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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实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全体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回答境内外记者的提问。在一个小时左右的问答环节中，韩正代表、杨雄代表、徐麟代表、应勇代表等一共回答了17个热点问题，涉及补短板、房地产调控、自贸区、上海迪士尼、国企改革、雾霾治理、科创中心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沪台合作、沪港交流等热点问题。以下为会议直播实录：
【骞芳莉：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骞芳莉代表认为，服务外包属于绿色环保产业，有助于服务业补短板，同时又可吸纳大批大学毕业生就业。但该产业也面临用工成本不断提高、缺乏中高端人才、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她建议，十三五规划编制要从加大产业支持扶持力度、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就业鼓励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严诚忠：培养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一代“中国工匠”】严诚忠代表建议优化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①加快高校分类分流，从盲目追求高大全、重复建设中脱离出来；②更新教育理念，课程开发和产业需求相互融通；③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应用型大学要同先进兄弟高校、地方高新区合作；④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升产业人才素质，培养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一代“中国工匠”。
【陈晶莹：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制定专门、统一的法律】陈晶莹代表建议进一步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①制定专门、统一的，能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②完善监管制度，建立适度、有效的监管体系，如建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等；③让互联网金融回归到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上来；④创建互联网+的监管平台，实现实时监控，及时预警、防范和处置。
【樊芸：促进证券业健康发展，加强对投资者利益保护】樊芸代表建议：①开门立法，加快修订证券法；②严格法律法规，细化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③加强市场监管，改变分头监管体制，实施统一高效的监管；④尊重市场规则，完善融资融券业务；⑤完善交易规则，给市场交易者更加公开、公平的交易制度环境；⑥尽快解决证券市场的历史遗留问题；⑦制定规划使企业有序上市。
【陈振楼：大力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陈振楼代表说，长江流域是我国主要经济命脉，流域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目前尽管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初步遏制流域环境恶化趋势，但水污染立法、综合管理体制落后，岸边污染排放问题突出。作为环境研究专家，他建议：在国家层面推动江河湖连通和生态修复，强化枢纽性工程的调和作用；加强城市废污水管网建设，加大污水厂的改造提升；推广绿色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加强中小河流的整治；加强对湖泊富氧化的治理，恢复生物多样性，遏制蓝藻频发现象。
【贾伟平：更加重视危重孕产妇急救能力的建设】贾伟平代表说，通过近几年的医疗卫生改革，上海医疗服务水平相对较高，健康指标居全国之首，一些方面达到欧美先进国家水平。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高龄产妇增多。作为来自医疗界的代表，她建议，上海医疗卫生部门要更加重视危重孕产妇急救能力建设，强化技术培训和问题研究，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模式。
【陈戌源：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陈戌源代表建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①希望在出口货物沿海捎带上有突破；②建议全面推行启运港退税，降低企业物流成本；③建议取消港口建设费，切实降低外贸企业成本。
【马兰：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和制度优势，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马兰代表建议：①抓住战略机遇，建立加速科学立项的机制；②建设跨学科的研究大平台和基地，吸引国际一流的科学家；③从国情出发，培养年轻人才，让他们担当重任。
【韩正：“暗访”增强工作紧迫感，补短板工作的评判权交给群众】在回答记者有关以暗访形式推进补短板工作的提问时，韩正说，补短板既是一种思想认识，也是一种工作方式。工作中有问题，积累下来就是短板。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短板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抓住问题，解决好。采取不打招呼的暗访，可以原生态地了解情况，这是在办公室了解不到的，会议室里讨论不出来的，听汇报听不到的。暗访可以有更加真切的感受，增强我们工作的紧迫感。去年以来，我们集中精力，针对城市管理中的“五违”问题，深入现场了解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群众拥护、成效明显，今年要持续推进这项工作，工作的最终评判权交给群众。
【韩正：“规范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已纳入常态化管理】在回答记者关于上海探索实施规范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的提问时，韩正说，严格的制度和严格的执行，是从严管党治党的根本保障，要抓住关键少数。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是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必须重视并解决。到去年底这项制度已落实，实现了对1802名党员领导干部专项申报的全覆盖。经核实甄别，其中有182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属于要规范的范围，到去年底绝大部分都已退出。10名被免去职务，10名调整现有岗位，1名辞职。3名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该制度已纳入常态化管理，并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支持和拥护。现在对领导干部进行动态管理，每年抽查人数不少于20%。不符合规范的，不列入考察和提拔任用的范围。
【韩正：对扰乱房地产市场体系的行为，应当依法处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韩正说，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全国各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差异很大，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因城施策”，完全正确。最近，上海房地产市场出现非理性的、过热的市场情绪，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利，必须高度关注。住房是特殊的商品，政府必须调控，但调控必须是科学的，符合市场规律的。对于房地产市场体系，上海将继续坚持以居住为主、市民消费为主、普通商品房为主的原则。保障性住房体系将坚持多策并举，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对扰乱房地产市场体系的行为，应当依法处理，维护市场稳定。
【徐麟：五方面着手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在回答记者关于网络安全的提问时，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徐麟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两翼，网络安全必须引起全民重视，将从五方面加强网络安全：①进一步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②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网络安全的审查制度和技术标准；③加强网络安全的检查，进一步健全应急处置能力；④加强关于网络安全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产业化推进；⑤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网络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法律法规——《网络安全法》正由全国人大按立法程序推进中。
【杨雄：“十三五”时期上海城市人口控制目标为2500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杨雄说，上海是一座24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据统计去年常住人口下降了10-15万，主要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随着产业外迁而离开。另外，“五违”整治后，有一部分非就业人口离沪。这是符合特大型城市发展方向的，也符合去除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的方向。“十三五”时期，上海的人口控制目标是2500万。既要控制人口，又要吸引人才，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前的情况符合预期，也符合城市长远发展方向。
【韩正：上海愿和台湾在各方面进一步加强交往，为两岸和平发展作贡献】韩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现在有很多台胞在上海读书、工作，2010年上海与台北建立了“双城论坛”合作机制。沪台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往都很密切，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上海愿意和台湾在各方面进一步加强交往，为两岸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杨雄：通过改革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降低商务成本】杨雄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就上海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按中央的部署积极推进。上海的产能过剩问题不是很严重。去年全市的不良贷款率为0.91%，低于全国水平。上海更关注降成本的问题，因为上海的商务成本比较高。现在正重点通过改革、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来降低成本。
【杨雄：上海自贸试验区今年聚焦五项重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杨雄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方面，今年有五项重点：①关于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主要是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这个方案已制定好，大约在4月开始施行；②降低进出口成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从1.0版升级到2.0版；③进一步探索扩大货物状态分类监管；④积极稳妥落实好“金改40条”；⑤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取消审批的情况下防范风险，这方面也有了方案。我们希望通过今年的努力，进一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杨雄：上海将在金融监管方面探索新型的功能性监管】回答记者提问时，杨雄市长说，上海将在金融监管方面探索功能性监管，这是改变现在机构监管一般方式的一种新的监管方式。我们和“一行三会”正协作制订方案中，之后还将开展各种试点。探索功能性监管将是上海今年金融改革的重点，得到了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希望以此解决一些现存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把监管的缝隙衔接好。
【韩正：公务员的流动比例是合理的】在回答记者关于公务员离职的提问时，韩正说，上海公务员队伍是一支高素质队伍，离职和辞职现象每年都有，过去交流、离职占比大约占0.5%，这个数字比较稳定。去年是0.9%，比往年多了一点点，这个流动是合理的，也有利于队伍的不断优化。公务员的干净做事和努力干事，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将按照国家要求，从严管理，从严要求，为国家为人民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杨雄：沪港金融合作领域广泛】回答记者提问时，杨雄市长说，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定位与香港不同。香港是人民币离岸中心，上海建设人民币在岸中心，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交流合作领域广泛。
【杨雄：今年将继续推动国企上市】在回答记者关于上海国企改革的问题时，杨雄说，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有序推进上海国企改革，包括前年提出的“20条改革意见”和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等，都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年我们还会继续推动国企上市，特别是推动国企整体上市，这都有利于国企的发展和对国企的进一步监管。
【杨雄：力争今年提前实现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20%的目标】杨雄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力争今年提前完成原本到2017年实现PM2.5年平均浓度在2013年基础上降低20%的目标。首先要继续贯彻中央指示，进一步加大燃煤电厂的清洁排放改造；今年还要加大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治理，目前已制定计划和新的环保标准；继续加强道路扬尘治理；与长三角地区实行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特别是加强对船舶排放的联防联控。
【韩正：上海将为女性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更公平、更好的环境】韩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里，女性比例超过一半，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女性在各个领域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上海将为女性在各行各业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更加公平、更好的环境。
【杨雄：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筹备情况进展良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杨雄说，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筹备情况进展良好，基础配套设施工程已基本建成。目前以6月16日开园运营为节点，正推进交通组织保障、大客流管理等一系列运营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沪港两地的迪士尼乐园目标市场不同、园区景点内容也各有差异，两个乐园可以就园区管理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韩正：探索社会工作者的职务序列制度，今年将进一步扩围】在回答记者关于上海社会治理方面的提问时，韩正说，社会治理创新，核心是人，关键是体制机制，重心在社区、基层。今年是上海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第三年，基层治理创新关键是把基层组织健全起来，我们在探索社会工作者的职务序列制度，现已纳入3万人，今年将进一步扩围。在体制机制完善方面，去年下半年以来经历了两件事情的考验：一是补短板，我们进行了“五违”综合整治，基层的战斗力、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群众动员能力得到提升；二是今年春节外环以内区域禁燃烟花爆竹，上海市民素质非常高，效果也非常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大局意识、基层的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检验。我为上海人民感到骄傲。
【应勇：努力把上海建成国内外一流创新人才的汇聚之地】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创中心人才建设的提问时，应勇说，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也是科创中心建设、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资源，上海在出台科创中心建设22条意见之后，又深入调查研究，出台制定了人才20条实施意见，着眼于实施更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完善更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营造更优良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把上海建成国内外一流创新人才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和价值实现之地。|||||||||||
最新播报：
“一行三会”掌门人集体亮相 人大记者会传递什么信号？
　　■董少鹏
　　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周小川、尚福林、肖钢、项俊波、易纲集体现身，这在人大记者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易纲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可以归入央行序列，所以，这次亮相的更大意义在于体现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的协作组合。
　　回顾过去20年全国人大的历次全体会议，央行行长单独举办记者会几成惯例。2003年4月形成“一行三会”新格局后，这一惯例大体得以延续。也有央行行长与银监会主席一起，或央行行长与发改委、银监会、国土部等负责人一起出席的情况。而证监会、保监会单独或参加“组合记者会”的情况一直没有出现过。因此，此次“一行三会”掌门人一起亮相同一场记者会，是一个新的迹象。
　　在这次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了5个问题，尚福林和肖钢各回答了3个问题，项俊波回答了2个问题，易纲回答了1个问题。由于时间所限，提问和回答自然有随机性，但回答问题的数量也大体反映了四个监管机构各自的分量。除了对货币政策、汇率改革、对外开放等宏观政策的关注外，舆论对民营银行和股市、债市的具体改革安排尤为关注。而把这些问题放在同一场合讨论，则构成了一幅金融体制改革的全景图。
　　笔者认为，“一行三会”作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四大主体，各自承担着不同职责，相互有监管的边界，但为适应全球金融市场跨业交叉、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四家机构更应加强协调合作，形成集中统一的监管运行机制。各自为战已无出路，必须加快一体化进程。
　　客观而言，20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思维的束缚，对混业经营过于谨慎，这已成为阻碍金融行业发展的包袱。近10年来，受到国际潮流的推动，国内混业金融发展也有很大进展。
　　为适应金融混业、跨业发展的大趋势，国务院十分重视建立和增强协同监管的体制。目前，“一行三会”建立了分工合作机制，实行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了央行的牵头地位。但是，联席会议制度毕竟不是常设机构，四家机构特别是“三会”各管一摊，并且，“三会”还各自承担着促进各自行业的改革与发展的任务，难以超脱地、全局性地执行监管。
　　在全球金融行业混业创新层出不穷，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的今天，分业监管的不足已很突出。因此，有关组建全国金融业监管委员会的呼声日渐高涨。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一是政出多门，监管效率低。如对社会融资总量以及分类别融资的调控，对债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对股票市场的定价改革，都因政出多门左右掣肘。二是定位不当，监管常越位。各个监管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充当着监管对象“上级主管机关”的角色，可以借此干预监管对象的内部事务，包括向其派遣或者“隐性派遣”管理人员。三是产权与监管的关系界定不清，造成宏观调控错位。由于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当中占比很大，导致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借信贷渠道干预企业、干预市场，导致市场信号紊乱。这些问题已不容等待。
　　既要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又要发挥好行政监管的作用；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大力发展混业经营，又要守住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这正是我们加强、调整和优化“一行三会”职能，尽快形成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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