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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宙斯巨像——世界八大奇...满族_百度百科
[mǎn zú]
满族，旧称族，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悠久，满族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和文化时期。[1-2]
、、、、、，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黑水靺鞨是满族的直系祖先，后发展为女真。是惟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过中原王朝的。根据2010年显示，满族人口数量约为万，目前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其中居住在、、、四省的人口最多，占满族总人口的80%以上，此外，、、、的满族人口均在100万左右。[3]
满族的主要聚居区为、、、、、、、、、等10个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2个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城市和，以及在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建立了300余个满族乡。属于满-。[4]
满人现已大都使用和。有媒体报道全国会满语者已不足百人。[5]
吉林省进行抢救性发掘，保护，满语研究初见成效。[4]
满族人的姓名很是复杂，满族人照例是称名而不举姓的，满语称姓氏叫做。数量约有1114个。[6]
被称作“著姓”的有：、、、、、、、、、、、、、等。
满族世居祖国的东北部，地域辽阔。长白山是满族神话传说的发源地，清代被清帝视为圣山，派官管理，供奉。
历史据推测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和文化时期。、、、、、，是现代一脉相承的祖先。
公元前22世纪文明的中心在，早期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
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南端的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时期，当是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陶猪、陶狗、陶熊是作为陪葬品埋入坟墓的，是对死者灵魂崇拜的一种有力的证明。”
自公元前22世纪的舜禹时便见诸史籍。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即）来朝，贡弓矢。”禹定九州时，、时，肃慎均派使来贡，最著名的贡品为“楛矢石砮”。周人称“、燕、亳，吾北土也”。
肃慎人生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东临大海。到了周武王与周成王时，史书上曾记载他们进献过“楛矢石始砮”。在中国以后的史书中，肃慎即被称为“挹娄”。挹娄生活的地区大致与肃慎相同，不过一部分部落已迁徙到今吉林省和辽宁省东北部。这时挹娄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更为密切。挹娄人以采猎为主，种五谷、养牲畜。到了北朝和隋唐时期，肃慎人和挹娄的后人被称为“勿吉”和“靺鞨”。他们与中原王朝不仅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也有了密切的政治联系。隋炀帝曾封其首领突地稽为“辽西太守”，唐太宗封其为“右卫将军”。
渤海国时期
公元7世纪末，因为战乱一部分人东迁，后定居于上游、之北，建立了“”，封其首领大祚荣为“”，自此以后便以“”为号。
唐中期，渤海统一了拂涅、号室等部，统辖地域北至松花江下游、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东临大海、西南达今辽宁省北部及东部。
建国初期有编户十余万，人口数十万，后期人口逐渐增至五百万左右。从而获得了“”的称誉。到9世纪末，被辽所灭。
靺鞨部落中的另一部分黑水部分布很广，其生活地域在今黑龙江省爱辉县以东、依兰县以北、直临大海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唐玄宗时，封其首领倪属利稽为“”，后又设黑水军、黑水府。渤海国被灭以后，黑水靺鞨向南迁移，《》中契丹人称其为“女直（）”（《辽史》称“女真”为“女直”是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此后靺鞨这一称谓便被“女真”所取代。[7]
时期，东北地区分别有南女真（熟女真）、北女真、生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女真、长白山女真等等，这些女真部族之间并不相互统属。
初年，女真部落中的完颜部逐渐强盛，统一了今吉林省以北各部女真。，其首
领阿骨打起兵反辽，翌年，建立。用10年时间灭掉了辽国，两年后又征服了北宋。将都城从早期的上京（金上京在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迁到中都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统一了河北及东北广大地区。
后在蒙古军队的强大压力之下，迁都开封，企图向南发展，并与交战10余年，致使腹背受敌。1234年金国被所灭。
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大部分女真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融合了，只有散居于今松花江流域、中下游、东临大海的女真人延续下来。这些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
满洲即与这部分女真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是当时占领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其全盛时代的统治范围为：东北到、、堪察加一带，包括、；西北到；西边接壤；南边以到一线与交界。
在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各部也很紧密的集合在一起，人们对一个统一的女真民族的认识更加清晰，在统治中原时期，进入中原的虽逐渐汉化但保持着相对的民族独立性，直到1234年金朝被蒙古帝国所灭，当初留在东北以及后来陆续回到东北的后来发展为今天的。
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至此，女真人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在明朝记载中分别被称为“”、“”、“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就是后来形成满族的主要成员。
在施行“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把这些约占金朝女真总人口五分之三的女真人不作女真看待。[8]
亡后，女真成了的被统治民族。建立后，女真人为元王朝管辖下的居民。蒙古汗国和元王朝对女真的管理，集中反映了女真与蒙古两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关系。首先是蒙古贵族在女真地区设置了路、府、所一套行政机构，“设官牧民，随俗而治”。
（即乙未岁，金亡后的第二年），在北一带设开元（治所在今东）、（治所在今吉林省东）两万户府后，接着在其它女真人居住区设立许多路、府、所，管理诸支女真人。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改辽东路总管府为开元路，女真人皆被纳入开元路。在、等路相继成立后，只管辖沈阳路以北（今辽宁省北）的女真人，南部的女真人由沈阳、辽阳等路分别统领。为了对分散的、处于后进阶段上的水达达等“随俗而治”。
皇庆元年（1312年）前将开元路东北部地区划设水达达路，与开元路同属辽阳行省管辖。水达达路是元朝女真的主要分布地区，元王朝在其境内先后设立了许多府所。见于史籍的除前述桃温等5个军民万户府和水达达、肇州2个屯田万户府外，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设有，府治在阿姆贡河对岸的特林地方；在黑龙江下游立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治所在阿纽依河与汇合处的哈儿分地方；在今流域设阿速古儿（乌苏里江古名）千户所；在今俄罗斯境内滨海地区置有（今）、木答哈、牙兰千户所。
元朝统治者通过上述机构和职官，在女真地区征收赋税、签军应役、发布禁令等，实施全面政治统治。元朝向女真征收的赋税是实物，有粮食、布匹、各种野兽皮张和等。不过由于诸支女真人所从事的主要生产不一，故缴纳的实物也各有侧重。蒙古贵族在女真人中签军应役，主要在元朝建立前后。首见于中统四年（1263年）。是年，元王朝命亦里不花在“女直、水达达及乞列宾地合签镇守军”3000人，调归塔匣来领之。
元朝在女真地区发布过的禁令，有屠杀之禁、、（捕猎）之禁、出产金银禁。这些禁令极大多数是为防止女真反抗而发布的。这不仅反映在这些禁令都发布在元初，随着元王朝统治在全国的巩固先后解除，尤能说明这一实质的是后两项禁令。因为狩猎和生产金银本是正常的社会生产，狩猎还是女真人解决衣食之需的传统社会生产部门，所以诏令禁止，显然是因这两种生产与“强兵”和制造兵器有密切联系。
女真分为、（扈伦）、（野人）女真三部。大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集结到以斡木河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经常袭掠朝鲜境内。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扼制其向北发展，骚掠朝鲜于永乐元年十一月诏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并遣千户王可仁等至朝鲜招抚女真。永乐二年置奴儿干卫、七年四月又置奴儿干指挥使司，先后置卫所一百八十四，凡来降者均加官，授印绶，赐耕地。1406 年（永乐四年），猛哥帖木耳“入朝鲜庆源界抄掠”，被朝鲜军击退。明八年（1410年），建洲女真斡朵里部酋长六世祖猛哥帖木耳率部从牡丹江西岸南行至（今）定居下来，这一支女真在历史上被专称为建州女真。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毛怜卫的居民。猛哥帖木儿所统斡朵里部人世与胡里改部为婚，两部关系密切。
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居于三卫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于当年趁其来边市贡马之机将其拘禁起来并加以杀害。同年9月，明军联络朝鲜部队在24日向建州左卫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女真的营地。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大规模搜捕和围剿，杀死女真人千余名，并将其多年积畜劫掠一空。在这场劫难之中，毗邻的建州卫也未能幸免，李满住及其长子古纳哈亦遭杀害。担任这次屠杀的明朝总兵赵辅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旬月之内，虏境以之萧条”。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屠戮，前两次发生在八年（纪元）与二年（纪元）。
明朝与朝鲜于成化十四年（纪元1478年）和十五年（纪元1479年）连续两次围剿建州女真，对该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两军约定“可屠者屠之……尽灭乃矣”。双方的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
，起兵统一各部落，建立王朝称，国号，史称后金，定都于（后改称兴京，在今中国辽宁省新宾县境内）。
，弃用 “”的族称，改称“”，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野人女真、蒙古、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纳入之下，现代的雏形形成。
，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各个族群纳入八旗之下，现代满族雏形自此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被编入八旗的还有当时相当数量的辽东汉人、蒙古人，在八旗内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他们的加入促成了现代满族的形成，在八旗体制下，旗人认同下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满族逐渐形成。建州女真人被称为“”（旧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
，将国号改为 “”，同时也改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覆灭。清军一路屠杀，收买汉奸，逐步攻取全中国政权，最终建立统一中央王朝——。清军入关之初，为了巩固统治，从外貌上消除汉满差异，防止激起汉人知识分子的华夷之辨，下令“剃发易服”。但是剃服令却激起了汉人民众强烈的排斥反抗，清军对汉人民众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从北杀到南，制造弥天大罪，导致人口锐减，社会经济文化倒退。清代广泛实施文字狱，钳制知识分子思想。
在稳固统治之后，清帝逐渐进行补救。先后追尊崇祯帝庙号，兴建帝陵等。在官方史书中，亦悲悯崇祯帝“非亡国之君”。称李自成“流寇&等。清军入关之初的屠戮和文字狱客观上是使得中国经济文化倒退，社会进一步走向保守，封闭，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由此出。
康熙时期，部首领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攻喀尔喀蒙古，并借口追击土谢图汗部余众，进军内蒙古乌朱穆沁。 康熙帝3次率军亲征漠北。二十九年七月，他亲自进驻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节制全军。八月一日两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交战。噶尔丹仅率数千人逃回科布多。三十四年五月，东犯（今蒙古国境内）以北巴颜乌兰。三十五年五月，康熙帝命费扬古统帅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南之宗莫德）与噶尔丹主力军队激战竟日，噶尔丹军阵大乱，清军追击30余里，歼敌数千。噶尔丹率残部仓皇西逃。次年春，康熙帝亲赴宁夏，进剿噶尔丹残部。同年三月，噶尔丹暴病而亡。继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部首领的策忘阿拉布坦，于五十五年进犯西藏。次年十一月攻占喇萨（今西藏拉萨），造成西藏地方动乱。五十九年八月，清军进入喇萨，控制西藏政局，准噶尔残部逃回伊犁。
雍正时期，雍正五年（1727）噶尔丹策零继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首领后，即遣使清廷要求派人入藏熬茶（向喇嘛寺庙发放布施），清政府未允其请，并令噶尔丹策零将发动叛乱的青海和硕特部贵族首领罗卜藏丹津送回。一年之后， 雍正帝决意出兵准部。八年，噶尔丹策零押送罗卜藏丹津的队伍行至中途，探知清军西进来讨，便返回伊犁。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大败清军。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进掠克鲁伦地区，与清军相遇，双方在额尔德尼昭（光显寺）激战，准噶尔军队中伏被围，仅噶尔丹策零等率残部突围。
乾隆时期，清政府为了完成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曾两次出兵准噶尔部、进军伊犁。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十七年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支持下夺取了准噶尔部统治权，不久两人又发生火并。十九年阿睦尔撒纳投清。清政府决定进军伊犁。二十年五月，达瓦齐退守格登山（今新疆松柏边卡），遭清军夜袭，达瓦齐越天山奔南疆，在乌什为回部霍吉斯擒获，押交清廷。八月，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清政府于二十一年三月占领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阿克赉牧地。不久他又向俄国求援。二十二年二月清军再次进军伊犁。七月，阿睦尔撒纳兵败逃入俄境，不久死于痘疫。清政府通过上述战争，打击了准噶尔贵族上层的割据势力，统一了西北边疆，有力地抵制了俄国势力的扩张。
清王朝从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利益出发，在康乾盛世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巩固边疆、抵抗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军事活动。如康熙年间，平息吴三桂“三蕃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收复台湾，并设立一府三县，隶福建省。经过雅克萨反击战，阻止了沙俄侵略者对中国东北边疆的蚕食。清俄双方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用了70余年时间，征服了雄踞西北的准噶尔蒙古汗国，统一了天山南北，设立伊犁将军严兵把守，粉碎了沙俄向中国西北边疆扩张的阴谋。在西藏地区，清政府选派驻藏大臣，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并且确立了达赖与班禅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使西藏直接为中央政府所管辖。与此同时，清政府先后平定了上层贵族叛乱和受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廓尔喀（尼泊尔历史上的统治王朝）入侵，巩固了中国西南边疆。
清王朝的漫长统治中，中国国内各民族基本已结成比较稳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近代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还是阴谋颠覆，都没能使中国重演历史上的分裂局面。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最终确定了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而极盛时的清朝版图仅次于元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从17世纪后半叶（康熙朝）到18世纪末（乾隆朝），是中国帝制及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期间虽有战争，但工商业百年兴旺，人口升至3亿，竟占到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可不幸的是，清王朝接着逐渐走入腐败没落之途。由于保守思想的沉积，闭关锁国和妄自尊大，当世界大变革风起云涌的时候，当中国必须直面西方势力的时候，却只能纠缠于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落伍。虽然清王朝在最后阶段，曾推行过一系列的“新政”，但为时已晚。尽管如此，没落的清王朝纵然一再被迫割地（总共割掉了150余万平方千米），清帝退位时，仍给中国留下了1,140多万平方千米的辽阔疆域。[9]
在晚清时期，尽管清政府腐败没落，但满族人民及八旗官兵却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谱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英勇事迹。在鸦片战争中，驻防在山东青州的满洲八旗几百名将士与数十倍于己的英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驻守在浙江乍浦观音山的八旗兵，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在阵地上。驻防在镇江的满、蒙八旗官兵，在很多外省援兵逃走的情况下，面对15,000名英军，毅然拼死抵抗，进行激烈的巷战。旗兵&死伤十之八九&，副都统海龄也壮烈殉国。1858年6月，满、蒙、汉各族八旗官兵，打沉敌舰5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法军14人，取得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胜利。历史更不容遗忘的是，日，在同英法联军的八里桥大决战中，许多满族官兵和蒙古、汉等民族官兵一道，在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阵前指挥下，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悲歌。
时，革命党人对旗人进行了迫害和屠杀。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10]
“满人被杀者共有三百名”；武昌“各处皆有满人死尸，计满人被杀者八百人”。西安旗营“所有满族人都被杀害”，太原满城“全城无一逃生者”。武昌“杀旗人无数，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新军第9镇士兵攻南京失利后退入镇江，闯进已投降的旗营，屠戮旗人。西安满城破后，“民军以种种原因，切齿满族，又以满营闭城坚抗，致土匪得乘机抢掠，扰乱秩序，大忿之，故杀戮颇多”。[11]
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反动派及一些反动的或对满族抱有很深成见的文人学者，对清朝的历史评价是不全面的，对满族的认识和评价也是不公正的。大汉族主义者，把满族入主中原，同汉族、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开拓、捍卫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发展、繁荣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丰富祖国的灿烂文化，谓之“异国外族侵略”，把清朝末年的一切罪过统统扣在满族人民的头上，似乎要让满族子孙后代替祖宗去赎罪认错，替清朝满汉蒙贵族统治者挨骂受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极大的伤害了广大满族大众的民族自尊心，迫使大约一半人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满族而更改为其他民族成分了。[12]
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或改成汉姓汉名。关外有的满族人甚至生计没有着落。这样，在满族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
但在日本侵华时期，广大满族人民为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广大人民包括满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奋起抵抗。先后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自卫军、蒙边镇威第一义勇军、辽西抗日义勇军、少年铁血军等抗击日寇侵略。在抗日战争中有大量满族志士为国捐躯，涌现出了黄显声、邓铁梅、关永芳、唐聚伍、李春润、佟麟阁、关向应等难以数计的满族抗日英雄。但是也有部分满族人和日本人勾结公开叛国投敌建立政权。[13]
在解放战争中，满族人民也同样表现出色。据《丹东》、《》、《》等记载，仅岫岩县就有革命英烈136名，凤城县114名，宽甸县52名，宽城县286名，丰宁县133名。从这些局部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出满族人民为祖国统一做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
共和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平等权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满族人董鲁安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上决定改北平名为北京，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同年，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故清醇亲王奕误第七子载涛出席会议。
1950年，他列席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满族人要求人民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民族平等权利，满族人民半个世纪要求民族平等的意愿。[14]
1952年，才正式承认为中国境内的之一，恢复了作为应有的待遇。在清代隶属于的一些锡伯、索伦等在当代则成为了、、、等不同于满族的独立民族。
日，由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称谓，为了增进民族团结，今后除了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将满族人民同满族统治者区别开来。此后周恩来总理在阐述中国民族政策及接见满族皇室人员时专门谈到满族问题，并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15]
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人恢复了民族身份，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以前隐瞒满族成分，或者没有申报满族成分的群众纷纷自愿地恢复和改正，这样使得曾一度呈现零增长趋势的满族人口又开始正常发展起来。虽然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仅为2,695,675人，大大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
正当满族民族平等权力得以实现的时候，&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给满族及全国人民造成大灾大难。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满族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著名评书演员连阔如，著名书画家、教授启功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4]
文革时期，满族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老舍因不堪凌辱，满怀悲愤，投湖自尽。更多的满族知名人士被抄家，蹲牛棚，受批判，遭劳改。他们受尽人格侮辱，受尽肉体折磨。在北京的满族。故清宗室、王公贵族、军政官员及其后裔等，几乎无例外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被抄家、被揪斗、被劳改、被下放，倍受折磨，无一幸免。部分人对待满族文化进行摧毁，满族迎来了第二次低谷。
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许多满族人恢复或改正了满族成分。这其中包括一部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人后裔和部分汉族。在吉林市乌拉街出现了“山东满族人”的乱象。[16]
在经过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后，满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条件已经成熟，日经国务院批准，在辽宁省成立了首批满族自治县--新宾、凤城、岫岩3个自治县。此后又陆续于日在河北省建立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日在吉林省建立伊通满族自治县；日在辽宁省建立桓仁、宽甸、本溪、清原、北镇5个满族自治县（现凤城、北镇已撤县改市）；在河北建立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除自治县外，在全国还设立了200多个满族乡镇，满族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散居全国各地，以居住在辽宁省的为最多，其他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形成大分散之中有小聚居的特点。主要聚居区已建立岫岩、凤城、新宾、青龙、丰宁等满族自治县，还有若干个满族乡。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满族的人口数量为万人，约占中国人口的0.77%，少数民族人口的9.28%。省级行政区中，辽宁与河北的满族人口超过百万。其中辽宁省有满族533.6895万人，占满族人口的51.26%，占辽宁省人口的12.20%，为满族人口的主要集中之地；河北省有满族211.8711万人，占满族人口的20.35%，占河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70.80%。吉林、黑龙江、内蒙和北京的满族人口超过十万；天津、河南等17个省级行政区各有数万；安徽、福建等7个省级行政区各有数千；西藏自治区的满族人口最少，为153人。在辽宁、河北、黑龙江和北京，满族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尤其在辽宁、河北、黑龙江三省，满族占当地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50%；在吉林、内蒙、天津、宁夏、陕西与山西，满族为第二大少数民族；在河南、山东与安徽则位列第三。
乾隆年间有金朝皇族移居台湾，已发展为有五百余户、八千多人口的大家族。台湾的满族人，总计约有12000余人。
也有满族人移居海外[17]
，但人口数没有统计资料。
满语文是东北亚地区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主要由满族使用，属满-通古斯语族。一般认为满语分属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是在蒙古字母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一种竖直书写的。Unicode满文字体和输入法已经问世，但由于多数网页不能很好地支持竖写排版，现网络上多采用太清满文拉丁转写或（穆林德夫）或稍作变动的穆麟德转写进行交流。
据，1599年命和两人将蒙古字母借来创制满文。虽然两位顾问有反对，努尔哈赤仍然继续把字母改为无圈点文字,这种新文字通行当时的，为国的建立及满族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后来更增补了十二个字头，并于老满文字旁边加以圈点，使满文更加完善，这种新文字被称为“新满文”，并通行于后金。
清代前中期大多用满文发布诏、诰等，成为奏报、公文、教学、翻译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文字。以前期间满文奏折繁多，远超过单独的汉语奏折。其中顺治朝及以前多单独的满文奏折，康熙雍正两朝满汉合璧类奏折居多，单独满文或单独汉文均很少。
清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使用满语的人数约四万余人，其中除满族外，、等民族也使用满语。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贵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汉化政策，整体接受汉文化。
满族丢失母语是有个过程的，到清代中期关内旗人就不大有人会说满语了。东北地区长期进行“封禁”，满语使用仍在继续。19世纪60年代，在步步紧逼之下，接连割让大片疆土的清政府接受的谏言，废除政策，鼓励汉人民众前往东北开辟新家园，保卫国土。东北满族人，蒙古族人在汉人迁入开发建设过程中逐渐接受汉语为共同交流语言，满语使用迅速下降，到现代满语基本已经无人使用（除了黑龙江不过20世纪中晚期，只有远在黑龙江流域与嫩江流域的少数村屯的满族人，还存在一些日常的满语会话。[18]
满语研究已正式成为黑龙江大学的重点学科；民间的满语学习班也在一些城市和网路中开始出现。[19]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满族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祇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清王朝初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皇帝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宁古塔和爱辉等地，满族仍然保有萨满教。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满族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
清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但祭祀仪式仍袭用萨满祭祀而有别于其他民族。驻防旗人后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装，为从关外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广州满族祭“落广祖”，所祭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
满族及其先世的世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产生于氏族社会时代，大约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氏族。这时女子是氏族的中心，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全体氏族成员都是她的后代。氏族成员实行族外婚，又形成了不同的血缘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孙的繁衍，氏族不断增多，为了互相区别，利于辨识，需要有一个称号，就产生了姓氏。[20]
满族的氏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古老的满族氏族在女真族形成初期，主要是按血缘群体结寨而居，依照族寨而行。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后，满族氏族开始发生了变化。如：努尔哈赤祖居的赫图阿拉最初只有8个氏族，随着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落的征服和统一，先后归服于努尔哈赤麾下投靠到赫图阿拉来的氏族越来越多，其中有33个氏族来自长白山区，有28个氏族来自哈达部，有14个氏族来自扎库木，有17个氏族来自讷殷，有44个氏族来自叶赫，有40个氏族来自乌拉，有X个氏族来自辉发。这一时期赫图阿拉的氏族就达到100多个，形成了诸多氏族混居的现象。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它们逐渐丢失了它们内在的组织形式，长期与汉族人生活在一起，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氏族的名称开始冠以汉字姓。久而久之，开始或完全放弃或忘记了原来满族的氏族名称，以汉字的姓取代了满族氏族的名称。[20]
满族食品也极富特色，历来有“满点汉菜”之说。最能代表满、汉族饮食文化交融的莫过于“满汉全席”。其菜肴选料、制作和吃法上都保持着满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头菌、熊掌、人参、鹿茸等大都是来自东北地区。它是满点与汉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时期就已成型，流传了二百余年，乾隆间《扬州画舫录》所载，扬州地方的“满汉席”，已有菜点100余道了。日常生活中，满族民间还有许多风味小吃和种类繁多的点心。喜欢吃小米、黄米干饭与黄米饽饽（豆包），每逢过节时吃“哎吉格饽”（饺子）。每当阴历除夕，晚饭吃满族独有的风味食品白煮猪肉，炙猪肉及糕点中至今犹存的“萨其玛”等。今天中国北方的饺子、火锅、酸菜、京味糕点等均与满族饮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大都与狩猎相关，有举重、摔跤、跳马、跳骆驼及溜冰等。“跳马”要在马飞跑时，横跃马身；跳骆驼则是从后跃上驼背。跳马与跳骆驼，都是为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便于飞上敌骑的擒拿技术，并成为经常锻炼的运动项目之一。跑冰鞋在19世纪中叶以前是八旗士兵必须操练的一项军事技术。乾隆时期，每年阴历十月都要在北京北海冰面上检阅八旗子弟滑冰，作为训练部队的制度之一。参加这种检阅的人数达1600名(每旗200人)。这样盛大的滑冰大会，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除了表演速度外，还有花样滑冰、冰上足球比赛、冰上杂技、滑冰射箭项目等。旧时旗人所用的木板冰鞋还可在北京民间找到。
旗袍满语称“衣介”，是满族特有的服装，旗人服装的俗称。满族男女老幼都穿旗袍。旗袍的样式特点是：圆领、捻襟、左衽，四面开楔，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有箭袖），这种衣服便于坐骑，适应游猎民族的生活习惯。左衽和束腰，不仅保暖，利于马上活动，而且使人的自然体态得到完美的体现。箭袖，满语叫“哇哈”，在本来就比较窄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口，一般最长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清时，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将马蹄袖弹下，两手伏地叩见，成为一种专门礼节。[21]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旗袍逐渐成为汉族的主要服饰。这时，男子的旗袍样式改为直筒袖长衫。女子的旗袍逐渐演变成各色各样的讲究色彩装饰和人体线条美的样式，为汉族妇女所喜爱。由于旗袍非常适合中国妇女的形体和贤淑的个性、民族的气质，后来渐渐成了中华民族非常有特色的服装。
满族的马褂是和旗袍配合起来穿的，它的样式很像现代人穿的地襟小棉袄。圆领、对襟，有开楔，有扣绊，身长齐脐，袖长及肘，四面开楔。因为它身、袖较短，冬季可以做成皮的或棉的，套在长袍外面，便于骑马，故名“马褂”。[21]
旗头，满语称之为“答拉赤”它是满族妇女在一般礼仪或婚礼场合佩带的头饰。具体做法是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的长约三十多厘米、宽约十多厘米的扇形头饰。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即可。上面还常绣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此头饰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节日、或祭祀祖先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装饰品，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之身体挺直，再加上长长的旗装和高底，使她们走起路来纤纤碎步，分外稳重、文雅。
除“旗装”、“答拉赤”外，满族妇女的“旗鞋”也极富特色。旧时满族妇女与汉族不同，她们崇尚脚力劲健、登山行马，拒绝缠足陋习而以大脚“天足”为美。由此在鞋袜装饰上获得了充足的创艺空间，“旗鞋”便从而产生。这种装饰以精美刺绣的旗鞋以木为底，鞋根起于中央，这种鞋俗称“旗鞋”或通称“高底鞋”。
满族的发式和头饰也很有特点。满族的男子都要留长辫子。入关以后，要求汉人男子也要留发，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21]
满族妇女与男孩一样，成年后才蓄发，或绾或髻。髻的样式和名称有好几种，如两把头、架子头、大盘头等。其中以两把头最为普遍，是满族妇女的一种典型发式。两把头就是将长发梳理整齐以后，束在头顶上，然后分成两绺，并梳成一个横的髻，将其余的头发梳成一个呈燕尾形的扁髻，压在脖颈的后面。因此，满族妇女行走时，脖子是不能随意转动的，显得很庄重。满族妇女不仅很讲究发式，也很注意头饰。在众多头饰中，大扁方头饰最为普遍。这是一根长约30厘米，宽约2、3厘米的银簪子，横于发髻之中。在清朝满族妇女的上层中，不仅要带旗头（一种用青绒、青缎做成的扇形头冠），而且要插上各种各样的银饰，如花针、压鬓针、大、小耳挖子等。满族妇女的耳环也与众不同，他们在耳朵上要扎三个耳眼，戴三只耳环，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21]
满族的民族图腾主要有乌鸦、柳枝、野猪、鱼、狼、鹿、鹰（）、豹、蟒蛇、蛙等。满族的古姓多为氏族和部落的名称，即古代的图腾名称。如地处长白山、英额、珲春等地的“钮祜禄”氏，其意为“狼”；世居哈达、赫图那拉、宁古塔等地的“萨克达”氏，其意为“母野猪”；居住在辽阳的“尼玛哈”氏，其意为“鱼”；生活于黑龙江的“绰罗”氏，其意为“桃子”等。[22]
满族历史上是一个渔猎民族，[23]
史称引弓之民，大力提倡所谓的国语骑射（国语即满语），历代皇帝反复告诫：“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本务”他们“性多淳朴，地产小麦，虽知耕种，而以渔猎为生。遇冬日坚冰，足踏木板溜冰而射，其妇女尤善伏弩捕韶”（《大清会典事例》）。
射箭是猎取食物、防御野兽侵害的工具，也是军事武器运用于战场，因而在满族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后金努尔哈赤把骑射作为立国之本。在他实行的八旗制度中，将满族人分别组织于各旗，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当时人人习射，并以箭法高低为荣耻，无论王公大臣或旗丁，无不挽强善射。
公元12世纪，金朝女真人中出现了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金朝建立前，定制为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组织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并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统治者通过宗室、将领控制着猛安谋克组织。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间（年）发展为军事、生产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按金朝官制：猛安为从四品，掌管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同诸防御州的防御使一样，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的任务。谋克为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并负有除不管理常平仓之外县令所有的职权。谋克之下分设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猛安谋克制度，作为女真族创建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对外战争与对内统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当时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在灭辽攻宋战争中，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在猛安谋克组织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同时，对于大量新征服地方采用猛安谋克编制，减弱了当地人的反抗。此后，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族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它与后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颇有类似之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满族兵丁参加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世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代满族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原则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预备兵，入关前是三丁抽一为兵，随着人口的繁衍，康熙时五丁抽一，以后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战争紧张时可能会全体披甲上阵，甚至妇女也要承担农耕、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务。而其基本生活来源，是靠八旗分给一定数量的旗地。旗地的产出，不仅要负担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承担旗兵出征所须的行装甲械。入关后，八旗兵丁按“计口授田”的旧制，也在京畿地区得到一份田地，但战事频发，兵丁们根本无暇耕种，也不愿耕种，同时地少人多的汉族地区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于是从入关时，清王朝开始给八旗兵丁发放饷银和月米，兵饷成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兵丁的饷米，表面上看是丰厚的，但在承担战时武器与马匹等开支及家属的生活后，就不宽裕了。整个清代，八旗兵额一直没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大量的旗内成丁不能及时挑补当兵，导致一份兵丁的银米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情况。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旗内人口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而且，旗人也不能随意离开所驻地方，规定京旗人口不能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能离开驻地20里。这就是清代社会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下层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趋贫困化，清廷虽然采取多项措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旗制作为不变的根本国策，旗兵的贫困就无法改变。从阶级的角度说，下层旗兵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是被统治阶级。
满族民间文学，既有从肃慎、勿吉、挹娄、靺鞨、女真等先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口头创作，也有满族问世后的作品，包括神话、说部、传说、故事、民歌和说唱文学等。
创世神话《》，描述三位始祖女神阿布凯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开天辟地并降伏恶魔耶鲁里的情形，情节跌宕起伏，色彩神奇诡异，体现了原始艺术的超凡想象力。神话《女真定水》等，则展示了洪荒时代初民们与险恶大自然抗争的无畏气概。《》是一则族源神话，称本民族是天上仙女来长白山天池躬浴时，误吞神鹊所衔朱果受孕，生下婴儿的子孙，后被改叙作爱新觉罗家族的始祖神话，仍为民间妇孺皆知。此外，有关民间神职人员萨满降妖禳灾的神话，也多有流传，其典型作品是《尼山萨满》。
“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学特有样式之一，它是一种由民间艺人创编并传讲的散文体长篇叙事文学，又被俗称为“讲古”，与中原市井间的说书艺术类似。每部作品的篇幅都很长，须把整部大作品分成若干分部来逐次讲述。已经搜集到的长篇说部作品有《东海窝集传》、《》、《金兀术的传说》、《两世罕王传》、《》和《黑水英雄传》等十几部，普遍具有情节震撼人心、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气势夺人的艺术特点。因说部作品常以本民族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为题材，故多带有历史传说性质。而短篇传说在满族民间也有很多，像《萨布素买军草》、《火烧船厂》、《》、《》等，都是颇为脍炙人口的。
民间故事，以反映阶级社会现实生活者居多，《桦皮篓》、《泪滴玉杯》、《》、《德青天断案》、《》、《祖宗婆》等，表现手法不拘一格，讲述出民族社会生活百态，凸现了满族人民的情感追求、是非观念和价值取向。
满族民歌，可分为“萨满祭祀歌”和“民间小唱”两类。萨满祭祀歌是旧时在聚族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场合由萨满演唱的礼神之歌，其韵律、调式带有浓烈的原始艺术气息，所唱内容因不同氏族而异。民间小唱，又可细分为“渔猎歌”、“”、“”、“时政歌”、“儿歌”等项，在不同的聚居地域，分别流传着《跑南海》、《》、《》、《子孙万代歌》、《》、《出征歌》、《》等谣曲。
满族的作家文学，一般认为当从满洲民族形成之时计起，而不包含靺鞨、女真时代的文人创作。成书于17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典籍《》（、等著），中间的若干部分已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可视作满族书面文学的滥觞。
创作出《红楼梦》的曹雪芹
早期满文著作，如《》、《太祖实录》和图理琛所著《》等，都是众所周知的著作，学习满文应用之书如《》、《初学必读》、《虚字指南》及《清文典要》等，是以汉文解释满语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的书。满译的汉文名著极为普遍，汉文名著大多译成满文。官书不计外，民间说部如《》、《》、《》、《》、《》等，均有满文译本。扎克丹所译《聊斋志异》，将原书神态毕现地译出，文字表达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满族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著名词家纳兰性德所著《饮水词集》和《》，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家奴）所著《红楼梦》，以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为背景，广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清朝贵族昭梿所著《》，就其耳闻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等，杂记成书，对研究满蒙及清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富察敦崇所著《》，是北京岁时风土的记录，现有多种外文译本。满族县令和帮额所著《夜谈随录》，反映了满族下层的不满情绪。清
人民艺术家老舍
代满族还出现了不少女作家，西林太清（）所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此外还有科德氏著《》、完颜悦姑著《花堁闲吟》、库里雅令文著《香吟馆小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多有造诣的满族文学家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满族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写出了《》、《女店员》、《》、《》等大量文学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等众多作家与诗人的作品，更勾勒出满族文学蓬勃而持续发展的轨迹。截止2002年，中国作家协会中的满族会员，已有145人。
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多了一些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歌曲。其歌词语言通俗、活泼，其旋律质朴、简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自降生听《悠摇车》，稍大一些学唱《小板凳》、《河河沿》，童年的《抓嘎拉哈歌》，少年的放牧山歌，青年的情歌、结婚的喜歌，出征的战歌，围猎的猎歌，以及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彩多姿，但基调豪放，朗爽，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
清中期以后，旗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鼓词，只有唱词，没有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等城市流传很广，为一般市民阶层所喜爱。鹤侣和韩小窗所著子弟书《》、《侍卫叹》等，流传最广。还有一种民间“八角鼓”唱腔和鼓词，直到清末还普遍流传。
古代满族爱好，多由狩猎、战斗的活动演化而来。入关后，舞蹈必选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称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喜庆宴会时，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以后，更多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在宫廷乐舞中，备有满、蒙、汉，朝等族的舞蹈。
满族剪纸艺术
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吉林东辽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
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葫芦盘长、福寿长春、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
满族重视礼节。过去少辈对老辈是三天一小礼，五天一大礼。少辈每隔三天要给长辈打千请安，隔五天见长辈得叩头，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别，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似抬物状，女人双手扶膝下蹲。路上遇见不相识的长者，要鞠躬垂手问“”（满语，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旁让路，等长辈过去，再上马赶路。远方亲友相见，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面大礼。“
满族许多均与汉族相同。主要有、、、和。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和等传统体育活动。
：是满族“族庆”之日。农历10月13日，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各地满族同胞在农历十月十三日满族命名日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以示纪念满族的诞生。
：即正月十五日，俗称“”。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有元宵挂彩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满族妇女的节日。一般在正月二十日。当晚，妇女们三五成群，结伴远洲，或走沙滚冰，或嬉戏欢闹，叫做“”。
：每年正月二十五，满族农村家家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个节至今在东北农村保留着。
：俗称“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和“”。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易闹虫灾。居住在辽宁省、一带的满族过去在六月初六这天，一户出一人到虫王庙朝拜，杀猪祭祀，求虫王爷免灾，保证地里的收成好。如今不搞虫王节祭祀扫活动，但家家要在这一天晾晒衣物，以防虫蛀。
：满族以为中元节，也视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院内西侧向东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桌上供一大。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满族人民在每年秋季中秋以后，或农历9月中旬（具体时间不定）为采集草药获得丰收而进行的祝福活动。在过去东北满族村落中每年开山节都要面对长白山，进行祝福祷告，感谢山神给予采药人的丰富恩赐，再这一时期采到的人参则要供奉在自家的神龛中。
：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和煮“腊八肉”。除全家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相同。二十三日为“小年”。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俗称“送”。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结婚对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长指婚的情况。清代宫廷的“选秀”，是为皇帝及亲王选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内部遴选。八旗内男女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男子订婚与结婚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俗话“成不成，三瓶酒”。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作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较为繁多，有、、、、、、妆、、、、、和住对月一整套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户上撒，热闹一两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娘家。
满族的丧葬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先民的丧葬仪式比较简约、粗疏，曾经有、、兽葬、、、等形式。入关前，满族以火葬为主，自顺治帝后期起，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形成了满族的特色葬俗。乾隆以前，各地驻防旗人由于要将死者及其遗属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将骨灰装殓回京。乾嘉以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也改为土葬。早期满族贵族有人殉之俗，后改为剪发代殉和焚烧纸扎的奴仆。在农村地区，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后，只能从窗户抬出。人死后，在院子西边立一杆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长九尺，用红布和黑布做成。幡的头和尾是黑布，中间四条是红布。出殡时，亲友要抢幡上的布，给自己孩子做衣服，认为可避邪，不做噩梦等。今天广州满族保持完整的满族坟场，仍能看到满族葬俗的一些特点。
．内蒙古旅游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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