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分化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洋务派的分化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遽沉沦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大体上通过三条途径：一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形成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一些买办、商人和官僚投资兴办了一批轻工业，主要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工业。二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侵略者在华兴办企业的增多，国内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新式机具不断地输入，城市传统手工业的一些部门，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中的一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也随之发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三是洋务运动发展到“求富”阶段，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举办了一批工矿交通企业，促进着社会资金流向产业。随着“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洋务派集团不断发生分化，一些洋务派官僚、买办和商人通过“官督商办”企业作扛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剖析洋务派的分化，是探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洋务派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阶级政治派别。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这时，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怎样应付新的危机，维护清政府，挽救封建政权垂危的局面？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设备、武器制造和科学技术的成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洋务派的一些措施，诸如开工厂、采煤矿、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在客观上符合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企业，就是在洋务派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办的。通过这批新式企业，促进了社会资金流向产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材，积累了对新式企业的管理经验，传播了科学技术，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但是，洋务派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而是以封建官僚的资格投身于创业的经济活动，他们创办的新式企业和封建国家政权关系密切，他们利用政治权力取得税收和产品运销等方面的优待，对新式企业实行封建性的专利和垄断，阻碍着民族工业的充分发展。他们用封建官僚制度的经营管理方式、方法，从企业内部抑制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扼杀着企业的生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洋务派只能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阶级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　　洋务派不同于封建社会内纯粹的地主阶级官僚集团。洋务派的成分包括洋务派官僚、买办中的上层分子和殷商巨贾，几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势力错纵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官僚集团。　　洋务派中派别纷繁。洋务派的头目奕?、奕譞这类满洲贵族，名义上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军事务衙门等最高洋务机关的负责人，但他们并未从办洋务中聚集起什么实力。湘系曾国藩在洋务运动刚开头不久就死去，洋务运动前期能与淮系李鸿章抗衡的是湘系左宗棠。但左宗棠长期僻处西北，他主持和倡办的洋务工业如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厂都不十分成功。中法战争后，足以和李鸿章分庭抗礼的是张之洞。张之洞早年与“清流”派为伍，中法战争期间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王德榜等将领，部署抗战，取得谅山大捷，威望骤增，从此在两广总督任内六年，建立了洋务集团势力，后移督湖广近二十年，势力不断增大。但张之洞势力蹶起时，洋务运动已接近尾声，洋务企业的弊端暴露无遗，向社会集资，群商裹足，他遂主要使用各种封建性的集资办法，如用报捐军饷为条件，容许从事科场赌博性营业的“闱性公司”合法化，以及息借当铺、盐商的款项等。后来又鼓吹“借债兴利”，大量举借外债。这种外债不但要负担苛重的利息，而且往往附完全躺有出卖主权的密约，使张之洞的“自强新政”在帝国主义的怀抱里。所以无论从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来说，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派中都占居首位。　　李鸿章从1862年至1870年的八年间，由江苏巡抚进而署两江总督，实授湖广总督，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的淮军盘踞长江中下游，直隶、山东在名义上受当地督抚节制，实际上控制在他手里。江南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军火工厂是供应淮军的军械库。七十年代后建立的北洋海、陆军，进一步扩充着淮系的势力。他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吸取社会资金，供其驱使，从而控制了新式工矿交通企业。他的军事实力越强，越强调力量“不足御侮”，经济事业越发展越高唱对外“息争均利”，对内“争利滋弊”，防止私人资本的竞争。他把保持和加强自己派系的实力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正如梁启超评论他的：“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是盛宣怀。自从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盛宣怀在淮军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一。)，随李鸿章北上镇压捻军，博得李鸿章的信任。1873年，盛宣怀参与《烟台条约》谈判，放手出卖国家主权，被李鸿章赞赏为“能见其大。”同年李鸿章委任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这时盛宣怀在招商局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轮船时循私舞弊案被揭发，李鸿章极力为之洗刷，称为“有用之材”。1882年，盛宣怀在上海为奉天金州煤矿招股，私挪股金又受到弹劾，湘系左宗棠、曾国荃为之庇护，居然大事化了。1884年，盛宣怀调署海关道，成为李鸿章经营洋务事业的代理人。1886年，他调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驻烟台以控津沪。1892年，调他补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指派盛宣怀赴上海会同聂缉□办理善后，全权督办华盛纺织总局。李鸿章淮系垄断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大工矿交通企业，盛宣怀就操纵其三，足见他在洋务派淮系官僚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经盛宣怀穿针引线，李鸿章罗致了一批买办作为经办洋务企业的骨干。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就是代表人物。　　唐廷枢自1861年受雇于上海怡和洋行，为该行开辟内地贸易并递送市场行情，受到该行重视，提升为总买办。怡和洋行经营的出口贸易业务主要是丝茶，唐廷枢利用任上海茶叶公所和丝业公所董事的地位，为怡和开展出口贸易业务提供方便。1870年，唐廷枢主持怡和洋行所设船务经理部，开辟了上海、福州的内河航线，并开展直达马尼拉的货运业务。他还“兼当协和机器轮船公司、北清机器轮船公司、华海机器轮船公司之董事。”(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所录《上海远东月报》，1878年6月。)投资于轧拉佛洋行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又与怡和经理约翰逊筹建东海轮船公司，一度任襄理。1873年，唐被委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把怡和总买办职务移交其兄唐茂枝。以后北上负责经理开平矿务局，成效显著，直到1892年。　　徐润于1861年任宝顺洋行副买办，主持全行业务，为宝顺开辟长江各口和华北市场。从1863年起，徐润屡次捐买官衔，由光禄寺署正达到郎中。1865年，他替淮军办理后勤供应，得李鸿章保举加四品衔。1867年宝顺收缩时，自立宝源祥茶栈，在产茶区自销也代客收购，同时经营丝、棉、烟叶、皮革、白蜡、黄白麻、桐油等生意，甚至贩卖鸦片。他还从事房地产投机，1863年时拥有地产二千九百余亩。徐润曾担任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局董事，并先后创立“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徐愚斋自叙年谱》，《招商局及仁济、仁和公司缘起》。)1873年经李鸿章委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前后达十一年，1875年兼任开平矿务局会办。1883年因挪用招商局公款从事地产投机失败，盛宣怀乘机将他排挤出招商局。　　郑观应于1859年入宝顺洋行，经管丝楼兼轮船揽载。1868年离开宝顺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不久承办该茶栈，后充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73年起受雇于太古洋行，为该行开办轮船公司并任总经理兼管栈房，还为该行于长江各口设揽载行并采办关东豆货。为了吸取社会资金，郑观应开设了上海恒泰钱庄，与各地商人建立联系。1880年经李鸿章任命，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又经盛宣怀推荐任电报局上海分局总办。1882年脱离太古洋行，进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1881年赴粤协助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布置防务，这时因上海机器织布局资金被郑观应私挪败露，受到舆论谴责，一度消沉。1890年出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1892年再次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　　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买办中的上层人物，久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培养和熏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精通商业贸易，有对新式企业经营管理的业务知识，与一些买办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能够调动社会资金。他们非那些空谈洋务的封建官僚所可比拟，所以为李鸿章所倚重。唐廷枢和徐润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以后，不甘依附于外商，企图借助洋务派官僚的政治权势进行再积累。郑观应则是把买办生涯看作“初学商战于外人，”把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活动，看作是“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这样，买办的上层人物与洋务派官僚结合起来了。　　李鸿章为了吸取社会资金，还罗致了一些殷商巨贾作为企业的经办人。朱其昂和经元善就是代表人物。朱其昂是以沙船为业的淞沪巨商，长期经营沙船海运，并在京津沪粤等地开设华裕丰汇兑票号，曾经捐官三品道员、浙江候补知府。李鸿章筹办新式航运，招朱其昂筹备。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唐廷枢任总办，徐润、盛宣怀、朱其昂任会办。唐廷枢、徐润负责轮运和招股业务，盛宣怀管官务，朱其昂专责漕运。经元善世业钱庄，从1858年起随父经纬进入上海钱业市场，开设仁元钱庄，并与人合伙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历任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董事。1880年经郑观应引荐，入上海机器织布局，当时翰林院编修戴恒和龚寿图代表官方，具体由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和经元善代表“商股”，专管商务，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第36页。)朱其昂和经元善这类商人已非旧式商人，而是买办化了的商人。朱其昂曾于1860年与美商花马太合伙经营清美洋行；经元善曾投资“中外合办”的华兴玻璃公司，并任董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经营管理新式企业的业务知识。他们和社会上的殷商巨贾有密切联系，在商界有着影响，不仅他们自己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而且可以吸取社会资金，这正是为李鸿章所罗致的原因。这些富商也企图依靠洋务派官僚的政治势力，投资产业以获取更大利润，于是形成洋务派官僚与商人的结合。　　官僚、买办和商人本来是性质不同的社会势力。李鸿章通过“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把几种社会势力揉合在一起，他们相互利用，使洋务派成为官僚、买办和商人相结合的集团。洋务派所举办的新式企业里也就充斥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洋务派的分化成为势所必然。　　二&　　洋务派包括着官僚、买办和商人，这几种社会势力参与洋务派的经济活动，他们各自抱着不同的目的、愿望和要求。李鸿章热衷于创办新式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裕饷。”他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九，第32页。)所谓“振兴商务”其实就是举办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要办新式企业则需资本。李鸿章看到社会上一批积累巨额财富的买办和买办商人，附股于洋行，他说：“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华人股份居其大半。”(《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39页。)当时垄断长江航运的旗昌轮船公司，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投资竟占资本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仅1863年至1864年间旗昌股东代表大会，有九名代表是中国股东，其中最大的股东是旗昌总买办陈竹坪，另一名大股东是著名的丝商顾春池，旗昌的附属机构金利源仓栈的主要资金就是顾春池提供的。李鸿章认为把这些社会资金吸引过来，就可以解决创办新式企业所需的资金来源。他说：“若由宫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商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第32页。)。”于是“官督商办”形式的企业，就作为李鸿章“归并”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而产生。这些买办和买办商人随着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成熟，怀抱着独立投资、追求更大利润的欲望，寄希望于“官督商办”企业。唐廷枢和徐润投资于轮船招商局时，他们估计，以五十万两的投资，依靠“官为扶持，”摆脱各种封建阻力，用四条轮船在长江和沿海行驶运输，只消三个月，至少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红利。优厚的利润促使他们把附股洋行的股金转移到“官督商办”企业。　　当李鸿章提倡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曾经宣称：“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奏稿，卷二十，第33页。)这对于有着投资欲望的买办和商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郑观应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第19页。)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希望“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当时把闲散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存在着两条出路：一条是依靠外国侵略势力，或附股于洋行，或在香港注册，或聘外商做经理挂“中外合办”招牌，以绕过封建势力的阻碍；另一条是依靠洋务派官僚集团，并从官府取得免税和专利等待遇，以利于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竞争。原先一个买办商人彭汝琮建议李鸿章创办织布局时，他拟订的八条章程中特别强调，“本厂织成洋布出售，请照进口洋货一例报税，”产品“分销内地，不复完厘。”(《字林西报》，1879年4月20日，)反映了一些买办和商人的愿望，也正是“官督商办”企业集股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官督商办”企业初创时，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投资入股者局限于经理人亲友的狭隘范围。轮船招商局筹办时，股金除官款外，主要的投资者就是朱其昂及其家族，另外与朱其昂关系密切的沙船富商郁熙绳投资一万两。后来李鸿章委唐廷枢为总办，公开招股，并在章程中规定：除推举唐廷枢为总董外，“再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股东大抵上是唐廷枢、徐润和朱其昂的亲友。1877年9月，唐廷枢主持开平矿务局公开集股，所拟招商章程共十二条。章程为了迎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尽量表明企业是以商办为特征。如第五条规定：企业“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并表明：企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这是说，矿务局是由商人负责经理的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章程中规定：“其进出煤铁银钱数目，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结，每年有总结，随时可以查核。”在产品销售方面，规定：“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其余或在津售，或由招商局转运别口销售。”因为企业系“官督”，所以机器局、招商局有取用产品的优先权，但仍照市场供应以保证“商办”的经济利益。章程又规定：“拟集资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纹一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搭附。”大股东对矿山有管理权，规定：“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若所派人员不称职，“由总理辞退，仍请原人另派。”为保障商股利益，利润的分配规定：“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第23—26页。)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突出地宣扬“商办”的成分，并用丰厚的利润，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对一些富商巨贾有很大吸引力。据《申报》透露：“各巨商知此事名为官办，实为商办，兼悉开平矿产极多，日后用西国机器开挖，用力少而成功倍，当可大获其利。”预计集股银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不到四个月，附股者共有七千股(《申报》，光绪四年一月十日。)所谓附股的“钜商”，大抵是唐廷枢、徐润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港粤殷商”(《新报》，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一些中小商人抱观望态度。当时报纸评论：“从中国人不愿承购轮船招商局的股票看来，他们大约也不愿承购同一帮人主持下的矿务局的股票。”(《北华捷报》，1878年2月14日评论，卷二十，第152页。)所以开平矿务局的集资，仍然局限在唐廷枢、徐润的亲友的狭隘范围。　　上海机器织布局集资时，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本来上海机器织布局专办官务的龚寿图是官场中人物，得不到商人的信任，无法招股。专办商务的郑观应和经元善负责筹办的实际工作，他们主张公开登报集股，“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居易初集》，卷二，第38页。)1880年10月在《申报》上刊登《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其中特别强调：“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准备共集四千股，计银四十万两，“所望海内达官富绅，同心集事，自一股至百千股，各从所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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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民族，指人们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共同、共同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特点上的共同的稳定的。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或共同，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nationality）和。　　虽然古籍中早已有“民族”一词来指涉人群共同体，早在公元六世纪《》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语句，但中国现代民族（nation）观念主要受到日译西书的影响，据中国与学者考据，古汉语“民族”有可能在近代传入，然而现代意义的赋予主要是在日译西书（主要是德人著作）中对应了volk、nation、ethnos等名词。　　曾经对“nation”这个英文字在语义学上的演变情形，提供了一个明晰而完整的说明。她将nation这个字在意义上的演变分成以下五个阶段：（1）在罗马时代，nation指的是一群从同一个地域来的外国人（a group of foreigners）；（2）在中世纪的大学兴起以后，nation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意见的社群（a community of opinion）；（3）接下来，nation的意义又和教会委员会（church council）的参与者有了连结关系，而有了精英份子（an elite）的意涵；（4）在十六世纪初期的，nation的意义又有了变化，变为对具有主权之人民（a sovereign people）的指涉；以及（5）一直到其他的和也用nation这个字来指涉他们自己以后，nation的指涉对象再度转变，成为一群独特之人民（a unique people）的意思（Greenfeld ）。　　如果就“nation”这个字在现代英文中的意义而言，“nation”不仅指涉中文的“国家”（即英文的同义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义字people, tribe, nationality），而当一个“民族”以追求独立自治、建立“国家”为政治目标时，“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国族”或“族国”（即nation-state或national state）（江宜桦 1998，7）关于民族概念 　　　中国学术界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一种是广义的，认为民族一词的含义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甚至、也可以包括在内；还有人在习惯上把民族一词用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等。　　另一种含义是狭义的民族概念，即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 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 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布伦奇利认为民族有8种特质：①其始也同居一地；②其始也同一；③同其肢体形状；④同其；⑤同其；⑥同其；⑦同其；⑧同其生计（）。意大利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是“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以及生命和社会意识共同一致的人类的自然社会”。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力：第一血统、第二生活、第三语言、第四宗教、第五风俗习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概念为不少辞书收为定义，影响颇为广泛。　　　　胜利之后，著作逐渐介绍到中国来，学术界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后，特别是成立以来，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民族识别工作的进行，对И.Β.概括的民族定义及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讨论，便逐渐广泛深入，对民族与氏族、部落，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家的区分才愈加具体。　　　　民族不同于、。氏族、部落是以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由不同部落的人们混合形成的，不是一个纯血统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不同于。种族也称，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形成的。种族属于范畴，而民族则属于历史范畴。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的，一般是以肤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色、面容等为标志。而民族则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所以，生理特征不能作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　　　　民族也不同于国家。国家是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的工具。不一定必须有共同语言，如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除了阶级的因素以外，单一民族国家，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方面，民族与国家是基本一致的。　　　　1913年，斯大林在与崩得分子进行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斗争中，为民族下了科学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学术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是给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定的，只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及其以后形成的现代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民族的4个特征，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由一种潜在因素变成了现实。在此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具备民族的4个特征。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民族的4个特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现代民族与古代民族相比，在民族的 4个特征上，只存在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存在有无的差别。因此，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既适用于现代民族，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切民族，具有普遍意义。民族的形成 　　　民族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范畴，不是在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才产生；同样，在将来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时，民族就会消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成民族的基本原理。在民族形成以前，人类结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过着集体群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部落也愈来愈多，亲属部落之间就结成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朝民族形成跨出的第一步。　　　　由若干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成为一个民族，须具备4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共同的地域，这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基础。每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本来就有自己的居住地域，这些地域连接起来，自然就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地域。其次是需要形成共同的语言。当时，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有作为各部落之间交际工具的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或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部落使用的方言，或者是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使用的方言。这种部落方言容易被周围的其他部落所接受，就变成了各部落之间的共同语言。在各部落的共同语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语言。形成共同的民族语言的物质因素是，部落之间的需要──特别是交换方面的需要。当人类的生产品除了自己消费之外还有剩余，可以用以交换时，商业就产生了。最初的商业是“日中为市”，“以物易物”，这就需要沟通彼此的语言。由于有了共同的市场，必然产生共同的经济联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随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自然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进而逐渐形成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这是人类最初形成民族的规律。民族并不是一旦形成就凝固不变了，由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则是民族形成的又一条规律。这种现象越是到近代越普遍。例如美利坚人即由英国人和许多国家的移民溶合在一起形成的。从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部分人形成为新民族，一般情况下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成分作为新民族的主体。例如美利坚人主要是以英国的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一个新民族。　现代民族的两种类型 　　　16～17世纪，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打开商品销路，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于是，这些国家就产生了近代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打破了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形成了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这里所讲的民族，乃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民族，即现代民族。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问题也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旧的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含义，已不能正确地反映十月革命以后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所出现的新情况。因此，斯大林对现代民族的含义又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俄国资本主义被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被消灭，苏维埃制度确定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这样，斯大林就把现代民族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资产阶级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4个特征基本上相同，但它们的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和领导力量两个方面：资产阶级民族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民族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当时苏联的东方和北方，还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十月革命胜利时，这些民族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Β.И.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说，对于落后民族，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他们帮助，那末说他们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和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帮助之下，原先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可以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经过必要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族这个发展阶段，而直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这是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另一条道路。民族繁荣与民族融合 　　　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必然越来越多，差别性越来越少，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就逐渐增长起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以后，在一国之内可以实现民族融合。斯大林认为，在一国范围内不能实现民族融合，只有当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胜利的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时期，不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的时期。就是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民族差别也还要保留很长的时期。　　　　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的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发展、繁荣阶段，将是确定各民族平等权利、消灭民族互相猜疑、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在第二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以便进行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的共同语言。根据斯大林的论述，各民族的民族语言的消失的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乃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　　　　斯大林还预言，在全人类的共同语言产生以前，世界上将先产生一批区域语言，即若干国家的若干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当然，区域语言将来和民族语言一样，也是要消失的。　　　　当民族语言的差别消失的时候，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方面的差别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就逐渐消亡了，全世界也就实现了民族融合，人类又恢复到无民族差别的状态。但这不是恢复到史前时期那种无民族差别的状态，而是在高级形态上的恢复。 对“民族”进行研究的基本难题　　在过去的两百年当中，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形塑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其他的思想——比如说自由或者是民主——要强大的多。在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的公众人物诺曼·安及尔（Norman Angell）就曾经戏剧性地论道，“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欧洲人而言，政治民族主义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不但比人道精神、礼节、康慨、同情更重要，甚至于比自己的生命本身都还重要”（引自Snyder 1990, vii）。　　然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相关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历史上又曾经有过什么变化，却一直是相关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数的学者都同意，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决的政治主张（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类集团可以被授与这种自决的权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宣称这种自决的权利，却一直是一个争辩中的问题。当试着要替民族主义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德国学者亚特就无奈地表示，“在当今的政治分析的词汇当中，[民族主义]是最混淆的一个概念之一”（Alter 1994，1）。凯克门诺必克也这样宣称，“从来就没有两个作者 --- 不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 --- 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民族主义”（Kecmanovic 1996，15）。　　相关学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无法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定义产生共识的局面，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　　高度的政治意涵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这些语汇充满了高度的政治意涵（e.g., McKim and McMahan ; Smith ）。葛纳就曾经这样表示，“理论上[研究民族主义]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必须在视民族主义为‘民族的（national）’和‘自然的（natural）’的虚假解释 --- 通常它们都只是虚构出来正当化民族主义的 --- 以及视民族主义为受到时间和脉络制约的真正解释之间，做一个清楚的划分”（Gellner ）。　　事实上，尽管葛纳区辨“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研究”的谆谆教诲尤在耳际，但是，民族主义的研究却在本质上和知识的实践脱离不了关系。正如詹姆士所提醒的，第一，所有从事民族主义研究的人，在“定义”上就已经是在从事一种知识的实践了。即使你是有意识地坐在平静的研究室中和政治运动者相互隔离，你的研究成果却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你的研究对象 --- 和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相关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第二，从民族主义过去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菁英 --- 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工作者 --- 一直都处在民族主义风暴的最前线。无论是官方版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反对运动的民族主义，几乎都是透过知识份子在意识型态上掌旗和操盘。第三，自从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袭卷整个世界以来，透过国家机器所掌控之教育体系的运作，知识份子一直都在“民族文化”的生产和复制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James ）。　　复杂性和多重性　　研究民族主义的第二个难题在于它所涉及之经验现象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多重性（multiformity）（e.g., Calhoun ; Canovan 1996, 50; Smith ）。事实上，我们常常将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不同形式之经验现象，一律统称为“民族主义”。比如说，不论是不列坦尼（Breton）的分离运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甚至是宣称要为中国的未来奋斗不懈的1989年中国学生示威活动，通通被同一个标签 --- 民族主义 --- 所概括，虽然这三者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也发生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当中。因此，亚特就曾经指出：　　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民族主义 --- 作为一种涵盖多种情形的标签以及正当性来源 --- 本身就隐藏了极度的矛盾。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解放，但同时却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压迫。就此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同时存放著危险和机会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宣称这个词汇真正代表什么、或者应该指涉什么的话，我们一定要将具体的历史脉络指陈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结论，民族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复数 --- 而不是单数 --- 来描摹这个词汇。（Alter 1994, 2；重点是加上去的） 　　跨学科本质　　民族主义研究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它的跨学科本质（interdisciplinarity）（e.g., Griffiths 1993, 11; Hobsbawm 1992, 10; Kellas 1991, 1）。最早浸淫这个领域的是历史学者，但是，由于和民族相关之经验现象的多重性和变异性，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的学者，也都陆续加入了民族主义研究的行列。　　事实上，英国学者史密斯 --- 当代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也最多产的学者之一 --- 就曾经表示，和民族主义研究相关的题目至少包括以下这些子题：　　　　族群（ethnicity）的起源和形成 　　　　造成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相关条件 　　　　族群社群（ethnic community）的本质 　　　　族群认同的性质 　　　　民族（nation）的起源和形成 　　　　民族认同的本质 　　　　民族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 　　　　民族和现代性（modernity）的关联 　　　　民族主义意识型态和民族运动在性别、阶级、以及文化上等面向所展现出来的特质 　　　　民族主义知识份子（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在民族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在文化和社会层次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民族和民族主义对地缘政治（geopolitics）所造成的影响等（Smith ）。 　　面对这一长串琳琅满目的题目，我们当然相信，某一个学术领域的学者通常只能探触到这些现象的某一部分而已。如果要对民族主义这个经验现象有比较完整的掌握的话，一个跨学科取向的研究设计可能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对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而言，这当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方法论上的困难　　当把像民族或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放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时候，无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很多方法论上的困难。比如说，在分析民族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在很多时候，民族主义同时扮演着原因和结果的角色。寇克力（Coakley）就曾经这样表示，“民族主义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其因果关系十分地难以决定。民族主义自己本来就是难以捉摸的（amorphous），而它不但对其他的社会现象有影响力，而且自己又[同时也]是这些社会现象的结果”（引自Kecmanovic ）。　　民族是某一类型的团体（group），这一点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什么类型的团体呢？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依序探讨定义民族的几种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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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82.*在
10:22:16 发表
长知识了，如果能扩展到各个名族都有介绍就好了，这样有关名族的相关词条都归在一起，对我们这些来获取知识的人来说是相当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