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对于中国很重要？_百度知道
航母对于中国很重要？
建个10艘8艘的 太平洋2艘 大西洋2艘 印度洋1艘 南海 黄海 渤海各一艘 尤其是南中国海
中国再建一个远洋作战部队 类似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 教训一下越南 顺便带上菲律宾 马来西亚 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给灭掉 反正我们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
一个一个来 欠下的早晚都会还得
我有更好的答案
经常听到一些人说中国有了航母怎么怎么样，并且还说中国拥有了航母不仅能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还能表现出中国的大国地位，说这句话简直一点道理就没有，目前，世界上共有11个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这些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印度、泰国、韩国、巴西和阿根廷，很多人都说：中国拥有了航母能够体现出中国的大国地位，我想说：难道中国没有航母，中国就不可能是世界大国了，照你们这样说：凡是拥有航母的都是世界大国，我看未必吧！泰国、韩国、阿根廷等拥有航母，难道他们就是世界大国。
　　真是笑话，还说中国拥有航母能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看这也不一定是好事吧！我们都说韩国人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因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过渡而造成的，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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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123.147.249.*
中国没有航母怎么行！除瓦良格号外，中国给自己造。才能走向世界强国，中国加油！
123.147.249.*
没航怎么行！除瓦良格号外，中国给自己造！才能走向世界强国！
中国加油！
118.193.240.*
中国没有航母钓鱼岛就没有希望
121.12.181.*
中国应该要中远程导弹，核导弹
218.109.73.*
千丝万语尽在不言中
59.40.148.*
有钱就能造航母？呵呵，你以为你可以开着小船到太平洋里兜风！
58.208.124.*
应该先造一艘出来，放在南海先做实验用，就是做整个航母战斗群的系统工程，培养航母上的官兵；再着可以用航母来和那些南方小国划一下边界！等技术成熟了，在造个十艘八艘的把台湾给围起来，在台湾培养一个亲共的政府
钱不是万能的
shanghaidd22
还是自己给自己评价吧，真棒！
是衣阿华级战列舰的密苏里号!
放到博客讨论吧．那样关注的人多
58.35.137.*
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说过别人可以打我,而我不可以打别人!还圣骑士,圣骑士要是你这样,那我以后玩帝国时代绝对不用圣骑士!
1000个亿呐?中国必须有航母!
27.40.156.*
谁买日本的货都是王八
说的不错有想法
222.186.59.*
罪过,阿弥陀佛
58.35.137.*
创新精神值得肯定,要更创新
这就是所谓的设想?美国和前苏联都已经先行一步了!
那一个舰队光航母就不是乌合之众吗？没有护航舰队，航母就是一个活靶子。
27.40.156.*
不打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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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少将：中国航母实际威慑不了菲律宾海洋美国人大国中国
摘要: 乔良少将：中国航母实际威慑不了菲律宾 14:33:18　来源: 南风窗(广州)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核心提示：对于中国或者俄罗斯，航母则主要还是一种象征。虽然这些国家的航母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甚至对于背 ...
乔良少将：中国航母实际威慑不了菲律宾 14:33:18　来源: 南风窗(广州)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核心提示：对于中国或者俄罗斯，航母则主要还是一种象征。虽然这些国家的航母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甚至对于背后没有大国支持的小国也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只要它们背后站着美国，你的航母就只是一种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 &&&&妥用巧劲《南风窗》：在近些年屡有发生的海权争端中，我们的处理方式有时候被解读成不够给力，眼下亦如此，您怎么看？乔良：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从现代国家意义上讲，中国可以说还处于孩童时代，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包括吃很多亏，才能学会怎么做现代性大国。看看这30年，其实我们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先吃亏，才能学到东西，才能争到利益。经济模式是出口依赖型，你不吃亏么？积累了那么多外储，却要大量购买美债，你不吃亏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些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是正常的。只是这种不尽如人意，有点跟不上民众的焦虑心态。民众觉得你今天已经是个大国了，怎么能这么窝囊呢？因为民众也在成长中，他也不太懂得今天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样子，他以为只要你有实力，你的硬实力比较强，或比原来强了，你就应该相应各方面都变强。可是你想想，你再强能比美国还强么？强大到如此程度的美国，还要去考虑怎么运用巧实力，难道中国人就只会使用硬实力么？你也得学会用巧劲，甚至要考虑怎么比他更巧。我们今天在国际上吃亏上当，最主要的就是对美国不了解。海权问题为什么会成为问题？金融危机后，美国人手里的牌越来越少，他总要有一张能制约你的牌，南海问题就是美国人的一张牌。显然这是为了拖你的后腿，让你没有更多精力去挑战他的霸权。现在当这张牌插进牌局后，牌面就已被改变，你完全无视它(南海问题)已经不行了，怎么解决？抗议，人家不理睬，无效。动武，属于最后选项，不可能别的办法还没试，一上来就开打。怎么办？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是可以做文章的。谋略是一种，也可以有行动，甚至有开火的行动，但同样的开火，怎么能得分，这就要看智慧了。中国人在制造业方面山寨能力超强，为什么就不能在国际问题斗智斗勇上也来一回山寨呢？学学美国嘛，美国人炸完你的使馆却说是误炸，让你一点儿脾气都没有。这方面美国人不光强悍，也够聪敏。我多次说过我们可以学学美国人，很多人讽刺我，认为你是想用雕虫小技解决问题。其实，能用战术手段解决战略问题，那才是大本事。千万不要以为走山寨路径就只能照葫芦画瓢，你总得有点变化吧。你看咱们山寨出来的手机，哪有跟别人完全一样的？中国人目前解决问题不是缺实力，缺的是思路。比如说这些挑衅我们的国家，它的软肋是什么？它最担心什么？它真的不怕打？把这些都弄明白了，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做得漂亮。《南风窗》：别国动不动就来闹，这时候“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条还行不行得通？乔良：“主权在我”是一种宣示，本来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希望回避这个问题，“搁置争议”就是想回避它，现在你搁置不了，那些人在你家门口越来越猖狂，把属于你的利益都拿走。碰到这样一群邻居，你可选择的办法不多。一种办法是把邻居打趴下，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另一种办法是谈判解决，我有条件让一部分利给你，你也要相应让利给我。一般来讲现在国际争端的解决，完全不让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的思路没有错，主权归我，这事儿没什么好争的，但我可以让利给你，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忍耐了，是底线。如果你还要突破这个底线，那我就再加上一个字：共同“不”开发。国际上的交往其实就是交易，交易没有死不让利的。但是让利，要让得有理有利有节，不能无原则地让。既然是交易，它就是一种互换，我让利给你，你给我什么？所以一定要双赢互赢，不能让我只输不赢。在多大程度上能逼这些人让利呢？最根本是要逼美国让利，你不逼美国，这些人都是不会让的。怎么让美国退？你手里不是无牌可打，美国人能多画一张南海问题牌甩出来打，你为什么就不能也画它几张呢？你老就事论事，美国人在哪个问题上跟你叫板，你就在哪个问题上跟他应对，每次都是他一刺激，你就反应，这怎么行？有时候你就得打主动牌，下先手棋。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没有麻烦，它有麻烦时也需要中国啊，你就拿海权问题当牌跟他换，不能只是在美国需要你的时候你才跟他谈。你要把所有的牌都攥在手里，让它继续成为问题放在那儿发酵，随时备你所用。道理就是，对手在什么地方有麻烦，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牌。他的麻烦就是你的牌，你的麻烦也是他的牌，然后解决麻烦的办法就是互相换牌。《南风窗》：应该说中国在处理这些事务时也是在不断成熟吧？乔良：实际上现在中国已经一点点明白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为了这点明白，我们用了30年时间，特别是最近10年，从炸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但是还远远不够。在应对海权争端上，应该说我们还是被动的时候多。如果更主动些，很多问题就不应该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总是以为要少惹事，少出头，其实少出头只是少扛旗，不是说你要回避矛盾。海权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在于你要想出能够产生“挤出效应”的办法。要让所有未经中国许可就参与进来分利的各国企业感到不安全。不让它们很安全地在这里获利，就会产生挤出效应。要是获利获得很安全，它就不会出去。我们还要看到，对全世界所有风险投资者来说，与可能受到的威胁比起来，利益的诱惑影响更大。如果中国周边的哪个国家远交近攻，不跟中国做生意，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它。因为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亚太经济发展雁阵的头雁，中国经济足以拉动周边的所有国家。利益是现实的，所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经济能量，让那些国家看到有利可图而放弃与中国作对；哪个国家敢与中国作对，就让它失去从中国获利的机会。这些国家都不傻，它们都明白，美国经济至今难以复苏，它们能从美国身上获得什么？打在白条上的安全承诺？就算它们瞄准了，等美国撵中国下车后，去当中国的替代国，当美国的加工厂，比如越南、印度都会这么想，但它们做得到么？就算它们做得到，美国人也等不起。等不起它们像中国这样发展30年，建起整个基础设施和全套的制造业，再来当美国的下家和加工厂。连乔布斯都懂得这个道理，知道他的苹果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富士康。为什么？因为富士康周围一两公里内，围绕它的一整套产业链早就形成了。所以奥巴马对乔布斯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工厂迁回美国。乔布斯说，那请你给我同样的一条产业链，这有可能吗？没可能。可是这一切中国全有。中国必须扛住《南风窗》：您前面讲到，美国发动全球力量围堵中国是因为担心中国对他的霸权产生挑战，问题是，不可以两强并立么？乔良：美国原来认为中国发展不了这么快，专家们先是预测2050年中国GDP将超美国，后来又预测到2030年，现在预测到2016年。即使这种预测只是一种可能，也足以让美国人感到恐慌。所以一定要延缓你前进的步伐，因为延缓你前进的步伐就是延缓他衰落的步伐。在它看来，这是一个翘翘板的关系。美国人认为两强并立是不可能的，它跟全世界不玩多赢游戏。霸权还有双赢的么？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面对一个非常漫长的压力瓶颈期，这期间就要越来越多地面对原来根本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能为逞一时之快，仅仅为图痛快而去解决你面临的问题。有时候不痛快也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别指望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一帆风顺。历史上美国也有它不痛快的时候，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却处处受制于英国，美国人也没办法。美国才崛起了100多年，他们对自己崛起的历史记忆犹新，完全知道怎么对付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美国人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真是充满了战略耐心，不张狂，甚至用孤立主义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崛起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决不让自己跟大英帝国直接对抗，而是鼓动其他国家跟他对抗，然后让自己顺利登顶。这些都是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细细品味。《南风窗》：有观点讲中国军力远远滞后于我们海上、海外利益的扩展，海外利益的需求出现了，军事保障的需求出现了，就要求海军军力跟上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海外利益的需求与军事保障的需求具体何指？乔良：海军是需要投入最多资源去发展的一个军种，它有舰艇，水面的和水下的，还有飞机，海军陆战队还有坦克和装甲车，等于陆、空军的东西它全有，要把它建设得非常强大需要相当巨大的资源投入。这不是一个中等以下的国家可以承受的。一个相对以陆路为主的国家，肯定更多地关注陆、空军，只有当海洋权益变得迫切时，海军建设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对中国来说，在海洋权益和海军发展方面注定只能后发，因为我们发展得晚，我们曾在经济已经发展时还要求军队要忍耐。但判断军队的发展滞不滞后，主要还是看能否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比如说在近海作战，中国现有的军事能力实际上是基本够用的，那就算不上滞后；但要到印度洋上去护航，那就有可能滞后。中国今天的海上利益，主要是指航道的通畅，海外利益是指资源的获得和安全运输。在这点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刚刚开始对军力有这种需求，就是必须靠军队去护航才能把一部分资源安全拿回来。比如说运油、运铁矿石等。我们在参加亚丁湾海上护航之前，从不用派军舰出去护航，因为海上通道是安全的，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人保证的。但是我们也给美国留下了“买路钱”。我们给美国交的“税”很多—产品价格压得很低，甚至政府补贴出口，再加上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这些都可以算是给美国人“缴税”，所以说中国不是免费搭车。现在，当包括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都不够时，中国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类似需要军队去为国家经济利益提供安全保护的，都属于军事保障。应该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比较迫切了。《南风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内陆大国来说，海洋权益是不是一个全新方向或概念？乔良：肯定是。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大国，这是决定中国最后能否崛起的一个关键要素。在海洋权益上，现在我们才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是才发现问题真的很严重，然后发现不光是能力不逮，而且是思考能力不逮。比如说我们真正说清楚了没有，我们要海洋干什么？有的人把它归结为海上通道，有的人归结为中国要走向大洋，有几个能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走向大洋？海洋对你意味着什么？安全！海洋是你的屏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是说这个地方有多重要，而是说不能让这个地方成为蚁洞。美国200海里以内，包括相当于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你看到过一艘外国军舰游弋么？绝对不会有，顶多有来访的军舰，这就是一个大国让自己的有形的安全边界尽量地扩展。此外，海洋大国在今天其实更是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问题。过去的海洋大国，获利的主要通道是海上贸易，今天的海洋大国早已不是那时候的海洋大国，不是海上贸易的问题，而是资本立国。美国对全球的控制，是为了让美元霸权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就是要确保资本在全球的通畅，不能在哪个地方出现梗阻。当你知道了这些，你就能明白美国人之所以把战略重心向东方移动来压制中国，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你不甘心成为一只狼，你有成为一只老虎的潜质。这决不仅是地缘战略方面的考虑，还有币缘方面的考虑。当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频频给菲越等国撑腰时，怎见得这不是一次声东击西？不是在玩弄障眼法？当美国人跟你打组合拳时，你只会一记左勾拳是应对不了的，对付组合拳的办法只能是另一套组合拳。《南风窗》：这实际上也就要求中国在完整的海洋权益观、海洋大国意识以及海洋战略三个层面进行构建。乔良：当你融入全球化，传统的生存方式就会被逼着改变。今天我们会被逼着走向海洋，产生海洋权益意识，就是因为资源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对于海外的需求越来越强。中国既要增强自己的海洋意识，也要产生一个以陆抗海的设计。中国的大陆优势主要就是面对中亚，由中亚通向欧洲，这个方向是美国要对你完全围堵都很困难的。所以说中国应更多地考虑如何打通欧亚大陆，让中国和欧洲这两大经济体产生更好的互动。以陆抗海或者以西进应对东侵，对中国来讲这肯定是一个可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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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航母在哪？海权与航母羁绊百年启示录
谢立 王晓夏 特约撰稿
日中国海军迎来了建军60周年的历史时刻，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海军军舰齐聚青岛，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海上阅舰式。阅舰式最早是英国人在1400年开始举行的一种海军仪式，早期的阅舰式是为了威慑敌国，进行战争动员或者宣示力量的军事行动。后来这种不定期的海军礼仪活动逐渐演变成为英国海军的传统，每当英王登基或者国家重大庆典的时候就举行阅舰式，各海军国家的使者就会搭乘本国军舰前往祝贺。除了使者参加祝贺活动外，各国军舰也会组织在一起举行庆祝活动。这种英国海军的传统，久而久之也逐渐演变成为世界各国海军的传统，也成为各国海军共同的礼仪庆典活动。阅舰式不但宣示了力量，同时也宣扬了东道主包容的胸襟和开放的心态。
随着中国国力以及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的心态也越来越开放。阅舰式就是中国海军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彰显了中国日益重视海权的态度。航母作为现代海权国家的标志性装备，中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装备航母将成为中国海军未来发展的必然。
在2008年11月中旬，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钱立华将军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就中国航母问题表示：“任何一个大国的海军，都梦想拥有一艘或多艘航空母舰。但问题的关健并不在于是否拥有航母，而在于如何运用航母。从军事角度而言，拥有10个以上航母战斗群的大国海军，与那些只有一到两艘航母的国家相比，所谋求的战略目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会将航母用于近海防御。即便有朝一日我们拥有了航空母舰，我们也不会像那种国家那样，将航母用于全球部署或全球干涉。”
2009年3月初，在“两会”期间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徐洪猛将军在被提问时表示：“中国确实需要一艘航空母舰。不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实力上，中国都已有能力建造一艘航母。中国很快会拥有自己的航母。”《中国日报》也援引前解放军海军政委胡彦林将军的话说，“建造航空母舰是一个大国的象征，这非常有必要。中国已有能力建造航母，也应该这么做。”
面对日益高涨的航母呼声，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陆权国家。怎样发展航母？怎样使用航母维护中国海外利益？都成为了中国面临的新课题。《世界博览》杂志编辑部整理了西方和前苏联航母发展历程，回顾这些曲折的经历，我们将得到更多的启示……
海权·航母的西方经验
“我们的航母在哪？”这句流传已久的美国总统的口头禅，其实出自亨利·基辛格之口。每当危机爆发之时，基辛格博士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常常以此作为开场白。他如此询问其实是想知道：此时距离危机地点最近的美国军事力量的位置，使之做好准备，最先应对危机。基辛格的话同时隐含了航空母舰在为美国实行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几个不可替代的特点：机动性、灵活性、独立性、亲切性（Neighborliness）。
机动性与前沿存在
“后冷战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面对危机，但不是让危机找上门来，所以我们计划建造航母，更灵活地向世界各处投送力量。”英国政府在向纳税人讲述为什么要花费29亿英镑（1998年时估算的价格）购买2艘大型航母时如此表白。英国人的坦率中蕴藏着海权国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固守本土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海军强大的机动性主动出击。对于这一点或许今天的美国人回顾起来会有更深的感触。
从美国独立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可以称为大陆政策。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主要来自美洲大陆，应对来自西部和南部边境的印第安部落或向整个美洲大陆扩张，陆军、民兵是当时美国实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从历史上看，这个时期是美国逐渐称霸、控制美洲大陆，或者说是鼓吹、捍卫“门罗主义”的时代。“门罗主义”是19世纪美国为了遏制欧洲列强在美洲继续拓展势力范围而发表的政策宣言。“门罗主义” 这个时代最终以18世纪90年代最终平定印第安人的反抗而结束，又以1895年在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奥内在给英国政府的照会中宣称的：“现在美国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整个美洲大陆，对所有美国能够施加影响的地区而言，美国的法令就是法律。”（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practically sovereign on this continent, and its fiat is law upon the subjects to which it confines its interposition.）为标志而达到顶峰。
海军在整个美国大陆政策时期在维护国家安全中起着次要作用和从属地位。主要从事海岸防御并保护海外贸易航线。在1812年的美英战争中，微末的美国海军根本无法阻止英国增援加拿大和保护海岸线，在英国人纵火焚烧了华盛顿后，还得依靠陆军在陆地上殊死抵抗。
或许被佩里的大黑船噩梦萦绕着的日本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19世纪50年代的佩里舰队提醒着我们：美国海军在这个时期在执行军事职能之外，在民间职能上的积极进取：支持科学考察、组织探险队或像佩里那样以海军军官行使外交职能。这反应了整个美国海军在该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时缺乏明确的核心任务，而将精力分散到两个不同领域中。海军的附属地位也体现在缺乏民众支持上，特别是随着国家稳步地向西扩张，政府中支持海军的政治家也稳固减小。当联邦党人被清扫出政坛时（1789年的美国宪法运动中，时任华盛顿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拥护联邦宪法，自称“联邦党人”。
1812年至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联邦党由于采取亲英立场，不得民心，1815年瓦解。），整个政府充斥了对海军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对海军的敌视。那些来自内陆的农民打心眼儿里认定海军是国民经济的危险负担，美国海军在内战之后渐渐荒废迎来了最低谷。然而，在控制整个美洲大陆之后，地缘政治因素促使美国的国家战略很自然地向海洋上转移。不过海洋在他们心中更多的是那些想侵占新大陆之心不死的欧洲殖民者的通道。怎么防？美国的军事力量与欧洲列强来说是那么的弱小，建立起能抵御欧洲海军的舰队又不太可能。甚至欧洲人从哪一条路杀过来都无法预料。为此，美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不得不在主要城市的外围建立起海岸防御堡垒。
1889年，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专门组织了一个顾问团重新思考未来美国国家战略。而刚刚系统地阐述海权思想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正是顾问团的顾问。最终顾问团的结论是：不应等着敌人前来进攻新大陆，而是依靠海军将战场引往敌方水域。当敌人被搞得应接不暇时，自然没有精力进攻美国本土，为贯彻这个政策，海军部长特雷西提议建设媲美英国海军的舰队。这个报告一经公开就受到舆论界的攻击，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奢望。但历史终究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扩张，美国已经在美洲大陆确立了统治地位，创造了成为海权强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在陆地边界没有强大的敌人；而南北内战又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这份“狂妄”的报告来得及时而有力，它最终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基石直至今日：前沿存在和作战战略。在特雷西的战略指引下，美国海军在二十年内就建设出世界一流的舰队。
特雷西的1889年的国家战略之所以强调海军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缺乏海外属地驻扎军队，依靠海军强大的机动能力行驶到国外水域，并在那巡航、停留而无需他国同意。战时能够在敌方水域击败敌方舰队，达到己方对海洋的保护。和平时期能够前沿存在随时处理危机。纵然技术的进步使得飞机跨洋突袭成为可能，但其终究不能保持存在，如果不想返航，还得依靠前沿基地。而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军力量的机动性在战术上的优势也是那些前沿基地不可替代的。
灵活性与对外干涉
“谁控制了海洋，谁将获得最大的自由度，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控制“战争之多寡”（take much or as little of the war。）”弗朗西斯?培根道出了通过海上力量行使国家政策的关键点：海权者的选择度是陆权无法相比的。战争之“多”的意思是能够远离本土纠集最大力量，因为海权国家能够通过海洋更轻易地运输大量物资；战争之“寡”既表示了海权国家很容易避免侵略，又包含着海权国家在海外干涉时很难维护持久稳定的意味。
冷战时期，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很明确：为了生存。冷战的意识形态也很大程度定义了美国国家利益：当危机显现时，美国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也很容易定义——哪种结果对本方有利？对苏联不利？但后冷战时代如何找到国家利益与代价之间的平衡却不再明显，美国人很难知道在哪个地方去获取胜利是值得的。对此，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前沿存在的海军力量越来越重要。需要时它们能以最小的争议来施加影响，并在必要时及时撤出，受到的牵连最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以索马里问题为例，在美国政府是否要进行干涉的问题上就缺乏特别的理由，实际上通过游弋在印度洋上的美国海军航母或两栖编队，实施干涉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舰队是自给自足的，无论索马里人是否乐意，舰艇上的陆战队员能够很容易地登陆，建立海岸临时据点。在撤退时也非常方便。而其他国家想对索马里进行干涉的话就需要当地政府的同意，通过机场运送军队，或者与其周边国家达成协议，以他们为跳板进入索马里。现在假设一个场景：未来索马里局势变得紧张，但美国政府对是否出兵干涉拿不定主意时，一支航母编队开了过去。已经就位的舰队，一声令下，很快就能派兵进入索马里。但其他人会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在茫茫大海上要探测到舰队的位置非常困难，也很难了解前沿部署的美国舰队巡航变动的真正意图，就算舰队突然结集也很难被发现。假如突然危机解除，无须介入，舰队也能很快分散、离开。整个行动无需惊动第三方。因此，海军舰队的这种干涉形式能够做到秘密准备又不会引爆危机。撤退时也不用承担什么损失。因此，为美国政府在选择上提供了极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目前虽然很多国家装备了军事用途的侦察卫星，但即便是美国这样拥全球卫星侦察系统的国家，要想准确和实时跟踪机动航行在世界大洋上的航母也非易事。即便是军事强国也很难捕捉美国航母的踪迹，并通过其部署来分析美国的意图。”国内某著名海军杂志主编在接受《世界博览》采访时说道。
独立性与延伸的主权
“航空母舰只是从美国本土延伸过来的武器传送带上的一个终点。”美国海军中流传的这句笑话或许揭示了“美国海军之父”西奥多·罗斯福口中的那个大棒如何以现代科技手段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威力。独立而完整的传送带，传递的不仅仅是武器或大棒，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它国家主权的象征。主权的独立性使得以航母为代表的海上力量在维护国家权益时往往比通过陆地的力量具有更大的优势。以陆地为媒介，经常会涉及到其他周边国家。前期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这些国家讨价还价地谈判以获得自己的基本需求，其结果往往是以诸多代价换来有限的权利，而这些换来的权利在战争期间经常遭到“主人”以各种名义的阻扰和限制，随后在考虑甩手撤出时又必然牵扯到外交问题，甚至影响到士气。航行在国际水域的航母没有这些顾虑，它是美国国土的一部分，并蕴含了相应的权利。只要海军能够确保这个“流动的国土“的安全，它就可以自由地投送力量。它的到来不需要任何当地国家的允许，而将其收回牵扯到的外交问题比调动一支小规模的地面部队还小。
2007年3月，伊朗革命卫队拘押15名英国水手期间，一支由“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为核心的舰艇编队缓缓开入波斯湾，其实一艘航母的到来并不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但当此时在那已有了另一艘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时结果就不一样了，对于美国政府可能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武器争端的消息顿时甚嚣尘上，航空母舰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灵活性在此显现出来。这仿佛只是一次例行部署，但其姿态和实力又不能排除采取武力的可能性：“为什么今年美国两艘航母在印度洋的相遇提早了一个月?”
外界只能通过航母在某一地区的数量变化来推测种种可能性，航行在广袤的大海上的2艘航母的具体行为也无从可知，让人无法解读出美国政府的真正心思。或许美国人是在给伊朗人释放一个信号：我们有能力解决你，只是还没到那个必要！飞行甲板上的舰载机亮着“刺刀的寒光”从伊朗家门口晃过时，伊朗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伊朗核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色列。关于以色列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轰炸伊朗核设施的传言同样备受关注。但在相同的立场上和行为上，以色列和美国或许会有不同的遭遇：以色列采取的空袭不但需要穿越他国领空的谈判（比如伊拉克上空）而且远距奔袭还牵扯到复杂的空中加油组织，这都可能造成伊朗人能提前判断以色列的意图，做好准备。但对于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国飞机来说，这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亲切性与平衡战略
“在一个公开的多极世界里，海上力量还将通过针对共同危险的共同利益的部署以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海上武装力量和以其他国家力量为工具增强的合作以及我们的国际伙伴空前整合起来。”
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名为《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的新时期海上战略。这份文件是以适应新世纪新环境的要求孕育而生的美国海军建设和行动指南。与上一份（1986年）强调前沿部署，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威胁最大的苏联核潜艇为主要任务不同，新的海上战略更加注重通过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和加强国际合作的方式来预防冲突，或者说是亲切性的一面，而这一点是海军和海权国家与生俱来的特质。大英帝国的安全战略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上：单独的大陆国家是不可能在维持足够压倒邻国的陆军的同时，还能建设一支媲美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力量。只有称霸大陆的国家或者至少是最富裕的国家才能对英国造成威胁。因此，英国的策略就是，防止任何一个能够统一欧洲的国家出现，并在大陆实行平衡政策——支持弱小的一方对抗强大的一方。
17世纪英国与荷兰争夺海上霸权，当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强大力量时，英国就扶持他的对手；当西班牙衰落，法国崛起时，法国又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当德国击败法国后，英国又联合法国对抗德国。这些国家甘愿被英国“利用”其实是海权国家的特质所至。英国没有庞大的陆军（对海军的庞大投资，排除了这种可能），无法占领大陆国家，对他们来说也就不会是直接的威胁。正是因为缺乏陆军，英国人在大陆实施干涉时也更加需要盟友（就算是临时的）。对此英国人练就了一身在和平时期结交和维持盟友的技巧和手段：英国保障其盟国的海上航运自由和经济贸易畅通。和这样的海权国家做盟友也会感到很安全：他没有能力吃掉你。
因为拥有海权，英国人可以根据意愿选择对外干涉，而不需要盟友帮助，奇怪的是，正如美国人在冷战后屡次发现的那样，这个特点有时会为你招来盟友。当萨达姆横扫科威特之时，他曾警告沙特政府不要接受美国军队，让这些美国异教徒进入伊斯兰教圣地乃“伤风败俗”之事。沙特政府对于萨达姆的威胁举棋不定，因为他们也知道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自己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科威特。此时，部署在红海和波斯湾的航母战斗群对沙特人转变态度起到巨大作用。航行在公海上的航母能够在没有沙特政府的同意下为其提供空中保护伞，因为一旦航母就位，沙特政府会很愿意接受保护，无论它是否正式要求，最终，它敞开怀抱欢迎了美国军队的到来。海权和陆权国家的强强联手会比那些试图同时建设强大的海军和陆军的国家更有效。
例如，冷战时期北约的海军力量主要由美国和英国提供，其他国家，比如西德提供了大量的陆军部队。两者优势互补，成倍提高作战能力。海上力量的机动性提高了陆军的效能，华约国家面对这种机动性强的对手时，也只能分散兵力，使其优势兵力被迫转化成劣势。例如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中国没有制海权，所以当志愿军在突破联合国军地面战线的同时，必须在沿海地区保留大量的军队来防止美国使用海上舰队对后方进行登陆偷袭，这极大地分散了兵力，使志愿军的兵力优势迅速下降。
正如美国海上战略强调的那样，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一极美国对盟友需求的渴望并不会逊于当年的英国人。冷战的结束在作战方式上的一个重大改变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因此美国不再拥有这种能够横扫中等规模敌人的法宝。而美国的陆军规模甚至不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美国却保留了有效的军队规模，和全球快速到达和部署的能力。不仅仅是陆军，美国海军在这个价格猛涨、财政赤字的时代，同样面临着兵力不足的考验，“给予的更少，但要求的更多”美国海军在抱怨之余也只有积极寻找出路，负责组织起草《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克?穆伦对此表示：“（面对难以预知的恐怖袭击）我们需要将其他国家的海军和海岸警卫力量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让商船成为我们的耳目……”
海权?航母的苏联困惑
日，苏联政坛的“常青树”——时任苏联国防部部长的乌斯季诺夫终于病逝了，这一消息让苏联海军内部的“激进派”兴奋不已。因为乌斯季诺夫的正常死亡，为“激进派”谋求装备作为蓝水力量象征的航母，扫清了“障碍”。就在这位极力反对航母上马的已故前国防部部长追悼会进行的同时，“激进派”的领军人物，同时在西方海权理论学界拥有很高声望的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早已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构思了十几年的苏联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研发计划提交到了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契尔年科的办公桌上。随后经过苏联全国几百家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以及大量的资金注入下，苏联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终于艰难地“走”向了船台。就在积极倡导苏联应该谋求海权的有识之士欢欣鼓舞的时候，让他们所料不及是：迎接这艘航母未来命运的不是苏联海军远洋控制能力急剧攀升的美景，而是苏联解体以及其自身被当作废铁贱卖的噩梦。虽然苏联的分崩离析是最终断送苏联发展航母、扩张海权远景规划的最终原因，但是苏联共产主义信仰下的军事理论、国家体制，已经早已决定了苏联无法顺利发展航空母舰、扩充海军力量、并且成为了苏联转型成为海权国家梦想的致命“杀手”。苏联航母的坎坷命运，同样是苏联海军命运的缩影。
马列军事思想之殇
红色苏联谋求强大海权的蓝色梦想从来就没有泯灭过，作为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早在三百多年前就被尊圣的君王——彼得大帝领导下，为了获得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不惜向当时北欧称雄的瑞典发动了为期7年的北方战争。红色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广阔疆域，同时也继承了俄罗斯民族长达3个多世纪谋求海权的决心。
苏联所践行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成为苏联发展航母的重要障碍。马列主义军事思想的主旨是：发动暴力革命，用武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因此其重点放在内部政权的争夺中，对外则采取防守战略。受马列军事思想所“绑架”的苏联，对于海军骨子里“不安分”的进攻性深恶痛绝，因此在其海军发展规划中采取了“淡化”政策。
40年代末斯大林坚持认为：苏联海上力量必须坚持以防御为主，并将重点放在维护苏联海域的安全上。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解密档案文件显示：上世纪50年代，斯大林拒绝了海军将领们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并告诫他们称：“你们这是在盲目攀比英美，我们和他们完全处于不同的态势，他们的海军早已脱离了海军港口，深入到了大洋深处，而我们并不想进行远洋作战，只想在更靠近海岸的地方作战。”
在斯大林看来：海军的进攻性，违背了红色苏联的防御性军事理论。在斯大林和其后继者们的努力下，苏联海军在整个冷战期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扩充，尤其是潜艇部队更是进行了“井喷式”的发展，1969年苏联海军更是史无前例地装备了380艘潜艇。虽然苏联的海军实力不断扩张，但是其“羽翼渐丰”的身躯内，作为“心脏”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依然跳动着“防御”的主旋律。庞大的苏联舰队只是龟缩在苏联海岸线附近，形成无形而又坚固的海上“堡垒”，协助其他军种防御前来进犯的北约舰队。在苏联防御性的军事理论的框架下，海军早已被“捆绑”在了苏联强大的陆权战车上，在防御北约海上侵犯的同时，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信仰下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海军也随时准备配合苏联西部集团军几万辆坦克形成的滚滚钢铁洪流席卷欧洲。在这一军事理论的影响下，无论是苏联国家领导人或是军方高层都认为，海军只是依附于其陆权下的“小角色”，真正在苏联的国防战略中代表进攻性力量的是：庞大的战略导弹部队和威胁欧洲的坦克装甲部队。
在防御性军事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扭曲了苏联海军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使苏联海军的使用非常低效。苏联中后期装备了类似于航空母舰的载机巡洋舰，但是这种造价高昂的大型舰艇却仅仅被用来给战略导弹核潜艇提供防空。这种“大材小用”的做法，使得苏联航母大多数时间停靠在军港里生锈。只有在苏联和美国陷入外交危机时，苏联海军舰艇尤其是航母才会悠哉悠哉地驶向大洋，向西方炫耀不太“强壮”的“武力肌肉”。
在苏联守旧的军事理论下，海军这种高投入的兵种，只能为苏联带来“虚无缥缈”的微薄利益。在西方，海军这种传统上被认为：投入一块钱就会产生两块钱利益的军种，在苏联却成为：投入一块钱产生两块钱负债的军种。在苏联保守的马列军事思想下，原本就应该为苏联利益而巡航在大洋上的舰队，最终只能龟缩在军港不停地进行折旧和损耗。曾经担任苏联海军司令，同时也是“国家海权论”缔造者的戈尔什科夫只能逆来顺受地迎合这一守旧军事理论。
早在1956年，就开始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的戈尔什科夫在此位置上长达近30年之久，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四位苏联领导人时期。隐忍多年的戈尔什科夫在其晚年出版《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通过系统总结历次战争经验，强调海洋、海战场和海军的作用，主张拥有并运用国家的海上力量开发和控制海洋，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戈尔什科夫在书中表达了远洋进攻，和美国争夺海上霸权的主张。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的轩然大波，甚至有西方评论家惊呼：第二个马汉在红色苏联横空出世。苏联军政界也对该书进行了大辩论，防御性的海军建军思想，虽然在戈尔什科夫的新书的呼吁下发生了动摇，但是最终仍然没有改变其作为苏联主导军事理论的现实。
领袖意志下的体制之痛
苏联作为一个红色威权国家，领袖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发展的轨迹，这使得苏联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也无法置身于外。苏联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没有类似西方的一套完整和科学的体制来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所以苏联海军的发展往往缺乏长远的规划和考量。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的军事战略和需求来调整海军发展的方向，而苏联海军的发展方向往往是由国家领袖的个人好恶而决定的。
二战结束后在制定战后海军发展规划时，鉴于盟军航空母舰在战争期间的卓越的表现，以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求建造航母来扩充苏联海军实力。由于斯大林个人对“坚船巨炮”时代的战列舰情有独钟，所以在他的极力支持下，苏联战后建造完成了一艘战列舰和多艘巡洋舰。当时苏联国内虽然有识之士对建造战列舰一事多有非议，但是由于慑于斯大林严酷的威权，也只能作罢。
1953年斯大林病逝后，斯大林生前根据自己喜好制定的海军发展规划，随着继任者的掌权最终也不了了之。支持航母计划的“激进派”认为时机成熟，所以当时已经就任海军部部长的库兹涅佐夫再次提议建造航母，但是由于继任者赫鲁晓夫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导弹技术青眼有加，认为航母早已“过时”，在未来战争中只能成为敌方导弹的昂贵靶子。双方在海军发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使得库兹涅佐夫随后的个人仕途也受到排挤和打压，最终库兹涅佐夫被撤销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职务，连降三级，最终被苏联当局勒令退役。
赫鲁晓夫独掌大权后，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潜艇部队的建设中去，使得苏联潜艇力量急剧膨胀。当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航母战队群在公海上拦截苏联向古巴运输导弹的商船时，隐蔽护航于水下的苏联潜艇即无法主动宣示力量，也无法主动攻击美舰，只能“袖手旁观”看着美国航母强行拦截检查苏联商船。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航母的作用，强烈地刺激了赫鲁晓夫的神经，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赫鲁晓夫的海军发展思路，此时已经接替库兹涅佐夫成为苏联海军司令的戈尔什科夫借机再次向领袖推销自己“平衡海军”的思想，提出了发展航母的建议。在建议中，为了避免“航母”一词过于刺激，戈尔什科夫将“航母”改称为“航空巡洋舰”。在戈尔什科夫“曲线救海军”的策略下，具有苏联特色的“航空巡洋舰”终于得到了高层的批准。在发展航空巡洋舰的过程中，戈尔什科夫也一点一点试图从航空巡洋舰“蝶变”成为货真价实的航空母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进入了全面扩张阶段。得益于巨大的军费开支，戈尔什科夫将自己的梦想一点点付诸于实践。
1976年长期在苏联军工部门工作的乌斯季诺夫走马上任成为苏联国防部长，作为坚定的反对发展类似西方航母的高层官员，乌斯季诺夫成为了再次阻碍苏联航母发展的障碍。由于乌斯季诺夫大权在握，苏联航母的发展轨迹再次被高层官员的个人喜好所左右。直到乌斯季诺夫病逝后，苏联海军发展的方向才再次回归正途，但此时苏联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苏联海军的发展没有稳定和健全的体制来保证：国家战略的需求和海军的发展相一致。虽然苏联也拥有大量的军事科研机构来研究和评估苏联海军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所有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书面状态。苏联国家领袖直接干预海军建设，虽然使海军的发展偏离了最佳的航线，但是国家领袖所拥有的绝对权威，能够使海军轻易获得足够的国家资源，快步向前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领导人决定“大方向”的制度之殇，同样折磨着苏联的科研部门，冷战期间曾经和苏联进行过学术交流的西方天文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过苏联的体制：“民主缺失的苏联集权体制下，他们虽然能够紧密地组织在领导者周围，使科研工作高效迅速地展开，但是由于缺少民主和科学的系统统筹，这也导致了科研工作的成败完全取决于领导者制定的科研方向是否正确，他们要么迅速走向成功，要么同样迅速走向失败。”
苏联海军在这种“高效”的集权体制下，能够迅速发展几种“克敌制胜”的武器，来暂时应对来自西方的海上优势。这种没有长期规划，脱离系统而被迅速赶制出来的“杀手锏”，往往也只能在舆论和心理上对美军产生恐吓效果。因为这些“杀手锏”往往在问世后，因为缺乏整体系统的支持而陷入“有名无实”的窘境。在这种困局下，苏联军工部门只能亡羊补牢式地被迫回到问题的起点，来重建整个系统。例如苏联为了打击美国航母而发展了超远程反舰导弹，但是在研制完毕后，苏联却缺乏相对应的卫星系统来侦察美国航母的位置，并为反舰导弹提供制导。这种情况下耗资巨大研制出来的反舰导弹，往往只能等待整个系统搭建完毕后才能形成战斗力。令人扼腕的是：等苏联将整个系统搭建完毕，作为“早产儿”的“杀手锏”真正形成战斗力后，西方海军在科学、系统的发展模式下，往往早已通过装备的技术升级将苏联“杀手锏”的威胁化于无形。苏联原本用来对付西方“杀手锏”，从某种意义上讲变成了消耗自身力量的隐形“杀手”。苏联海军的这种消耗巨大的发展模式，常常使苏联舰艇缺乏稳定性，苏联海军事故频发就是这一怪现象的生动写照。
海洋和陆地的思考差异自马汉起所有的海军战略学家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心中都持有一个相同的观点：在陆地上生活的人们，包括大多数的决策者并没有真正懂得海权的重要性。除非先了解一些基本事实，他们才有可能用好手中的海上力量。而这些基本情况就包括：海洋在机动性上对陆地的优势。当你在高速公路疾驶时感觉比坐船横越大西洋快得多，但重量达到千吨以上后，结果却大不相同。
比如，将数千吨物资从纽约搬到卡拉奇会比从莫斯科搬到喀布尔更为容易。同样道理，搭载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从圣迭戈移动到西伯利亚沿岸，与将一个战斗机联队连同相关后勤地面设施从圣彼得堡运送到西伯利亚相比，前者更快捷。这就是航空母舰的优势所在，穿越大半个地球为航母战斗群提供大量补给也并不困难。而这种大陆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往往体现在了陆海军对问题的思考的差异性，尤其是那些根深蒂固的陆权国家在使用海上力量时。陆海军的思考差异首先源于自身的不同特性。海军与陆军相比，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军种，装备更新和补充成本高昂。与其对应的海军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的时候人才往往比舰艇本身更为珍贵。
1916年的一战期间，英国同时在陆地和海洋上进行了两场非常惨烈的战斗：海洋上的是日德兰海战，陆地上的是索姆河战役。日德兰大海战的英军指挥官杰利科事后被讽刺为：“唯一能在一下午输掉整个战争的家伙”，这是因为他的舰队一旦被摧毁将很难迅速恢复；与之相反，英国的陆军部队能够立即弥补损失，继续投入凶猛的进攻中。没有一个英国陆军指挥官会在一天甚至一周内输掉整个战争。
在二战中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国海军之所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因为日本不可能迅速建造新的航母，更重要的是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飞行员。这一点在两年后的马里亚纳海战中体现出来，当日本人好不容易集结出新的航母力量时，发现新舰载机飞行员更本无法和中途岛海战的前辈比肩，最终成为美军“猎火鸡”游戏的牺牲品。到了战争后期，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日本海军只得祭出“神风特工队”的损招。海军和陆军对人才的认识差异还体现在了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不同舰艇设计理念上。
美国海军为了吸引对战斗力至关重要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非常注重舰艇的居住性。对居住性的要求往往在舰艇设计中是首要考虑因素。而苏联人持陆军思想，将水兵视为可消耗、可迅速再生的“产品”，居住性在苏联舰艇设计中基本是最后考虑因素。与之类似，美国海军重视对军官和水兵的训练和培训，并注重水兵的延长服役率，留住熟练人才，提高整个舰队的熟练程度（对此曾许诺航母的部署时间不超过6个月）；而苏联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征召的新兵在经过简单培训后便匆匆上舰，3年过后成为熟练水兵时又面临着退役命运，苏联50～60年代军队待遇良好时，熟练水兵由于缺乏长效提升士官的机制所以很难留下继续留服役，而在70～80年代军队待遇恶劣时，熟练水兵又不愿留在海军继续服役。
除了水兵，在作战指挥和对指挥官的要求上陆海军也存在内在差异。海军，至少是西方海军在作战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指挥方式。各组指挥官虽然共享通用的战术情报，但只是以此作为作战决策参考，各自相互独立，很少会收到非常详细的命令。因为这些指挥官身在其中，了解战场环境，他们认为指挥官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够采取更好的行动。这种指挥方式源于前无线电时代，那个时代的舰队都是在海外单独行动，时间长达数周或数月。当时戏称一个船长能够发起一场战争或者结束一个条约，只有回到本土后才受到政府管束。因此船长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这么说，政府只需定一个目标和系列限制规则，至于如何达到目标那是船长自己的事。
而陆军却很不一样，陆军高级指挥官或许能与船长一样不受本土约束，但他的部下，独立小组指挥官总是在他的控制之下。一个由许多这种小组组成的陆军部队在行动中需要各小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任何单独行为都是危险的，因为孤军深入很可能遭致敌人切割围剿。此外，指挥官需要了解每个下属的意图。最好的情况是各小组都能做到行动标准化。而陆军的补给也需要安排布置，很难根据大量独立小组的需求进行调整。对于陆军这种教科书般的模式化，有个笑话戏说道，“做任何事只有3种方式：正确的、错误的和陆军的”。
陆军的信息传递与海军也大不相同，海军的信息分发是水平的，而陆军是采取的是为最高级指挥官提供最详细、丰富的数据，而限制其下属掌握过多信息。因此，在（西方）海军中起主导地位的是一线的作战指挥官；陆军是依靠上级军官制定“教科书”，书中标明指挥官的意图以使下属清楚地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所以说海军的指挥文化注重独立和个人进取心，而这是任何陆军能够容忍的。以上种种造就了海军视野的多元化，而陆军更强调关注和加强于某一点。用陆军思想指导海军作战在苏联这类传统陆权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苏联人的海军指挥哲学与美国陆军比较相似：从上至下的精细指挥，这如同整个苏联社会组成机制。而苏联海军的陆军倾向不仅仅是因为陆军在苏联军队的统治地位造成的，还因为苏联海军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沿海防御，而这种防御形式采用陆军方式更为有效。
海军长期发展的“亨廷顿理论”
海军作为一个高科技密集型军种，在资源、资金上的投入需要政策上的长期支持和连贯性。苏联航母的发展悲剧也从反例告诉我们仅靠个别高层领导和海军将领左右发展的巨大弊端。航空母舰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单个武器，每一个发展它的国家都会先理性地算一笔投入和产出的“经济账”；航母的地位会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国家安全局势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如何在动态中的国际安全环境中保持航母以及海军发展政策的稳定性？《世界博览》杂志特摘录了萨缪尔·亨廷顿为美国海军开出的“药方”，以启迪读者。二战的结束将美国海军舰队推向历史顶峰的同时也动摇了海军在美国国家安全中存在的根基，当这些在海军将领口中的“国家防御第一线”的铁疙瘩们发现没有战斗目标时，其存在的价值立即遭到了质疑。“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海军？俄国人几乎没有海军，日本人的舰队已沉入海底，其他国家的海军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问题的关键是，计划中的庞大舰队以谁为敌？看起来海军现在最大的敌人是美国陆军和空军。现在谈论所谓的下一次海上作战简直是荒谬可笑。我们现在保留海军的唯一理由就是其他国家还留着这个兵种。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被骤变的局势搞得不知所措的海军领导将原子弹视为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提出使用航空母舰进行战略核打击的新举措。这种明摆着和同样在研制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空军抢饭碗行为，立即招致空军联合海军的死对头陆军发起的猛烈进攻。最终的结果是海军完败：非但核打击航母开工几天就被遏令停工，现有的舰队航母规模也被裁到个位数，甚至只准备保留6艘。气急败坏的海军最后以爆发“海军将领大反叛”作为抗议。
亨廷顿对整个事件总结后认为，海军没有理清对一个军种至关重要的3个要素：战略概念、公众支持和组织结构的内容和关系。“军种的最基本要素是它在行使国家政策中的目的和作用。而对其作用的阐述就是这个军种的战略概念。这个概念基本上描绘了该军种怎样、什么时候和在何处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如果一个军种缺乏这个概念，它就会是无目的性。最终会在相互冲突和混乱的目标中迷失，其结果是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衰亡“。
亨廷顿认为当时美国海军的危机并不是在人员、组织、资源和技术上出现问题，而是当时突变的国际安全局势造成的，这是无法避免的。海军的危机存在的根源是他们在阐述战略概念的时候没有与时俱进，还是采用过去半个世纪的老腔老调，无法信服政府和民众。“军种的第二层要素是资源、人力和物力。这些都是在履行其战略概念时的必要条件。想要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就必须占据其他资源份额，在军种的资源蛋糕争夺中获得自己要求的配额。而在民主社会中，这种资源的抢夺主要依靠公众对该军种的支持程度。军种自身有责任培养和发展这种必要的支持。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求战略概念能系统地阐述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因此，这个第二要素中的公众支持是个长期行为，决定于该军种的战略概念。假如一个军种缺乏明确的战略概念，公众和政治领导人将会对该军种的作用产生模糊。军种的生存将存在不确定性，甚至是引起敌意”。
海军与它的对手相比上恰恰在这一点做得最不好。在战后美国国防部的改革浪潮中美国海军的抵触已经让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的政府高层非常不满，而自己也没有考虑民众舆论控制问题。相反，空军是改革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们也非常注重通过舆论攻击海军，在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上聘人撰写专文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将海军刻画成阻碍改革和落后的死硬派。最终的结果非常明显，在1949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有76%的人相信空军将会成为未来战场的主宰，而选择海军的人只有可怜的6%。“组织结构是军种第三层要素，对于给定的前两条要素，分配好获得的资源以更好地为执行战略概念服务显得尤为重要。而组织的性质又由战略概念的性质决定，并与之相适应，因军种和战略概念的不同而变化。这一点无论是低层的战术组织还是高层的行政和部门结构都是如此”。亨廷顿认为正是当时美国海军战略目的的缺失造成了对旧组织结构的固守和对武装力量合并的反对。没有正确的战略概念的美国海军只得依靠组织机构上的自治来保持自身的认同和完整，而不是通过在作战行动中的独特性来维护自己。这个环节的不足加上可悲的民众支持率使得海军背负了自私的骂名。
“国际间力量平衡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的变化，这就要求及时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并相应地调整军种的战略概念。当与某军种对应的国家安全威胁减弱或者消失时，该军种必须发展新的战略概念以适应安全形势的变化。公众支持来源和组织结构也要进行相应调整，更有效地为新的战略概念服务。”在那个美国海军还没有找到自己在国家政策中的位置的困惑时代，当时只有27岁的亨廷顿提出新的概念——“越洋海军”（transoceanic navy）。
在“越洋海军”概念中，亨廷顿敦促美国海军充分利用自己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的世界海洋的领导权寻求在陆地上的优势。这个转变要求“在海军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革命”。在他的设想下航母舰载机、两栖部队和远距导弹成为了美国海军向陆地力量投送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随后的朝鲜战争的爆发扭转了美国海军和航母力量的窘境，其海上战略的发展和构想和亨廷顿的想法还是有较大出入，但他的军种战略概念内容和如何维持国家的长期支持的思想在今天这个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战略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美国海军在制定2007年的海上战略时仍然谈论并借鉴了亨廷顿的思想。尾声中国海军未来持久健康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维系中国的海洋外部的安全，而这一外部安全不但关乎中国的海上能源生命线的安危，更加关乎中国经济命脉的安危。而中国经济的崛起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所在，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海军的强大才能保障中国顺利崛起。意义如此重大的海军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隐忧，去科学、合理地制定中国海军长期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伟大历史使命。（谢立& 王晓夏&& 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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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亮剑，其刃必锋.大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
古来征战几人回——勿忘中国远征军.军人不忘战 思危天下安.自古不能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能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研究军事理论的思路也一样：有全局的观点，才能看清局部；以历史的眼光，才能眺望未来；以政治的角度，才能透析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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