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华国锋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
为什么说华国锋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
为什么说华国锋的历史贡献是划时代的？--其实最早提出“两个凡是”而且提得更绝对的是邓小平 拜拜，从今以后，我不写作政治家方面的任何文字，华国锋是我的最爱，我想中国人对待他应该明白。 辛弃疾的词章：“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真相是谁也不能够遮蔽的。我阅读了5000万字的历史文献，才抄来这篇文章，我与华国锋非亲非故，我就是阅读了历史的真相，我就要为华国锋说真话，我是公正的，同时又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今天，我再一次修改，我几度将这博文隐藏，随后我犹豫万端，我还是公开。 历史科学要求，科学、公正，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评价华国锋这位历史人物，就应该将他放到历史长河之中去考量，华国锋执政时间虽然短暂，华国锋的资历虽然不高，但是历史贡献巨大。新中国第一位贡献是毛泽东主席，那么第二位贡献就是华国锋（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各执政60年，合计120年，也没有华国锋的贡献大）。因为一切的领导人都是后来人，是沿着毛主席和华国锋开辟的新航线的，华国锋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高屋建瓴，水到渠成， 熊蕾在2008年《炎黄春秋》第十期撰文《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指出，“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从这一点可以说，华国锋是大智若愚，他的魄力远在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之上。邓小平再有魄力，如果让他当权，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来逮捕“四人帮”。这也更加说明了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应该知道，谁是这个民族的救命恩人，谁是这个民族的里程碑？他就是华国锋！可惜现在的中国人几乎无人彻底知晓华国锋的历史作用，华国锋被遗忘了。这真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与不幸。我认为，华国锋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的政治家之一，他同时应该是大思想家，超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等许多政治家。 日12时50分，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华国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7岁。这一颗瞬间消失的中国的政治明星，令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为之回顾和深思。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改革开放有极大关联的党和中央政府前领导人华国锋主席，在热闹非凡的奥运会喜庆中，静悄悄的离开了人世。华国锋逝世后，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其追悼会，并在其生平简历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这个评论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有很大差异，说明我们党有勇气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进一步客观和接近真实。但是新华社关于华国锋同志的评论还有点含糊其辞，没有点名华国锋的职务，只是说他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实际上，华国锋是建国以来职务权利最高的领导人，他身兼党政军最大领导职务于一身（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如果当时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相信他也是一定来兼任此职。虽然给予华国锋同志很高的评价，但没有给他降半旗，因为当时没有国家元首，实质上华国锋的总理职务应理解为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作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领导人逝世，我们应该给他降半旗给予哀思和追悼。这说明我们目前对华国锋同志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和地位还存在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对历史要客观认识和分析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来还原这段历史，让后人了解真相，以史为鉴，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少犯同样的错误。 历史未想到，历史的重任会落在华国锋的肩上。华国锋有10000条理由，与江青、毛远新合作，那样，中国就是朝鲜--家天下。华国锋恰恰不与江青、毛远新合作，华国锋选择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英明果断采取非常策略，逮捕了江青、毛远新。华国锋说过，如果采取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的方式，江青、毛远新是不会垮台的，有可能继续工作在中共中央。不要小看华国锋逮捕了江青、毛远新的历史贡献。在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解决之中，华国锋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是华国锋确定的方针，没有他，问题解决不了。（这次历史事件贡献大的第二位是汪东兴，第三位是叶剑英，第四位是李先念，第五位是吴德，第六位是陈锡联……）华国锋真是聪明盖世，功高盖世。华国锋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没有华国锋，就没有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习仲勋等等等无数的人物再生；没有华国锋，就没有中国的和平稳定几十年，没有华国锋，就没有中国未来的一切！华国锋是如来佛转世，普度众生，造福华夏；华国锋的丰功伟绩万古长存。 日，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于9月13日，就商议、谋划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事前他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与叶剑英、汪东兴商讨解决“四人帮”之事，并与在京的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王震、吴德等人沟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具体行动中，则主要得力于叶剑英和汪东兴两人的全力配合与支持，这两个人在行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叶剑英是老资格的军队领导人，在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而汪东兴则是中央警卫部队8341的直接指挥者，没有这两人的全力配合和指挥，事情是绝不会取得成功的。但起主导作用的乃是华国锋，没有他的决策和谋划，事情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日，这是一个在中国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在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挽救了中国，开创了新的历史。这是华国锋的伟大功绩。日，华国锋的历史壮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遵义会议，开启了具有中国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人帮”的被粉碎，结束了文革，紧接着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得以站出来重新工作。第一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就是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依然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是介于当时形势的一种策略考虑而已，而且时间也很短。粉碎“四人帮”仅两个月，1976年12月就恢复了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日华国锋就说“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华国锋从来没有阻挠过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邓小平出来的始作俑者是邓力群，一个素有“左王”之称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成了中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国内经济形势，20世纪末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时间只有23年；1976年又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第三个负增长年，可以说是十分严峻而又困难的。此时的华国锋汲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3月，华国锋就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由七八个部长组成的考察团到西欧几个国家考察访问，考察团回国后向华国锋作了汇报，才有了后来国务院开了两个月的务虚会，提出了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后又增加了大连）的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设想。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就强调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促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可以说，华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最早主张改革开放的倡导者。 没有华国锋的所作所为，就没有邓小平的新生，就没有改革开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被称为“英明领袖”，这是那个时代的呼声，是广大人民的崇敬之情，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否定和篡改的。由于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在他执政后，他的言行和所为不可能不带有毛泽东时代的某些色彩。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出于当时形势和策略的考虑，华国锋也不可能马上脱离毛泽东的路线走得太远，得有一个逐渐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因此对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一段时期内华国锋是赞成的。但随后不久，华国锋就意识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当，很快就予以改正了。假如他真的搞“两个凡是”，他就不会去抓“四人帮”，就不会让邓小平出来，就不会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就不会搞工作重点转移。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华国锋从来没有说过不让讨论，也从未阻挠过对该问题的讨论。要知道胡耀邦当年搞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才得以进行的。 实际上，“两个凡是”对华国锋来说，只是一种以往沿袭下来的观念，并非是他当时要实施的方针政策。 其实最早提出“两个凡是”而且提得更绝对的是邓小平，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说过：“在思想上，我们要提倡两个‘主观主义'--这是形容词，加重语。”“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第537页） 华国锋在任期间主持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深远。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叶剑英、陈云为左膀右臂，以胡耀邦、王震、李先念，以及随后的赵紫阳为骨干先锋的新的中央领导。激活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历史局面，等于启动了中国的二次革命。随着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罢免了汪东兴所有专兼职职务，架空了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调离了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职位，让李先念取代了纪登奎的职权，华国锋实际已成了孤家寡人，成了一个行将完成过渡使命的人物，只能出访访朝鲜，主持一些会议，接受一些外国使者的国书，而无法左右整个中央人事的安排，直到退出历史舞台。 日—29日，中共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重要议程有三：第一，成立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实际取代华国锋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第二，吸取毛泽东晚年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确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三，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恢复其党籍与名誉。 华国锋的时期结束了，实际上，早在真理是非标准讨论的末期，他在中央的权威就已经动摇了。在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选择一再面临失败，而展转病榻，难以为继的特殊时期，作为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的干部、一贯以勤勉、听话面目而出现的华国锋，有幸被毛泽东选中，来担任他的第三任（政坛多事之秋）的接班人。华国锋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吕氏春秋·察今》云：“势移时易，变法宜矣”。饱经离乱的中国人民，在文化革命中吞食了自己种下的极左路线的苦果的受迫害的党政军干部，以及迫切需要科教兴国，经济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梦想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们，并不希望延续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冲击经济建设，以无休止的政治迫害来不断制造冤假错案，致使国人分为几等的不公平的国民待遇的治国方略。人民久乱思治，需要安定团结，需要结束清教徒式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 华国锋支持邓小平复出后，有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华国锋容忍胡耀邦等人开展了真理是非标准的讨论，华国锋支持邓小平进行了冤假错案的平反，解除了成份的划分，华国锋主持，成功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民心所向的全党、全军、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而邓小平则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在党内、军内、人民间树立了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则失去了树立自身权威的最佳时机，渐渐地退居应对国宾，出访友好国家，担当名誉国家元首的事物的务虚境地。虽然，曾和他同处相同的政治地位，有着相同的政治背景和际遇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人曾经对真理标准，平反冤假错案，治国方略的转移有过不同的政见，也有过非常的设想，但华国锋终非非常之人，也不可能有非常之举。他本人也思治而不思乱，在邓小平联合陈云、叶剑英实际上左右了中央的决策之后，华国锋只能垂拱而治，清静无为。在那三驾马车，架空了陈锡联的北京军区军权，逐步冷落了汪东兴，贬抑了吴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之后，他也完成了自己在由乱到治这个特殊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该是淡出的时候了。就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新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随后取代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执政的时代结束。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未被打倒，而是渐进式地和平退出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级领导人。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华国锋对历史最后的奉献。和粉碎“四人帮”一样，因着这两点，华国锋对历史的贡献谁人也无法否认。所以，模糊他，功高盖世的华国锋，就是模糊一段历史，难道那段历史还有什么不正大光明的吗？ 华国锋开辟的新时代，成为历史存在。如果邓小平辅佐华国锋，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更好的，……国家的最高权力，终于被邓小平获得。邓小平应该算是华国锋的接班人，邓小平要了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要了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要了国务院总理。 重新认识华国锋历史地位的意义 其一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史为鉴。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也不能随意改写或扭曲事实，正如吉林省原省长张根生在《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回顾》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其二是重新学习华国锋的谦虚民主作风，今天党内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是走形式，一些单位负责人个人主要严重，完全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内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因此，这些人应好好学习华国锋是如何决策的，是如何能接受别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今天党的领导应该学习华国锋的民主精神，有魄力来推动党内民主选举和民主制度化工作。 其三是学习华国锋求是作风，他非常注重实践调研，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他平易近人，子女没有任何特权，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一些党的干部，有点钱就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这些人哪有这么多钱呢，在看一些高干的后代，基本上都是上的一些国内名牌大学，难道他们子女智商比普通人的子女都高吗？都是自己考上的吗？这里没有台下交易吗。华国锋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厉，他们没有享受任何特权。据称华国锋在主政期间，其一位子女没有考上大学，但华国锋要求教育部门的同志不要开后门，而华国锋的这个孩子只有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 其四是学习华国锋顾全大局的精神，华国锋并没有因为自己下台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更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分裂党，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度。退休后，他很少到各地走动，更没有对当政者指手画脚，平静的过着退休生活，这应该为今后党的领导人如何过离任生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因此，离任后的领导人不应再搞“强人政治”，不要搞“老人政治”，不要搞论资排辈。 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应是中国的第二任党中央主席、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而并不是邓小平。邓小平是后来人。 新华社播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全中国人人知道是华国锋救了邓小平，是华国锋同意邓小平恢复工作，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呢？ 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可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可是政治就是这样。华国锋实在是太幼稚了。 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同志生平》，对华国锋的评价为“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时隔27年，对华国锋的评价发生巨大变化。2008年的评价没有在提到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相反，给予华国锋更高的正面评价，指出了华国锋在党内民主问题，农村改革，拨乱反正、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上的一些重要贡献，这说明人民在经过一系列事件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越来越理智和客观了。从而也说明了华国锋不但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阻碍者，相反，他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是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他完成了历史给予他的巨大使命，无愧于国家和人民。 华国锋果断逮捕“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社会乱象，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启航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果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认为“四人帮”是隐藏在党内的，是不可饶恕的罪孽，文革祸国殃民，那么1976年10月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逮捕“四人帮”，顺利的结束了10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乱象，那则应被认为是顺应时代潮流，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承担了常人所不能承担的历史责任，出色的完成了历史交给华国锋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很多当事人出书和写回忆录，还原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过程的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试想，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果断逮捕“四人帮”，及时结束文革乱象，社会就不得安宁。如果我们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无序状态，整天的文斗武斗，经济建设是不可能搞上去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不可能改善的。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系统内部无序，系统的熵减，内耗增大，系统状态下降。因此，就更不可能有邓小平来进一步设计改革开放了。我们在肯定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同时，也不应该否定华国锋的贡献，更不能因为有邓小平给华国锋的定论，而无原则地相信。相反，华国锋不但没有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是积极促成邓小平出来工作，为他出来工作创造条件，在接见外宾和主编毛选第五卷都没有关于批邓的内容。如果没有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的命运恐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提出批邓，这是历史的需要，否则，立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不是立即否定毛泽东，不是更容易让外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是“宫廷政变”吗？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立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国情、人情都不符。事实上，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相当快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7月就恢复被打到前的职务，这还不够快吗。 因此，从华国锋结束文革，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一具体措施来看，华国锋大仁大义、光明磊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环境和人才基础。 华国锋长期主管和总是农业与科技工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科技和农村基础 1、在文革逆境中，华国锋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 华国锋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深刻领会到科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也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主管湖南和国家层面农业和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在湖南，他主持修建了一大批农村水利工程，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最新的一些报告文学中，也详细记载了在文革期间，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遭到不公正待遇中病倒，甚至出现了生命危险，是华国锋同志指示要全力抢救，为党和人民留住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并在他的指示和督导下，陈景润顺利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华国锋对待陈景润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重视。 2、华国锋同志全力支持农业科技发展，支持袁隆平发现了杂交水平，解决了全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制度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那么华国锋支持袁隆平搞杂交稻则从技术上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最近，有媒体报到了在文革的逆境中，华国锋同志顶住当时的政治压力，非常支持袁隆平在文革科研不顺的形势下，使袁隆平能够安心搞研究，并且在全国推广杂交稻技术。试想，如果没有杂交稻技术的成功推广，即使是联产承包，也可能解决不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因为中国的田地是有限的。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如果13亿中国人解决不了吃饭问题，那哪有什么稳定可言，就更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解决温饱问题，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的功臣华国锋同志。同时华国锋在主政期间，大力引进化肥生产设备，提高了农业科技，解决了粮食问题。 3、华国锋主政时期，恢复了高考，重视科技，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 华国锋1976年10月主政，1977年，华国锋决策在全中国恢复高考，这是划时代的决策，不是邓小平。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数不少。即使今天大多数资料上说是邓小平同志主张恢复1978年高考，胡耀邦同志解放了下乡的城市知青。这不是忠于历史。即使如此，可以设想，当时处于权力最高位的华国锋如果不同意邓小平和胡耀邦那样做，是不可能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就恢复高考的。尽管今天的文献没有介绍华国锋在这些决策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恢复高考和知青返城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首肯，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前提是恢复高考和落实知青政策是正确的。正因为有恢复高考制度，又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正是在华国锋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1978年的科技大会，为很多知识分子平凡，使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香老三”。今天年龄在70岁60岁50岁上下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感谢华国锋，应该归结于华国锋的正确决策，让这些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些人有的已经走上高级领导岗位。从新华社公布的17大9名政治局常委中，李克强就是当时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华国锋重视外交，支持对外开放，重视生产，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 应该说，在华国锋主政期间，他思路开放，有全球视野，重视发展对外关系，在他主政期间，中美正式建交。他还先后访问了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他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最多的，也是眼界相对开阔的领导人。华国锋看到了中国与他们的巨大差距，所以在他主政期间，鼓励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要多出国看看，也正是在他的倡议下，1978年-1980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出国考察热。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里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邓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正因为是华国锋访问国外，看到了差距，所以才要决心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力举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要搞对外开放，宝钢也正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同时，他还先后访问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主动修复同他们的联系，重新树立了中国的形象。同时，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华国锋是中央军委主席，作出决策对越南自卫反击战，并达到了预期效果，最后才下令从越南撤军，可见华国锋并不是软弱无能。同时，在他主政期间，正式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些，中国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忘记华国锋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最新的报道现实，华国锋早在1978年就强调要对外开放。有例为证。日开幕的《春天的故事》蛇口30周年大型图片展中的一张历史图片显示：30年前的10月，香港招商局申请在蛇口划圈之前，华国锋指示招商局“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老蛇口人过永鲁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国锋批准了蛇口试管的缔造”。 华国锋决策科学和民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领导基础 熊蕾在《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一文中这样描述华国锋的决策能力，“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是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华国锋决策科学，善于总结，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力来压制不同的观点，而是以理服人，让人心服口服。 还有胡德平在“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这样来描写华国锋的民主作风：“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胡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如果华国锋个人作风武断，大搞一言堂，就更别不可能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和人民见面，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制度变革。恰恰是他这种民主作风，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华国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平稳过度，为改革开放顺利实施奠定了社会基础 华国锋为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贡献至少包括2个方面，其一是精神方面的努力，其二是实际行动。华国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结束了文革社会乱象，留给他是一个思想混乱和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如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来否定毛泽东的路线，那将更加加剧社会动荡。所以他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里还是提“阶级斗争”的口号，但从是实践上看，他并没有去执行这个口号，只是口头上说说，他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抓革命上，而是放在经济建设，他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同意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同志翻案，实际上也没有来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的发展路线。这是需要经过巨大的思想斗争，毕竟他的权力是来自于毛泽东的指定。在实际行动上，在主政的短短5年里，他一直在一线搞调研，千方百计想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顺利进入经济建设这个轨道上来。可以说，华国锋对人民的选择做大了鞠躬尽瘁，这方面我不用过多的论述，可以从几张张照片的对比上来说说明问题，1976年5月华国锋的照片是多么的年轻和活力，然而到了1978年的照片就明显感觉到苍老多了，仿佛一下子老20多岁。 1976——1979年那段历史的亲历者，都会心头充满疑惑：华国锋到哪里去了，他难道不是中共的一届最高领导人？虽然，以继往开来传承的领袖人物应是在任期间有所建树、有所创造、有所发展的伟人，从这点讲，华国锋远没有达到上述领袖的地位，肖像不出现在继往开来的方队中可以理解。但是，历史却不应该忘记华国锋，忘记他在传承国脉，避免内乱，和平过渡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何以忘记了从分崩离析的内战边缘拯救了中国，让民众远离战乱苦难的曾经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武大郎的因素，中国人谁都明白啊！历史会公正的！ 在历史执掌国柄的人物系列中，即令是在位仅仅一个月的婴儿，历史都不曾忽略他们曾经的存在，而留下了他们的姓名、年号、庙号和在位时间的记录。其意在于不造成历史的空白，使前后有序，日月昭昭。在位几年，有所建树和转承启后的帝王，如唐顺宗李诵，末代清帝溥仪，一个在位一年，一个在位三年，却都是不容历史忽视的人物。何况，在历史中的作用，华国锋远远高明于推行过永贞革新的唐顺宗。因此，尊重他，给他一席应有的地位，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光明磊落的应有之举，而不是采取模糊哲学，又一次忽悠历史，这是邓小平的并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他并非实事求是的信息，中国人由此可知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 在新中国历史的传承中，拥有第二位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名分的华国锋在共和国建立之时的湘潭县县委书记。华国锋抗战中投身革命，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他也仅是山西交城的书记，县大队的政委。只是因为随军南下，有幸留在湖南湘潭工作，由县委而地委，成为第一代领袖的家乡父母官。遂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能够得见喜欢回乡一睹的领袖，自然勤勉有加，小心谨慎，惟领袖马首是瞻，为领袖所赏识，至文革前已引为心腹，成为第二梯队成员，上升为湖南省委书记。文革风云动荡后，自然作为第一人选成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中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防范可能的意外，领袖不止一次调整人事，强化权力部门，尤其是军警等国家机器。自然，自延安时期的中央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调吉林省委书记吴德为北京市长，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华国锋为公安部长都是这种考虑。最堪信任的华国锋是领袖对心目中的工人领袖王洪文失望之后，差强人意破格提拔的最倚重的接班人。所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成为领袖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也许，在这时托付某事时，真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 华国锋在1976年那个关键时刻，涉及到政权的归属，未来的利益和权力格局。所以，权力的更替不可能跳出历代王朝和国家以实力和靠山来夺取的老路，也不可能实行不流血的平稳过渡，在两大政治力量的博弈和争斗中，华国锋的倾向和归属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华国锋应该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华国锋的历史贡献罕见。华国锋完成了历史的和平过渡，使中国走向稳定。 名义上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是带兵将帅出身，威望虽然尊崇，但没有实际军权。他要代表军委发令，必须得到华国锋的授权和支持。农垦部长出身的王震，实际部属在兰州军区和新疆，中央只有汪东兴是他曾经的部下。虽然，汪东兴的工作是他做通的，但忠于领袖的汪东兴只有取得了华国锋的同意之后才可能调动8341部队采取行动。出身于第四方面军的李先念，解放后从文不统军，影响力、控制力主要在财经方面。而许世友远在广州，韦国清新到北京，决定北京军事态势的主要力量不是北京卫戍区的吴忠，而是北京军区的陈锡联。他也忠于领袖，听命于华国锋。所以，10月6日事件，策划者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关键性人物却是华国锋。假若华国锋犹豫、动摇，或者另有选择，历史将要重写。最坏的结局是中国发生内乱，两派兵戈相见，最后的胜利者姑且不论，黎民百姓在劫难逃，蒙受苦难则是必然的命运。从这个意义讲，华国锋一锤定音，解决了“四人帮“，消弭了内乱的根源，避免了战争，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这个国家，挽救了黎民百姓。从这个意义讲，华国锋立下了大功，对国家，对人民，华国锋是万世奇功。 作为在领袖毛泽东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完成接班之后，没有进行组织“自己人”的布局，他的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可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日━12月22日，华国锋主持的、实际是贯彻复出的邓小平主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仅用了三天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议题，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方面的彻底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会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它开启了共产党中国的历史新篇章，打开了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的新局面。所以党史上认为，华国锋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类似“遵义会议”那样有转折性和奠基性意义的会议。 中国党对于华国锋的认识终于敢于面对事实，真是历史的进步；今天终于敢于面对事实，真是历史的进步胡耀邦在那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突然袭击倒华，鸡蛋里挑骨头，胡耀邦后来不得善终，因为他昧了天良，因果报应，不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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