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陕西镇巴县县中心敬老院公益性岗位人员招聘15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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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扩大就业，进一步加强敬老院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为老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经县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按照条件公开、自愿报名、择
为积极扩大就业，进一步加强敬老院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为老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经县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按照条件公开、自愿报名、择优录用的原则为县中心敬老院、五个区域性敬老院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15名。根据《陕西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和县人社局《关于加强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管理的通知》(镇人社发〔2015〕52号)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聘人员范围及基本要求
(一)招聘人员范围：
具有本县常住城镇居民户口、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志愿到敬老院工作，持《陕西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镇未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1、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镇居民;
2、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且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
3、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
4、未就业的城镇退役军人。
(二)招聘人员基本要求：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无违法犯罪纪录。
2、热心公益事业，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
3、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身体健康，能适应敬老院工作需要。
二、招聘人数及岗位
共计招聘15人。县中心敬老院招聘6名：护理服务员4名、炊事员2 名。五个区域敬老院招聘护理服务员兼炊事员9 名：兴隆3名，渔渡、简池各2名，杨家河、巴庙各1名。
三、招聘岗位条件
(一)中心敬老院护理服务员：
1、能够胜任护理服务员岗位职责要求。
2、年龄在35周岁以内(日以后出生)，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男女不限。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4、有一定的服务管理经验，懂得简单的护理常识。
(二)中心敬老院炊事员：
1、能胜任炊事员岗位职责要求。
2、年龄在40周岁以内(日以后出生)，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男女不限。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4、有一定的烹饪经验。
(三)区域敬老院护理服务员兼炊事员
1、能胜任护理服务员和炊事员岗位职责要求。
2、年龄在40周岁以内(日以后出生)，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男女不限。
（责任编辑：张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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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报告）、招聘该劳动者产生的费用，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并可以要求支付剩余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每工作1年支付1个月工资）及办理离职手续等。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可以通过快递或挂号信邮寄给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也就是通俗说的辞职信；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法》38条的情况，用人单位可以要求承担，用人单位也不存在《劳动合同法》38条的情况，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这个时候就是劳动者违法，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劳动者提出离职分三种情况。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给用人单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法规的规定；　　三、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不需要用人单位批准就可以离职，这样便于保留证据；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六）法律。其中、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依据《劳动合同法》37条、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不满六个月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只有第1种情况有补偿，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3，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以暴力；　　2，劳动者直接提交辞职信就走人；用人单位有义务结清工资办理离职手续；　　（七）法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法律依据，劳动者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后可以立即走人不需要用人单位的批准，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解决，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二；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提前30天提出的书面离职　　一；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一年计算、没有提前30天提出离职。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者工资或不为劳动者办理离职手续，试用期提前3天书面提出
劳动法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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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 5 秒&临武印象（六）
&临武的集市贸易，在湘南诸县最孚盛名，百余年前，城东南有街头圩，以路为市，以街为市，每到三、六、九，赶集日（赶圩、赶闹子），毗邻数县商贾云集，晨光熹微之时，本地妇女头戴鲜花，穿着整齐，纷纷进场进行龙须席和龙须草的买卖，天亮后，商贩陆续经场，很快便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直至日落西山。
&1938年，时任县长易声昭令拆龙王庙，建城关市场，占地20多亩，新建亭棚1500多平方米，以后不断扩建，并改成日日逢圩，天天赶集，据说现在年成交额以过亿数。
每次到临武，我都要上集市逛逛，了解行情，看看变化，新鲜感好奇心依旧。
&我大舅王本乙（剑鸣），长沙雅礼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东南医学院，之所以没毕业即被严父召回，是同在上海学医行医的小叔叔王利贞（临武县近代名医名人）告状，说他不思进取，深陷情场，与一貌美女子热恋，而大舅是有婚约的，未婚妻梁猗珍，广东乐昌富商独女，岳丈闻大舅所为，震怒，放出话来：若悔婚，除非王家用红布将乐昌全城围绕一圈谢罪！
王家无奈，用“祖父病危”骗大舅回家，扼杀了他的爱情，立即与梁女成亲，并从此随父亲从商做生意，以做药材生意为主，大舅心里之苦，可想而知，国英妹听二舅说，他帮长兄偷偷传递过信函，还见过女方照片，的确貌美。
大舅1951年回到本县，开设保安堂国药店，1953年后先后在大同联合医院、汾市联合医院、楚江医院当中医师，为县名医。我对大舅不甚了解，直知他面慈心善，如佛陀，今年听水生弟英妹叙说，尤其是见到陈选红君的回忆文章（附后），才知道，大舅的晚年，竟是如此的凄凉悲惨，不忍卒读，不敢回忆。
大舅仅一子，王贤清，乳名水水，（1932年生，与五舅同岁，比六舅还大一岁，叔侄三人亲密无间，嬉戏玩耍，妈妈回忆，有次三叔侄偷酒喝，全部醉倒在中药柜下，一天找不到人，急得外婆差点没上吊）
大表哥北京医学院毕业，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省政协委员，说起来蛮不错，但此子极其惧内，没有经济权和话语权，经常听说有亲戚去武汉他家，想招待家乡亲人，想喝杯酒，必须撕破脸跟老婆干一战，悲孚载！故在乡口碑不佳，兄弟们也不愿上门，所以陈兄文章中描述大舅文革中生活之惨状，儿子不施援手救济，界线划得够清的了，可惜他已逝世，不然，看选红兄文章，情何以堪。
二舅本庚（汉鸣，），十兄妹中实际发号施令之权威者，长沙广雅中学毕业，武汉正则财会学校毕业，抗战期间在中山大学工作，1949年后在本县先后任县工商主任、县卫生协会主任，一、二届县人大代表，一、二、三届县政协委员，大同医院副院长，县中医院科主任、工会主席。
关于二舅详细情况，水生弟的文章中很生动详细，其中说到他与妻妹曾庆兰（我们叫庆兰姑姑，也叫七姑），七姑和我二姨妈是好朋友，都是小学教师。七姑的丈夫叫唐仁亨，其父唐菊庵，是程潜将军的心腹爱将，北伐即跟随南征北战，直至湖南和平解放，屡立战功，官至少将，在长沙有一官邸公馆，叫“菊园”，文革中被强行没收，仅留一楼两间工人房给两老居住，我随七姑和二姨妈去菊园几次看望婆婆（唐将军当时已故），还向婆婆借了本精装《古文观止》。
七姑爷唐仁亨非常倒霉，父亲没事他有事，据说曾当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50年被抓判刑，直到1974年全部释放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人员才获自由，24年过去，青年变白发，出狱是三舅和我去接他，在长沙“杨裕兴面馆”为他接风洗晦，陪他上岳麓山赏花观景。
以后落实政策，一栋菊园公馆，换得长沙油铺街一套30几平方小套间，他和七姑来长沙即住在此，七姑爷也成了县政协委员，负责文史资料编辑撰写，他写了许多回忆文章，他来长沙，或我去临武，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和七姑，他赠我县政协出版的书记刊物不少。我最后一次看望他，是2009年去临武吊唁咪咪(戈伦)表哥,他已逾九秩,尚健,还能写诗行文聊天,次日,由保姆搀扶,巍巍爬上体委宿舍三楼,赠我临武鸭一袋,临武人的礼性啊,叫人感动.
二舅妈曾庆纯,做过中西药店经理,县工商联执委,有二子一女,长子王贤明(栋粱),次子王贤敬(水戈),女慧君(德梁)
四舅王本壬(王景,),广西桂林军校毕业,毕业后在县城短期带兵任中队长,王家素来厌兵,不久即随父兄经商药材业.四舅青年早逝,尤其痛心的是,次年,美冠县城的四舅妈和儿子也相继病逝,仅存一女名得善.据家母和五舅妈等长辈回忆,四舅才华出众,办事公道,有领袖之风,借婚宴之机,化解宿怨,迎大姨妈夫妇回家,即为一例.
他的外孙女罗若兰,九十年代初考取长沙机械工业学校,学校在雨花亭,离我家不远,节假日经常来往,后我介绍她去环保学校吕若梅老师家居住做伴(吕老师丈夫李声海老师去世多年,吕退休在家颇寂寞),以后分配回县城,供职县委组织部.
五舅王本辰(武鸣),几十年来一直在县卫生系统做会计师(汾市医院/南强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协会),听妈妈说,五弟从小善良老实,处处让六弟和水水侄儿,经常为他们的淘气闯祸背黑锅承担责罚.喜直言不讳,1974年家母出资和三舅回临探望病重老母,众兄弟姐妹纷纷设宴迎接几十年未回家的老三,三舅酒杯一端,滔滔不绝,说家里人如何如何反对他回来,他又如何如何克服千难万险才回来,一遍二遍,反反复复惹人烦.
五舅厉声打断,说,你是基辛格啊,有什么功劳好表,有什么好吹嘘的,不问老母安危,不问姊妹艰辛,你回来干什么?
妈妈回来说,三舅被弟弟问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阅水生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五舅文革前后遭了那么多的罪,受了那么多的苦,跟他比,我们所遭遇的算得了什么.
我见到的五舅,永远是沉稳淡定,满脸安详和善.
五舅苦中之福,是五舅妈的文静贤慧,是苦是难,不离不弃,所谓妻贤子孝,胜过良田千倾.家母经常说,王家一门,二嫂和五弟嫂最贤慧,二嫂是孝敬公婆,服伺二哥,逆来顺受,五弟嫂之贤惠大度胜过二嫂,相夫教子,婆媳相亲,举家和睦,十兄妹中,当数第一.
五舅妈陈选晶,一生在县城医院当药剂师,直至退休,明年是她八十寿辰,我当争取回临为她老拜寿祈福.
五舅有二子二女,长子水生,郴州市地税局官员,次子水良,商业部门会计,现从商,大女桂月,小女桂清(娃娃),县人民医院技师(有女沈阳音乐学院毕业,未来音乐家)
六舅王本巳(si),十八岁远赴东北,想当志愿军未果,考进银行当职员,四十几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官至工商银行沈阳分行商业信贷处长退休.
他是十兄妹中最小,最多才多艺者,十八班乐器皆会.长号短号萨克斯更是长项.退休后到中南大学看望三姐(我母亲),旁观校离退休舞蹈队排练,指导她们一二,竟被大姐们扣住不放,直呼:小王老师不要走,留下来教我们!
1962年他带新婚妻子回临武,未停长沙看姐姐,母亲对此有意见,四十年后两姊弟说起此事,六舅说,我是有苦说不出,当时拮据,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在长沙再下车转车.羞愧啊!
六舅说,现在好了,退休了,这些年存下十万私房钱,可以每年回家一次,与兄姐侄子好好聚聚.
言犹在耳,天不假年,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壮年六舅竟不治而亡,皇天当哭.
六舅妈黄茵,苏州人,退休前是央行沈阳分行计划处长,2000年我在大连工作时去探望她,时已退休,同时被几家证券公司聘请当顾问,比在职时还忙.有女惠丽,在苏州安家,有子旭东,在沈阳华夏银行某支行当行长.我母亲几次病危住院,都是他找关系帮忙,买进口人血白蛋白寄来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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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陈选红大哥和王水生表弟会议文章
忘却中的回忆
——与王老医生的那段往事
大约1968年至1973年，在被”清洗”出教师队伍的年代里，我回到家乡接受“再教育”。家住临武县城关镇老街，别名”狗屎坪”，实名”藕池坪”，即南溪永红大队。高中读书的同班女同学黄明星，长的确实像“明星”般能歌善舞，却是“黑五类”子女。经我介绍给了在江西地质大队工作的曾向佛同志，他是我妈妈的族弟，自然也就叫曾向佛舅舅，同学成了舅妈。王医生俩老便租住在他们家里，与我家一墙之隔，我便成了那里的常客。
我与王老同病相怜，无所不谈，特别是谈到我在罗溪“渣滓洞”时被罚跪的情形，王老哭了，掀开他的裤脚，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那是在批斗时跪砖渣、碎玻璃的见证啊!每跪一次就血肉模糊，昏死过去还被说是“装死、耍花样”，而招来的是拳打脚踢和“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口号声。那时死也许会更痛快些，长痛不如短痛啊！王老当时回到家里，经济来源断了，儿子媳妇在武汉某医院工作，可文革后就再也没了音讯。那种年代也难怪，公婆、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都得划清界线啊！
王老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却不能行医治病救人来养家糊口。就是有病人也是偷偷摸摸来开个处方，一个处方5分钱，有时别人多给几分，他老坚决不收，人心难测啊！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不安了，这样下去，他老确实难以维持下去，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我不敢想象！那个年代，随时都听到有人跳井、跳河、上吊啊！生命如此的脆弱，我怕失去他，于是主动提出：“从今晚起，我同你睡！”(梁老睡楼上)王老很高兴地回应：“好呀！我们在一起晚上就放心了！”（好像随时都还有可能抓去批斗，心里七上八下的）那时的我想要解决二老的生活问题确实完全无能为力。虽说大队党支部曾抵制教育部门和某些人的压力，硬是安排我到永红大队小学教书。和在生产队出工每天工分是3分相比，教书每年有3000分，除假期外几乎每天有10分，按每10分计2毛钱，全年也就60元，而且还要等到年底收割入屋才能兑现。平时有病要去医院，也只能到生产队支取1~2元，还得要生产队全体干部研究同意啊!怎么办?要接济俩位老人已成了我的心病!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大队要精减一位民办教师，据说是杜庆英老师。这时，我主动地找到大队党支部:“杜老师是转业军人，贫下中农，又是党员，还是红旗军造反派的，虽说水平差，但还可以混嘛!若你们把他搞出来，他肯定会大闹，到时对你们不好，同时还会把矛头对准我……”基于这些情况，大队党支部很为难地说:“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老师们、学生家长和学生对你评价是很不错的，现在你又不教，让我们如何作解释？！你又不是身强力壮，一直是读书的，农村这份活你是吃不消的。”我当即答道：“我会修钟、修伞、修手电筒，能不能……？”“既然这么说，大队给你开个证明，可以外出搞修理，但要每月向生产队交5元管理费，当然是抵记工分。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要不然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我再三的保证，一定听大队党支部的话，老老实实做人，绝不给大队抹黑。就这样我得到了挣钱的机会，我太高兴了，而且第一个告诉王大伯并向他保证：“每月最起码给你5元生活费，你放心好了！”王老张开掉了不少牙的嘴开心地笑了！
记得第一次随村里人去西山挑竹皮，空手去，回时却要挑上100多斤，往返120多里的山路。我能行？对于165公分80多斤我，就是往返走路都够受的！不少人劝我别去，但我还是去了，只是背上个当时很时髦的“黄色”袋子，装了些很简单的工具和书，还有2个大大的红薯上路。往返两天，我修了几个闹钟、手电筒和伞，除了住宿费5毛钱，还余了8.5元，而他们挑竹皮才是5元，难怪他们说：“还是要送子女读书，光眼吃瞎呀！”还有一次在宜章的太平村，一位中年妇女的缝纫机坏了，她问我要多少钱可以修好？我看了看，机子已锈得很厉害，想摆动一下都难，只有全部拆下清洗、上油，否则是无法再用了。于是我对中年妇女说：“你这缝纫机属于大洗，即40元，但我只收20元，算中修吧！”也许她前面也找过人，开价比我高，而且我估计她的老公应该是在外工作，要知道当时一台缝纫机就要150多块钱，农村的家庭有一台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了！中年妇女说：“你修了再说，我出去买点菜，中午就在我家吃饭……”。我拆呀洗呀，回想起来真是太认真了，一个小时后她回来了，买了肉和农村的米酒，而且手脚很麻利，不一会就吃饭了。记得那顿饭吃得很香，也许是凭自己劳动挣来的感到太高兴的缘故吧！当我修好后，让她来试试，她感到很满意，问我：“多少钱？”我答道：“你这么热情招待，我很高兴，只收5块钱好了。”就这样，我有了钱，当我第一次把钱交给王老时，他哭了：“……”除此之外，我还阅读《红旗》杂志、报纸，把党的政策讲给他听：“你我是一定会落实的，一定要树立信心。”
王老落实平反以后，安排到楚江医院工作，我曾多次探望他，别人以为我是他的儿子。后来听说楚江邮政所的人同他开玩笑：“总见到你老给儿子寄钱寄物，却不见你儿子寄给你？”他老苦笑着，回到医院猛喝闷酒，后来他病了。他病重期间，我双手扶着他靠在床上，当时他讲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只是示意将手上的手表脱给我，我露出左手，告诉他我有手表，让他安心养病。第二天，老人家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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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陈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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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陈勇、陈群
关于诸伯父、六叔和父亲的点滴回忆（水生、国英）
大伯父年轻时曾与满公（王利贞）同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中医，尚未毕业就辍学了。据家母说，是因为四公回乡给家里汇报，说大伯在上海正谈恋爱，是故中断了他的学业。国英则听二伯父说过：大伯在上海是与一位王姓的美貌小姐谈爱，他曾看到过女子的照片，当年还曾帮大伯转接过他们的信件。家里长辈听说这事后，假说祖父有病，把大伯从上海骗回来。这可能是与大伯与伯母已经订婚的缘故有关吧。
伯母梁倚珍是广东乐昌一富商的千金，大伯母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她娘家也是做药材生意。由于生意上经常交往，且门当户对。双方父母做主把儿女婚事定了。后来大伯父在上海有了自己心仪的人，想退了这门亲事，女方不从，以“若悔亲，除非用红布将乐昌县围上一圈”相挟，才成就这桩婚事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下期，大伯曾在衡阳|、郴州、广东等地与人合伙经营过棉纱方面生意，据说失败了，最后是只身打把雨伞回的家。回家后则帮着他父亲打点药材生意，然后自己独自开家药店。解放后，大约五三年左右，与陈启明（瑞珍老公）的父亲陈应钦合伙开诊所，五五年与二伯的“大众”诊所合并，新成立“大同”联合医院，被分到汾市（当时属临武最大的乡镇）诊所任主任。
文化革命期间，大伯的人生算是跌到最低谷。文革初，即作为这个小诊所的当权派被抽斗。该院一个叫李太林的年轻医生（该人后接任诊所的主任，70年代即暴病而亡）整大伯是最狠的，大伯的双膝跪烂，伤口久未愈合，很久后与人谈及这段经历，大伯都是泪眼啵娑。被整完后，即将其开除回家，这段时间大约有四、五年吧？回到县城，既无收入，也无住房。伯母的一位女同事同情他们，便将女儿黄明星夫家的一处小房租住给他们。眼见他们的经济窘况，黄明星经常是不收他们的租金。据说，大伯儿子水水那时是每两月寄一次钱回来，每次15元。可以想见，一家两口每月7.5元生活费，也是够紧了。那时大伯穷愁潦倒，每想到伤心处，便会呡口随身携带的苦酒。陈选红当时就住在大伯邻近，时时去看望他，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经济上接济大伯（每月支援5块钱）。选红当时也无工作了，靠修手表维持生活。大伯对选红是很感激的，对他是无话不谈，选红也曾给过大伯许多的抚慰（故我请选红也将大伯的一些情况记忆一下，选红说拟直接电话跟你叙述）。
大伯恢复工作是在73或74年罢，他就一直在楚江公社医院工作，直至病故。（不知当时为何不退休？）
大伯是个忠厚人，也是大孝子。他性格温和，很少见他与人争吵。即便兄弟间有了争执，他也多不吭声，总是让着。解放后，祖父于57年去世，祖母则由大伯和二伯负责赡养，每人分别给老母5元，直到文革停发工资。对他的母亲，见他总是温声细语，经常陪着老母一坐就是几小时。娃娃还记得：小时大伯经常吩咐她去打酒，然后母子俩就着一小碟菜，你一口我一口地慢慢呡酒。
大伯中医底蕴深厚。所处药方即简单，效果又好，找他看中医的患者很多，反映很好。听家母说，她年轻时挫骨神经痛，吃大伯的药方，7—8付就好了，以后没听说再痛过。在诊治妇科病方面，也很了得。如当年沈阳的六婶自生了女儿小丽后，多年怀不上孩子，是六十年代回临时找大伯处了方后，才怀上了旭东的。
大伯晚景悲凉。自经文革的打击后，精神上一直就没有振作起来过，终日郁郁寡欢，一副暮老苍颜的模样，日日孤独酌酒，渐渐染上酒病，到了酒不离身的境地，时不时就从袋子里掏出酒瓶呡上一大口；梦里醒来，也会抓着瓶子喝上一口。嗜酒成疾，在还不是年纪很大的情况下便去世了。病逝前后的那段时间，一直都是家父在楚江医院看护、料理。最遗憾的是大伯远在武汉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未曾去过。
关于二伯父：
从家谱上只知道二伯是在长沙读的中学，民国时还在中山大学搞了几年财务工作、在县城里经营药店等。解放初，曾热心于一些社会活动，如在县工商联合会曾担任主任，还负责过县工商剧团事务。水戈说见他老爸演过戏，曾扮演了鲁肃一角。到53年时与王吉（眼科医生）等几人成立“大众”诊所，55年改县立“大同”联合诊所，到六二年更名为县“中医院”。文革期间，曾调县沙田公社卫生院工作约5年时间，才返回中医院工作直至退休。
二伯行医未跟从过师傅，全是自学的。他边工作，边学习，边钻研。先是行西医，逐渐中西医结合，而最善长的又是儿科。在县城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年轻时我经常去二伯家闲坐，见大多时间都有病患者上门求诊。特别是退休后，患者络绎不绝找上门来，屋里天天坐满了排队看病的患者。我觉得二伯从医一是很好学。几十年里，他把闲暇时间大多用在学习上，曾听二伯娘讲，二伯看医书每天都看到很晚。我小时常在医院出入玩耍，也经常见二伯没有门诊时就捧着厚厚的医书翻看。二是诊治认真细致。我从出生到成人，但凡有了病痛，都是找二伯看病处方，对他看诊的的认真态度，印象深刻，凡碰到疑难问题，爱想办法解决，很能让患者产生信任感。到他50余岁时，已是县里很有名望的医生了。文革后，社会上对医生更加尊重，政府把他作为“名老中医”相待，连续三、四届都是县政协委员。便很积极地参政议政，经常就医疗事业及其他社会问题建言建议，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伯除了行医专长，还善长书法。他们兄妹在长辈的严格管教下，自幼就把书法列为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因此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不错，但写得最好的还是二伯。家父很佩服二伯的书法，记得我很小时，家父就请二伯写了一本厚厚的毛笔字帖，让我每天照着临写，可惜我没有这个天份，而且爱好也不在此，临了一段时间毫无长进，二伯看了都直摇头，说水良写的毛笔字骨架要比我的好，我也趁此就不再练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好写毛笔字（在文化部门工作时，也只善于写写排笔字）。
二伯是个很节俭仔细的人，从来不乱花一分钱，生活过得很俭朴。二伯家在经济上是采用AA制的，二伯每月发的工资交伙食费给二伯娘、交老母赡养费后，余钱是自己管着，家里其余的开消都由二伯娘去应对。二伯娘用钱是个很大方的人，亲戚中谁家有了困难，她都出手相助，因此她这个管家在经济上常常是捉襟见肘。家母还记得，六十年代初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每到开学期间，二伯娘都会拿点钱过来，帮助解决读书报名费问题。二伯娘去世后的那十多年时间里，二伯的生活是由其孙女王日琴照料，因为二伯一生都不善做家务活（除了在沙田公社卫生院时，情非得已外）。见他所穿、所用的都很老旧，直到去世，睡的床还是那种70年代初的木架床，而一般大众，早就睡席梦思了。他去世前的几年时间，身体衰弱，大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每去看他，见他艰难地倚靠在床头的硬木栏上，连个海绵垫子都没有，看着很觉不忍，几次建议他买张席梦思，他都摇头不允。唉，他对自己也是太苛刻了！
二伯父的性格在他们众兄妹中个性是最要强的。还在民国时的旧大家庭里，二伯就已经很有发言权，对家庭中的一些人与事，很喜欢拿主张，若不听取他的意见，往往就会发脾气。故众兄弟姐妹也好，二伯娘及其子女也好，大多对他很忍让。在我还很幼小的时候，就有了二伯发脾气时的骇人印象——圆睁双眼，满面怒容，厉声呵斥，拍桌摔椅。都说水戈小时偏偏很调皮，故没少挨二伯父的暴打。又如弟妹们的婚事，他也是要干预的。据家母回忆，四伯父当初欲娶下洞刘家村贫民女为妻，二伯不同意，后来或许是我们的祖父最后拍板支持了四伯，四伯才娶回的媳妇？再就是三姑（即你妈妈）的婚事，三姑开始与彭老师（同学）的哥哥交好，遭到二伯父的强烈反对，三姑或许因此而放弃的那桩婚事？后来三姑与你父谈婚论嫁，二伯也不答应，家母说当时三姑还从郴州打来长途电话呢，哭诉着要求得到家里的应允。
与二伯家相处最好的亲戚是谁？我看就算七姑了（曾庆兰）。七姑家在临武也算大家族，她们家也有十兄妹（八女二男）。
其父叫曾锦春，家母说人称他是半个县长，可见很是地方一绅了。七姑在五、六十岁时，其风韵尚胜过许多妙龄女子，真可谓是一代佳人！有人说，按人材美貌及年龄，二伯与七姑是最般配的（二伯年纪比二伯娘小），但为何未成婚呢？这是一个悬念。也许，是前辈们早就看出，二伯配二伯娘还是最好，因为二伯娘性格是最贤惠温顺的，而七姑则有些火暴倔强。但不管怎样，七姑与二伯家的关系几十年间一直都不同一般。更为神奇的是，二伯父与七姑又居然都在同一年去世。
关于三伯父：
三伯父的情况，你更清楚些，我再就家母说的一点情况补充如下：据说，三伯的婚姻，也是家里长辈定的，三伯人在长沙、武汉，可能是有了相好女友，是在家里的压力下，被迫回来成亲的。解放前夕，三伯一家回到了临武，51年才又去的长沙，在临武有将近三年的时间。解放初时，老大、老二和老三一起还合伙做了一段时间面条生意，后来闹意见，很快就散伙了。祖父还安排王本已（堂兄里面排行第六，我们叫他六叔）帮他们三兄弟进行调解。本己六叔为人正直，知情懂理，善解人意，故大家庭中有了矛盾，通常都习惯由他出面进行调解。
关于四伯父：
四伯父去世早，知之甚少，略述如下：
据家母介绍，四伯父是他们众兄弟中最好相处的人，对人和蔼，没有架子，很随和，过早地去世，真是太可惜了！曾就读于军校，家父生前一直说是广州黄浦军校，可家谱上说的是广西某军校。毕业后曾在县中队搞过一段时间中队长，后来经商。是他首先从衡养买回电影机在临武放的第一场电影，那时还是无声电影，当时在临武也是很震动的事情。
四伯的婚事也是有点浪漫色彩。据说某天他在县城一织龙须草席的地方，看见了一美貌女子，便情不自禁地尾随跟去，一直跟到乡下一个叫刘家村的地方，并看到女子进了某户人家，方才离去。回家后，四伯父立即委托媒人前去说媒。女子家是刘家村一普通农户，媒人前去一说竟就说成了。可家里开始不同意，觉得有点门不当户不对，是四伯一再坚持，才最后成就了这段姻缘。
四伯母人确实很美貌，说是在王家众多女性中，是最漂亮的。另外，人也是很贤惠忠厚，跟家母、二伯母等都很合得来，据说大伯母与三伯母有点看不起她，嫌她家庭贫穷，讥笑她不会穿着打扮。而四伯父则买来时尚的旗袍、高跟鞋，教她穿上后怎么走路、化妆。结果光彩照人的四伯母及他们夫妻的恩爱引来众人的羡慕、嫉妒。
四伯父婚后生后一子一女，不幸的是，于1951年内相继死去3位亲人，只留下德善一个孤儿。事情说来也有点蹊跷，说是春节大年初一拜年吧，一大家人都一一齐聚堂上，按照长幼秩序正轮着拜年，轮到四伯母时，她当时抱着儿子坐在火盆边，起身时不慎把火盆踏翻了，炭火热灰贱了她和孩子一身。此后，便身体一直不适，一年内儿子，丈夫之后是她相继病故。
关于大姑爷：
他的情况了解甚少，听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
他的情况了解甚少，听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
大姑妈原本是由父母做主许给了本县城内杜家村某一大户人家，可是大姑妈本人不喜欢男方，大姑怎么识得大姑爷的不清楚，反正后来是要嫁娶，而王家是坚决不同意。后来就有了大姑爷上演了一出半路抢亲的闹剧。王家人就更生气了，婚后几年都坚决不准来临武王家。而王家里当时的管家的长辈是二公，据说二公是王家的大管家，管理家务非常严厉。后来能进王家的门，是四伯父要求的。四伯父成婚时，便向长辈提出要请大姐和姐夫回来吃酒，这次才通融成功的。
据家母说，她结婚时曾请了大姑爷来喝酒，因当时未安排他坐头席，顿时拂袖离席而去。看来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特色的人物。
年轻时曾听大姑妈说过一些有关大姑爷的话：你大姑爷在他们宜章，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人说宜章有三只角，其中的一只，就是你大姑爷呢。
大姑爷去世后，大姑一家的境况是可想而知的。祖父母不忍女儿在外地受苦，召唤她携儿带女回娘家定居。51年，由家父亲自去宜章接回她们一家，当时楚材还只两岁，是家父抱着回来的。大姑是王家的才女，面对逆境，很能忍辱负重，她见常常还是乐哈哈的，有谁知道她的内心有多苦呢！从我见她，就是一副病焉焉的模样，老是咳嗽、吐痰，在困窘中度过了后半身。最后十余年是随楚材生活，对她照顾还算可以，但那时楚材常发酒病，一发病就乱来，大姑为此受了很多气，否则可能还可多活几年的。
关于父亲（本辰）
49年，父亲才17岁，那年就成婚了。而那场婚事，却是老“光荣”家几十年里办得最为热闹的。据说大宴宾客，酒席开了三天才办完；当时的迎亲队伍长达3余里，这头里的接亲队伍要进城了，那尾上的人们还未出完村呢，能不热闹？过去几十年了，不少老辈人对这事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当时,这个名满临武的大家庭已经是由盛转衰，却为何将这场婚事办如热闹？据说老祖父的考虑是：
——在衡阳的店铺被日本飞机炸毁，广东的生意也遭挫败，而庞大的家庭开支却不少，已是在勉强撑持，最后倾力办次体面的喜事吧；二是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往后世事难料，这场婚事，该花的就花，该请的就请吧。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但却受了很多的委屈。
父亲也未读多少书，只在县曙光中学读了初中。51年初，招到郴州军区卫校学习，临毕生时回了一趟家就不肯去了，学校还曾几次来人动员他归校，大概是不愿面对毕业后的从军生涯吧。回家后与人合伙经营了两年付食店，后由军区卫校的熟人介绍到县“大众”（县中医院的前身）医院任财务工作。65年初，因与食堂人员开玩笑到较真发脾气，煽了炊事员几个耳光，医院领导借机将这事上纲上线，小题大作，不但开除他的公职，还将他下放农村改造，由此开始了他十多年漫长的屈辱生涯！
父亲由一个富家少爷，眨眼间沦为贫苦农民，落差实在太大了。最为阴狠的是，不让他回老家新屋场，偏偏要将他放县城内的生产队插队劳动，让他天天挑着粪桶，面对往日的熟人、邻里、同事，这恐怕更甚于对肉体的摧残。
记得父亲身体原本也是单瘦的，上半辈子也从未干过体力活，突然间要干起农村的重体力活，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而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几年的劳动锻炼，父亲终于还是慢慢适应了，身体也比原来强壮了。为少干点田间的活，66年，他向队里申请搞副业，每月交30元现金记工分，生产队也体谅他的苦衷，很快就同意了。搞副业人是自由了很多，却很辛苦，压力也大。当时是拖板车，由于车子破旧，经常是一天要中途卸几次货补几次胎，这样，人累了，钱却挣得很少。更何况仅凭父亲的体力，一个人也拖不了多少货。幸好当时我已经辍学，便正式成了父亲的帮手，为他减轻了很多辛苦。这样的日子大概经历了有整整一年半以上吧。后来可能是因为交钱给队里有困难，才停了这项副业。
70年代上期起，父亲也是为不想干田间的农活，便承包了队里的一片菜地，每月交承包费给队里。那片地是城边的一大块山坡地，地质贫瘠，不很适宜种菜，且种蔬菜天天都得浇水，而水又要到坡下的水渠里挑，这事你说合算吗？几年下来，人累了，收入没有多少，到每年底交承包费时，大多是靠拿母亲的工资去抵交。父亲不喜人提他的蔬菜收入的事，一提，便拉下脸说：家里吃的蔬菜没去买过吧？那不是钱呀？
到70年代末，父亲终于熬完了他最苦难的年头！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后，先后到基层医院南强、汾市等干里几年，80年代初便到县卫生局“卫协会”工作至退休。
父亲为人真诚，人缘好，也舍得花钱，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积蓄。平常日子，大多都是他请亲戚、朋友吃饭喝酒。即便在最困难的年代，家里来客了，他都要留客喝杯酒。就在农村干活的那几年，队里的社员只要和他一块干活，都是吃他带的烤烟，所以社员们都喜欢和他一块聊；恢复工作后，他与同事和卫生局的领导关系也很不错，如副局长陈钰轩、邝某某等，都是家里的常客。
父亲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时不时都会琢磨点什么事来干，不管对还是错，想起了就马上干。就说我们这个老屋吧，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比较大的改造、翻修就有3——4回；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时，人说养月兔子好，每月都有兔肉吃，于是买回竹子在客厅里圈出三、四平米来饲养兔子；六十年代文革时期躲在家中楼上卷炮筒，说是做成摔炮可以卖钱，几个月时间家里所有的藏书都被卷成炮筒，最后是一分钱未赚，纸炮筒全成了垃圾筒；七十年代初养蜜蜂，每到春来，看到天天从蜂箱里摇出蜜糖来，全家人都很开心，蜜就是钱，能挣到钱就是好事！养蜂最旺的阶段时已达到7——8箱蜂了，但因饲养条件有限，不能更好地发展，且三五年后，因恶劣天气原因，所有蜜蜂都冻死了；接下来是养鸡，把顶层阁楼糊上一层水泥，做成了养鸡场，鸡多的时候有三五十只吧，那几年全家有鸡吃，有蛋吃，但最后还是因为这样的饲养环境不行吧，两三年后就不行了。
父亲也是很尊老重情义的人，平日里这方面的话语不多，这些大多是我从他的为人处事上看到的。在赡养祖母问题上，当时因我们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后来又因他下放农村，所以没要他承担赡养费用，但在生活上却料理了很多，文革时很长一段时间祖母就是吃住在我们家里，祖母去世前几年一直卧病在床，大多也是由我们一家料理。大伯去世后，大伯母即是我们家的座上宾，每逢年过节，都会请她到我们家来，父亲总说她一个人孤单，又不会做菜，太可怜了。二姑妈文革时下放回李家农村，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傍晚，挑着一担棻箕徘徊城里无家可归，思来想去最后进了我们家，父母亲热情地挽留她吃住，说：弟弟家就是你的娘家嘛，你只管来就是的！这件事后来二姑妈也经常提起。对兄弟、侄甥们也很不错，六七十年代，我家也时常养狗，杀狗了便把亲戚们都请来，摆上两桌大喝一通。对他二哥更是尊重，有鸡鸭等肉菜了，定会请他过来喝两盅。印象很深的还有他对我外婆的那份关切。外婆50年代末即到我们家来操持家务、带孩子，文革前夕看到可以不需要她了，便死活要回乡下去住。为我们一家，她付出了太多。还记得青灯下，老人家佝偻着瘦弱的身子、戴着老花镜，一缕一缕精心编织龙须草席的场景，一月下来，有时也挣个三、五块钱。而这挣来的几个辛苦钱，她常常是拿出来给父亲做沽酒钱！父亲没有忘记这份深情，恢复工作后，都是他亲自挑藕煤到乡下给外婆用，逢年过节，则送菜给外婆，用以表达他的感恩之心。
父亲于1993年去世，即将20年了。去世时61岁，是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为何会致癌？我总认为主要原因是他的一些生活、饮食习惯不好，一是视烟酒如生命，——爱烟，却没有吃过多少好烟，大半辈子吃的都是烤烟（自己卷喇叭筒吃）；——爱酒，一日两餐，有时是三餐，而喝的又都是低档酒，最多的是米酒。二是不喜吃水果。另一个原因则是天生的生命力脆弱。想想看，在他众多秭妹里排行老九（若把曾夭折的一个算上，他便是老十了），生命力天生就是不旺，这是很容易致病的。沈阳的六叔去世时亦是六十一、二岁，虽病因不同，但因生命力脆弱而致病却是一样的。我父亲有个蛮好的朋友叫石世金的（现还健在），早两年他也跟我谈到这个问题，说他终于想明白：你父和六叔的死因最主要是生命力太脆弱了，你说结在瓜藤尾上的瓜还会长得很大吗？想来还不无道理。
六叔是在1951年去的东北吧，早年听长沙的邓贻勋说过。邓说：你六叔年轻时总跟随着我呢，他学乐器（单簧管）最初就是跟我学的，他去东北都是从我那儿动的身，我也鼓励他出去。
六叔出去后的第一次回乡，记得是1962年了，依稀还记得点六叔和祖母相逢时的激动情景！那次六婶是否是一块回的，不清楚了。反正六婶是在60年代初回过临武一次，以后再没回过了。
与六叔相处的时日少，了解得不多。对他的印象，多是通过他多次回乡及70年代初去过一次沈阳有所了解，再就是曾经多年的通信也增进了一些了解。印象最深的是：
六叔一生非常眷恋乡情、亲情。他十多岁就孤身一人外出闯荡，又身处那样动荡的年代，心灵深处的压抑可想而知，多少个冷寂孤独的夜晚，常常想念的恐怕就是家乡的亲人。我知道，几十年里，他最渴望的就是能经常回乡，常与亲人聚聚。上世纪50年代，东北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啊，想回一次都有如登天，一是请假难，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人们都如同生活在樊笼里；二是没有经费，当时那么低的工资，给你时间你也没钱回啊。为回家乡，他是努力地、长期地在攒钱。最初两次是每隔十余年回次，后来条件渐渐好了，是五、六年回次，到最后是隔一两年就回一次。
每次回临武，六叔都是住在我家。他与家父的关系，确要比其他兄姐更为亲密。他俩年纪相隔不到一岁，从小都是玩在一起，如同孪生兄弟，每次相聚，都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六叔脾气性格比家父好，他们兄弟在一起，我感觉家父常常还会有点脾气，而六叔则总是让着、随声附和着，不与其争吵；家父回农村的那十多年，心情大多时候都不好，那时六叔一直都来信的，而家父则很少回信，常常拖好一段时间了，自己不想写才委托我回信给六叔。六叔也不计较，信还是照写不误。就那些年，因此我也给六叔通过有几十封信吧。
难忘的是1974年夏我有幸去了一次沈阳，见到了六叔、六婶。那次我是从武汉押送一车皮鲜桃到沈阳。到沈阳东站货运场后，我不知怎样去找六叔，后来是电话联系上的。六叔骑一辆单车到东站来接我，记得当时我还从车皮上装了一袋桃子送六叔。那次我在六叔家住了两天。记得当时的住房也是很紧，全家人就只有一间房，大约二十来个平米吧，客厅卧室都在一处，一应家具都很简洁；厨房、卫生间是与邻居共用。六叔请了两天假，陪我四处游览、照相，中午、晚上则弄几个菜，叔侄俩喝上几盅，喝得尽兴时，还几次与我长谈了他外出多年来的一些经历，谈家庭，谈工作，无限感慨。看得出来，六叔那几天真的很高兴。遗憾的是，岁月苍桑，他所讲的我大多都忘了。印象中，六叔与人这样倾情交谈是很少的。
94年的秋天，是六叔最后一次回临武。那时家父已经去世，他住到我在县税务局的住所里，那次回临时间较长，有半个多月吧。这时已经退休，外出很自由了，随身都带着好几本厚厚的歌曲本子，对生活，对未来非常惬意、乐观。但我还是看出来，六叔的身体不是很好，常常是活动量稍大点，就好像有出虚汗、喘气不赢的症状。他自己也知道心脏有毛病，急救药都是随身带着的。是否还有冥冥中的天意安排？——久未见面的一些旧朋熟友，那次他都拜访了好些个，如家父生前的几个好友石世金、曾宪义等还分别特地请他吃饭，这都是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彷佛知道要永别了！听说那次返往沈阳途经长沙时，也去告别了三姑妈，还拜访了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几十年未谋过面的女友？
95年的元月吧，突然传来噩耗——六叔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这太突然、也太伧促了，亲友们都简直不敢相信。才分别两个来月吧，还余音在耳呢，怎么会呢！
水戈、楚材、安安和我四人在接到六叔噩耗的第二天，受家乡亲人的委托，踏上了寒天雪地的沈阳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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