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文革纪实连载《原谅，但不能忘记》;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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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象 “文革”的预言
第四十一象 “文革”的预言
第四十一象 “文革”的预言颂曰：但即使不搞那种“干戈寥落四周星”的残酷游戏，思想意识的整合终究不是个简单的活儿，所以这一象说的不过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十年浩劫”，可既然是浩劫，那又是谁劫了谁？我们仍然是坚定不移一如既往的推卸责任，但《推背图》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清醒清醒。象四十一　甲辰　离下离上　离九-九-藏-书-网天地晦盲，草木蕃殖。谶曰：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让金圣叹他老人家失望了，武士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烧烧杀杀推倒重来的活儿，成本太高，我们已经搞了几千年了，难道还没有个累的时候啊？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等大家玩着玩着发现不对头了，玩错了，得重玩，可是有人不让大家停下来，非要继续玩下去，这几个人大家或许还有几分印象，他们当年是被称为“四人帮”的。说起来这个“四人帮”也真让人上火，大家都不想玩了，他还非要让人家玩，所以大家都很不开心，一生气就把他们给关到秦城监狱里去了，他们在里边玩他们的，大家在外边玩大家的，这样不是更好吗？九_九_藏_书_网九_九_藏_书_网当年是谁弄这个乾坤来着？当年没问题，现在回头看才知道，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阴阳反背，上土下日。手弄乾坤何日休。还是我们自己。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帽儿须戴血无头，当年的帽子工厂早已破产了，但这家工厂可是我们自己开办的，早年给别人脑袋上乱扣帽子的活儿哪个人没干过？自己逮谁冤枉谁，连带着自己也被别人乱冤枉，这种活法很不爽的，但我们当时还真是感觉到乐在其中。要说我们傻吧，这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谁敢说我们傻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傻怎么还干出这么多的蠢事来呢？藏书网放眼全球，这话说得蛮对，不过当时大家放眼这个全球，可从来没有打算过自己替这个全球干点什么，琢磨的只不过是“解放全世界”，说透了就是要自己界定世界的游戏规则，让别人都按着我的想法来玩就是了。这种思维是当年“文革”期间最流行最火暴的思维方式，谁在当年若不这样的话，他的脑筋多半有点问题。九_九_藏_书_网金圣叹说：“此象一武士握兵权，致肇地覆天翻之祸，或一白姓者平之。”努力加载中...文革中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毛泽东并未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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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七二零事件（资料图）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本文摘自《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作者：薛庆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二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七二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这就是所谓的“七二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在“七二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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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子一鸣、周斌)　　　　那丢失爱与梦的时代　　文/王振德　　1.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思考！”——诗人梁小斌在“文革”结束后，用童稚的诗句思考，用失落的心灵寻找。基于某种因缘，30年之后，我也来再做一次“寻找”……　　1966年，我七岁，夜晚酣梦中，常常被一阵阵急促的军号声惊醒，母亲总是边拽我边急急地说：“快起床，‘五零一’杀过来了，快起来！”那时派系林立，时常交互攻伐，兄弟阋墙。这在蔡华的小说《人在夏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7年，我八岁，有一天母亲因为“偷盗”红薯，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沿街游斗。夜里回到家，母亲掩上门悄悄说：“看到你们兄弟姊妹六个像觅不到食儿的鸟儿，一个个嗷嗷待哺的样子，娘心里难受，就从食堂里了揣了几块红薯，咱家可是贫农烈属啊，没想到……”我与母亲相拥饮泣——那是个不敢大声哭、大声笑、大声说话的年代（只可大声喊“毛主席万岁”）。我不明白：是什么逼迫一位母亲非得去偷，才能养活自己的子女？为什么粮棉高产区的农人会一个个被冻饿而死，死在田间地头？　　1970年，我11岁，村里的“老郎”经常到我家起猪粪，每次他放歇时见我练写钢笔字，便主动凑过来手把手教我。不久此事被人告发到学校，说我勾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校长平时对我蔼然可亲，可此时立马翻脸，强行摘掉了我心爱的红领巾。后来方知，老郎曾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军部文书，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自此，阶级斗争的弦便植入我幼小的心灵，可难道钢笔字里也有“阶级斗争”吗？　　1973年，我14岁，一个偶然机缘，从亲戚家借来一帧线装本《三国演义》，书已经发黄，且破烂不堪。后来又被同学告发，说我在自习课上偷看“黄书”，我险些被开除团组织。那时“大革文化的命”，老书被尽数焚毁，文学被污为毒草，知识被蔑称反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人成了“牛鬼蛇神”……教育断档，文化蒙难，还有什么能滋养我们贫瘠的心田呢？　　1976年，我17岁，刚刚从工厂借调到县革委写作组，走后门买了一件红背心儿，便喜滋滋地穿着上班。没承想，县革委会副主任竟然勒令我立马脱掉，不许再穿！我不解：爱好、色彩这些动人的东西，为什么非得从生活中剔除？更遑论尊严、信任这些稍微高级一点的东西了！老诗人何其芳曾赋诗曰《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而在那年月却应当改为——“我把少男少女埋葬”！　　那个年月不会有梦，就连吃穿都无着，哪里还会有梦；那个年代不敢做梦，唯恐梦中吐真言，惹来塌天之祸！　　2.　　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年底，《人民日报》连续两天、用两个整版刊发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寄给我的父亲陶铸》。读来令人柔肠寸断、怒发冲冠。　　1967年，陶铸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叛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身陷囹圄；直至他61岁赍恨而殁，组织上也没有作任何正式结论。面对纷至沓来的诽谤，陶斯亮怎么也不相信父亲是叛徒！然而，积非成是，积毁铄骨，单纯的她又不得不怀疑。有一天，终于等来一个难得的探视机会，她忍不住问：“爸爸，您究竟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陶铸突然愣住了，万分恼火，瞪了爱女许久，又在房间里疾走数圈，倏尔虓虓怒吼：“嗯，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绝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啊！”　　陶斯亮在信中写道：爸爸，您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我看到一群孩子丢去一把把零食，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而老虎激愤地在笼子里走来走去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　　正是因为这封信，陶斯亮被誉为“忆悼散文”之开先河者，更是对“文革”吹响进军号的开路先锋。　　3.　　1984年，我从电大调到报社，就与蔡华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有同事悄悄告诉我，说蔡华在写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　　1988年，我辞职来到海南报界工作，不久他也追踪而至，就职于一家杂志社。因为他居无定所，就将名为《人在夏天》的书稿放在了我家；到了1998年他临去北京发展，发现书稿已被虫蛀蚁啃，惨不忍睹，但他还是敝帚自珍，收拾好带去京城。屈指算来，这部书稿从动笔到出版，已逾30个春秋了，个中诸般滋味儿——期待与彷徨、梦想与失落……唯其自知矣！　　这30年，是华夏大地沧海桑田的30年，是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30年；而作者也由勃勃英姿变得垂垂老矣，实堪嗟叹、唏嘘……　　4.　　《人在夏天》人物众多，其中涉及的人物关系有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姐弟、师生、同学、恋人和朋友等。小说用令人信服的情节告诉我们：当运动的荷尔蒙注入到人们的血液里，亲情、爱情、友情会发生怎样的裂变，这种裂变又是何等的吊诡、惊悚！而在这种畸形的裂变下，又发生了多少令人性蒙羞的故事。那是有别于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譬如，小说叙说了一对小夫妻，蜜月里婚床上每每陷入窘境；两个月后，女方白秋菊（京剧团演员）已经适应，情爱进行曲渐入佳境。可此时“文革”爆发了，双方站在了两个派系，“佳境”又变成了“窘境”，始则同床异梦，继而唇枪舌剑，乃至分道扬镳。再如，女主角罗丽丽是“革造总”的小头目，而她的弟弟却站在了对立派。一天，姐姐发现弟弟来到本派的领地，即大声喊人来抓他——险些要了他的小命。同样是丽丽，为了把男友留在组织之内，竟然以绝食抗争，甚而服毒自尽。再譬如，容彼得对刎颈之交恽方的态度，既充满了信任、义气和维护，又在关键时刻为了自保而采取了出卖，乃至造成恽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曾经才思如泉、倚马可待的彼得，也因良心的谴责、道义的拷问，大学没毕业就患上了精神病。这是另一出人间悲剧！　　前贤曰：鉴古知今，观往知来。的确，揭开伤疤，是为了更好地疗治伤疤；走进蒙昧，是为了更好地告别蒙昧；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赢得未来。《人在夏天》真实地还原了那个畸形的时代，还原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畸形的人们，真实的笔触直达人性原野的处女地；小说中那一个个癫狂、躁动而扭曲的灵魂，那一幕幕促狭、诡谲而荒诞的场景，致令今人阅后也愁山高筑、闷海翻腾。　　那个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堪称一语中的：“亲不亲，观点分；爱不爱，看你站在那一派！”然而，爱情从来是非理性的，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亲情更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试想，悖逆了爱情、亲情的“爱”，单以观点、立场作为唯一的准星，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吗？说它“一语中的”，不过是指它对那个时代概况精准而已。本来，中华传统是讲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而那时却全部丢失、颠覆了。这是人性纲常的沦丧！这是文化血脉的断裂！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人在夏天》写那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不只局限在“文攻武卫”的惨烈场面，而是将“殇思”的触角深入到文化、情感和灵魂的深处。这是令编者、读者甚为欣喜的。　　4.　　更令人欣喜的是，梦与爱宛似两把丢失已久的钥匙，如今正在被重新找回。习近平同志曾说：“为每个青少年播种梦想，点燃梦想；让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总书记为什么如此谆谆告诫？就是因为理想、梦想曾经被几代人丢失，曾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　　前些日子，读到徐玲的《我想和你在一起》。书中叙述说：我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为什么我们都有两只手？一个小女孩闪烁着大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因为一只手要拉妈妈，一只手要拉爸爸。而当问及为何只有一颗心时，小女孩撅着嘴巴回答不上来。书中写道：“显然，在生命成长的初期，对周围的认知还处在一片模糊之中，情感便先于身体、先于认知能力发展起来，像触角直抵成长中最为基础的要素——爱，妈妈的爱，爸爸的爱。”这里还应补充两句：对妈妈的爱，对爸爸的爱。　　但愿这种“爱”，不仅仅是爱情、亲情与友情之爱，还应包括对天地、万物的爱；但愿这种“梦”不仅仅是个人成才梦、家庭小康梦，也应包括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人民幸福梦，还应包括家园永续梦、人类共和梦。也但愿“爱与梦”这两把钥匙，能够为我们启开两扇大门，一扇门上写着“和谐”——人与天地、万类的和谐，国家、民族、种群之间的和谐；另一扇门上写着“圆满”——超越自我和人类的圆满，超越当下和百世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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