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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协平：蒋介石是反面人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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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和看法很简单，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蒋介石恐怕也大致这样。他既非如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描写的那么龌龊不堪，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写的那样荒诞不经，我们长期宣传中讲的那样卑劣，也不是蒋介石的铁粉所歌颂的那样高大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有人说：&有人替蒋介石翻案，把蒋介石作为正面人物来评价，拿蒋介石日记做文章，声称要改写近代史。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按照这个说法，蒋介石是反面人物无疑了。
　　1949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蒋介石是反面人物，他领导的&&国民党是反动派、国民政府是&蒋家王朝&、国民军是&蒋匪军&，跟上他去了台湾的，是反革命，留大陆的党政军人员，则冠以历史反革命。即使侥幸没戴上这顶帽子，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被审查被批斗被专政的对象。至于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有一个专用名词：万恶的旧社会。书上是这样写的，老师是这样教的，会议上是这样讲的，媒体上是这样宣传的，歌儿是这样唱的，画儿是这样画的，舞蹈是这样跳的，雕塑是这样塑的，戏曲和影视上是这样演的，展览馆里是这样布置和讲解的。一句话，从庙堂到江湖，从政治道场到坊间角落，对蒋介石，无不是负面评价，反面角色，并以此为标准，划界限，判是非，分黑白，做取舍，定荣辱。
　　如此，政治是正确了，国人的脑子也从此被训练为幼儿园里孩子的水平：不是好人就是坏蛋，不是朋友就是坏蛋，不是忠臣就是奸臣，不是红脸就是白脸，不是香花就是毒草，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好就千好万好，坏就十恶不赦。纷繁复杂的社会从此壁垒分明，满世界的人，头上都有或该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非此即彼。刚才说这是幼儿园的水平，其实大谬，幼儿园里的孩子，有一万个为什么等着老师和家长解释，那时的我们还有思索和提出问题的勇气与能力吗?
　　这种把人、特别是把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虽然省事，却也霸道，不是对历史诚实严肃负责的态度，其遵循的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这个逻辑，在打天下、坐江山的一段历史时期，作为政治和道德号召，一如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紫罚铝盏摹段芟ブ菸摹罚杏茫蛭鞘缺席审判，没有也不允许对手答辩，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甚至在当时，比如武则天抓到骆宾王、曹操俘获陈琳后，就破了产。
　　常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只是一个历史现象，甚至是历史一时的无奈，不是历史定律。胜利者不能永远一手遮天。真实总是坚硬的，顽强的，它也许一度缺席，却迟早要站出来并战胜虚假。
　　所以，尽管我们在一度时期，在蒋介石的脸谱上下了很多很大功夫，可谓不遗余力，也颇有斩获，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的逐步宽松，思想的逐步解放，常识渐次回归，真相一个个开始浮出水面，对蒋介石所谓反面人物的图解越来越难以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一个台儿庄大战，被搬上屏幕，让几乎所有看过的人半天醒不过神来：国民党也抗日?不是都跟着蒋介石躲到峨眉山上去了吗?还打得那么惨烈，那么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等了解了更多的抗战真相后，大家仿佛从一个长长的大梦中醒来，再也什么都不相信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在这方面，历史和现实一点都不客气。
　　按说，如何评价蒋介石，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获取真相后，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结论和看法很简单，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蒋介石恐怕也大致这样。他既非如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描写的那么龌龊不堪，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写的那样荒诞不经，我们长期宣传中讲的那样卑劣，也不是蒋介石的铁粉所歌颂的那样高大全。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既有年轻时在上海滩青红帮里混过的不足以为外人道的经历，也曾被孙中山任命为赫赫有名的培养了国共两党将领的黄埔军校校长;他既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屠杀过共产党人，也领导了北伐战争并取得胜利;他既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以丑化，对红军进行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日军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就以民族大义为重，携手共产党共同抗日，写下了中华民族一血百年耻辱的辉煌篇章。你可以说那是中国人民的功劳，但中国人民不能群龙无首，你也可以说那是被什么人什么事逼的，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没有把汪精卫逼上梁山，逼向抗战阵线。
　　说到抗战，历史真实记录下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这样几个瞬间：
　　&七七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在庐山参加训练团的军事将领孙连仲等立即下山，率军驰援河北。12日o蒋介石致电驻守北京的29军军长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17日o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对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发表谈话，慷慨陈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凛凛然，振聋发聩。他郑重表示，在日军侵略面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号召国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谈话一经发表，就得到国人的一致响应。随即，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o表示支持。全国各地政府，团体，不管原先是何系何派何恩怨何主张，纷纷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自此o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高潮。
　　淞沪抗战失利后，据《南渡北归》介绍：原坚决反对主和的司法院院长居正，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面对居正等一帮外强中干，见风使舵的政客软蛋，慨叹：&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蒋介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至于在前往中山陵拜谒时，因悲怆过甚，当场晕倒，随众惊骇。但也只是稍事休息，就飞离南京，前往江西继续筹划战事。
　　还是《南渡北归》中，提供了这样一则史料，照录如下：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部署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力排众议，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战，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日军知道谁是它真正的对手，恨死了蒋介石，对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了狂轰滥炸。日，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遭到轰炸，那天他还在三楼上办公，险遭劫难。1940年5月开始，日机经常以一百架次以上的规模轰炸重庆，许多无辜的民房与市民被炸毁、炸死。5月29日，蒋介石在目睹了重庆大轰炸后的惨状，于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其扶老携幼，负重远行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史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特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
　　这就是蒋介石，抗战中的蒋介石。为了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做中流之砥柱，以正面相抗击，部署和指挥了惊天地泣鬼神的20多次重大战役，不怯不馁，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以中国人民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决心和牺牲，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神话，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尊重，相继废除了强加在中国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在二战胜利前夕，美英法三国巨头，邀请蒋介石代表中国参加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共同签署了奠定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开罗宣言》。中国从此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而骄傲于今。
　　当然这不是抗战中蒋介石的全部。比如他在抗战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安排，他提出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主张，并由此决定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南迁而组成西南联大，以及对中国博物院大批馆藏珍贵历史文物的保护等，都是战略层面的重大举措，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这样一个蒋介石，如果到今天还被判定为反面人物，不管是面对二战反法西斯阵线，还是面对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和今天仍然刻意掩盖、歪曲那段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面对千千万万响应蒋氏号召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我们将是何等的尴尬!事实上，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中国抗战，之所以至今没有得到西方世界应有的公道评价，与长期以来大陆官史把蒋介石视为反面人物，因而正面战场也受其累，关系极大。不妨想一想，中国大陆有关内战的书籍汗牛充栋，影视作品连篇累牍，无不凯歌英雄，反映抗战特别是反映正面战场的，可有几部?几年前，民间有识之士，以心血和汗水为墨汁，成就了一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国画长卷《浩气长流》，再现了抗战悲壮历程，是一部举世无双的巨型史诗，瞻者无不动容，却至今难入主流媒体的法眼，更不用说等大雅之堂了，何其悲哀!
　　所以，如果说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否认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的地位和作用，把他妖魔化为反面人物，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如果说还原历史真貌就是翻案，是改写历史，有什么不可不妥吗?现在很多人研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历史，无非就是做些这方面的工作而已，且仅仅是刚刚开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该气急败坏，说出文章开头引用的那番话，不但展览了自己的无知，也暴露了自己的促狭和偏执，尤其不利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岂止是个人贻笑大方!
责任编辑：林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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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蒋总统或蒋委员长的名声在台湾并不太好，每到&二二八&纪念日都会被人批判一番，其在台湾各地的雕像更是被敲打得七零八落。但近日他在台湾舆论中却突然&高大&起来，&抗战胜利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成果&&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一人领导，没有第二个人&等言论变多了。
　　究其原因，在于大陆将举行包括阅兵式在内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这让台湾有些人坐不住了。台湾当局上上下下，从&总统府&到&陆委会&&国防部&，从马英九到郝柏村、夏立言和吴育升等人，均表态反对连战率团参加纪念活动。反对理由大概一是要求大陆承认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二是要求大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主导八年抗战&。至于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不能公开说的理由，那就不好妄自揣测了。
　　出于内战的原因，国共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相互敌对，自然谈不上肯定对方历史功绩。但随着后来两岸交流增多，大陆民间和官方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的作用逐渐转向肯定，明确表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反倒是国民党方面一直无法正视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的贡献。
　　但若细察历史，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果真如其自诩的那样毋庸置疑吗？日全面抗战开始，但侵略者当时已打到北平郊外的宛平城下。那么问题来了，在此之前，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在干些什么呢？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第一是赤匪&、&日本是藓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才有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才有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
　　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共中央调和鼎鼐，我们无法想象蒋介石或国民政府是否会转而意识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无法想象其是否会暂时放弃&不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的政策。在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人摒弃前嫌，主动&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大量日伪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战争给国共两党的共同启示是，必须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只有站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度上，才能谈得上政党的发展和个人的前途。但国民党一些人似乎还没学到历史的教训，屡屡把政党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奉劝这些人，还是省省吧，把蒋委员长的形象塑造得再光辉，也不够&台独&势力敲敲打打的。▲(作者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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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共产党称他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爱国将领”。
台湾国民党称之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败国将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信息的开放，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有了不同的声音。而一个趋势是，信息越公开，历史的真相越披露，对张学良的负面评价就越强烈。但是，我们大陆的主流媒体依然始终不渝，坚持我们的传统说法。张学良的“爱国英雄”形象似乎是不可动摇、无可置疑的。
建国前的不说。建国以后，我们掌握了舆论宣传大权，在我们的各种媒体、党史文献、书籍资料和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上，都千篇一律、异口同声这样宣传、介绍“九一八事变”和张学良的：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于日突然向东北沈阳发动进攻，张学良本欲率军抵抗，不料当天夜里即接到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他只得率军撤退，眼睁睁看着东三省大好河山葬送于敌手。张学良满怀爱国抱负，却无处施展。正在郁闷彷徨之时，蒋介石不让他去打日本收复东北，反而叫他去陕北打共产党。一怒之下，发动“西安事变”，用武力逮捕了蒋介石，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终于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要不叫张学良，哪来的全国抗日格局？中国恐怕就灭亡了！所以，张学良抗日爱国居功至伟，在历史上要大写一笔！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真相的信息已经公开化了，我们依然抱着传统的观点不放。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西安事变》，后来的电视剧《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及浩如烟海的各种报刊书籍，都把张学良塑造成了坚定抗日、威武高大的爱国英雄形象。
然而，当历史的真相真正公开的时候，上述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说法，其实是有人故意编造的谎言，是张学良也不同意的、一再发声予以纠正的欺世谎言！这个谎言居然欺骗了几亿国人，一下欺骗了60多年，现在依然在欺骗着！
日，中央电视台夜8点黄金时档，播出大型纪实历史节目《东方主战场》，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依然沿袭传统观点：日夜，日本向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时，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请示，蒋介石回电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万勿呈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我们最主要的主流媒体，依然在传播着当事人早已否定的不实言论，而历史的真相早已推翻了这种虚假的言论。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在台湾采访张学良，张回答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是我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端，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下达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5月，有学者向张学良提出，“大陆拍摄电影《西安事变》时说，是蒋介石下的手谕，命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哪里有蒋介石的手谕？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东北，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也是在同一时期，著名华人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写口述历史，其中有张学良的声明：“我要郑重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命令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过去对日本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侵占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听罢笑着感慨：“我们听了50年了，都是这个说法，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吾兄万勿呈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又说你拿着皮包，把电报稿随时带在身上。”张学良连忙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委过于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最要紧的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先生，也曾经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他记载道：“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件、对苏对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我有蒋先生不抵抗的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这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还回忆说，“从前，许多学者研究都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其实中央说过要‘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
上述张学良一再不断地“声明”“说明”事实真相，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流传于世界，大白于天下。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历史记载，证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没有下过“不抵抗”命令。事变当天，即9月18日，蒋介石正在南昌督师剿共，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才得知沈阳事变，即致电张学良：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这封电报来看，蒋介石是19日从上海方面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的，可见世传“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云云，是不可信的。蒋在此时只知日军发动了进攻，尚不知已经占领沈阳的消息。
其实，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是一贯的。日，也就是“九一八事件”的前两个多月，面对日本的挑衅，张学良就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7月10日，张学良又致电南京外交部次长王家桢，一再表达不抵抗意见：“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日，张学良在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中，也一再发出“不抵抗”的指示。
这就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就向中央表达了对日“不抵抗”的意向。南京政府对于刚刚归顺中央、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极大独立性的张学良东北军，肯定是言听计从，任其决断。而对部下一再灌输“不抵抗”的“重大意义”，东北军上上下下早就形成了“不抵抗”的共识。为何“九一八”一爆发，东北一沦陷，就赖到蒋介石头上，是蒋介石不叫抵抗了呢？
这个弥天大谎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何就能瞒天过海，迷惑那么多国人达60多年呢？
细一查询，这些谎言的制造者几乎都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最著名的就是张学良部下洪钫的“铣电”说。洪在“九一八”时任张学良的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他回忆说，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一封电报：“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呈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此即所谓“铣电”。洪钫还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行。
张的另一部下赵镇藩（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等。
但是，有人查遍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军其他长官，及其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连张学良也从未提到。“铣电”的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都查不到。一份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电报，两岸有关人员既查不到原件，又找不到影印件。岂不令人可疑？
张学良手下大将何柱国也说：日，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要在东北马上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但是，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介石曾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过面。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当天与蒋介石在南京会面。而张学良此时正在北平接待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所以，何柱国所说的“蒋、张9月12日在石家庄会面，命令张不抵抗”之说，显系虚构。
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也曾回忆说，“九一八事变”的夜晚，张学良曾面见蒋介石，请求指示，蒋介石曾10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是，史实表明，蒋介石在事变时，正在南京，对事变根本不知情。
从张学良的几位部下所说的“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材料来看，矛盾颇多，疑云丛生。首先是时间上自相矛盾，有的说是8月16日，有的说是9月12日，有的说是9月18日；地点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在石家庄，有的说是在北京；物件上也不同，有的说是“电报”，有的说是“手谕”，有的说是“电函”。而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所说的所有谎言，都已经被张学良本人的实话实说所揭穿，都已经被解密的档案和旁证所击碎。
张学良的亲信部下为何要不遗余力制造谎言，非要把“不抵抗”的帽子扣到蒋介石的头上，非要为张学良洗脱干净呢？
细一想不难理解。他们和张学良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张学良当年下令不抵抗，整个东北军从东北全身而退，虽然落了个“不抵抗”“逃跑”的恶名，但是他们一个个保全了性命，连一点皮毛也未曾伤着。但是，他们一枪不发丢掉了东北，三千里江山、三千万同胞沦于敌手，给整个东北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真是天大的罪过呀！如果把“不抵抗”的帽子戴到张学良的头上，那么东北军的下属军官人人有份，大家都要背上“逃跑”的黑锅。而把“不抵抗”的黑锅戴到蒋介石的头上，反正蒋介石也无法辩驳，那么，张学良就成了遭人误解的抗日爱国英雄；张学良成了“爱国英雄”，大家都跟着光荣！
但是，历史，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允许有任何的扭曲和编造；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团！
综合历史考察，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张学良对于“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使中国大好河山逐次沦陷，负有最主要的责任，第一的责任。正如他说的：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其理由如下——
1、张学良不应该采取不抵抗政策，下达不抵抗命令。避免事端，克制忍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办法在处理两国纠纷时有一定作用。但得有一个底线，就是主权不能丢掉，领土不能丧失。敌国一两个人甚至三五个人制造的摩擦，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如果大股敌人冲来，要占你的领土，杀你的人民，那就必须予以反击。
正如一个人处世，宽容忍让，不惹是非，甚至吃点小亏，以维护团结，都是可以的。但是当敌人拿起屠刀，要割掉你的脑袋，挖掉你的心脏，你依然一味忍让，那就是十足的蠢蛋，是天大的罪过！
张学良的部队就是这样，敌人开始的挑衅，他们不当回事；当敌人用大炮轰击，用机枪扫射，自己的士兵和同胞一批批倒在血泊里，自己的一个个机关重地被敌人占领，他们依然坚定地执行“不抵抗”命令。他们由十足的蠢蛋演化成了千古罪人！
张学良说过“开战必败”，一打就会丧师失地。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在东北的兵力20万人，加上关外的10几万人，总兵力达30多万人；飞机60多架，坦克25辆，还有不知多少万的捷克式机枪和德国造步枪（后统统被日本缴获）。而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30万对1万，加上飞机坦克，如果是“必败”，东北军岂不成了大草包？要其何用？
而日军在进攻时，东北军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500多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1万多东北军仓皇败逃；200多日军进攻吉林南大营，4千多东北军丢盔弃甲；120多个日军进攻热河，竟然兵不血刃占领了省会承德。区区日本兵打败庞大的东北军，竟然易如反掌；夺取辽阔的东北地区，竟然如探囊取物。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鼓励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的信心。据可靠资料，虽然日本有吞并东北和中国的野心，但由于准备不足，日本政府起初并不想及早发动事变，而是指示关东军不要扩大事端，对日军的一些过激行为还予以批评。试想，一个想吞并辽阔东北、消灭30万大军的国家，怎能只投入一万多兵力？但是，当骄横的军方轻而易举攻占沈阳，夺取东北以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信心大增，转而支持关东军，不断派出后续部队予以增援。
张学良的“不抵抗”，东北军的轻易败退，使日本人轻易占领了东北，狂妄的冒险获得巨大的成功，使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2、假如是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完全可以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临机果断地下达抗击来犯之敌的命令，并要求东北军各部队“保家卫国，守土有责，丢失寸土，提头来见”。如果以这种态度和精神对付侵略者，敌人的进攻必然会遭到失败，敌人的阴谋必然难以得逞。打败并俘获了敌人，然后再以高姿态的宽容态度，将俘虏礼送出境，和日本进行谈判；再向南京政府痛陈“违命抵抗”的原因和过程，蒋介石必然大喜过望，对东北军必然更加信赖；和日本的关系必然能维持平衡和缓和。此事如果处理妥当，就没有后来的“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可以避免多少灾难啊！
古往今来，为了国家利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1939年的长沙会战。在武汉和南昌相继失陷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镇守长沙。蒋介石鉴于南昌战役损失之惨重，为了保存实力，命令薛岳放弃长沙。并派陈诚和白崇禧去催逼薛岳抓紧撤退。但是薛岳就是不执行命令。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干一天司令长官，我就要保卫一天长沙；你们把我的脑袋割了，我也不会放弃长沙！”蒋介石听了这个消息，又仔细听了薛岳的防守方案，转而支持薛岳，下达了死守长沙的命令。结果，国军取得了长沙会战的巨大胜利，薛岳受到了蒋介石的最高奖赏。
张学良即使有薛岳几分之一的不怕强敌、敢于担当的抗敌精神，就不致于如此轻易地丢了东北。
其实，张学良在1928年归顺南京政府以后，就和蒋介石达成了不成文的协议：东北的外交可以由中央管辖，东北的行政、军事、财政、人事等等，都享有独立自主权。东北在这几年间的诸多事情，甚至和苏联、日本的摩擦交涉等等，都由张学良决断。现在，几百个日本兵挑起事端，都要由蒋介石来决断？后来你竟敢把最高统帅蒋介石抓起来，可谓“胆大包天”！有如此的胆量，那时几百个日本人闹事，你就不敢打一下？非要请示蒋介石，毫无自主能力，胆量为何如此弱小？
而且，张学良明明知道，自己即使率领部队坚决抵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蒋介石绝不会责怪。如果东北军打了胜仗，只能博得蒋介石的嘉奖；如果打了败仗，蒋介石也无话可说，而全国人民也一定会声援、歌颂、鼓励东北军。有一个明显的例子，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后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总指挥）马占山，在“九一八事变”后“擅自”树起抗日大旗，和日军血战两个多月，最后失败撤退。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对此没有任何的指责，而马占山却成了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张学良假如违抗命令，对日寇的进犯予以坚决打击，胜算颇多；即使失败了，顶多落个马占山一样的命运，他必将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可是他偏偏没有这样做。面对敌人挥舞的屠刀，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倒于血泊，一味哀叹：蒋介石不叫抵抗，我们的手脚被束缚了！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竟然向部队下命令：“不准抵抗，把枪锁进仓库里，挺着死，大家归天成仁！”
一向桀骜不驯的张学良，此时却如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显然是为了保存实力，把丢失东北罪责推到中央政府头上，把抗战的责任推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3、张学良根本没有做好抵抗日寇的准备工作。他明明知道日本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的“田中奏折”他肯定要知道，他甚至听到了日本的磨刀霍霍声，嗅到了战争的硝烟味，可是他依然不做任何防备。他既没有在思想上做好抗击侵略、保卫东北的教育，也没有在行动上做好加强战备训练、培养精兵强将、时刻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的军事防御工作。甚至还裁减兵员、取消兵工厂，大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味道。这样的统帅，这样的队伍，稍遇强敌，焉能不败？可以说，日本人通过观察，早就发现了张学良致命的弱点，根本没有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这也是日本人竟敢以几百人去吞并几千、几万东北军的主要原因。
4、张学良违抗南京政府抵抗日军的命令，故意放弃了锦州，坐实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移师锦州，企图通过国际调停，使锦州成为“中立区”，以阻挡日军侵略的步伐。开始时南京政府同意张学良的主张，但是，当谈判破裂、调停失败后，在各界人士和学生的抗议下，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于日急电谈判代表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指示“如日军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作出决议，“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但是，张学良却不同意南京政府的决议，倾向于“锦州中立化”方案。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惟个人对中立案亦颇赞成。”而且，在与日方代表谈判时，竟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
张学良秘密撤军的举动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日致电张学良，极力劝阻：“兄（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12月30日，国民政府又急电张学良：“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但是，张学良一边指挥部队撤退，一边制造托词敷衍中央政府。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并且提出个奇怪的“不为瓦碎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把全国比为“玉”，把东北比为“瓦”）认为保卫东北作出牺牲不值得。根据张学良的怪论，东北军锦州前线军官联名通电，指责中央政府的抵抗命令：“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
于是，张学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要求抵抗的命令不予理睬，率领东北军在锦州全线撤退。据说此次撤退，动用了44个火车专列，4个昼夜，才把近20万部队运送到170公里外的山海关内。
这就让人奇怪，几个月前，日本几百人进攻沈阳，一万多东北军仓皇败逃，说是蒋介石不让抵抗，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一次，南京政府下令你们抵抗，却认为是蒋介石要你们“送死”，依然不抵抗；“不抵抗”命令执行得那样坚决，“抵抗”的命令却又拒不执行。难道东北军无论如何执行不抵抗政策，都能如此左右逢源、黑的白的都有理吗？
有人说，这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向张学良发出的唯一的一次抵抗的命令。不管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蒋介石确实向东北军下达了抵抗的命令，张学良正可抓住这一机会，率领东北军将士和日寇殊死一搏，真正树起“抗日爱国”的英雄形象，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如果打胜了，便可收复东北；如果失败了，也可大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即使牺牲几个师的兵力也是值得的（后来就在陕北被红军吃掉两个师，毫无价值）。
然而遗憾的是，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抗命不遵，不予抵抗，下令撤退，终使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次证明自己是抗日爱国英雄的机会；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就是自己坚持不抵抗，从而导致东北的沦陷，与中央政府无干，与蒋介石无干。
现在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张学良在大敌当前时为何不抵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误判了形势，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认为不能轻起战端，“开战必败”。愚以为最大的原因，是为了保存实力。因为在这些军阀们看来，自己的腰杆子主要靠枪杆子支撑；自己的政治地位，主要靠军事实力说话。所以这些精明的军阀面对强敌的进犯，为了保存实力，一再逃避，把抗敌的任务推给别人。即使东北丢失了，就可依靠中央政府和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有责任大家担，不能让东北军受损失。这才是他在日本进攻时，向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关键所在。
后来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竟然以武力逮捕了最高领袖蒋介石，逼迫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一个关键问题是，张学良部队在围剿共军时，连连失败，一下损失了两个师的兵力。想当年日本侵占东北时，自己连两个团也没有损失，现在竟一连损失两个主力师！这让一贯擅长保存实力的张学良心痛不已。他不敢也不愿和中共打下去，甚至和共军暗通款曲，多方示好。当不明就里的蒋介石赶到洛阳开会，严令张学良抓紧剿共时，才有了张杨的“哭谏”和后来的“兵谏”，力劝蒋介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但是从实质上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既非出于对中共的爱护，也非出于真正的抗日爱国热忱。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保护东北军的实力不受损害。
总之，历史清晰地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张学良坚持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从而打开了日本侵略的“潘多拉盒子”，使中国人民遭受了14年兵连祸结的战争之苦。后人称其为“不抵抗将军”“千古罪人”，合乎事实。蒋介石作为最高领袖，他也应当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依然在宣传，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束缚了东北军的手脚，是导致东北丢失的罪魁祸首；张学良是反对“不抵抗”、力主抗日的“爱国英雄”，则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谎言！
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派出专家学者，对著名学者唐德刚等人和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关于“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传言，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传言是编造的谣言，那就要立即在媒体上进行辟谣，消除无妄的争议；如果传言属实，那就要推翻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观点，把“不抵抗”的帽子戴到应该戴的人的头上，不能再宣扬虚假的历史，以误导国人。
如果这一牵涉抗战历史的重大问题至今还搞不清楚，那么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岂不要大打折扣？！如您想查看更多好文，请加小编微信caring55,到小编微信相册查看。作为小编，只给大家提供最新鲜、最劲道的干货，以上文章小编不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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