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再辨析：基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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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再辨析：基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比较的视角
作者：兰日旭 钟慧心&&&&&&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2期
网络编辑：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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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模式中所展现的经济发展路径及其内涵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早期的现代化，是在“寻找东方商品”向“寻找自身制造”的转化中，由模仿、替代东方商品转向实现生产方式的变迁、新技术的发展和扩充的结晶；而中国的是嫁接、完善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结果。受制于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发达国家更多遵循市场为导向的方式，而中国则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方式。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定型，难以用某一种模式加以表达。
关键词：中国模式 自我重塑 模仿 经济发展
　　中国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就不断地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论，其内涵随争论不断深化。而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的发表，则把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推向新的高潮。近年来，以中国模式为主题的论著成倍式增长，仅2011年至今，与中国模式有关的综述性文章就发表了十几篇之多。而从这些论著内容来看，认为有中国模式的占多数，也有一些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究竟有无中国模式，我们必须回到当前中国的发展目标以及谋求该目标的路径上去考察，不能仅仅从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取的经济成就的表象上来判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外经济发展路径的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模式现象，揭开中国模式争论背后的本质。?
　　一、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嫁接与成本内化?
　　中国模式的概念尽管存在多种，但基本都认为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经验总结。“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或评价标准。没有全面、完整和高度的现代化，谈‘中国模式’没有太大的意义”（贾海涛，2011）。如果从其根源来看中国模式的话，中国模式事实上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现代化的内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有所差异的是受制于所处的阶段，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采取的方式存在不同。“因而现在已经有人在议论，认为中国将可能成为当代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样板，特别对现代化后来者的大国来说是如此”（吉尔伯特·罗兹曼，2010：402）。“不过，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或曰现代化建设要走‘中国道路’或建立‘中国模式’，但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或建设总归有其共性或共同的特点，甚至有一个总的方式或基本的道路。否则就不成其为现代化，现代化也就不能成为一个世界现象或大趋势”（贾海涛，2011）。“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体而当下的事件总是特殊的。要窥见这些事件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观察具体而当下的事物，我们就无法提升到足以认知人类历史的层次。……分析特殊性，而后发现普遍性如何从特殊样态中凸显出来”（萨米尔·阿明，2012）。显然，要分析中国模式的真实性，必须要采取全球的视角加以探索，进而从中揭示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及其路径有何不同之处。?
　　按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可以简单分为两组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尚未完全实现、正在启动或仍未启动的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虽然远远超越了中国，但从最初的国家开始展开现代化活动可以追溯到新航路。它们的现代化基本属于内源性的，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路径选择，往往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基于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专门对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即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回溯到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时的阶段加以比较）做一深入分析，以揭示它们与中国的异同。而后发展中国家，因与中国展开现代化的背景、发展阶段和程度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所以从目标上说，都是谋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现代化。显然，先与后发展中国家做一比较，更容易让我们了解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及其所展现的深层次内容或规律。?
　　一是中国当前的任务事实上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都是谋求实现现代化，实现经济增长和提升广大民众的福利水平。“像历史上有的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那样，我国实际上就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由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吴承明，1998）。政治制度等可以通过非常规方式直接跨越，但经济等内涵却要经过一个不断积累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吴承明，1995）。显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并且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追赶策略下去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这一目标的达成，仍然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步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一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5：11）。从经济内容来说，中国模式还不具备一种成熟的发展路径，亦难以成为可被别的后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模式。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不断地摸索、积累经验以克服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能否成功实现转变、真正提升民众福利才是中国完成现代化最关键的体现；而从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来看，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定型，仍处在探索之中。?
　　二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或路径选择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在吸收别国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中国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等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路径择取的。“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劣势，它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可以变成一种优势。因为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其实际的经济活动状态及发展障碍与这种发展本身所固有的高期望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成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力量。并且落后的程度越大，其紧张关系就越强，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就越大。这样，虽然在落后国家通常缺乏甚至完全不具备先进国家（例如英国）在早先发动工业化浪潮时所拥有的‘前提’条件，……但是它们通过国家的干预作用或其他制度手段却可以依照各自的不同情况创造出对于这些所谓的‘前提’条件的替代物，……”（亚历山大·格申克龙，2009：前言，1～2）显然，要找到本身的劣势，并从中寻求某种替代物，对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法像先发展国家那样采取渐进的、市场为导向的方式，不得不更多地采取政府干预、内部资源积累和矛盾转化的手段以克服自身的不足。由此形成的路径，必然很难形成一个单一的途径，而是在更多地结合自身的环境，渐趋吸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综合性的方式。这一方式普遍具有“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不断修正的形式，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渐变发展过程和稳定的国内局势，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王辉耀，2009）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明显是在吸收别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而摸索出的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由此来看，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等因素，中国的阶段性成就跟其他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本质性区别，都是建立在政府干预、出口导向和内部资源积累的基础之上。?
　　三是中国谋求现代化的载体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抓住了全球化机遇，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移，从中形成了一个出口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同时受国内现代化成本和矛盾转移机制的局限，后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转嫁于农村地区而形成一个二元结构。中国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现代工业的载体并不是建立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利用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内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机遇，成功嫁接了它们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结果，从而在内部构建起一个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中心的产业体系，成为替代原有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输出的地位。“1940年代中期随二战结束冷战起步，出现了第一轮美国与前苏联重构地缘战略为内涵的双头雁阵式产业转移——美国向西欧和日本，苏联向东欧和中国。……196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资本复兴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不断增加，在社会运动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国家社会开支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全球发生了第二轮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特点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1972年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并且同期开始了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大量引进西方设备用于国家重偏斜的产业结构调整，1980年代珠三角‘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和长江沿线的重化工业城市的结构调整，也正是出现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下”（董筱丹、薛翠、温铁军，2012）。当然，这一转变而来的发展路径，并没有改变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与别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的本质。我国经济的崛起，是建立在要素红利“大国效应”的基础之上。大规模的制造业产品输出所导致的各种成本和矛盾不得不依靠向农村等地区的转移来解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不但形成、强化了二元结构，加剧了城乡社会矛盾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而且还在国内经济政策的择取中内化成为“倒逼”机制。?
　　当然，受各自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国内外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差异的制约，中国与其他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谋求目标的手段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但与上述三方面的相似性相比，无疑彼此之间现代化目标与实现路径之间战略选择的相关特性是难以改变的。最重要的是，中国等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事实上都是源于发达国家入侵所导致的命题，而发达国家的早期现代化选择却发轫于“寻找东方的商品”动力。?
　　二、中西比较的路径相似性：模仿与升级?
　　中西现代化道路相比，“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武力，2002）。“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原来西欧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的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并成直接动力之一。这时我国工业水平居世界之冠，外贸具有顺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吴承明，1998）。西欧市场的真正扩大，归功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中西贸易基本是借助中东作为中介展开的。那时，西欧的市场重心集中在占有地利优势的地中海地区。伴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特别是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占据，中西之间长期的经贸交往格局陷入了中断状态。自然，对东方物品产生依赖或偏好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另外寻找通道以获取“东方的物品”。“寻找物品”的动机显然成了推动西方世界展开新航路的动力。然而，“寻找物品”并没有到达东方，西方世界却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也意外地“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内部所采取的策略选择并不一致。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因在新航路的探索中攫取了大量的金银等贵金属而选择了通过转运贸易来满足意外市场的需求；一些在新大陆尚未攫取贵金属的国家，却抓住了西葡转运贸易而大量流入金银的机会，成功实现了从“寻找物品”向“寻找自身制造”的转变。“受与东方贸易持续逆差的刺激，……迅速成长的广阔市场为英国的商品带来稳定的需求。而在供给方面，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西班牙都受到货币生产的诅咒，丧失了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品出口国。由于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英国的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短缺，进而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主为降低成本而采用更节省劳动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宋李健，2012）。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把以前依赖东方的产品渐趋实现了模仿、替代和创新，并在资本与劳动力成本对比下，转向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这一过程，显然采取的是一条以模仿轻工业为主导的东方商品为起点，而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堆积如山的机器制品需要推向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西方才渐趋向新式的重工业方向转变，由此才有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工业化顺序选择。?
　　当然，为了推销日益增多的工业制成品，西方国家急剧扩张自己的海外势力范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就从早期西方寻找商品的对象地日益转变成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材料的来源地。“17、18世纪欧洲商业革命中，欧亚贸易急剧扩张，欧洲商人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欧洲政府和商人用神话和文化制造推动了‘中国潮’的兴起。后来，随着欧洲本土工业的发展，为了独占欧洲市场的商业和生产利润，欧洲政府和商人又用广告和文化导向将中国产品排挤出了欧洲市场”（张丽，2011）。不仅如此，西方为了保证自身产品的外销，还渐趋构建起一个“军政”维系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西方国家强化了自身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主导作用，并按西方比较利益优势原则强加给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为地构建起一个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秩序。?
　　通过对外战争或掠夺占有广大的殖民地，拓展市场并控制经济，西方国家不但在地理上成功克服了自身国内部资源不足所导致的探索范围有限的阻碍，满足了解决自身资源不足的新机会，而且还额外地创造了越来越广阔的海外市场。市场的拓展，不但直接推动了西方内部的技术、贸易创新以满足来自不断扩大的地域和市场需求，而且还彻底改变了西方国内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使它们由长期产品短缺（相对于东方的贸易而言）而努力对外寻找商品的动力转向了寻找内部生产物品以满足外来市场的需求。伴随西方各国由消费者向制造者和贸易者角色的转换，为了保障贸易和商业等方面的“畅通”、对外部市场的独占，获取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的供应和销售产品的市场准入，西方各国必然更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以确保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对对外经贸活动的垄断、控制。西方国家现代化路径完全打断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促使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迫重新思索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纵向比较的自我重塑模式?
　　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再从纵向的角度加以分析。“中国模式的实质是要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变得富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寻求富强和实现现代化命题的延续，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成果”（程霖、宋双杰，2012）。“……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11年、年、1949年至今。第一阶段是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第三阶段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暴侵入打断了中国社会经济原有的发展路径，使其被迫重新思考经济发展道路。“外来冲击又把现代化的榜样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给中国人为现代化奋斗提供了长期性的推动力……”（吉尔伯特·罗兹曼，2010：185）在西方侵略势力的打压下，中国的追赶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摸索特征，力图在旧有和外来经济发展方式中以实现自我重塑为目的的现代化活动。?
　　自中国独立发展的经济路径被西方打断以来，中国内部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一些仁人志士进行了一次自我重塑的努力，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自我重塑活动，是一个不断被“纳入”到西方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经济进程之中的中国，逐步改善或改变被动参与经济发展的角色，最终达到公平、公正、平等地享受要素红利、制度红利以实现经济增长、民众福利提升目标的过程（兰日旭，2012）。这一进程不但体现在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强国探索活动中，而且也被认识到是经济实现飞跃的必由之路。经济要现代化，工业化则是其必要条件，即探索工业化以实现经济基础的变迁。?
　　丧失经济自主地位、成为西方世界一个被动组成部分的中国，要想走上工业化之路，必然无法像西方那样借助海外之地以转嫁工业化的成本和国内矛盾、获取工业化所需资金等要素，只能通过向国外输送农副产品等原材料以获取资金或引进外国资本，抑或把农业积累（包括民间储蓄）转化成工业化资金。前一途径，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在入超状态，不但无法像日本那样通过出口来获取外汇以引进工业化所需的技术、机器设备和短缺的原料，反而消耗了大量来自劳工出国所取得的侨汇和出口各种农副产品的宝贵外汇，助长了城市消费和城市的超前发展，制约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而来自国外的投资，则大多投向了财政收支短绌的历届政府，很大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投资。同时，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种企业凭借在华享有的特权，极大地躲避了中国政府法律等干扰，在制度真空中往往获取了巨额利润，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本以附股等形式流向外资企业，这不但助长了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压制，而且还促使外资企业将资本以利润等形式向国外的转移，加剧了中国工业化资本的短缺程度。后一途径，则受中国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化的影响，在皇权不下乡等制度性条件的约束下，无法为企业提供足够资本，故近代中国的工业资金积累主要来自买办、军阀、官僚以及受内地动乱等因素影响而移入城市租界的地主等人的资金。这些尽管也曾在一战后给中国工业的发展带来短暂的黄金发展期，建立起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官僚化及抗战背景的约束下而萎缩。?
　　新中国建立之初，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不得不偏向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来随中苏交恶，中国才逐渐与西方世界建立起经济交往关系。当然，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基本是围绕工业化的路线展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制定了重工业发展战略。在缺乏国外资金支持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制定了“三大改造”、统购统销等策略，把农村地区的粮食、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剩余成功转向了工业发展，建立起一批种类齐全的重化工业，但也导致了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并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重工业化策略的逐趋完成，中央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策略，大力推进以“民生”为核心的地方工业化步伐。此举引发了“三农”问题，以及通过引进外资、以外贸促进经济发展的所谓“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之争，本质上是在充分利用全球化、比较优势等条件下的自我重塑的努力。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给予了外资超国民待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以及土地、劳动力成本低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条件和沿海、沿江地区的区位优势，引致了西方很多以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由此使中国构建起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体系，同时也造成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实体性企业出现“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空洞化趋向，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向全球化经营转化，扩张成众多的跨国公司，成为今后左右中国企业的载体。此时，西方各国技术、资金、品牌和销售渠道等广义生产要素向中国输出所产生的中国“制造工厂”的局面，使得中国开始替代发达国家早先形成的大多数传统产品的输出地位，转而向西方各国输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以及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虽然在“大国效应”下以要素“红利”的方式换得经济的崛起，“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胡锦涛，2012：6～7）。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预支环境和透支人口、资源、能源等要素“红利”基础上的结果，而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经济交往尽管获取了大量外汇，但我国的经济结构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之中。显然，中国为所获取经济成就付出了巨大代价：长期维持极低的劳动力价格、环境污染恶化、资源能源严重消耗等，使中国实体经济难以实现长期持续发展，同时，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的外汇，则因受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某些服务、高技术等产品输出限制和禁运约束，大多数不得不以外汇再投资方式流向欧美，反而成为它们资本市场上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并使它们以此为基础反向购买中国企业的权益股份，从而达到操纵和控制中国实体经济的目的。在此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之上，仍然必须不断改革、完善其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路径选择，还处在一个自我重塑的艰难过程之中，因此，我们还不能把获取当前经济成绩的路径想当然地概括成“中国模式”。?
　　四、结 论?
　　中国模式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核心则是围绕实现现代化内涵展开的。因此，如果撇开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范畴，仅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横向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与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经济发展路径及其内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发达国家的初始现代化，事实上是在“东方资源组合”下，由“寻找商品”向“寻找自身制造”的转化，在模仿、替代东方商品的过程中实现生产方式的变迁、新技术的发展和扩充的结晶，而后崛起的发达国家现代化则是在初期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基础上，利用自身的条件选择上实现的；中国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是嫁接、创新、发展和完善发达国家在生产结构升级过程中制造业转移的结果。当然，在追求和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受制于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更多地遵循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而后发展国家则大多推行以政府为主的方式。显然，在此背景下，当前中国各界人士所争论的所谓“中国模式”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它仅仅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而已。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另外再人为制造一个所谓的模式来满足我们的内心索取和增强现代化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割断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目标与历史前提之间的联系。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经济等的崛起具有“和平复兴”的意味，是近代以来经济探索活动的延伸。就此角度而言，用中国模式来概括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尚未定型的经验，还不如用自我重塑来的更为恰当和形象。
参考文献：
　　程霖、宋双杰，2012：“中国模式的历史先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发展战略”，《财经研究》，2012，6。?
　　董筱丹、薛翠、温铁军，2012：“改革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历程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2。?
　　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贾海涛，2011：“模式之惑：中国现代化观念与进程反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兰日旭，2012：“中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中地位变迁与展望：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2，12。?
　　宋李健，2012：“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一个全球视角的内生分析模型”，《金融监管研究》，2012，3。?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65377。?
　　吴承明，1998：“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1995：“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4。?
　　武力，2002：“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西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2002，9。?
　　俞可平，2005：“‘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见《“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丽：《制文化权与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的潮起潮落》，/?p=4122。?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10年中国现代化报告：世界现代化概览》，/zhuanti/sjxdh//content_.htm。?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2010：《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埃及]萨米尔·阿明，2012：“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欧洲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比：起源与历程”，林深靖译，《开放时代》，2012，8。?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2009：《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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