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跳河村的,都50多岁了,连村支书与村主任和村主任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是怎样当上村支书、副镇长的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大学生“村官”谈“升官”之道
  日,在博爱县磨头镇玉皇庙村,董亚秋(右)走访村民。她原是村上的一名大学生“村官”,在当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被选进新一届村委班子。资料图片  编者按  《女大学生‘村官’质疑声中回村修路》、《4名大学生‘村官’入股开超市,村民质疑不务正业》、《大学生‘村官’工作半年当选人大代表遭质疑》……网络上,不乏对大学生“村官”个案的质疑。而在现实中,有一大批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村官”走上了村、镇领导岗位。  曾有网友在国内某知名网络社区发帖质疑“大学生当“村官”有多少在暗箱操作”,内容直指一部分大学生“村官”“父辈不是富甲一村,便是身兼一长”。而《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在江苏农村采访时发现,有这样一批大学生“村官”,他们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实力强劲的父辈,却凭借“踏实肯干、能吃苦”的作风把事业干得风风火火,走上了村支书、副镇长等领导岗位。大学生“村官”之所以能“升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农村处事之道”。  中组部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各地共选聘15.9万名大学生“村官”,加上此前部分省区市自行选聘的,目前共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一线工作。其中进入村“两委”班子的占24.1%,担任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负责人的占12.3%,5916人独立创业,13611人合作创业。  A  为村民办些实事  哪怕是“通管道”  有时候,具体到某户村民家的某件事儿上,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能改变大学生“村官”在村民心目中的印象。  刚一走进社区服务中心的大门,宿迁市沭城镇叶庄村村民老李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物业的小伙子”。他放下手中正要办理的手续,直奔那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小伙子,“今天又是你值班啊?怎么样,忙不忙?”  就在一星期前的周六,这个小伙子还提着一支大号的马桶吸子和一套管道疏通工具到他家干过活儿。“又脏又臭的,小伙子人不错,不嫌弃。”老李忙不迭地向身边的社区工作人员推荐这个小伙子,以期“领导”能给他的工作加些分,“服务态度特别好,我家那天全靠他。”  “任镇长,有个件要你看一下。”有人给小伙子递上一份文件,小伙子抱歉地冲老李笑笑。这回老李傻眼了,眼前这个身穿工作服、皮肤黝黑、操着外地口音的小伙子难道是“镇长”?  在这个拥有2.6万常住人口的苏北村庄,大多数村民都像老李一样,很少见到村支书,甚至有人根本连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名字都叫不全。但很有可能有一天,村民中有人会发现,原来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通管道、收垃圾之类的上门服务,就是由沭城镇副镇长、叶庄村村党支部副书记、美好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任杰亲自提供。  任杰,贵州遵义人,2007年到叶庄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工作3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待着。这也是他给每一名后来的大学生“村官”的忠告,“不要以为你不在村里,村民们会不知道。你能给村民办多少事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在村里待多少时间。”  只是几件“很小的事情”,就让东台市梁垛镇梁南村的大学生“村官”王袁,从原本村民心目中“普通话很标准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办事的”“村官”。如今,他的头衔是东台市弶港镇副镇长。  与任杰一样,王袁也不是苏北本地人。在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他又是凭借什么走上领导岗位的呢?答案依旧是“为村民办些实事”。  这个从小在城市优越环境下长大的苏南小伙子,最常干的事儿就是到村民家里“蹭吃”、“蹭住”,村民关心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村民家里农忙缺人手他就去当小工帮个忙。  B  勿以“琐碎”而不为  老村支书看在眼里  经常有大学生“村官”抱怨村领导不重视自己,村民不信任自己,自己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在办公室里打字、写文件、做录入。  实际上,那些目前看来“混得不错”的大学生“村官”也都是从琐碎的小事儿开始做起的,很少有人一进村子就受到领导重视被委以重任。在类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下,为什么有些人就能抓住机遇向前走,而有些人却只能抱怨着原地踏步?  采访中,记者发现,给村支书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学生“村官”事迹,并非都是那些宏大的工程项目,而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他每天都在村里,早上7点开始就在社区里溜达督察保洁、保安,晚上六七点还经常看见他办公室灯亮着。”宿迁市叶庄村党支部书记黄怀林能一口气说出任杰干过的很多“大事”,带动创业、致富、处理矛盾等,但最让他感动、让他产生信任感的却反倒是一些小事。  村里有个80多岁的老党员,想找村部帮忙宣传他家祖传的治疗风湿秘方。诸如此类听着“不太靠谱的”事儿,任杰都愿意花上一两个小时跟村民慢慢聊,顺带做思想工作。“你知道吗,现在有的村民,尤其是老人家,有事儿都不来找我,直接找任镇长去了,他有耐心。”说这话时,黄怀林语气中透着几分“青出于蓝”的成就感。  C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要害怕“得罪人”  如果你以为当好大学生“村官”只要处处都做“老好人”,本着“吃亏是福”的理念一直“熬”下去就行的话,那你就错了。在农村复杂的环境下,要寻求村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得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有知识、懂经济的大学生“村官”必须站在“改革”的最前沿,拿出魄力,触碰基层那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大学生“村官”王永明曾做过一个令村部工作人员颇有微词的“改革”:他制定了一个上班按时按点签到制度,要求村部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准时上下班。  这在农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几十年了,工作人员上下班全凭自觉,农忙时,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多,村部却没人。”  其实,在一些村民的心目中,“村官”小王还是挺“厉害”的。有一次,镇上要收回一块土地,但很多村民都在那块地上种了油菜。这是一块原本就属于镇政府的土地,村民们未经任何形式的许可便自行耕种,“按规定,镇政府有权不给予任何赔偿直接收回。”  村民们不干了,有个老太太甚至躺在推土机前,“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  王永明在镇政府和村民之间斡旋,争取到了一晚上的时间。这天夜里,他带着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谈心,做完工作他还“留了一手”,要求村民签下“不闹事”保证书:“一家一家谈的时候都挺好说话、挺明事理的,第二天几户人家凑一块儿就又会乱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村民们果然又挡在了推土机跟前,但在自己签下的保证书面前,就只能“不好意思地”回家了。  从今年开始,宿迁市叶庄村村卫生室除了要做农民医疗救助工作外,还要负责防止疫情。这是任杰的主意。他给村民家里通过管道、在村里打扫过卫生,待人耐心亲切,但同时,他也敢于触碰敏感问题——村委会、村卫生室“两张皮”,“我在镇上分管医疗,想从制度上做好设计,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任杰对自己的要求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说,目前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去触碰的话是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工作的不负责任,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去想解决办法。  高调做事的同时,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任杰向来“低调低调,再低调”。午餐时间,他经常给老同志夹菜、添饭,要在某项工作上尝试一些创新做法时,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找上、下级干部商量。“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年龄都比我大,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对工作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不会让对方觉得你当上领导就骄傲自大。”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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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生活报一个在城市化过程中幸存的村庄:小村故事
来源: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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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是关于一个在疯狂城市化过程中暂时幸存下来的村庄的档案。
进入新千年,城市开始在滇池东岸的土地上疯狂扩张。随着广福路、昆洛路等主干道的修通,资本蜂拥而至。不到十年的时间,沿途村落的土地几乎全部被征收,用于地产开发和招商引资。本是昆明市菜篮子的滇池东岸平原发生着巨变。生活于此的人们将是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代农民,同时也将成为第一代城市居民。
在挖掘机被烧毁的半年后,仍然被搁置在原地。村民们说,将来村庄保住,这就是一个现成的纪念碑。
2010年,更大的悲剧轰然降临。5月末,昆洛路沿线的塔密、白塔、照西、金牌、五腊、小村等几个村子突然面临着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因为即将进行新一轮的商业开发,几万居民,一夜之间面临着失去世代居住的故土家园的惨境。短短几个月时间,曾经的村落变成了狼藉的废墟,唯余村庙矗立荒原。上了年纪的老人无以为家,只能在这最后的避难所里艰难支撑。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些寺庙,老人们围住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建起回迁房。我无法回答。
小村的村民们一度自己组织起来,协同抵抗拆迁。他们推选出六位村民代表进行协调组织,每天通报进展并普及法律,将全国各地违法拆迁的案例报道贴在村口的墙壁上。
小村在此时却成为了一个异数:她是唯一一个在这次浩劫中坚持至今的村子。这与小村新村的存在密不可分。小村之前在广福路、新亚洲体育城、昆洛路和中豪集团的新螺蛳湾商贸城一期等一系列工程中,失去了所有的耕地。作为谈判的筹码,政府划给小村一块宅基地,而村民们也利用之前的征地补偿款和一部分的银行贷款,按照城市小区的规划,修建起了自己的新村。这是一个有着完善规划的新村,有着很好的绿化,有着接入市政下水的下水系统,甚至还安装了众多摄像头。小村的每户人都建起一栋新房,按各家的承受能力,普遍修造了5层到7层。除了自家居住的一层或两层,其他的均可出租,这样失地之后的生计就有了着落。新村07年开始建设,在10年初基本建好。而正在此时,拆迁降临。小村村民们为了保卫自己建设的家园,和入侵者展开了斗争。为了逼村民就范,拆迁方威逼利诱,半夜砸窗,放火,剪电线,甚至连村里的寺庙也没放过。
从拆迁开始,这些动荡的村庄中&正常死亡&的老人大概是以往普通年份的两三倍。当地的习俗是老人死后需要绕村一周才能下葬,而这些被拆除村庄的逝者只能被抬着穿过废墟,再在剩下的村庙中超度。
在冲突最激烈的7月1日,数百名手持钢筋的暴徒冲进村里,打砸店铺,甚至有一位阻拦的村民的眼睛也被打瞎。但因为村民的持续抵抗,也由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的介入,明面上的暴力终于被制止,而小村至今仍然在坚持。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村民重新开始学习法律,政策,学习如何作为一位公民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如何在国家的视角下发出自己抵抗的声音。或许这是无奈现实中少数让人欣慰的事。
时至今日,在村民的抵制下,小村新村已经得到政府允诺而得以保留,但老村的命运却依然悬而未决。村民们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云南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等机构合作,试图在保留老村村落格局和社区完整性的同时,引进开发商,对老村进行现代化改造,实现村民和开发商的双赢。这即有别于当下政府以现代化为名土地财政为实的掠夺式开发,同时又不是简单的试图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我的照片就是在为这样一群不愿意与唯一正确的现代主义共谋,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村民们树碑立传。它们是这个村子在此时此刻的切片,属于一个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个体。当若干年后回望这个时代时,我们会知道有这样一个村子,在这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如何走到了今天,又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莫正才是小村中的长者和学问人,他读很多古籍,写一手好毛笔字。莫正才的祖父是清末民初有名的乡绅莫惠,这个家族的历史几乎和村子本身一样久远。据记载,小村是数百年前明朝时从大村里分出来的,这里的居民都是当年彝族支系子君人的后代。如今,莫正才独自居住在小村所存不多的一所&一颗印&老屋中,这所老屋已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天井中草木葱葱,两窝蜜蜂嗡嗡。
从莫正才家的窗户望向天井。这种&一颗印&结构的老屋是滇中民居的经典样式。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村落的消失,如今在滇池东岸已所剩无几。
莫正才家的祖先牌位。
莫正才家谱中的照片。
莫正才每日阅读古籍,习写毛笔字。
阳光透过老屋的窗棂洒入。
新世纪初,昆明城市蔓延,新建的小区逼近着滇池东岸的湿地。
庄稼人的马车和穿越滇池东岸湿地的道路。
滇池东岸村庙中未完成的纸马。纸马在本地信仰中,是沟通两界的使者。每年,这样的纸马会带着村民的祝愿在村落外的空地中焚烧。
花灯和滇剧是滇中一代特有的戏剧。在滇池东岸的村落中,随时有大大小小的花灯和滇剧团在巡回演出。他们至今仍然会根据生活中出现的新故事,不断的更新着剧本和演出。
小村中的老祖母庄汝孝今年已经九十五岁,独自一个人居住在这栋老屋中。她腿脚不便,但还是在房前盘出一片菜地,种着扁豆和青菜。她养着两只大公鸡,每天就放在屋前吃虫刨糠。谈到村庄的失地问题时,庄老太太很痛心,&我怕那些娃娃以后没有地,可怜啊!&
随着市政府搬迁至呈贡新城,昆明城的重心开始南移,地处昆明与呈贡间的滇池东岸平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城市化的前沿。
滇池东岸的平原上开始出现了数十条新的道路,这些道路甚至还没来得及被命名,而被以&规划路xx号&来指称。
新的小区在滇池东岸出现。牧羊人躺在还没来得及开发的荒地上休憩。
在荒地上晒太阳的村民和新建的回迁小区。
2008年,浙江商人刘卫高通过与时任市委书记仇和的关系,低价获得了位于滇池东岸的700余亩土地,在此建设号称中国第二大商贸城的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因为几条主干道的征地和包括新螺蛳湾商贸城在内的项目,小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失去了最后的田地。
背着包袱的村民和新修建的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仓储中心。
作为征地谈判的筹码,政府划给小村一块宅基地。村民们利用之前的征地补偿款和一部分的银行贷款,修建起了自己的新村。新村按照城市建筑标准规划,有着完善的下水系统和绿化,甚至在公共场所安装了众多摄像头。除去房屋的样式,这里与新建的商品房小区无异。小村的每户人都建起一座新房,高层自住,低层出租,失地之后的生计以此解决。
时任村主任的李三在自家新建的楼房顶上侃侃而谈。他认为自己任上新建起来的这个新村是给村民的一个交代,以后能成为村民生存的仰仗。此刻,他可能没有想到,当几年后他儿子接任了村主任之后,最主要的目标将是把这个新村彻底拆除。
在新建的村子中,外地打工者的小孩举起自己手里的玩具。
村民并非简单按照城市里的建筑规划的这个新村,而是将他们所熟悉的&一颗印&结构进行空间上的叠加,每层楼房都呈现出三间两耳的布局,而曾经的天井则被安排在楼顶。很多村民继续在这样的&天井&中饲养起家禽来。
从新村的高层看出去。这里已经与城市里的小区差别不大了。
2010年,拆迁降临。5月末,昆洛路沿线的塔密、白塔、照西、金牌、五腊,甚至新建的小村新村都将被彻底拆除。这背后的原因是之前提到的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浙江商人刘卫高看上了这个地块,准备进行新一轮的商业开发。几万居民面临失去故土家园的处境。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小村旁边的金牌村和白塔村被彻底拆除了。
在拆除后的金牌村废墟中寻找钢筋卖废铁的人。
小村的老太太由于拆迁,整日忧虑,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她拉着我的手问我,新村能不能保住。
小村老村中签字同意拆迁的村民的房屋很快被拆除了,而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则就地堆放,堵住了小村老村的道路。
离小村不远的五腊村和照西村也很快被拆平。整个村子中只有村庙还留存下来,而那些不愿意搬走的老太太便居住在这些村庙中。这些老人们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着寺庙。他们说:&菩萨一直保着我们,我们现在要保着菩萨。&
金牌村的村庙中被毁坏的佛像。
金牌村村庙中剥离的墙皮后露出了曾经的壁画。
在五年后,五腊村和照西村的回迁房仍然没有建起,但他们的村庙最终还是被拆除了。佛像被当场打碎,泥坯散落遍地。
日,数百拆迁人员冲入小村与村民对打,造成数名村民重伤,其中一位村民的一只眼睛被打瞎。在冲突中有一台挖掘机被烧毁。如今这台挖掘机依然矗立在村口。但由于村民的强硬抵抗以及之后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媒体的介入,对小村的大规模拆迁暂停了,但拆迁方仍然在以剪电线、堵路甚至雇凶伤人等方式在逼迫村民就范。
在冲突中眼睛被打瞎的村民小莫正才。据他的回忆,当时他和其他人一起在拆迁办门口抗议,但突然&冲出一堆拿钢筋的人,照着头就打过来,我当时就被打昏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左眼已被打瞎。
贴在墙壁上的关于仇和的报道。小村村民认为自家村子被拆迁的幕后推手是当时昆明的市委书记仇和,而浙江商人刘卫高正是仇和从宿迁带来的亲兵。在五年后,仇和被检方控制,并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村民们成立了联防队,日夜倒班在村口看守,以防拆迁方突然开来挖土机强拆建筑。在空闲时,他们就在村口放起了露天电影。
在村民的例行会议上,莫正才进行陈词。年过八十的他是六位村民代表之一,作为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一直在学习法律,寻找保护村子的依据。
拆迁方一直在进行拆除小村的尝试。而村民则在挖掘机开来时,群起围住挖掘机,制止这些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行为。在天冷时,村民们便守在挖机旁烤起了土豆。村民们戏称自己是&土豆党&,而拆迁方则是&挖机党&。于是村民们抵抗拆迁的过程变成了土豆党与挖机党的斗争。这些情节在社会学研究者朱晓阳和李伟华所拍摄的纪录片中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被村民扣下的推土机,一直停在村口的空地上。这片空地在征收后一直没有进行建设,于是村民们又重新回来,在这里种满了蔬菜。
李绍荣也是六位村民代表之一,由于在抵抗拆迁中的领导作用,他在村民中的威望很高。在两年后的选举中,他以高票击败了曾经的村组长,成为了小村的村官。在当选后,他继续为小村的最终存续以及日常生活的恢复而奔走。
村民们冲进拆迁办,和由时任村官以及新螺蛳湾商贸城的职工共同组成的拆迁方对骂。最终,在这些拆迁方丢弃的文件中,村民们找到了他们雇凶的证据。他们的账本上赫然写着&找人办李某一事花费30000元&。李某是村代表之一,在相应的时间的确遭到了三个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但最终侥幸逃跑。
2011年,村民聚集在拆迁办,以拖欠水电费和租金为由,将在此办公的拆迁方赶走。
村民在拆迁办门口插起了红旗。
最终,新村在村民们的努力下得以保留,而老村的命运则悬而未决。村民们将老村被拆除的土坯房平整为田地,在废墟间重新种起了蔬菜。
如今侥幸留存的小村已被新建起的小区和其他商业项目包围。而作为周围唯一的廉价租房地,附近的打工者大部分都来小村租房居住,这里的人气逐渐变旺。
在拆迁的浪潮中,小村侥幸留存下来,但这里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却再难恢复到从前。
祷告中的田许焕。田许焕双目失明,独自住在一所&一颗印&老宅中。她笃信佛教,村里很多人都会来请她念经做法事。&
曹正明家供奉的牌位。
曹正明和敖凤英。
莫建宏家中堆放的柴火。
莫建宏,是莫元的儿子。他在跑马山制管厂工作很多年。没有订单时就闲在家里,领22块钱一天的工资。他平时都在老屋里守着,生怕拆迁办的来破坏。
王世福家的床帘。
王世福曾在省土产公司工作,他的妻子是小村人。他退休后就住在老村的这所房子里,一楼租给别人开了一个小诊所,但在拆迁风波中被迫关闭。
莫利昆常年在外做工程,只在春节时回村来。他是村代表莫付的儿子,他们一家人在抵制新村拆迁中出了不少力。
李玉辉。他家在新村的房子租给了周围的商户居住,现在和父母守在老村的房子里。
李敏。在拍照的时候,李敏正在和其他人一起整修老村的下水道。下水道由于拆迁而被建筑垃圾堵塞,小村村民们自发捐款出工,用了两天的时间,把下水道重新疏通。
村民代表李绍荣最终当选村组长和区人大代表。为了村子的保留,他一直在为全村人奔波,并因此被不明身份的人物贴大字报威胁:&再敢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
李敏家的镜子。
石正明。上了年纪后,石正明腿脚一直不便。他现在居住在老村的钢混结构的房屋里。在拆迁风波中,他家的电表被不明身份的人在晚上拆走。
石正明家中的相框。
曾莲英。曾莲英的老伴李福在前年的拆迁时去世。当时老村很多房子被拆,曾莲英房子后的排水沟被堵,一下雨就淹水。谈起拆迁,她就眼眶湿润。如今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养了两只猫,屋前长满凤仙花。
曾莲英老伴李福的遗像。
杨家彬和毕翠珍。
拍照片的半年后,杨家彬带着对拆迁的忧惧离世了。有心脏病的毕翠珍独自坐在之前的床上。
李藻在退役时的照片。
李藻。当时88岁的李藻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先后两次进入朝鲜和联合国军作战。他和大儿子住在一所二十八年前起的土基房里。在这次拆迁冲突中,李藻也在抵制拆迁的队伍里。&就像日本人进村,我们出去把他们顶回去!&
拍照的一年后,李藻在老村的老屋中安然离世。李藻的儿子李继平举着父亲当年的照片。
在被开发商征收的荒地上焚烧李藻老人的棺材。
在拆除的废墟上,新的房屋正在被建起。曾经的村庄,即将成为新的城市。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化学系博士,获&今镜头&2015年度图片故事大赏十佳摄影师奖】
录入编辑:梁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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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升官”记:
我是怎样走上村支书、副镇长岗位的
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
&&&&《女大学生村官质疑声中回村修路》、《4名大学生村官入股开超市,村民质疑不务正业》、《大学生村官工作半年当选人大代表遭质疑》……网络上,不乏对大学生村官个案的质疑。而在现实中,有一大批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村官走上了村、镇领导岗位。
&&&&中组部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各地共选聘15.9万名大学生村官,加上此前部分省区市自行选聘的,目前共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一线工作。其中进入村“两委”班子的占24.1%,担任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负责人的占12.3%,5916人独立创业,13611人合作创业。
&&&&曾有网友在国内某知名网络社区发帖质疑“大学生当村官有多少在暗箱操作”,内容直指一部分大学生村官“父辈不是富甲一村,便是身兼一长”。而记者日前在江苏农村采访时发现,有这样一批大学生村官,他们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实力强劲的父辈,却凭借“踏实肯干、能吃苦”的作风把事业干得风风火火,走上了村支书、副镇长等领导岗位。
&&&&大学生村官之所以能“升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农村处事之道”。
&&&&为村民办些实事,哪怕是“通管道”
&&&&有时候,具体到某户村民家的某件事儿上,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能改变大学生村官在村民心目中的印象。
&&&&刚一走进社区服务中心的大门,宿迁市沭城镇叶庄村村民老李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物业的小伙子”。他放下手中正要办理的手续,直奔那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小伙子,“今天又是你值班啊?怎么样,忙不忙?”
&&&&就在一星期前的周六,这个小伙子还提着一支大号的马桶吸子和一套管道疏通工具到他家干过活儿。“又脏又臭的,小伙子人不错,不嫌弃。”老李忙不迭地向身边的社区工作人员推荐这个小伙子,以期“领导”能给他的工作加些分,“服务态度特别好,我家那天全靠他。”
&&&&“任镇长,有个件要你看一下。”有人给小伙子递上一份文件,小伙子抱歉地冲老李笑笑。这回老李傻眼了,眼前这个身穿工作服、皮肤黝黑、操着外地口音的小伙子难道是“镇长”?
&&&&在这个拥有2.6万常住人口的苏北村庄,大多数村民都像老李一样,很少见到村支书,甚至有人根本连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名字都叫不全。但很有可能有一天,村民中有人会发现,原来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通管道、收垃圾之类的上门服务,就是由沭城镇副镇长、叶庄村村党支部副书记、美好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任杰亲自提供。
&&&&任杰,贵州遵义人,2007年到叶庄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工作3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待着。这也是他给每一名后来的大学生村官的忠告,“不要以为你不在村里,村民们会不知道。你能给村民办多少事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在村里待多少时间。”
&&&&只是几件“很小的事情”,就让东台市梁垛镇梁南村的大学生村官王袁,从原本村民心目中“普通话很标准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办事的”村官。如今,他的头衔是东台市弶港镇副镇长。
&&&&与任杰一样,王袁也不是苏北本地人。在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他又是凭借什么走上领导岗位的呢?答案依旧是“为村民办些实事”。
&&&&这个从小在城市优越环境下长大的苏南小伙子,最常干的事儿就是到村民家里“蹭吃”、“蹭住”,村民关心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村民家里农忙缺人手他就去当小工帮个忙。
&&&&有户村民的儿子到南京打工,失去联系大半年了,是王袁通过手机号、QQ号等线索联系到南京当地派出所,最后在南京某居民小区找到了人;有个老汉的孙子得了白血病,缺钱医治,是王袁找到了北京某基金会,申请到3万元救助金,“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会说普通话的村官,而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村官。”
&&&&勿以“琐碎”而不为,老村支书看在眼里
&&&&经常有大学生村官向记者抱怨,村领导不重视自己,村民不信任自己,自己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在办公室里打字、写文件、做录入。
&&&&实际上,那些目前看来“混得不错”的大学生村官也都是从琐碎的小事儿开始做起的,很少有人一进村子就受到领导重视被委以重任。在类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下,为什么有些人就能抓住机遇向前走,而有些人却只能抱怨着原地踏步?
&&&&一次简单的、没有技术含量可言的农家书屋图书书目录入工作,改变了兴化市临城镇十里村大学生村官王永明在村支书王永生心目中的印象。如今的王永明,已经是宣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了。
&&&&那天晚上7时许,王永生去村部拿些材料,见到了正在那里埋头抄写图书信息的“小村官”。这原本不是王永明的分内事儿,他只是见到办公室主任“抄得太慢”,帮个忙而已,没想到这一帮就把自己的一顿晚餐也搭了进去。
&&&&“还没回啊?”王永生站在全情投入的“小村官”身后打了声招呼,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取走材料,啥也没说,倒了杯水给“小村官”,转身就走了。他平时话不多,很少主动跟王永明讨论什么事儿,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什么也没多问,权当这是小王的分内事儿。
&&&&如果换做其他人,也许心里会受不了,自己辛辛苦苦帮别人做了那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领导还见不着好。有人可能会放下工作出门吃饭,也有人可能心中忿忿打道回府,还有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或许就此对大学生村官这份职业失去信心。
&&&&可王永明还是“傻傻地”在那儿抄书目,“反正就这点事儿,一下子做完就好了。”
&&&&半小时后,平时看上去有些严肃、对人有些冷淡的王永生打来电话,邀请王永明去自己家吃晚饭。那天以后,村里的一些“大项目”、“实事工程”陆续被交到了“小村官”手里。
&&&&“我们村的小王可是兴化大学生村官团总支的书记,45个村官里的小队长。”王永生很少当面表扬“小村官”,背地里却总是在人前夸赞他。
&&&&采访中,记者发现,给村支书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学生村官事迹,并非都是那些宏大的工程项目,而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他每天都在村里,早上7点开始就在社区里溜达督察保洁、保安,晚上六七点还经常看见他办公室灯亮着。”宿迁市叶庄村党支部书记黄怀林能一口气说出大学生村官任杰干过的很多“大事”,带动创业、致富、处理矛盾等,但最让他感动、让他产生信任感的却反倒是一些小事。
&&&&村里有个80多岁的老党员,想找村部帮忙宣传他家祖传的治疗风湿秘方。诸如此类听着“不太靠谱的”事儿,任杰都愿意花上一两个小时跟村民慢慢聊,顺带做思想工作。“你知道吗,现在有的村民,尤其是老人家,有事儿都不来找我,直接找任镇长去了,他有耐心。”说这话时,黄怀林语气中透着几分“青出于蓝”的成就感。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要害怕“得罪人”
&&&&如果你以为当好大学生村官只要处处都做“老好人”,本着“吃亏是福”的理念一直“熬”下去就行的话,那你就错了。在农村复杂的环境下,要寻求村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得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有知识、懂经济的大学生村官必须站在“改革”的最前沿,拿出魄力,触碰基层那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大学生村官王永明曾做过一个令村部工作人员颇有微词的“改革”:他制定了一个上班按时按点签到制度,要求村部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准时上下班。
&&&&这在农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几十年了,工作人员上下班全凭自觉,农忙时,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多,村部却没人。”
&&&&其实,在一些村民的心目中,“村官小王”还是挺“厉害”的。有一次,镇上要收回一块土地,但很多村民都在那块地上种了油菜。这是一块原本就属于镇政府的土地,村民们未经任何形式的许可便自行耕种,“按规定,镇政府有权不给予任何赔偿直接收回。”
&&&&村民们不干了,有个老太太甚至躺在推土机前,“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
&&&&王永明在镇政府和村民之间斡旋,争取到了一晚上的时间。这天夜里,他带着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谈心,做完工作他还“留了一手”,要求村民签下“不闹事”保证书:“一家一家谈的时候都挺好说话、挺明事理的,第二天几户人家凑一块儿就又会乱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村民们果然又挡在了推土机跟前,但在自己签下的保证书面前,就只能“不好意思地”回家了。
&&&&从今年开始,宿迁市叶庄村村卫生室除了要做农民医疗救助工作外,还要负责防止疫情。这是大学生村官任杰的主意。他给村民家里通过管道、在村里打扫过卫生,待人耐心亲切,但同时,他也敢于触碰敏感问题——村委会、村卫生室“两张皮”,“我在镇上分管医疗,想从制度上做好设计,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任杰对自己的要求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说,目前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去触碰的话是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工作的不负责任,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去想解决办法。
&&&&高调做事的同时,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任杰向来“低调低调,再低调”。午餐时间,他经常给老同志夹菜、添饭,要在某项工作上尝试一些创新做法时,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找上、下级干部商量。“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年龄都比我大,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对工作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不会让对方觉得你当上领导就骄傲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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