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特供”
大饥荒年代，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 &&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 &&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
& &&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
& &&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 &&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 &&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 &&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 &&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 &&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的报告中规定：
& && &&&1、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1斤，大豆3斤。
& && &&&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手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手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资讯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笔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 && &&&2、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2斤，鸡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纸烟2条。
& && &&&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手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手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资讯界九级至四级编辑、笔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 && &&&3、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4斤，鸡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级烟2条。
& && &&&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手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手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资讯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
& && &&&实行本办法后，中央日发字927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5斤。
& && &&&1961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5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 &&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 &&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4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
& &&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相关人士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手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
& && &&&这123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34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49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32%。
& &&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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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文章提交者：yzc2加帖在史海钩沉 各省、市、区党委： 赵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 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 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 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二月二十二日的毛泽东从“二线”跳回“一线”，向全国下发反瞒产文件以后的5天，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 5日紧接着又发布了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 《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杀气腾腾的关于“反瞒产”的“毛泽东讲话”全文。 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反瞒产抢粮食运动切实全面地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又一次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重复强调指出斗争的对象：“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泽东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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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起因：关于饿死3755万民众的责任，悼念刘少奇同志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补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噘来之食？”　　　　 更搞笑的是，毛贼还打肿脸充胖子，这三年是中国大规模援外时期，同时也是粮食大规模出口的时期，1959年出口的粮食415.75万吨，1960年出口了272.04万吨。本来，1958年和1959年，因中国大跃进，财政紧张，已削减了外援的幅度。但中苏决裂后，中国随即扩大了外援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就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了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偿债的规模。居然有能力对外援助，当然拒绝国际社会的援助了，否则逻辑上就讲不通。自己国家饿死几千万人，还拿粮食去“支援”别人，还有大量的粮食出口，世界上绝对没有第二个政府干这种恶心的、荒唐的事情，多么恶心的、荒唐的领袖！2005年，中央政治局两次下令对1959年到1962年大饥荒档案解密，已证实那三年因饥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民众的总数为3755.8万人。 当大饥荒降临中国时，只有刘少奇同志以非凡的勇气说出了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如三自一包等等。现在看来，饿死3755万民众当然是属于十分的人祸。但是，我们只能历史地看问题。当年在党内， 刘少奇同志敢于作出“三七开”的判断，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刘少奇：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 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 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 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 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 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 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 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 “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 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 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 刘少奇同志的以上讲话很明显是善意地批评毛泽东的“九个指头”论，同时又对他进行保护。从而为自己 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埋下了祸根。 ------------------------------------------------------------------------------ 请看《郑州会议》文件。 《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毛泽东讲话”—— 1、“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识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已经提出要打击怀疑人民公社的所谓“敌对分子”。朋友应该知道，5、60年代的“分子”，就是阶级敌人！ 2、“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只要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都知道，这是在号召反“瞒产私分”！ 3、“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事实如何呢？请大家去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 4、“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 这不是全国反瞒产运动的号召又是什么？全国各地于是用民兵力量来“批评”了！ 5、“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将反瞒产运动进一步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哪个地方官员敢不照办！？这个《郑州会议》文件说明： 直接导致中国农民四千万人饿死的“反瞒产运动”是毛泽东以讲话和文件的形式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不存在什么“二线”以把脏水泼给刘少奇的问题。令人发指的以反对本位主义为名而实为打击敌对分子的“反瞒产运动”于是在全国展开；先是开“三级干部会”，搞逼、供、信；然后成立“反瞒产运动”的民兵打人队，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家家过关”，捆绑吊打，伤人以至死人事件层出不穷。直到把农民最后一粒粮食搜走，连种子也不留下。又不准农民“盲流”，民兵守路口。农民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了。 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 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反瞒产运动”饿死四千万民众！ 民间俗语有云:“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科学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就这样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当大饥荒降临中国的1961年，毛泽东要求1961年“继续大跃进”使1961年成为“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只有刘少奇同志以非凡的勇气说出了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三自一包等等。可以称之外“力挽狂澜”。他犯颜批评毛泽东的 大跃进反瞒产的九个指头论，反对嫁祸于天——“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同时痛切地呼吁“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要求急刹车：“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言行，给灾难深重的民族减少了些损失，否则，任由毛泽东“继续大跃进”下去，恐怕饿死的就不是4000万，而是8000万了！我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如果我们历史地看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刘少奇主席的历史性贡献！简而言之，有了刘少奇主席的努力，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的饿殍数量就被做了减法；反之，如果没有刘少奇主席的努力，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的饿殍数量就要做加法。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性贡献，亦即 “力挽狂澜”。 ---- 1960年毛氏人祸大饥荒民谣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个红太阳，中国人民饿得慌。　　　端起碗，照相馆，尿一泡，肚子扁。　　今反右，明反右， 反的社员吃人肉。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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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鸡公山公社召开假现场会，从国家仓库中运去一批粮食，搞了一个假粮食屯，上面是粮，下面是草，只准远看，不准动手。参观的人问附近的群众“好不好”，群众说，“好是好，我们就是饿肚子。”当时鸡公山公社的食堂已经停火断炊，全社躺倒八百多人，死了二百六十五人。但路宪文说：“鸡公山公社是个千斤公社,不能动摇”;“搞不出粮食不收兵”。这样的假现场会各县都照样召开，仅固始县就开了一百九十五次，参加的干部有五万人次。 二、搞万人“反瞒产”大会。 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 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在会上以打、推、踢等方法，斗争了六十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四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六千代表，都是面黄饥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後继续开会“反瞒产”。会议结束後，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四十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五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一些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连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三、 推广罗山县依靠五类份子“反瞒产”的经验。 路宪文很赞赏这种做法，叫普遍推广，说：“这样搞，不仅可以搞出粮食，而且可以搞出枪枝子弹来。” 四、固始县还以轮训班的形式搞“反瞒产”，共轮训四次，三千多干部参加。 该县甚至在学校中也搞“反瞒产”斗争， 县高中就为此斗争师生二十余人，搜查没收学生粮票二千余斤。 五、.信阳地委还学习中央和省委的办法， 规定一日三报， 每次上报 生产为名，宣布“杀牛的一律法办”；原地委的几个书记和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炳，凡报来宰牛的都批准法办，他们走到哪里就批到哪里，就法办到哪里，有些坏份子就借此更加胡作非为。平与县向阳店公社有的干部罚宰杀牛的群众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杀牛的人用铁丝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还把杀牛的人脱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烂，然後把鲜血淋漓的牛皮贴在人身上，待干了以後，就揭牛皮，连人皮一起撕下来！牛肉则被这些杀人凶手没收，大吃大喝。 当群众走投无路，啃树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时候，路宪文说：“这是富裕中农搞的鬼花样，他们故意这样，挨家挨户搜查。”下面就逐家逐户地把小锅打烂，不让人家冒烟。 当群众向外逃荒的时候，路宪文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他们把外流的叫做“流窜犯”,各县都组织民兵把关、守路,打击所谓“流窜犯”。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 就下令把在店里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来， 全送进监狱、劳改农场。公社也有劳改队，立功队，潢川县[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放进监狱中，饿死了二百多人，却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粮拿出来向县委报喜，说是公安机关节约的粮食。 在这样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人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 姐姐吃妹妹， 潢川县有一个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 “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後，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就吃人二百多具尸体。但地委、县委又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快要饿死的群众。信阳县五里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弟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县公安局又以“破坏尸体”的罪名，把她关在监狱里饿死了。 在这种毒刑打杀和断绝粮食之下，广大群众成批死亡，全村毁灭，全家毁灭，死在哪里臭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大人是薄土一层，小孩就抛在荒山里。光山、潢川、固始县的许多水塘里都有死尸。但地委还继续搞“反瞒产”。他们把省委拨下来的救济粮发下去，一边发口粮，一边又“反瞒产”，今天发下去，明天收回来。潢川县党委第一书记梁德柱说，这是“以粮引粮”、“抛砖引玉”。该县城郊一个生产大队，把发给群众的口粮，分装在二百个坛坛罐罐里， 当做 “反瞒产”的成绩向公社报喜， 群众说：“这不是报喜， 这是报命！” 信阳地区人民除了死於“反瞒产”斗争之外，还大量死於各种工程建筑的劳动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县白果冲水库、 百里大堰、 东干渠的三大水利工程。 在三大工程中， 被扣饭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开除饭籍八百五十九人， “借东风罚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脚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施以毒刑捆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罚挑双挑子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六万人中，被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队去了二百多精壮劳动力，结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 当全区人民饥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时候，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出入都有五、六个卫士随从，每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一次摆了二十四个菜，到白雀公社三天， 顿顿吃鱼、吃肉、吃鸡蛋，夜餐吃饺子。 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固始县的杨守绩、 光山县的马龙山、 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三机是：收音机、照相机、电影机。马龙山还加上几个“大将”，即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公社干部也一样贪污腐化,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李思正要喝八种酒, 即：入党酒、升官酒、见面酒、陪客酒、慰劳酒、饯行酒、结婚酒、离婚酒。公社一般多是三种灶， 光山县槐店公社的书记灶， 顿顿有肉， 三干、 四稀；党委委员灶，一天三干；干事灶，二稀一干，大队一级干部，也是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光山县北向店公社冷大湾大队，十二个大队干部，用了四个女服务员，半年之间喝了三百二十三斤酒，吃了五千六百斤牛羊肉，克扣社员口粮八千斤，贪污四千七百八十五元。 其他地区大同小异 其他地区的问题也大同小异，只是不象信阳地区那么突出。比如：许昌地区十五个县市初步统计，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亡十一点四万多人，仅禹县就死亡二点一万多人，叶县一万多，漯河一点一万多，长葛九千五百，鲁山八千六百，郏县七千三百。南阳地区十二个县市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亡十三点七万多人，仅邓县就死四万多，唐河四点三万多，方城收成较好也死二万人。 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当群众断炊时，他提出“大反瞒产”，说，“垮掉一批干部也得完成任务”；“粮食问题，是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继续”。县、社、队都开斗争大会，少则五天五夜，多则八天八夜，一摊子开会打入、斗人，一摊子指挥民兵去逐家逐户搜查，什么东西都拿走。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也是把灾年作丰年，把低产报高产，加大征购任务。当完不成征购时，就在全县开展“证产运动”和“反偷盗运动”，到处搜查民房，这个县的无梁公社曹楼大队，就大搞半个月，组织专业队逐家搜查，挖地三尺，并规定群众不准走动，七天不得关门。搜查时见什么拿什么，群众说： “这是一扫光，除了一个碗、一双筷、一张床外，其余都是他们的了。” 邓县白牛公社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被打死、饿死四千一百多人，耕牛死九百六十八条，民房被扒二千一百多间，患浮肿病的三千八百多人。该县裴营公社共打死社员二千五百三十五人，非法斗争社员二千八百四十人，罚劳改一千六百四十二人，被打死、饿死、累死的社员六千五百零九人，全家死绝的五百八十一户，死绝仅剩老人的一百一十二户，死绝仅剩孤儿的二百四十七户，房屋损毁一点一万多间。 山东省一九六零年上半年统计，全省死亡五十八万九千零四十三人，官方认为其中非正常死亡只有二十七万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又统计，各种病人就有一百八十四万多人。该省寿光县干部违法乱纪极为严重, 对群众的刑法，除了绑、押、打、冻、罚、拔胡子、扭耳朵、不给饭吃外，还有坐老虎凳、拔筋骨等骇人听闻的酷刑。这个县一九六零年一月至十月，群众被迫自杀身死的六百八十八人。 这些还仅仅是被官方隐瞒了三十多年的悲剧的一部分。 毛泽东意志畅行无阻的後果 如果不考虑维护“伟大领袖”的“威信”而有意去掩盖历史真相，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性看法：是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明显减少，城乡人民营养严重不足，才普遍出现浮肿病；是高征购和“反瞒产”，夺走了农民最低限度的口粮，才导致饿殍遍野；是“大跃进”和种种“大办”，强迫人民进行超强度奴役性劳动， 才使一批批“劳动力”累病、累死； 是不留情的 “反瞒产”批斗和滥施各种法西斯暴行，数不清的无辜百姓才死於非命。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大丰收”、“连续大跃进”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等宣传甚嚣尘上之时；都发生在毛泽东意志畅行无阻，“左”倾路线大肆泛滥，“无产阶级革命派斗志昂扬”，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起码的人权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条件之下。 当年被饿死、累死、打死、折磨死的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们，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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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日《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赵玉书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份，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抬，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环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1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1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华龙，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像，借以取乐。公社副书记石玉萍，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发生人相食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 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 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 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 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 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汤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 8个县共发生 10起。安徽还有个饿死人有名的地方：亳县。另外涡阳、蒙城也是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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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25 发布在 城市论坛 & 猫眼看人 三年“困难时期”约三千七百七十五万人非正常死亡，已经不是什么十分秘密的事。但一般人都以“饿死人”来记述这一历史，却显然过於笼统，忽略了除饿死以外被打死、折磨死等等严重情况。而且，对於导致大批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也缺乏探讨，笔者以为，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仍然有把它搞清楚的必要。 中国长期以来对此事讳莫如深。即使所谓“敢於正视历史”的某些上层人士，最多也只是说一句“出现了大批人畜死亡的严重情况 ”，便没有了下文。对於大批死人的原因，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作批示，说是因为“坏人当权”，随後，.中央肯定：“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 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在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却没有真实交代“人祸”的具体内容；毛泽东说发生问题各级都有责任，也回避中Y和他自己究竟在哪些问题上负什么样的责任。 “反瞒产”，是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事实说明，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搞“反瞒产私分粮食”运动，并且依靠和纵容一批长期以来靠强迫命令甚至采用法西斯手段完成任务的干部，去搞 “反瞒产”，才是造成全国范围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出於政治需要，对“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深信不疑，并且把对此表示异议的人都叫做 “观潮派”、“算帐派”和 “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农村中叫喊粮食紧张就是假象，就一定要弄清真象并把粮食“挖”出来；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增加征购、减少销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报告说：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舆论的中心，雷南县一九五八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中共广东省委立即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毛泽东对此如获至宝，认为这个经验“极为重要”，亲自拟稿於二月二十二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作出的又一个灾难性的重大决定，其恶果远远超过“拔白旗”。与此相应，自上而下都抓紧布置从农村大量征购并调出粮食。在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十五个省已经出现春荒的情况下，一九五九年五月下旬，.中央仍饬令各省区：粮食调出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推迟。七月五日，毛泽东肯定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度全国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五十亿斤的高指标,并指示销售量要一减再减,要农民“恢复半年糠菜半年粮”。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推广对秋季农作物要“快收、快打、快购、快运”，按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指示推广广东实行猪、鸡、鸭、鹅和蛋品的派购办法，强令人民公社和社员“履行交售任务”。 各地接到中央的指示後，或按照执行，或有所发挥，不管农民如何叫苦，不管发生什么悲剧，都坚持“反瞒产”， 坚持高征购， 搜刮粮食，以至猪、鸡、鸭、鹅等等，一般农村，都开展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压制群众，打击 “重点批判对象”，以保证“超额完成公粮和购粮任务”。 毛泽东纵容干部整人 毛泽东历来主张“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由他确定的“左”倾路线和一系列相应农村政策，就主要是依靠一批只知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不择手段完成任务和从中谋求私利、却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干部带头贯彻落实的。毛泽东不仅坚决支持鼓励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地、县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而且多次表态要保护那些紧跟他的部署而习惯於蛮干胡来、肆意残害无辜的农村中下层干部。 早在一九五七年夏，毛泽东就以要靠农村干部收粮食为理由，不许对作风恶劣的人“搬石头”， 说只须批评一下，作个检讨就可以过关。 一九五八年秋，毛泽东收到群众来信， 反映安徽省灵壁县冯庙乡、 杨町乡、尹集乡因遭受风灾和谎报亩产等原因，已饿死不下五百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正陷入狂热的毛泽东，并不立即相信和重视这类问题，只要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去调查“是否属实”，“酌量处理”。同年十一月，.云南省委因农村发生严重死亡情况而写出检查报告，承认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说特别是经过“反右斗争”和“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少数坏份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省委对问题分析和处理，却仍然舍不得惩办和消除这批贯彻“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得力基层骨干。 接着，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众来信，又送到毛泽东的手中，反映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非常严重，许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干部反而被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要求上边派人进行调查处理。毛泽东明知农村问题不少，却偏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处理时不要使那些“犯了轻微错误的同志”“感到恐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对干部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要保护。就是对５％以内的违法乱纪的干部，也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大了，是不好的。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 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有意保护下来，并一再加以纵容的一批无恶不作的干部，在继续贯彻毛泽东“左”倾路线的 “反瞒产运动”、 “反右倾斗争”和 “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都大显身手，使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主要是农民－－死於非命，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全国典型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四月大搞“反瞒产”期间，信阳地区十六个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 初步查出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固始县原有人口九十三点五万多，劳动力三十八万多，到一九六零年春人口下降为八十点零六万多，劳动力下降为二十五点九万多，全县死亡的十多万人多是青壮年。 该县往流公社邓围子大队一千六百六十六人， 死亡九百七十人，占60％；七一公社上元大队谢老庄小队一百三十二人，死了一百二十人，剩下十二个人， 其中只有三个劳动力。 该县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来计算死亡比例，多者为90％，少者也有10％。 全县无人烟的村庄四百多个， 孤儿五千多个，房屋毁坏约50％以上。全县患浮肿病的三万多人；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妇女有一半以上子宫下垂和闭经。该县段集公社赵岗托儿所，三百九十个小孩死了七十八个，患浮肿病的九十三个；一个敬老院五十个老人，死了三十人，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到固始县公安局哭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为人民， 我父母都饿死了，你们为什么不管？” [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李克武正在打扑克，他叫人把这个小孩关了起来。 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左倾”路线和“反瞒产”方针，把一九五九年农业歉收硬说成是丰收年景。全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约四十亿斤，他们谎报为八十三亿斤，并按此数来加大征购任务和安排各项工作。光山县一九五九年秋粮实收一点八亿斤，却虚报为四点九亿斤，硬要征购一点五四亿斤。 当征购到一点二亿斤的时候， 群众就没有粮食了。路宪文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是：“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还认为：“社社有余粮，队队有余粮”；“粮食问题，是当前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对农民的斗争，比打日本鬼子还难，谁打不上去，就把谁拉下来。” 各县对此都有具体的发展，如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就说：“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我矛盾，因此要开展政治攻势；决心打好这一仗，只准前进，不准後退。”信阳地区的“反瞒产”运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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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69 楼 Hellun
23:21:36的原帖：支持政府解密大饥荒档案，如果是面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最好，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也应该解密。前些年，互联网上有透露已经向高级干部内部解密档案，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3755万人。但对全国人民来说，还是个迷，究竟有没有饿死人，有的话又饿死了多少，总要对人民有个交代。现在不论是地震，矿难，灾害，流行病，各种事故的死亡人数都向全世界公布，五十多年前的饥荒死亡人数也应向人民公布。几十年来，人民群众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批毛的网友说曾饿死了几千万人，广州日报曾登载过袁隆平的谈话，说三年饥荒时期饿死了四，五千万人。而崇毛的网友则说饿死几千万人，是阶级敌人污蔑，诋毁伟大领袖制造的“天大的谣言”。不同意见的网友争论不休，崇毛的人当然都想通过档案解密来澄清事实，回击“阶级敌人的谣言”和对伟大领袖的污蔑。批毛的网友也想弄清真相，是不是饿死这么多人既然人民群众都想得到真相，有关部门就应顺应民意，以结束人民群众的争论。如果档案解密，一公布，就明白了，人民群众就不会再有这样无谓的争吵， 有利于维稳走向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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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奉天靖难 帖是谁饿死了他们?——安徽省肥东县两个村子部分饿死名单我叫陈峰，生于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三家大队黄四冲。下面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情况的不完全统计。饿死人数57人。在1959年初，我的曾祖父曾祖母还有四人健在：奶奶的母亲，外公的母亲，和外婆的父母。过了1960年，他们就一个也不剩了。爷爷陈正举，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三家大队黄四冲。爷爷排行老四，兄弟五个，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爷爷的姐姐，嫁给安徽省肥东县费集公社大方岗的谢满仓，饿死。爷爷姐姐的独子谢道华饿死。爷爷的妹妹，嫁给安徽省肥东县草庙公社程道冲的程世发，饿死。爷爷妹妹的大儿子程永斗和二儿子程永升饿死。爷爷大儿子陈大有的童养媳，嫁到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四洲大队巫小店，饿死，剩下一个女儿。爷爷的儿媳妇李宗英，娘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陈圩大队沟涧李。李宗英娘家父母饿死。爷爷大哥陈正帮的女儿，嫁给安徽省肥东县费集公社大方岗一个姓谢的，饿死。过了1960年，陈正帮那家只剩孙子陈志全一人。爷爷二哥陈正奎的妻子余氏饿死。陈正奎的二儿子陈立元，小时候过继给安徽省肥东县草庙公社双庙大队双庙集的陈正贵。陈正贵和他的妻子饿死。领养的儿子陈立元也饿死。陈立元的妻子带着女儿改嫁。陈正奎大儿子陈立福死于脑溢血。大儿子死后，陈正奎伤心过度，一个月内死去。过了1960年，陈正奎那家还剩有领养的女儿陈立英。爷爷三哥陈正先的儿媳妇曹圣英，娘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三家大队三家户。曹圣英娘家五个哥哥，饿死四个，剩下那个哥哥在台湾。曹圣英的父亲和她的大嫂也饿死。爷爷五弟陈正庆的妻子王氏饿死。过了1960年，陈正庆那家只剩儿子陈大祥一人。陈大祥的妻子巫风群，娘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南张大队巫大郢。巫风群娘家父母和两个妹妹饿死。过了1960年，巫风群娘家只剩自己一人。奶奶陈怀安，娘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邢岗大队炮竹店。奶奶的母亲饿死。奶奶的二弟陈怀年和妻子及女儿一家三口全饿死。外公陈怀志，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白农大队大塘面。外公的姐姐嫁到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南张大队南苑户。外公的姐姐和两个儿子饿死。过了1960年，外公姐姐家一个人也不剩了。外公的妹妹嫁到安徽省肥东县八斗，饿死。外公的母亲说：“死了这么多人。我这么大年纪，浪费粮食干嘛。”于是不吃不喝，死了。外公的第二个妻子周德英，娘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白农集西面的枣树郢。周德英的母亲，大哥周德寿，二哥周德锦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和嫁到安徽省长丰罗集公社杨祠堂的姐姐，全部饿死。过了1960年，周德英的娘家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外婆张朝珍，娘家住安徽省肥东县杨店公社瓦户。瓦户位于杨店中学东一里。外婆的父亲排行老二，兄弟四个。兄弟四个都会制造将米和稻壳分开的农具。外婆的大伯和伯母生三个女儿，没生儿子，从外婆四叔家领养了一个儿子。外婆的大伯和伯母饿死。外婆大伯和伯母的三个女儿嫁到别的地方，其中一个嫁到安徽省肥东县草庙公社施户。三个女儿都饿死了。领养的儿子，也饿死了，妻子改嫁。外婆的父母生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外婆的父母饿死。外婆的二弟张朝发饿死。外婆的三叔和三婶生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外婆的三叔和三婶饿死。外婆的四叔和四婶生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外婆的大伯。外婆的四叔和四婶饿死。外婆四叔和四婶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到瓦户南面一里路的大丁户，一个嫁到附近的小丁户，都饿死了。外婆四叔和四婶剩下的那个儿子和他的妻子也都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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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大跃进期间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唐德刚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安徽合肥人 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毕业。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着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晚清七十年》等，另有包括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等多部作品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胡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底专着的。所以笔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计算机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作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发生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1958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1959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1972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民易子而食”的现代版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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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的反瞒产运动 　　　1958年底，云南全省因肿病死亡39，172人，发病38.8万多人。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同时，城市的蔬菜定量供应降低到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一时期1天只能吃到1、2两菜。广东一些地方也发现因饿浮肿和饿死人。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到了该年的“大春荒”：河南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湖北春天5百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2、3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去的实情，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但毛泽东认为农村并不真缺粮，而是农民瞒产私分、深藏密窖。他说：“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2月份广东省委一份报告说，雷南县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千万斤，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中共广东省委立即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毛对该报告极为重视，认为这个经验“极为重要”，亲自拟稿批转全国。随后决定由国家尽可能地把粮食管理和控制起来，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一政策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各地农民纷纷就粮食短缺告急，但中央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不仅造成了农民的严重不满，而且终于引致大饥荒的“卒然爆发”。 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信阳地区的“反瞒产”运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鸡公山公社召开假现场会，从国家仓库中运去一批粮食，搞了一个假粮食屯，上面是粮，下面是草，只准远看，不准动手。参观的人问附近的群众“好不好”，群众说，“好是好，我们就是饿肚子。”当时鸡公山公社的食堂已经停火断炊，全社躺倒八百多人，死了二百六十五人。但路宪文说：“鸡公山公社是个千斤公社,不能动摇”;“搞不出粮食不收兵”。这样的假现场会各县都照样召开，仅固始县就开了一百九十五次，参加的干部有五万人次。 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 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在会上以打、推、踢等方法，斗争了六十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四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六千代表，都是面黄饥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後继续开会“反瞒产”。会议结束後，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四十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五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一些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连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固始县还以轮训班的形式搞“反瞒产”，共轮训四次，三千多干部参加。 该县甚至在学校中也搞“反瞒产”斗争， 县高中就为此斗争师生二十余人，搜查没收学生粮票二千余斤。 信阳地委还学习中央和省委的办法， 规定一日三报， 每次上报 生产为名，宣布“杀牛的一律法办”；原地委的几个书记和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炳，凡报来宰牛的都批准法办，他们走到哪里就批到哪里，就法办到哪里，有些坏份子就借此更加胡作非为。平与县向阳店公社有的干部罚宰杀牛的群众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杀牛的人用铁丝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还把杀牛的人脱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烂，然後把鲜血淋漓的牛皮贴在人身上，待干了以後，就揭牛皮，连人皮一起撕下来！牛肉则被这些杀人凶手没收，大吃大喝。 当群众走投无路，啃树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时候，路宪文说：“这是富裕中农搞的鬼花样，他们故意这样，挨家挨户搜查。”下面就逐家逐户地把小锅打烂，不让人家冒烟。 当群众向外逃荒的时候，路宪文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他们把外流的叫做“流窜犯”,各县都组织民兵把关、守路,打击所谓“流窜犯”。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 就下令把在店里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来， 全送进监狱、劳改农场。公社也有劳改队，立功队，潢川县[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放进监狱中，饿死了二百多人，却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粮拿出来向县委报喜，说是公安机关节约的粮食。 在这样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人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 姐姐吃妹妹， 潢川县有一个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 “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後，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就吃人二百多具尸体。但地委、县委又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快要饿死的群众。信阳县五里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弟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县公安局又以“破坏尸体”的罪名，把她关在监狱里饿死了。 在这种毒刑打杀和断绝粮食之下，广大群众成批死亡，全村毁灭，全家毁灭，死在哪里臭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大人是薄土一层，小孩就抛在荒山里。光山、潢川、固始县的许多水塘里都有死尸。但地委还继续搞“反瞒产”。他们把省委拨下来的救济粮发下去，一边发口粮，一边又“反瞒产”，今天发下去，明天收回来。潢川县党委第一书记梁德柱说，这是“以粮引粮”、“抛砖引玉”。该县城郊一个生产大队，把发给群众的口粮，分装在二百个坛坛罐罐里， 当做 “反瞒产”的成绩向公社报喜， 群众说：“这不是报喜， 这是报命！” 信阳地区人民除了死于“反瞒产”斗争之外，还大量死于各种工程建筑的劳动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县白果冲水库、 百里大堰、 东干渠的三大水利工程。 在三大工程中，被扣饭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开除饭籍八百五十九人，“借东风罚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脚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罚挑双挑子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六万人中，被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队去了二百多精壮劳动力，结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当全区人民饥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时候，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出入都有五、六个卫士随从，每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一次摆了二十四个菜，到白雀公社三天， 顿顿吃鱼、吃肉、吃鸡蛋，夜餐吃饺子。 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 固始县的杨守绩、 光山县的马龙山、 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三机是：收音机、照相机、电影机。马龙山还加上几个“大将”，即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公社干部也一样贪污腐化,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李思正要喝八种酒, 即：入党酒、升官酒、见面酒、陪客酒、慰劳酒、饯行酒、结婚酒、离婚酒。公社一般多是三种灶， 光山县槐店公社的书记灶， 顿顿有肉， 三干、 四稀；党委委员灶，一天三干；干事灶，二稀一干，大队一级干部，也是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光山县北向店公社冷大湾大队，十二个大队干部，用了四个女服务员，半年之间喝了三百二十三斤酒，吃了五千六百斤牛羊肉，克扣社员口粮八千斤，贪污四千七百八十五元。 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当群众断炊时，他提出“大反瞒产”，说，“垮掉一批干部也得完成任务”；“粮食问题，是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继续”。县、社、队都开斗争大会，少则五天五夜，多则八天八夜，一摊子开会打入、斗人，一摊子指挥民兵去逐家逐户搜查，什么东西都拿走。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也是把灾年作丰年，把低产报高产，加大征购任务。当完不成征购时，就在全县开展“证产运动”和“反偷盗运动”，到处搜查民房，这个县的无梁公社曹楼大队，就大搞半个月，组织专业队逐家搜查，挖地三尺，并规定群众不准走动，七天不得关门。搜查时见什么拿什么，群众说： “这是一扫光，除了一个碗、一双筷、一张床外，其余都是他们的了。” 邓县白牛公社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被打死、饿死四千一百多人，耕牛死九百六十八条，民房被扒二千一百多间，患浮肿病的三千八百多人。该县裴营公社共打死社员二千五百三十五人，非法斗争社员二千八百四十人，罚劳改一千六百四十二人，被打死、饿死、累死的社员六千五百零九人，全家死绝的五百八十一户，死绝仅剩老人的一百一十二户，死绝仅剩孤儿的二百四十七户，房屋损毁一点一万多间。 山东省一九六零年上半年统计，全省死亡五十八万九千零四十三人，官方认为其中非正常死亡只有二十七万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又统计，各种病人就有一百八十四万多人。该省寿光县干部违法乱纪极为严重, 对群众的刑法，除了绑、押、打、冻、罚、拔胡子、扭耳朵、不给饭吃外，还有坐老虎凳、拔筋骨等骇人听闻的酷刑。这个县一九六零年一月至十月，群众被迫自杀身死的六百八十八人。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信阳事件”。 见《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第319页。 　　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14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第215页。 　　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0、28至29、71、94、96、111页等。 　　见太谷县档案：3－1－58，第4、8、10、11、12、14、24、28、34、40、50、57、60、127、134、135、136页。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2至54页，毛批示说：农村大队小队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9页。 　　见《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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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42 楼 半尘飞扬
21:21:50的原帖：母亲1960年的回忆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回忆起1960年,八十岁的老母亲仍然泪流满面,1960年春天,我母亲把我奶我姥二人接到蚌埠,我父母二个人不到六十斤的口粮匀五个人吃。不久，我母亲就晕倒在讲台上，学校把她送到蚌埠附属医院，抽得血很快变成了水，医生吩咐准备后事，可输了点糖水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姥只好带了五斤粮票回自己的家阜阳临泉县长官北张寨村,从长官到张寨、祠堂全扒了,村寨子里的大树在大练钢铁时砍光了,每户的锅、刀、门环都收到练铁砸毁了,死了好多人，活着的面黄肌瘦，神思恍惚，村子里除了村支书、生产队长和几位干部外，每家都有饿死的，有的一家灭户，人死了也找不到人埋，因为活着的皮包骨头，根本就没力气埋。我姥回到家里，昏倒了……我姥爷已经饿死了好多天,一家一下子少了七口人, 除我姥爷外,大舅父家五口死了三口,二舅父家五口人,死了三口,我姥爷临饿死前说，家里要只保男不保女,结果凤云、彩云、春花、春玲他四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孙女一个不留全部饿死，还有他最疼爱的孙子明熙也饿死了，家里女人只有大舅妈一个人还活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和表兄背着我母亲偷偷看过大舅妈几次，她一个人住在老村寨一间快要倒的土坯房子里，年年月月靠养羊为生，其他老年人爱唠叨以前的往事，可她从来不提，问她也不说。我总感觉她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每次我和表兄给她点零用钱她坚决不要，她总爱说：“你给我钱我也不会花，哎！该死了咋就是死不了……”。几年前，80多岁的大舅妈在她哪间快要倒的土房子里孤零零死了，我手捂鼻子进去，看着她冰冷的尸体，土坯墙上到处是她用手抹的大便，床头下是恶臭气的尿窑罐……我看到哪间快要倒的土坯房子正墙上还挂着让她失去三个孩子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樤几上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旁放两个香炉……后来，我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说了我一通：“死了好啊！死了好啊！死了她就心静了，这个女人太狠毒，自己一辈子都无法原凉自己，所以后来她天天对着毛主席像吃斋念佛，想洗刷自己一生的罪孽……60年时，你大舅有个八岁的儿子，个子高，长得特英俊，不过，就是能吃,每天吃过饭不是到大路上就是对着和他同岁同庄好友——村支书的儿子喊:”杨阳：我饿！杨阳：我饿！杨阳：我饿！……”村里人说，明熙这个孩子，长的太排场，有心眼，是童子，养不活，吃饱了也是死。狠心的大舅妈于是天天用绳子栓着自己的儿子明熙，后来给活活饿死了，死后大舅妈为了多得一个人的口粮，把儿子的尸体放到自己的床下达十天之久，后来尸体发臭，夜里她偷偷把自己的儿子给扔进寨北头的浪死岗, 浪死岗里面有成堆死去的孩子，她把自己孩子的饭自己吃了，自己三个孩子凤云、彩云和明熙先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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