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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民主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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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闻联播总说坚持走社会主义_百度作业帮
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闻联播总说坚持走社会主义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过还处在初级阶段,当然它很像资本主义,如果不像资本主义也就不是初级阶段,而是中级或者高级阶段了.　　实际上,现实的社会究竟属于什么社会,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如,专家们对我们国家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的,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因为社会本身是复杂的,它的生产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所以在一个社会形态中会包含很多种生产关系.关键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主导的生产关系也会逐渐发展、壮大,而其它形态的生产关系则逐渐萎缩,乃至消亡；但当这个社会形态进入到它的晚期,就会产生出新的生产关系,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又会逐渐发展、壮大…….　　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农民是最主要,但也有仆人、丫鬟等这种接近于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在鸦片战争后,我们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程度也并不相同,前期的封建程度更多一些,后期是殖民地的程度更多一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后面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则是衔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我们又处于这个过渡阶段的初期,因此,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很像资本主义；另外我们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而搞资本主义又没有多少时间,因此我们还带有很多的封建残余.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像资本主义,没有封建残余,那我们就是社会主义的中级或高级阶段了.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但它是一个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剥削、贫富差距巨大等现象也在消灭的过程中.　　我们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目标不同.　　以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美国认为现在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是最终的制度,最完善的制度,它不打算对它进行任何改变,自然也不打算消灭剥削,也不打算改变它现在的在相同金钱条件下的平等或者民主制度.因为它认为它的制度是最优秀的,因此它也极力在全世界推行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而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是需要不断的改革和完善的,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并且最终要过渡到我们的目标——共产主义去的.现在确实存在阶级,也存在不平等和剥削的现象,但我们在努力减小不平等和剥削（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努力是不容易实现的,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时间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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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2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便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一探索的理论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它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与政体等思想内容。明确这些，显然对于认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及内容
正像任何社会革命都是在推翻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一样，十月革命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将来必然要建立起新的社会形态。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和步骤过渡到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前人从未遇到过的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因此，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曾走过一段曲折的路，先后出现过陈独秀的“一次革命论”和王明等人的“两次革命论”等错误。经过革命斗争的理论提炼，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在正确分析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等问题。
早在1925年冬，毛泽东就通过对时代条件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一下子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实现“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践，特别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政权构成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勾画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代表这些思想的，就是《新民主主义论》。
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步骤，即为什么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社会形态，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缺乏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而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则“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国体”即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是“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即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工农联盟处于基础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参政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新民主主义政体问题作了论述，指出所谓政体即是政权构成的形式，是一定的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建立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新民主主义政体的实质，即是采用民主的方式，发扬人民民主，具体形式为民主集中制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从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几种经济成份，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存在使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构想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中国文化又必须反对一切封建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科学地对待历史；中国文化又应该是大众的、民主的，它不仅应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且也根植于人民大众。因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几次发言，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方面的论述更为透彻明了，又有新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这个联合政府，是“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政府”。他再次提到抗战胜利后的国家性质：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反人民的国家制度”。第二，中国也不能“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从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国体问题认识上有以下发展：首先，革命胜利后还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而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这里，毛泽东把国家理论的依据放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点上，把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更具有长期的战略眼光，而不仅仅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强敌的权宜之计。其次，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国家是“以全国绝对多数人民为基础……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些阶级之间有矛盾，指出“这种矛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要求可以调节”。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调节”阶级矛盾，而不是通过斗争手段来解决。这两点说明，《论联合政府》中对国体的认识比《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国体的阐述深入了一层。
关于经济制度，《论联合政府》中谈到一般纲领还是“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但在两个问题上却有发展：第一，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成份有三种：国营、合作、私营，私营又包含个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第二，对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追．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论断是十分英明的，它适合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适合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如果照这一思路发展下去，确定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进程和中国资产阶级在国体、政体中的地位是符合马列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的。
在回答中国是否在将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共产党要和不采取敌对态度的阶级合作，建立“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也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未曾提及的。这些理论观点是当时中共关于国家性质、政权形态的最新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新中国的建立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激烈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着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并由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加以总结，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项方针政策起着决定性影响。
1947年9月，中共土地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土地法大纲》，在宣布“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还指示对富农的土地财产要“削弱”而不是“不变”。这就反映出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又有了变化，所制定的政策显示出更彻底的反封建性，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与此相应，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形式，中央也有明确指示。同年11月12日中央在一份指示中说“目前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各级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虽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但并未深入具体地谈过代表大会的职能、代表大会的选举等，而这里提到的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型，当时中央就指示要“注意收集经验，以便将来能正式规定解放区的政权制度”。此外，中央在同一指示中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建议，从中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前夕，如何实现第二步目标，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而提到中共中央工作的议事日程。1948年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的国家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同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次规划新中国建设蓝图的重要会议，讨论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等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新中国社会经济的确定性质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什么新资本主义，也不能搞农业社会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在刘少奇讲话的插话中说：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关于过渡的时限，他在回答到底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时说，也许要15年。还说，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这次全会的决议，更从各个方面科学论述了新中国所面临的基本国情，进一步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并提出了党在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全会提出，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务，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一精神，全会决议又把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步骤概括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按当时的设想，这两个转变不是同步进行，而是先实现第一个转变再实现第二个转变，而中国实现工业化是实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础。这一思想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会上，毛泽东还对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作了更为透彻的阐述，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丰富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内容。关于经济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利用”、“容许”是中共一如既往的政策，此处的新意在于毛泽东谈到了怎样“利用”和“容许”，要求“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1949年6月30日，为了给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作好理论准备，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光辉文章。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文章论证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以及各阶级在这一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等问题，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权理论的完整形成。与前述相比，在以下方面的认识有发展：一是关于国体的提法更明确，奠定了1954年宪法中国体的论述基础，即“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国的国情，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较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提法更科学，有利于人们理解这种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体现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又全面继承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即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更明确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联合参政地位，即既把民族资产阶级列入了人民的范围，又根据它的两面性特点决定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实质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列宁在苏联的实践很不相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特色，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了广泛的阶级基础和党派基础。在这一理论指导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第一次用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基本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中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据此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接着，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各级人民政权。
正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属于新民主主义类型的政权，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当新政协讨论《共同纲领》，一些代表提出应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入其中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认为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提为好。在回答党外人士关于中国何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回答这一问题时，他又说20年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转入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仍坚持这种设想，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大约10到20年。在此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关于过渡的条件和步骤，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大为发展以后，才可以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有化，对个体农业实行集体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考察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了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所进行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的社会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其次，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尽管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进入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基础，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才可能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当然，毛泽东也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思想价值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理论飞跃。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时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曾研究过东方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也曾设想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后人理解很不一致，也没有变成事实。列宁虽论证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却未论及如何过渡的问题。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政体等问题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以来有关论述的较完整的总结。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新国家的名称上，曾经历过几次变动，说明了认识上的发展。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931年10月后，又先后提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新的民主共和国”等口号。到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成熟之后，才提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应该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国家，其在理论上的根据至此已经完成，但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也只是强调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未对新国家的具体名称加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首次采用，是在毛泽东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会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其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人民大众自己组成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那么，中国共产党当时所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为什么不直接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用人民共和国呢?尽管人民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仔细分析还是蕴含着一些新的东西。现在看来，采用人民共和国的称呼，有利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因为人民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民的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会有变化，但也表明了它的概括性是较强的。若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称号，就会使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带来名实之差，而采用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受此影响。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名称确定为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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