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夫妻”为何抱怨
作者：刘洪波
　　刘洪波　　一对中国夫妇在美骑行出了车祸，医药费超过百万美元，陷入困境。　　这对夫妇叫舒炜和王思，计划要用一年时间骑行世界，出发9天就在出了车祸，那是3月初。肇事者承担事故责任，但是个游民，所购只能赔偿1万至3万美元。美国警方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医院救治，危险期后就必须离开医院，据义工说两人医药费用至少已过百万美元，而且舒炜仍在失忆状态，王思的身体恢复也需要一年。　　“为什么我们在美国撞的车美国人没钱就可以不管”，“难道中国人在美国就要被欺负吗？一对自由主义的夫妻想出去看看世界有错吗”……话里带着巨大的失望和怨尤，但逻辑并不通顺。撞人的是一个美国人而非美国，他没钱自然就赔不了，与欺负中国人无关，也扯不到“自由主义夫妻想出去看看世界”错不错。　　其实，按自由主义观念，一对夫妻自己旅游，出了事自己处理，觉得不公可以去打官司而不是指望他人同情心爆发。嗔怪“难道信自由主义还信错了”，这是撒娇式的抱怨。这想法本身就是非自由主义的。这种撒娇式抱怨证明了“归顺”的未完成，没读懂自由主义，也证明抱怨者对中国文化、人情和思维的厌弃尚未如愿达成。　　这对夫妇两年前在新藏线上也曾遇险，被路过的解放军救下；此次在美国，得到警方的直升机救援，继之以危急状态下的救治，生命得保。两次遇险，获得的紧急救助应属相当。　　两人在新藏线遇险，有新华网的报道可查：“喀喇昆仑：5小时的生命接力救助”，军区某通信团官兵冒着8级以上的风，将王思从悬崖救出并送至几十里外的医疗站。媒体上报道的是军民鱼水情，舒炜握着解放军的手说“感谢亲人子弟兵”。这样的报道，我们见到得多，不免有些厌倦。　　此次在美国，救援的报道当然没有，但对求助的报道，这对夫妇的家人表示媒体歪曲了他们的意思，“本来想通过媒体找帮助，却被写成了捐款”，“我们从来没有提过要捐款的事”。律师也让人失望：“我们想要的法律帮助为什么这么难”，“打了很多电话给律师为什么不理我们？太忙了？还是因为拿我们1/3的赔偿金作为佣金少了”。　　媒体怎样报道，律师怎样打官司，乃至肇事者事后去不去医院看望受害人，可能并不越出美国的常态。经常地，这种各各独立行事、守其边界的做法，颇受推崇。在这样的文化中习惯了，也一定能安之若素。但对这对夫妇及其家人来说，就会觉得不合情理了。　　人们注意到，这对夫妇平时关注腐败、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3年前，他们曾在上贴出一张1400多元钱的胃出血检验单，表示“我被抢了”，“天朝医院伤不起”。2年前，他们评论一条香港反腐才是真正零容忍的微博：“所以香港在世界上廉洁指数排第14，天朝140！”还曾在微博发表评论：“医院和政府榨干了病人的最后一滴血，哪怕血了（里）充满了癌细胞！”　　可以说，这对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本来既有良好的个人展望，又有积极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有着社会关切，以及与青春相伴的激越情怀。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批评，哪怕过激，也不应该使其遭遇车祸受困异国被视为所谓“报应”。他们对国外社会的感受，无论“所有的人都很友好”还是在强制出院、肇事者不见踪影、媒体歪曲、律师远避下的巨大失望，都仍在浅表。　　人总会在不断经历中理解社会真实，现在这对夫妇，以及读到他们故事的人，至少暂时明白，想象和书本的描摹，跟观光中的印象可能相符，与现实却往往大不相同。观光能看到无限美好，想象中世界有大同模式，这些还常用以映衬日常生活社会的问题，使问题显得更加不可忍受，但世界上实在没有完美的“主义”和“天国”。
（责任编辑：H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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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 af mere end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发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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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已是目前学界公认的二十世纪两大文学思潮之一。本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概念作了较详细的辨析。并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同时从同质同构关系和继承的超越两方面对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作了总结梳理。
关键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同质同构；继承的超越；早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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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概念辨析
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中国20世纪两大文学思潮之一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正式产生是和五四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传播同步的。西方自由主义以人为目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只是表明人是一切立法的基础，是目的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逐渐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1]个人主义在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个性主义。就像蒋梦麟所说，个性主义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个人主义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都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
晚清民初苏曼殊的浪漫主义言情小说、南社诗歌、革命派的文学作品中已透露出零星的自由主义意识，但对于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要求还没构成文学创作中的潮流。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健全的个人主义”和“人的文学”的提倡，1930年代“自由人”、“自由文艺”的出现，1940年代朱光潜明确提出“我在文艺的领域内维护自由主义”以及一大批遵循着自由创作宗旨的优秀作家的涌现，表明了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与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右翼文学并列的一种文学史现象存在的不可忽视。
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才使我们不能不正视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创作现象的独立存在。日上海《民报》载文认为：“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党；（2）《新月》派；（3）三民主义。”
[2]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闻一多、沈从文称为自由派，与人生派、浪漫派并列。唐弢先生在其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把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并称。研究自由主义文学应该联系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中国现代文学总体可分为自由的人的文学和救亡、革命的文学也即自由主义文学和革命文学。在延安整风之前，他们的不同更多是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的不同。政治的参与还没构成对文学的权威压力，只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思想，但毕竟左翼革命文学的一整套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已构成此后中国革命文学的内核，它们在文学与政治、阶级的紧密结合上是一致的。余虹认为革命文学理论大致经过了两大时期，“即毛泽东‘延安讲话’之前的‘主义文艺理论’时期和讲话之后的‘政党文艺理论’时期。”
[3]我比较赞成支克坚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主要分成自由主义文学和革命文学两大文学思潮的分法，因为它们分别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在转型变革时期对于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的不同的美学追求。瞿秋白就曾指出：“五四时期的反对封建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4]20世纪30年代京派和海派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文学与在租界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之争。袁国兴先生也倾向于把与左翼文学倾向的不完全相同的种种文学现象统称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着重于把左翼文学当作文学中的一种“倾向”。“由于左翼文学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其他倾向的文学在挣得自己生存领地时，都或多或少地与其发生了对话和潜对话关系，于此才构成了文学意识的结构性互补，维持了文学的‘生态系统’平衡。”
[5]一方面革命文学的产生必然会出现与之对立互补的另一种文学，在中国因政治、救亡对文学的大范围侵入的原因，因之产生了“自由主义文学”这一称谓。自由主义文学只有在与中国的现代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时，才可以说有一个返回历史现场的围绕着自己的场生成、成长的立足点。
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特指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等。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是对欧美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重构，从文化上来说，也即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一种是没留学过欧美却推崇自由思想的，如沈从文、苏汶等。而对自由主义文学概念我们却可以从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个性主义和文化、思想多元论观点两方面来定义。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是关于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文学除了秉承自由的原则外，并没有确定的主义支撑。如《现代评论》启事是这样说的：“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新月派”同人声称：“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
[7]1930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也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8]这几个刊物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态度。思想、言论自由构成他们办刊的精神宗旨，文学对于他们是用来表现他们健康和庄严的精神和风度的。他们是多种主义的聚合体，而这正体现着自由主义的宽容并包的品质。同时自由主义文学不一定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赞美，它更多的表现着追求文学的自由本质。如沈从文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人被物质文明异化的反思，对自在的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与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对自由主义的反思是一致的。这表明自由主义文学内涵的复杂性，不仅其本身承继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的启蒙功能，同时也承继着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启蒙精神的反思。文艺复兴把人从封建专制和神权下解放出来，对现代性的人本主义的质疑同时在20世纪初兴起，现代性的人文精神和启蒙理性已不能解决人的最终归宿，人的存在的荒诞和悲剧性感觉。也就是汪晖所说的，鲁迅选择“‘人的解放’却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启蒙主义’命题”[9]。人的解放有多种含义，既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谓之的人的解放，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因刚从封建制度中脱胎而出，必然地选择了同样从封建制度中脱胎而出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解放、乐观、科学、理性的信念；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人的处境的异化，人必然会思索“我”的开始和结束的意义，而这些是从物质文明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中找不到的。这样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含义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自由主义对物质和精神文明、人的个性解放的礼赞；第二，对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反思，即反自由主义，重归自然个体的愿望。罗素认为近代西方思潮有两大派，一是自由主义思潮，另一个是浪漫主义思潮。前者是理性的，后者却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新文化运动的创造者陈独秀和胡适各有自己信仰的自由主义文化的源头。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十年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10](p2)这些众多的外来文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一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一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叛传统资本主义的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各种反现代文化的思潮。这两类作家群体最初都间接或直接地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陈独秀谓：“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
[11]胡适更崇尚欧美稳健的自由主义。概而言之，就如余英时所说，自由主义在五四前期是占着主流地位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解放。……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12]打倒权威、解放思想、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精义。
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因为对文艺认识的混乱，往往把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截然对立，甚至把文艺的本质推给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文学才是讲究文艺的审美特性的。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眼里，自由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审美的艺术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审美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鲁迅曾说过：“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13](四卷p206)到底什么才是无产文学，鲁迅当时也是不甚明了的。但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13]
(四卷p84)。把阶级的划分用在文学上就成了一种简单化的文学上的阶级论。早期还承认文学除了应有对于时代和国语的使命，还应承担“文学本身的使命”的成仿吾这时已在文学和阶级之间划等号了：“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14]至于文学的审美功能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看来远不如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要表现的无产阶级意识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要。梁实秋则认为文学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梁实秋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否定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作为一种新兴的事物在20世纪新出现的，这样从另一方面正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和西方文学相比，西方文学的资产阶级本质也即最主要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审美本质在二十世纪中国却以另一种非主流的文学面目突显。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文学在西方和日本、苏俄文学影响下的两条主要路向。资产阶级文学、自由主义文学都是因为特殊的中国政治、现实背景给文学附加的一种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这个称呼可能会在将来的文学史中不再出现，也可能会再次出现。但是对于20世纪已存在的自由主义文学这一现象却是未来的文学史不可忽略和逃避的，研究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及其在特殊的中国现实背景下所赋予的审美特质又是有着学术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鲁迅和梁实秋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性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代表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社会思潮和文艺观点的交锋。胡适曾说过，好像一谈自由主义，就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难道就不要自由了吗？这也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本身处境，当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本土后，还没在人们心中生根，随即就被汹涌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潮淹没，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13]
(四卷p285)鲁迅这句较偏颇愤激之言概括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革命文学占主流的创作趋势，但并不能排除和否定其它文学的潜在成长。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革命文学在革命风潮消失之后几乎也失去了它的现时作用，正如鲁迅所说：“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13]
(四卷p84)文艺自有它存在的特殊理由。
“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概念虽是后来研究者所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存在，更不能无视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概念存在的合理性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机缘。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来说，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创作现象或者创作群体，他们相对远离政治甚至是最迫切的现实，过多地关注文学本体的审美和自由，对探索人性和挖掘社会的文化风俗层有着浓郁的兴趣。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成立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第一，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是因为和革命文学的分歧而突出其自身的，当革命文学风起云涌之时，一些受过欧美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作家对于文学表现人性、脱离政治的要求就会相应产生。这是从外部界定自由主义文学，是一个文学社会学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文化学的概念。从这可看出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复杂性，它的定义不仅仅是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方式还必须从其创作内容的特质去界定。第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现实环境下，自由主义文学本身应有它的内在本质，这种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主义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和内涵的独特性。这一点既是相对于革命文学的“救亡压倒启蒙”，“启蒙压倒审美”的文学工具性利用而言，也是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现实条件下的独特表现内容。从创作思想上来说，也即是文学创作上内心秉承的自由状态，这也是把五四文学归结于自由主义文学主潮的原因。因此，自由主义文学又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狭义的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指与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构成互补并呈现自由主义创作理想和倾向的文学潮流，是在与革命文学的对立中突显其自身构成其本质特色和概念的；广义的自由主义文学表现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条件下自由主义文人的一种远离政治、自由书写的文学。五四新文学和传统文学相比既不载道也不为圣贤立言，更不是把文学当作游戏消遣的生活装饰品；和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相比，五四新文学却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也像胡风所说的是属于世界文学潮流的一支。在胡适看来，自由主义是独立于社会发展之外的，并不是某个社会阶段的必然产物。自由主义的某些理念比如对思想自由的追崇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胡适主要是就自由民主的观念来看自由主义的普适价值的。在这里，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也是从其文学表现出的不受政治功利约束的这方面来定义的。比如张诵圣先生界定“现代派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或非政治性的’”[15]，这里就把自由主义倾向与非政治性等同。自由主义文学表现为从文以载道到表现自我、充分体现个性主义的审美本质的转变；与左翼文学的直接政治化工具化仍承担着传统的载道功能相比，自由主义文学对文学审美和文化的关注应该说更切合文学的本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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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与自由主义文化的同质同构关系；第二，自由主义文学对自由主义文化的偏离变异和超越。此外在时间上，一是表现为承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乐观、进取的自由主义观念，即相承的一面；二是在空间上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关系，表现为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反自由主义思潮（各种反现代文化的思潮）的进一步思考，也即是继承的超越。
&&&&&&&&&&&&&&&&&&&&&&&&&&&&&&&&&&&&&一．同构与偏离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伴随着文化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出现的，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甲午战争之后，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却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戊戍变法失败后已在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层面，将如何改造国民性放在第一位。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在日本读日本书之后，使他“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严复、夏曾佑1897年合作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首次把进化和人性的理论引入文学的研究。梁启超曾称赞福泽谕吉为日本“学校报馆之巨擎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16]。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新文体”就受到日本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德富芦花等人的影响。而日本的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人的“文思”，也是从西方输入的，梁启超称之为“欧西文思”。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也是近代才有的。明末清初的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更日渐繁荣。“‘林译小说’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讲，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较之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进步的，它既有民主科学的思想，也有反封建的因素。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来说，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就带有西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性爱意识和新的特色。”
[17]林译小说中所传达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观念正是资产阶级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崇尚的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
章士钊于1914年5月在日本主编出版了《甲寅》杂志,成为《新青年》杂志问世以前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主要阵地。高力克认为“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和章士钊于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成为继《新民丛报》之后民初最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刊物”[18](p15)。新文化运动前期思潮汹涌，但其主潮是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政治背景是自由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19]。没有可观的创作业绩并在社会上产生相当的影响还不能说形成一种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是在文学革命之后。“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20](p2)在文学革命之前，“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19世纪前期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狄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19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21](p28)从这些当事人的阐叙中既可看出新文化对于新文学的促生作用，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翻译文学的欠缺和文学内容的革新还没开始。是《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21](p30)周作人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提倡的属于自由主义文化运动题中之义的人文主义、个性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鲁迅、郁达夫都承认是仰仗外国小说而开始创作的，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对于中国作家新思想的触发，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用新的思想和技巧来作对旧文化、旧道德的反思。鲁迅在30年代曾总结道：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22]到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之后，才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真正地酝酿并形成了一股新文学创作思潮，其背景是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的个性解放、自由独立的思想，而这种自由思想正是五四作家反封建反礼教所需要的文化资源。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可是“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20](p5)。文学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也是文化领域文学思想自由开放的一种表现。此时期的文学社团主要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虽文学主张不同，但是在反封建反传统争取人的解放和独立上是一致的。如果按照文学社会学来分，五四时期的文学有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按照文学文化学来说，有保守主义文学、激进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按照文学的创作手法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为现实人生而艺术，社会主义文学还只是初露端倪，五四文学虽如鲁迅所说有“遵命文学”的意味，不过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3]
(四卷p456)。“人的文学”可以笼括五四时期大部分创作团体的特征。人的文学重在个性解放独立，这是五四文学的一个大潮流，表现在反抗传统上，而这种反抗也构成了自由本身的意义。任何秩序一旦成为定规，都会禁梏人，只有自由的思想会让人处于不被同化的反抗的地位，在这一层意义来说，五四的自由主义文学就是反抗传统追求新生的文学。论者一般把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并列，早期民主主义文学应该可以纳入自由主义文学系列。在早期的老舍、曹禺作品中很少看到图解革命和政治的意味，与解放后的秉承政治意志的创作不可同日可语。李长之称老舍和曹禺为“带有进步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判断应从作家的文学观和作品表现出的风貌来判定，特别是不能根据作家以后的创作方向改变而把作家的前后期创作混为一谈。每个作家在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文学观，自由主义文学在其发展的阶段过程中表现的形态也可能不同，不能笼统概定。此外自由主义作家与其政治信仰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自由主义作家在政治上并不一定反共产党。像胡适，“第三种人”、“自由人”胡秋原、苏汶，西南联大诗人群等并没有明确的反共产党的言论。从这里可看出政治信仰与文学观的不一致，不需要把自由主义文学与其政治信仰硬扯在一起，反而会简化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特殊表达方式，它只不过是对思想自由的一种执着追求，从而忽视了文化重建与社会结构整体变革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文化自由主义的特点。
再看按照文学社会学来分，保守主义几乎在五四时期没有什么有力的作品出现。标榜中西融合的学衡派在理论上似乎确实可以给中国的新文学提供另一条更完备更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但因缺乏创作实绩，无力抗衡新文学彻底地反传统的姿态，而使中国文学无疑在20世纪少了一条另外探索文学之路的可能。李何林先生早就看出学衡派的古典主义性质，他把它当作“旧势力的最后挣扎”：“总观‘学衡派’无论对于中国文学或西洋文学的主张，大有‘古典主义’者的口吻，其站在守旧的立场，反对此次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也很有点‘古典主义’的气息；可惜因为只是代表旧势力的最后挣扎,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种‘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而且没有什么作品。否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内容，将是‘古典主义’的‘学衡派’,‘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的排列下去。”[23]
学界一般都倾向于把“现代评论派”视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正式发端。如果按照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化来看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应是在分化之后被人意识到的，但没被人意识到，并不表示它的不存在。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期几乎是被笼罩在功利和政治之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处于自由主义形态的文学可以说与自由主义文化思潮虽然是一种滞后却是同质同构，此涨彼涨，此消彼消的关系。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民国初期，自由主义因晚清民初强国救亡的重任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理念来直接传播的；而自由主义因为转换融入文学的过程要慢一些，所以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应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道德文化、提倡人的个性独立解放之后。
《新青年》后期的分化同时还可看作西方两种自由主义传统的不同发展。唐德刚认为五四以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何种西化的问题。并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现代化运动，归结为从“启蒙”到“后启蒙”、从“西化”到“分裂的西化”的过程。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德国及欧陆政治文化传统的亲和性，以及与英美政治文化传统的紧张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主潮最终战胜了最初传播的自由主义主潮而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新思想资源。西方自由主义源于希腊罗马“法律下的自由”和犹太－基督教“二元社会观”的政治传统，传统中国则是道德化的政治和政治化的道德不分，与西方政治传统截然不同。这样，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演变也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了。而自由主义文学是因为20世纪革命文学的兴起和成为主流而作为一种互补的文学思潮对应存在并赋予自由主义文学这个称谓的。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以英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为主流。像陈独秀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就比较复杂，其从《新青年》自由主义群体的分化与其信奉卢梭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紧密相关的。罗素早就看到了卢梭的“民意”、“公意”的民主政治理论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
[24]从以上可看出，作为自由主义传统之一的法国和欧陆传统与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胡适的欧美自由主义观和陈独秀、李大钊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的转变同时也可看作西方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必然发展分化。一种是走向社会主义，其中社会主义包括多种名目的社会主义；一种是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一种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又有着互渗互通的关系。
&&&&&&&&&&&&&&&&&&&&&&&&&&&&&&&&&&&二．继承与超越
自由主义文学在对自由主义文化的继承中又同时不局限于自由主义和对自由主义起着否定作用，表现为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两种思想倾向。虽五四期的文学作品在追求自由的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却脱不了对国家民族的救世关怀。如早期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等作品的颓丧困顿中仍有着弱国子民的哀嚎，晚期郁达夫的作品《薄奠》、《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已有着与普通劳动者沟通、寻求理解的社会主义倾向。上文已讲过，影响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化思潮主要有两种：一是来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思潮；一种是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反现代性的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反资本主义思潮），也即是反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技术对自然人性的权威剥夺。这同样表现在五四文学的创作主题中，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艺术的文学表现的都是与传统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决裂，寻找新的有个性自由的生命，是为“人”的文学。而鲁迅提出的立人的主张，对众治的否定，表明了尼采、施蒂纳的唯一独立自在的个体对鲁迅的影响，也是鲁迅对他另一面信仰的理性、进化、进步以及人道主义的普遍同情、平等的疑虑和思考。相对于左翼文学的宣传工具作用，后来的延安整风对于小资产阶级自由意识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知识分子个人自由意识的批判。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的人性论。自由主义文学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更多地是对于人类、个人、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批判和反思，而赋予文学文化和美学的价值。真正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应是出现在五四时期，让自由主义文学显示其坚持品质的是20世纪30-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同时也表征着自由主义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从中心到边缘的移动趋向。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本身包含不同的流派和不同的文学观而显示其复杂性。如果按创作的自由来说，五四的芜杂和多声部的合唱表示着新文学是以西方传入的自由理念作为新文学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基础，而兴起的一股以个性主义为主导的文学思潮。这股思潮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梁实秋却是将传统的人文精神作为新文学合法性的基础。在20世纪初期，几乎找不到完全的反西方文明者，即使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也只是反新文化运动的完全拒斥古文和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取向。他们主张回到西方和中国文明的源头去寻找当代文明要义，以此构建被现代西方沦落的健康的文明来反对西方的现代化带来的人的异化和自我的失落。梁实秋和学衡派诸君都是新人文主义的信仰者，可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化文学的观念是相通
的，只是倾向的程度不同而已。
自由主义与中国本土结合产生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又可称为自由启蒙文学。张光芒总结了近代启蒙文学的基本形态：强烈的主体意识，“文明批评”的思想意向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范式。[25]这三点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导向下的西方文学的发展是同质同构的。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以人为主要目的，在这些运动之后，自由主义渐渐成为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在文化上就表现为追求人的独立自主和个性解放。“实际上，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18](p279)
启蒙救亡和自由在五四时期是同一的关系，追求个人的解放和自由与国家的自由并没形成一种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是在五卅运动民族主义热潮兴起之后，才被构成一种个人与群体、国家的矛盾。同时，五四自由主义文学既可看作是自由启蒙文学，在文学功能的分化中又表现出独立于启蒙的一面，文学的审美功能始终成为自由主义作家在救亡、启蒙压倒审美的时代的最高要求。
五四时期，虽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在中国都很匆促地过了一遍，但是五四文学界对各种文学思潮却是有选择性的引进和介绍。陈独秀、茅盾等对自然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的着力介绍表明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是与中国纷纭的现实紧密相连的，而很少有充满幻想的、心理体验式的作品，这种现象直到三十年代出现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小说才有所改变。在五四初期，不管是鲁迅的自剖反省还是创造社的自我表现，都没有离开“国民”或者是国家之下的独立个体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中国文学的完全现实化品格同样体现着中国文化与政治、思想联为一体的思路。一般人们倾向于以道德、思想去解决文学中的问题，导致文学在思想、道德传达中的简约化，文学审美功能的退向边缘，实际上，也就是传统载道功能的延续。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载道与审美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道”与“美”是文学关于历史和审美的辨证关系。当各种外来思潮涌向中国时，五四的文坛还是混乱的。各种主义竞相登台，在这些主义的背后，有一种总体的主义，就是对于个体解放自由独立的追求和对自由思想自由发言的渴望。不管是保守主义（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坚持着对于思想自由、多元开放的信念。五四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没经过修正的原汁原味的对西方外来的自由民主观念的一种直觉的反应和向往追求，五四文坛也因之显现出各种思想倾向下的多元繁复、杂乱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多种文学思潮的源头。陈思和先生认为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有两个同步态达到最饱和的时期，“一个是‘五四’新文学初期，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6]只有开放、多元的思想才能产生多重的文化和文学，五四的自由文化和文学仍然可以给今天我们怎么建设转型期的文学一些启示。“从思想史的方面看，可以说，五四精神的沦亡也就是个人主义的沦亡。”[27]
与革命文学的政治性功能不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虽然也承认政治是文学表现的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对革命文学反拔过头的原因，他们却相对地远离政治，好像对纷纭的社会现实不屑于去关心，更多地是把自己关在自我内心的象牙之塔里。这影响了自由主义文学拥有更广阔的社会场景和对现时历史脉搏的把握。不管是革命文学的被政治功利所拘，还是自由主义文学的疏离政治，都没有实现文学对政治、文化、现实的“穿越”。自由主义美学尊重的也是个性和独创性，而不是如无产阶级意识指导下的革命文学概念化图解的千人一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工具论里已包含着个性意识的隐没。在个性解放的五四创作中，鲁迅的小说《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已在反思人的自由独立是否能靠单独的个性解放就能解决。显然，五四的个性解放，也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靠思想文化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面临着中国现实的最大挑战。鲁迅后期的加入左联，也正是前期思考困惑的结果。个性解放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还是一个更深层更遥远的问题。在自由主义美学被压抑的战争和救亡时代，五四文学虽是重在启蒙，但鲁迅对自我的个体性审视和自剖，反向追求“我”在历史文化现实中的处境，这种思考已接近克尔凯郭尔对于人在独立状态之下的个体的反思。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除了表现在鲁迅的作品中，还出现在早期的创造社描写心理潜意识的郭沫若、郁达夫等的作品中。此外一些受外国文化影响较深的社团，也一直在坚持着对于现代意识的追求。如浅草——沉钟社的“沉钟”意象所具有的现代性的纯粹美学的意味，他们的刊物“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28](p5)。而他们摄取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28]
(p5)，是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们所安排的。而这些名字都是崇尚唯美的名字。早期“创造社”也声称：“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10](p4)稍后的“莽原社”和“狂飚社”是以深受尼采的超人思想影响以对人的更深一层思索开始对文学的旅程的。
前文已谈到中国自由主义的传播和表现形态主要以文化自由主义为主，也以文化自由主义成效最大。文化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自由主义对文学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内容上的反封建求解放独立以外，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自由主义文学对自由主义的否定、超越。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文学表现形式，后期创造社的左倾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文以载道”、关注现实对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一种相对否定。鲁迅在谈到《新潮》上的文学创作时说，“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28]
(p2)自由主义既成为中国作家内心追求自由的一种向往和渴求，又成为他们急于在文学中向社会发言表达自己社会思想的一种文学审美障碍。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五四中国作家来说成为了他们或控诉、或揭露、或反抗的武器，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文学是属于自由主义文学之列。因为他们并不要听某一政治的安排，也无人安排要求他们去写什么。20世纪“社会”这个名词既让很多个体把自我融入集体，同时也使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文学文化领域而显现着中国文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文学特有的对于西方自由的继承和否定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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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自由主义思潮与五四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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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思潮与五四“人的文学”的产生
五四时期，很少有知识分子不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影响的。“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维新时期，影响也更为深远。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使自由主义成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观。它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使‘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主潮。”[29](p14)五四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时期对于个人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
[30]，“五四另一个意义，是在那四五年左右思想界的自由发展。在不同的思想之中，当然会有某种冲突，但在那个时期内，那些提倡新思想的人，没有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的权利，他们不能干涉别人，所以虽然大家都讲自己的东西，但没有人拼命地攻击别人，这也是五四的基本精神。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发展，这点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战国时代可以比较。”[31]五四作家虽接受的文学理论资源各不相同，但是在创作实践中都普遍感受着自由人文主义的气息。而代表着自由主义要义的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分别在五四两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其它的诸多社团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特别是创作中的个性主义在五四文学中表现突出，曾形成个性主义文学思潮。换句话说，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也即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因为自由主义在文化层面是普适性的，它并不具有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特殊含义。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大方面是‘新文学’的出现。”[32](p448)新文学最大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人的文学包括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两个方面。个性主义倾向于以个体为本位，在文学中追求个体的创造性和性灵的抒发。个性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人道主义包括个人中心主义与人人平等主义，更倾向于同情、博爱、平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同时也以个性的解放为标志。可以说，五四文学是“人的文学”，但并不表示五四文学只有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既可看作五四文学的主潮，又可看作五四现代文学的一个总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冲击触发产生的五四文学，它的最本质的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方面就是个性的解放。“新文化运动首倡之初，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最注重的可以说便是个性主义思想。”
[33]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个性主义的提倡到新文化运动同人的文学创作无不是以个性解放为主题。郭沫若在回忆创造社时用一句话归总，“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34]刘纳先生认为：“比起辛亥革命时期的那一代作者来，‘五四’作者袒露出的是更深层次的、更丰富的‘自己’，他们更真实地塑造了自己的精神形象。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真实过，简直真实到了天真的程度。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五四’时期这样坦白过，有些作者简直坦白到了‘精赤裸裸’的程度。”[35]真实和坦白是需要时代的自由氛围的，只有精神的自由舒张才能保证个体的感觉和体验的真实发挥。
中国现代文学的崛起是在西潮东卷之时，是在林纾的翻译之后，此时的文言虽然还是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已出现西方文学的自由气息。《新青年》和《新潮》在由起初的思想革命进入文学革命的历史转折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一七年二月）刊载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此后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作品的出现，特别是鲁迅小说，无论是从“表现的深切”还是“格式的特别”与近代文学相比都有着不一样的面貌。因五四激烈的反传统策略，是在整体上以现代意识取代了封建意识，使文学的思想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再加上语言、文体和现代思维、意境的改变，就像张定璜所说：“《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他们彼此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36]现代白话文的出现和西方文学的译介传播使中国文学从近代走上了现代之路，这两种现代文学成立的基础都是得自于西方语言、文学的灵感。就像鲁迅所说，他的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13]
(四卷p512)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37](一卷p241)在当时，西方文学、俄苏、日本及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几乎还没有自由主义文学这个称呼，也就是还没比较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文学，而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又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化下产生的文学。受其影响，五四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的译介传播和传统文学影响的交织，使五四文学既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的分别，同时也在西方和传统的影响下呈现着多元复杂的风貌。
刘川鄂认为人道主义是五四文学的主要潮流，人道主义的平民主义和个人主义将五四文学通向两条途径：一条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一条是自由主义。[29](p70)换一个角度想，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不管其中蕴含多种现实和历史的思想成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五四文学是真正体现个体解放、思想自由的文学，是自由主义文学创作的早期。其不同于以往只是认为五四文学有自由主义文学成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五四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与传统不同的西方自由主义，且成为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观；其二，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说，五四文学不是因为与革命文学出现时的对立互补而突显的，是对于作家在五四时期创作的精神自由状态和对文学的审美追求而言的；其三，从相对于整个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文学来说，五四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划分同样也可从与整个20世纪革命文学的对立互补方面去理解。五四出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要么是着重于人生现实，要么是着重于自我表现，包括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从这三种文学潮流中看三种思潮的内在本质，都是关乎人的解放和独立自由以及对人的内在本质的探讨的。
旷新年在《1928：革命文学》中称“‘新月派’是新文化运动的正统派”[38]。革命文学实质上是对五四文学的一次反叛，并且在文学观和创作方法上是与五四不同类的无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五四文学在整体上与稍后兴起的革命文学无论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而相对突出分化的自由主义文学倒更像是五四文学的余脉。五四之后的左翼革命文学又有反五四和继承五四两大文化观与文学观的对抗。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胡风希图融合革命文学的思想和五四文学的自由审美本质，注定在现实中是走不通的；反思五四文学的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自由主义、平民主义特色没有起到大众化的教育作用又不甚满意。虽都同出于革命阵营，对五四文学的见解却不同，可见五四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某一个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的本质的追求。所以，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在中国近现代更多地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用文化思想来改造社会现实的一相情愿。但这又不是痴人说梦似的呓语，毕竟文化思想和政治谁先行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事实已表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状态，不管怎样，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毕竟已成为国人对于自由的一种追求和梦想并见之于薪火相传的代代努力中。胡适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他的自由思想的直接阐释，在这方面来说，胡适无疑又承继了近代文学教诲的功能，对文学的审美的一面并无足够的重视。从这也可看出，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和出现，是相对于政治势力和文化思想的不同来划分的，越是面临着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危机，文学界的自由主义反而会突显而出，自由主义文艺的概念反而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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