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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 学术资料-中国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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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美学的出路必须创新,而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为出发点进行创新,则是当前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之一。新实践美学正是走在这样的发展道路上。新实践美学的创新方式主要是：返本出新和推陈出新。返本出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为依据,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美学发展之路;推陈出新就是要清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偏差和错误,拨乱反正,持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向现实,解决现实生活和艺术实践中的迫切问题。
新实践美学在继承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扬弃了实践美学的不足,它不但拓宽了实践的维度,而且把创造实践看成是美和美感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并且把在创造基础上产生的和谐与自由看成是美的最高境界。实践、创造实践到和谐与自由是新实践美学清晰的发展历程。
作为＂传情说＂的新实践论美学所提出的＂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只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但在这一基础上,审美和文艺与思想性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表现在＂情感的进化＂上,其更深层次的根基则是情感传达在自我意识中的本体论根据。艺术的传情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的体现,也是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形而上的觉识,它发源于人的存在即生产劳动中的＂对象化＂这一现象学结构,并通过艺术家对时代冲突中的存在感的敏感性而表现出来。现代艺术与哲学合流的趋势呼唤艺术家关注现实中的思想矛盾,以创造出符合我们时代的一流艺术作品。
克里普克在反驳指称描述论和正面论证指称因果论的过程中,实际上曾使用一个借用语用学事实的论证,即本文所说的＂语用学论证＂。如果确有这样的论证,则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个论证无论在肯定或否定的方面是否是有效的。通过分析,这里的结论是,语用学论证在事实陈述上也许是客观的,但在论证的整体上,则要么是循环的,要么是无关的。因此,语用学论证用于支持直接指称论的某些特定版本,比如指称的因果论,很可能是无效的。
实现人的尊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人为本,既是一个人的尊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不断实现的过程。公平正义是人的尊严实现的基本前提,自我实现是人的尊严实现的根本方式,保障民生是人的尊严实现的现实条件。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三代领导人始终都进行着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探索与实践,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又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在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时,还需要特别注意并处理好一些问题。
反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与差异是一种尝试。两种价值论都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据此,以理性为最终根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欲求,人们应当把这种行为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作为最终目的。然而,两人的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不同的。以理性为根据的行为分别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康德的依据善良意志的行为,而两者都意味着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符合理性的要求;两者是相互一致的,因为两人有比较相似的德性理论,尽管其中又存在一定差异。理性要求生命的崇高性,作为最高目的的这种崇高性并非仅指个人的崇高性,而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具有的崇高性,尽管具有崇高性的人的范围对两人而言存在差异。
《是与时》以基础是论解构了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那种将世界划分出一片超感性的领域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什么》继续了生存论―是论分析方法来揭示＂无＂这一虽位于形而上学之外,但为后者所必须的东西,通过生存体验可以通达到＂所是之整体＂之外。基于此在之是的形而上学性质,海德格尔于后期导入了对人类最基本问题的探讨,许多术语的双关性根源于人们的思维定向。然而,海德格尔这些深沉含义上的形而上学含义比范畴体系意义上的更深刻,是＂人之为人＂的最深的根据。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增加了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改变了人生活的空间和距离,人类的活动范围渐渐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扩大到了世界的范围。当然,随着这种突破到来的还有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之间的冲突,从而产生了矛盾和纷争。其中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逐渐升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本文的研究基于全球化背景,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出发,对属于整个人类的普世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作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普世价值的研究尽笔者绵薄之力。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6年的历史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历史。它经过了三个阶段、两大战役。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是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为十月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十月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领导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起了决定作用,汪东兴、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对两个重大事件认识中的若干问题,如：怎样评价四五运动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四五运动是不是党领导下发生的？粉碎＂四人帮＂是否合法？是不是一场政变？是不是军事阴谋？作者通过具体分析作出了回答。对两大事件的历史启示,作者进行了概括。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国营经济领导下与非国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这三大因素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多元社会结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它形成于中古时期,其形态主要表现在二元权力体系、多元权力主体和多元法律体系等方面;其特征主要是围绕主体权利而形成的二元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对立、抗衡、合作、利用的契约关系;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三大传统,即日耳曼传统、罗马法遗迹和基督教思想。多元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深深浸透于西欧人的思想意识中,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多元的社会结构,催生了西欧近代的民主宪政,催生了保障市场经济形成的法律体系,从而使西欧较早步入了现代社会。
唐代是我国佛教史学的繁盛期,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当中的唐代高僧,他们或通过官学、私学,或通过寺学等多种途径接受儒家传统的经史教育,并将这种学术背景展露于其著述当中。因此,唐代高僧编撰的佛教史籍,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体裁和观念,而且为我们留存了中古社会的大量史料,特别是佛教史料。
贫寒士子以游丐资读,在中唐后极为普遍。由于游丐者与州镇官僚之间,是一种不平衡的＂相须＂、＂相资＂的利益交换关系,故能如愿以偿的只是少数＂名士＂、＂负艺之士＂。探明贫寒士子游丐资读的原因、结果、资源交换机制,有助于理解科举制度促进唐代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限度。
丧仪期间不能剃发是满洲民族的一种民俗,并被赋予了＂孝＂的意义。乾隆十三年皇后病逝后,皇子、满汉官员在丧仪期间的表现让乾隆帝频频发怒,更有部分官员在丧仪中违制剃发。在处理剃发案过程中,臣工不能严格按照乾隆帝谕旨办事,相互之间包庇推诿,乾隆帝深感朝臣的散漫状态和朋党问题的隐现。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观念为我们分析政治领域的剃发案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发现,乾隆帝正是欲通过塑造作为满洲民俗的头发（发式）与孝道、礼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加强皇权对满汉大臣的支配权力。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一赵俪生先生名`,以字行,生于日,山东省安丘县人,中国著名史学家。赵家本为书香门第,但是至赵先生出生时,其家已破落。可能由于赵家素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也可能因为赵先生是家中
赵俪生先生自1957年秋从山东大学调入兰州大学后,在陇右这片山川土地上整整生活了半个世纪,他五十年如一日,在高等教育工作领域刻苦钻研,辛勤耕耘,全身心地致力于历
邵宁宁：您那天说到重建家园的问题,话题好像从汶川地震说起。实际上,这也是我最关心的话题。我自己做文学研究,一个中心话题就是现代文学中的家园问题。对这个问题,以前我常用＂现代化与失乐园＂来表达。因为我发现,现代文学
接受美学视阈下《边城》起降沉浮、祛蔽返魅的经典化演进,归因于作者超越接受环境的忠实创作和作品内涵深蕴的接受美质与艺术价值。《边城》以其无穷的思想艺术魅力不仅突破了时代和政治的困扰,给人类塑造了心驰神往的理想家园和诗意栖居地,而且使读者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为读者摆脱现实困境的束缚提供了一个向往和奋进的精神力量。它曲折跌宕的复杂接受过程,不仅反映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错综关系,而且必将给当今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以深刻的反思和悠远的启迪。
在中国古代,小说并非纯文学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学范畴。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进行动态考察,中国古典小说意境发生的原因有三。首先,在由采录编撰到有为而作的发展过程中,作者创作之意的增强与心灵化,为小说意境的发生提供了必要前置因素。其次,在由说之小者至小说中有大道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内在之意日益深厚,这为小说意境的发生提供了理性内涵质素。最后,诗性质素即诗性思维、诗性表现技巧、诗性语言的融入是小说意境发生的充分条件。因此,三种因素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意境发生的充要条件。
杜甫诗歌中涉及亲子之情描写的片段有许多,其中14首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舐犊深情。杜甫的家庭子女较多,对于＂无食致夭折＂的幼子,他的愧疚之意终生未销;对于其他子女,他的关爱之情不仅是溢于言表的也是全方位的,他既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也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其教子诗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和方法颇有值得当今教育工作者重视的地方,而其儿女的反哺之情不但从侧面体现了杜甫的教育成果,更可见出浓浓的父子亲情。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颇具哥特色彩,除受到了传统的哥特文学影响外,与艾米莉的性格不无关系。作者在场景描写、人物塑造与情感表现方面不仅借鉴和超越了哥特传统而且融入了自己对人生、人性与爱情的认识与思考。可以说,《呼啸山庄》不仅是一部超越现实生活的艺术经典,而且是一部表现艾米莉感情、愿望、创造、思索和理想的一幅图画,正是这些崇高精神的元素使该作品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已故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颇似圣徒的一生充满传奇。其非凡的经历与充满政治、布道色彩的著述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褒贬不一的持久争论。如果把索尔仁尼琴看作一位笃信东正教的宗教作家,一位热爱民族,热爱故土,关心国事天下事的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那么,就会相对容易地理解其永远持异见者的形象和创作中的政治与布道色彩了。
我国立法对民事强制执行权定位不尽合理,既不能充分发挥执行权的强制实施功能,也弱化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执行权的本质是强制实施权,不具有对实体权利争议进行判断和裁决的功能。为保证执行的效率性与正当性,应当合理构造执行权的内容,并配置于不同的主体行使。
哲学立场与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嬗递有着深层的、直接的关联,足见德国哲学对德国刑法学有相当的滋养、启发作用。其中隐涵的方法论思想,应该对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刑法学有所启迪。
政府绩效评价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构建政府绩效管理及评价监管法制体系。政府绩效评价监管法制体系从三方面进行建构：一是依法确立绩效评价及其监管的法律地位,使绩效评价和监管合法化;二是构建政府绩效评价监管的法制规范与保障体系,为开展评价和监管活动提供法制依据;三是建立绩效评价监管的政府组织体系,使政府绩效评价得到依法有效监管。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的目标是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布局和公共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协调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应从尊重社会多元利益、完善公共政策咨询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健全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以及完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促进＂立法及配套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
《刑法修正案（八）》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化的里程碑,我们应该顺势而为,继续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化进程：第一,明确认定社区矫正行刑性和社会性双重法律属性;第二,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第三,明确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第四,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官为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第五,构建社区建设和社区矫正的良性互动机制。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婚姻家庭立法中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主张在我国的婚姻法立法中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其作为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以确保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实现。然而由于子女利益的高度模糊性致使儿童最大利益难以界定,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基于学界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适用上存在的认识误区,分析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亲情权利与儿童最大利益相整合,使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更具操作性。
对于人格权客体的界定,学说上存在人格利益说、人格要素说、伦理价值说,但其均有明显的缺陷。从人格权概念的文义、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争议和相关做法来看,人格权的客体应当是人格,即权利人自身。将人格权的客体界定为人格,不仅避免了前几种观点指代不当、体系混淆的漏洞,而且直接展现了人格权的概念与基本特征及其正当性基础,也厘清了人格权的内部关系。
我国相关法规禁止代孕,但是此类纠纷层出不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法律对此应如何规制？国际上相关的法例有完全禁止型和限制开放性两大类。我国立法应改变完全禁止代孕的做法,而选择有限开放代孕的模式。许可代孕是保障不育者实现生育权,维护法律公正,实现和谐社会的要求。我国应有条件地开放医学性代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社会性代孕,建立一个政府监管与私人自治相结合的代孕模式：代孕委托方应限定为女性不育的情形,代孕母应是已生育过的成年妇女,代孕是否支付报酬由当事人协商,代孕协议应经主管部门批准。
首次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我国的维稳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国的维稳机制出现了治理结果背离治理目标的逆向治理困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诱人闹大＂、＂逼人闹大＂、＂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越维越不稳＂的治理怪圈。文章对这一治理怪圈的危害,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提出了扭转这种危险倾向的对策思考。从而为我国的维稳机制提供一种改进思路。
就业援助和激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就业实行专项援助和激发鼓励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就业历来是贫困救助的基本方案;引入和推进工作福利制是当代贫困救助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救助制度体系中,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建立就业援助制度,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应是我国贫困救助制度优化的基本取向。
透视＂穷二代＂现象的背后,贫富差距代际传承下＂连锁反应性＂的社会问题应引起警觉和反思：贫富差距代际传承的固化倾向明显;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下低收入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化;＂穷、富二代＂现象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分化,更是心理情绪的对抗;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增强民众的生活预期和信心刻不容缓;＂少子老龄化＂的负面效应要求适时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
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的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现代中国城市中产生了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的萌芽形式。这些社会团体积极从事政治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自治,使中国城市的社会活动空间、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近现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决定了与之相伴而生的市民社会仍然是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不可能成长为社会生活的自治力量。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是由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推进的,这必将使市民社会彰显其内在本质,成长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社会学研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期内,儿童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化研究范式、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及权利论研究范式。就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来看,虽然学科呼声较早,但后天发育不足。通过反思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还是国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都没有摆脱分支学科丛中的边缘地位;同时,对儿童社会学中国经验的反思,也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儿童社会学到了以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的姿态、实现自我解放和儿童解放的时候了。
探析了互联网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全面冲击。互联网通过改变信息传播的格局,进而改变了社会的架构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中事件和议题的发展轨迹,改变了群体性事件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从范围上和深度上扩大了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给相关政府部门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了挑战。
＂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都是客观存在,二者具有不同特征,不能混同。＂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层面;人民政权建立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解决了,但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还存在着。当前我国＂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深层障碍,是一些人的＂个人私利＂夹带在＂政府利益＂之中侵占＂公众利益＂。过滤和清除官员在利益问题上的体制性夹带,是当前＂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基本防线。
从世界范围来看,区域主义大概可以分为政府联邦主义和社会联邦主义等不同的类型,这就决定了区域治理不仅仅体现为维护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治理,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基于公民权利保护之上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经历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功能性大区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建和权利保护的增强。在新一轮的区域治理中,公民权利与社会本位将被逐步强化,公民本身也不再仅仅成为区域治理的对象,他们既是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区域治理的行为主体。
政治行政体制因素对一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创设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以美、英、法、加等国为例,从纵向上比较政治行政体制的变迁对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作用,并从横向上分析联邦制国家和中央集权国家采用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问题。
资源型跨国公司由于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在东道国引发了独特的社会责任问题,它们应当通过树立高尚的社会责任理念、成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部门、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途径更好地承担对东道国经济安全、员工权益、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
公共品一直都是政府财政资金的重要支出领域,公众有权了解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过程及其产生的成效,也非常需要对公共品的供给开展绩效评估活动。在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投入―过程―结果―影响＂这一模型对公共品供给进行研究,并结合各利益相关方的具体需求,从而形成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估的基本指标体系;同时,研究针对广州市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开展应用分析。
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和制约乡村文化发展的关键都与乡村公共空间和乡村公共生活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培育、拓展乡村公共空间与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入手。通过改造和创新利用乡村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培育和建构新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不断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内涵,激活农民的文化自觉,以最终实现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
＂文化同质化＂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隐时现、始终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20世纪的文化思潮可以从这个视角加以分析和理解,实质上是文化的自觉趋同与抵制同化的交替上升。当代中国学人对＂文化同质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但立场与方法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国力的重要表现,先进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本文通过模型化分析手段,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发展与国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及作用途径。本文研究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不同的文化形态对于人们的消费水平有重要的影响,当一种文化形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国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效用会得到提高,整体社会福利会相应增加。
以近10年获奖的82部国产动画片为样本,分析了动画片中蕴含的儿童观所存在的问题：虚幻大于真实,二元胜于多元,神力抗衡人力,社会要求重于儿童需求。提出动画片创作应更多地关注儿童现实生活、塑造反映多元人性形象、着眼于儿童主体意识的培养、尊重儿童发展的需求,从而更好地适应儿童身心发展需要和文化发展需求。
20世纪发现戏曲文物在发现阶段、呈现形态、地域分布、历史跨度、保存现状的前景堪忧诸方面都表现出独特鲜明的特性,为中国戏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材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对传承和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形成了深远的影响。深入了解和准确认识20世纪发现戏曲文物的内容、价值、特质以及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所发挥的作用,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实证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活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体现,同时也是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趋势使然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活化要通过强化问题意识、实现话语转换并在此基础上转变大众认知模式,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大众的头脑,指导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
马克思以生产力为主线、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现在还处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实现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历史过渡,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好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从以生产关系为主线、以阶级斗争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解放出来。
全球意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视野和视角,即世界性的眼光,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中对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作出理论和实践的回应,印证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科学普世性,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气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意识经历了摸索、转折、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不同时期的内涵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都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的主题。
乡村政治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张力,其根源在于乡镇体制的缺陷、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和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成熟。过度的乡村政治张力削弱了中央农村政策的效力,扭曲了乡村各主体的行为,诱发了威胁农村稳定和阻碍农村发展的隐患。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改革乡镇行政体制、农村经济体制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入手,调适乡村政治过度的张力。
行政学研究的非本土化与非规范化这一＂双重困境＂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的共识性认识。但既有反思性研究普遍缺乏对行政学研究的历史意识考量,这正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认同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历史意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化解社会科学身份危机的学理资源。对于新近引入的公共行政学而言,更应该注重历史意识的重要作用。强调时间上＂共时思考＂、地域上＂地方知识＂、方向上公共关怀、旨趣上批判意识和态度上价值承诺的历史意识,应该成为重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政治整合是发展中多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政治整合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国内各种政治资源进行调配,以达到政治一体化的目的。对于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来讲,政治整合的目标主要是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领土完整、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效权威等。政治整合的对象是与多民族国家政权直接相关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政治整合的基础是国家对特定政治资源的占有。
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文化,对科技、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中国在科技与经济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与经济文化作用发挥不当密切相关。与中国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形成体现时代特征的经济文化,是推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国内外典型区域发展模式对于我国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结合定西市发展特点选取国内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胶东模式,国外的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作为区域发展模式的典型,分析区域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探讨西部地区应该如何借鉴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
低碳经济成为金融危机后带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基于低碳经济时代发展绿色物流的必要性,分析低碳经济发展中绿色物流与环境的结构关系,建立农产品绿色物流信息系统,提出低碳经济的绿色物流模式下西部农产品发展的主要对策措施,实现西部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是我国现阶段反贫困战略实施的重大举措,以工代赈作为扶贫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农村扶贫政策,为缓解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甘肃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区之一,自1984年实施以工代赈政策以来,在贫困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基本农田、河道堤防、小流域治理、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工程,为改善甘肃省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进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通过分析以工代赈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今后进一步搞好以工代赈的对策。
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是关键。然而在我国,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本文以西安农村地区为例,运用抽样调查方法分析农村地区资金流失的渠道,测算农村地区资金流失的规模,解释资金流失的趋势、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保障新农村建设资金供给的措施。
甘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典型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素质相对较低,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该文首先深入分析了甘肃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并通过成因的剖析,提出了全面振兴农村教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对策措施。
在住宅供给缺乏弹性的情况下,房价的波动主要因素来自于需求变化。本文将住宅价格和房租联系起来,利用资产定价模型分析住宅价格中包含的基础价值和泡沫因素,并以兰州市住宅市场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基于租金的现值贴现模型仅能部分地解释兰州市房价的上涨,而投机性泡沫则对解释房价的上涨起到了主要作用,这将有助于理解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非理性增长现象。
当今学术道德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文试图通过对恩格斯科学道德观的哲学基础的解析及其科学道德观与杜林的唯心主义道德观的区分,为如何看待学术道德、如何处理学术道德失范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以期获得对科学的、自然的人性观的回复,使学术最终回归学术。
[美学](张玉能)
[哲学](叶闯)
(王兴隆 杨建毅)
[历史](程中原)
(李敏昌 张穗成 吴淑娴)
(杜斗城 李艳)
[陇上学人](王玉祥)
[学术访谈](邵宁宁[1] 钱理群[2])
[文学](石柏胜[1,2])
(康建强[1,2])
[法学](唐力)
(石富覃 包国宪)
(田兴洪[1] 吴占英[2])
(李倩[1] 尹飞[2])
[社会](黄顺康 夏俊毅)
(李乐为 王丽华)
(王晓东[1,2])
(胡全柱[1] 葛蓓蓓[2])
[管理](赵科天)
(李金龙 李朝辉)
(姚远 焦静茹)
[文化](马永强)
(郭志仪 马丹丹)
(窦开虎 李占鹏)
[政治](刘维兰[1,2] 吴远[1])
(曾雅丽[1] 武玉坤[2])
(丁志刚 徐占元)
[经济](李建民[1] 封延会[2])
(王明寿 李祥飞 张再生)
(王静[1,2])
(李富有 金娟)
(陈鑫 尹海员 刘开瑞)
[其他](张云德[1] 周亚平[1] 秦丽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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