以复制扼杀了创造，以标准取缔了个性，以“世界”排挤了民族，其负面影响不能不警惕！正如我在《坐六?长诗系列》中写的那样：“或置于手术台之上M（模型为一副僵化）M或穿透于射线之下M（字母成一个萎缩）”人的感情与活力皆泯灭了，大量复制的结果，发生“复制体啸聚外星&&揭竿而起M取本体而代之&&占地球而毁之”好莱坞大片那样的情景也不是不可能。
在这方面，我比较倾向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他把数当成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因素，数的和谐构成了宇宙的和谐，美就是从这一和谐中产生出来的。例如音乐便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整个宇宙相当于一支和谐的乐曲。一切按照数的秩序所构成的形式，如节奏、对称、多样的统一等，都是美的。我的长诗系列中的六首长诗，皆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数字的影响：《大裂谷》七章，完成了“创世纪”的一个周期，大分裂――大组合，毁灭――创造，世界的格局于此显现；《止水》十三节，表现民族的受难，西方忌讳十三，东方欢喜十三，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张力；《时间游戏》二十二节，每节十一行，其中两节是散文，整齐而富于变化，活泼而带有谐趣，对存在与时间之关系的探讨，也许不无裨益；《坐六》、《听〈安魂曲〉的六个最佳地点》、《大海兽》都是六章或六节，因为牵涉到人的位置、人的灵魂、人与自然，“六”是再恰当不过的数字。
东南西北天地组成一个六面体
我是这个六面体的中心
然而，这六面都充满凶险，都极不稳定。
面对的是宇宙的苍茫生存的艰难
必须找到一个点把自己定在点上
人的一生，就是寻找并确定最适合自己的这个“点”，在“点”上努力经营的一生。为此，人要充分调动固有的感觉――“六识”（佛教名词，指眼识、耳识、鼻识、色识、身识、意识），正确处理心中的欲望――“六欲”（情欲、权欲、侵欲、利欲、自为欲、创造欲），合理应对自然的惩罚――“六殛”（《书?洪范》：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尽力抵制世上的诱惑――“六美”（天上之美、地下之美、哲学之美、艺术之美、生命之美、死亡之美），及时选择救赎的法门――“六度”（参照佛教新解：寻觅、回忆、独白、搏斗、梦想、奉献）。
位置决定处境，处境导致遭遇，遭遇呼唤救赎。而做这一切的前提，是坐下来――不管你进入到生命的哪一阶段――坐在一个既能放开又能收缩、既可统外又可统内、既是明显又是隐蔽、既有人性又有神性的“六”上。当此之时，人的灵魂就开始离体起飞，翱翔古今，云游八荒了。
我先进入史前期。我所仰仗的“时空隧道”，不是“只进不出”的“黑洞”，不是从理论设想提出的“反物质”，也不是尚未验证过的连接黑洞与白洞而形成的“虫洞”，更不是离奇古怪的科学幻想，而是凭借遗址、遗物与发掘物的考古发现，是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等的综合成就。例如：从海因里希?施里曼的发掘，找到“荷马史诗”吟咏的特洛伊城；从阿瑟?埃文斯的考察，证实了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王国的存在；从中美洲的“圣泉”、神殿、陵寝以及废墟，捕捉到一个早已消失的玛雅文明；还有南太平洋上的神秘岛，纳斯卡荒原上的巨画，亚拉腊山上的方舟残骸，英、法和地中海的环状列石，埃及的金字塔，沉没的第八大洲――大西洲等。听翼狮一翅扇过八万里，看飞蛇一舌吐出五千年，比圆明园古老得多的西洋楼连续塌倒一千次，比西斯廷更加辉煌的“创世纪”反复画过一万回……往昔越辉煌，今日越落寞，多少热闹、精彩的活剧，今人竟一无所知，似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历史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再飞向宇宙。我所乘坐的“运载工具”，不是直上九霄的太空飞船，也不是“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而是哈勃天文望远镜的观察数据，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的研究成果，是具有科学性、探索性的猜想与推论。例如：近观“九星联珠”，百年不遇的辉煌天象，体会“太空阅兵”的味道；飞越“银河”，进入“河外星系”的神秘世界，统计双星、聚星与单星的数量；看“超新星”爆发，光度增强一千万倍，相当于几十亿个太阳，标志的不是新生而是死亡，多么辉煌的“回光返照”；登“第二级星系团”，一个已知的宇宙的最大结构，长5亿光年、高2亿光年、宽0q15亿光年，天文学家们为它起了一个雄伟而动听的名字――长城，可地球上又有谁能充当为之歌哭的孟姜女呢；听当代杰出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用语音合成器演示一百五十亿年前的那场大爆炸，开天辟地，从此有了时间和空间，“宇宙的边界条件是它没有边界”，我连想象都感到窒息，他却拿出来一个果壳，说宇宙就在其中，“从果壳上的皱纹看时间的涨落，从无边界的有限探星系的起源，你不妨纵身入内，既可以做里尔克的笼中豹，又可以做庄子的逍遥游……”时空的浩茫，反衬出地球的渺小，人是渺小的渺小的渺小……短暂的短暂的短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
以上的两次云游，分别写进了我的两本书中，也成了我探索奥秘、追问存在、思考人生、尘世泛舟的背景。
帕斯卡尔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却对此一无所知。”的确如此，宇宙虽然浩茫、恒久却无知，人尽管渺小、短暂却有知，无知者无识无欲、无情无意，有知者有识有欲、有情有意，知、情、意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的精神、思想，亦即灵魂。其中，知指知性，关系到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求真的；意指意志，关系到人的伦理和道德，是求善的；情指情感，关系到人的和谐和幸福，是求乐的。然而，人求真却达不到全真，求善却达不到至善，求乐却达不到极乐，有时达到的甚至是其反面，人的境况就很可悲了。但是人能够进行这种追求，这是宇宙中的许多东西，如日、月、星辰，山、水、林、石等做不到的，人在这种追求中又显示出他的伟大。所求的达不到，达到的非所求，人的伟大和可悲就构成了人的悖论。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终有一死。当扛大镰刀的死神叩门，不管你是否接纳，割生命如割河草。尊崇如帝王一旦奉召，不敢有半秒延误；富贵如巨商一夜缉拿，连一根金条也无法带走。它是从不落空的讨债，强行拿走构成你的那些物质，去供他人甚至猪狗享用；是自我意识的烛灭，无论时间与空间怎样地交叉、撞击与打磨，永远不能第二次点燃……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感和虚无感，逼得人要向死而生，珍爱生命，发奋图强，过好此生。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同是在湖北兴山到神农架木鱼镇的路上，同是作家乘坐的中巴与人交车差点儿出轨，柯平面无人色，我却照睡不误。其时是2006年8月15日下午，暮色初降，风雨如晦，偏偏又碰上修路，堵车，改道，一路泥泞，一路牢骚，早把坐在靠山一面的我折腾得困了。柯平坐在靠溪沟一面，每次拐弯都惊恐不已，特别是见到那辆拉石料的货车，愣头青般地直撞过来，逼得我们这辆中巴急向右偏，前右轮仅距悬崖一寸，怎不吓出一身冷汗？晚上九时半总算到达木鱼镇，三十五公里竟开了近三个小时！
住进旅馆后，柯平告诉我：1990年10月，“武当杯”诗歌大赛颁奖会在武汉举行，会议安排获奖诗人去神农架，他因故没有参加。但听诗友们说，在回来的路上，很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地方，也是天气不好，也是交车，他们乘坐的中巴一下子冲到悬崖边缘，两个前轮悬空转了好几圈，吓得大家往后坐，再也不敢动一动，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夜幕降临了，来往的车子大大减少了，那时他们还没有手机，无法与外界联系，不要说讲话，连咳嗽都不敢，唯恐一不小心重量失衡，连人带车都摔下深渊。他们就这样无望地等待救援，或者干脆说――等死，留遗嘱的权力亦被剥夺，足足等了六个小时，犹如等了一辈子……获救后，他们都认为自己死过一回，这条命是捡来的，必须抓紧时间，尽快成名，一度影响中国诗坛的“中年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之争”，便是他们提出和发起的。
难怪柯平那么紧张，我听了也止不住后怕。柯平一度庆幸他避开了那次危难，没曾想在十六年后还是遇上。“风，雨，修路，夜，四个因素都齐备了，看来早有定数，受之有因，却之不恭。”好在有惊无险，死亡体验反而促进了生命力的亢奋，这年秋天，他以一本《诗话浙江》获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奖。
提及死亡，我与之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
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日寇侵略者的铁蹄尚未踏进我的家乡――湘西沅陵，但由于湖南省政府、新闻机构、厂矿企业及江、浙、长沙一带的院校先后内迁该地，日机的空袭三天两头连续不断，“跑警报”、“钻防空洞”成了沅陵人的家常便饭，我因此得了一个“警报儿”的乳名。听我母亲说，生下我才二十天就遇到空袭，她背着我、牵着四岁的姐姐，和父亲一起逃到北门（原北城门已废弃）向隆海家里。把我放进摇篮没多久，警报又叫了，母亲抱起我就往外跑，父亲和姐姐连忙跟上。还没赶到尤家巷，随着“哗哗花花――嘭咚”之声接连响起，敌机的炸弹从天而降，树上、房上立即挂满了手、脚和人头……心惊胆颤的向隆海冒着危险回家，发现一块大的山石滚穿屋顶，将摇篮砸得粉碎。他一脸土灰又不无幸色地跑来告诉我父母：“你彼德运气好，命大，只差三分钟！”五十年后，我将此事告诉小儿子并写道：“只差三分钟！一口冷气便抽倒M我经营五十载的高大建筑M小儿子不认识警报器M误以为是一种高级玩具M不曾想摇出的是钢铁蚱蜢M是编队飞行、饱和式轰炸M是灯火管制、阳光与空气的限量配给M维纳斯窒息在防空洞里M现代人倒退回穴居时代M被迫以一天天为单位生存M海明威般活着阅读自己的讣告”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亲人之死。1959年我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次年父亲病重去世，又一年姐姐车祸身亡，我几乎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全靠甲等人民助学金和一级生活补助费维持，且住院手术一次，人瘦得像干柴棒。那几年我经常在想：人为什么会死？既有死，何必生？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我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些问题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不好公开提出来讨论的，只能悄悄地问要好的朋友和老师，但是他们也回答不出来，我只好独立思考。《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在《典论》中更明确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枯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那么，我就搞文学，当作家和诗人吧，这是我念中学时立下的志愿，也符合我已故的父亲和姐姐的期望。然而，我却多次受到批判，说我走“白专道路”，重业务轻政治，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在南开的五年，我一直比较压抑，毕业分配本来是去北京《文艺报》，却被调包到浙江省杭州一中。我欲哭无泪，半个月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之后又多次争取下农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以为那是当作家的环境――但均未能如愿。直到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杭州市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热潮，尽管教师没有下乡的任务，我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一连写了十三次申请书，足足要求了一个月，终于获得批准，跟随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省同江县插队落户。我在那里一待十年，当过农民，做过共青团工作，担任过农村公社和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对社会有了全面的了解，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参与了“农业学大寨”的起伏过程，经历了政治的反复与冲击，见证了一个地区的矛盾与嬗变，获得了高潮过后的冷静与充实。在这十年中，我追寻过北极光，探访过挖参人，遭遇过暴风雪，见识过武开江，迎接过鲑鱼汛，聆听过“依玛堪”,还一次涉险差一点沼泽没顶，两次中毒均死里逃生……这一切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在乌苏里江上》、《烈马萧萧》、《赫哲新歌》等组诗相继在《黑龙江文艺》、《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1975年与1978年连续出版了两本诗集。由于文学上的成就，1978年10月我从黑龙江调回浙江，正式进入了文学界，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秘书长、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主编、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至今已出版诗、小说、散文、评论近40本。历时十四年，绕了个大圈子，我总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个“点”，把自己定在了“点”上。
帕斯卡尔说：“而使得我们无力认识事物的就在于事物是单一的，而我们却是两种相反的并且品类不同的本性，即灵魂与身体构成的。”这就是说，复合的主体认识不了单纯的客体，无论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我们都不能从理性上加以认识，因为我们是由灵魂与身体即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既不像日、月、星辰、山、水、林、石那样无知因而无识，也不像神、鬼、妖、魔那样虚幻因而无稽。
如前所述，我是用“灵魂”芍浮熬瘛钡摹４骋庖迳系摹傲榛辍保茨芨阶湃颂逵帜茉谌怂篮笸牙肴颂宓墓砘辏遣皇谴嬖谀兀坑捎谖业募蚁绻ナ⑿小敖谢辍庇搿案鲜保乙欢认嘈殴氖涤小
“叫魂”又名“取吓”，儿童白天在什么地方受了惊吓，神情恍惚，发烧不退，这家就安排二人晚上去那个地方（多为旷野或坟地）叫魂。一个（往往是父亲）用秤杆挑着孩子的衣裤走在前面，以凄厉的声调呼喊孩子的名字：“小健生回来吧！”另一个拎着一盏烛光摇曳的灯笼紧随其后，用稍显平稳的声调应答：“小健生回来了。”到了地方，还得烧点纸钱，再一呼一应往回走。湘西的老一辈认为，姓名不仅是每个个体社会交往的特称，还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人的灵魂就附在自己的名字之上。叫回来的迷失之魂会被病儿的衣裤兜起，带回家中，马上给他穿上，再呼应一遍，灵魂就归回原位，第二天便烧退痊愈了。
“赶尸”是难得一见的，不是不给人看，而是昼伏夜行人不敢看。赶尸者是一个穿道袍着草鞋的法师，俗称“赶尸匠”。他拿着一面阴锣走在前面，一面走一面敲，让夜行人避开，有狗的人家把狗关起来。跟在他后面的尸体――多是被砍头（须将其身首缝合在一起）、受绞刑、站笼毙命……客死外地需要还乡的――往往不只一个，间距均在七八尺，用一根草绳串连着。尸体都穿宽大的黑色尸布，戴高筒毡帽，脸上贴着“辰州符”（是在黄纸上用朱笔画上又像字又像画的东西，因产于辰州即古代沅陵而得名）,这是吸魂符，赶尸匠靠它将孤魂野鬼的信息拘来，附于尸体之上。随着阴锣的每敲一响，尸体便向前跳行一步，在招魂幡的引导下，还会转弯、过桥、上坡、下坡……我已故的父亲看见过，究竟是奇迹还是巫术，他也说不清楚。
灵与肉的矛盾，是人与生俱来的矛盾。灵魂渴望无限，肉体只会速朽；灵魂崇尚高贵，肉体难拒诱惑；灵魂喜欢云游，肉体耽于逸乐；灵魂追求创新，肉体习惯守旧。如何解决这一近乎永恒的矛盾？成了有人以来、有史以来、有社会以来的最大难题。基督教劝导人们信奉上帝，企盼从绝对真理、拥有最高善的上帝那里分享“无限”和“永恒”；佛教鼓励人们通过参禅持戒、禁欲苦行，超脱生死轮回，由成佛来达到涅、永恒；道教强调人的此生此世和现时幸福，以咒语附录祈求神灵保佑，用炼丹服药使人成仙了道；哲学家们更为此绞尽脑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成为你自己”（柏拉图）、“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亚里士多德）、“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个体生命的“永恒轮回”（尼采）“原型的人分解于全部历史进程之中”（狄尔泰）、“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海德格尔）……等等主张不一而足，人生形态也因此多元多样。
无论宗教，还是哲学，都试图破解这亘古的难题，充分显示了人――这个大自然中唯一为了无限而造就的生命，力求超越自己的局限，在有限中达到无限的志气与力量。这使我想到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我以为他是人类的代表，明知不可为而为，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诗句：
那块巨石又在山下唤他
周而复始的苦役何时结束
昂起头颅接受命运的挑战
再一次使神的惩罚落空
重量压迫责任
&责任压迫荣誉
未到山顶&&他已成为胜者
我曾经三次体验过东方的神韵――“天人合一”。
一次是在水边。为黄河壶口大瀑布的气势所震慑，我离开其最喧腾之处向下游走去，不过三十米，便找到了黄河的另一股支流。它与瀑头之水原为一河，由于骤然收缩，河槽过分窄狭，而被挤到了东岸，消失在一大片怪石之后。然而，它不贪图安逸，也不愿独善其身，恋恋不忘陷落于河谷的兄弟，虽然冲撞得满头是伤，仍毫不犹豫地从高崖上跳下，呼隆隆如翻倒千吨黄土，哗啦啦似飞动万个滑轮，泼得天地浊黄一片，震得木石簌簌发抖，周围的一切均沾其雨露。这时候红日失色，白云不动，飞鸟收翅，走兽潜行，我则呼吸急促，思想停摆……世间似乎什么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这声音，这瀑布！
一次是在山上。那是加拿大洛基山之旅，时间正值下午，暮色已经来临，树林被车吞没，绿色被我和友人吞没。车登高山，只上了一个弯道，似乎是一刹那，隐退的光线骤至，我的眼界大开。境界是一般人一般时求不到的。大色块（黄金的“麦地”可供一千台康拜因收割）。大阴影（深灰的“舞台”可容一万支交响乐队演奏）。凡山峰都有雪，智慧在这儿加冕，坐拥着圣洁的光。云气缭绕，还有半环虹，如神奇之龙在凌霄乍现，见尾不见首，后面是空旷的蓝，美妙极了……我顿时忘记了自己，融入了它们之中。
还有一次是在空中。我乘坐“伊尔62”客机，从莫斯科飞海参威。晚八时二十分天黑，舷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好就着座灯之光阅读《疯狂百年》一书，为俄罗斯的沧桑巨变、人事哀乐而慨叹扼腕。十时三十分，舱内关灯，我则难以入睡，仍在思索机翼下这片辽阔的土地的命运。十一时四十分，眼前渐渐明亮，我怀疑是乘务员开灯，以照顾失眠人和夜读者？却意外发现，那光线来自窗外――随着霞红一抹，继之白亮一片，夜海退朝了，获得解放的浪花演变成乳色的云朵，衬出了背后的天蓝……三个小时多一点，就消除了所有的界限：无主客，无内外，无日夜，无快慢，似乎也无生死，我与宇宙融为一体。
西方的生命哲学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在认识自己和体验自己、科学的思维理性方面，有其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要化解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实现真正的人生超越，尚须仰赖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由来已久，乃儒、道、佛三家共有的思维方式。但作为一个范畴，则是由宋代哲学家张载明确提出来的。它是一种整体观，从本源上就把天人（包括主与客）看成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区别于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它是从整体观照局部，又从局部观照整体，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整体，采用的方法是非理性的直观、直觉、内省、体悟，而不是理性的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达到泯灭“物我”，忘怀“自我”，“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天人合一”思想与科学的思维理性，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不过，由于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物欲的横行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人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空虚。于是，回归自然，使人性返朴归真的“天人合一”就显得更加紧迫，更加受到世人的瞩目。
&&“现在应该已经明确的是，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对人类来说什么是善这一问题，不仅从实用主义或实证主义角度，而且从基础方面；不仅抽象地从哲学角度，而且具体地从存在的方面；不仅从心理和教育的角度，而且从一种无条件的义务感和总体的有效性方面出发，那我们就不能够避免涉及宗教，或者伪宗教。”这是瑞士思想家、神学家汉斯?昆为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所作引论《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中的一段话。我认为，他道出了宗教的本质，不是人对神的崇拜，也不是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而是人的去恶向善。
我母亲信基督教，给我取名彼得，用的是耶稣门徒的名字；我父亲不信教，给我取名起贵，一个很俗气的名字。为什么我不叫龙起贵而叫龙彼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将“得”改为了“德”）？父母为此有没有过争论？二位老人均未提起，我只知道初中文化程度的父亲依从了没有什么文化（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扫盲）的母亲，我这个中西结合的姓名也就成为我家的一个特例，走上了人生和社会。我母亲对我的期望不像我父亲那样高，她不要求我出人头地，只要求我做一个善人，不做恶人。她常带我去做礼拜，听赞美诗，年幼不懂事的我曾经抢过她从牧师手中接过来的葡萄汁和麦面饼，差点儿闹出笑话。1989年2月23日，我母亲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我从杭州赶回沅陵奔丧。2月26日，入殓前开棺，让我与母亲见最后一面，想到母亲辛苦一生、善良一生、虔诚一生，我放声大哭，母亲紧闭的眼眶竟有两滴眼泪流出来，一下子把我惊呆了――这是超常态的亲情感应，还是未验证的通灵现象？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帕斯卡尔。他认为人需要通过某种悲观失望、忧郁、烦恼的情绪，认识自己进而走向上帝。当人感到孤独无依时，就是他要上帝援手时。2003年9月3日，我在意大利罗马的遭遇，就有点类似这一情况。
那是在古罗马斗兽场附近，由于在前一景点许愿喷泉多耽搁了一会儿，我落在团队的后面，遭到了三个吉普赛女人的抢劫。紧接着因为内急到一家商场上厕所，又与队友们失去了联系，等我跑到斗兽场后门的三岔路口――我以为就是导游指定的集合地点，却怎么也找不到我所在的旅行团的大巴。此时是十一时四十分，已超过集合时间十分钟。过往行人不少，但都是意大利人，我不懂外语，无法问讯。第二个十分钟还自我安慰：我已经在许愿喷泉许过愿，并施舍过一个残疾人，上天有好生之德，总不会抛弃我这个善心人吧？第三个十分钟便沉不住气了，从人行道边走到三岔路街心，以显目标，让三方面过往的车辆与行人第一眼就看到我。然而，车、人均礼貌地绕、躲过去，我的大巴仍未见踪影。前几天在维也纳碰到的那个偷渡者的苦脸闪现在我眼前，他因一念之差而有国难奔有家难回，难道我这个爱国者也要遭受到他那样的痛苦煎熬吗？各种念头不期而至，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竟然热出了一身冷汗！突然，从斗兽场内传出了狮、虎的咆哮，它们破门而出向我扑来，我则沦落为一名可怜的角斗士，在看客的讪笑和猛兽的磨牙中接受悲惨的命运……也许只是几秒钟的幻觉，却给了我一雷击顶的清醒。不，我不能再消极等待了，必须回到与同伴失散的地方，以手势去向人求助！未等我走近那家商场，远远地就见到了举黄旗的导游，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下午去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在世界上最大的这座教堂，我见到了也许是最小的堂徽：在长宽都不过几寸的领域里，头朝下脚朝上倒挂着一个小人，一付沉重的十字架倒背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圣彼得，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当耶稣被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仍无所畏惧，到处传播基督的福音，多次解救苦难之人，终于触怒罗马暴君尼禄，下令将他处死。面对极刑，圣彼得十分镇定地说：“我是耶稣的门徒，不能与我主相提并论，他是正钉在十字架上，我应倒钉在十字架上。”听到这介绍，我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自问：在商品经济的社会，我能像圣彼得那样安贫乐道，全心全意去救人吗？在多元、动荡的世界，我能像圣彼得那样坚持信仰，一丝一毫也不动摇吗？在危及生命的关头，我能像圣彼得那样压倒一切，义无反顾英勇赴死吗？恐怕都一时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实际行动永远胜过漂亮语言，这半生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并不等于能顶住一切诱惑，不在其位不受其惑，而当今社会看得见的诱惑与看不见的诱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要像耶稣及其主要门徒那样打退魔鬼的试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有人要说，一个共产党人怎么降低标准向唯心主义有神论者学习？我要回答，人类的精神是共通的，各民族的文化是互补的，连同名者的优秀品质都达不到，我还怎么谈得上提高标准，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从善如流，“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善，特别是至善，就是要不畏艰险，追求到底！
&&&人们之所以关心灵魂的不朽，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关心自我的不朽。是自我使个体从整个自然界中真正地脱离出来，拥有了名符其实的独立性，开始了观察对象并改变对象的过程；是自我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在茫茫的空间和悠悠的时间中找到他（或她）的位置，投入有利于种群、有利于自然的活动。然而，死亡会中断这一过程，终结这一活动，并造成这样的假相：历史在我出生之时方才开始，世界在我去世以后便不存在。解决的办法有二：一是以个体的消逝，换取种群的延续，你、我不在，思想还在，人类还在，现代科学已预测了地球的毁灭与人类的迁徙（外太空），我们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将获得我们想象不到形容不出的殊遇；二是保持虚静心态，享受“瞬间永恒”，生命在此一瞬间、一刹那异乎寻常地明亮，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障壁，去除了此岸与彼岸的分野，聚毁灭与创造于一身，集前世与来生为此生，既是他（她）自己，又不是他（她）自己，既有迅不可留的消逝性，又有联系首尾的广延性，遥想宇宙的爆炸与坍缩也不过如此而已……无论哪一个办法，都离不开自我的不断完善，灵魂的持续提纯。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论，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致虚极，宁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庄子）“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为上德。”（韩非子）……这些格言，至今也未过时。
鲁迅在《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那些鼎鼎大名的如屈原、司马迁、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海瑞等自不待言，他们的精神已达不朽，就是其他知识分子，在其身处逆境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因平时修养所及，显示了强大的人格力量。我最近就以《高贵的灵魂》为题，赞美过这样一批人物。例如：嵇康因藐视权贵被处死，“他神色不变，索琴弹之M一场亘古未有的音乐演奏M刹那间冲散了刑场上的血腥”；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他失去了京城的全部荣华M却获得了一条东去的长江”，以一词二赋实现了“灵魂的突围”；八大山人用“哭之笑之”的署名，在书画中找到“精神的居所”；丰子恺从日寇空袭仅存的一扇“焦门”，读懂了“什么叫故乡，什么叫祖国M什么叫侵略，什么叫正义”；冯&&雪峰“是嚼过草地之草攀过雪山之雪的豹”，“独自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尽管那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卢代之死》焚毁，但“一个高贵的灵魂，开始了M又一次二万五千里”；沈从文“服饰研究取代了小说创作M他笑说&这一切都极好M十分自然。”因为他忆起“一滩九段&&死了九回又活了九回M背纤的老者只不过撇了撇嘴。”这多滩多险的沅水，“不仅浇灌了他的作品M也浸泡和染就了他的灵魂”；不到36周岁的北大才女林昭，“众人停止了思考，惟独她没有停止思考”，“她取自己猩红的血为墨M用雪白的床单为纸M书写了&&书写了一个巍然站立的灵魂”；置身“红海洋”中的傅雷宣称：“没有廉价的检讨M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他留下遗书交待后事，“包括火葬费、保姆津贴、给姑妈的赔偿、待付的房租”“到了最后的时刻M他还那样冷静细致M那样有条不紊”……上列哪一位不是我们引以自鉴，值得学习的榜样？！特别是沈从文，他所说的那条沅水就是我家乡的沅江，就在这江上的一次邂逅，成了我一生之痛。
&&&1970年12月，我返湘探亲，没料到与大表哥同船，更没料到经历了一场与沅江一样的心灵风浪。
洞庭溪是个山区小镇，位于沅江的中下游，离县城120里，当年交通闭塞，走旱路要两天，走水路将近一天，早上五点半我就来到中南门码头，坐到船里了。那是一条机帆船，舱内可坐十余人，大部分是进城办事、走亲戚的农民，大小背篓围了一圈，船篷里弥漫着一股大叶子烟搅和着的汗臭味。沅江滩多流急，暗礁四伏，仅此一段就有莲子滩、九矶滩、横石滩、清浪滩等多处，特别是清浪滩最长、最险，有“滩王”、“鬼门关”之称，尽管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河道整治，炸掉了不少明显、狰狞的礁石，但行船过滩仍然有一番紧张。
六点钟，开船的时间到了。这时从岸上牌楼口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一个人，隔老远就用沙哑的嗓子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千万不要开船！”待他跑下河滩，我才看清他的面貌：瘦长身材，头发稀疏，面色焦黄，一个鹰钩鼻子，年约四十来岁，这不是我大姨的长子，我熟称的久哥吗？早听说他在通道县林业局当秘书，去年初不知何故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遣返回沅陵，今年又以战备疏散为名，把他下放到离城最远的楠木公社黄花界大队大木尖生产队。他的妻女也受到连累，同时下放，但为了与他“划清界线”，没上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大木尖，而是去了北溶公社对河的大其口他妻子的娘家。
久哥上船后，朝舱内扫了一眼，便将手中的青布包袱往舱板上一放，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这边――”我刚想说“这边有地方”，就被身旁半躺着的一个大胡子捅了一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真是鬼迷心窍，我竟回答：“不知道。”“这年头还是少管闲事为好。”我谢谢他的关照，连忙低下了头。
两岸山色如黛，一江滚动琉璃。河涨洲的龙吟塔，鹿溪口的半边塔，黄头桥的白荞花，朱红溪的吊脚楼……多少美景都从船边过去了，我却无绪欣赏，只是悄然自问：他看见我了吗？他认出我了吗？他要是认不出我这个表弟（毕竟分别了多年），我为什么不认他这个表哥呢？听大姨说久哥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平时就喜欢书画篆刻，每个月的工资一半寄家，另一半都买了书画和古玩，穷得捡人家扔在地上的烟蒂抽，自己的生活根本不会料理，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过九矶、横石二滩时，久哥还坐在篷口，有一两个农民叫他进舱他也不进来，似乎怕人家沾了他的晦气。马上要过清浪滩了，船老大开了脏口：“卵日的，你想死，我们还不想死哩！还不给老子滚进来！”他才弯腰拎包进到了舱内。我发现他的青布包和下半身全让江浪打湿了。
滩声如狼似虎，震得耳壳生疼；怪石呲牙咧嘴，就从舷边擦过；漩涡又圆又大，仿佛不离左右……上中下尾二十四里长滩虽属下水，机帆船竟用了一个多小时！人人都紧张得大气不出，话语不讲，冷汗不止。但我看那布满篙眼的众多大石头上，坐满了老少不等均一律半裸的标工、纤夫，却连笑带骂地与上行船只讨价还价，根本不把脚下的风险乃至死亡当一回事，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触动！
下午三时，到达洞庭溪。上岸后，我主动走到他面前，歉意地叫了一声“久哥”，他微笑地说：“你是彼德吧？”显然，他一上船就认出我了，只不过为了不连累我而没有叫我。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政治无孔不入，斗争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很不正常。
在吊脚楼的小店里，我请久哥吃了一碗猪蹄粉丝，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似乎很久没沾到过一点油腥。他虽然瘦弱得不像人样，却没有述说近一年来非人的经历，只是重复一句话：“我是含羞带愧呀！”我劝他在小镇上住一夜，他坚持一定要走，给我的印象是极不自由。临别，我送他十元钱、十斤粮票，他说了个“谢”字便消逝在崎岖的山道中。
我这次洞庭溪之行的目的是相亲，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通了两三个月的信，这天是头一次见面。这种“隔山买磨”式的婚恋肯定是不成功的，与大表哥的不期而遇则引起了我灵魂的反省。特别是当我回到黑龙江上班的第三个月，接到家里来信，说大表哥死了，大木尖称他是“病故”的，实际上是一天二个工分的报酬无法养活自己，又被一个民兵营长w扣口粮活活饿死的。人们发现老鼠啃掉了他一只眼珠，还咬断了他一个脚趾头……我如雷轰顶，反复责备自己：为什么我不敢认他，难道一碗粉、一张纸币、一张粮票就可以挽回我的胆怯与自私吗？我本可以向县里打打招呼，为他减轻一点负担，但是我却想都没有想过，这表明我这个“自我”是不完善的，我的灵魂必须净化、提纯。1979年，李来毅即久哥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然而我心中之痛却再也无法消去。
&&&我在念初中时，就喜欢上诗，1958年发表处女作《出铁》，从此坚持不断，终身不渝。最初的动因是语文老师的引导与鼓励，加之“抗美援朝”诗歌的影响，以为写诗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个人的处境也能得到改善。为此，我得过不少荣誉，也没少挨过批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加深，文化交流的扩大，我逐渐发现诗在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例如：诺瓦利斯把诗理解成“心灵感应的艺术”，诗成了“任意操纵感官世界的手段”，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自主的无限的创造力的运用；施莱格尔思索的核心是诗与人生的合一，“所有的美都是隐喻。那最高的，正因为它是不可言传的，因而人们只能把它隐喻地说出来”；尼采将哲学与诗融为一体，他要“骑在一切象征背上驶向一切真理”。用作象征的某一形象或观念，不仅指一事一物，还能使人想到无名无象不落言诠的绝对和永恒；海德格尔在一个没有诗的时代召唤诗人，明确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诗通过词语的含义神思存在”，“创作诗与运思一样，以同一的方式面对着同一的问题”，都是“在存在的田野中犁沟”，因而诗人和思者的天职就在于：说不可说之神秘……中国的老子的论述则比他们早了两千多年，《道德经》如是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既是论“道”，也是论生命的本质，其中无与有、虚与实、主与客、神与形、恒与常、隐与显等诸种矛盾，均得到了辩证的统一和美学化的表述，这与诗的艺术特征何其相似乃耳！另外，老子常利用中国汉字一字多义的优点，以多义字的组合，来构筑新的概念，使他的哲学观点包容了这些字的各种意义，具有丰富的外延、多层的启示，这不正是现代诗的语言所梦寐以求的吗？
当代学者周国平的意见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诗人哲学家》的《前言：哲学的魅力》中写道：“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逼，寻求着同一谜的谜底。”因此，他提出了“诗人哲学家”的命题，并归纳出三个条件：“第一，把本体诗化或把诗本体化；第二，通过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与本体沟通；第三，作品的个性色彩和诗意风格。”看来，诗与哲学的联姻是生命的需要，是艺术的必然。但我也要在这里指出――诗与哲学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区别亦有三：诗侧重于求美，哲学侧重于求真，尽管美与真并不矛盾；诗侧重于不可感之感，哲学侧重于不可说之说，虽然感与说不时相通；哲学可以用诗的语言表达，诗不可以用哲学的语言写成，当然也有例外。
创作与理论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八十年代我开始了诗歌理论研究，1992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诗”的命题――其特征是：它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它是横植的，也是纵承的。其诗法是：以自我沟通人类，以个性表现共性，以封闭追求开放。其语言策略是：象征、暗示、张力、特殊语法、赋比兴的现代转化等。后概括为三句话：克服惰性，增强活性；提炼有言，开掘无言；破坏旧序，创造新序。2000年补充“二项工作”：现代主义的寻踪，中国古典的寻宗，实现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诗的双重超越。
也正是在诗创作与诗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关注台湾现代诗和西方现代诗的历史与现状，先后出版了《洛夫评传》、《一代诗魔洛夫》、《痖弦评传》等书，开辟了“散文诗艺术技巧”、“现代诗艺术览胜”等专栏。洛夫一再强调：“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如李白、王维的诗），生命内涵的创造（如杜甫、莎士比亚的诗），意象语言的创造（如李商隐、马拉美的诗）。这个理念正是我追求诗歌艺术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号称“诗魔”的洛夫，是隔断与孤绝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碰撞的结果。他专攻于诗，而鲜作其他文体的尝试，诗风数次蜕变，探索始终不停，2001年还以73岁的高龄推出三千行的长诗《漂木》，震惊华语诗坛，近年来又在超现实主义与禅的有机融合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从1957年处女作《灵河》算起，洛夫至今已出版了37本诗集。他的生命情态、精神历程，他的美学主张、诗艺探索，特别是开发意象语言的新景观、对现代诗形质兼备的创构，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我的“中国式现代诗”理论提供了例证，并进而充实、丰富和升华了这一理论。痖弦的名言是：“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来说，大概只有诗了。”他写诗的时间不长，作品数量也远不如洛夫，虽然出过十一、二本诗集，但都是《深渊》的不同版本，却在台湾三十余年举办的三次“十大诗人”选举中与洛夫一起当选，真是一个奇迹。这也印证了罗青1975年写的一段话：“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诗坛上，能以一本诗集而享大名，且影响深入广泛，声誉持久不衰，除了痖弦的《深渊》外，一时似乎尚无他例。”这是一个罕见的个案，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既解读了痖弦及其作品，说明了艺术质量的重要性，又进一步找出中外各三十位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探讨了“火山爆发”与生命节律的关系。……
创作上升到了理论，理论又推动了创作。“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塔索的话，让我对此生充满信心。
2009年8月～9月写于杭州
（《灵魂的云游》一文发表在海南大学《古典与现代》1――2期）
龙彼德简介
龙彼德，诗人，评论家，作家。年月出生于湖南沅陵，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北大荒生活过年，从事过年的文学编辑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秘书长、浙江省文联图书编辑部主任、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主编、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职称：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中国文化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一级文学艺术委员、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城市诗歌研究所研究员、当代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他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并举。文学创作以诗为主，兼及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以现代诗学为主，兼及文艺学和现、当代作家研究。自年处女作《出铁》问世，第一本诗集《大汗歌》（与章德益合集，一人半本，首印册）年出版，至今已发表诗余首，发表评论余万字，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余万字。代表作有：长诗《坐六》、《大裂谷》、《时间游戏》、《无岸之舟》，中篇小说《单处小传》，散文《知青启示录》、《地铁被困记》、《灵魂的云游》，评论《论中国式的现代诗》、《邓小平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论洛夫诗的张力系统》等。正式出版的著作余种，其中有诗集《魔船》、《与鹰对视》、《坐六长诗系列》、《无岸之舟》等4种，理论专著《中国式现代诗》、《洛夫评传》、《痖弦评传》、《纳⑽囊帐酢贰睹卫蛏⑽囊帐酢返12种，长篇小说《激情永在》等种，儿童小说《戴铜项圈的侦察兵》等种，文化类书《史前期探秘》等种，传记《司马迁》、散文集《龙彼德散文选》等。另有合著种。此外，他还主编过一批专著和丛书。他的作品曾先后获得、年浙江省优秀作品奖；年全国经理（厂长）文化研讨优秀成果奖；年全国诗人、书法家、画家大展突出成就奖，世界华人风云人物大奖；年中国文联首届评论奖，首届龙文化金奖，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纪念建会周年优秀论著奖，被港、台、美等家机构评为“世界优秀华人文艺家”；年首届东方名人成就奖，国际优秀论文奖，入选全国百名“跨世纪优秀人才”；年“中国理论创新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年“现代科技理论成果”特等奖，被中华诗词发展研究会等授予“当代中华诗神”荣誉称号；年全国优秀人才学术贡献金奖，“优秀科研、学术成果”特等奖，被中华诗词文化艺术促进会等授予“当代诗坛楷模年度最佳诗人”荣誉称号；年第三届龙文化金奖，“新世纪优秀社科论文”特等奖，“优秀理论成果”特等奖，“中国科学创新发展成果”特等奖；年首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贡献奖特等奖；和谐中国?年度影响力作家及和谐中国?年度优秀作品金奖；年被中国民族文艺家协会授予“共和国功勋文艺家”荣誉称号；年“共和国重大前沿理论成果创新”特等奖，世界重大学术思想特等奖；2011年“中华百年经典成果”特等奖，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院等授予“中华百年成就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等。还获得过上海、黑龙江、吉林、海南、河北等省、市及《人民日报》、《诗刊》、《东海》、《青春》等报刊优秀作品奖。《文学评论》、《光明日报》、《诗刊》、《文艺报》、《中国日报》（英文版）台、港、澳等百余家报刊评论过他的作品，有二百余家辞典、辞书、传记、丛书收入他的辞条，他的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研究龙彼德诗歌艺术的著作有：《逐日者之歌――龙彼德诗歌创作评论集》（刘忠主编）、《坐在一个“六”上――龙彼德〈坐六〉长诗系列及相关评论》（金乐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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